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

八神 · 发表于: 2019-10-18 10:56:58

源自：《四川文物》2019 年第 1 期 : 赵殿增

　　一绪论
　　通过几十年来的发掘和研究，人们对于广汉三星堆的诸多方面如时代、遗迹、遗物，己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但对于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奇特文物的性质、作用、来源、去向、原因、结果等，还有不少费解之处。
　　目前对它的来源性质等问题，大体有本土文化说、夏商殖民说、外域侵入说三种意见。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已经做过一些论述。
　　本文准备从中华文明进程的视角，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正面阐述一下三星堆文明的主要特征、变迁过程、原因结果，力求从“本土文化说”的角度，对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做出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特点，或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神（包括神圣的信仰、神奇的艺术、神秘的历史）。神权国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特别是在进入了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可能还停留在神权统治的古国时代。
　　因此我们认为，三星堆神权古国特殊而又滞后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关键所在。
　　二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认识
　　19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不但有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而且有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创新，使中华文明进程的研究工作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中苏秉琦提出来的中华文明进程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理论，和“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进程”的论述等，就是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代表。
　　苏秉琦认为，“国史的核心是一立体交叉，多次重复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五千年前出现了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不迟于四、五千年前都进入了古国时代”，“早期古国在4000年前发展为方国”，“在2000年前汇入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展的 ‘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中国”的概念，也相应地经历了由“万邦林立”时期出现的“共识的中国”，到夏、商、周三代追求的“理想的中国”，再到秦汉帝国形成的“现实的中国”这样一个“三部曲”。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相互团揉的历史过程，所以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形成了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的强大中国。这种论述，己为众多考古发现不断证实，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经典概括。
　　苏秉琦还特别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平衡性，但最终都走的是大体相同的道路。他以最后一个“清帝国”的快速形成过程为例作了说明，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不论其社会发展有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但大多经历过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
　　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等都赞成中华文明进程的“三部曲”之说，并做出了各自的论述，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观点。
　　其中李伯谦提出：古国阶段的国家，可分为“崇尚王权”与“崇尚神权”的两大类。“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红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存在着大型祭坛，表明这时的社会充满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良渚文化……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崇尚神权的宗教观，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仰韶古国走的是崇尚军权、王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崇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重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了。”而夏商周时期中原等地兴盛起来的各个“方国”，都是依靠军权、王权和宗族传承建立起来的“崇尚王权”的国家，在国家机器和社会文化建设上不断取得进步，直到秦汉以后统一中华帝国的形成。“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对于三星堆文化，李伯谦也曾说：“我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三星堆遗址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上述理论，我认为古代的蜀国走过的也是一条大体相同的道路，经历过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最后汇入秦汉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但由于它在自己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享有良好的自然条件，较长时期处于相对闭塞而又自在的状态，特别是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文化仍停留在以“神权”治国的“古国”阶段，具有“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些“古国阶段的特征”，并利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制造出独具特色的大量神器，从而创造了精彩奇异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可能是“神权古国”这种文明发展形式最后和最高的辉煌。这个神权国家独特而又滞后的社会文明形态，可能就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关键。
　　三“三星堆神权古国”的主要特征
　　三星堆文明是由复杂多样的文化因素造成的，其中本土特有的文化传统、信仰观念和社会结构，则是神权古国的主体和根基。我们首先从几组三星堆特有器物的特征，来观察三星堆古国的文化核心和主体观念。
　　（一）眼睛崇拜──古蜀人创造的主神与祖神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宽 1.36米的“青铜纵目大面具”，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可能是古代蜀人“眼睛崇拜”的标志物。同出的还有 “ 勾云纹突目面具” 2 件、“人面具” 23件、“眼睛形铜饰”109 件，可分为菱形、三角形、圆泡形等多种，分别代表眼睛的一部分。“眼睛”的形象，还出现在立人像的法衣、人头像的冠饰、兽首的头部等突出的位置。这些“纵目面具”“眼睛形饰件”的群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压迫感的宗教氛围，表明三星堆先民具有一种极其普遍而神圣的“眼睛崇拜”观念，在世界各地有“眼睛崇拜”的古代文化中，不仅数量和个体特别突出，而且形象与技法独具特色，成为三星堆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三星堆这种“眼睛崇拜”观念，可能是源自于古蜀人对其创始者“ 蚕丛” 的“祖先崇拜”。《华阳国志》云“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纵目”是文献中留下的蜀祖“蚕丛” 形象首要和唯一的特征。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眼睛崇拜”的标志物，就是对蜀祖“蚕丛”进行 “祖先崇拜”的具象化，是我们研究古蜀先民原始宗教信仰观念和历史进程最为具体生动的实物标本。
　　古代蜀人这种“眼睛崇拜”的标志物，还为我们研究“蜀”字的本义与起源，揭开甲骨文中“蜀”字的秘密，提供了新的线索。对“蜀”字的意义曾有多种解释，尚无定论。它最早出现于殷墟甲骨文中，有 20多种写法，最初是一个大眼睛下接一条身躯，有可能是商朝的卜人，用蜀人表示“眼睛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眼睛形器”，加上一个支撑的长身，创造出了“蜀”字的字型；而“蜀”字的字义，就是指以“眼睛形象”为标志物的这一人群。因此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提出一种新的诠释：“ 甲骨文中的‘蜀’字，起源于对蜀人主神──始祖神‘纵目人’蚕丛的客观描绘和形象记录。”此后古代蜀国虽然经过有几代蜀王的变迁，但对始祖却有着共同的认同和传承，各代蜀王都认为自己是蜀祖蚕丛的传人，“蜀”字也就成为特指这个族群的专用称谓。
　　（二）“巫祭集团”──三星堆古国的实际统治者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件 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是 3000年前世界罕见的大型青铜雕像。立人像头戴华冠，身穿法衣，笔直挺立，赤脚站在由四个象头支撑的云纹方座上，象头支座下面还有一个方形高台。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个“大巫师”，从它个体巨大、全身铜铸、立于高台等情况看，可能就是一个“群巫之长”，两只环形大手举在胸前，高举法器（己失），正在指挥着重大的祭祀仪式。在“神权古国”时代，这种“群巫之长”，也就是“国王”。
　　祭祀坑中同出的还有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青铜人头像”57件，头像的颈部均呈倒三角形，原来可能曾装置在木质或泥质的身躯之上。“青铜人头像”的头饰冠带和发型多种多样，但面容则大多相同，除了脸颊削疲，颧骨突出之外，最突出的特征是都有一对呈三角橄榄形的立眼，威严神圣。有些人想通过面容去寻找这些人的来源和族属，但未能如愿。我们认为，这些人像不完全是写实的作品，而是被变异夸张了的结果，因为这些“青铜人头像”，都是能通神通天的“巫师”，具有半人半神的灵性，所以他们才被做出一双与大多数“面具”相似的眼睛，即与“神”相同的立眼，表示只有他们才具有与“神” 相通的能力。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头像是戴着面具作法的巫师，所以才有与“青铜面具”相似的大眼睛，或许有一定道理。祭祀坑中同出的一组小型人像，也都具有一对立眼，通过跪在神树座上、支撑在神坛中部、顶尊跪于云团之上等形式，在参与相应的祭祀活动。这个由“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小型人像共同构成的庞大而有序的“巫祭集团”，正是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实际统治者。
　　也有的学者试图从“青铜人头像”的是否“编发”，将他们分为“世俗集团”和“僧侣集团”。这可能与尚处于“神权支配一切”阶段的三星堆神权古国情况不符，也不能合理地解释“青铜人头像”复杂的式样与组合关系。祭祀坑出土的“平顶冠独辫式人头像”共计47件，约占全部人头像（57 件）的82.5％，若他们是“世
　　俗集团”，早应该是主要统治者了。其他 10 件占 17.5％的“青铜人头像”，不仅大小不一，而且冠带和发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再构成一个强大统一而又与“世俗集团”对立的“僧侣集团”。如果独辫的“世俗集团”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他们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头像也一起打坏烧毁埋掉。从两个祭祀坑的埋藏情况看，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隆重燎祭瘗埋仪式后的结果，不会是动乱中的仓促所为。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人像，都属于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巫祭集团”。“青铜人头像”头饰冠带和发型姿态的复杂差异，以及众多小型人像在祭祀活动中位置姿态的差别，是说明在这个“巫祭集团”中，既有不同等级和功能的区分，也还有不同地域和族群差别。当时可能有众多地区和民族的人们前来参加，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圣的三星堆祭祀中心（详后），数量最多的“平顶冠独辫式人头像”，可能代表的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的主体人群。其中有几个身份更为特殊的高贵者，还在面部装上了黄金的面具。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 143 厘米的“金杖”，是用黄金做成包在法杖或权杖上的一段金皮，上面刻有四组用箭相连的鱼、鸟纹，和两个戴冠的人头像，大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代表着古蜀国的“鱼凫王”，它是“群巫之长”和 “国王”双重身份的标志物，也表明三星堆繁荣时期这个神权古国的统治者，可能就是以“鱼凫王”为首的联盟集团。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蚕丛氏蜀王的继承者和传人，用“眼睛崇拜”的方式创造出蜀人的主神与祖神，并以“巫祭集团” 的形式，统治着繁荣的三星堆神权古国。
　　（三）万物有灵──三星堆人的宽宏世界观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高 4米多的“青铜神树”，可能是青铜时代最高大的单体青铜器之一，它表现出的丰富文化内涵，充分反映了三星堆先民的信仰观念，并与众多神器祭器一起，为我们展示了三星堆时期以“万物有灵观”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面貌。
　　这棵“青铜神树”首先被当作“生命之树”，代表着生长、繁衍、传承等意义，成为三星堆人的“社树”；它又通过“青铜神鸟”和圆涡纹，表达出“太阳崇拜”信仰，具有“扶桑”、“若木”等太阳居所的含义；通过巨龙攀援，表示它也是可以上天下地的“天梯”，可能还是居于天地中心，能供人神交往的“建木”。加之它高大突出，装饰华丽，本身就成为一座“祭坛”，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上被置于中心崇拜物的地位。
　　三星堆人还创造出“太阳形器”、树木、灵鸟、怪兽和神坛、祭祀图中的山川、器物、自然现象，来表达他们“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观念。特别是在一件“青铜神坛”之上，还表明他们对“天、地、人”三界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他们出于对大自然赐予的感恩，也出于对自然界破坏的畏惧，认为世间万物都和人一样是有灵魂的，是可以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甚至是可以相互变换和交往的。他们制造出神树、太阳形器等大量神器祭器，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重和崇拜，通过隆重的祭祀仪式来与天地万物进行沟通，以求和谐地共同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之上，说明在优厚的自然环境和虔诚的信仰观念下，三星堆人已经通过“自然崇拜”的方式，形成了一种自成一体又宽宏仁厚的世界观。
　　（四）祭祀为大──三星堆时期的特有祭祀形态
　　三星堆古国是依靠经常进行神圣的祭祀活动，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以祭祀中心为特征的神权国家的。三星堆不但出土了大量表现祭祀内涵的神像、人像和祭祀用具，而且发现了“青铜神坛”、“祭祀图玉璋” 和众多“祭祀坑”等能综合反映古国具体祭祀形态的遗物和遗迹，为我们探讨三星堆时期的祭祀场所、祭祀方式、祭祀结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虽然未完全修复，顶部尚有残缺，但仍能反映出一系列重要祭祀场景和信仰观念。它以两只怪兽代表地下，以圆盘上四个作法的巫师立像代表人间，以巫师头顶的四座神山上的方形 “神殿”代表天上和神界。“神殿”正面和四角饰有“人首鸟身像”和“神鸟”，可能是三星堆人所崇拜的“图腾”。它表明三星堆时期已经有了对“天、地、人”三界的观念，也表现出“神殿”这一祭祀场所在整个祭祀活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神殿”不仅位置高贵突出，而且在它四周有 20 个双手平举的跪拜人像，正在此进行虔诚的祭祀仪式。
　　近年来在三星堆西北部最高点的“青关山” 高地上，发掘出一座上千平方米的“青关山一号大房子”，从它的大小、结构、方向、形态等特征来看，很可能就是一座具有“神殿”之类性质的特殊建筑物。“青关山一号大房子”长 65、宽 16米，足以放得下一二号祭祀坑中的器物；废弃时间与一二号祭祀坑相当，很可能在最后的燎祭以前，这些神像祭器是摆放在这座“大房子”之中的。大房子两侧墙体厚重加固，可以支撑住高大的屋顶；房子两端开大门，房内有一条中轴通道，呈北偏西 45°左右的方向直指西北的岷山，也与 2座祭祀坑的方向一致，可能是代表着祭祀目标的方向；通道两侧和有三排小柱洞，可能是搭建摆放神像祭器的平台，人们可以在通道上，对众神和祖先首领进行经常性的祭祀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很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用来摆放供奉神像祭器和进行日常祭祀活动的“神殿”、“神庙”之类的神圣宗教场所，并与 2 座大型祭祀坑同时被毁坏废弃。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件玉璋，上面刻有四组的祭祀图像，线条精确熟练，动作完全一样，说明是有计划有规律地表达出一种的常见的祭祀活动场面和信仰理念，是一幅幅完整而典型的三星堆“祭祀图”。每组画面的中央，都有一道云纹条带，将画面分为“天上”和“地上”两个部分。“天上”并列有两座 “神山”，神山之上，站立着三个衣着华丽的人像，可能是天神或祖神，正在天上接受崇拜和祭祀。“云气”之下，可能是代表“地上”或“人间”，画面的上部，也刻有三个盛装的人像，可能是正跪在小“山”上进行祭祀活动的巫师或祭司。下层的跪拜人像与天上的站立人像，采用的是相同的手势和眼神，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是可以通过手式和眼神互通信息，实现“人神相通”，以达到祭祀的目的。在“地上”跪拜的人像之下，有两座小山，山的两侧各插一个牙璋，两山之间横放一只象牙。这些礼器和祭品的出现，说明下层的山丘不是被祭祀的对象，而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我们认为下层的两座小“山”，可能是供巫师在上面进行祭祀活动的“高台”式祭坛。而“三星堆土堆”本身，或许也是这种可供祭祀使用的“高台”，虽然它是用筑城的方法建造的。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与“三星堆土堆”方向一致，距离相近，瘗埋之前曾举行的盛大的“燎祭”，或许就是站在三星堆之上指挥进行的。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作为“群巫之长”和 “国王”的“青铜立人像”，就是站在一个高高的 “祭台”之上，主持指挥祭祀活动的。在三星堆的东西城墙之上，发现有用土坯垒砌的台基；在月亮湾城墙的西侧，曾发现有许多祭祀坑，说明这些城墙，也都可能曾是被当作观象与祭祀使用的高台地。
　　三星堆经常进行不同形态的祭祀活动，最后大多以“祭祀坑”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为我们研究三星堆信仰习俗和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不但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性质已得到普遍认同，而且三星堆遗址还有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祭祀坑，大体可以分为“大型长方形祭祀坑”（出土器物数百上千件）、“中型长方形祭祀坑”（出土器物数件数十件）、“红烧土祭祀坑”（曾出玉石礼器等）、“不规则浅坑”（出土陶器石器，以及玉器金器）、“ 圆形小坑”（出土陶器石块）等类型，时代从三星堆遗址的一期末到第四期都有，以第三期最多最大。祭祀坑内的器物，都是用于祭神的神像、礼器和祭品；祭祀坑的建造和瘗埋方式，具有特定的宗教内容含义；这些祭祀坑本身，又是特定宗教活动的最终结果，说明三星堆是一个以祭祀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神权国家，这里曾是一个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
　　（五）以形传“神”──古蜀人的超凡艺术才华
　　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物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和传说故事留存下来。除了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分析探索之外，人们主要是通过青铜人像、面具等造型艺术品，来认识这个神奇的文化。用人像动植物等造型艺术品来表达神圣的宗教观念和信仰习俗，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又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三星堆青铜人像群，被称为是“真正具有独立雕塑意义的人的形象作品”。它具有“神”与“奇”并重的特点，采用了娴熟多样的艺术手法，蕴含着神秘深邃的文化内涵。它以高大而众多的神像怪兽灵物组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群体气势和震撼效果，把原始宗教的信仰观念，形象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成为神权国家影响力和统治力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和世界古代文明中，三星堆造型艺术不但形象独特、体量高大、数量众多，而且它的主要思想观念和社会历史情况，都是用形象生动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因而成为中外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上述这些特征，代表了三星堆文化的主体，决定着三星堆文明的性质。它只能是在三星堆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长期蕴育而成的，是古蜀先民悠久的信仰与习俗的集中体现，也是三星堆文明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历史面貌的具体反映。这些特征不可能是己经有了军权王权和礼制社会的夏商移民，完全抛弃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倒退到神权社会，另外造出一整套的特殊的信仰与神灵出来；也不可能是由个别的外界侵入者，可以在短期内凭空整体创造出来的。
　　四“三星堆神权古国”的文化变迁
　　那么三星堆文化许多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文物和技术又是怎么来的呢？下面我们就以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为基础，从文化信仰和经济交流两方面作些分析研究。
　　（一）文化序列──三星堆研究的基础与框架几十年来三星堆遗址等地考古发掘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基本建立起了古蜀各个阶段密切相接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堆积分为四期，已分别定名为三个考古学文化：距今 4800～4000年前，以“宽沿平底罐（尊）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大体共存的还有距今 4500～3700年前成都平原西南部的“宝墩文化”）；距今4000～3600年前的第二期和距今 3600～3200年前的第三期，是以“小平底罐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距今 3200～2600年前以“尖底罐（杯）器物群”为特征的第四期，已按首先发现的典型遗址，定名为“十二桥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金沙遗址。向后延伸，连接到距今 26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之前以“圜底罐（釜）器物群”为特征的“晚期巴蜀文化”（延续到西汉中期），共同构成了 2000 多年古蜀考古学文化连续发展的完整序列。
　　目前学术界己基本认同“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十二桥文化”的主人是“杜宇氏蜀王”，“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是“开明氏蜀王”，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逐步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1987年我们首次提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概念，1995年 “宝墩文化”发现后，我们曾认为两者可以合为一体，并认为它们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有关，“具体地说，‘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很有可能就是蜀国开创者‘蚕丛氏’ 或‘柏灌氏’时期的文化遗存”。最近我们研究发现，“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虽然有密切的交融和相似性，但在地域、年代、特征上，却保持了明显的差异和独立性。“三星堆一期文化”及其前身“桂圆桥文化”，最早是在距今 5100～4800年前后来自于西部山区，以粟作为主，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北部；“宝墩文化”可能是在距今 4500年左右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带来了稻作文化，分布于成都平原西南部。特别是“宝墩文化”带来了成熟的城墙建筑技术，不仅 8 个城址都己有了数十万平米的规整城墙，而且在宝墩遗址建造了有内外两重城墙、面积达 270万平米的大型中心城址。“三星堆一期文化”时期，虽然三星堆遗址在马牧河-鸭子河畔逐步建成了 300多万平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比宝墩古城年代更早，面积更大，建筑更密集，文物更丰富，但却一直未修筑城墙。上述情况说明，它们是两个有所交叉又相互独立、可以适当加以区分的文化类型，可能分属于两个各有统治中心的古代族群。因此我们提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的主人可能是“蚕丛氏蜀王”，“宝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柏灌氏蜀王”的新观点；而以“鱼凫氏蜀王”为主人的“三星堆文化”，则是在三星堆遗址上由“三星堆一期文化” 直接发展而来的，他们把“纵目人”蚕丛奉为祖神和主神，并在距今 4000～3700年左右把宝墩文化逐步纳入其中，开始修筑城墙，在距今 3600～3200年间达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这个发展序列，相互含接，有所交叉，逐渐变化，并无缺环，表明它们可能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古蜀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是蜀族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可能是在综合各发掘单位关于主要遗址年代分期意见的基础上，对古蜀文明发展做出的较为合理的历史溯源。
　　再向前追溯，这支文化最初主要可能是来自西部山区。成都平原由于水泽密布等原因，新石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晚。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一支带有西北彩陶文化特征的人群，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入到川西平原，在什邡创立了“桂圆桥文化”，以粟作为主；距今 4800年左右，再前进到条件更好的三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 4500年前后，又有一支会筑城的人群，可能是从长江中游来到成都平原西南部，与当地居民一起，创造了以宝墩为中心的史前古城址群，并带来了稻作文化。距今4000年以后，“三星堆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直接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逐渐建立起一个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并逐步把宝墩文化的各个史前古城纳入其中，主要去从事与祭祀有关的活动与劳作，最后形成距今3600～3200年间“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上独大独尊、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就是我们通过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得出的对“三星堆文化”来源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认识。
　　关于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蜀文明进程，目前可以概括为：
　　“桂圆桥文化”（距今 5100～46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初入平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 48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蚕丛；
　　“宝墩文化”（距今 4500～37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柏灌；
　　“ 三星堆文化”（距今 4000～3200年，夏商）──鱼凫；
　　“ 十二桥文化”（距今 3200～2600年，商周）──杜宇；
　　“晚期巴蜀文化”（距今 2600～公元前 316年，春秋战国）—开明；
　　“巴蜀文化余存”（公元前 316～公元前 100年，秦国汉初）—秦汉。
　　这些文化的年代常有交叉或重叠，说明它们之间，在不同的地区曾过有过共存或过渡时期，后者是逐步取代了前者的，这或许是古蜀文化的一个特征，在“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 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应把两个祭祀坑的埋藏时间（距今 3200年左右）作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分界，因为这是古蜀历史上一次重大文化和历史事件的标志。
　　它既是古蜀国中心从三星堆转到金沙的标志，也是三星堆文化正式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的标志；既是鱼凫氏蜀国被杜宇氏蜀国取代的标志，也是古蜀文明从“神权古国”开始向“王权方国”转变的标志。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十二桥文化”因素应如何称呼，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信仰神权──多地文明汇聚三星堆
　　在距今 4000～3200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 阶段，三星堆遗址逐渐出现了一些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它们以礼器、祭器居多，从四面八方渐次传入，在进入三星堆古国时，似乎曾经过了有意识的选择，有些在外地已经是“以玉载礼”的玉礼器，或作战使用的铜兵器，到这里却被改变了形式和用法，又退化成了“以玉事神” 的祭器。三星堆古国这个由原始宗教信仰支撑起来的神权国家，社会中充满了宗教狂热，形成一个神圣的宗教祭祀中心。这些情况说明，三星堆神权古国祭祀中心逐步增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和吸收众多外来文化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表明这个神权国家的信仰观念既是自身的产物，又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里先做一下简要的说明。
　　首先要说的是良渚文化。在距今 4000年前左右的三星堆仁胜墓地祭祀坑中，就发现了玉锥形器、玉泡形器等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祭祀坑中也有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器；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的标准器“十节玉琮”，射部线刻人像头戴“菱形眼饰”，很可能是在三星堆时期刻上去的作法于天地之间的巫师；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跪坐人像”，可以与“虎形器座”组合成“骑虎铜人像”，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神微“骑虎神人像”的变异，前来三星堆参加了祭祀活动。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曾对三星堆神权古国有过强烈的影响。
　　在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形象上，可以看到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头像”的影子；而三星堆 “青铜立人像”的形态和作用，也可能从凌家滩文化“玉雕立人像”乃至红山文化“玉雕立人像”上寻找到最初的渊源。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三星堆古国与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一组早期神权古国，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从而促进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形成。
　　距今约 4000年前石峁文化出土的大型“双叉刃玉璋”，与三星堆的“双叉刃玉璋”形状、大小、数量都很相似，可能是其主要的来源。同时齐家文化出土的“玉璧”“玉环”“玉斧”“玉琮”等，也与三星堆的同类器物相仿，可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说明三星堆的玉器有多方面的来源。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外来玉石器青铜礼器中，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当然还是二里头文化、商代文化的器物，证明夏商时期它们与三星堆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些在内地已经是开始作为“以玉载礼”用的玉礼器，到三星堆后则又被强化了其“以玉事神”的作用，主要被用于祭神的法器，或握在跪坐人像（巫师）的手中，或插在土丘（祭台）的两边。在一件精心制作的“玉边璋”上，还仔细地刻上四组典型的“祭祀图”，说明这些玉器都被改造成为神权古国使用的神器。例如“玉璋”引入之后，被当成了沟通天地人神的最主要工具，在祭祀活动中，具有了最方便最重要的人神媒介的特殊功能。加之附近有良好的玉矿（如彭州龙溪玉矿，相距约百里），得以大量制作，仿制，甚至创造出“ 鱼形璋 ”、“鸟形璋”等蜀人特有的造型。它们被赋予了 “神”力，被经常使用，并多次大量瘗埋于祭祀场所和祭祀坑中，成了祭神通神的最主要中介物，因而在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玉璋的数量、种类、作用、影响力都大大超过了来源地，玉璋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至于是在中原地区作为主要兵器的“铜戈”，传到三星堆后，也被做成了完全不能实用的“齿刃形铜戈”，献祭给神灵。
　　上述情况说明，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主要是用于祭神的祭器和神像，大多是被神权古国的祭祀活动吸收或吸引而来神器礼器。正是因为三星堆古国作为一个神圣而灵验的祭祀中心，受到远近各地族群的敬仰和想往，纷纷前来参与祭祀活动，通过多地文化相互汇聚，共同创造了神奇的三星堆文明。
　　（三）早期丝路──海纳百川，共创繁荣
　　以神灵祭祀为先导，三星堆还加强了与各地早期文明之间的经济技术文化来往交流。三星堆文化密集地分布在三星堆遗址附近，在三星堆遗址中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说明它可能曾是一个高度集中又基本不设防的开放式的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吸引了远近众多的人群前来参加，从而由对“神灵”的追崇与敬重，发展到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各种新器物、新技术和新文化。在 2017年成都举办的“丝路之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认为成都曾是南、北、陆地、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这种作用可能在 3000年前的三星堆古国时期就已经形成，成为三星堆文化多元文化的重要来源，可以称之为“早期丝绸之路”。
　　蜀地是中国最早的丝绸产地之一，蚕丛和螺祖就被认为是蚕丝的早期发明者。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华丽的法衣，可能就是丝绸制成品，成都蜀锦厂曾用古法复制了立人像的法衣。丝绸当时就己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物品，曾经出现在 3000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之上，而埃及西亚的金面具、权杖等，也影响到三星堆古蜀文明。但这些金器不是直接传送过来的，而是前来的人们带来了当地的观念和技术，被蜀人所接受，在三星堆制作出来的。他们在金杖上还刻画出鱼、鸟等蜀国的“图腾”，成为了国王的权杖和法杖。金面具也被做成薄片，装在特殊身份巫师的面部，它们是否还具有埃及法老金面具那种“死者灵魂的居所”和“供亡灵再生的躯壳”的双重作用，也值得研究。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经研究是自于南海等地。众多象牙除本地所产外，也可能有些来自东南亚地区。而南亚等地盛行的神树造型和天地人三界、阴阳门升天等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三星堆，促进了青铜神树、神坛的形象和“天门”等观念的产生。
　　与三星堆交往的各种文化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以二里头和殷商文化的影响最大最多。这一方面说明中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也证明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详后）。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神器和观念是自身体制的表现。他们对夏商文化与人员既大量引进和吸收，又有所选择和改造。三星堆古国崇拜的主要神像和法器，都与夏商有较大的不同。而二里头文化传入的主要神像“兽面纹铜牌饰”，可能只在本族的人群中得以遗传，并慢慢退化为只有某种象征意义。在商代青铜器中，三星堆古国主要选择了铜尊和铜罍为主要礼器，有时还把它们顶在头上作为敬献给神灵的祭器。夏商的玉礼器，被三星堆人大量引入和仿制，被拿在手中或播在山上去祭神，还在玉璋上刻画出标准的祭祀场面图像。三星堆文化中也出现了陶盉等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日用陶器，表明是有二里头文化的人群进入。但它们在“小平底罐器物群” 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并不占主导地位，也不具有“鸟头形器把”那么突出的文化特征，只能说明二里头文化是曾经加入到“三星堆文化”之中的众多外来人群之一。“三星堆文化”之中的西亚、南亚等外来文化因素，同样也只是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结果。
　　“三星堆文化”正是在这种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交融中，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正如苏秉琦所说：“中国历史……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如此，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早期丝绸之路”，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
　　（四）盛极而衰──三星堆消失之迷
　　三星堆古国为什么消失？大量神器祭器为什么被打碎焚烧，埋藏到了祭祀坑中了呢？这里可能有一个过度崇拜和过度消耗的问题，即三星堆古国后期违背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最终受到了自然与社会的惩罚。
　　三星堆神权古国为突显奇异的观念而营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己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冲突。这种不注意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宗教狂热信仰观念维持的神权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发展动荡和新思想新事物的冲击。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古国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而在成都等地通过“教民务家”等措施新崛起的十二桥文化集团，正伺机取而代之。大约在距今约3200年左右，三星堆的人们认为是自己的这些宝器已经“失灵”，于是通过一两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广场，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和祖先，举行了最大和最后的祭典，然后打坏焚烧了全部神器和祭器，把它们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送回到了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神殿等建筑也同时被毁。随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迁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开始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时期。
　　（五）国体演变──从神权古国到王权方国
　　“杜宇氏蜀国”改变了单纯依靠宗教神权的手段，重点使用实力和武力扩大地盘。他们在汉中、宝鸡前线地区率先创造了“巴蜀式铜兵器”，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可能还从这里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杜宇王不再是一味地去祭神，而是积极“教民务农”，发展生产，壮大实力，因而“十二桥文化”时期遗址区的分布范围，比 “三星堆文化”有了大幅度的扩展。有些文献记载，杜宇氏蜀王还曾明确划定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和边界，说明“杜宇氏蜀国”已经发展成了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成为用强权和军权进行统治的王权“方国”。
　　杜宇氏蜀王仍然继承了祭祀中心的传统，也有新的创造，他们在羊子山建造了大型祭台，在金沙遗址南部进行了长期的祭祀活动，不过其体量、规模和作用都在减弱。从地点和祭祀形态来看，这一时期较多的可能是在祭水，具有一定的 “厌胜”作用。但“杜宇氏蜀国”最终还是为水患所累，被带领民众治水成功的“鳖灵氏”所取代，在距今 2600年前左右进入了“开明氏蜀国”时期，直至公元前 316年被秦国所灭。
　　五文明标本—神权古国发展的完整面貌
　　我们说三星堆文化是本土文化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只是说它不是外来的文明，不是中原某个文明的分支，但绝不是说它不是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相反，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它是“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之一，为我们研究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课题。这里我们再从古蜀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三星堆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的价值等方面简要做些分析。
　　（一）汇入中华──古蜀与华夏文明的交融。首先谈谈古蜀文化的上源。川西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较晚，大约在距今 5000年前之后，才从西北山区和长江中游等处逐步进入。川西北山区带有西北彩陶特征的营盘山文化，可能是来源于被认为可能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的 “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在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入到川西平原时慢慢发生了变化，先创立了“桂圆桥文化”，再前进三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而距今 4500年前后从长江中游进来的一支会筑城的人群，则与同样是中华民族重要起源地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古文化有直接的关系。而作为三星堆神像渊源的红山、良渚、石家河文化等，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它们都是在相似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形态大环境下，出现在“万邦林立”时期“共识的中国”的组成部分。
　　进入青铜时代的夏、商、周三代，各地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的“理想的中国”，在交流中又不断产生碰撞融合，逐步形成更多的文化认同。三星堆古国虽然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比较滞后的社会形态之下，继续保持了神权国家的面貌，但它仍以特有的方式，与中原及周围各地文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吸引并吸收了大量优秀文化因素和新材料新技术，促进了本身的繁荣发展。商代甲骨文根据其主神的“纵目”形象，开始将三星堆古国记录为“蜀”。
　　到了“杜宇氏蜀国”时代，古蜀国吸取了三星堆的教训，在与商周的频繁交往中学习，创造兵器，建立军队，发展生产，划定边界，逐步赶上时代的步伐，发展成用强权和军权进行统治的王权国家，还参加了伐纣灭商的战争，成了为 “理想的中国”而奋斗的“方国”之一。进入“开明氏蜀国”时期，与秦楚等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独特礼仪制度的军事强国。直至在公元前 316年蜀国被秦国所灭，并在汉武帝前后最终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成为多元一统的“现实的中国”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古蜀文明汇入中华文明的大体过程。
　　（二）地位贡献──古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天府之国在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首先，秦国以高超的战略思考，从灭蜀开始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证明了蜀国作为中华民族兴起与发展中具有战略重地和后勤基地的历史地位；汉高祖也是从蜀地汉中出发，再次统一了天下；蜀汉刘备诸葛亮据此成就了三国鼎立之业；直至近代的抗日战争，四川仍然是全国战略大后方。这些当然得益于四川优越的地理形势和资源条件，也与古蜀文明的开辟之功有密切的关系，更表明它是中华文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天府之国”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如此。秦国蜀守李冰带领蜀人修建都江堰，使川西平原成为 “时无荒年，不知饥谨”的“天府之国”。这个成果也是在古蜀先民长期治水斗争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在三星堆、宝墩城址时期选址修建时，就己考虑到了与河流水系的关系，尽量顺势而为；十二桥文化曾与水患展开长期斗争，并令“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患”，形成了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格局，为修建都江堰打下了基础。鳖灵氏也因治水成功取代了杜宇氏，开创了“开明氏蜀国”。
　　古蜀文明可能曾长期处于全开放的神权古国状态，以包容的心态和积极的努力加强与四面八方交流，使众多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器物与因素出现在三星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创造出大量独具特色的神像祭器，也把丝绸等产品输送到各地，形成了“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研究好这些历史情况，对我们弘扬“丝路文化” 传统，努力开创新时代的“一带一路”，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古代蜀人通过对天地万物的仔细观察思考，认识了众多自然现象及其变化情况。他们以的信仰崇拜的形式把日月星晨、动物植物、山川云层等，用青铜玉石器等塑造出来，祭祀膜拜，以便与它和谐相处。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虽然是幼稚和迷信的，但也增强了古蜀人对自然万物的了解，开始形成了天地人三界的观念，人神相通、天人合一的意识，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信仰核心，具有原始的道家思想因素，进而促进了道教在四川和中国的产生，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蜀文明在造型艺术的创新与塑造上，更是取得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三星堆古国时期铸造出上百件大小不等的人像人面具和数十件动植物，神奇怪异，又生动逼真，在世界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和还用用复杂的组合方法铸造多层次的青铜神坛，表达了对天地人三者的认识和对神灵的崇拜方式，用成熟的线刻枝法绘制了四组典型的祭祀场面，具有反复强化绘画主题的主观意识和客观效果。它们在圆雕、线刻、大型雕像、组合作品、主题表述等高超的技艺手段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艺术宝库。
　　古蜀文明还在神话传说、宗教观念、民风民俗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特有的成就，对后世社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三）研究价值──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
　　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历史进程情况下逐步形成的。它处于东亚大陆东部的扇形阶地带，同属于东南季风区，又被黄河长江等大河所贯连，是个典型的农业生态区。大约在距今 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各地逐渐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距今 5000年左右呈现出“万邦林立”时期“共识的中国”的局面。经过反复的交融与团揉，在距今 4000年左右逐步走向以夏商周为核心的“方国争雄”的“理想的中国”时期，距今 2000年左右的秦汉时期最后进入“多源一统”的“现实的中国”。这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古蜀文明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既有它与各地相一致的普遍性，又有其独具特色的特殊性。三星堆等地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星堆是神权国家”，这是许多观众和学者从不同角度观察研究后得出的共同结论。这种以神权进行统治的国家，与“古国阶段”“崇尚神权”的早期国家是什么关系？它是不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有阶段？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文化仍能停留在以“神权”治国的 “古国”阶段，是哪些地理历史和社会人文条件所促成的？这是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认识三星堆古蜀文明特征和价值的重要问题。
　　其次，从神像特征等情况看，三星堆古国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神权古国的思想影响。这些因素是何时从何处以何种方式传播和影响到三星堆的，在古国阶段，除了王权国家之外，这些神权古国是否也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和交往，还有哪些文化中存在这种情况？也是个需要仔细探寻的问题。
　　三星堆神权古国曾以开放的形式，通过“早期丝绸之路”，吸引和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创造了空前的繁荣，其具体情况和时间途径是什么？哪些器物和技术是从哪里引入或传出的？说丝绸是三星堆古国与外界交流的主要物品，除了历史传说和古埃及等个别丝绸发现之外，还有哪些实物证据？都是需要认真探求的问题，我们期待有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出现。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秦灭巴蜀之前，蜀地似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外力入侵；几代蜀王的交替，似乎也是平稳进行的，因而他们也就有了共同的习俗和祖先认同。如前所述，“三星堆一期文化”的主人“蚕丛氏蜀王”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直接过渡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鱼凫氏蜀王”的；“宝墩文化”各城址的主人，有可能是被“鱼凫氏蜀王”逐步纳入其中，主要去从事与祭祀有关的活动与劳作；而三星堆的人们，最后是认为自己的宝器已经“失灵”，在举行了最后的祭祀仪式之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迁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开始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 “杜宇氏蜀王”时期的；“杜宇氏蜀王”则是被治水成功的“鳖灵氏”乘势取代，开创了最后的“开明氏蜀国”。这种情况出现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是什么？三星堆是神权古国及其文化传统在青铜时代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和具体情况又是什么？同样值得仔细研究。
　　至于三星堆古国的社会面貌和文明形态，从文化发展到遗迹分布，从社会结构到各种器物的性质作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正是这些特殊的研究价值，使得三星堆文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
　　六结语
　　总之，以三星堆文化代表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之一，从原始部落发展到神权古国，再逐步过渡到王权方国，最后融入到秦汉帝国之中，是一个具有 2000多年连续发展完整历程的独特的典型标本，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华文明发展史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正如李学勤所说“没有对巴蜀文比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神秘之处，需要进行深入地探索和解析，这正是三星堆最能吸引人的魅力所在，也是它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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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