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易学源流考

八神 · 发表于: 2019-11-5 11:56:53

源自：《周易研究》

⊙作者：舒大刚李冬梅

　　自程伊川“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①一语传出后，古今学人对巴蜀易学便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或游历巴山蜀水，深入山岩水涘，希望一睹研《易》者之仙风道貌；或征文考献，穷尽金匮石室，力图明白巴蜀学人的易学业绩。由于史缺有间，文献不足，至今还缺乏对巴蜀易学的整体考察，也未出版一部内容全面的《巴蜀易学通史》②。对于巴蜀易学的成就及其文献，亦没有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人们在传述和理解伊川先生当年这一命题时，仍然有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感觉，甚至对巴蜀易学史语焉不详、欲说还休。本文希望利用近来从事《儒藏》和《巴蜀全书》编纂调查所得资料，讨论一下巴蜀易学的流传及特色问题，以供人们在解读伊川语及讨论易学史时参考。

一：滥觞与集成汉唐时期的巴蜀易学
　　自孔子传《易》商瞿，商瞿五传至田何，而遇秦焚儒书，《易》以卜筮之书不焚，故传者不绝。汉初，田何传《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诸人“皆各撰《易传》数篇”（《汉书·儒林传》）。王同传《易》于杨何，杨何于元光元年（前134）征为中大夫，武帝立“五经博士”，易学博士即杨何，史称“《易》杨”，司马迁父亲太史谈曾“问《易》于杨何”（《史记·太史公自叙》），即此人也。丁宽著《易传》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又称《小章句》。宽传《易》于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之学在宣帝时立为博士，又各撰《章句》2篇。同时又有京氏，自称出于孟氏，亦立为博士，有《孟氏京房》11篇、《灾异孟氏京房》66篇等书。以上皆今文易学。当时民间又有费氏、高氏，未立于学官，独以《十翼》解说上下经，为古文易学（并见《汉志》）。此西汉易学之大略也。
　　从易学渊源上考察，蜀中易学传授实与中原同步。商瞿是否生于瞿上，为今四川双流人（杨升庵说），乃在疑似之间，姑且无论。仅从两汉时期算起，巴蜀易学已大有传人，并且初有文献。目前有文献可考的巴蜀第一位《易》师，是汉初的胡安。陈寿《益部耆旧传》佚文载：汉初，胡安居临邛白鹤山传《易》，司马相如尝从之问学。③据《史记》《汉书》，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在文帝时已经知名，他从胡安受《易》，可能在文帝末年（前157）以前。汉初传《易》的始师田何，至惠帝时尚存，《高士传》谓“惠帝亲幸其庐以受业”，则胡安之在世当与田何同其时。也就是说，田何在中原传《易》时，胡安亦在蜀中传《易》矣，二人时代即或稍有前后，亦相距不远。如此看来，司马相如的时代应与中央第一个易学博士杨何大致相当。相如在他的作品《上林赋》中，有“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云云，说明他是熟读五经，当然也是关注“易道”的。
　　稍晚的蜀易传人则有赵宾，曾为孟喜师，见于《汉书》。《儒林传》称：“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授）孟喜，喜为名（称扬）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承认），以此不见信（伸）。……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时人颇有说赵宾从孟喜受《易》者，然视《汉书》所谓“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喜不肯仞”、“喜改师法”诸语，实为赵宾曾以巴蜀的易学授于孟喜。既然赵宾曾经传术于孟喜，他生活的时代就应当与孟喜的老师丁宽同一时期，在景帝之朝。不过，赵宾除了留下以“荄兹”说《易》“箕子”外，已别无其他《易》说可考了。
　　宣元时，成都《易》家则有严君平（成都人）。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
　　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埶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可见其乃一位隐于卜筮的高人。他“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躭于《老》《庄》”（常璩《华阳国志》卷一〇上），又是汉代“三玄”兼治的第一人。郑樵《通志·艺文略》“五行”家之“易占”类著录《周易骨髓诀》1卷，注曰“严遵撰”；《宋史·艺文志》“筮龟类”有《严遵卦法》1卷。兹二书并不见于汉唐之间的文献著录，疑为后世依托，但颇得其易学特征。
　　君平的弟子有扬雄，成都郫县人。雄少从君平游学，深得大《易》秘奥，后乃仿《易经》而撰《太玄》，是“太玄学”的开创者。
　　从治《易》特征来看，西汉博士易学（亦即官方易学）有施、孟、梁丘、京氏，皆今文易学，皆数术之学；民间的费、高二氏古文易学，以《十翼》缘释经文，为义理之学，但亦不废卜筮。反观蜀中易学，诸家《易》都与道家神仙之术有关。先看蜀中第一《易》师胡安：《蜀中广记》卷一三引常璩说：“临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白鹤也。汉胡安尝于山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建白鹤台。”魏了翁《营造记》说：“临卭虞侯叔平以书抵靖，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鹤。……远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谏议读书之庵。’”胡安居洞授《易》，临台升仙，知其为修道成仙之人，所传易学必为道家仙学易矣。其次看赵宾：宾以术数“饰《易》文”，传孟喜，喜为之改师法，讲阴阳灾变，以传京房，遂有“孟京之学”，赵宾之《易》必为数术易。
　　严遵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而且卖卜成都市，以卜筮劝善，是其易学兼道家易、数术易二术。扬雄从严遵游学，当然是严学传人；而他所撰《太玄》，张行成说他“义取于《连山》”①。《连山》为夏易，传为禹所造，汉代兰台有藏，据说今西南少数民族（如羌族、彝族、水族）亦有传之者，是扬雄又传夏易《连山》。《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连山》在其中，是《连山》亦卜筮书。
　　清四库馆臣述易学变迁说：“《易》本卜筮之书”，“《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胡安、严遵易学，尚近于《左传》，得《易》之“本义”。赵宾之法，则远启孟、京，为禨祥易学鼻祖。
　　前人又分汉代易学为四派：“训诂举大义，周、服是也”；“阴阳灾变，孟、京是也”；“章句师法，施、孟、梁丘、京，博士之学是也”；“彖、象释经，费、高是也”②。放之蜀中易学，严遵《易》《老》兼治，颇近周、服；扬雄《太玄》仿古，则似费、高；赵宾数术，实启孟、京。
　　至于讲究“师法”“章句”的博士《易》，本为蜀人所不喜，亦为蜀人所不屑为，如李弘、扬雄皆厌弃“章句”。但是西汉蜀士之学于京师者比比，必有受其传者。如宣帝时郫人何武与成都人杨覆众等偕计前往京师，曾歌王褒《中和颂》于宣室，甚得宣帝嘉奖，“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汉书·何武传》）。何武所传者，无疑就是当时的博士易学，亦即“章句”之学，只是不知道当时所传为施氏《易》，抑梁丘《易》也?东汉太学仍置西京“十四博士”，易学亦守西京施、孟、梁丘、京氏之传，蜀人受学，共从于京师者，自然是“博士今文《易”》；其起于本家或本乡者，则蜀学之特色固在。据《后汉书》载，谯玄、谯瑛世代传
　　《易》，玄始于西汉哀、平之时，瑛为东汉章帝师傅，可见其易学乃其家业；但能为章帝之师，其学必与博士《易》相通，否则必被排摈。又《杨由传》说：“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段翳传》说：“段翳，字符章，广汉新都人。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华阳国志》又载郪（三台）人冯颢，少师成都杨班、张公超及东平人虞叔雅，“作
　　《易章句》及《刺奢说》，修黄老，恬然终日”（常璩《华阳国志》卷一〇中）。杨由、段喜习《易》而尚占，特别是明于风角，是乃赵宾传统；冯颢则通《易》，兼崇黄老，则与严遵道家易为一路，皆为蜀中本有易学之固有特色。
　　至于《后汉书》之载任安受《孟氏易》，折象通《京氏易》，景鸾治《施氏易》，作《易》说①；《华阳国志》又载成都人任熙通《京易》（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一），皆师法家法明晰，又纯然博士《易》矣。说明东汉巴蜀易学传授，仍然是本土传统与中原官学系统，方驾并驰，如日月之同辉。
　　东汉时，古文经学仍在民间传授，但经郑众、贾逵、马融、许慎等努力，已经取得很多成就，在学术上具有很大势力。郑玄囊括大典，兼治今古，遍注群经，已经开创了经学史上“郑学”时代。这些学术形势，对蜀中似乎没有太大影响，及至三国刘表立荆州学宫，表彰古学，经师司马徽、宋衷，文士王粲、王凯等，皆活跃于其间，颇与“郑学”立异。梓潼人尹默、李仁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知其不博”，二人“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名徽）、宋仲子（名衷）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三国志·蜀书》卷一二），古文经学才正式传入蜀中，古文《易》亦然。
　　李仁有子李譔，也是大学者，《三国志》说他“具传其业，又从（尹）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后为蜀汉太子师傅。李譔“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是蜀中第一批古文经学著作。史称譔书“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是比较纯粹的古文经学。又说他“与王氏（肃）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三国志·蜀书》卷一二）。因为王肃也师宋衷，他们都是荆州学派的传人，都以贾、马古文学来反对融合今古的“郑学”，自然“意归多同”了。
　　汉代巴蜀易学家多隐居，盖得“遯世无闷”之旨。他们研究《易经》主于应用、卜筮，不在著述，更不在自炫。宋人青阳梦炎说：“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炫，而人莫之知。书之藏于家者，又以国难而毁，良可嘅叹！”②所说虽然主要是南宋时的情况，但对于整个巴蜀历史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东汉时代，蜀《易》传授与博士《易》、古文《易》结合，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易学著作，史书也才有如前述景鸾之《易》说、冯颢之《易章句》、李譔之《古文易指归》③等文献的著录。
　　自是之后，巴蜀易学代有传人，易学文献也时有其书。不过，巴蜀易学的隐者特征和应用目的，却始终传而未改。西晋末年，青城天师道首领范长生撰《周易注》10卷，文句与王弼本颇有不同④；其书流行于南朝，由于其著作时不具真名，只署“蜀才”，“江南学士遂不知是何人”，王俭《四部目录》也不言其姓名，只题“王弼后人”。谢炅、夏侯该都号称“读数千卷书”，却怀疑是谯周所作。幸赖颜之推据陈寿《李蜀书》（一名《汉之书》）所载“姓范名长生，自称蜀才”，才将蜀才《周易注》的真实作者考证清楚（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崔鸿《十六国春秋》载：“城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遵养之志。（李）雄欲迎立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李雄称帝，长生乃为其丞相，尊曰“范贤”。史称“长生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⑤。其隐者身份和善筮特长，都与西汉严遵相同。
　　至于三国郪（三台）人王长文、北周蜀郡人卫元嵩，又远袭扬雄故智，依仿圣人以造经典。王长文系蜀汉犍为太守王颙之子，他仿《论语》作《无名子》12篇，又仿《周易》作《通玄经》4篇。其《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以卜筮，时人比之于《太玄》。卫元嵩“好言将来事”，“天和中（566～571），遂著诗预论周、隋废兴及皇家受命，并有征验”（《周书·艺术传》）。元嵩亦仿扬雄《太玄》之为，著《元苞》5卷，颇多奇字奥义，张行成谓其“取义于《归藏》”。蜀人仿经、善筮的特点，在王、卫二人身上仍然得到保留。蜀学的这一传统甚至还影响到外地入蜀的人士，如隋末河汾大儒王通，曾为蜀王侍读、蜀司户参军，后来也曾仿蜀儒故智，遍拟群经及《论语》，作有《续六经》及《中说》①。
　　蜀才《易》今已亡佚，不过其遗说在陆德明《释文》和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多有引录，清人张澍、马国翰、孙堂、张惠言、黄奭并有辑本。王长文书则佚而无存，幸而卫氏书还原书俱在，尚可考见其内容和特点。此外，阮孝绪《七录》著录“齐安参军费元珪著《周易》九卷”，《隋志》有转录；《经义考》引陆德明说是“蜀人”。人亡书佚，不可得而详。
　　隋唐时期，巴蜀易学著作颇有存者，佚文遗说多有可考。隋何妥（郫县人）通易学，官国子博士、祭酒，撰《周易讲疏》13卷（已佚，马国翰有辑本1卷），借易象以阐易理。袁天罡（成都人）撰《易镜元要》1卷，赵蕤（盐亭人）撰《注关子明易传》1卷，又以数术讲明易道。至于阴颢、阴弘道父子以及李鼎祚诸人，又发凡起例，汇辑汉魏诸家注解以成新著。
　　阴氏书久佚，据《崇文总目》载：“《周易新论疏》十卷，唐阴弘道撰。弘道仕为临涣令。世其父颢之学，杂采子夏、孟喜等一十八家之说，参订其长，合七十二篇，于《易》家有助云。”其书“《中兴》、井氏皆无之，岂轶于兵间邪”②?然而观其“杂采子夏、孟喜等一十八家之说”，则为集解性质的易学著作无疑。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则是现存最早的集解型《易》书。原书17卷，今存10卷。共录子夏、孟喜以迄何妥、孔颖达35家《易》说，“刊辅嗣之野文，辅康成之逸象”，于王弼玄学《易》外，保存汉《易》资料犹夥。《隋志》共著录汉魏南北朝《易》类文献69部；南北宋之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这一时期《易》书才有5部而已，其中关朗《易注》不载于《隋志》，《乾凿度》又是纬书，焦赣《易林》也属卜筮，《子夏传》或云“张弧伪人”。这样一来，《隋志》所录诸书，除王弼《注》之外，都已散佚了。所幸他们的遗说，得到李鼎祚《集解》的保存，诸家之学乃可考知一二，其保存文献的功劳是非常巨大的！蜀学的“杂采”与“共录”亦即包容之功，亦由此可见一斑。

二：异峰突起宋代的巴蜀易学
　　入宋，巴蜀易学著作陡增于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经部·易类”著汉唐巴蜀《易》著13部，著录宋代巴蜀《易》著却达63部③，宋代300年巴蜀易学成果，比汉唐之间1100余年总成果之合4倍还多！《四库全书》著录宋代易学著作55种，出于巴蜀者就达8部，约占1/7。当代学人又博征载籍，考得宋代巴蜀易学论著69家、92部，今存者有16部④。如果以此计算，更是汉唐时期的7倍有奇①。历观宋代巴蜀易学，有以下特点：
　　首先，蜀中治《易》者众，遍及各个阶层。《宋史·谯定传》：定“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南平，在今重庆南川地，宋时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是标准的土著民；而所传为严氏《易》，是标准的蜀学。
　　《宋史》又说：“初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颐与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篐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卭间，与语大有所得。”《宋史》又补充说：“郭曩氏及篾叟、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可见，宋代巴蜀《易》家，从成都篾翁、眉邛酱翁，到川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有其人，成份十分复杂，分布也十分广泛。
　　其次，巴蜀易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内涵丰富。《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尚辞即义理学，尚变即卦变学，尚象即象数学，尚占即卜筮之术。这四者，巴蜀《易》家皆有，而以宋代最为充分。苏轼《苏氏易传》“多切人事”，鲜于侁《周易圣断》专引圣人传文以解经，张浚《紫岩易传》“发挥义理，颇为醇正”，张栻《南轩易说》补续《程传》，皆“尚辞”之学。陈希亮《制器尚象论》，不满于韩康伯《十三象》“徒释名义，莫得尚象之制”，故著论专极象数原理；渝州人冯时行《易传》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学传于李舜臣；李舜臣《易本传》以为“易本于画，舍画则无以见易”，故其书“因画论心，中爻为用”，盖主于借卦位爻象以明义者，胡一桂谓其“优于明象者也”，是皆“尚象”之家。普州崇龛人陈抟（字图南，自称“西蜀崇龛人”。一说亳州真源人）撰《易龙图》，传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以极造化之原；张行成《周易通变》“取邵子十四图，敷演解释，以通其变”，“蔓引旁推，万事万物，一一归之于数”，是皆“尚变”之说。至于史通之撰《易筮》，青城山人之著《揲蓍法》，顾名思义，自当为“尚占”之书。近时学人归纳巴蜀易学派为：“宗古易的象数派”、“宗王弼、刘牧的义理派”、“宗易本言与蕴言的数理派”、“宗邵雍、程颐、朱熹的纯理学派”、“专尚图书学派”、“易卦互体派”等②，也颇有见地。
　　其三，巴蜀易学类多杂驳，兼容三教，涉及方外。陈抟《易龙图》，黄宗炎揭露说：“图南本黄冠师，此图不过仙家养生之所寓，故牵节候以配合，毫无义理”；苏轼《苏氏易传》，“杂以禅学”，朱熹撰《杂学辨》以是书居首。特别是陵州（今仁寿）人龙昌期，更具代表性：他“博贯诸经”③，“尝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老子》”，儒道兼治，无疑是一位博学的学者。文彦博早年见他，“藏器于身，不交世务，闭关却扫，开卷自得。著书数万言，穷经二十载，浮英华而沉道德，先周孔而后黄老。杨墨塞路，辞而辟之。名动士林，高视两蜀”④。其所注《易》，范仲淹称赞“深达微奥”，曾应邀赴福州讲《易》，深受欢迎，得十万钱酬金，范雍将书推荐于朝，“遂行于时”⑤。昌期亦曾累上公车，“久而不报”。因韩琦、文彦博等人推荐，得补国子四门助教、成都府学教授、秘书省校书郎，以殿中丞致仕。晚年“又注《礼论》、注
　　《政书》、《帝王心鉴》、《八卦图精义》、《入神绝笔书》、《河图照心宝鉴》、《春秋复道》、《三教圆通》、《天保正名》等论”⑥，总共“著书百余卷”（《宋史·胡则传》附），不为不夥。但史载“昌期该洽过人，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其说诡诞穿凿，至诋斥周公”，因此欧阳修斥其“异端害道，不当推奖”（《宋史·胡则传》），罢归而卒。特别是《三教圆通论》，主张儒、佛、道三教可以圆通互补，虽是当时三教相通潮流的反映①，也是其为学驳杂的表现。
　　其四，创造了“图书之学”，几乎为整个宋学派《易》家所宗，影响了宋以后中国易学史。陈抟《易龙图》首标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用黑白点子解释易卦起源，以为龙马所负之图，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范谔昌、刘牧、黄晞，直到南宋朱熹等人，皆传其业。晁说之述宋易传授说：“至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有庐江范谔昌者，亦尝受《易》于种征君。谔昌授彭城刘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陈纯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②南宋《中兴书目》引邵博语云：“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伯长，伯长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尧夫；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③朱熹说：“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④吴澄说：“《河图》《洛书》，邵所传原于穆，刘所传原于种，皆得自希夷者也。”⑤黄宗炎曰：“周茂叔之《太极图》，邵尧夫之《先后天图》，同出于陈图南。
　　……再三传而尧夫受之，指为‘性天窟宅’，千古不发之精蕴尽在此图。《本义》崇而奉焉，证是羲皇心传，置夫《大易》之首。”⑥如此等等，都说明宋以后之“图书学”俱是陈抟发其首端。
　　其五，好为“集成”。也许是蜀学的博大精神和巴蜀藏书丰富的原因，巴蜀人士治经多兼容并包，常常作集解、集成性质的著作。唐代有阴弘道、李鼎祚，宋代也有房审权、魏了翁。房审权，成都人。熙宁间，审权“谓自汉至今，专门学不啻千百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或推之于互体，或失之于虚无”，于是“于千百家内，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羽翼吾道者，仅百家，编为一集。仍以《正义》冠之端首，厘为百卷，目之曰《周易义海》。或诸家说有同异，理相疑惑者，复援父师之训、朋友之论，辄加评议，附之篇末”⑦。百家具体人选即“郑玄至王安石”，可见这是集义理派易学之大成，正好可与李鼎祚书互补。四库馆臣述易学转变曰：“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其实房氏此书摘取“专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已开胡、程之端。绍兴间江都人李衡即据此书作《周易义海撮要》（增苏轼、程颐、朱震三家）。魏了翁，蒲江人，有《周易要义》，盖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删节而成；又撰《周易集义》64卷，集“自周子（敦颐）、邵子（雍）、二程子（颢、颐）、横渠张子（载）、程门诸大儒，吕蓝田（大临）、谢上蔡（良佐）、杨龟山（时）、尹和靖（惇）、胡五峰（宏）、游广平（酢）、朱汉上（震）、刘屏山（子翚），至朱子（熹）、张宣公（栻）、吕成公（祖谦），凡十七家。内一家少李隆山（舜臣）子秀岩心传”。是其书所集皆濂、洛、关、闽之理学《易》，“他《易》不预”⑧。以《要义》以表汉学，以《集义》以表宋学，是汉宋兼宗之士。
　　其六，地方特色依然明显，自觉构建蜀《易》传承体系。陈师道引杨绘说：“庄遵以《易》传扬雄，雄传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绝传，至沛周郯。郯传乐安任奉古，奉古传广凯，凯传绘，所著《索蕴》，乃其学也。”⑨杨绘字元素，汉州绵竹人，《宋史》卷三二二有传。元祐三年（1088）卒，享年62。范祖禹为撰《墓志铭》，谓其“专治经术，工古文，尤长于《易》《春秋》”；皇祐五年（1053）进士第二人，终天章阁待制。著有《群经索蕴》30卷、《无为编》30卷，及文集数十卷①。《经义考》著录绘《易索蕴》，当在《群经索蕴》之中。又程迥《周易章句外编》载：“谯定字天授，涪州人。尝授《易》于羌夷中郭载，载告以‘见乃谓之象’与‘拟议以成变化’之义。郭本蜀人，其学传自严君平。”又谯定曾经从程颐学《易》，与杨绘同时，二人传严遵易学之说，必然有据。南宋蜀人李焘为郭元亨《太玄经疏》作跋说：“元亨自谓得师于蜀，而不著其师之名氏。蜀人盖多‘玄学’，疑严、扬所传，固自不绝，但潜伏退避，非遇其人，则鲜有显者耳。”②玄学如此，图书学也是这样。南宋有“二张”，张行成精于图书之学，张縯精于玄学，也是极有渊源的学问。
　　据说陈抟既传图学于邵雍等人，邵氏后人伯温等定居蜀中，图学便又回到巴蜀，当时有“河洛遗学在蜀汉间”的说法。朱熹的朋友蔡元定（字季通）入峡为官，朱熹特委托他在蜀中寻找易图，蔡氏居然找到了三图（河图、洛书、先天图），献给了朱子③，朱子将其著在《本义》、《启蒙》之首；据说他自己还秘藏了一图，只传其孙抗，蔡抗秘不示人，直到元末明初才得公开④，就是现在看到的“阴阳鱼太极图”。此说未必可信，但说“图学正宗”在蜀，则是可能的。

三：流衍与变迁元明清的巴蜀易学
　　元、明、清时期，蜀中易学比较沉寂，在数量上不是很多，嘉庆《四川通志》载元代四川易学著述12种、明代17种、清初18种；王晓波主编《清代蜀人著述总目》著录清代巴蜀易学著作48种，种数不及宋代。但是其中杰出者时有其人，现择要述于下：
　　元代资州人黄泽，著《易学滥觞》1卷，“其说《易》以明象为本，其明象则以《序卦》为本，其占法则以《左传》为主。大旨谓王弼之废象数，遁于玄虚；汉儒之用象数，亦失于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⑤。可见其书力图摆脱宋儒图书《易》、王弼玄学《易》、汉儒象数易而上之，将易学恢复到先秦《左传》与孔子的时代，实已开易学复古之序。
　　潼川（在今三台）人赵采又宗程朱，所著《周易程朱传义折衷》33卷，“节录程子《易传》、朱子《本义》之说，益以《语录》诸书列之于前；而各以己说附于后，所谓‘折衷’也”⑥。应当说，对朱熹《本义》进行附录申说并不始于赵采，如胡一桂就撰有《易本义附录纂疏》15卷，但其书只“以朱子《本义》为宗”，所取诸儒议论是“合于《本义》”者，“其去取别裁，惟以朱子为宗”。胡氏之书只是一个朱子的忠臣，而不是整个易学的公论。赵氏则不然，他“以为《易》中先儒旧说皆不可废”，只是邵雍、程颐和朱子对汉儒的互体、飞伏、纳甲之类“未及致思耳”。认为“今时学者之读《易》，当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说溯而上之”，因而先将程、朱两家《易》说列出，又“兼及于象数、变互”之说，用以“折衷”评断程朱，虽“以宋学为宗”，却也“尚存古义”，非仅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将易学从宋易复至两汉矣。
　　蜀人不唯不专主“宋学”（赵采），也不满足于突破“宋学”（黄泽），王申子还敢于批评“宋学”。他撰《大易缉说》10卷，先二卷以图解《易》，“以《河图》配先天卦，以《洛书》配后天卦，而于陈抟、邵子、程子、朱子之说，一概辨其有误”；三卷后解《易》，“仍以词、变、象、占，比、应、乘、承为说，绝不生义于图书。
　　其言转平正切实，多有发明”①。以图说《易》是宋学，申子敢于批评；以词变象占、比应乘承解《易》是汉学，申子则予以发挥。是其人也是超越宋学而力图恢复古法者。
　　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的熊过，富顺人，撰《周易象旨决录》7卷，义必考古，远溯汉学，颇能补时人蔡清《易经蒙引》“陈义而不及象”之缺，杨慎赞其书“引申触类”，“继绝表微”，“条分叶贯”，可谓“择精语详”②！
　　明清时期巴蜀易学的最高成就，是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来氏解《易》论《易》，在方法上有突破性的进展。来氏解《易》重视卦象，认为“《易》以象为主”，而深疾王弼之“扫象言《易》”和宋儒之“得意忘象”，认为“舍象不可言《易》”。其论《易》象说“圣人立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占中之象”。至纤至晰、至精至微。其中又以“错卦”、“综卦”、“中爻”、“爻变”四条最为重要。遂据《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语，纵横探讨六十四卦衍生互环原理：“错者，阴阳相对也。”即两卦之间阴阳爻的正反关系；“综”则“或上或下，颠之倒之”，亦即两别卦之间上卦下卦互相颠倒的关系。既以“错综”讲明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又以“中爻”说明上下卦之间的组合状况：“中爻者，二三四五所合之卦也。”亦即《系辞》“杂物撰德，备乎中爻”所指。又说，卦之相生又有“变”焉，所谓“变者，阳变阴，阴变阳也”。如乾卦初变即为姤。错综、中爻、爻变，诸法并用，借以解六十四卦之生成演变，丝丝入扣，穷极卦变、爻变者，后之言斯法者，无以出其右矣。
　　清代井研人胡世安，撰《大易则通》15卷，“是书专主阐明图学，汇萃诸家之图，各为之说。虽亦及于辞变象占，而总以数为主”③。可见此书也是一部极有特色的著作。道光间刘沅撰《周易恒解》，又不言象数，深非“历代言《易》之家，大半皆偏于术数”，而盛赞“王弼始专以理言，厥功甚伟”！其解经专重乎说理，一卦一爻，皆在理上用功夫，每卦每章末还以“附解”总论之，论者谓其“理多可取”④。其为蜀学《易》之殿军，固无愧焉。
　　大致而言：巴蜀易学，两汉为滥觞期，六朝为续传期，唐代为总结期，两宋为高峰期，元明以下则为流衍期。合嘉庆《四川通志》、胡昭曦《析“易学在蜀”》与王晓波《清代蜀人著述总目》三项著录，历代巴蜀易学著作约有182种；数量虽然不多，然特征却很鲜明。西汉时期，巴蜀已见治《易》之迹，胡安、相如、赵宾、严遵、扬雄，是其尤者；而其特色，则为隐士、为道家、为卜筮、为数术。东汉时，蜀《易》具有博士家法，但亦保留了善筮的蜀《易》特点；及至晚期，蜀人乃传古文易学。六朝承之，《易》著稍有，然文献废缺，不可详考，然尤有蜀才之零章，与元嵩之完书。及至唐代，蜀《易》文献稍存于世，巴蜀易学包容、集成的特点毕现，李鼎祚《周易集解》是其代表。宋代巴蜀易学著作数量最多，也最有特色。明代来知德《周易集注》，则开明清治《易》新局面。
　　从治《易》风格来看，巴蜀易学，“四道”毕备，有“尚辞”之义理易（如苏轼《苏氏易传》），有“尚象”“尚变”之象数易（如李鼎祚《集解》、来知德《集注》），有“尚占”之卜筮易（如严遵等人）。而尤以卜筮易、隐士易源远而流长，独具特色。至于《易》《老》兼治（或以老解《易》，如严遵、扬雄），图书说《易》（始于陈抟，传者有胡世安），佛陀解《易》（苏轼、龙昌期），以及仿圣拟经（扬雄、王长文、卫元嵩等），则又巴蜀易学者所优为者也。后之治《易》《玄》、谈《图》《书》者，皆以蜀学为原始。刘咸炘曰：“易学在蜀（伊川语），如诗之有唐矣。”⑤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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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巴蜀易学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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