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

源自：《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年12期  : 刘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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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相如是西汉最著名的大赋作家之一，代表作《子虚赋》和《上林赋》奠定了其在汉赋史上的大家地位，另有《喻 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书》等作品也备受后人推崇，因而在历史上，评价司马相如的成就时往往局限于文学一隅。但是如果仔细梳理司马相如的创作及其一生的主要事迹，不难发现在司马相如身上还有着浓厚的儒家情结，甚 至可以断言，儒家情怀不仅是其创作的主导思想，也是其从政的一贯准则，其儒家情怀的集中体现便是儒家历来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
http://www.phoer.net ! t  K% M. g, _) Q' R; w: P　　一、“大一统”思想的提出
　　关于“大一统”思想，最早可推自夏商周甚至三代以前，如《尚书·尧典》中的“协和万邦”、《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就蕴含着天下一统的含义。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正式出现，应该是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对《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一词的解释，后世学者在此 基础上又作了不断的阐释和发挥。概括起来，大致主要有下面几层含义，一是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最主要就是领土的完整和政权的统一; 二是社会制度的统一，涉及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时至今日，“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所在。
　　二、司马相如的“大一统”思想
http://www.phoer.net ' Q* j  t) o4 J& d  v# a　　作为汉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在其赋中，集中体现了儒家倡导的“大一统”思 想。第一，作 为姊妹篇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此二赋主要以虚构的人物对话展开情节，先是以乌有先生批评子虚先生“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以至于“章君恶、伤私义”而告终，而后以亡是公对齐楚的一并否定而发论：“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接下来，亡是公主要从汉天子狩猎上林苑的盛大场面对 汉帝国的强盛统一作了尽情的描写和赞美，这里否定与肯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后两次否定的内涵虽有所不同，但都直指地方诸侯，用亡是公的话来概括就是“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很显然，在亡是公的眼里，齐楚虽贵为诸侯，但跟当今天子相比，他们仍然是居于“臣”的地位，而相对应的汉天子则是名正言顺的“君”，自古国无二主，因此，司马相如在这里借亡是公之口贬损齐楚，实则是在张扬汉天子的权威，其背后深层的意蕴便是对大一统王朝的肯定。结合两篇赋中的描写，不难看出，不管是楚国的云梦泽也好，还是“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的齐国苑囿也好，它们都 有一个统一的归属，那就是大汉王朝。这样，司马相如不仅 在地理疆域上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的清醒判断，而且在等级地位上也厘清了彼此的身份地 位。第二，在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中，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维护汉王朝的“大一统”这个思想。在《喻 巴蜀檄》中，司马相如先以汉天子征讨四方安定天下的威势来震慑巴蜀吏民：“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 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再申之以正道：“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 之道也”。在《难蜀父老》中，司马相如再一次以汉天子的威 势来告诫巴蜀之民：“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 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而这样做的理由无非就是“使疏逖不闭，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这里的“遐 迩一体，中外禔福”正是“大一统”思想的具体阐述。
　　三、“大一统”实行的政策
　　要实现“大 一统”的 政治局面，必须有能够安定民心的 “大一统”政策，而这政策的核心就是以德治国，施行仁义，这 也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政治学说的关键所在。在《子虚赋》中，司马相如借乌有先生之口批评子虚先生“不称楚王之 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强调了执政 者应以“德厚”作为行使统治的根本。重视德治，是孔子经常 所强调的，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论语· 为政》），直接将“德”跟“政”联系起来，认为“德”是治理国家的出发点，是凝聚人心的向心力，具有极大 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有德者 才配有天下。在儒家心目中，“德”同“仁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其实是二而一的关系。在《上林赋》结尾，写汉天 子在游猎之后茫然有所思，认为自己昔日做法“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开始“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具体措施便是“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 度，易服色，革 正朔，与 天下为更始”，这与孟子的仁政措施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 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以及《礼记》中的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 有所养”完全是一个意思。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董仲舒也说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 仲舒传》），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将仁义礼乐作为治理国家的根 本措施。在《难蜀父老》中，司马相如更是直截了当地向巴蜀 之民宣告大汉天子的道德仁义政策：“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 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 …… 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 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在司马相如看来，关爱百姓，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是一国之君应 尽的职责，而这也是一个王朝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除 此之外，作为国君，在推行政令的时候，还应该摒弃远近亲疏 的差别，对待所有人都不偏不倚，一视同仁，这也是“大一统”政策能够发挥效力的关键所在。前面《难蜀父老》中在宣扬 汉天子的恩德时有“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一语，这就鲜明地 突出了一国之君所具有的宽广的胸怀，令人们自然地联想到 孟子的“推恩”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 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1］同时，司马相如认为，如果一国之君不能将自己的恩泽遍及 全天下的百姓，那是国君自己的耻辱：“是以六合之内，八方 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难蜀父老》）。
　　四、“大一统”思想在汉王朝的实践应用
http://www.phoer.net + N- N6 p) d3 g3 z& `! m　　司马相如不仅从理论上鲜明地提出拥护“大一统”王朝的思想，更是在其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将其忠实地贯彻施行。在司马相如一生的政治活动中，最能代表其杰出贡献的就是出使西南夷，对西南夷进行有效的管理，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内地的交流，推动民族大融合，有力地维护汉王朝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统治。西南夷主要是指今四川西部、北部以及云南、贵州一带，是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早在秦朝的时候，西南夷就已经归入了秦帝国的版图，但因 为地处偏僻，加之秦王朝福祚浅薄，所以并没有对其形成有效的管控。汉初五六十年间，朝廷忙于安抚内地百姓和对付北方的劲敌匈奴，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也无暇顾及遥远的西南方。直至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才有时间腾 出手来解决边疆事务，在对北方的强敌匈奴造成重创使得北方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开始着手解决西南夷问题。先是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派出中郎将唐蒙经管西南夷事务，结果唐蒙因处理问题不当，导致当地人民怨声载道，在此情况下，汉武帝派司马相 如作为使者前往西南夷协助唐蒙处理当地事务，《喻巴蜀檄》就是这个时候写成的。作为朝廷的使者，司马相如用恩威并 施的办法很快平息了唐蒙和当地人民的矛盾，从此开启了中 原王朝对西南边陲的有效开发和管控。此后几年，因朝廷大批征召西南夷当地百姓开凿道路，耗时费力，劳而无功，反而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极大苦难，结果又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于是司马相如第二次作为出使西南夷的使者前往安抚，代表
http://www.phoer.net / p" o8 x: s& G  a  x　　作《难蜀父老》即作于此时。文中一是赞美了汉武帝的卓越非凡：“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 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认为汉武帝是千古一帝，其 雄才大略非常人可比，因此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这既 是为国家长久计，更是切实有益于当地百姓的正确做法。二是为了加强说服力，司马相如又列举了汉武帝在南征北讨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 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同时，也针对巴蜀之民对朝廷开发其地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力的驳斥：“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三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明白地告诉当地百姓，朝廷之所以这样做，最终还是为了他们能免于饥寒，过上更好的生活，故此，从长远的利益着想，眼下暂时吃点苦受点罪都是应该的：“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 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任何事情都是要经历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建设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没有前代的披荆斩棘艰难创业，就没有后人的安逸享乐，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必须接受并遵循这个规律。经过司马相如的耐心说服教育，巴蜀之民终于认可了朝廷的做法，此后，朝廷先后在巴蜀地区设置了多个郡县，并委派郡守县令，实行对西南地区 的有效统治，为西南地区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可以说，司马相如在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甚至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如果没有司马相如的远见卓识和两次出使的非凡表现，西汉朝廷在西南地区的管辖不可能这么顺利 进行。
　　五、结语
　　纵观司马相如的一生，其固然在文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从其主要行事来看，他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外交活动 中的贡献更是十分突出，而这其实也是他一生的主要追求。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说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3］，这就可以看出他不仅喜爱读书，同时还学习击剑，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尤其还倾 慕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蔺相如，以至于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相如，这就可见司马相如早在少小时期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他不惜远离故土奔赴中原，几十年辗转于王侯天子门下，积极寻求施展自己政治才华的机会，即便于写赋作文，其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这个主张就是“大一统”，从《子虚赋》《上林赋》到《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甚至临终前的《封禅书》无不在贯彻这一主张。结合司马相如生活的主要时代 汉武帝的主要作为乃至当时社会的基本走向，“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在这个统一王朝不断定型的过程中，司马相如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是引领时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