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氢 弹之父”，他的名字曾绝密28年，他叫于敏

　　于敏（1926.8.16～2019.1.16），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在中国氢 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同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敏“共和国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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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决定(全文)
  

源自：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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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麦芽杨　编辑：odette

　　2021年秋天，电视剧《功勋》热播，其中有一个单元《无名英雄于敏》，讲“中国氢 弹之父”于敏的故事。

电视剧中雷佳音饰演于敏丨@电视剧功勋

　　以今人目光打量，将艺术加工与史料交叉观赏，会发现一些奇妙的角落，一些剧中和剧外的小事。

现实中的“中国氢 弹之父”于敏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那么几个关键性时刻。可能是一个观念的撼动，从此眼中世界变得不同，可能是一次选择，从此命运拐上不同的方向。
　　对于敏来说，这个时刻发生在1961年1月12日，一个雪天。
　　那天，他被时任二机部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叫进办公室：“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于敏感觉突然。他当时感兴趣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此前曾放弃了最感兴趣的量子场论，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已经十年。被叫到办公室前，他正在和同事商量下一步的工作。因为氢 弹和原子弹的机理并不同，所以，此时转到氢 弹研究，意味着放弃即将产出的成果，从零开始。
　　但于敏很清楚这个邀约意味着什么。他决定服从分配，转行。
　　从此，和他的很多同伴一样，他的名字进入绝密档案，直到1988年才解密。

图丨电视剧《功勋》截图

　　电视剧中，于敏面对领导的邀约，回应是：好，明天就能上班。
　　对方说：你会吗？
　　于敏说：你也不会啊。

　　上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时期。当时的背景是：经济困难，科技落后，苏联专家撤出，一切要靠自己。
　　研制核武器的大本营，在当时的二机部研究院。二机部领导刘杰和钱三强认为，氢 弹比原子弹在科学技术上要复杂得多，突破原子弹以后，氢 弹要快上，早做准备，早做预研。
　　为了不分散精力，氢 弹的预研安排在了原子能研究所。1960年12月，一个代号为“中子物理研究小组”的秘密小组成立，开展氢 弹的基础研究。
　　于敏加入后，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氘氘聚变、氘氚聚变和氚氚聚变哪种热核反应适用于氢 弹。
　　氘和氚都是稀缺且获取困难的材料。要做实验验证的话，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供不上电，也花不起钱和时间。
　　于敏选择了用笔和草稿纸进行理论验证。
　　原子核之间发生反应的概率，在物理学中用“截面”表示。国外曾报道了一个新的截面数据，这个数据十分理想，高得令人惊讶──如果这是真的，对研制氢 弹将是个好消息。问题是：这是真的吗？要验证，还是得花钱花时间。
　　于敏通过计算，否定了这个数据：“无论何人也达不到这么个截面，而且任何其他反应截面都达不到这个结果。我们根本没必要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重复这个实验。”后来的外刊报道，国外有人重复了那个实验，证明原来的数据是错的。
　　我国氢 弹制造避开了一条弯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国家明确提出了加快氢 弹研制的要求。于敏所在的原子能所氢 弹预研小组的30多个人调入核武器研究员理论部，与主战场汇合，集中力量攻克氢 弹原理。
　　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主任是邓稼先，此外还有七名副主任，合称理论部“八大主任”。于敏是其中唯一一位没有出过国的。

年轻时的于敏

　　于敏曾收到过一个标签“国产土专家一号”。1955年，朝永振一郎（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访问近代物理学研究所，对参与接待的于敏印象深刻，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于敏觉得，自己是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这是事实，但这个“土”并不好，有局限性，科学研究需要广泛的学术交流，需要各种思想的碰撞。
　　对于“标签”，于敏有很多推脱记录：
　　于敏喜欢背诵前后《出师表》，客厅里也挂着一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有人称他是诸葛亮式的人物，于敏的回复是：“我只是萤火之光，怎能与皓月争辉。”

电视剧中，于敏将“背诵《后出师表》”纳入了小组招新的考题丨电视剧《功勋》截图

　　对于“中国氢 弹之父”，于敏说：“这样提不符合科学，我一直不赞成。”“氢 弹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成功，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 弹总不能有好多个‘父亲’吧。”

　　理论部的集中攻克过程并不顺利，几个小组提出的模型陆续被证明不可行。
　　当时我国有两台最好的计算机，都是每秒运算5万次，一台在北京，一台在上海。
　　理论部决定兵分2组：一组留在北京继续探索突破氢 弹，另一组，由于敏率领 13 研究室部分研究人员到上海，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的J501 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
　　1965年9月27日，于敏率队抵达上海，这段出差，后来被称为“百日会战”。
　　《于敏和氢 弹原理突破的百日会战》中，记录了一个细节：
　　那时的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一碰到机器跳动，算出来的结果就不对，就会前功尽弃，浪费很多机时。
　　解决的办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计算结果存在计算机的磁鼓里，一旦机器跳动，就把存在磁鼓里的前一时刻的计算结果取出来作为初始条件由计算机重新计算，叫做“取鼓重做”，用这个办法来减少机时损失。
　　但这样一来，机器就离不开人，机器24 小时工作，人也要在一旁睁大眼睛，看着纸带上打印出来的计算结果。那时物理工作者与数学工作者混合编组，一起到计算机房算题，数学工作者负责把磁带里的程序输送到机器里，并时刻关注程序的运行情况，物理工作者则负责监视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计算结果是否合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依靠这些纸带卷上的计算结果，于敏找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关键所在。

剧中呈现的“百日会战”一幕丨电视剧《功勋》截图

　　于敏在自述文章中回忆：“后来我们抓住这个关键，试算了两个模型，果然得到很好的结果。当时群情激昂，气氛非常热烈，决定在完成原来的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任务的同时，加班加点，开辟另外一条战线，探索突破氢 弹的技术途径。”
　　在电视剧《功勋》中，于敏打电话给直属领导报告这个好消息，暗语来自京剧：
　　- 最近看戏了吗？
　　- 马连良的诸葛亮，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去看。
　　- 很快我就能回去了。
　　- 北京京剧团，排了一出新戏《诸葛亮出征》。判断题：他赢了还是输了？
　　- 还没赢，但是离最后的赢，就差一步了。
　　- 等着我，咱们上海见。
　　现实中，电话另一端是邓稼先。

于敏和邓稼先

　　京剧是邓稼先和于敏的共同爱好。有一回，在步行去学术会场的途中，于敏听到前面有人哼哼呀呀唱着《女起解》：“雨太大，我看不清那人，越走越近，我听见他还在用嘴发音奏出铿锵有力的鼓点，把我的瘾头子也勾出来了，我大声地来了个拖腔，前面的大个子猛地一回头。哈哈，原来是老邓！”
　　不过，现实中的这段暗语传递，似乎比京剧更有趣味些：
　　-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 不，它现在还没有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有了原理基础，还需要经过核试验的检验。于敏带队转战大西北的戈壁滩。在这里，馒头是夹沙的，水是带着碱苦的，人是沾着煤炉灰的，而且洗不上澡。
　　试验前一天晚上，为了确保某个重要测试项目拿到数据，有一个地方还需要用屏蔽物挡一挡，于敏和程开甲在夜里一起爬上102米高的试验铁塔，将屏蔽体布设妥当。
　　近三十年后，于敏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试验的感受：即使看到了蘑菇云，知道爆炸当量不错，但心还是悬着。
　　“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我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如何当时知道了，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要第二天才知道，会不会没结果呢？那一夜我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40多岁，如果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还好，第二天，大部分成果拿到了，心脏也好了……好像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电视剧中，收尾在氢 弹成功爆炸时：胜利，庆祝，画外音响起了《后出师表》：“……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国第一颗氢 弹爆炸场景丨电视剧《功勋》截图

　　但是，对于于敏和同伴来说，这只是另一个起点。
　　突破氢 弹后，于敏继续带领团队继续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什么要做这些？
　　电视剧《功勋》中，于敏在加入氢 弹研制前后，曾分别用“馄饨”和“打牌”来打比方：
　　“你来一碗，我也得来一碗，你有，我也得有。核平衡才是平等。”
　　“手里有牌，我怕什么。”
　　1999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记者问：有人不理解您的事业，认为是制造杀人武器，对此您怎么看？
　　于敏答：
　　“实际上不是杀人，而是人家要杀我，我不能不准备自卫。
　　……我国的核战略属于战略防御性质，所以一有原子弹就立刻发表声明，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我们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也不会用核武器进行威胁。“

　　于敏先生于2019年1月16日去世，享年93岁。今日是他去世三周年。

　　对大多数人来说，与氢 弹关联的名字，更广为人知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其实，背后还有一串名单，都是功勋人物。
　　《功勋》剧中“无名英雄于敏”这部分，细节中能看到好几位的缩影：邀请于敏参加氢 弹研究、帮他争取机时的，是钱三强；办公室坐在一起，争论起问题互不相让的，是何祚庥；飞机失事时用身体保护公文包中绝密文件的，是郭永怀；身体受到核辐射，是邓稼先，或者更多不知名的幕后英雄……
　　历史记录中，我国两弹研制的时间线是这样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28日，氢 弹理论实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 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独立研制氢 弹的国家。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 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是世界上最快的。
　　一个个浓墨重彩的历史节点之间，缠绕着很多人生命中的枝枝蔓蔓。他们是普通人，他们又不普通。

§　参考文献
　　[1]《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于敏》郑绍唐 曾先才 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2]《国家功勋相册》，《国家功勋相册》编写组 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研究委员会 编，新华出版社
　　[3]《榜样的力量》，《环球人物》杂志社主编，东方出版社
　　[4]《邓稼先传》，许鹿希 邓志典 邓志平 邓昱友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5]《邓稼先：功勋泽人间》，沈俊峰 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6]《于敏自述：艰辛的岁月，时代的使命》，作者：于敏，《当代劳模》2015年第003期
　　[7]《“中国氢 弹之父”于敏》，作者：刘兆福，《党史纵横》2015年第9期
　　[8]《于敏和氢 弹原理突破的百日会战》，作者：应阳君 李绍孟，《现代物理知识》2014年第004期
　　[9]《于敏：中国氢 弹秘密之中的秘密》，作者：彭继超，《中国政协》2019年第21期
　　[10]《于敏，到底多厉害？》，公众号：见微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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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看看新闻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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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视频｜“两弹一星”元勋于敏曾被日本人故意开车追撞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他用2年8个月，研制出我国首颗氢 弹；隐姓埋名28年，为国铸核盾卫和平。2019年的今天，核物理学家于敏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曾经讲述，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国家正处在日本侵略和压迫中。一天，于敏在路上骑车，迎面一个日本人开着吉普车故意追撞他，“不怀好意，如果撞上我就完蛋了”。从此于敏立志科学救国。他用2年8个月，研制出我国首颗氢 弹；隐姓埋名28年，为国铸核盾卫和平；他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勋章，却不赞成被称为“氢 弹之父”……致敬民族脊梁！
　　（资料源自：《影响》编辑：周杰）

源自：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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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源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者语：
　　70年披荆斩棘，70年砥砺奋进，新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获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42人中，有多位国企人的身影。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即日起，国务院国资委网站联合国资小新推出系列报道，今日推出第一篇《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
　　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
　　当年吴钩，申城淬火
　　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
　　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
　　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在新中国的成长历程中，这位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氢 弹之父”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51年至1965年，于敏在原子能院（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先后从事核理论研究和核武器理论研究。2019年1月16日，这位改革先锋在京去世，享年93岁。就在9月29日，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隐姓埋名28年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 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 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 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 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 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 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氢 弹成功爆炸，他回去就睡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 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1971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军管会定性为“理论长期脱离实际的恶果”，进而在“学习班”上对理论部横加批判。时任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从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设想。
　　然而，这却完全违背了军管会定下的表态基调，在变本加厉的威逼胁迫下，一向温文尔雅的于敏竟拍案而起，“我不会同意你们的说法，那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后，他对一同工作的胡思得说“顺了他们的意思，的确很好过关。但那是对不起真理，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按照于敏的改进建议，实验得到技术上的修正并实现了成功。
　　对《出师表》，泪流满面：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试验基地。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早起刷牙拖鞋都会被冻在地上。
　　这次实验，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一次讨论会，大家刚刚坐定，心有触动的陈能宽忽然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场的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狭小的会议室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那次原理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婉拒“氢 弹之父”称谓

于敏在科研室查阅计算数据。
　　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功底、善抓“牛鼻子”的见解，深入浅出的表达……于敏的学术报告很“火”，头一天就有人占座位。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 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
　　人，总有憾事。
　　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
　　美好生活70年巨变-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浪新闻特别报道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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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逝世8个月后，曾立下氢 弹首功的老人被授“共和国勋章”
⊙记者：张璐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这一生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便足以自 慰了。”
　　今年1月16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在京去世。8个月后，这位为氢 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隐姓埋名28年，为氢 弹研制立下“首功”……在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于敏用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他曾说过，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这一生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便足以自 慰了。

曾为研制氢 弹立下“首功”的于敏院士。图/中国科学院网站

国产专家一号
　　1926年8月，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一个小职员家庭。高中时他就读于天津耀华中学，并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崭露头角。18岁那年，于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两年后，他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很快，这位年少有为的青年就展现出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他超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尤其受到教授们的欣赏。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了科研生涯。
　　没有留过洋，于敏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专家代表团来华访问，31岁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他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28年隐姓埋名
　　在研制氢 弹之前，于敏的研究兴趣一直在原子核理论研究。1961年，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要求他“转行”，参与氢 弹原理研究。这意味着于敏将放弃持续了十年、已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原子核研究，奔赴未知的挑战，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国家重任。“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从那时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 弹，成为中国核弹家族亟待补充的一员。
　　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和于敏分工合作，共同开始了我国第一枚氢 弹的研制工作。氢 弹是公认的在原理和结构上都十分复杂的系统，核大国对氢 弹技术都是严格保密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了一批模型，经过著名的“百日会战”，于敏带领团队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 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当时研制氢 弹还是秘密任务，不能对外公布。兴奋的于敏用保密暗语告诉在北京的邓稼先，“我们今天打到了一只松鼠……”

科研中的于敏。图/中国科学院网站

立下氢 弹“首功”
　　1967年6月17日，一朵蘑菇云在罗布泊沙漠腹地升腾而起，我国氢 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 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用了2年8个月，创造了世界上氢 弹研制的最快速度。
　　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要开拓者、资深院士朱光亚曾表示，于敏在突破氢 弹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起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 弹的“首功”。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 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曾有核武器专家指出，世界上仅有两种氢 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U构型设计更加巧妙，首爆氢 弹体积比美国要小。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忆于敏》的文章中写道，在他来看，将中国的氢 弹称为于敏构型，是完全准确而恰当的。“于敏的贡献何在？也许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一个由11人组成的足球队，在场上踢球，互相将足球传来传去。但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却往往是场外的教练和冲在前面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中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美国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前十年，他就预判到了这一国际形势，加快了二代核武器的研究步伐。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于敏为我国核试验部署、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建设形成战斗力争取了最为宝贵的十年。

熟读《红楼梦》喜爱看京剧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与于敏共事多年，他回忆称，于敏的脑子极快。1966年在上海做氢 弹理论实验，计算机不断吐出纸带，上面记录着氢 弹每个时间、空间点的变化。于敏一眼就发现从某个点开始，纸带上的数据出了问题。“这需要很高的物理理论基础才能做到。说明于老的理论功底极好，脑子极为敏捷。”他说，由于于敏责任很重，总是在思考问题，“紧锁眉头”也成了他的标志表情。
　　何祚庥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和于敏在1952年熟识并成为朋友，1956年至1964年，年龄只相差一岁的二人曾共事一起做科研。何祚庥回忆说，于敏既聪明又勤奋，“做研究的人对科研有兴趣，没有8小时工作制一说，夜以继日搞科研是很普通的事情。”他说，于敏在科研人员中的威信很高，同事不管是做理论还是做实验，有不懂的都爱请教他，于敏也非常无私。
　　在何祚庥的印象中，生活中的于敏博学多才、喜爱读书，“他熟读《红楼梦》，里面的诗词他都记得”。二人和邓稼先都是“大戏迷”，喜欢看京剧，当时京剧演出一票难求，前排的票更是稀少。三人常常大老远赶到人民剧场，等着别人退票。“于敏会下象棋，乒乓球也打得很好，没有事情是他干得不灵的。”
　　于敏将精力全投入到了中国的核武器研究中，他的心中始终有对家人的亏欠。2012年，于敏的夫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在一次接受央视采访时，于敏谈及了对妻子的思念与遗憾，“她时间都花在我身上，我觉得很对不起她。报答平生未展眉，心里很难受。”

1999年，于敏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言。图/中国科学院网站

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荣誉纷至沓来，但于敏始终保持着从容和谦逊，他婉拒“氢 弹之父”，称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他在家中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015年1月9日上午，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于敏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模范人物。于敏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　人物介绍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生，2019年1月去世，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 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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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氢 弹元勋于敏：有“诸葛亮情结”，科研争论激烈时也说别人“狗屁不通”
⊙记者：宋春丹

　　2019年1月16日，于敏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93岁。
　　此时，距离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成为名字第一个被念出的改革先锋、“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刚过去一个月。由于身体原因，他未能亲自出席大会领奖。
　　常有人把于敏称为“氢 弹之父”，他自己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常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至于他自己，在氢 弹的理论设计中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曾在氢 弹预研时与于敏并肩战斗的何祚庥院士认为，于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氢 弹构型最主要的发明者。
　　他打了个比喻：一支11人的足球队，于敏就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中锋。

“老运动员”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由于一次次受到政治运动冲击，于敏获得了一个“老运动员”的称号。
　　何祚庥1947年入党，在校时就是中共地下党清华大学理学院支部书记。解放后，他在中宣部工作，经常跟科学家们打交道。1952年，他与比自己大一岁的于敏相识。他对于敏的第一印象是“死读书，不问政治”。
　　于敏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院，之后在北大师从张宗燧继续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组。
　　于敏喜欢诸葛亮，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终身座右铭。年轻朋友们调侃他“以诸葛亮自居”，说最好再加上“周瑜”，改名为“于（瑜）亮”。还有人批评他架子比诸葛亮还大，与共产党合作要三催四请。
　　于敏性格内向，开会不爱发言，不爱表态。他对“三面红旗”、反右斗争等运动想不通，对全民大搞超声波也委婉表示不可能，被看成不关心政治、政治上粉红色的人。
　　在1960年原子能所二部的“红专大辩论”和“拔白旗”运动中，于敏被批评为只抓“清炖头尾”（“头”指提出问题，“尾”指做出物理结论），而让群众去做“红烧中段”（即中间的大量计算工作），成为白专道路的一面旗帜而遭到批判。当时，他正在兼职读副博士学位，因为“粉红色道路”问题，学业只能终止。
　　于敏想不通为什么会被扣上“自私、骄傲自大、个人主义、用‘粉红色’欺骗年轻人”等帽子，觉得冤屈。但每次批判会结束后，他都能很快静下来，专心搞科研。但也有人在小组会上仗义执言，说于敏并不自私。
　　何祚庥说，当时对于敏是“一批二用”，因为没有人有他这么强的科研能力。他被批“白专”道路后，被钱三强夫人何泽慧要去搞原子核裂变理论。
　　1962年，丹麦科学家A·玻尔来京访问时，于敏担任翻译。玻尔看过他的论文，说他见解高超，评价他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并向他发出出国工作的邀请，被他谢绝。事实上，未能出国留学是有“国产土专家一号”之称的于敏的人生遗憾之一。

“火烧博望坡”
　　常有人说，中国人在原子弹爆炸两年零八个月后便爆炸了氢 弹，而其他国家往往需要5至8年，何祚庥说，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氢 弹的预研从1960年12月就开始了。
　　1960年9至10月，中国和苏联间的同盟友好关系全面破裂、恶化。12月，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何祚庥奉调回国，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当即参加了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召开的酝酿下一步工作的大型研讨会。会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正式部署，在原子能所进行“氢 弹的预先研究”项目。
　　项目由何泽慧总负责，称为“乙项任务”（原子弹的研究为“甲项任务”）。下设两个组，一是氢 弹的理论组，由黄祖洽任组长；另一是轻核反应实验组，由何泽慧兼任组长。何祚庥同时参加两个组，担任两个组的秘书。
　　那时，于敏以业务能力特强而闻名。在黄祖洽和何祚庥的建议下，经钱三强请示部长刘杰，以“重在表现”（即被批判后仍然积极工作，表现不错）为由，将于敏调过来参与氢 弹预研。
　　1961年冬天的一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于敏后来回忆，搞氢 弹是很难的事情，牵扯科学技术、工程等多方面学科，不太符合他做基础研究的个人志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所以他当时就答应说“我转”。
　　进组后不久，于敏首战就打了一个漂亮的“火烧博望坡”。
　　研究氢 弹首先面临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氢 弹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氢 弹当然不是由氢气做成的，人们猜想，氢 弹是由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做成的，即使不是事先放在氢 弹的结构中，也可能在爆炸中大量产生。因此，组长黄祖洽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收集氘氘、氘氚反应的截面数据。
　　收集发现，氘氘反应最大只有100毫巴（巴和毫巴是核反应截面的单位），而氘氚反应最大截面能达到5个巴，是所有轻核反应中最大的。
　　何祚庥又从梅镇岳编的《原子核物理》教科书中查到，氚氚反应截面的理论值（这一数据来自美国权威杂志《现代物理评论》）是15巴，是氘氚反应的3倍。
　　由此看来，在氢 弹试制中，适当添加氚的含量，必定有利于起爆，也有利于提高爆炸当量。
　　但15巴的数据真伪存疑，只能重复做这个实验来鉴定。不过，这样的实验粗略估计至少要投入几亿人民币，因为自然界没有这种寿命仅为12年的氚，必须人工生产，而且实验还需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
　　于敏也对此抱怀疑态度，开始昼夜论证计算。没过多久，他就从核反应的基本理论出发，依据布莱特-魏格纳公式推导出，所有轻核反应的截面均绝对不可能超过5巴。也就是说，所谓氚氚反应截面高达15巴的数据，一定有问题。
　　这真是石破天惊。黄祖洽和何祚庥详细听了于敏的证明后，一致认为，这一结论十分可信而巧妙，因而就否决了部署测量氚氚反应截面实验的建议。
　　后来才知道，原来美国人曾进行过氚氚反应截面的测量，只是测量后并未及时发表，后来发现这一数值其实并不重要，所以就公布了出来（只有几十个毫巴），证明于敏的计算是完全正确的。这就避免了一次大的金钱和时间的浪费。
　　现在回忆起来，何祚庥仍然认为，那段岁月是他的科学生涯中最为愉快的一段。他和于敏配合密切。他的办公桌在于敏办公桌的前面，一有灵感，就掉头和于敏讨论。
　　两人都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争论急了，相互指责对方为“狗屁不通”。但第二天一大早又相互找对方继续讨论，找出解决分歧的方法。
　　他们和邓稼先都喜欢看京剧，买不到票就结伴去剧院门口等退票，津津有味看一场，再一起闲聊剧中人物和情节。
　　四年中，全中国只有中科院计算所制造的一台104计算机，各单位公用，机时非常紧张。他们利用这台计算机解决了有关氢 弹理论预先研究的一系列应用基础问题，为后来的氢 弹研制实战奠定了基础。这期间的许多论文都以内部资料形式保存。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已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消息传来，原子能研究所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约在11月上旬，何祚庥接上级通知，奔赴河南参加劳动锻炼和“四清”，离开了氢 弹的研究工作。

攻坚战
　　1964年12月的一天，正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算题的于敏接到一份电报，要他火速回京。
　　他被告知，上级决定他和组内30余人调到核武器研究院（即九院）理论部，集中进行氢 弹攻关。
　　1965年1月，于敏率组携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到理论部报到，被任命为副主任。理论部主任为邓稼先，已有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桂莲几位副主任。于敏加入后，理论部正副主任升至八位，被称为“八大主任”。
　　于敏觉得理论部的条件比原子能所好很多。过去，按保密规定，原子能研究所与九院的研究结果只能单向传递，即后者可以知悉前者的研究结果而前者不能知悉后者的，被称为“半导体”。现在，两股力量完全汇聚起来，既有攻克原子弹的经验，又有突破氢 弹原理的理论基础。
　　1965年初，整个九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突破氢 弹原理。理论部沉浸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兴奋之中，士气高昂。理论部副主任秦元勋等一部分人被抽调去河南灵宝参加“四清”运动，但刘西尧等部领导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科研的冲击。
　　贺贤土院士1962年毕业进入九院，在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领导下工作。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他开始从事突破氢 弹原理的热测试物理理论研究工作。1965年于敏加盟理论部后，他的很多工作都是在于敏领导下进行的，对于敏的学术水平和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贡献了解较深入。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于敏物理理论基础深厚，思维敏捷，概念清晰，讲问题既透彻又言简意赅，尤其是快速抓住问题主要矛盾的科学思维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当时，计算机打出的A4纸纸带摞在一起可以从地面铺到天花板。贺贤土记得，于敏读纸带极为认真，数据记得很牢，听到谁说的数据不准确，当场就能纠正。
　　理论部常组织各种学术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开展学术争论。夜里理论部大楼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参与，谁有想法就上台说，在一块黑板上边讲边画。大家没有界限，不称官衔，叫邓稼先老邓，叫周光召老周，叫于敏老于。
　　经过讨论，九院院长彭桓武总结出突破氢 弹原理的几条可能路径，归纳出几个值得研究的模型，建议兵分三路，由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负责一路。
　　1965年8月27日，理论部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会上宣布，调整突破氢 弹的途径和步伐。计划在1967年进行的百万吨级氢航弹热试验用的弹头优化设计任务被交给于敏负责的13室。他受托率领13室在国庆节前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那里有国内仅有的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J501），以便利用该所国庆假日期间空出的全部机时，突击计算。
　　13室约120人，除参加“四清”运动的人员外，剩下的五十几人基本都到了上海。大家轮流值班，盯着计算机不断吐出的长长的纸带，看不同材料的核武器爆炸后每个时间、空间点上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
　　一次，大家发现计算结果不合理，但找不出原因。于敏到机房跟大家一起分析纸带，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一眼发现有个物理量从某个时刻起变得不正常。根据他的分析，上机运算后发现，晶体管中一个加法器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后，物理量恢复了正常。
　　10月25日，于敏和13室副主任蔡少辉晚饭后在附近田间小道上散步。于敏提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设想：现有加强型的构型不利于热核材料的压缩和燃烧。蔡少辉听了于敏的详细分析后，兴奋又折服，建议马上动手干。于敏说：“先算两个模型看看，一个比较理想一点，另一个比较接近实际。”
　　不久后，机房纸带卷上输出了于敏预料的结果。他们兴奋之余，临时又加算了一个材料比例不同的模型，结果也不错。两类共三个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就能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 弹。
　　于是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于敏用暗语给邓稼先打电话的故事。于敏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说：“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按照于敏等人提交的设计方案，全国各单位协作完成了氢 弹理论设计、实验、工程设计、生产等一系列任务。中央决定，先做一次原理性试验。
　　1966年12月28日12时，氢 弹原理试验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于敏一听到两个关键的速报数据后，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这次试爆的公报不能宣布是氢 弹，又要强调不是一般的原子弹，所以新闻标题拟定为：“中国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实际上，这次试验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氢 弹的技术。

“八大主任”云散
　　“文革”开始后，理论部造反派贴出了大字报，要造“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被周恩来和聂荣臻及时出面制止。
　　1967年1月，邓稼先在一次会议上强调，法国可能在今年做氢 弹试验，因此“赶在法国人前面”就成了当时一句口号。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 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当晚，邓稼先、周光召和于敏等人都特别高兴，邓稼先喝醉了。
　　贺贤土记得，1968年开始，工宣队进驻九院在京单位，大家过上了白天闹革命、晚上搞业务的日子，一直到1969年。
　　1969年“一号战备命令”后，理论部一分为二，大部分去四川三线，一部分去河南干校。11月25日，于敏举家登上开往四川的列车。不久后，上级考虑到国家热核实验紧急，又作出决定：科研人员陆续返京工作，家属全部留在山沟里。
　　1970年底，于敏接到去青海“221厂”（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对外称呼）工作的命令。一次，“221厂”的炸 药冷试验出了问题。军管会领导把这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查参与实验的人员中是否有“五一六分子”，为此搞了“学习班”。
　　于敏坚持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他在军管干部的面前说：“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邓稼先和于敏都进了学习班。
　　由于社会关系简单，造反派在于敏身上找不到把柄，他很快被放了出来，被指定抓科研。他曾说，自己在“文革”中沾了国防科研的光，否则早就又当了“运动员”。
　　文革结束后，九院已经面目全非。骨干严重流失，学科领导人匮乏。主管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副院长彭桓武在1972年调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副院长郭永怀1968年飞机失事殉职，副院长王淦昌1978年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邓稼先、秦元勋、江泽培、周光召、黄祖洽都先后离开。昔日理论部“八大主任”，留下来的只有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物理学家只有于敏一人。
　　1980年7月，于敏被任命为九院副院长兼九所所长。周光召被调到中科院后，于敏作为核武器理论设计的负责人，核武器研究的担子压在了他身上。他带领九院相继实现了中子弹、小型化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九院原党委书记姜悦楷80年代初还是三所的一位技术员，受三所委派去九所学习一项重要程序，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于敏。于敏非常果断地批准提供程序。这件事让姜悦楷打心眼里佩服于敏的果敢和心胸宽阔。后来，他去看望晚年的于敏，提起这件事，于敏已经不记得了。
　　姜悦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九院，于敏德高望重。他不仅在氢 弹理论突破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担任院高级科技顾问时，也常为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大家，有大德、大智、大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于工作的高度保密，于敏等人多年来隐姓埋名。单位地址不能告诉家里，通信都用信箱联络，如“8009信箱”。
　　1982年，于敏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 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7年，他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荣获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88年，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荣获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但在当时，这些奖项连名称都没有公布。
　　1986年，于敏和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中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决策，为中国争取了10年核试验时间。针对禁核试，建议书提出，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的武器研究。这一建议至今仍是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晚年的于敏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核武器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他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一直到1998年，72岁的于敏和他在中国核科技发展进程中的贡献才真正被解密。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奖章，并在表彰大会上代表科学家发言。2015年1月9日，89岁的于敏坐着轮椅在人民大会堂接过习近平亲自颁发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证书。
　　九院曾发生一场氢 弹理论发明权的争论。邓稼先曾带着几个人到何祚庥家征求他的意见，何祚庥向他们介绍了氢 弹预研的情况。他说，氢 弹的基本理论在原子能所时期已有突破，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于敏。
　　贺贤土认为，于敏在氢 弹研制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搞清氢 弹的科学原理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氢 弹之父”之说，贺贤土很赞成于敏本人的意见，核武器研制是千军万马的事，靠个人是不可能的。
　　何祚庥认为，氢 弹是中国人独立创新、自主研发出来的，但美国人、苏联人研发成功的范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和于敏私下曾多次交换过意见，都认为，如果没有美国人或苏联的成功范例在先，那中国不一定敢“闯”这个重大难关。原因是，如果遭到了失败，浪费了大量的钱，怎么向国人交代？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儿子于辛曾回忆，父亲很忙，偶尔回家，经常带着一个困惑、疑惑的表情，好像总是在思考。“我想跟他玩儿，他经常也不带我玩儿。”
　　2012年，孙玉芹病逝。于敏常一个人在房间翻看她的照片。妻子忌日，他会在墓前待很久，子女劝他也不走。春节全家团聚，他会要求给妻子加一双碗筷。他曾说：“我觉得我对不起她。我总是有许多愧疚。”他还在镜头前说：“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屋里摆着油漆严重剥落的老式写字台和书柜。客厅依旧悬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一次核试验开始前，九院副院长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而出，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于敏接口背诵，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背，在坐者无不动容。
　　最后只听于敏一人背道：“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源自：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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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于敏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

　　2019年1月22日，北京，“中国氢 弹之父”于敏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院士于1月16日因病辞世，享年93岁。视觉中国

源自：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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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杜祥琬和于敏（左）在“863”计划激光专家组会议上讨论问题。杜祥琬供图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的一首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如果不是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不是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多数国人不会把于敏这个名字和中国氢 弹研制联系起来。
　　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于敏28年隐姓埋名，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消息，1月22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向于敏遗体送别。

略去一个力学方程 让研究柳暗花明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一声惊天“雷鸣”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氢 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 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两年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这巨大的成功背后，“轻核理论组”功不可没。
　　核武器是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氢 弹。
　　1961年1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于敏谈话。
　　钱三强告诉他，我国在突破原子弹之后，将要开展氢 弹研究，氢 弹虽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等必定比原子弹复杂得多，“现在调你参加，增强力量”。
　　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转行”，担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开展氢 弹理论预先研究。
　　于敏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这次变化，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深入实际，昼夜思虑，全力以赴。”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庥一起，做了关于氢 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从复杂的计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内容，使认识有所前进。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至今都记得与于敏一起合作的点点滴滴。
　　“研究氢 弹机制的时候存在一个链式反应，如果把它编成计算机程序计算，工作量极大，而且当时的计算机条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敏想了个办法，他建议完全略去介质的运动，而首先构造一个静态无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专门计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时也就给出了升温速度。”何祚庥对《中国科学报》说。
　　通过于敏的办法，氢 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节省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对于于敏在氢 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庥以“足球队”作比喻。
　　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识别一个可疑数据 揭示硬件错误
　　“除了核聚变的概念以外，当时我们最有经验的物理学家也不知道氢 弹的原理和结构，所以首要任务是弄清楚氢 弹的原理。在二机部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学术民主。无论年长年轻的，无论职位高低，大家在一个大教室里，谁有想法就上台说。”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说。
　　在那个时候，于敏担任理论部副主任。为了突破氢 弹原理，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分别带领一支研究队伍从不同途径进行探索。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活跃学术思想，理论部经常举办等离子体物理、二维计算方法等各种问题研讨班，组织专题学术报告会。
　　那时，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被戏称为“鸣放会”。在会上，无论是已经成名的科学家，还是年轻科研人员，人人都有发言权。
　　有一次，于敏和周光召分别带领攻关小组进行交流研讨，吸引了众多同志。整个会议室座无虚席，墙边也挤满了人，许多人不得不站到了门外。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双方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不时激发出新的思路火花。
　　杜祥琬说：“在讨论中，氢 弹最后被归纳了4种构型。但是哪一种能够做成？这个要到计算机上做数值模拟。1965年的下半年，由于北京的计算机不够用，于敏就带队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去算题。”
　　在杜祥琬的记忆中，计算机是把每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张纸带上，于敏和几位搞物理的同事，盯着纸带上打印出来的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
　　突然，于敏指着一个物理量说：“不对，这个物理量错了！”。
　　于是，大家开始查找错误的根源，最后发现执行这个物理量计算的晶体管坏了。“于敏由物理量的概念，能找出计算机一个硬件的错误，着实令人佩服！”杜祥琬说。
　　在这3个多月里，于敏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带领科研队伍实现了氢 弹原理的伟大突破──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曾这样评价他：“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 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 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和衣而卧”的场景成就伟大事业
　　“我们这个单位不习惯称呼头衔和职务，而是以‘老、小’相称。50多年来，我们一直称呼他‘老于’。我感到，这不仅是一种称呼，也是一种温度，是这个集体的一种凝聚力吧。”杜祥琬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这种凝聚力的感召下，“老于”凭着满腔忠诚的热血，践行了一位科学家对国家的忠诚。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后，他领导和组织科研队伍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把我国核武器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上世纪70年代随于敏加入实验工作队，在他的记忆中，于敏十分注重实验设计和装置细节。为了更好地观察实验情况，他坚持在现场作分析，甚至彻夜守在实验场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卧在地板上。
　　这是于敏留给他的战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这“和衣而卧”的熟悉场景，绘就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壮丽蓝图。
　　“那时候，老于健康状况很差。每天吃得很少，从车间到宿舍，经常是步行来回，走着走着，就想要呕吐。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实事求是，加强分析，尊重实践，终于澄清了技术问题，最后顺利完成了核试验的考核。”胡思得说。
　　于敏家的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于敏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对国家、民族的事业总是满怀热忱，有极高的责任感，他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对周围的科研队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于敏老师指导下学习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于敏老师对人对事使用激烈言辞，从来没有听到于敏老师高声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于敏的学生蓝可说。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于敏曾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这首词。
　　回顾他的一生，于敏的身上有诸多标签，但在同事和学生心中，他永远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老于”。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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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祚庥忆于敏：当之无愧的氢 弹构型最主要发明者

编者语：
　　1月16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氢 弹之父”的于敏在京去世，享年93岁。中科院院士，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与于先生是多年的同事兼老朋友，他们共同参与了中国第一颗氢 弹的研制。2014年，于先生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何先生撰文回忆他们一起共同研究氢 弹的全部经历。如今，该文经何先生重新修改后授权《中国经济周刊》编发，谨以文致敬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先生。于老，一路走好！

于敏（左），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烨（中），何祚庥。视频截图
　　50年前“如烟”的于敏往事，现在只能做片段的追忆。而再过5年或10年，恐怕就再没有人能说出于敏是怎样研究出氢 弹理论的全过程了。我的这段追忆，其实也仅限于1964年10月以前发生的事情。
　　苏联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是他们给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给我们的只是原子弹的一个教学模型的框图。中国人根据这个教学模型的框图，自己摸索、探索，成功地掌握了原子弹爆炸的全部机理。最后独立研制成功了一颗“内爆式”，但由铀235为核燃料组成的原子弹。
　　至于氢 弹，那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有一位俄罗斯科学家，在和中国学者谈及往事的时候，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至于美国，老是怀疑是中国人“偷”了他们的“秘密”。然而，朱镕基总理曾向这些怀疑者有一番谈话说，“你们的‘怀疑’，至少是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们过低地低估了中国科技界创新的能力。第二，你们也过低地低估了你们的强有力的保密制度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的氢 弹确是中国人独立创新、自主研发的重大成果。但如果没有美国人、苏联人研发成功的范例在先，那时的中国人也是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应独立自主地研发氢 弹。我和于敏私下曾多次交换过意见，如果没有美国人或苏联的成功范例在先，那我们也绝对不会敢于“闯”这个重大难关的。原因是，如果遭到了失败，如果浪费了大量的钱，怎么向国人交代？
　　但是我又很愿意向社会公众较详细介绍于敏等人如何进行这一重大科学创新活动的比较细致的经历。从我来看，这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第一原理”出发，也就是从核物理、原子物理等物理的基本知识和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独立而完整地建立和开发了氢 弹的理论、技术，直到建立和实现中国自己的核打击力量。

于敏是怎样被请来参加氢 弹理论研究的？
　　为什么中国从原子弹到氢 弹比其他国家少用2年多？
　　真实的情况是，氢 弹的“预先”研究从1960年12月就决策上马干了。
　　1960年，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在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下，起草了“科研工作14条”。为贯彻“14条”，聂荣臻指示说：“科研工作像下棋，下棋要看三步棋。我们的国防研究，是否还应部署第二步棋？”根据聂总这一指示，当时主持核武器研发的二机部部长刘杰找到钱三强商量，核武器应如何部署第二步棋？钱三强当即回答说，“那当然是氢 弹的预先研究”。
　　虽然中国人在1960年12月就已经决策要搞“氢 弹理论和实验的预先研究”，但中国人之所以能在原子弹爆炸后2年零8个月，亦即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颗氢 弹，一个重要原因是：及早将于敏这样“大师”级的、当时仍属年青的优秀研究人员“请”来参加预先研究的工作。
　　于敏是张宗燧（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我国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研究开拓者之一）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张宗燧先生为于敏写了封强烈的推荐信。毕业后即在吴有训任所长、实际是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里任助理研究员。在年青人中，于敏一直以业务能力特强而著名。因此，在那一时期，于敏便成为“专而不红”的一面“旗帜”。
　　1958年8月1日，于敏从原子能所一部调到二部，加强原子核物理的理论研究，以便和原子核物理的实验工作相协调。在1960年原子能所二部的“红专大辩论”和“拔白旗”的运动中，于敏成为白专道路的一面旗帜而被“打倒”。（准确地讲，于敏只不过不够“红”，但那时认为，“粉红式”是白专道路的变种。）
　　何泽慧深知于敏的科学能力。在于敏“被”打倒后，何先生说，那还是请于敏来帮我做裂变理论吧！钱三强和何泽慧都是“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发现者。原子能研究所当然会将核裂变现象作为重点继续研究。由于氢 弹理论研究，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工作。黄祖洽和我都深感“兹事体大”“责任重大”。黄和我当然都深知于的才能，我们商量，是不是请于敏也来参加工作。黄祖洽欣然同意。于是黄和我便去找钱三强，建议将于敏调过来，从事氢 弹的预先研究。钱三强当然立即同意。
　　但由于这一批判是所党委定的，最后只好由钱三强去请示刘杰部长。于在被批判后仍然积极工作，表现不错，所以被允许调来参加工作。

初出茅庐：于敏立即来了个“火烧博望坡”
　　于敏最推崇的是诸葛亮讲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两句话。这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在年青朋友之间，少不得大家嘲笑他“以诸葛亮自居”，最好再加上“周瑜”，改名为“于亮”。但是，这位诸葛亮一参加到氢 弹的预先研究中来，立即来了个“火烧博望坡”。
　　氢 弹有三大关键问题：材料、原理和构型。而研究氢 弹首先就会面临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氢 弹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氢 弹当然不是由氢气做成的。但人们通常会猜测氢 弹是由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做成的。这就是美国人曾经试验过的、那只重达62吨的所谓T-U型氢 弹。这里T是指氚，而U即铀235，也许其中还包含有铀238。现在网上说，还有一个于敏型的氢 弹。那么，于敏型氢 弹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材料和爆炸机理有密切关系。美国的T-U型氢 弹，是原子弹外面包着大量液态的氘和氚，原子弹爆炸后，会点燃氘和氚的混合体发生热核反应，释放巨大能量，也就是用原子弹引爆了氢 弹。但问题是，这样的氢 弹体积太大了，也太重了，因为液态氘和氚的氢 弹，必须附加一个超低温冷冻机，所以重达62吨。这显然不能用来作战。更重要的是，价格太贵了！因为要大量用氚，而自然界里并没有氚，必须由人工生产出这种寿命仅为12年的氚！这种大量用氚的氢 弹，不要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做，准确地讲，美国人也不会大量做，因为太贵，做不起。
　　所以说，真正用于作战的氢 弹，必定另有出路。
　　既然第一枚氢 弹是T-U型。可以猜想，中国设计的、可用于作战的氢 弹，其中仍必然有氚的贡献。即使它们不是事先放在氢 弹的结构中，也可能在爆炸中大量产生。总之，氚会在未来设计中会起重大作用。黄祖洽组长第一个决定，收集氚的实验数据，请两位年青同志萨本豪和刘宪辉专门搜集氘氘、氘氚的截面。
　　他们“发现”，氘氚反应最大截面是5个巴（巴这里是核反应截面的单位，1巴等于10-24平方厘米），是所有轻核反应截面中最大的截面。而氘氘反应最大却只有100毫巴。两者相差达几十倍到100倍！
　　这立即就产生一个疑问──氚在氢 弹爆炸中起什么作用？更大的疑问，是中国未来的氢 弹是否真的不要氚？假如氚是必需品，而我们却没有，怎么办？我们的预先研究组，是否还应建议中国早部署氚的生产？
　　接着，我又从梅镇岳先生的《原子核物理》的教科书中查到氚氚反应截面的理论值是15巴，是氘氚反应的3倍。而梅先生数据，却来自美国的《现代物理评论》。那是本权威杂志，应当十分可靠。至少，如能在氢 弹试制中，适当添加氚的含量，必定有利于起爆，也有利于提高爆炸当量。所以，我猜，很可能氚氚反应截面是“未公布”的关键数据。那么，我们的轻核反应是否还应提前关注一下氚氚核反应截面实验的测量？这就既要有氚靶，而且要有氚束。粗略估计一下，可能至少要投入几亿元人民币才能做这个实验。但是中国当时的科研经费极为紧张。而氚，在那一时期，简直是比大熊猫还要难得，中国连做一个实验用的氚靶都做不出来。既拿不出钱来制造一台有氚束的加速器，也不知道如何大量生产氚。
　　于敏自被“请”来参加工作后，立即用Breit-Wigner公式严格证明了，所有轻核反应的截面均绝对不可能超过5巴。所谓氚氚反应截面高达15巴的问题，一定是假的！
　　这真是石破天惊第一声。为什么于敏竟能用理论来否定理论上有可能出现的实验数据？原子核反应的理论远没有原子反应的理论那样成熟，于敏的结论可靠吗？
　　我和黄祖洽详细聆听了于敏的证明。由于于敏用的是从第一原理出发但又是“半唯象”的，包含某些经验参数在内的理论，其中有某些参数的输入，又来自极为可靠的实验数据。这是理论物理学者在走向终结理论过程中，要回答某些现实问题时，时常运用的标准方法之一（我和朱洪元、胡宁、戴元本等人研究层子模型时，也用了类似的方法）。但“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在听完于敏的证明以后，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一结论十分可信而巧妙，因而否决了是否需要部署、测量氚氚反应截面的实验建议。
　　这就避免了一次大浪费。若干年后，我们发现原来美国人曾进行过氚氚反应截面的测量。只是测量后，并未及时发表。

有可能用原子弹点燃氘化锂的热核反应吗？
　　在否决了昂贵的氚弹的设想之后，其第二位的选择，必定是采用氘化锂。在氘化锂介质中，不仅可以由氘氘反应产生氚，而且还能由中子和锂6的反应形成氚。虽然一个廉价的氢 弹，必然不会含有人工制造的氚，但完全可以利用氘和锂6形成的固体，间接地利用氚。
　　一个最简单的设想：人们能否在原子弹外面加上一个氘化锂组成的球壳，通过氚的中介，用原子弹产生的高温，直接点燃氘化锂的热核反应？
　　于敏运用逆康普顿散射机制，仔细计算了一个满足玻尔茨曼分布的电子和一个满足轫致辐射谱的光子相碰撞并逐渐转移能量的过程，最后证明，等离子体中的电子会迅速地将能量传输给光子，而处在均衡态的光子的能量密度，一定归结为普朗克能量密度，即aT4！
　　这就完全粉碎了我们所期望的用原子弹直接点着氘化锂的等离子体！简单计算还表明，一个在正常密度的含有氚化锂的氘化锂的混合体系形成的高密度等离子体，根本没有可能会点燃！
　　于敏这一计算，对我们当时的猜想打击太大了。为此，朱洪元教授还自告奋勇地仔细检查了于敏的计算，仅在最后指出，于敏在整个计算中，少了一个因子2。但加上“2”的改正后，丝毫不影响于敏所做结论。

出路何在？
　　前面提到，于敏曾用公式严格证明氘氚反应所具有的最大截面不会超过5巴，但我们又注意到氘氚发生反应后，一共会放出17.6MeV的能量，而停留在等离子体内的仅有3.5MeV。其中大部分能量由14.1MeV的中子所带走。那么，我们能否设法使中子带走的14.1MeV能量，又回到等离子体内？
　　我由苏联回国时，从苏联的科技书店里买回一本有中子和原子核反应截面的一个简单的手册。这一手册除了收集若干低能中子的对轻核反应的截面外，还收集有14.1MeV中子和重核元素发生核反应的截面的简图。也就是当中子能量达到了14.1MeV的时候，铀235及铀238、钚239、钍232均发生裂变。并且裂变后平均产生4.5个中子，同时还释放出约200MeV的裂变能。
　　我说，是不是还能设法将这些能量也补充转移放到氘化锂的介质里面？而且，中子打击锂6后，锂6将分裂为氚核和氢核，同时也还将增加约4.9MeV的能量。如果我们能将所有这些新释放的能量，转移或集中在氘化锂的等离子体里，也许也有可能使氘化锂中的等离子体里积累的热量大过损失的热量，从而持续维持一个“裂变中子→被锂6吸收形成氚→由氘氚反应释放出14.1MeV中子→14.1MeV中子轰击到重核元素，如铀238，→产生4.5个裂变中子”的循环所形成的链式反应。而如果这是一个类似于原子弹爆炸的中子不断增殖的链式反应过程，也许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大爆炸。
　　这就是当今受控热核反应界，所热衷于研究和发展的‘聚变、裂变’混合堆。
　　那么，我们能否把这个链式反应机制设法编成计算程序，用计算机上算一下？但是，这一计算工作量极大，需要求解某个有一定结构下的中子输运方程和辐射流体力学的联立方程。而问题是，所涉及到中子能谱，有低能中子、中能中子，还有一直延伸到14.1MeV能量的高能中子，这至少要将中子能谱分成16群，才有希望得出可信的结果。在当时，在我们仅有的极有限的计算机条件下，相当难以解决。
　　这时，于敏立刻就拿出他的深厚功底的理论物理学家的看家本领了。于敏立即说，先研究一个理想模型。
　　他建议，不要马上设法求解如此复杂的方程式，而是完全略去介质的运动，首先构造一个静态的无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专门计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时也就给出升温速度。这就可以略去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节省了计算工作量。
　　对于在某一温度特定T下，某个中子经过一次循环后的中子倍增的特征时间是多少的问题，经过求证后发现，其特征时间比一般原子弹里的中子增殖的特征时间慢很多，但于敏和我却注意到这一特征时间的倒数将强烈地依存温度T4和密度。如果等离子体温度T更高或者密度变大，中子数增殖特征时间的倒数便会很快上升。这一链式反应过程的特征时间的倒数就有可能大大超过原子弹，也许这就是氢 弹。
　　这就强烈地启示着于敏和我，要“点燃”某个氢 弹，除了走稀薄等体子体道路，即于敏所说“放光”模型以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亦即通过某种升温和压缩机制，将某个室温下的“裂变中子+氘化锂+U238”体系，压缩升温成为某个处在高温T和高密度下的等离子状态，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包含热核反应在内的“链式反应”式的氢 弹的爆炸。

在纸上做出巨型原子弹
　　为什么我们过去的简单设想均不太成功？因为一个可爆炸的带有中子链式反应机制的氢 弹体系，也必然如同原子弹一样存在着某种临界质量。容易证明，原子弹的临界质量和密度的平方成反比。而一旦通过炸 药形成向内“压缩”的爆震波，使原子弹内包含的核燃料的“质量”超它的临界质量，原子弹就会发生爆炸。那么，我们设想中的有中子链式反应形成的氢 弹，其外来的向内的“压缩”波将从何而来？
　　这时，黄祖洽却忽发奇想。他问，我们是否可以用大量的U235，如用1吨重的铀235做成一个大壳子，但里面却放上大量的氘化锂，这一特制的原子弹必然也会产生向心的压缩波。也许这一机制将“点燃”藏在铀235外壳内的氘化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增强”式的原子弹，或十分“肮脏”的大原子弹？
　　于敏和我都说“好”！由于我们已经懂得上述爆炸机理，也有了运动方程式，也有了描述中子运动的“三群”的分群截面，当然不难给出它们的尺寸大小，写出差分格式，用计算机计算出这一“设计”的爆炸当量。而意外的是，这一超大型原子弹，其TNT爆炸当量，竟高达几千万吨级！这太意外了，我们居然在纸上已做出个类似于氢 弹爆炸当量的大原子弹！
　　但是，这个模型却用了约1吨重的铀235。其铀235的用量约相当于30枚的原子弹。而一枚原子弹的爆炸当量才约为2万~3万吨TNT当量，或这一巨型原子弹的爆炸当量应在3万×30或百万吨级。但这一由纸带上打印出来的巨型原子弹爆炸当量，却几乎相当于1000枚的原子弹的爆炸！为什么这一纸上巨型原子弹，获得如此高的爆炸当量？
　　于敏和我均详细地检查了纸带，结果发现这一巨型原子弹的中子通量增殖极快，以致这一吨重的铀235几乎烧掉了总重量的99.99%！我和于敏都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爆炸究竟是原子弹爆炸还是实质上是氢 弹爆炸？
　　于敏仔细思考后，所谓原子弹爆炸，其键式反应的特征，是每次裂变平均放出2.5个中子，而氢 弹爆炸，其键式反应的特征，却是每次裂变平均放出4.5个中子。虽然这里是用铀235做外壳，裂变谱中子和14.1MeV的高能中子都会起裂变反应，但也有可能这里铀235实际上仅起着类似14.1MeV中子对铀238所起的裂变的作用。因此，关键就在于在这一纸上的爆炸中，真正起主导作用是4个半中子还是2个半中子？
　　于敏从纸带中摘出了一系列的中子增殖数据，测算中子通量的上升速度，特别取出其中的第1群，即14.1MeV中子的数据。最后，他对我说，纸带上穿孔的数据，似乎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从1吨铀235放出的4个半中子，并不是由裂变中子诱发的2个半中子！
　　所以，这一超“大型”原子弹的爆炸，实际上并不是原子弹爆炸，而更像是有热核反应在内的由14.1MeV中子的链式反应所主导的氢 弹的爆炸。黄祖洽建议的这个计算，就像是有一颗由铀235球売组成的原子弹，爆炸后对内产生一个内爆波，从外向里压缩球売里的氘化锂达到高密度、高温状态，从而引起包括氘氚反应和中子系列的链式反应。从表观上看，这似乎是某个超大型原子弹的爆炸，而其实是一颗大型氢 弹的爆炸。
　　问题是我们如何实现某种压缩机制，来实现这一链式反应所引起的大爆炸？在黄祖洽建议的计算中，用上一吨铀235的外壳，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构型。但这一用了上吨级铀235外壳的构思，显然起着两方面作用：第一，其第一阶段的或早期的原子弹式爆炸为氘化锂提供了制氚所需要大量的中子；第二，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向内的爆震波，将铀235空腔内的氘化锂压缩成温度极高、密度极高的一个小球。因此，它极大地提高了氘化锂的热核反应速度，即T4中的值可以随温度T4的升高和密度的变大而演变成极大的数值。但辐射损失，黑体辐射能量密度的aT4中的a值却仍是一个常数。所以，只要创造某种类似机制，就有可能点燃一个真实的氢 弹。
　　可以设法在氘锂的球体内放一个由铀235或钚239做成的小球，用以提供早期大量制备氚所需裂变中子。但如果将铀235外壳换成铀238外壳，就无法获得像那颗大原子弹产生的向内压缩的巨大的内爆波。
　　那么这一巨大的向内压缩的压力将从哪里来？在那一时期，我们未能获得真正解答。不过，我们确曾注意到，原子弹爆炸后首先放出的是强射线，其总量约占总能量的6%。所以，一个2万吨级的原子弹首先放出约于1200吨TNT当量的射线。如果能设法将这一巨大的射线能量投射到某个铀238外壳，也许如此巨大的当量的“炸 药”可以将氢 弹压缩成为一个超临界小球，从而诱发链式反应式的爆炸。
　　所以，我们猜测，所谓原子弹“点燃”氢 弹的说法，并不是利用原子弹直接“点燃”氢 弹中的热核反应，而是提供一个人为的类似于原子弹起爆的内向的“向心”压缩波，使腔内氘化锂温度升高和密度增大点燃其中的氘氚反应，从而导致了氢 弹的迅速爆炸。其爆炸机理其实是和原子弹爆炸机理相似的由内向性“爆轰波”所引发的中子链式反应式的爆炸。
　　不过，当时的于敏更喜欢的是“放光”模型。而如果“放光”模型得以真正实现，那将是一个干净的氢 弹。显然，一个干净的氢 弹的设计比起肮脏的氢 弹的设计要更为漂亮。

于敏是不是中国的“氢 弹之父”？
　　在九院曾发生一场氢 弹理论发明权的争论。我曾向邓稼先详细介绍过于敏在原子能研究所所做的全部工作。从我来看，我认为于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氢 弹构型的最主要发明者。
　　回顾那一时期所做各项工作，可以说，在氢 弹的预先研究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难点的解决都出自于敏的贡献，而我仅是站在一旁的积极的促进者。
　　于敏曾多次否认他是中国的“氢 弹之父”。因为氢 弹的研究，包括氢 弹的预先研究，的确是很多人集体研究的结果。而且，其中还有不少青年的工作者，为氢 弹的研究，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的一生。
　　那么，于敏的贡献何在？也许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一个由11人组成的足球队，在场上踢球，但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却往往是场外的教练和冲在前面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中锋。至于我，虽然也添在前锋之列，但我这位边锋，虽然也曾多次和于敏并肩作战，但到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场入网的却总是于敏院士。至于我，最多只能将足球踢到能由于敏“举足破门”的最佳位置。
　　在我来看，将中国的氢 弹称之为于敏构型，是完全准确而恰当的。

⊙作者：何祚庥

源自：微信公号“中国经济周刊”

　　我国氢 弹之父于敏去世 享年93岁

源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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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筒]辱骂已故科学家 男子被行政拘留十五日]据微信公众号“平安鄱阳”17日发布的警情通报，1月16日晚，网民“vindictive1086”在微博跟帖辱骂已故科学家于敏，造成严重影响。经查，该网民系鄱阳县人彭某华（男，32岁），鄱阳县公安局依法对其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

　　我国氢 弹之父于敏去世 享年93岁

源自：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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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氢 弹之父”爱看《红楼梦》

　　于敏家的客厅里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尽管人们称他为中国的“氢 弹之父”，但在他生前，老人家多次婉拒这一称呼。
　　1月16日，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与世长辞，享年93岁。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为了我国的氢 弹探索任务，在1961年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并最终取得了氢 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6日，记者采访了多位和于敏有过交集的科学家以及于敏的堂弟于确。

核武专家追忆：他不拘小节、没有架子
　　曾与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姜悦凯以及核武专家魏世杰向记者追忆了于敏生前感人的事迹。姜悦凯表示，当年，为了祖国需要，于敏毫不犹豫地从原子核研究转向氢 弹研究，体现了一名科学家的崇高风范。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二机部九院）原党委书记姜悦凯向记者回忆说，于敏在科研上非常严谨。对于每一个数据，于敏都要一个个检验，一个个复核。
　　于敏知道，一个微不足道的偏差，都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有时，为了验证一个数据，他可以整晚待在计算机房，直到查出差错究竟出在哪里。
　　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于敏突然发现原设计中某一个理论假设可能有问题。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明知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却立即报告上级，要求暂停试验准备。
　　于敏工作了一天一夜，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并不影响试验进行，才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准备。上级领导问他：“如果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一脸严肃地表示：“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科学上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
　　于敏在青海221基地隐姓埋名28载。见证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 弹的爆炸成功的核武专家魏世杰多次和他在工作场合碰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我心想，这个眯着眼睛闷头想问题的老头是谁啊，后来周围的人悄悄告诉我，他是于敏。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于敏。我们那个年代，对于科学家非常崇拜，像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都是年轻人的偶像。”
　　魏世杰说，于敏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但在生活上，他却向来不拘小节，穿着也非常朴素，和一名普通的老者没什么两样。魏世杰记得，当时邓稼先和于敏分别是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的主任和副主任，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了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的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于敏。众人四处寻找，原来于敏那时正躲在宿舍看《红楼梦》，楼下吵吵嚷嚷的，但他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一个人看得津津有味。
　　魏世杰回忆说，于敏虽然是大科学家，但从来没有架子。于敏在九院理论部工作时就给工作团队下达了关于学术自由的几个准则：发言不论资排辈，什么话都能讲；讨论问题时不要怕得罪人，绝对不给“小鞋”穿。“那时，你经常能看到一个情形，一个年轻的后生，对于于敏的观点不认同或者提出不同意见，于敏都很耐心地和他讨论。”

拒绝推卸责任
　　魏世杰说，于敏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为人也让人敬佩。有一次，九院试验部的一个试验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当时，有关部门下来调查，他们找到于敏询问失败原因，并让他写一个报告，认定试验失败的责任在试验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于敏把责任推给试验部，那对那里的科研人员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但于敏拒绝这样表态，他一再向调查组表示，试验失败的责任不在试验组身上。他的这一做法也保住了一大批科研工作者。从那以后，不仅理论部的人服他，试验部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1965年，于敏研制氢 弹还是秘密任务，不能对外公布，经过一百多天的奋战，他终于找到突破氢 弹的技术路径。兴奋不已的于敏在上海给邓稼先发去电报“我今天打到了一只松鼠。”收到这封电报的邓稼先欣喜万分，他当然知道，于敏所说的“打到一只松鼠”指的就是氢 弹在理论设计上已经完全成型，只差后续的试验了。
　　得知于敏“打到一只松鼠”，邓稼先欣喜万分，第二天便赶到上海，向他表示祝贺。当时，普通研究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过四五十元，于敏是副研究员，工资高一些，但也不过100多元。当时大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的工资高，就谁请客。正当于敏准备请客时，邓稼先站了出来，他说，自己的工资有230元，比于敏多50元，所以应该他请客。最终，大家美滋滋地吃了一顿。

于敏学生、清华大学教授李彬：他是个温和且聪明的人
　　李彬最初是于敏招录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博士生。他第一次见到“于敏”这两个字，是在1988年，当时刚从北大技术物理系硕士毕业后，李彬选择了报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军备控制（科学技术方向）博士生，指导教师便是于敏。
　　“实话说，当时不知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哪里、军备控制是干什么，也不知道于敏是谁。”直到1990年入学之后，李彬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的博士生，学习军备控制，并在杜祥琬的介绍下，与于敏产生了交集。
　　直到后来，李彬才了解到，原来“军备控制”这个专业是在“外行”于敏的影响下才催生的。李彬介绍，1984年，邓稼先和于敏曾联合署名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等军备控制即将到来，建议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并重视军控研究。“我的入学得益于这个背景，而历史的进程完全符合于敏的预计，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他当时的观察能力和责任心。”李彬说。
　　在李彬的印象中，于敏是一个“话不多、温和且聪明的人”。李彬透露，在于敏被誉为“中国氢 弹之父”之前，业内曾对氢 弹的发明者产生过大范围的讨论，“但是于敏当时就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集体智慧，水到渠成’，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于敏堂弟：“哥哥是个忠孝两全的人”
　　1月16日晚6时，记者拨通了于敏堂弟于确的电话，他正在从天津赶往北京的路上──今年67岁的于确刚从一场疾病中走出，身体还在恢复阶段。
　　于确说自己的身体“还算可以”；但在提及“于敏”之后，于确的声音却开始明显颤抖。“我现在实在有些难受。”于确有些哽咽。
　　于确与于敏虽相差26岁，但两人一直兄弟情深。据于确的好友、《中老年时报》记者刘长海透露，早在1951年，于敏在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工作之后，每月15日都会给全家9口人寄去汇款单。直到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坚持下，于敏才停止汇款。
　　于敏的祖父育有两男三女，大女儿和二女儿因病早亡，而长子于振宵（即于敏的父亲），曾当过宁河芦台二村的村长；次子于振远（即于确的父亲），曾在宁河芦台十村当老师，因此家中向来“重学”。“我的学杂费，都是用哥哥寄来的钱付的。”于确称。
　　在于确的记忆里，他大多只能在春节期间见到于敏，但不在家的日子里，于敏时常会给家中寄去书信，断断续续竟累计200多封。每一次书信送达，于确便会和家人一同凑在父亲身边，听父亲念信。
　　于确说，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内容。
　　而自于振霄和于振远先后离世后，于确与于敏见面的次数便少了许多，但双方却时常会通过电话的方式互通兄弟之间的惦念之情。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于敏的身影，于确也都会激动万分，倍感自豪。
　　但随着年岁渐长，于敏的身体也逐渐成为于确心中的牵挂。据知情人透露，2018年底于敏入选“改革开放100人”前夕，于确就曾双目含泪地表示：“哥哥的身体不好。”
　　“（他）为了国家强盛，兢兢业业，是为国家尽了忠；27年汇款供养我们全家，是尽了孝。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人！”于确称。

不朽功勋
　　“百日会战”突破氢 弹技术路径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5年9月，轻核理论部决定由于敏率领13研究室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利用该所的J501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9月27日，队伍抵达上海。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那时的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一碰到机器跳动，算出来的结果就不对，就会前功尽弃。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 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 弹的技术路径，最终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 弹物理设计方案。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 弹试验取得成功。
　　于敏功勋卓著，但在研制氢 弹的过程中，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常年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的于敏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氢 弹的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实验，在热试验前，于敏忽然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组织特许他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突然便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他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说起当年研究氢 弹放弃理论物理研究、隐姓埋名、甚至付出生命，于敏在去年接受央视采访时却是这样说的：“当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 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但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氢 弹）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