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性与本地性通史及党史

普世性与本地性通史及党史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断代史》初探

金识

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断代史发轫

如果把“普世性”看作是普遍性和世界性的简称。“本地性”是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简称，那么科学应分为“普世性科学”和“本地性科学”两种类型的想法，来自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断代史》的构想。

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关于班级教学制度和学校制度的思想，为现代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已成为现代教育世界通行的潮流。科学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教育，正是在班级制的现代教育中取得的绝对性胜利。所以普世性科学，指一种普遍性和世界性传说的非物质文化科学遗产教育。与之补充的本地性科学，指一种本土性和地域性传说的非物质文化科学遗产教育。

我们在探讨普世性科学和本地性科学两种“传说”类型的区别时，看到已经被人遗忘的私塾原本的“熟”之意，想取从中的“熟”之意，来发掘某些科学传承中的不可代替作用的意义。因为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断代史》想要叙述的是一些“熟”之意的事情，特别是普世性与本地性通史及党史的事情。

这些事情真实存在，或者可以再考查，但不为后来组织或后来大多数人知晓。因为时间这种东西是无情的，而在这个贪图新鲜的年代，在当事人或见证人都不在人间之后，越是一些敏感的因政治变换忌讳的事情，遗忘这种无情似乎表现得更加明显。但这些真实的事情为什么会流传下来？靠什么方式流传下来？因为这也是一种智慧，即使对大多数人无益，但对某些个人、某些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种汲取教训而能持续发展的智慧。正是如此，类似“私塾”形式的流传，以“熟”为本就成为一种生命力。这类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些为非作歹的人，即使他们因某种原因而“功成名就”，仍为历史所不齿。

一说“断代史”，人们会想到史书体例名称的中国断代史，如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编著的《汉书》，这种是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如果说只记述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的史书，叫断代史，但也有类似《天安门广场断代史》的书和“高性能车断代史”的说法，这是对一个地方或一样东西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作的全新解读。《天安门广场断代史》一书的作者吴伟，1973年才生，山西大同人，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他笔触的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画卷，在充实的资料衬托下，无疑为迷失在现代化文明中的读者，以更为清晰地提供对祖国乐观对整个中国乐观的情怀。这也我们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断代史》学习的初衷。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给今天中国人民带来的福祉，有目共睹。但今天有的人，把今天社会上的还存在的类似腐败的现象，归罪于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果。这是我们不赞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金庸(查良镛)先生，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有100多种社会主义，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庸曾听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而邓小平不动声色，不予理睬，使“四人帮”一次又一次气急败坏、无可奈何。金庸说：“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邓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新建县，金庸曾在《明报》社论中为他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悖逆之处。他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成了他们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金庸的《明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以反“文化大革命”而著称的；他曾被香港的左派骂为“反共反华”、“亲英崇美”，甚至上了极左派的暗杀名单。同是一个中国，同是社会主义，同是一些中国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认识结果？谁对谁错？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金庸，两人坦诚交谈，涉及不少尖锐的问题。例如，邓小平谈到金庸父亲查民卿当年在“镇反”中被错杀一事，金庸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悲剧，已淡然不记“前仇”。金庸说：“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改革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 其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依法治国。早在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如说一种生产关系中蕴含的生产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一种生产关系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必要的阶段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现的等说法，在保路运动发动时就很有吸引力和说服力。马克思的学问，基础研究多。马克思不回避讲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掌权与平等，认可暴力，但不赞同搞恐怖暗杀等活动，主张依法治国。这也是四川保路运动各阶层人民能接受的。

时过境迁的事情，谁对谁错并不是要记“前仇”，重要的是向前看，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金庸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三大任务：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搞好经济建设。此主张得到了金庸的极大拥护，金庸表示经济建设、民生发展最为重要。邓小平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建设是其他两大任务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体现的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培养邓小平智慧的土壤在哪里？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吗？这就是普世性与本地性通史及党史要初探的断代史。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土壤，应该说，这和出生邓小平的他家乡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分不开。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5070-4170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20多种“中国通史”，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提出上古梁州在四川，梁州即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张圣奘也有钟毓龙类似的观点，《成都日报》2012年3月19日发表的《张圣奘 江陵才子掘出“资阳人”》一文中说，张圣奘（1903—1992）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951年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年，张圣奘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据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分析，他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四川古时是海，成都是海的中心，而资阳一带则是海的边沿。随后，周恩来陪他去毛泽东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奘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而张圣奘认为四川古时是海，但这在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海，是类似堰塞湖地震形成的盆塞海？还是更远古地质板块运动形成的内陆海？至今还在争论。

如果说“北京猿人”化石丢失，是在解放前，那时掌控权并不全在我党专家手中。但“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是由新中国的专家独立完成的，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不应该到今天连“资阳人”化石发现的时间、地点，是否是化石，“资阳人”是男是女，“资阳人”出现的时间是3万年前还是7千年前，等等，专家和媒体都还是众说纷纭。这除开和我国高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的个人知识造诣、时代历史的局限有关外，贾兰坡、裴文中、冯汉骥、张圣奘、吴汝康、王玉哲等都是我国的顶尖的人类考古学家，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资阳人”和“北京人”、成都和重庆等类似竞争的讳莫如深的不团结，而辜负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期望呢？

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是人类自然形成的远古联合国，没有这种现象，这就是“天下莫非王土”的由来。这个“王”，就是“远古联合国”或称“远古联合国的王法”。远古联合国各国之间经济的交流，如国际旅游规则那样，用一种没有贸易保护的平等往来，这何来的侵略？把近邻的国家的大片土地纳入自己的国土范围，有何意义？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代表的我国学术界，倾向于认为1959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当然还有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为信史的认识。

但陈宁先生说国外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争议，如“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反之认为司马迁所论的商朝是信史，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但司马迁《史记》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也能视为信史吗？又说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因为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如“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关于对夏朝版图的争论，目前也还有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认为，湖北江汉平原的荆州城荆南寺遗址、大溪时代和盘龙城等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夏朝的都城曾就在盘龙城。联系郭静云的江汉平原和徐旭生先生的豫西偃师二里头“夏墟”两处遗址的调查，不正说明不是“王玉哲悖论”认定的那种远古联合国版图吗？

反之按陈宁先生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不能得到国外史学界的公认，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商朝开始的；甚至黄河流域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都还有疑问，因为那是西方最容易进入的地方。不知我国那些称是唯物史观的专家看了如何想？但我国科学殿堂外的“本地性科学”研究者，已经进行了近一百年的反驳抗争了。陈宁先生不是说《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不应一味断定为伪造，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吗？由于《今本竹书纪年》能反证四川盐亭县发掘的“盘古王表”石龟碑的可靠性，不得不在这里说一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公元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史称“汲冢书”。《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史记》记载大异﹐比较接近甲骨文记载史实，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因为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小篆”）记载，所以是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而周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止。初释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襄王，汲郡所盗的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

这次《竹书纪年》最先整理就有选择，例如，当时和峤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或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附编收录。其次，《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这套晋朝时整理好的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经五代战乱散佚，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即《竹书纪年》早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就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

所以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二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今本《纪年》有注。由于来路不明以及体例与历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历来被斥为元明时人之伪作。但也有学者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例如美国学者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和清代学者辑录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体例文字等方面有诸多差异，是因为两者分别为西晋时代两次竹简整理工作的产物。而《古本竹书纪年》只是清代学者朱右，曾蒐辑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的成果；这个“古本”称谓是相对于“今本”而言，其引书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后，则弃而不取。

即《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在到新中国解放后的1981年，方诗铭综合清代朱、王、范三家著述，重加编次，广为蒐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可见历史文献，既有司马迁《史记》类似普遍性、正统性的记载，也有《竹书纪年》类似本地性、散佚性的记载。而《竹书》为什么至今不能成正统性，以及成亡佚绝非偶然。晋代汲郡，是如今的河南汲县西南。直到现在，《竹书》问题依然乱局，正如解放后国宝“资阳人”头盖骨化石发现后，也存在乱局一样。“资阳人”偶出于修建成渝铁路，《竹书》偶出于历史上的盗墓行为，它们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科学文化发现。如后者，秦始皇焚书，产生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被毁的灭绝性后果；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可以说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因为原来《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正如“资阳人”的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及海洋文明体系，冲破了“北京人”的旧石器新石器母系父系文明体系一样。

汉代儒学成为国学，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就说：“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所以普遍性和世界性的科学，也相信和希望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科学，不断有新发现。历史科学竹书、帛书不断问世，象银雀山、睡虎地等，史学家以开放的心态，一定可以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因为像《竹书纪年》出土的这种编年通史的材料，既然有一，也会有二。因为《竹书纪年》原简本、残简，记载有盘古、黄帝以来的史事，整理官和峤也认为可选择起自黄帝，但他的意见没有被上级采纳，只作为附编收录一些。而“天垣盘古王表”说明有类似的材料，记载追溯中国文明到盘古法天法地时代，可见中华民族不止有五千年而是有近万年文明史。

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1936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一书，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可作旁证。有人会说“尧年王表”带有神话，但国际上承认的《苏美尔王表》，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特别是研究苏美尔人政治史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对理解古代两河流域各民族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提人、阿摩利人关于王权起源、王位继承有裨益。但 《苏美尔王表》材料记载苏美尔人的历史开端是“王权自天而降”，也带有神话性质，是事实与幻想的混合体。并且神话类似“突出政治”是上古时代政权的要求，问题是，不管《苏美尔王表》还是《盘古王表》，是否创建有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及海洋文明，陈宁先生说是证明“文明”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发生，或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文明作标志才算数。《盘古王表》作为一个本土性和地域性的材料，是靠私塾性的教育一代传说一代，它可以和今天有人收集全国性公知的考古遗存综合整理的类似《三皇五帝王表》比拼，也正需要陈宁先生说的文明标志验证。

问题是陈宁先生说类似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等文明标志，在远古联合国人类上古时代和类似《竹书纪年》说夏、商、周三代有很大的不同。四川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何拔儒（1862-1955，四川盐亭人），开启盐亭本土文史研究的先河，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70多年中，他坚持相信《盘古王表》和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类似的“远古联合国及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地理形成”的话题，当然不是仅靠本地民间传说，他虽然留学过日本，但也并不懂得今天金力院士和华大基因研究院等的基因实验探索，也没有邓涛等的原始西藏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的发现。他强调使用的“硬证据”主要是私塾性教育传说的在“熟”上。即有对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类似文明标志存在的文字材料、城市建筑、青铜器等实物的了解熟悉。他说有人不相信盘古这个历史人物，认为是传说，这很正常。如果他不去了解就相信，反而说明他（她）不正常。所以何拔儒一生对来自很多的反对意见很谈定。他说，人们不接受或没有接受的学术氛围，是和社会人们的生存状况相一致的，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而要作造福民族和国家“利器”的人，是不在于不了解熟悉的人的相信，而在于自己是否能按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方法揭示它。中医中药不在于人们不相信，而是高明的中医生治好的病，不容易从分子机制揭示其原理来重复运用。

这里要证明远古联合国及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是他何拔儒熟悉的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两岸，有连成一线的可以望见的大围坪台地时隐时现的地理现象，是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期区域的特点漫长历史，及形成的世界远古中华文明的分化明显的区域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这包含有类似大地震，以及外星陨石撞击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造成的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要说明这点很难，说了能懂也难。这种本土性和地域性现在可以理解，正如中秋节前后，中央电视台曾大讲钱塘江潮汐。钱塘江潮汐现象规模之大和奇特，在全世界却并不多见，这奇怪吗？潮汐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为什么只有钱塘江潮汐现象有此规模和奇特？因为这是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同理，盆塞海波及整个四川，为什么只在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留下鲜明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也许也是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如中国地质科学院有学者说的“远离海沟和俯冲带，就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

即如果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存在盆塞海，那么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有没有形成类似海沟和俯冲带的地质条件呢？实际 如果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从长江口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一样，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骤然形成“水墙”，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那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也才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

二、通史党史断代史融合普世性与本地性

二、通史党史断代史融合普世性与本地性

普遍性和世界性是属于大问题，本土性和地域性是属于小问题。为什么小问题能解答大问题？远古四川盆塞海洋文明的解读说明，本地存在的材料，立足在“熟“。从思想定位的内建原理看，它作为先验知识，是独立于智力存在的一种经验地图；具体到新识的本地性科学，是类似在建构定位系统的位置空间；对已存的普世性科学，是需要的类似定位系统的网格协调。普世性科学和本地性科学两者结合，类似生物基因的双螺旋结构，共同在解决科学所处的什么环境位置，以及在复杂环境中找到创新线路的方位感知、导航能力，是为科学具有的范式转变，开辟正确途径。例如，我们在理解何拔儒的盘古王表认知的本土中国远古史遗存，以及何拔儒个人的活动轨迹时，意外发现中国远古历史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联系。

2014年9月我国第一个“烈士纪念日”，盐亭县有网友发文说：我们应该深切缅怀“那些为国捐躯，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当然也包括我们盐亭县这些尚未有定论的“英勇就义”的前辈。相信，历史终究会有公论！或许来得迟一些。这指的是因汪克明真叛变，制造了1925-1935年期间四川盐亭革命老区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1935年被敌人屠杀于该县高灯塔泥坝和玉龙宗风寺，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盐亭县和绵阳市党史办出版的书籍等材料被暗设为“叛徒”案，实为“盐亭就义”案。

实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94年的奋斗历史，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全新探索，是改写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党史文苑（纪实版）》杂志2010年3期等发表《北京日报》理论部李庆英主任编辑的一些文章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权威党史对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日本等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一直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学界才逐步弄清了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原始名称，原来并不统一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而是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法，并不能反映当时的历史原貌。据学者考证，“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最先提出的。

中国建共产党后，开始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便将创立的中共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但新中国成立以前，“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无论在党的文件、领导人的报告，还是党的早期组织成员的回忆文章中，使用的都较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了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加上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也曾说过：“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这样，国内党史著述中便广泛地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就有学者提出纠正“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问题。这个建议受到了权威党史部门的重视，到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对1921年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这实际上是权威党史对党的早期组织的“正名”，更加符合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面貌。因为陈独秀1920年6月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此后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其成员包括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李达、沈雁冰、林祖涵、沈泽民等。到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建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通知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

更为重大价值、难题所在的是，经中央档案馆同意，《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这份俄文翻译稿而不是中文原稿的档案，于2011年3月，在《光明日报》、《重庆日报》、《红岩春秋》杂志公开发表。2011年2月20日，北京和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在北京召开了“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专家座谈会”，当今国内这一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真实性再次予以确认。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俄文翻译稿这一珍贵文献，也许还有中文原稿，大约作于1920年，是“四川省重庆共产党”的四位负责人，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份报告，共七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组织的历史，并报告“1920年3月12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从《重庆报告》看，这份报告是迄今所见到的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党组织。与其他中共早期组织比较，成立时间最早，尤其是在不依赖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僻处西南的重庆，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该报告原存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馆，1956年俄文译稿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档案馆将翻译的部分中文译稿，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查。毛泽东作了批示，董必武认可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批档案一直未公开。后来一些专家学者对此反复研究、考证，最终在2011年3月12日这一特殊的91年后的日子，经中央档案馆同意公开解密这份尘封已久的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档案。重庆作为“中国早期共产党发祥地之一”的结论，最终被史实印证。《重庆报告》向人们描述了僻处西南的重庆，建立了一个比北京、上海、广东等中共早期组织还早的共产党组织，其信仰、近期目标、组织规模、组织机构和分布范围都十分具体而全面。报告称：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党成立，该组织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后来又有一批工人加入，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组成。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都建立了支部。报告显示，当时四川省共有5个共产党组织，分别分布在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而重庆是这个组织“总的组织”、“正式组织”。报告主张“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当然他们也认为，应“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义……运用于我们的组织”。

但《重庆报告》有迷雾，问题一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没有四川代表；二是“四川省重庆共产党组织”档案、文献资料亲历者极少；三是对《报告》研究除北京、四川、重庆的少数学者有所涉及外，研究者极少，研究进展亦无重大突破，以至于至今仍被称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甚至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即要落实报告的作者究竟是谁？报告究竟是在哪里写的？报告究竟写于何时？报告究竟是报送给谁的？报告是怎样送达共产国际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什么联系？这个组织的成立时间、组成人员、组织性质、区域分布、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的关系、自身特点等等，仍然期待人们彻底破解。这简称为“重庆组织”案。

我们无意解开这个迷？但普世性科学和本地性科学结合的双螺旋结构，小问题螺旋大问题，是何拔儒对盐亭革命老区县1929-1935年间建立的“工农前卫团”1200余人的地下党游击队革命武装的牺牲和瓦解，和对从1921年“北京人”化石到1951年“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在他1955年逝世前都很谈定，为什么？有人说是他对《重庆报告》之谜有所了解。因为1920年“四川省重庆共产党”的那四位负责人，是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张澜。这个《重庆报告》中文原稿是1920年3月间维金斯基被列宁派到中国了解建党情况，张澜从李大钊那里听到这个情况后，张澜与吴玉章、王佑木等在重庆商定，由王佑木向共产国际起草报告。1920年3月31日王佑木写好的报告，经张澜、吴玉章等通过，但送到北京请李大钊转交共产国际时，维金斯基已离开中国。由此张澜要李大钊在共产国际再派人来的时候，请通报并告诉“重庆组织”要面见他们。

1921年6月列宁派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的消息，张澜从李大钊那里知道后张澜与吴玉章、杨闇公、王佑木等研究，由王佑木在1920年3月31日那份原稿上修订，1921年7月31日王佑木完成中文报告的定稿，张澜1921年8月10日带到北京。北京大学教授杨怀中（1879-1922）是张澜与何拔儒的留学同学和朋友，张澜通过他作掩护找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张圣奘（1903-1992）完成俄文翻译稿后，8月14日就带张澜一起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883-1942），把中文稿和俄文翻译稿一齐送给他。马林同意将《重庆报告》和上海“一大”材料一起转交带回莫斯科。但马林建议解散重庆组织，以个人名义愿意的再加入上海组织。马林的意见带回重庆后，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等大多数人同意解散重庆组织，先后重新申请加入上海组织。张澜等少数没有想再重新申请加入上海组织。由此重庆组织不再存在，并决议不允许任何人以重庆组织名义活动。之所以找张圣奘作《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是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结识李大钊先生，并成为马克思学术研究会7名发起人之一。

在1921年北大毕业前，张圣奘都与李大钊交往密切，还认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张圣奘生于湖南新化，他的叔父张国淦是北洋政府高官，张圣奘自幼随叔父张国淦长大。张圣奘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有同窗交谊。1922年张圣奘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在德国期间又与周恩来重逢，友谊加深。1922年张圣奘到法国巴黎参加社会活动，经周恩来与邓小平结为朋友。张圣奘有语言天赋，在北京大学时，俄语学得快，深得俄文教授鲍立维的赏识。后来张圣奘还教过德语、法语、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等课。李大钊当时建议准备一份《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也是经慎重考虑。事实说明，后来张圣奘一生多变，社会关系复杂，但他始终没有暴露《重庆报告》的内容。所以1951年邓小平请张圣奘把关成渝铁路修建中的文物，也是对他可信的认可，而使他发现资阳人。

其实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神秘，在亚洲20世纪初就有影响和传播。以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为例，他也被说成是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林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中学毕业后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和铁路工会，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1907年马林成为荷兰社民党首位市议员。1911年马林厌倦了两派的争吵，决定前往荷属东印度传播革命思想。1913年2月马林远渡重洋前往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在爪哇岛三宝垄担任商会的秘书，兼任三宝垄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马林虽来自宗主国荷兰，却站在印尼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又创办了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亲自撰文，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不但招致了荷兰殖民当局的反对，也不符合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数成员的意见。于是马林在1916年退出荷兰社民党，转而加入荷兰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连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荷属东印度总督视马林为眼中钉，1918年把他驱逐出境。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1920年5月23日由印尼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而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在会上，列宁决定派遣马林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客轮抵达上海，公开身份是记者。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一栋楼房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的一些会议。1923年1月12日马林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 10月调离中国。 1942年4月14日马林壮烈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下。

可见这不难想象在20世纪初也有像马林一类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以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也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会有中国共产党。这个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同志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的代表。

当然，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期，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绕过的一种必然的和特定的历史潮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在党内的代表人是张国焘和王明。邓小平同志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也是人类的主题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今天我们已进入21世纪，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成为制定国内和国际的战略。针对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2015年开年以来第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一切工作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认清中国现阶段发展形势；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坚持实践第一，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科学网转载“独孤九段”评说：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还在江西瑞金时代，当时也是“崇洋媚外”。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革命的成功，的确给中国上下造成很大的震动。尤其是苏联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和思想，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人士很大的启发。后来国民党为了凝聚党内力量，也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在很多革命者看来，苏联经验真是“万能膏药”。

现在从“重庆组织”案到“盐亭就义”案，解开这个谜底的是，为什么在川北偏僻的盐亭县龙潭山区短短的1929-1935年间能组织1200多人的地下党游击队革命武装？它和《重庆报告》中说的“建立一支红军队伍”有没有联系？又是怎样的一个联系？首先“重庆组织”案与四川保路运动有关，它的很多骨干后来都参加了1920年成立四川省重庆共产党。即使“重庆组织”解散后没有再参加“上海组织”，他们中有的还让自己子女后来参加“上海组织”。例如邓小平生父邓绍昌先生（1886-1936），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邓绍昌也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是广安县保路同志军的首领，也成为张澜、吴玉章等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虽在广安协兴场家里一心经营200多挑田地的祖业和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但1919年到1920年间也多次到重庆寻找张澜、吴玉章指引出路，在这期间1920年初在张澜、吴玉章介绍邓绍昌加入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并在这之前1919年夏得知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在张澜、吴玉章等帮助下，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再说王剑清（1922-1998），盐亭利和乡人，中共党员。1931年上龙潭初中，1938年成都高中毕业后奔赴延安。1940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后在校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研究员和文艺部教员。1941年至1949年历任《晋察冀日报》编辑、记者，易县、灵邱、浑源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冀东日报》编辑部副主任。1950至1978年历任天津市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人民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报》编委，农村部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农村青年》主编，“九三学社”《红专》月刊主编，“九三学社”秘书长。1979年至1998年历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兼秘书，《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98年在北京逝世。王剑清的父亲王济钦（1868-1928），1911年与张澜、吴玉章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运动和反对清廷政策的政治运动，担任盐亭保路协会会长。也是1920年初在张澜、吴玉章介绍王济钦加入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对王剑清后来奔赴革命延安是有影响的。

中国保路运动是清末川、湘、鄂、粤等省人民进行的反对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压力，卖国丧权出卖铁路主权，激起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爱国运动。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其中还有盐亭范仲纯、范蜀林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反帝反封建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早最基本的特点，所以说1911年的中国保路运动是它最早的体现。

四川保路同志会是以“保路废约”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反对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勾结，把铁路建筑等权利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性组织。

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规定：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起用免职的端方为督办大臣，并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清廷劫夺商办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身居四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要职的立宪派绅商立即写文章，发通电，开会演说，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未经咨政院议决，违背法律程序，强烈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维持商办原案。还恳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用现金如数退还川路股款。清政府对四川绅商的要求置若罔闻，声称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朝廷必借外债，并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寄达成都，清政府夺路、夺款、卖路、卖国的原形毕露。

6月17日，由立宪派绅商发起，由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分会和协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从而形成以成都为中枢的全川反帝爱国联合阵线，把保路斗争推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在“保路同志会”的发动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声势波及掀起全省的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武装斗争。同时，广东、湖南、湖北各界也群起响应，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华侨也宣称“粤路国有，誓死不从”。全国数十万人参加的保路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也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党作了思想和人才准备。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刘光第长子）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号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图自保”。即《商榷书》提出维持治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与制造枪炮、编练国民军、设立炮兵工厂、修筑铁路等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凡自保条件中，既经川人多数议决认可，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川督赵尔丰等人一口咬定《商榷书》是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品，所提条件“图谋不轨”，加紧调兵遣将，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以此扑杀保路斗争。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1人，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然后，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

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20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他们砍断电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多次重创清军。赵尔丰一面派兵分头镇压，一面向清政府通电求援。清廷急调6省派兵赴川镇压，又催促端方迅速启程西上“查办”。同志军围攻成都，表明四川保路运动已发展为领导的武装革命。鉴于成都一时难以攻下，同志军决定改变战略，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城外，其余同志军分兵进攻各府州县，把反清烈火引向全川。

今天来研究保路运动、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同志军，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富人、立宪派、同盟会等阶层组织、领导干的，和辛亥革命是同一个性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实际引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两种版本的特征看，它是和辛亥革命的性质还有区别。一方面反清的四川保路同志军类似民间武装，它由富人、立宪派、同盟会的成员领导参加，但另一方面主要是有大量的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自发参加，这是少量的富人、立宪派、同盟会阶层人物不可比的。其次，发动组织领导这些自发参加的大量的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中，正是还有《重庆报告》说的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的“重庆组织”，他们是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工人，分布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的成都、宜宾、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等地。他们是为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奋斗的新人。

如新中国诞生的十大元帅朱德（1886-1976）、彭德怀（1898-1974）、林彪（1906-1971）、刘伯承（1892-1986）、贺龙（1896-1969）、陈毅（1901-1972）、罗荣桓（1902-1963）、徐向前（1901-1990）、聂荣臻（1899-1992）、叶剑英（1897-1986）中，有9人都是中国保路运动尤为激烈的川、湘、鄂、粤等四个省中涌现的，并且也是以激烈程度排序出现的。四川四人：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湖南三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湖北一人：林彪。广东一人：叶剑英。这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自有它的根基。而且这十大元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代表人物邓小平和周恩来同志也联系紧密。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在党内的代表人张国焘和王明，却分别跑到加拿大和苏联。

当然1921年“上海组织”召开的“一大”，也不能说全代表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荷兰共产党员马林，虽然是列宁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指导建党的，但马林的脑子里并不是全装的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他在1914年创建印尼共产党的经验，这是早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他正是以这类经验在指导早期“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马林的经验是，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群众组织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斗争；马林便让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的方式有力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有材料说，“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作为国际代表也经常协助。此时，马林力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不久陈被捕，靠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打通关系才得到释放，就此陈独秀感到中共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十分重要，同意参加共产国际。马林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1921年末马林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前往桂林面见孙中山，为国共合作牵线。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国共合作指导性意见的决议，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和策略作了深入的阐述。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马林参加中共“三大”，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遭张国焘等人反对。会上确定了用加入国民党的形式进行国共合作，陈独秀等人虽然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的意见，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24年，马林被召回，由维金斯基接替。

革命需要枪，更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如何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以上提到的“马林力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一句，也许能揭示了一个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以及“上海组织”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都同时没有去参加极为重要的中共“一大”的内涵。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霸权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依法治国，才是正能量。但这里的“法”，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是“法律”，要以法治国。但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期，也许掌权的人都说是在“以法治国”。而是“效法”，在《盘古王表》的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及海洋文明，就有“法天法地”时期，那时的中华始祖就知道“效法天、效法地”来治理社会。“天”有白天黑夜，这是一种周期交替；“法”是依靠组织，但组织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组织也需要效法天的周期交替，才有校准的办法的办法。“地”有山崩地裂，这是一种不是人为的自然大灾难；“法”是依靠科学，但科学也有单纯只强调是种“格物”应用发展经济，所以《黄帝内经》传递中华始祖强调科技效法的是“藏象”格物与应用发展经济。“法律”类似本土性和地域性，“效法”类似普遍性和世界性；法律和效法类似也构成一种双螺旋结构运行着。

三、十月革命何不波及西欧只影响东欧中国

自从1917年发生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近百年间并没有专家结合本土性和地域性认真研究过“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同样，自从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金庸，邓副主席指出“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来，近33年间也没有专家结合普遍性和世界性认真研究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如果说大陆实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问题话，这不是邓副主席的错，而是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从1921年在我国实行以来，遗留下来的偏差。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的选择，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无意选择同或不同意；事实上它对中国也有指导意义。结合本土性、地域性与普遍性、世界性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已有的实践材料，对我们认识历史会有帮助。

2014年10月10日中午央视新闻今日说法频道播送的《女人的幸福》节目，说的是一个叫章凡的19岁的妈妈，被一个认识不到15天的男人杀害抛尸。章凡的父母，以及章凡丈夫的父母和她的丈夫，都是在城里打工的普通劳动群众，章凡上初中后就不想读书，喜欢上网，由此在网上交了很多社会朋友，章凡的父母后来知道女儿的情况后也管不了。以及出了这种极端的事；当然章凡仅是一个特例，也很极端和偶然。大家都希望过好日子，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题中之义。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处理工业、农业生产，是按计划，公有制、个人服从组织分配，重与国防相关的工业。由于大量高附加值用于生产的科技专利，不是由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积累起来的，加之它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多的是针对“富人”及“知识分子”，西方发达国家不认可而采用经济封锁等。这些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慢，然而工业、农业的人口分布还是可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很快实行土地责任承包制，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行多种经济体，短短30多年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是第四次人学解放的伟大胜利。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封锁并没有完全解除，且用大量解禁专利的工业制造转移到大陆的顶层设计，吊装式地把我国工业、农业生产吊起离“地面”，其效果是很多农村的收入增加了，物质丰富了，大中小城市规模扩大了。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我们的多种经济体是从公有制上转折，政治体制改革有难度，产生用于生产的科技专利仍积累慢，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实际经营模式都还不成熟，金融、经商的规律掌握也不成熟，这使得像章凡这种上初中年纪就不想学习，走上社会找幸福的大中小学程度的年轻男女，学工、学农，进厂、卖货，好似不如进事业单位，或当公务员具有吸引力。这使很多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不如意的事情况的家庭，为数不少。

由于到城市打工的收入，普遍比农村搞没有高附加值科技专利用于的农业生产的人高，造成原来农村的劳动力实际转移到城市，使很多地方农村荒芜得并不合理，这对将来国家解决不具有吸引力就业的人群和扶贫，有很大的难度。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2014年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也说明从找极其尖端的前沿基础科学的原理，也在转向重视前沿科学原理造福于人类的应用，那么中国教育改革大学以下深化考试招生的制度，文理不再分科很有必要。社会生活环境，像已消失的我国私塾一样，是不分班级混合的；也像印度种姓制度消失前，有所谓职业分层一样。消失中不消失，要大多数人安分、守纪，每个人就要认清自身的智力发展程度、努力程度；社会做到力所能及，各尽所能、力所能用等，这就需要像瑞典、日本等科技强国那样，实行“忍”与“狠”。

“忍”是指不要像“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那样对普遍性、世界性认可的前沿基础科学原理，一味教育搞哲学式的批判；大学以下教育要“忍”，要让有智力能力的孩子分层初步掌握这些知识。“狠”是指类似瑞典实行极為严格的本土性和地域性不可超越分层竞争教育模式，数理化生课程按从易到难，分為几十个级别，而不是按年级和班级区分。聪明的学生可以今天是第一级，明天是第二级，后天第三级……然后，很快学完几十个级别（最高难度的几级并不一定要修），反之，如果认為你不合适，则可能永远在第一级，一直到合格為止，才能升进第二级。比如说，你进入学校，要学数学，你从数学一级开始，然后，数学二级，数学三级，数学四级……数学三十级……每个级别都有不同的教室，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要求.……但这种升级并不进行升学或者升等考试，而是由老师进行推荐、另外，作為基础教育，即使你的成绩最糟糕，你也能够获得毕业，但可能不能进一个很好的大学。当然，大学不一样，不过关，肯定毕不了业。

即社会要允许人致“富”，要允许国家保“穷”。用科技智力造福自家，造福国家，各得其乐，是法律要“富人”帮助扶贫的理所当然。很多知识教育，是靠“孰知”；而熟知，常类似神经科、牙科、眼科等专科疾病，带本土性和地域性。所以类似私塾教育的传帮带，并没有在班级制教育的大潮中完全消失。人类社会私塾论，正是从类似角度出发的；由此有本地性科学运用于历史和党史。

这也是为什么在1921年中共“一大”后，看不到《重庆报告》的党史。 1921年6月3日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叫维金斯基，中文名叫吴廷康的人被派到中国。1920年3月间吴廷康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联系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初次会面，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进一步商量建党事宜。有了吴廷康的的情报，为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马林来中国，共产国际授权马林可支配一大笔钱。1921年6月底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考察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资金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亲苏的张国焘，也要求陪同马林南下作建党筹备。

李大钊也只好同意。吴廷康和马林不知张澜1918年在北京创办《晨报》，与李大钊就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张澜任《晨报》社常务董事，李大钊、瞿秋白均参加《晨报》编务。张澜以《晨报》特派记者名义资助瞿秋白去苏俄考察，又在《晨报》支持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为避风险，后请来著名立宪派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任社长。与此同时，张澜还支持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及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所以四川省重庆共产党1920年3月12日成立，李大钊因跟四个负责人之一张澜的关系，也知道这件事。而且也许当时在北京找到李大钊的维金斯基也知道这件事，才使苏联着急。 反之，1921年6月，马林到北京与李大钊商量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成立的“一大”和有关苏共经费援助的事，李大钊也向张澜等四川省重庆共产党负责人作了说明。李大钊、陈独秀、张澜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驱，心里当然明白，列宁不惜花费重金，派人来中国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目的何在？

他们三人在1920年3月到1921年6月之间，为苏共提供经费援助的事，也许就作过讨论：要不要？如何要？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是在当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利用士兵的暴动。虽然暴动本身的战争规模并不大，但俄国十月革命后对消灭白俄的战争却十分惨烈。很多白俄分子逃亡到新疆、蒙古、东北等俄国与我国接壤的边境内，与地方势力的王公、贵族、民族分裂分子勾结作保护，一方面反对苏维埃革命，另一方面也帮助地方势力分裂祖国。当苏维埃的俄国与中国当权派的矛盾，大于与我国接壤边境内反对苏维埃革命的地方势力时，有些逃亡过来勾结地方势力的白俄分子，也会被苏维埃俄国所利用，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即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绝不是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是带有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保卫苏维埃”，维护、巩固俄共的国家利益。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驱的李大钊、陈独秀、张澜不愿看到的。

特别是陈独秀（1879-1942），1901年12月因受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踏上了赴日留学的里程。1902至1903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和留日学生一起参加拒俄运动，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避风头回国。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安徽安庆藏书楼所组织的拒俄演说会，在20世纪初的全国拒俄运动大潮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所以陈独秀考虑过苏维埃俄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后怎么办？

张澜（1872-1955年）也有与陈独秀相同的反帝反封建的经历。1903年张澜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和日本的维新富强，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1904年他反对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张澜1920年3月创立共产党“重庆组织”，和陈独秀1920年8月创立共产党“上海组织”，他们也都经历了10多年的政党探索和合作才作出的选择。张澜1903年与东京弘文学院四川老乡何拔儒和湖南的同学黄兴、陈润霖、杨怀中结交朋友。他们这五人都有清廷时秀才以上的学历，除何拔儒外，黄兴、张澜、陈润霖、杨怀中都参加过革命团体，只是杨怀中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出了南学会。而对参加革命活动，黄兴、张澜是最为活跃，所以没有读到弘文学院毕业。当时何拔儒的性格介于陈润霖和杨怀中之间，由于他的年纪大，和杨怀中一样有家庭负担，所以做事不是太激进，更偏重于研究经世之学，因此与杨怀中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何拔儒也看到陈润霖做事有方和助人为乐的特长；为了避免牺牲，何拔儒赞成陈润霖作为黄兴的革命社团的秘密联系人行事，这样对他和杨怀中这些安心教育的朋友也更为安全。由此他把这种模式也运用到他和张澜身上，他愿意作为张澜的革命社团的秘密联系人行事。1913年何拔儒到长沙去任教，实际前后都有张澜从建党在考虑。

四川保路运动，含有张澜1920年3月创立共产党“重庆组织”成员的早期介入，而使保路运动后来发生的分化和同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可以再拿张澜与蒲殿俊两个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作分析，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驱的新人与其他各种派别的新人的微妙区别。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路权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用以举借外债。清政府的这一行径，损害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于是各县推选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商讨对策，张澜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张澜等9名领导人。张澜遭到囚禁和生命的胁迫。凶讯传出，全川各县保路同志会动员武装群众10余万人，围困了成都城。清政府速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数千人入川解围。新军在途中发生兵变，端方伏诛，迫使赵尔丰释放张澜等9位保路运动领导人。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防空虚，造成了辛亥革命起义的有利条件。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于1913年春赴北京就任，结识了蔡锷。张澜探索民主政治，由汤化龙介绍，参加民主党。当他发现各党派大都为权利而争夺，不屑同流合污，在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之际，蒲殿俊未经张澜同意，代他登记加入进步党，他断然退回党证，但开始注意国外共产党发展。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即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川继起声援，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此间张澜曾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在职两年励精图治，惩治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举廉能，除恶霸，革陋规，去稗政，人民安居乐业，誉播满全川。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全川人民瞩望殊殷。1918年他离川留居北京。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所以张澜和吴玉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驱，他们与四川老乡的蒲殿俊比较，经历有相同，但蒲殿俊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想法。蒲殿俊与普通党员的广安人邓小平父亲邓绍昌比较，也不如。

蒲殿俊（1875-1934），四川广安人。1904年蒲殿俊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会试与殿试，中二甲进士，公派日本。1905年进入东京法政大学。1906年蒲殿俊在日本悉获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的种种弊端与恶行，遂约集留日的川籍300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被推举为该会会长，与主要成员一道，联合写信给四川总督锡良，寄呈了一份《川汉铁路公司商办建议书》。蒲殿俊撰写的这份建议书，揭露铁路公司官府经办的种种积弊，义正辞严，入木三分。1909年他在日本留学回国，参加1909年10月14日在四川成都纯化街四川咨议局召开的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全川的议员共104人，蒲殿俊以76票的过半数当选为第一届四川咨议局议长，肖湘和罗纶被选为副议长。1910年蒲殿俊创办《蜀报》，宣传立宪，并到北京请愿。1910年8月9日，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汤化龙被选为联合会主席。1911年6月“保路风潮”发生，蒲殿俊以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为基础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并担任会长，罗纶担任副会长。他们虽然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但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的蒲殿俊只求保路，反对人民起义，可见蒲殿俊更多着眼富人的利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蒲殿俊就伙同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月赵尔丰阴谋变乱，用军饷迟发导致在12月8日军士变乱。民军入城，另组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蒲殿俊被迫去职。1912年8月蒲殿俊也加入民主党，次年，当选众议员。1913年5月，民主党与统一党、共和党组成进步党，蒲殿俊当选理事，拉拢张澜遭拒。后虽拥袁，但未获重任。1916年袁世凯下台死后，蒲殿俊投靠段祺瑞。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任内务部次长。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1919年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在李大钊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

再说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1903年吴玉章随哥哥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1906年加入同盟会。在日八年1911年回国，4月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奉令购运军火。起义失败，吴玉章返川领导保路运动。9月到荣县助龙鸣剑、王天杰，组织民间武装北上会攻成都，亲自训练民团，筹措粮饷，支援前线。民军挥师回荣，吴玉章不失时机促赵艺西、龙鸣剑等人积极配合，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又赴内江，联络鄂军中党人处死清廷大臣端方，11月26日领导内江独立。后乘夜赴渝，清除内乱，巩固了蜀军政府。民国初建，代表蜀军政府赴南京，出任参议院议员、大总统府秘书，助孙中山先生建政。袁世凯篡国，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为国培养人才。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所以吴玉章只表面是同盟会员，实际早在作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的准备。

1920年吴玉章领导四川“自治运动”，与张澜在1920年3月12日组织“四川省重庆共产党”。陈独秀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前，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回国，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进行反清斗争；1905年加入同盟会。但也有说是陈独秀1905年在芜湖安徽公学代课，与进步军官柏文蔚一道，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常恒芳、宋少侠、杨端甫等人于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年底，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年初，芜湖岳王会集体加入同盟会，陈独秀不愿参加同盟会，不过，1907年陈独秀再度到日本留学，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过往甚密，还参加由章太炎任会长的“亚洲和亲会”。不管怎么说，陈独秀和张澜、吴玉章在组建共产党之前，创建或和其他各种革命党的合作的历练，也许比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在印尼建党的经验更丰富。

1921年8月“重庆组织”解散后，吴玉章是和王佑木、杨闇公等三位“重庆组织”负责人中，再参加“上海组织”最后的一个。1922年春，吴玉章在北京会见刚从苏联归国的王维舟，仍有会合同志、组织共产党新党的想法。他与杨闇公等人在1922年为秘密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开始联络青年，成立“赤心社”，创办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1922年8月吴玉章到成都，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聘请“上海组织”共产党恽代英来高师任教。这时杨闇公、刘伯承、廖划平与高师学生童庸生等和吴玉章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于是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有20多人参加会议，选举吴玉章、杨闇公、刘仲容、张保初、廖划平、傅双无6人为负责人。5月1日中国青年共产党和成都团地委在少城公园联合召开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因有人诬告吴玉章想通过这次大会推翻川军首领杨森，杨森下令抓捕吴玉章。

会后吴玉章先回到荣县老家，后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1925年2月，吴玉章来到北京。1925年4月吴玉章在北京大学会见了他的学生、时任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详细了解“上海组织”的活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明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后经组织考察，由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玉章入党后，便写信给四川的杨闇公等人，让他们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党组织考虑到吴玉章曾是老同盟会会员，就派他去做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1927年吴玉章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他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

再看王佑木（1887-1924），四川省江油市人，1914年，在大哥王初龄的经济帮助下，王佑木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毕业，考到日本公派留学，入明治大学法制经济系学习。在日本他结识李大钊，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神州学会”。1917年，他开始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留学毕业回国后，他拒绝大哥王初龄让他参加省议员的竞选建议，坚持探索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1919年端午节后，王佑木带着妻子儿女前往成都，受聘任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他在成都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四川旬刊》，并代表成都地区共产党支部参加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党的成立。

这层关系是，他与李大钊密切，而李大钊又与张澜有联系，所以1918年王佑木从日本回国不久，就开始也与张澜联系，并在1919年期间商量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事情。王佑木比张澜小15岁，比吴玉章小9岁，但比杨闇公大11岁，是办马克思主义刊物的，文笔好。所以当张澜提醒有李大钊建议他们要给共产国际写报告的事情时，王佑木自告奋勇愿意承担写《重庆报告》，吴玉章、张澜很赞同。这次起草杨闇公没有到场，还在日本，但事先已向张澜说明要加入“重庆组织”，所以杨闇公仍被当选“重庆组织”的四位负责人之一。1921年8月张澜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解散。王佑木以个人名义申请参加“上海组织”的信转到后，陈独秀、李大钊委托王佑木在成都地区组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任务。1922年组建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1923年8月到上海、广州向党中央报告时，被吸收为中共党员。10月返回成都，成立中共成都独立支部，任书记，直属中央领导。11月执行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任四川总支部宣传科副科长。1924年夏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贵州土城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

再看杨闇公（1898-1927），杨尚昆同志的四哥。生于遂宁县双江镇（民国时由遂宁县划归新建的潼南县）。杨闇公的大哥杨剑秋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日本期间参加了同盟会。杨闇公的堂兄杨宝民1906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这些都影响到杨闇公。1913 年仅 15 岁的杨闇公得知杨宝民正在江西讨伐袁世凯的军队中任总参议，便赴江西投奔杨宝民。途中听说江西讨袁军失败，便前往上海与自日本归国的大哥杨剑秋相会，又找到起义失败避居上海法租界的堂兄杨宝民，迫切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杨宝民遂介绍杨闇公加入国民党，进入南京的军官教导团学习。1915年12 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杨闇公1916 年初赶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起义失败逃往上海，1917年去日本入成城学校补习日语。1918 年入日本士官学校攻读军事。他因积极参与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被日本警视厅拘留。以无罪释放后，杨闇公开始阅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9 年国内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杨闇公组织留日中国学生和华侨举行大规模集会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示威，遭到东京警视厅再次逮捕，被判处 8 个月徒刑。出狱后，1920年被迫回国返川，在重庆立即参加共产党“重庆组织”的活动，并在王佑木起草的《重庆报告》上亲自签上名字。1921年这份《重庆报告》送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手里后，虽然马林同意代转莫斯科，但还是建议“重庆组织”解散。所以1922年当王佑木在成都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退出“重庆组织”的杨闇公首先在成都加入王佑木组建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但1924年1月12日，他与吴玉章等又在成都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5月由于杨森追捕，6月前往上海会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恽代英。寻求党的指导，得知王佑木已组建中共成都独立支部，返川后经王佑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长，后任书记。9月和肖楚女等在重庆成立了四川反帝国主义联盟，建立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学社。1925年10月，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成立，杨闇公被选为书记。1926年2月，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0月任地委军委书记。1926年冬季，杨闇公领导四川党组织，一方面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于军事斗争。同年11月，中共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成立，杨闇公任书记。12月上旬，杨闇公参与策动驻泸州、顺庆的川军举行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1927年3月31日，在杨闇公等主持重庆市群众在打枪坝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南京城的罪行。四川军阀刘湘派军警对集会群众血腥镇压，酿成惨绝人寰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惨案发生之后，杨闇公受到敌人的追捕。4月4日在动身去武汉向中央汇报时，不幸被捕，于4月6日壮烈牺牲于重庆浮图关。可见杨闇公和吴玉章在“重庆组织”解散后都走过漫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