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图

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图

──四川宽窄科学研究之19

金识 多嘠贡

摘要：起底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研究王传超、何新和苏三等学者──王传超教授说分子人类学考古能提供一个人类起源的DNA基因考量，但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有统一的基因样本吗？苏三教授寄来她的《发现文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及中国在全球文明发展探讨》新书稿与附件，说是：“献给21世纪焦虑不安的中国人” ──为何“焦虑不安”？这与何新教授的新书《何新世界史新论》揭西方伪史研究，跟苏三教授的“西来说”有争论，焦虑或害怕未来还会有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性的研究。

关键词：分子考古、盆塞海、远古联合国、泛地中海、西来说

1、王传超教授的分子人类起源杂交迁徙研究

1）王传超：追溯祖先，DNA能告诉我们多少信息？

王传超教授，1987年生在山东阳谷县农村。复旦大学人类生物学博士，哈佛医学院、德国马普所博士后，入选厦门大学南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2017年8月入职厦门大学，任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 ，2018年1月晋升为特任研究员，2018年6月晋升为教授 ，现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王传超教授研究的是，一块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会告诉我们什么？几万年前的古人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通过骨头中的DNA，我们能够回到过去，把“过去”直接拿来跟“现在”进行比较，从而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2019年9月20日在上海“观测者”网，发表王传超教授的《追溯祖先》的文章中说：“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通过DNA来回答：我们的祖先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其实作为科学家，我们更关注人类整体。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从古人类的身上直接提取DNA，比较与几千年前、几万年前人的关系。十多年积累的数据，几乎重写了人类起源、迁徙和演化的历史”。

2）王传超：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我们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30多万年前的非洲。大约5万多年前，他们离开非洲，到达了中东和近东，碰到了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是在23万年前就出现在欧洲的一种古人类，不过在3万年前突然灭绝了。我们的祖先跟他们在欧洲可能共存了有1万多年的时间。这么长时间的共存，那么有没有发生点什么事情？还真的发生了。通过与尼安德特人的DNA比较，我们发现我们都带有2%-3%的尼安德特人血统。我们的祖先在和尼安德特人混血之后，一个分支走向欧洲，变成现在的欧洲人；另外一个分支继续向东，沿着海岸线走到了亚洲。可能是在中国南方或者东南亚，又分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继续北上变成了我们的祖先；另外一个分支继续南下。

在南下的过程中，他们又碰到了另外一种古人类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跟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最后也灭绝了。经过和丹尼索瓦人混血，现在的巴布亚人、新几内亚人甚至澳大利亚人身上都带有5%到6%的丹尼索瓦人的DNA，所以他们的体貌特征看起来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的祖先继续走向亚洲，经过了几万年的时间，到了9000年左右，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独立发展出了农业，开始了非常稳定的定居的生活，就出现了人口的增长。随后，黄河流域的祖先就开始了长途跋涉的人群迁徙，去开辟更多的领地。一批人群走上了青藏高原等地，和那里的土著人群混合，逐渐变成了现在的藏族、彝族和纳西族。

3）王传超：9000年左右来源的汉族人

这时，另外一个分支走向东边和南边，逐渐变成了汉族人群──长江流域的人群的迁徙到了中国东南，跨过台湾海峡到达台湾，然后再由台湾到东南亚，最远可以到达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另外一个分支走向了中国西南地区，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壮族、侗族和水族。

人口的迁徙和混合存在一个普遍的演化规律：人群之间的差异会逐渐减小。如果把8000年前生活在东北地区和中国南方的古人进行比较的话，他们之间的差距约等于现在中国人跟法国人之间遗传的差距；而如今仅仅有我们跟法国人差异的1/100。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分支，他们继续北上到达了西伯利亚，跟在贝加尔湖旁边2万多年前的一批来自于欧洲的古人群又发生了混合，我们的祖先贡献了60%，来自欧洲的2万多年前古人贡献了40%的DNA。两者融合以后，跨过白令海峡到达了美洲，变成了现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大家可能会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为什么印第安人叫“印第安”？是因为他们跟中国的商朝有关系。商朝被周朝打败以后，商朝的移民就流亡到了美洲，见面后会互相问候“殷地安否”。其实无论从DNA还是从考古学上去看的话，这些传说都是无稽之谈。

2、何新教授揭西方伪史研究

1）何新教授简介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江青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何新作为中国著名学者，历任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诸神的世界》、《诸子的真相》、《中国文明的密码》、《哲学沉思录》、《东方的复兴》、《危机与反思》、《新国家主义经济学》、《新逻辑主义哲学》、《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希腊伪史考》等。何新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美学与传统文化等领域，常提出大胆新颖的学术观点，在当今思想界有较大的影响力。

2）何新揭印度史被夸大和伪造

2020年1月6 日新浪网何新博客专栏发表“何新世界史杂记”《印度史缘何被夸大和伪造》一文，何新教授的按语说：“我多年研究中发现，西方所叙述之世界古代历史多为有系统之编造物，包括希腊史、罗马史、所谓的拜占庭史、亚历山大东征故事以及印度史等等。而胡适、顾颉刚一派之所谓疑古派，不疑洋人只疑中国，把伟大华夏古文明疑成一片糊涂帐。例如《尚书》、《史记》以及出土古书《竹书纪年》等信史中言之凿凿的夏代历史，长期被断然否认。法显、玄奘等最早访问印地的佛教高僧，他们在游记中对这个古印度做了夸大描述。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存在什么伟大的一统印度王朝或者伟大的帝国。而后17、18世纪来了英国人。19世纪英国人全面控制南亚次大陆以后，为其殖民统治的精神和政治需要，不断地伪造了一个所谓古代就有白种雅利安族入侵印度，建立古印度的高级文明的虚拟故事。然后一些印地的殖民者利用语言学的猜想和虚构，宣称雅利安人的语言即是梵文，而梵文与英文等西文在语法上有相似性，因之宣称是出自共同祖先的共同母语，所以这个白色种族的印地雅利安人与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是共同祖先。其伪造印度史和雅利安故事之目的，盖英国人乃试图利用印度种姓制度中白色雅利安人的高级种姓地位，论证英国人统治印度作为殖民宗主国的合法性也。于是，近代西方历史学者大量利用法显、玄奘、佛经以及来历不明的印度口传历史和吠陀文学（印度本无史。历史多为传讲神话。吠陀经文多数文字化于19世纪以后，亦真假难辨），虚拟了一部以歌颂雅利安文明为主的伪造和夸大的印度史。印度独立后，史学界基本照抄英国人制造的印度史，因其夸大印度古文明也”。

何新教授还说：“中国史学界也如是，一直对西方伪造历史照抄照搬，包括季羡林等知名印度史学者。印度的历史编年，主要都是根据玄奘的游记和佛教史虚拟的。印度本来无史也无纪年。现在的印度史纪年主要出自佛经中的佛经纪年。佛教史中的纪年，一般常以佛涅槃年亦即释迦牟尼身死的一年作为计算的标准。但关于佛的卒年，异说甚多。根据这一计算，西方有学者就推出其他许多印度古史中重要人物的年代。其中印度学者马朱姆达主编之十卷本《印度人民之历史与文化》第二卷，都只是一种模糊的推算，没有历史的可信性”。

3）何新揭克里特岛历史伪造之因

克里特岛距离希腊大约300公里，历史上与希腊没有关联，岛上的本土居民多为中东人。而希腊人是来自阿尔巴尼亚人。中世纪后期此地曾经被威尼斯人控制，作为一个商业和海路据点。希腊于1828年建国后，西方人把这个岛屿强行划给希腊，克里特岛跟古希腊莫须有的关系，就演变为克里特海岛文明是古希腊文明之根。正是这些“伪史”，用鸠占鹊巢、混淆视听的手法，掩盖了中华文明应有的地位和历史光辉，造成了国人在此的思想分裂。

“西方伪史”用劣币驱逐良币的方法，一度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排挤到故纸堆一角，甚至成为了落后、守旧、迂腐的代名词，这对部分国人达到了灭史、灭文化同样的效用。所以，破除“西方伪史”的迷信，复兴中华文化的正统，是我们这个迫切需要增强国民认同和软实力的时代，必需必然的选择，不这么做相当于就是自废武功、自毁长城，甚至是给中华文化的认同及中华文明的传承留下千年之隐患。

科学作为一世纪来，中国重点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也是西方作伪的重灾区。科技史的理清就是要破除中国没有科学，或中国产生不了科学的歪论。从时间的维度来划分，按照西方批评的普遍说法，越老的历史信息越是存疑。16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16世纪以后，选择重点存疑；16世纪以前，普遍存疑；10世纪以前，文献皆需重考方能采信；公元以前，很少是真实的；古希腊时期，则极少是真实发生的；再之前，差不多就是神话故事。西方史学虚拟了一个根本没有存在过的、公元前的所谓“亚历山大帝国”。据说有一个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在十年时间内，率领一只三万人的步兵标枪部队，自希腊半岛出发对亚洲进行徒步远征，从埃及一直跑到南亚的孟加拉，据称部分部队甚至进入了中国的甘肃，建立了一个覆盖万里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把欧洲格里斯的文明和艺术带给了亚洲──例如写实的格里斯雕塑造型技术，甚至被秦始皇的兵马俑造型所模仿。

一支骨干仅仅3万的徒步部队，不带任何后勤，依靠简单武器，克服千百种语言障碍，十年之内跨越海洋沙漠，高山高原和热带丛林，征服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征程跨越一万公里以上，建立起并有效统治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不仅如此并且声称进行了一个文化“希腊化”运动，制造了许多传世的大理石雕塑作品──这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异想天开足以惊天动地的弥天大谎！关于这个谎言的荒谬性，伪史论者也已经做过充分的、无可辩驳的扒皮性揭露。指出不仅亚洲历史中没有发生过什么亚历山大远征，而且历史中根本没有存在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其人。西方进行这种伪史系统编造制作的原因，主要是想掩盖和否定小亚细亚和东方作为欧洲文明之母的历史地位。18世纪时西方炮制这种伪史的目的，还有一个宗教原因，这就是为了否定君士坦丁堡的希兰（希腊）基督教（即后来的东正教）对于罗马天主教的原有统属地位。

归根结底，西方史学制造系统化希腊罗马伪史，就是要为没有古文明之根的欧洲人，在欧洲本土上制造出一个文明之根，所以，他们选中了靠近东方的这个不毛之地的贫瘠的雅典。然后又把什么克里特等岛屿的不可信的考古发现，都统统加到雅典头上。西方之所以敢于如此无耻地彻底伪造亚洲历史，利用了两个重要历史因素：一是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没有成文历史──也许曾经有，但被欧洲十字军在1204年占领该城后的大劫掠和焚烧所破坏，后来又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所发动的第二次占领、劫掠浩劫中，被进一步毁灭了。二是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罗马国的本土原住民──真正的古希腊人，在1453年之后即不存在了，亚洲希腊人的民族文化宗教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453年后，小亚细亚地区出现的是一个外来移民的国家──奥斯曼帝国，此帝国之族源与后裔，是来自草原突厥族的土耳其人。作为外部而来的征服者和移民，他们似乎并不介意这块土地上原住民的文化遗产。1453年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原来作为东正教──希腊正教中心的罗马帝国，完全改变信仰成为了穆斯林──民族、文化、历史的根本改变，使得西方随意伪造此地区的历史没有了障碍。这就是西方人敢于公然移花接木制造假希腊伪史的始末及原由。

4）何新的新书和质疑中学世界历史教材

A、《何新世界史新论》一书简介

何新教授由现代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的该书，介绍说是对世界文明的重新观察与梳理，还原历史真相，内容涉及希腊罗马史、印度史、中东史、欧洲史、俄罗斯史、美国的远东战略、中国唐代经略西域等内容，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历史认知，能清醒看待历史和世界。

B、《通篇伪史的现行中学世界历史教材》一文简介

2020年11月26 日新浪网何新博客专栏，转载发表2017年6月19日何新教授写的《通篇伪史的现行中学世界历史教材》一文，“何新按语”中说：“北京重点中学的《世界古代历史复习提纲》摘其重点，以展示现在学校正规教育的世界伪造历史，列举12条”。

（1）何新：关于人类究竟从非洲起源还是亚洲起源，近年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古陆可能是智人的最早起源地。

（2）何新：古巴比伦王国的建立者是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摩利人这种说法，纯属伪史，完全是根据《圣经》中的神话传说。《圣经》的神话如同荷马的神话，一直是西方构造世界历史的重要资源。

（3）何新：《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完备的法典，其实这部现在保存于巴黎的所谓法典，出土经过和内容都是极其可疑的。有证据表明这个法典其实是近代人伪造的。

（4）何新：古代印度四大种姓的成员构成描述，都是出于西方的伪史。实际上古代的印度地区并没有形成统一国家，也没有留下成文历史。关于古代印度史的可靠史料极为匮乏。印度地区在旧石器时代的居民，只有婆罗门教的吠陀经文神话传说中据说保留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记载。但是各种吠陀，包括著名的《梨俱吠陀》都是神话，而且长期靠口传，没有写本，到19世纪才由欧洲人第一次刊印。根据这种传说建构的印度古史，自然是非常不可信的。

（5）何新：说佛教产生于印度，这是严重的错误。释迦摩尼及佛教均诞生于尼泊尔地区，释迦牟尼可能是黄种人。 尼泊尔历史上从来不属于印度。历史上南亚地区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印度国家或者印度文明。佛教与南亚印度的历史无关。

（6）何新：古代希腊历史完全是伪历史。没有任何信史表明，希腊半岛上出现过主权国家，以至产生过殖民于海外的巨大世界性商业帝国。这在人口、资源、技术上，对于一直贫穷而人口稀少的雅典城邦也是不可能的。关于希腊建立过巨大史前殖民地的说法，主要出自于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荷马史诗出现在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来源不明，作者不明，内容无关历史，而仅仅是神话传说。

（7）何新：关于希腊历史的一些记述，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及休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非自古流传而是出现于文艺复兴以后，现在看不到原文、原本，内容不可信。希罗多德也不是雅典人。19世纪据说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遗著《雅典政制》，但此书因其来历不明，至今备受争议。

（8）何新：西欧城市被誉为“中世纪的花朵”，这纯属为西方贴金的吹嘘性的谎言。中世纪的欧洲，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西方欧洲没有任何像样的城市存在──古罗马城已经被蛮族摧毁殆尽。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都市和城市都在东方，包括东方的长安、洛阳、汴京和亚欧交界处的君士坦丁堡。

（9）何新：君士坦丁堡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拜占庭这个名字。历史中根本不存在拜占庭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以及名称。1557年，在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亡国（1453年）的百年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德国的前身）的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在整理编纂关于东罗马的历史资料时，根据神话伪造了这个虚构的名号“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伪称的罗马，这是公元10世纪以后，被真正的罗马人一直称为野蛮民族的日耳曼人所建立的一个假的罗马帝国──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罗马没有这种正统地位；为此沃尔夫为东罗马帝国改名──制造和使用一个伪造国号称呼东方罗马帝国，原因在此。但是17世纪之后，经过启蒙时代西方学者的鼓吹和反复使用，“拜占庭帝国”这个伪国号被西欧历史学家叫习惯了，在西方史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取代了君士坦丁堡以及东罗马帝国的传统名称。然而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公元4世纪以后意大利罗马因为遭受匈奴人、哥特人（日耳曼人）的攻击而沦落，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决定迁都东方。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发布命令，在小亚细亚的波斯古城镇卡尔西顿附近兴建一座新城，作为罗马帝国的新首都。经过五年的精心施工，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壮丽的新都城出现在欧亚两洲交界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上，这就是君士坦丁城堡。公元330年5月11日（星期一）君士坦丁大帝宣告罗马帝国定都于这个新城，并命名它为“新罗马”，以区别于意大利半岛上的旧罗马。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的主体也就随着这个新都城的建立，而由意大利半岛迁移到东方。此后罗马帝国的主要统治区域即由欧洲部分（当时已被南下的野蛮民族日耳曼各部所占据），转移到亚洲部分即小亚细亚和西亚、埃及。虽然帝国已经迁移到东方，但是帝国的正式名称则仍然是“罗马”或帝国罗马，小亚细亚语言则称作巴塞尔罗马。新罗马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努力使君士坦丁堡在功能上完全取代旧日意大利半岛上那个古罗马的地位。君士坦丁大帝命令原来旧城的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帝都的贵族住宅。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也获得了与罗马的老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为了调和罗马人与东方人在宗教上的冲突，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小亚细亚地区兴起的基督教（东方正教）。

（10）何新：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的故事只是被编造的神话传说而已，据称是出自于不可信的所谓“希腊人”的叙述；印度方面并没有保留任何记载。关于亚历山大的远征传说，出现于文艺复兴以后的伪托的希腊罗马史书中，其中不乏神话，缺少可信性。亚历山大作为历史人物，很可能并不存在，仅仅是子虚乌有的传说而已。

（11）何新：荷马本身是个子虚乌有的传说人物。被西方作为杜撰希腊古代史主要根据的荷马史诗，则来历不明。关于荷马的存在，并无任何可信的历史资料。关于荷马的出生地，在现在的土耳其至少有七个城市在争夺荷马的“所有权”。但是这些城市都不在希腊半岛更与雅典无关。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荷马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伊奥尼亚（即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因为他的诗中有很多伊奥尼亚地区的方言。换句话说，荷马假如存在过也不是希腊人而是亚洲人。自17世纪末以来，西方一直就有学者对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以及他的籍贯、生活年代、史诗是否一人所作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不同看法，形成著名的“荷马问题”。以至有人说荷马是个女人，或认为“荷马”只是某诗人团体的名称。荷马史诗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实际并不存在希腊文的原本。十八世纪后期，1788年据说发现《伊利亚特》的威尼斯抄本。但是这个抄本的文本与现在的流传本有巨大差异，它的出现使荷马史诗更加引起争议。西方学界对于来历不明的荷马史诗的观点可分为三类：以德国学者沃尔夫为代表的“短歌说”，认为史诗形成与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九世纪，各部分由不同的诗人创作，代代口头相传，后来经过加工，整理成文字。此外“统一说”认为有一个叫“荷马”的人，利用前人的资料创作了两部诗歌。还有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认为两部史诗形成之前荷马创作了两部篇幅不同的史诗，后经过他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长篇神话故事。但是总之：荷马诗篇是神话而不是历史！

（12）何新：没有任何可信历史资料证明阿基米德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而且，传说的阿基米德是西西里岛人，与雅典远隔千里，并不是什么古希腊的科学家。

3、苏三教授《发现文明》的崛起研究

2020年1月16日苏三教授给我们寄来，她更新的《发现文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及中国在全球文明发展探讨》书稿附件，说是“欢迎批评指正”。苏三教授的题词是：“献给21世纪焦虑不安的中国人” ──为何“焦虑不安”？我们猜想因为：目前还是有三种历史书，一是类似王传超教授的正史研究；二是类似何新教授揭的西方伪史研究；三是类似苏三教授自己的“西来说”史研究。这类揭示历史科学存在三种倾向意识形态全球化性的研究，“焦虑”或害怕未来是否还会有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性的历史研究书的出现？

为此研读苏三教授的《发现文明》书稿中有关中国落后与崛起的分析很有必要──苏三教授书稿中提出：人类文明起源存在泛地中海这个第二孵抱期的地区，产生的因素是海盗精神，它的先进性一直延伸到今天──该书分上下两部分，共12大章：第一章人类起源与环境；第二章为何“上帝”拣选了人类；第三章欧洲自古文明领先及其秘密；第四章两河流域与其他大河农业文明如何出现；第五章神秘的东亚文明的开端；第六章欧洲爱琴海文明如何一路开挂；第七章罗马文明与中世纪前后的旧大陆兴衰；第八章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新世界；第九章大航海时代的三角贸易网建立；第十章工业革命中的欧洲国家；第十一章太平洋交流圈形成；第十章太平洋西岸的波涛；第十一章太平洋西岸的崛起；第十二章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研究史。苏三教授全书的12章有启示的地方，但也有我们不赞同之处。

1）苏三教授简介

苏三，河南洛阳人，1960年生，现居北京。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90年代在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结业。曾经在不同院校为师十年，后下海进入外企。苏三主要著作为2003-2008年之间出版的7本书《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历史也疯狂》、《锁定红海》、《难以置信》、《罗马有多远》等系列作品，全面论述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子宫──中东、西亚等地之间的神秘文化联系。在学术上备受争议，但也获得有支持。

有海外媒体认为苏三是最具有颠覆性的考古学者。她自己也希望中国人打开眼界，承认她的“西来说”。上海交通大学科学系主任江晓原教授，曾给苏三的书做过序，他说：“无论是‘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的大权威，还是‘民历’，都是在构建各自心目中的历史，苏三当然也可以构建她心目中的历史。她构建得好不好，构建的方法对不对，这当然可以见仁见智，苏三也从来不拒绝善意的批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许宏教授说：“苏三女士注定是提供思想的，通过证据来肯定或否定其推断和假说，那应是专业学者的事”。

2）苏三：中国自古就是落后的

出现苏三教授这种“叛逆型”不奇怪──本来祖祖辈辈生活在四川的人有的却热衷于寻根，说不是四川人。当然像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陈龙先生说他的曾祖辈是“湖广填四川”从湖北麻城迁徙到四川来的，也许是真的。但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科联和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纪念‘湖广填四川’34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13日在成都召开，指出“湖广填四川”运动是中国移民史上异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的同时，也说明它跨越多个朝代，而明末清初的移蜀浪潮其规模不可以说是不大，影响不可以说是不深远──正是由于四川社会数百年来剧烈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在历史记忆的重构中不断放大，形成了一种在川渝两地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的现象──苏三“叛逆型”的“国内型”──“南充市统计局课题组”发表的文章曾指出：“湖广填四川及其相关研究，现存至少四个重大悬疑或争议：其一，湖广填四川是清代的移民填川运动，还是自元代以来所有以四川为迁入地的移民行为总和；其二，张献忠是否屠蜀及其对四川历史的影响；其三，‘麻城孝感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四，湖广填四川后四川的人口构成和文化形态究竟如何”──这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国内型”问题──苏三教授是一个中国人，但她以《旧约》等论证“中国人”是“西来”──下面是读她新书12章的摘要笔记。

A章、苏三：人类起源大环境“西来说”

古人类在几百万年时间里为何主要在非洲进化？首先是演化为我们祖先的灵长类动物在大陆板块漂移之后恰好逐渐聚集于非洲；因为非洲具有最广大的赤道温暖地区。非洲的另外一个优越条件是在东北非有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大疤”──东非大裂谷，这个大裂谷实际上一直延伸到亚洲，全长5800公里。这就使得此处在个别极端气候下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环境，使个别猿人群体在寒冷期也可以延续了下来。再另外，人类的进化集中在东北非也可能是因为尼罗河的存在。尼罗河是一条南北流向的大河，直插非洲的赤道中心。为何多数的人类化石或突变工具分布在尼罗河的东岸而非西岸，就是因为猿人南下时只能贴着尼罗河的东岸南下，他们不方便越河进入河西。所以，最终河东那里就成为古化石或旧石器工具的天堂：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就成为猿人的天堂。

徐钦琦等学者认为，地球生命的蓬勃发展与地球气候由冷转暖的“春天”密切相关。第四纪末次盛冰期顶峰在大约2--1.8万年前。地球表面并不总是如今天这样，比如600万年前地中海还是一片陆地，2万多年前东亚可能并不存在今天的黄河。21世纪新兴的分子人类学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继续确认我们人类的祖先──现代人，也是连续进化于非洲，并于大致7万年到12万年前之间数次走出非洲，最终散播于全世界，进而发展出了今天所有的人类文明活动。

B章、苏三：“上帝”拣选人类“西来说”

a、分子人类学改写文明认知

为何“上帝”拣选了人类──由于分子人类学采用实验室基因研究，是更为精准的科研活动，自2006年前后已基本成为全球人类学界的公认成果。在承认之前全球人类在非洲进化的基础之上，分子人类学更精确地强调了截至十几万年前，其他走出非洲的人类没有从父系与母系染色体直接传承给今天的人类。分子人类学将今天的全球人类进行分析，发现各地人群可以分为20多种大的支系。D单倍群主要分布在东亚，又在约4.5万年前分出三个主要支系：D-M15（原D1）和D-P99（原D3）在青藏高原高频，而D2-M64主要集中在日本。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路径，可能有三条：一条是沿海岸线最终北上，一条是经过开伯尔山口沿西藏的南部向东前进，还有一条是从开伯尔山口沿西藏的北部进入塔里木盆地向中国北方进发。

b、《旧约》为据的尼人、丹人基因

《旧约》里很可能隐约记载了部分此期的中亚与西亚种族发展。但中国的化石派存在异议──以吴新智为代表的一些中国人类学家，在1998年根据东亚古人类化石特征，提出东亚人类演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为化石派“多地区进化说”在东亚的表现形式。

苏三认为，分子人类学的“完全取代说”确实有进行调整的必要，因为确实今天的人类身上有部分尼人、丹人以及其他类型的微量基因。

1930年代一位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哈勒姆·L·莫维斯按照阿舍利手斧在全球从175万年到20万年前莫斯特石器出现前的分布，绘制了一个说明图，这就是著名的莫氏线图。世界在他的笔下分为先进、落后和文化空白区三个等级。东亚被划分在落后区域，实际上属于中等地位，因为还有更遥远的无文化区，比如北亚与美洲。最先进地区是非洲，这并不意外，但是西亚与欧洲也属于最先进区域。这种先进与落后状态实际上持续了一百多万年，几乎从来没有被打破。所以我们可以约略地说，中国自古就是落后于西部的。

    C章、苏三：欧洲文明长期领先的“西来说”

a、欧洲为何长期成为上帝的宠儿？

2016年10月23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新西伯利亚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舒尼科夫称，他们在阿尔泰地区的杰尼索娃洞发现了远古人类第一批穿缝制衣服和鞋子的人类痕迹。在5万年历史的岩层上，他们发现了带有圆形针眼的骨针，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针。骨针是以天鹅大小的大鸟骨头制成，圆形针眼是用特殊的工具钻出的。此前，在东欧的斯洛文尼亚洞中发现的时间在4.1-4.7万年前的骨针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针。这一地区既有尼人也有丹人和现代遗迹，推测可能是丹人的杰作。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遗传学家马克·斯托金于2003年开展的一项衣物虱子研究认为，人类首次穿衣是在大约10.7万年前，但佛罗里达研究人员根据新的数据计算方法，得出了更早的答案：体虱从头虱中分化出来大约发生在17万年前，人类应该从那时起就开始穿衣了。

欧洲文明的幸运，不仅是因为地缘上靠近非洲，而且欧洲大陆气候温和，尤其是欧洲南部舒服的地中海气候，这里也没有太多的极端地理形态，没有令人窒息的戈壁沙漠与过高的山脉，水陆的分配很很平均，这些都是欧洲文明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欧洲的另外一个幸运是隐蔽的：欧洲位于地球上最大一块陆地，这使其有着广阔的纵深。在需要温带的农业时期，欧洲背后还有一块看不见的土地：欧亚大草原。所有这些条件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一块土地，尤其是农业时代连非洲也望尘莫及。

b、欧洲尼安德特人提高原始生产力一大截

就人类生存而言，地中海气候宜人，欧洲大陆的平均气温比东亚地区高，从东亚到西北欧有一条明显倾斜的等温线。所谓欧洲自智人时代就是文明发达地区，这里至今已经发生过三批次的文明高峰：莫斯特文化、艺术大爆发、工业革命，他们距今的时间分别是大约为16万年、5万年与260年前。东亚如此耀眼的大级别文化事件尚未发生过一次──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开创者实际上是尼安德特人，是他们在欧洲连续开辟了莫斯特文化并最终走向精神世界的艺术创造──《伊甸园》前传在欧洲，文明交流第一圈形成于泛地中海。

尼人在欧洲盘踞的最后时期，一种从动物界彻底分离出来的标志越来越清晰。这说明欧洲不仅完全可以养育他们，而且原始生产力提高了一大截，以至于有闲人出现创造精神生活了。

比如从现在的德国地区到巴尔干半岛发现许多骨笛，最早的长达4万年前，稍后出现了一些雕刻作品，比如狮头人身牙雕像、女神石像与陶塑像等。最早的一个雕像出现在大约3.5万年前，至今已经发现了大约140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女神像，在西伯利亚地区也有零星发现。人类最早的火烧陶制品出现在东欧的捷克与波兰一带。时间在2.6-2.9万年前之间。现代人或许是从尼人那里继承了这些文化，或许这种艺术活动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欧洲是块风水宝地──围绕地中海周边的人们，尤其是尼人，尤其是南部欧洲的尼人文化，自莫斯特文化时期即已成为世界文明翘楚，这种特征的文化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代人进入欧洲，并将这种文化传递给现代。

中国人不能理解“懒散”的西方人到底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2017年全球糖尿病统计，中国的糖尿病人数是印度与美国的总和，是世界第一大糖尿病国。对此的一种解释是，由于农业时代的抗饥饿重压，在东亚更容易活下来的是携带糖尿病基因的人群；一旦到了解决饥饿问题的现代社会，饱食人群反而为病。这是从基因筛选角度印证了东亚地区生存条件中的匮乏。

c、泛地中海占据核心文明地位论

地中海从旧石器时代到工业革命的前夜几乎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孵化器，整个紧邻欧洲的地中海以及连通的黑海周边，实际上都是文明聚宝盆。假如我们把从头至尾的人类交流划分出几个交流圈的话，第一个主要交流就是在非洲。但是可以看出泛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及欧洲南部地区此时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他们构成了地中海交流圈。到现代人出现时期，或曰尼人进入欧洲时期，欧洲开始逐渐占据核心文明地位，大约在40万年前非洲已经被欧洲超越。欧洲与非洲的划界是以地中海为标志的，这就使得地中海成为一个早期的人类文明重地。之后发展出来的一个文明交流圈是欧亚大草原交流圈，它与地中海交流圈接续并同时发展。再之后，出现了美洲印第安人文明交流圈。这些交流圈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大传播与继承交流关系，是明显的先后推动和传播关系，仿佛是一种新生枝条，继续向上延伸支脉。最终，通过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全球化时代。

中国在历史时期接受的阴阳鱼雏形，在6000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乌克兰的新石器时代特里波利文化之中。假如说东亚是农业大陆文明，那么欧洲自始自终都是海洋文化占据主动的一个文明：海洋文化比农业文化优越。海洋文化滋养了从旧石器到农业时代的欧洲。因为海洋不仅可以提供渔业经济，而且海上交通可以提供速度。就此两项，典型农业经济的东亚就要败于海洋性欧洲。最早的陶器、文字、马匹驯服以及车轮的起源都与黑海岸边的印欧人有关。

西亚文明的源头就在石器时代的欧洲。“伊甸园”前传的书写地，不是别处，就是欧洲。欧洲比东亚距离东非、西亚更近，现代人却稍晚于亚洲现代人打入欧洲，这或许是另外一个因素造成的，比如印度半岛承担了另外一个孕育早期现代人的温箱任务，所以现代人在合适的4-5万年前一抬脚就冲进了临近的东亚。4、5万年前的现代人进入欧洲，并成功替代了尼人。今天的学界讨论到底印欧语产生于黑海南岸还是北岸，实际上他们可能本为一体。

D章、苏三：两河流域文明形成的“西来说”

a、西亚文明形成优势的原因

1.8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直到西亚文明的产生，大致在9千年前左右的高温期前后，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高温期，这对于当时的人类是一段美妙如伊甸园般的生活，同时这也是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时期。地中海东部文明确立之后，即便是后来气候上升都没有使欧洲恢复元气，所以，西亚文明形成优势后的几千年里，欧洲始终处于被压制地位，恢复元气需要新的重大契机。当土耳其东南的“伊甸园”开始培育小麦时全球人口已达850万左右。到1万年前全球人口达到1000万。同期的印度地区属于热带，人口与食物的压力不大，所以没有刺激出与西亚同样高度的农业化社会，更有可能是距离欧洲或黑海较远。东亚地区恰好处于适合农业的温带地区，很快接受了这种方式。从种种迹象看，东亚属于这一活动的边缘地区，美洲则再此边缘。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农业是自己独立起源的。

整个辽阔的中东地区勉强有两个文明中心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南面的帝国主要消费南部的广阔非洲，北面的则可以消费整个欧亚大陆。当时东亚与中东相比资源等级相差很远。古代的中东文明一步步按照《旧约》等典籍挖掘出来，20世纪的世界史才了解到这些久远的文明存在。雅利安的意思就是文明高等人，他们的祖先拥有农业技术，左右逢源，所向披靡。很多东亚人也是从印度半岛一路沿海进入中国南方的；长江以南的中国人，以及历史上所谓沿海越人都是从西部发展而来的。有些北方黄河流域的人可能从藏彝之路进入黄河上游，然后沿河而下进入下游的所谓中原地区。当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是来自印度，但是印度始终在古代影响着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之深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b、伊甸园与大洪水是原始印欧人的记忆

《旧约》中的方舟落脚地亚拉腊特山，本身就是个著名的火神崇拜中心。中国的炎帝也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的原型，同时亚伯拉罕很可能也是印度河流域梵天崇拜的一个表现，祂就是一位火神或火教的大祭司。当然，岁月漫漶，路途遥远，这些神话与宗教故事不可能清晰严格对应，更多时候他们可能是一种重叠混合。伊甸园与大洪水的故事都不完全是神话杜撰。全世界都有大洪水的故事，这应该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传奇事件。结合分子人类学，《旧约》里的大洪水很可能是原始印欧人的记忆。

苏三长年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中国三代起源假设体系是，“三代”是由一个类似希伯来人的长途贸易团体殖民影响的结果。通过对希伯来人以及《旧约》的深入了解，苏三认为希伯来人的最初核心部分是印欧人。根据气候变化，他们在冰期之后南下到土耳其东部地区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大洪水故事中的诺亚方舟落脚地位于土耳其的东北就更是一个“证据”。《旧约》的伊甸园，按照《旧约》描述坐落在今天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地区，距离最早的小麦驯化基地和哥贝克利圆石建筑群非常近。因此，大洪水就应该是在距离土耳其不远的地区，黑海或某些时候与之连接在一起的里海附近是其首选。

c、中国农业技术独立起源不可能

分子人类学证明了人类起源是同源的，整体汉人祖先的到位是大约1万年内的事实，4000年前开始的东亚金属冶炼技术也是西部传入的，其间的中国农业技术却是独立起源的，这基本没有可能，不合逻辑。在欧洲、西亚和北非遍布巨石建筑的同时，中华文明核心地区，比如中原，却没有巨石建筑。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确实一直是石器时代的欠发达地区。巨石建筑是一种带有明显文明特征的存在，它是旧石器时代发达地区的一种文化传统。巨石建筑在中国的缺失，说明中华文明没有经历“铜石并用期”或只经历了很短的铜石并用期。美洲尽管比中国还落后，但是却经历了漫长了铜石并用期，所以美洲也有巨石建筑出现。

中国地区在青铜时代之前的社会，文明程度极低，既缺乏处理石材的技术积累，也缺乏一个复杂社会的意识形态培育，同时可能人口密度也不够，所以就没有出现巨石建筑。中国的三代时期极其特殊，很可能一直是一种远方殖民地模式，这是为何在长达近2000年里只有三个王朝的原因所在──它是由外部势力控制的傀儡。所以，公元前221年的嬴政宣称自己是东亚第一个皇帝，始皇帝，之前的中国是没有国家和皇帝的，只有代理人。有人说中国人就是偏爱土木工程，就不喜欢用石材，所以没有石材建筑，这是谬论。

为何更为遥远的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以及美洲印第安人却有巨石建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正式进入一个青铜繁盛期，他们长期处在铜石并用期。澳洲大陆甚至连巨石建筑都没有，说明更落后，一直处于旧石器时代，他们当然也没有进入到过铜石并用期。假如说4万年前的欧洲艺术大爆发是一次人类精神活动乃至宗教仪式的一次重要启蒙，那么大约2万年后的巨石文化的开启则说明人类的精神信仰活动已进入到了另外一次确定的高峰。

d、中国西南三星堆遗址青铜文明西来说

中国西南地区来历不明的三星堆遗址里有大量的火苗与牛形象。由于三星堆是典型的青铜文明，而且那些面具明确反映出一些西部人特征，尤其是西亚北部特色，甚至是原始拜火教教徒特征，所以，原始拜火教可能在3千年前已经存在于中国的成都平原。三星堆人不仅与北方陆路有关，而且可能与南亚方向也有关，无论是通过南方水路还是北方丝绸之路这些人与红海与波斯湾两岸乃至赫梯帝国都有关联，顺着这条道路我们可以追踪到西亚的火崇拜根源，也是原始祆教根源。西亚的邦国从5500年前已开始出现，随后不断打散重建，到公元前2371年开启了一个“从大海到大海”的最大国家，即从波斯湾到地中海。但这个国家很快被只知母不知父的阿卡德的萨尔贡武力推翻，然后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集权国家：阿卡德王国。

假如有人疑问为何中国的长江流域没有产生一个长江帝国的话，那么稍嫌简单的一个答案是，长江南面没有藏着一个大非洲，纵深不能相比；最重要的是北面直接被黄河流域的统治者所虹吸占领，在太过接近的同一个区域内不能容纳两个霸主。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人，崇拜虎与牛，并且也有火崇拜，比如三星堆是典型的火崇拜与牛崇拜的结合体，看起来像是雅利安人的殖民地。综合很多因素推断，3200年前开始出现的四川三星堆，可能与波斯湾沿岸、印度河附近乃至赫梯帝国等都有明显关联。在长达2000年的近千万平方公里的东亚地区，可能有无数的不同方向的强邻或远方神秘来客光顾这里。那么谁会承担这样的代理人呢？非希伯来人莫属。

E章、苏三：东亚文明开端“西来说”

a、中国文明开端两波两地都是最落后人群

按照分子人类学，人类最早在西亚地区作为第二站盘桓了几万年，大约在5万年前其中的一支携带父系染色体D的人群来到东亚，这就是第一批东亚现代人。他们在大约4—4.5万多年前一分为二，部分人通过华北进入日本，成为日本最古老的人群，今天他们的后裔主要分布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虾夷人中间。另外留在大陆的主体D大部分成为今天青藏高原的一半藏人的祖先，有时候你听到的藏语很接近日语，就是这个缘故。这两波人在两个地方都最终分别成为当地文明最落后人群，因为每个人群如何将自己开放给最先进地区，打开接受高文明信息至关重要：最早远离文明主流的人群，进入偏远封闭地区后，观念与技术不能有效与文明核心同步更新，他们与后来携带文明核心区文明因子的新人相比，会处于明显的劣势和落后。

人类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分层极其清晰，一旦掉队就会面临被格式化或奴役的命运，一直到工业化或尤其是最近的工业化过程使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在近五百年里欧洲白人先进文明毫不费力地碾压全球各地文明，奴役或近乎消灭了新大陆的落后文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青铜时代早期黄帝是从北方草原经由张家口进入华北平原的，这个人群的主要组成或许就是O3人群，而更早的炎帝可能是O3人群的另外一个更为古老的支系。长期在中国东北发展的红山文化的明显参与者是N型父系人群，他们是通往北欧的逐鹿人主力，也带动了部分外来人群进入东亚。中国最早的三代时期甚至不缺乏埃及人常见的E类型父系携带者，因为有些商玉雕人面像很明显就是非洲人。

5500年前马匹在欧亚大草原西部（乌克兰-哈萨克）被印欧人为主的群体驯服，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驯服马匹是一项高智力活动。雅利安人的自信满满可能不是一个虚妄的举动，很可能与马匹驯服有关。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是潜在由北方游牧人塑造的一个国家。三代以来的中国文明核心为何长期位于北方，而非南方，不仅仅是黄河流域适合农业，也是因为半数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由欧亚大草原南部的游牧人或半游牧人书写的。后来的成吉思汗与他的草原亲族们不仅屡次改写了中国史，而且给全世界带来了一次次巨大的冲击和文明的新陈代谢。从五胡乱华，到刚刚产生文字的满清统治，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北方骑兵的威胁之下，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文明几乎一次次被打回到原型，造成长期的停滞不前。所以，中原文明看似悠久，也不乏一些脉冲精华，但其文明质地非常粗糙。加上近代的落后，中原文明始终缺乏如同英国或日本那样离岛国家的连续积累，缺乏高雅细腻而安静的封建贵族气质。

b、青藏高原生存环境恶劣

有多座高达8000米的高山，交通不便，人迹罕至，长期不再会有被其他种族追赶压制的可能。青藏高原至少在4万年前已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人类痕迹，但不清楚其人种所属。比较大规模的人群活动进入青藏高原是大约7000年前开始。正是他们逼迫这些更原始的东亚古人群走入高原绝境。这些新人就是父系O（M122）类型，今天藏族人的一半父系也来自他们，更印证了这一点。

整个藏缅语的O2-M122（即原来的O3）基本为Oα-F5支系，且为汉族这一支系的下游，藏族的Oα-F5在6000年左右再分化，因而可以肯定这些与汉人同源的O型单倍群是新石器时代南下进入高原的。中国藏族的小半父系染色体与中国汉人一样为O3，所以，“汉藏一家亲”并非是一句空话。最早的汉族发源地可能就在距离青藏高原并不远的中亚附近。东亚的O型父系携带者占据今天中国人的75%，其中45%为O3-M122类型（新归并为O2），他们主要分布于华北等地。朝鲜半岛与日本人则以其中细分的O1、O2类型为主。这种分布再次展示了原始时期后来从西部到达的新移民的技术优势，新人将更古老人群最终驱赶至荒野边缘地区的就是O3类型。

从印度到东亚地区的古代通道一直是围绕着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构成，中国三代的形成秘密就围绕在青藏高原的边缘交通要道里，并且与雅利安文化有密切关联。强龙不压地头蛇，即便是赫梯帝国与埃及帝国也要与他们结合才符合逻辑。有中国学者段清波，认为秦朝继承了波斯帝国体系，可能是受到亚历山大帝国东征影响的结果。短暂的秦帝国由于缺乏新的强大意识形态维系，在秦始皇突然去世后轰然垮台，代之而起的是汉朝。这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汉人的起源，自此以后生活在东亚核心地区的人们都自动归属于同一个民族，汉族。但这些历史建构是经过多次层累沉淀的结果，一切历史都是构建。

中国人称呼“胡须”就应该与多毛发的“胡人”有关。游牧人的胡性或内地农民对他们的野蛮性刻画，部分是真实的。中国华北人就是这样一种时而优雅安静农民时而被胡化的一个混杂过程。其实华北人就是胡人的后代。自汉朝以来，汉人还发展出一套儒学体系来抗衡文明的无力，其主要内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以“三纲五常”来维持着民间与上层秩序，同时也教导皇帝施行仁政。儒家思想产生自周朝，或许与周朝起源的雅利安根系有一定关系，这套雅利安思想还在印度形成了发展至今的四个严格的印度等级制。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华北形成的黄河文明，与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产生的地缘机制是一样的：都是不断遭受北方游牧人侵袭的结果。

c、丝绸之路北线在原始时期已存在

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的北线在原始时期即已存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乃至长江入海口的三角地也是文明的发达地区，不过这些情况并不统一。自青铜时代开始，中国的北方文明明显压倒南方已经是个事实，长江流域胜过北方黄河流域的时代到来，需要到很晚之后的历史时期，公元10世纪宋朝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两位中华民族的祖先神的进入，标志着古老丝绸之路最北方两条道路的开通：北方农业之路与草原之路。炎帝可能行走的是最常规的丝绸之路，黄帝走的则是更北草原之路，具体来自哪里目前不清楚，但是可以参考商朝起源。

饶宗颐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中认为中国西北的远古“丝绸之路”上，到处都是腓尼基文字的痕迹。中国古代青铜考古点一般都会出土大量海贝，并且那些海贝还不属于中国北方，而是来自印度洋附近，而且海贝最终还成为中国古代的货币。所以殷人肯定有一个善海的统治根系。腓尼基人也与地中海北岸的爱琴海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人与文化明显以江淮为界分为南北不同的两个部分，甚至南北汉族的DNA也显示出很大差异。北方汉族和内蒙古人以及朝鲜人的遗传距离也比南方汉族近。汉族地区的南北差异还反映了在近几千年里北方人一再被压制南下的事实，而且不断被持续南压。西南地区的南下民族是苗族，东南地区的民族主要是稍晚的客家人。分子人类学分析认为，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主要为O3类型，包括苗族、关中平原的炎帝所在地以及黄帝所在的部落，都属于中国最大的一个父系染色体类型，他们是占据东亚75%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中国越人或东南沿海一带则是相近的 O1类型。O2在中国是一个相对较小类型，在日本和朝鲜半岛有较多存在。一个推测是，早期的一批O1与O2人从南方进入中国，曾经几乎覆盖全境，但炎黄人群可能与青铜人一起进入黄河流域，对更早的O1、O2人群进行了压制，最终把他们赶往当时的不发达地区。中国辉煌的华北文明主要为O3类型人的成果，他们很可能参与了青铜文明的建设，并最终掌握了华北的政治主动权。中国内地现在的J类型是后来很晚的历史时期的回民带来的，说明主导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人群不是西亚人，而是北方游牧人，要么最初西亚文明的建设者中间印欧人参与者是压倒性的存在，是闪族人中的印欧人参与了东亚的青铜文明建设。

比如希伯来人。由于这一时期大批进入中国的人群来自西方和北方到东亚发展，大批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青海、甘肃一带出现，是为仰韶文化。东北则是赤峰附近的红山文化异常耀眼。从基因测序到文字起源，到一系列特殊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推断，有一条远古的丝绸之路从新石器时代前后就一直存在于东欧和华北之间，黑海与里海沿岸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华北的农牧结合地带通常是这个文化的一个边缘，甚至最远处可能到达长江流域。所以，三千年前出现的腓尼基人并不能独霸历史的传奇，他们不过是这个文明传播带上的一个短暂的插曲。

d、西方印欧人胜过东亚人

从分子人类学角度似乎可以有如此一个悲观结论：通过新石器时代的R、O父系染色体分布与流向已基本可以判定未来的西方印欧人将胜过东亚人，原因是R父系染色体携带者最接近当时文明最发达区域：西亚与东欧。R迎着西亚与东欧而去，而我们的祖先O却背对着最先进地区扬长而去，一去五千年。实际上在今天这种判断依然有意义，因为移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今天移民将成为常态。

为何是中国人或尤其为何是苏三开始书写文明学或大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熟悉中国文明的起源，而且此人必须跳出中国教科书或中国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那些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人，是无法看透大文明的，因为他们的人类文明史不是连贯的。西方人更是因为不熟悉或不肯定中国的起源问题，而无法恰当介入。我这个外语系专业的中国人，在这个封闭的时代，才更容易拒绝并纠正中国的民族主义文明起源论。中国的文明到底来自哪里，是20世纪中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势必不断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左右。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强以及科学开放，中国文明西来说理论重新回到中国学术界的视野。

今天的中国汉人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尤其是黄帝的后人。炎帝这位由两个火字组成的祖先神更像是一位农业时代的祖先，与黄帝不同，他是从西北地区的农业通道沿着黄河进入中国内地的，他可能是丝绸之路上最早的过客。甘肃是炎帝的入口，然后他来到关中平原。但他的主要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淡化。从草原赶着马车进入华北平原的黄帝又名轩辕氏，在神话中有着骄傲的自信气质，仿佛就是一位雅利安黄面神仙。他是青铜文明的代表，他用从西部草原带来的新式金属武器砍杀了早已落脚在黄河下游的蚩尤部落，最终，战败的蚩尤族人从黄河一路狂奔南下，他们甚至越过了长江，最终落脚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今天贵州附近的南方苗族自称祖先即为蚩尤。

e、中国文明夏商周起源西来说

河南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两河文明人的异地纪念──被盛传为夏朝首都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个盛大的祭祀场所，但“二里头“的名称经调查没有具体含义，可能是个音译，或许与两河流域的第一个文明城市Eridu同音，它很可能是一批两河流域的文明人在此地的异地纪念，表明此地为“最早的文明神圣核心”。那里恰好也是两条黄河支流伊水、洛河的汇合之地，犹如西亚的两河地理。二里头只有符号，没有文字。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时代夏商周，在此之前，或自此之后，都不太算“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周王朝的同谋者也有明显的犹太教色彩。他们的主要关联人或其母系为崇拜白石与白羊的羌族或姜姓，这些人与后来中亚一带的大月氏人等族系有关。是周人主动联盟了先前被殷商击败的敌人：夏人。所以，羌夏一家，姜夏一家。夏周通好联姻或为某种复杂的继承关系，周人的母系基本上都是姜家女。今天川西一带的羌族，很可能是周族中东亚土著的那个部分，其主要成分为O3类型，经研究部分羌人习俗有古犹太教崇拜痕迹。而中国汉族的诸多婚俗与节日其实与中亚或西亚的北部多有密切关系。

苏三认为，金属在1万年前的土耳其伊甸园周边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出现的地区之一恰是土耳其的巨型建筑附近，之后经过漫漫几千年，附近的土耳其、伊朗一带开始出现合金，即青铜。与此同时，附近地区还出现了冶铁技术。青铜文明还引起了车轮大战，从而出现了马车等交通工具，房屋建筑也开始因为金属的出现而改变。后来的世界越来越被金属焊接起来，以至于到了今天，人类社会已经成为完全离不开金属的存在。因其重要性，我们几乎可以将人类社会分为金属前时代与金属后时代，中国三代（公元前2070-公元前256）是中国最早三个王朝夏商周的统称，尤其夏的起源如同中国文明起源一样，一直是个谜。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可能问题就清楚了。

苏三又认为，三代不是一般意义的王朝国家，而是一个特殊殖民期。夏朝（约前2070-前1600 ）持续近500年，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355年，周朝800年，试想哪个“国家”可以达到如此的长治久安？只能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国家”，只有外力控制下的原始社会或特殊时期的殖民地才有如此的状态。而这还说明在中国三代时期“文明”极不发达与偏远。秦始皇更是以“始皇帝”来挑明之前的原始社会加殖民地性质，标明他之前的三代都不过是原始傀儡时代而已。4千年前的夏朝统治者，最初可能是一位女性，比如其国姓为女旁的“姒”，起码这是母系痕迹。

甚至夏可能是个与当时最大帝国埃及有关的殖民地，因为当时最稳定强大的帝国就是古埃及。有关夏朝向来就有南北两个不同的混乱传说，从版图上人们认为夏在黄河中游的陕晋豫结合部，但夏的开启者最终却被埋葬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绍兴。所以，有可能当时有南北两个集团分别从南北进入东亚，但约略统属于一个西部母国或商贸集团。在中国的古籍中相传夏朝有“万国”，说明当时东亚处于一种原始村落社会，直到商朝才真正建立起类国家机制。这个时期可以借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的列强瓜分，通常是当时最强盛的西方帝国主导，那么中东帝国只能是埃及帝国。

f、中国甲骨文出现的西来说与落后

公元前1250年是迈锡尼文明的顶峰期，这就相当于三千年前的一个“日不落帝国”，中国的线性文字是不是受到他们影响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甲骨文里明显可以看到相邻的一个地中海岛国文字，塞浦路斯古文字。许多中国人认为甲骨文是全球例外，与他们原先认为中国人与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的一样，文字也是独立起源的。经过多年研究，苏三认为，甲骨文与中国人一样，都是全球文明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甲骨文不仅不是独立起源的，甚至不是单一影响源，而是在外部青铜大潮的影响之下的一种产物。它的象形文字特点不是一种别致，而是一种落后，是东亚落后文明体系的一种适配结果，正如美洲印第安文字的水平与之文明相配还处于图画阶段，印第安文字体系比甲骨文还落后一个层级，因为甲骨文实际上属于象形文字末期的线性文字。

西亚文字出现于5500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出现于3250年前的商晚期，之间有两千多年的时间差。古埃及文明因为比东亚距离西亚更近，所以他们的文字在西亚稍后就出现了。这也是西亚文明早于古埃及文明的证据之一。之后出现的文字应该是克里特线性文字A，然后是迈锡尼线条文字B。在巴尔干半岛多瑙河流域早已发现许多早于5500年前的文字符号，比如汶查文字。从商晚期到周朝，从考古证据与文字，都能够看出华北人不仅如西亚的犹太教一样恰好崇拜羊，并且如犹太教一样大面积禁止过猪崇拜。

中国商代青铜器上著名的饕餮纹实际上很可能是腓尼基人从爱琴海带来的神面纹饰：戈尔工神。殷人不仅冶炼青铜，而且已经开始了丝绸贸易，中国纺织的发达似乎也找到了一个触发机关，它需要高超的印染技术。尤其是中国还发现了大量腓尼基字母，这些都加大了中国殷商人即腓尼基人殖民地的可能性。苏三倾向于西亚文字是北部印欧人传播的元素。字母文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抽象思维，东亚人在当时尚未进化到识别字母文字的程度，三代时期的东亚文明比西亚落后大约2500年，不在一个层次，所以就保留了原始的象形文字特点。假如不进行文明层级的分析，许多人类现象就难以做出辨识与判断。这一现象倒也证明了，假如当初确实是有一些青铜贸易人群来到东亚殖民，并且外来新客人的势力不够强大，东亚本土势力大过外来者，所以，外来者不得不委屈求全遵从了东亚土著的意见。

这个土著不是别人，或许商人们曾经试用过字母文字，比如天干地支共22个，正是西部很多国家最初字母的全部数目。腓尼基人的字母传说也是22个，并且这些字母都是英雄击败神龙后掉下来的22颗“龙牙”，或许有些民族咬不动这些“龙牙”，就降维为象形文字，而最初那22个字母变为一组神奇的序数。中国的文字出现在商王朝这个青铜王朝时期。商的本意在中国就是长途交易和贸易，因为“行商坐贾”是有区别的，商人就是流动商旅。商王朝就是一个长途贸易集团组成的大商队。而这个贸易集团属于一个长期来往于东亚与西部世界的大家族，类似于到全球到处行走的希伯来人。所以苏三从一开始研究，就把追寻中国的文明起源与希伯来人乃至《旧约》联系到一起，作为一种方法建立东亚与西部整体的文明传播模型。

中国甲骨文是多种世界原始文字的一种集合，从古埃及到西亚、地中海、东欧、中亚，乃至北方草原，在东亚的甲骨文中都有遗迹（可参见拙著《汉字起源新解》）。这也说明，中国的远古文明传播来源丰富多元。中国汉人与腓尼基人还是世界上唯有的两个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的民族，而神话传说中的腓尼基龙就是在希腊出现的。今天中国有些极端民主主义者甚至宣扬希腊文明是伪造的、根本不存在。中国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提出了“四大文明论”，其中就没有希腊文明而有中国文明。西方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但东方同样存在可怕的东方中心主义，尤其是“中国主义”，这种认识偏差往往会引起进一步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误解。

现在是到了纠正这一偏差的时刻。纠正我们对于希腊远古的认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假如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中国三代实际上也有希腊人参与建立的，我苏三一点都不会奇怪。中国商朝很象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殖民地，商朝青铜器上最显著的饕餮纹饰可能就是地中海北部流行的戈尔工大神，它司长着生命与生育，獠牙、蛇发与粗眉大眼是它们的典型造型。事实上早在十年前我研究中国古文字后就发现地中海东北角的青铜人与中国青铜人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文字有极高的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