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蜀汉阙所映射的地域文化与气质

八神 · 发表于: 2020-3-5 11:54:52

源自：《成都大学学报》2020年01期 : 王小红

　　阙，也称为门阙或者阙门，是我国古代用来标示尊贵地位的一种建筑，常常修建在城墙、陵墓、祠庙或者宫殿大门两侧。［1］阙在中国的起源非常早，杨鸿勋认为其可能起源于标杆，即木华表最原始的形态。［2］也有人认为其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用于守卫的木楼。［3］纵观历史，阙这种建筑形式自从出现之后就再也没有中断过，历经汉唐直至明清，只是其形制特点随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从阙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代是阙发展的鼎盛时期，“秦宫汉阙”的说法即是其真实写照［4］。因此，国内外对阙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汉阙，而现存的汉阙则有 90% 以上集中在巴蜀地区，巴蜀也因此成为研究阙这一特殊建筑古迹的热点地区，目前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如考古勘察、历史文化以及分类比较等方面对巴蜀汉阙进行了考证和研究。
　　阙作为我国古代建筑中具有特殊寓意的建筑形式，其功能并非是基于实用而是彰显地位权势以及代表宗教神学符号的象征性建筑物［5］，其建筑形式、用材构成以及雕刻内容技术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信息，同时也与其所在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气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于巴蜀汉阙，目前还少有从地域文化特色对其进行分析考证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以巴蜀汉阙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入手，探索这一特殊建筑形式在巴蜀地区修建和留存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尤其将重点分析巴蜀地域文化和人文气质在汉阙这一特殊建筑物中的映射和反馈，从而更进一步探索分析汉阙这一特殊建筑形式的魅力及形成机理，为更深入了解巴蜀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线索与思考。
　　一、巴蜀汉阙概况
　　我国现存汉阙中，基本完整的有 31 座，大多是东汉时所建，其中又以川渝两地最为集中，达 20 余处，占目前我国地面上石阙总数的 90% 以上［6］。四川渠县有 6 处 7 尊汉阙，被称为“汉阙之乡”。重庆地区原有 3 处，即位于嘉陵江畔的盘溪无铭阙左阙身，忠县丁房阙和被称为“宝塔子”的无铭阙。2001年在重庆忠县又发现了乌杨阙、万州武陵阙，使得重庆汉阙数量达到 5 处。另外有四川雅安高颐阙及绵阳平阳府君阙，梓潼县赵雍墓残阙、杨公阙、李业阙、贾公阙。巴蜀汉阙不仅从数量上在我国汉阙中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文物价值和等级上亦具有很高的地位。雅安高颐阙作为我国汉阙艺术的精品和代表，早在 1961年就作为第一批入选的文物，和长城、故宫、莫高窟等一起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艺术大师和建筑名家都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曾专门赴雅安研究高颐阙。历史学家范文澜和鲁迅先生都对高颐阙进行高度重视并进行研究评价。鲁迅先生珍藏高颐阙数十张拓片。中央电视台也在不久前拍摄了《高颐阙》电视专题记录片，对高颐阙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报道。这些均反映了该阙在我国汉阙研究中所具有的地位和重要性。由此可见，巴蜀汉阙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在我国汉阙艺术中均具有绝对优势和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巴蜀汉阙留存原因分析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各地区、各民族均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我国的历史文物和文化瑰宝在全国各个地方均有分布。巴蜀地区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并不属于核心地区，但为何汉阙作为我国汉代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建筑艺术珍品，会在巴蜀地区有如此之多的留存。研究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巴蜀地域文化。
　　（一）巴蜀汉阙留存的物质性原因从建筑材料上来看，阙主要包括石结构、木结构和石仿木结构，其修建的鼎盛时期为汉代，但是目前留存下来的汉阙均为石阙，而且主要集中在巴蜀，其原因还需从巴蜀地区的地域特点来分析。
　　首先，巴蜀地区多山。自古“蜀道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巴蜀多山，除了其核心地区成都平原之外，其他地方均为山地，且多为石质山体，土层较薄，石材的获得非常便利。因此，这种多山少土的地质条件决定了该地区在修建大型石质建筑时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巴蜀地区多雨潮湿，相对于木材，石质材料更持久耐用，若修建的是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并且意欲长期保存的大型建筑，石材则是首选材料。另外，相对于人造砖和木料，天然石材更容易通过取材技术的配合获得较大体积和表面积。如果建筑物要求有较大的表面来进行雕刻表达某种场景和特殊意义，石材更是具有明显优势。综上，从取材这一最基本的物质性条件来看，巴蜀地区多石质汉阙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次，在巴蜀多石山、石壁的自然地质条件下，巴蜀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拥有了高超的石刻技艺。如四川的乐山大佛、安岳石刻，即是巴蜀石刻技艺的代表，还有安宁的大石墓，在岷江上游、雅簧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发现的石棺葬，以及大量东汉时期的崖墓也是古蜀先民高超石刻技艺的体现。［7］这些古代的石刻艺术充分说明巴蜀汉阙的修建在当时无论从石质建筑的取材修建，还是石雕装饰技术上，都是有足够的技术保障的。
　　与此同时，从巴蜀石刻艺术出现的历史年代和使用场合来看，安宁大石墓、石棺葬、崖墓和阙均出现于汉代，而且巴蜀汉阙绝大部分为石质和石仿木墓阙，大石墓、石棺、崖墓亦是石刻墓葬的不同形式。这些具有非常明显共性的汉代石质墓葬建筑非常有力地说明，汉代正是巴蜀地区将石刻技术与丧葬礼仪和墓葬建筑进行有机结合的时期。当时的社会不仅重墓葬，并且擅长使用石材和石刻技术来体现对死者的尊重和哀思，甚至于意欲通过这种特殊的丧葬形式达到让死者超生或者成仙的目的。［8 － 9］这种具有典型地域性特征的社会风俗和丧葬文化成为当时巴蜀地区大量修建石质汉阙的重要原因，由此而留存有最多的石质墓阙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二）巴蜀汉阙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
　　从阙这一特殊建筑形式的功能上来看，阙可分为宫苑阙、城门阙、墓阙（即神道阙）、宅阙、祠庙阙几类。阙在最开始的时候，只能由天子使用，并且常常修建在宫殿内，为皇帝专用的禁銮，后来才逐渐演化为墓阙、宅阙等。而汉代的陵墓建筑中，阙均修建在神道上作为门的标志。现存的巴蜀地区阙多为墓阙，而汉阙之所以多为墓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经济文化决定的。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黄老及神仙思想非常流行的时期，方士、炼丹以及道家思想在汉代的兴盛都与汉代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有密切的联系。虽然汉代各地神仙思想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核心均为“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因此，遗存下来的与神仙思想有关的文物均具有这种共同特征。阙最早是修建在皇帝的宫殿中，高达数十丈，直立云霄，反映了天子想脱离凡尘进入仙界的思想。而随着阙逐渐转化成墓阙，更是成为了立在主人墓旁，帮助主人进入仙界的天梯和天门。墓阙也因此被赋予更多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不仅仅是一种礼制符号和身份象征，更是成为当时的巫术工具之一。
　　巴蜀文化的内涵较为丰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重点和内容。汉代，巴蜀文化也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一样具有典型的神仙思想。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自然宗教和巫术崇拜至两汉时期，其信仰内容愈加丰富，祭神、驱鬼、求仙等仪式也越发成熟，逐渐与当时的文化因素结合，发展成了道教。虽然道教的起源地至今仍有争议，但大家公认的一点是道教作为独立和正式的宗教形态正式诞生于东汉中后期，并以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为标志，而五斗米道这一宗教形式主要活跃于巴蜀地区。［10］这充分说明神仙思想和巫术在两汉时期在该地区具有绝对优势，甚至于成为当时占据人们精神领域的主流思想。在这样的思想大背景下，正如陈绪春所述：“在生死轮回观思想下，汉代巴蜀人认为，没有神道，没有阙，他们死后就找不到入冥升天的路径。”［11］于是，大量的与祭祀、巫术和修道成仙有关的源于意识形态的各式宗教表现形式就在巴蜀地区大量地出现了。如四川彭山双河石棺双阙，即刻画了上下两层神仙世界，上层画有带翼的“天马”、人物和仙界的不死树，下层画有人物“天马”、朱雀; 彭山高家沟石棺六博图，图中有一对仙人悠闲对坐于双阙之上对弈。［11］因此，汉代巴蜀地区的人们不仅在生时就积极进行修炼和悟道，更是寄希望于死后的得道成仙及灵魂升天。所以，包含着浓厚神仙思想的墓阙在巴蜀地区大力流行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巴蜀的墓阙除了与神仙思想直接相关之外，很多墓阙的修建亦是主人为了显示其生前地位的尊贵或生活的富足。该地区不仅有较多有碑和铭记的墓阙，更是有一定数量的无铭阙。而有铭和无铭的主要原因在于墓主身份的尊卑。周朝以前只有天子才能修阙，虽然到汉代这种规定有所淡化，但是阙仍然是身份尊贵的象征，只有少数人可以修建墓阙。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认为“现在尚保存在四川汉代墓前的石阙，其墓主均是作过太守以上官吏的”。邓天柱在《阙乡风采》中也说：“墓前立石阙，表示墓主生前有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阶，起码是太守以上的官爵。”书中还认为“官至‘二千石’的，死后墓前可立单阙，而立双阙的，生前当封侯”。［4］在这种情况下，生前生活富足而社会地位比较卑微的商人就只能修建无铭阙。巴蜀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尤其自公元前 256年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工程，成都平原更是成为了天下的粮仓，人们生活富足，这亦成为巴蜀多无铭阙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巴蜀地区多汉阙既有其地质、技术等客观物质性因素又有其经济、文化和宗教等主观精神因素，是当时当地自然社会综合因素相反作用的结果。
　　三、巴蜀地域文化在汉阙建筑中的反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阙在巴蜀地区形成和存在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某个地区的典型艺术形式，往往不可避免地将带有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和气质，即地域性。巴蜀地域文化在汉阙中亦有所体现。
　　（一）巴蜀地域文化在汉阙建筑艺术中的体现虽然巴蜀汉阙留存数目较多，不同汉阙的建筑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根据多人的研究成果，抛开具体的细节性差异，巴蜀汉阙在建筑主体构造上具有共性，并与当地的民居风格一致。
　　首先，巴蜀汉阙从建筑主体构成上可分为阙基、阙身、阙顶和楼部四大部分，这种主体构成与当时汉代其他建筑风格是一致的，但在细节和局部具有浓郁的巴蜀地域文化特征。如巴蜀汉阙在台基部分雕刻的斗和柱是典型的古巴蜀民居“干栏式”建筑形式［4］［6］［11］。所谓“干栏式”是指将建筑的房屋底部用粗大的木柱立桩打入深土中作为整个房屋的支撑，然后在距地 3米左右放置栌斗和蜀柱支撑楼板，从而提升房屋的整体承重力。这种典型的巴蜀民居建筑特色不仅有利于房屋的稳定性，而且适合多雨潮湿的巴蜀气候条件。
　　其次，位于不同地区的巴蜀汉阙在阙体结构上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也充分体现了地域差异。据考证，川东地区的汉阙为侧角式，即整个阙体采用的是上收下分的侧角式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分散阙楼和阙脚的重力，是与川东多丘陵和山地的地形条件相适应的; 而川西汉阙采用的是直角式框架，［5］也是与这些阙多位于平原地区有关系。
　　（二）巴蜀地域文化在汉阙雕刻艺术中的体现
　　巴蜀汉阙艺术价值中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汉阙上精美的雕刻艺术。几乎每个汉阙上面都雕刻着不同的场景，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是古蜀先民高超雕刻技术的直接体现，更是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以及人们的追求和思想，是当时巴蜀地域文化和人文气质的真实反映。
　　首先，从雕刻内容上来看，巴蜀汉阙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如农作、街市、建筑景色、宴饮、骑射、出行等，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所有内容和场景; 二是历史典故和神仙故事，尤以神仙故事为最多，而且不同类型的画像频繁且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汉阙上。根据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基本规律，作为当时重要的建筑形式，巴蜀汉阙上雕刻内容的选择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当时的人文风情和社会形态，是巴蜀地域文化和人文气质的真实反映。古巴蜀文明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一直受到各方的重视，其内容广泛而深厚，但概括来讲，最主要的特征大致包括“宗教性、包容性和世俗性”几个方面。［12 － 15］而单从巴蜀汉阙选择的雕刻内容来看，具有宗教意义的神仙鬼灵、包罗万象的世俗社会生活场景的大杂烩式地出现在阙体上正好反映了这三个特征［11］［13］，充分说明了地域文化对巴蜀汉阙的影响。
　　其次，从雕刻技术来看，巴蜀汉阙综合采用了平雕、浮雕、透雕和线刻等多种技法，尤其在传统浮雕、透雕等技法使用的同时较多地应用了线刻用于刻画细节，画面布局合理，细节生动清晰，不仅考虑对称美而且注重灵活多变［5］，而这些技法的综合使用，更是充分反映了其文化的包容性。从巴蜀汉阙出现的时间来看，其晚于三星堆，对线刻技术的使用也更为成熟，这种多技巧雕刻方法在巴蜀地区其他石刻艺术中如大足石刻、巴蜀摩崖也频繁出现，是巴蜀石刻艺术的有力体现。［13 － 15］
　　综上，巴蜀汉阙的出现既有巴山蜀水特定地理和地质条件下的客观物质性基础，又有古巴蜀先民高超建筑和雕刻技术的现实技术支持，更有古巴蜀神仙、宗教思想盛行的文化大环境的熏染，正是在以上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流传下来了独具魅力的巴蜀汉阙建筑艺术。而这一建筑艺术本身又是融“包容性、宗教性和世俗性”于一体的巴蜀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充分反映了古巴蜀文明的深厚和久远，是研究古蜀文明和地域文化的又一珍贵艺术载体，值得我们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及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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