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王天宇：适度放宽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监管

　　王天宇，男，汉族，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现任郑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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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人大代表王天宇：适度放宽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监管
⊙记者：罗晓静

　　新京报快讯（记者：罗晓静）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小银行受区域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较大，出现增长乏力等现象，众多因素促使中小银行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建议，适度放宽对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监管，完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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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宇认为，中小银行深耕当地，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其数字化转型对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意义重大。当前，中小银行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推动管理提升、业务转型、严控风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一些监管政策还不明朗，数字金融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对此，王天宇提出几点支持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建议：适度放宽对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监管，监管机构对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应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并密切关注其发展中的问题，强调合法经营和规范发展。
　　他认为，应放宽对于现场核查、核保、核签的硬性要求，鼓励中小银行充分运用远程视频、OCR、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等金融科技手段完善客户多元化身份认证体系，利用互联网科技手段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体验。
　　“监管机构应在中小银行的金融服务创新上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允许其结合客户行为习惯和本土金融环境探索视频远程验证替代线下面签的可行性，解决信贷需求线上全流程申请、I类银行结算账户远程开户以及金融产品在线购买等问题，为客户提供更高效且风险可控的金融产品。”
　　此外，他还建议完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明确数据采集机构不能收集的数据及须经信息主体同意才能收集的数据范围，为大数据技术的有效应用提供制度保障，保护借款人合理合法的信息权利。“应由政府主导，订立数据管理标准，建立集中的数据管理平台，在平台内支持中小银行数据共享，加大客户违约成本，强化社会诚信，最大限度地保护各方参与机构的利益及消费者隐私。从监管层面或行业协会层面，为中小银行搭建‘抱团取暖’的平台，通过加强信息交流、业务合作等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共赢。”
　　同舟共济·不负韶华——2020年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源自：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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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联手AMC加快处置不良贷款
⊙记者：张琼斯　编辑：李丹丹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
　　联手AMC加快处置不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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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企业贷款逾期和违约情况有所增加，银行业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上升。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91%，较上季末增加0.05个百分点。
　　在这一背景下，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具有一定必要性。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在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小银行特别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由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处置，而其只能在省内开展业务，导致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进程缓慢。王天宇建议，应加强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进一步推动不良贷款处置。

加强商业银行与AMC合作
　　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贷款，是商业银行增加信贷供给的重要方式之一。
　　“目前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处置合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王天宇认为，问题主要体现在不良处置市场化推进缓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规模亟待提升以及不良资产估值定价准确性不足等方面。
　　比如，当前四大AMC的管理机制较为成熟，业务开展也较为全面，但其客户主要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银行特别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由地方AMC处置，而地方AMC只能在省内开展业务，处置渠道较为单一，导致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进程缓慢。
　　在当前不良资产攀升的情况下，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意愿却并不强烈。“原因在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等市场化方式筹集，负债的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5年。”王天宇称，而不良资产处置周期较长，长期资产和短期负债之间的错配，限制了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意愿。
　　针对上述问题，王天宇建议，监管部门应放宽资产管理公司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受让规定，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商业银行逾期60天以上非不良资产及个人经营性贷款，确保商业银行及时有效化解风险，释放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活力；建议放宽不良处置市场化准入标准，允许符合资格的非持牌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包，以拓宽不良处置渠道，加快处置进程。
　　王天宇认为，可以成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资产管理公司，专项对中小微企业发生的不良资产按照资产类型、风险等级进行打包，投放到资产证券市场，进而募集资金。在提高不良处置定价精度方面，他建议，可以由财政部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根据历史不良资产成交案例，建立金融资产估价定价数据库，并定期更新评估参数体系，为资产评估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基础。

优化金融合同纠纷诉讼程序
　　随着企业风险逐渐暴露、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攀升，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合同诉讼纠纷也较往年增加。
　　“由于金融合同诉讼周期长、流程复杂，造成案件大量积压，导致金融机构的债权不能快速有效回收，给予了债务人转移资产和逃废债的机会。”王天宇介绍。
　　据王天宇介绍，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审限为3个月，较普通程序6个月的审限缩短了一半的时间，若一审适用简易程序，二审采取独任制审判，将节省更多时间，能够有效打击债务人利用诉讼程序拖延债务履行的情况。金融借款合同文本比较规范，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清晰，债权明确，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然而，目前并没有针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适用简易程序的规范。
　　为此，他建议：一是出台相关规范，明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金融合同纠纷范围。二是加大金融法庭的集中专业化审理的职能，创新审判思路，提高金融纠纷诉讼的审判效率，充分发挥常设机构的作用。三是加大审判效率的考核指标和权重，合理科学地配置司法资源。

源自：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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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放宽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监管 优化金融合同诉讼程序 统筹黄河流域金融合作

　　财联社（郑州，记者 张克瑶）讯，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即将召开。财联社记者从郑州银行获悉，针对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金融合同纠纷诉讼程序、金融机构诉讼费用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向监管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
　　王天宇还注意到，当前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金融支持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无论是在跨区域金融合作与协同政策上，还是在定向化的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同样存在一些不足，建议国家部委层面开展强化顶层设计、构建跨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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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监管部门：支持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放宽AMC受让不良资产
　　王天宇认为，银行业发展正迈入4.0时代，其定位不仅仅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还是金融生态圈的缔造者、开放银行的建设者。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推动了数字金融服务的迅速发展。
　　“众多因素促使中小银行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王天宇介绍，当前中小银行积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还存在监管政策不明朗、数字金融治理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方面制约。
　　王天宇建议监管机构，放宽对于现场核查、核保、核签的硬性要求，在中小银行的金融服务创新上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允许其结合客户行为习惯和本土金融环境探索视频远程验证替代线下面签的可行性等。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增加。王天宇发现，眼下商业银行和AMC（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处置合作中，存在不良处置市场化推进缓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规模亟待提升、不良资产估值定价准确性不足等问题。
　　王天宇建议监管机构，允许AMC受让商业银行逾期60天以上非不良资产及个人经营性贷款，放宽不良处置市场化准入标准，成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AMC，降低商业银行与AMC融资成本及资本占用。

建议最高法院：优化金融合同纠纷诉讼程序、金融机构诉讼费用等事项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的同时，金融诉讼案件也在增加。
　　王天宇表示，由于金融合同诉讼周期长、流程复杂，造成案件大量积压，导致金融机构的债权不能快速有效回收，给予了债务人转移资产和逃废债的机会；在金融机构的合同纠纷中，保证金质押纠纷较多。
　　“法律对于保证金缺乏统一明确规范，司法机关与金融机构对保证金的认定存在分歧，使司法执行受阻。”王天宇认为，简化金融合同纠纷诉讼程序，完善保证金质押扣划，帮助金融机构快速回收债券，对于维护金融安全，保障金融稳定有重要的意义。
　　王天宇建议最高法院，针对诉讼程序，明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金融合同纠纷范围，加大金融法庭的集中专业化审理的职能、审判效率的考核指标和权重；针对保证金质押，明确保证金质权效力的统一认定标准，统一规范质押保证金冻结扣划。
　　“金融机构诉讼案件数量多、标的金额大，往往产生金额巨大的诉讼费用，挤占了其正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王天宇说。
　　王天宇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高院亦多次发布退费通知，明确要求胜诉后退还原告方不应承担的诉讼费用，但实践中，缺少统一的、切实可行的退费实施细则，仍存在着部分法院拒绝退还，或是虽可退还，但存在审批流程复杂、退费速度慢等问题。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从简化流程、提高效率角度出发，精简环节，为企业减负，对诉讼费用相关缴纳、退还制度予以进一步梳理，督促各级法院执行到位。”王天宇表示。

建议国家部委：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出台金融支持政策体系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沿黄九省（区）和我国北方地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王天宇认为，当前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金融支持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无论是在跨区域金融合作与协同政策上，还是在定向化的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是沿黄九省（区）之间还没有建立具有协同效应的跨区域金融合作。”王天宇表示，在涉及黄河全流域的重大环境项目及产业项目上，难以形成跨省（区）的金融支持合力，金融机构缺乏联动效应。
　　王天宇强调，黄河流域既具有大江大河保护的共同要求，又具有自身的地理水文特点，相应要求金融有更有针对性、差异化地支持流域内环保及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绿色金融及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需要政府出资的各类引导性产业基金发挥作用。
　　“建议国家部委层面成立综合协调机构，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出台具体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王天宇表示，在利率定价、风险与不良资产监管、银政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等方面向黄河流域金融机构予以倾斜，增强金融服务的市场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此外，王天宇建议构建沿黄九省（区）之间的金融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地方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功能、鼓励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与创新、设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产业基金。

源自：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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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建议尽快对理财产品质押业务建章立制

　　财联社（北京，记者 李愿）讯，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裁定书显示，自然人凌莉、工商银行广州执信南路支行等三家支行因质押借款合同产生纠纷，案由为凌莉在前述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后进行了质押。
　　不过，法院最终审理认定该案的理财产品质押，作为质权人的银行方并没有依法依规到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不符合《物权法》关于质权因登记设立的规定，质权不成立。
　　理财产品质押贷款，是指银行客户以符合贷款银行要求的理财产品未来的收益的受益权进行质押，并以此向该银行申请相关的放款。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业务虽已在实践中初显成效，然而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依据，司法层面缺乏权威的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导致纠纷层出不穷，大量理财产品质押业务徘徊在法律与商业的灰色地带，给商业银行和投资者权益保障均带来很大风险。”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在今年两会提交的《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质押业务相关条款的议案》中表示。
　　王天宇称，作为一种新型信贷业务依然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导致理财产品的融资功能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阻碍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多元化发展。
　　为此，王天宇建议修订《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质押业务相关条款，从《物权法》第223条的补充完善入手，将理财产品可用于质押明确在条款中。除明确将理财产品可用于质押规定在法条中，还应对理财产品质押中质权成立的法定条件、质押的理财产品是否允许转让以及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的保护等予以明确规定。
　　王天宇同时建议，由具有公信力的机关建立理财产品质押信息公示平台，创建线上的信息公开和交流机制，为银行和投资者提供交易信息保障服务。同时通过平台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业务进行有效监管。

　　以下为王天宇议案的主要内容：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质押业务相关条款的议案
　　导语：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保值增值的金融需求，是商业银行提升金融供给、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内容。为提高资金流通效率，丰富融资渠道，开展理财产品质押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的共同举措，这不仅满足了巨大的现实需求，也提升了其在金融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但商业银行理财质押业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处于立法缺失、依据匮乏的状态，也无法满足公示要求。修订《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质押业务相关条款，规范约束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行为，已成为进一步活跃市场经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所需。
　　案由：
　　近年来，人民群众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提高资金流通效率，丰富融资渠道，开展理财产品质押已成为商业银行的共同举措，这不仅满足了巨大的现实需求，更提升了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业务虽已在实践中初显成效，但作为一种新型信贷业务依然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导致理财产品的融资功能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阻碍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多元化发展。为彰显我国商业银行理财质押业务中的法治精神，明确法律责任，特建议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中质押业务相关条款。
　　案据：
　　（一）理财产品质押立法缺失、依据匮乏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中关于权利质押标的中未明确列出包含理财产品，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尚未明确规定理财产品的质押权利。实践中，商业银行仅能依靠比照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等业务的法律规定开展理财产品质押业务。然而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依据，司法层面缺乏权威的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导致纠纷层出不穷。大量理财产品质押业务徘徊在法律与商业的灰色地带，给商业银行和投资者权益保障均带来很大风险。
　　（二）理财产品质押无法满足公示要求
　　《物权法》中未明确规定理财产品质押，也缺乏对理财产品质押登记的相关规定。我国法律规定公示是质权成立的必要条件，凡物权变动均需通过交付或登记完成公示。理财产品本身不具有可供交付的权利凭证，仅能依靠登记产生公示效力，完成质权的设立。但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登记部门，没有可以参照的统一登记标准。商业银行仅能通过合同交付、在自己网站公示或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或动产权属登记的方式来试图达到公示目的。这些方式不仅增加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也未得到监管和司法机关的权威认可，效果存疑。
　　理财产品质押登记公示效力缺乏直接导致了质权人优先受尝权实现的困难，若遇到投资人的理财资产被强制划拨、冻结或被其他第三方主张权利的，作为该财产质权人的商业银行既无法对抗有权机关的强制措施，又无法通过公示信息有效主张优先受偿权，面对质押担保的落空而束手无策。
　　（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权的实现方式缺乏保障
　　商业银行作为质权人，对于质押的理财产品因投资波动而产生的价值贬损原则上是可以采用强行平仓、预先提存等措施来维护质权安全的。但由于没有明确监管规定作为操作依据，这一有效的质权保障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普遍适用。为保障银行和投资人双方的利益，理财产品到期或采用强行平仓措施后，质权应及于理财产品收益权回款账户，商业银行对此账户内资金享有的质权应自始得到承认，回款账户内资金可转化为保证金继续提供质押担保，但在业务实际中，这些措施都因缺乏权威操作依据而没办法被充分采用。

　　方案：
　　统一完善商业银理财质押业务，增强理财产品的流动性，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短期资金的需求，也拓宽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类型，增加了其经营收入，意义重大。因此，建议对《物权法》质押业务相关条款做以下修改：
　　（一）尽快对理财产品质押业务建章立制
　　1.立法选择方面。应通过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构建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市场。可以从《物权法》第223条的补充完善入手，将理财产品可用于质押明确在条款中。另外，鉴于《物权法》第223条第（七）款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也可以质押。因此，短期内，如果立法、修法一时确实难以跟上，出台相关行政法规和监管制度先给予理财产品质押一个合法性依据将十分必要。
　　2.立法内容方面。除明确将理财产品可用于质押规定在法条中，还应对理财产品质押中质权成立的法定条件、质押的理财产品是否允许转让以及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的保护等予以明确规定。应根据实际需要出台配套的理财产品质押相关操作规范，如明确可用于质押的理财产品的具体类型，理财产品质押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及对抗效力，设置理财产品质押强行平仓制度和止损规则等。
　　（二）完善理财产品质押登记制度
　　由具有公信力的机关建立理财产品质押信息公示平台，创建线上的信息公开和交流机制，为银行和投资者提供交易信息保障服务。同时通过平台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业务进行有效监管。
　　此外，建议在对《物权法》质押业务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时，进一步理清《物权法》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注意对《物权法》质押业务相关条款的修改与《担保法》《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等可能存在相互关系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性，避免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另一方面，需要明确废止已经不再适应商业银行理财质押发展现状的相关法律法规。

源自：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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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建议成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资管公司

　　财联社（北京，记者 李愿）讯，在中国经济处于调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面临着增长的趋势。近年来，银保监会多次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的力度，2019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资产2.3万亿元，金额创新高的同时，手段也更加多元化，大大防范化解了商业银行的风险。
　　为进一步促进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专门提交了《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推动不良贷款处置的建议》。在王天宇看来，当前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处置合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中小银行特别是区域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主要由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他们只能在省内开展业务，处置渠道较为单一，导致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进程缓慢。在不良压力持续增加的趋势下，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及经营模式难以满足商业银行对不良快速处置化解的需求。”王天宇表示。
　　王天宇同时表示，目前不良资产处置周期较长，长期资产和短期负债之间的错配限制了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意愿，导致在不良资产打包处置方面与商业银行合作不充分；作为受让方的资产管理公司地位强势，削弱了商业银行转让时的议价能力，目前市场上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折价幅度基本都超过70%，导致商业银行损失较大，实施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主动性不高。
　　为此，王天宇提出，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商业银行逾期60天以上非不良资产及个人经营性贷款；允许符合资格的非持牌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包；成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资产管理公司，专项对中小微企业发生的不良资产按照资产类型、风险等级进行打包，投放到资产证券市场，进而债券募集资金；降低商业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的风险权重，释放资金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多项建议。

　　以下为王天宇建议的主要内容：
　　《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推动不良贷款处置的建议》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商业银行始终把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周转资金或者借新还旧无法正常进行而出现资金链的断裂，贷款、债券违约增多，股权质押融资平仓风险上升，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增加。
　　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贷款，是商业银行增加信贷供给的重要方式。2012年，财政部、银监会共同下发《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体现了政府鼓励加快处置不良的用意。2016年，银监会下发《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放宽地方AMC相关限制，允许每省设置两家地方AMC；放宽不良贷款批量转让门槛，加快了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进程。但是，目前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处置合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不良处置市场化推进缓慢
　　目前，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机制较为成熟，业务开展也较为全面，客户主要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银行特别是区域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主要由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他们只能在省内开展业务，处置渠道较为单一，导致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进程缓慢。同时，根据《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等规定，仅允许持牌的资产管理公司承接3户以上的不良资产组包，个人类贷款不得进行批量转让。在不良压力持续增加的趋势下，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及经营模式难以满足商业银行对不良快速处置化解的需求。

　　（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规模亟待提升
　　在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意愿并不强烈。原因在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等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成本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并且负债的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5年。面对市场和股东压力，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市场化资金收购不良资产需要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否则将面临亏损和较大的流动性风险。目前，不良资产处置周期较长，长期资产和短期负债之间的错配限制了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意愿，导致在不良资产打包处置方面与商业银行合作不充分。

　　（三）不良资产估值定价准确性不足
　　不良资产估值定价是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了转让价格的高低。目前，不良资产估值定价涉及的债务人企业大多是资不抵债的关、停、倒闭企业，许多企业财务会计资料不连续、不完整、不健全，由于获取资料和数据难度大、准确性低，同时缺乏不良资产估值定价模型支持，资产管理公司主要是凭主观判断或委托中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当前，作为受让方的资产管理公司地位强势，削弱了商业银行转让时的议价能力。目前市场上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折价幅度基本都超过70%，导致商业银行损失较大，实施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主动性不高。

　　就上述问题，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不良资产管理相关政策
　　一是建议监管部门放宽资产管理公司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受让规定，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商业银行逾期60天以上非不良资产及个人经营性贷款，确保商业银行及时有效化解风险，释放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活力。二是建议完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放宽不良处置市场化准入标准，允许符合资格的非持牌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包，拓宽不良处置渠道，加快处置进程。

　　（二）加强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的有效性
　　建议监管部门明确资产管理公司的功能定位，支持其发挥核心优势。一是对放开市场准入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赋予其金融属性，同时由监管部门加强对其业务指导和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支持更好地服务于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二是鼓励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更多地开展真实债转股，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经济结构。三是建议成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资产管理公司，专项对中小微企业发生的不良资产按照资产类型、风险等级进行打包，投放到资产证券市场，进而债券募集资金。

　　（三）降低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融资成本及资本占用
　　不良资产处置周期拉长，相应增大了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的融资成本和资本占用，导致资产管理公司在受让不良资产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受阻。建议证监会及发改委等相关部委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发债融资审批流程，提高发债融资效率，增加流动性；降低商业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的风险权重，释放资金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四）建立科学评估体系，提高不良处置定价精度
　　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是一项较为特殊的资产评估，因此不能照搬一般企业的资产评估方法。一是建议由财政部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根据历史不良资产成交案例，建立金融资产估价定价数据库，并根据数据库信息，结合经济形势特点，定期更新评估参数体系，为资产评估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基础。数据库信息向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评估公司定向开放，确保信息透明。二是采用合理的评估方法，要在《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针对各种拟处置不良资产的特点，有针对性、灵活合理地选择相适应的评估方法。

　　2019年10月30日，获2019年中国物流与供应链金融卓越贡献人物奖。

　　毕业于原河南财经学院（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工商管理硕士，河南省人大代表，现任郑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带领郑州银行科学制定五年战略规划，引入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首创“五五分类”考核体系，开辟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通道，建设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
　　2018年1月30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河南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