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市口的老陕土地

　　旧时的牛市口商人流传着一句民谣， “广几句 ”带来好 生意，说的是会说土广东话的人生意要好得多，外地人初来乍到一听满街听不懂的客家话，好像闯入异国他乡，冒然断定这里是土广东客家人地区，不过你只要留心与当地人攀谈几句，标准的北方语系的成都官腔又让你感受到西蜀独特文化的亲切与豁达大度，特别是迎官路口汽车站的运输市场，司机生，马车夫，陕西话，河南话，山西话，甘肃语让你云里雾里，抬滑杆的四言八句的地方话时而冒几句京腔让你开怀大笑，推鸡公车客家方言的恢谐让你妙语解烦，但只要讨起价来，那句句都是标准的成都话，就连黄包车夫的官腔也能让人相信他并非当地的土着，其实牛市口所有的居民都并非当地的土着民，明清这座兵营式的小镇战争之后一遍焦土，张献忠的 “七杀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种充满杀气的碑文，不管它是出自野史还是正史，都可感到那种从历史的深处传来的恐怖和悲凉。

　　战后这里除了几条东西南北两三米宽破烂的石板路，荒无人烟，由于这里紧邻荒芜的城池，溪水纵横，断垣残壁及枯木逢春，加之视线良好，无赖的疲惫的战领者才免强将它作为息脚之处。

　　移民初期，城周边好田好土被政府屯垦所占，荒无人烟的东山地区由于缺水，无人光顾，由于东山的地质地貌，生态环境，气候条件与广东梅县与福建黄县地貌一带相式，四川广东移民中有识慧眼之人便来到东山随意开垦发展，随之带动家族前往占插移民，封建王朝时期官不下县，也就是县以下均为乡民自治，在缺少乡绅与宗族，宗教的乡民的自治中，流民问题非常突出。沙河成为了早期北方移民与后来客家移民的分界线。

　　1696年康熙丙子年户部议覆、又谕曰、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开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或有将田地开垦、至三年后、躲避纳粮、而又他往者。

　　从以上户部议覆可以看出，四川移民出现多次途迁有以下原因，1是自由移民求生艰险，脱离依附土地安全堪忧，通过多次途    迁，躲避纳粮，从中获利。2是安插移民垦占的土地易容产生所有权的公诉及斗欧与财产侵害，被迫二次途迁移民以求生存。3是环境的好坏诱引移民重复搬迁或因地域经济，官府的统筹安排造成二次移民，4是土地兼并引起的重复移民。5是观念与习俗及宗族势力聚集形成的二次移民，6是人口的增加，社会动乱引起的二次移民。

　　成都府简洲福建移民众多，广东藉移民相对较少，初期移民生存十分艰辛，生产资料缺乏，互助是必不可少的生存基础，漂泊在外的移民缺少宗族血源依托，乡亲成为团结互助的扭带，部分客家人逐渐集聚相对封闭的简洲龙泉山区，而且主要分散在北线东大路向中线东大路位移地区。

　　这支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的客家人为了生存，逐步向居住客家人的相对平缓龙泉山缓坡地转移，与在龙泉山华阳县境内的客家人汇合，形成一大遍客家人的聚居住区，这一地区因地处成都平原之东，龙泉山脉以西的浅丘地区，成都人习惯称着东山，简阳龙泉烙带与华阳龙潭两座古镇是这遍区域客家人最早聚集人气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心，从明末清初开始，北线东大路出川路线逐渐从北向南缓移，后起之秀的烙带古镇经济与龙潭经济平分秋色。

　　在清末民初，还在变革中的东大路就新增了两座场镇，一是光绪28年间的保和场，（原赖家店），二是民国初的万年场（五显庙）说明这一地区客家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和居住区逐渐向平原地区转移的趋势，聪明能干而且是非常勤劳的客家移民，除满足自给自足外，大量的剩余物资需要交换，并转移到城市，城里的商人为购得便谊的有利可图的商品，必然要向有商品的地方采购，场镇基础市场的商人为了卖个好价，也想方设法要把物资拿到城里去卖，商品经济是从物物交换到货币交换，从小商小贩到到物资集散，原始商品经济受地域限制，为了满足地域经济的需要，在基础市场的基础上必然崔生二级市场，北线东大路时期，以龙潭寺为中心的基础市场，由于靠城市很近又处于商品流通过成的中间环节，吹生了北线青龙场成为二级市场，也是成都资本市场经济产生的原始壮态在地域经济的展现。

　　当到了清朝中期，北线东大路南移经石灵，西河，烙带，仁和后，烙带富裕的地域经济被击活了，以烙带为中心的的基础市场的发展，又激活了地处东西南北要路牛市口原始二级市场向城市批发市场的发展，如牛市。海椒市，猪市，米市，花纱布交易等市。

　　每到逢场天成群结队的客家人将自已的农副产品担到牛市口去卖，东山客家人乡土观念强，乡音是联络感情的扭带，为了在异乡生存不受欺侮他们非常团结，说句乡音化干戈为玉帛，

　　然后买回所需的生活品，在满足商品采购及小商贩进货，同时丰富了牛市口城镇化的需要，烙带的商人又将收购来的物资通过牛市口市场批发给零售商转到城池中的千家万户，然后将从牛市口茶铺，酒店，书场戏园获得的市场所需行情，信息，城市新老趣事带回基础市场扩散到广大农村，牛市口地处沙河以西的平原地带，自流灌溉水系丰富，土地肥沃，是天然粮仓宝地，同时也是成都东门一块前沿阵地，俗称乌龟坝，官名得胜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临近沙河历代官家马厂牧地，清初第一批军垦移民落户于此，官府发放粮种与耕牛便在华光寺门前的庙会大坝进行，后招民垦荒规模扩大，所需粮种与耕牛数量倍增，政府从陕甘调运粮种及耕牛非常费时费力，改发放粮种及耕牛为拆算成银费自行采买，供需矛盾使牛价猛增，政府为发展生产，采用官商共协的办法从明清战争相对影响较小的建昌地区贩运耕牛入川，指定在特定的地区出售给移民，乌龟坝得胜场就是最大的官办售牛点，由于川西耕牛经水运到成都九眼桥上岸，（主要是越西的黄牛与德昌的水牛）一是时间快，二是费用低，三是免出长途跋涉艰辛病伤死相对较少；对于伤残病牛的屠宰明清统治者都定有严格的法律条文，顺治皇帝也曾：“朕甚悯耕牛劳苦。不忍食其肉”， 并多次强调：“如有违禁私宰耕牛。及造为种种讹言。希图煽诱者。立即锁拏。按律尽法究治。如该管官不实力严查。致有干犯者。定行从重议处” “今朝廷所需。除祭祀照例供用。其余亦一概不用牛肉矣”民间也有爱牛不吃牛肉的习俗，但在得胜场垦荒移民中及城中有不少甘肃回民他们不吃猪肉，特别是：同治陕西回乱之后成都二台子，新都弥牟镇，被俘屯垦移民中大量的宁夏回民需要安抚，对牛羊肉有一定的需求，伤残病牛肉的利用也在情理之中，官府为了方便管理，采用定点屠宰，火印，契税，牛主三具，角，皮入官，肉贩无权屠宰的举措，崔生了成都最大的最古老的屠宰场：牛市口杀牛巷，经营者多为弃家经商回民与北方人氏（多为陕西藉），他们是这里的土着，也是初期土着化的北方弃地移民。

　　加之官府对牙行的管理指导，像牛市口《大纪行》拥有住缩，牛棚，餐饮，中介，借贷，税收，很据规模这样大的牛市牙行，使得这里的牛市很快闻名全川，得胜场因粮种与牛市闻名，同时因牛市与粮市又崔生了相关产业，餐饮与旅馆为的发展，酒肆与牛棚，脚力与小二路途辛苦，喝杯小酒，睡个好觉，吃碗牙牙饭使得这一产业久经不衰，无地外来游民，散兵游勇，赖汉恶棍给人喂牛割草，牵牛跑腿，搬物拿货，帮闲当托卖吆喝，打架扎场子，起哄耍无赖，也能争块锅亏钱，就是讨口要饭的叫花子，说几句四言八语、唱一段莲花闹，打一盘金钱板也偶尔挣几文赏钱，使这里变成穷人的乐土，富人的天堂，商人卖了牛得了钱必然要逍遥一盘，茶馆，酒楼，妓院，烟馆，戏场，烧香拜佛逛庙会，赌场也荣运而生，回家时买点吃穿用品，礼品，商品的流通与货币的交换发展了经济，官府有了赋税，建官府，派税史，修牙行，驻巡防，商人有了资本，修街房，建会馆，捐慈善，扩市场。市场又聚集了人气，在一遍萧条的成都府中这里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人烟是最大的亮点，移民初期，四川的一切物资钱粮均依靠陕西调运，牛市口不远的沙河堡马厂是清初临时驻防陕西营，满蒙驻防成都前是成督标牧地马厂，满蒙驻防后是满蒙马厂，它是军队，官府后勤保障系统之一，清马牛牲畜的集收，储存与发放是马厂的职能，初期无能是军垦还是民垦给种给牛，马厂必然要存担一定的职能，后改为有种给种，有牛给牛，无牛给马，到无种无牛给钱，再到全部拆银，牛市交易，得胜场变成牛市口，都应该与马厂初期给牛的职能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是封建统制者文武分治的必然结果。

　　早期得胜场周边的移民饥肠辘辘，自生自灭，豪无求生之路，更无剩余物资进行最简单的物物交换，牛与粮种均由陕西千里拔涉运来发放，牛市的开放无议是当时商品交换中最大的商品与与市场，得胜场被牛市口所取代，有着时代的烙印及农耕文化的沉淀，也有着商品经济崔生城镇化的历程。

　　传说以前在东山 有句谚语“填不满的牛市口，扯不空的甑子场”，说是牛市口市场之大，在多的东西在牛市口都好卖，甑子场之富裕在多的钱都买不完。

　　牛市口市场是东山客家人活动的社会空间，同时又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市场，市场的经营户多为东山的客家人及城镇专业商贾，客家人很重乡情，一般都愿意到自已熟的老乡店铺去购买商品，同时也希望委托老乡为自已的农产品寻求销路，自然客家人的生意红火，商人都很精明，攀龙附凤是最好的营销策略，见到白头巾着长衫就打广东腔，短衣短裤就打官腔（成都话），听到江南话就叫老表，商人是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开口便笑，一笑了之，不少客家人在牛市口经商，但秦邦，晋邦才是经商高手，在牛市口他们很少说家乡话，大人小孩都是标准成都乡音，做起客家人的生意来，土广东腔打得非转，牛市口是个陆码头，流动人口多，南腔北调，因此他们没有自已的土语，标准的成都话是这里的官方语言，为此很多人错误的把土广东话说成当地的土语，因为牛市口是个物资集散中间市场，它的基础市场是东山五场，东山五场全是客家人，牛市口的商人讲客家话是市场需求决定的，当然很多客家人落户牛市口经商是不争的事实，牛市口周边农村曾有不少依附在土地上的客家人。但多数族普记载均为二次移居，当然牛市口离东山很近，在历史的长河中私有土地的兼并，受行政区域的管理诸多社会，政治，宗族，经济因素的影响，成都移民居住的范围不是一尘不变的，如五显庙的客家人谢家祠的家族很多就在牛市口周边农村，但整个牛市口地区的移民还是以陕西人占主导位，其次是湖北人，甘肃人，宁夏人，福建人，湖南人，牛市口是各地移民最多的地方，而且主要是北方人与“下江人”，牛市口中华女中背后的良田中有块很大的墓地叫老陕土地，它不同于传统义冢地，是秦人会馆的共产，而是一块很大的官地，有点像现在的公墓，贫富均有，贵贱不分，祖藉不限，但主要是北方藉人氏。中国人传统有落叶归根的习欲，这些外省游魂终归这里说明，这里曾是他们的家，老陕土地为什么葬有宁夏，甘肃，河南乃川北人氏，说明它是块公墓，但谁能在这四周好田好地平坝建这么大的墓园，只有官方与土地所有者，明清战争成都一遍焦土，没有人烟，后来的移民垦荒者连东山的荒坡荒山都开垦利用，这块自然灌溉的平坝荒墓为何没被开伐利用，直到57年修钢管厂消失，说明垦荒者的后裔一直承担着保护的职能，当初的移民垦荒者谁有能力建这么大的墓园，也只有官府与土地所有者，无论是成都府志还是嘉庆华阳县志和民国华阳县志，这块墓地均无记载，说明并非官府和义冢，应该是土地所有者，谁是这块墓地的所有者，只有一个解译，埋葬在这里的人，也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垦荒者，谁有这么大的力集聚这么多外省移民来此垦荒，只有官府，这块好田好土的田园垦荒者只有两种可能，一圈占，二是军垦，清朝满族是皇族，不务农商只管骑射，只允许满人做职业军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养。就象沙河堡马厂一样，大量的马厂田只有少数满人管理。耕种与放牧全部雇工，圈占只是所有权，使用权是租给庄户，唯一的可能是绿营军垦圈占然后与军垦演变为民垦，而且绿营军队来至四面八方，后期军垦改为民垦落户当地成为说成都方言的移民土着。

　　1642年甲子（天命九年）升狭西汉中副将马子云、为四川川北总兵官，这是较早入川的陕西兵军。（元朝初江油、平武、北川和青川，广元，嫡属陕西龙安府，汉中嫡属四川）

　　1646年顺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命征剿陕川之清定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率清军抵西安，五月初五日，豪格率军自西安起行，又遣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等，由栈道向汉中进发。七月，豪格率部向秦州（甘肃天水）进发，陕西略定。十一月，豪格自陕入川，在百丈关（今四川旺苍以西）接受张献忠部将刘进忠投降。在刘进忠引导下，清军疾过保宁（今四川阆中），二十六日至南部，侦知张献忠在西充，便以鳌拜为先锋进剿。次日凌晨，在交战中射杀张献忠，大败大西军。此后，豪格乘胜攻入四川中南部之荣昌、隆昌、富顺、内江、资阳、夔州及贵州之遵义等地，至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四川略定，班师回京。

　　（1653）顺治十年，因为四川省兵马钱粮皆从陕西调发，乃下诏陕西总督孟乔芳兼督四川。

　　1657顺治十四年。丁酉。升陕西汉中府副将杨文启、为都督佥事、充四川川北总兵官。

　　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李定国败死后，清朝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围攻这支抗清的队伍。李定国残余部队李来亨，1664 年（康熙三年、永历十八年），李来亨在清军的重围下粮尽援绝，全家自杀，清王朝征服了四川。

　　1664（康熙三年），成都县有编户440户，华阳县有编户440户，两县合880户，约4400人。据民国华阳县记载，前清末叶华阳县有九区计六镇三乡（除城区不计）苐一区得胜场（牛市口）有1000户，人只5000余人；由此可知清末华阳县一个得胜场的人口就超过清初全县人口的一倍。

　　（1667年）康熙六年十二月：四川总督苗澄等、请以重庆夔州等镇、成都城守等营、督抚提标兵、抽拨七千名、开垦成都屯田、每岁可得米四万二千石、省部拨银五万六千两。从之　。按清制总督管绿营。陕西与湖北绿营，无论是川陕总督，还是川湖总督，对四川用兵都来至陕西与湖北两地而且主要是陕西，因此当时重庆，成都及夔州调来成都七千士兵应该都是陕西藉绿营老兵为主，但顺治十年对四川用兵，首先是陕西总督孟乔芳兼督四川。除满蒙军队外，绿营用兵自然来至陕西，理由是从行政历史沿革分析，顺治元年，设立四川巡抚，驻扎在成都，不设置总督。

　　（1653）顺治十年，因为四川省兵马钱粮皆从陕西调发，乃下诏陕西总督孟乔芳兼督四川。由此可看对四川用兵主要来至陕西。

　　顺治十四年，停止陕西总督兼辖，专置四川总督，驻重庆。可以看出，占领成都与重庆是陕西用兵的结果，因为当时最早占领的是川北的阆中，然后是川东的巴县（重庆）最后是西蜀（成都），康熙七年，更名为川湖总督，迁往荆州。

　　康熙九年，又还驻重庆。康熙十三年，四川省会别置总督一人。康熙十九年，四川省隶陕甘总督，其川湖总督省归湖广总督兼理。　雍正九年复置，驻成都。四川巡抚从顺治五年（1648） 置， 驻成都，乾隆十三年（1748），置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四川巡抚之缺遂罢置。而管辖川陕或川湖的军事与经济总督直到雍正九年复置，驻成都。因为巡抚只管一省，侧重民政，说明雍正九年前川省还无力存担军事与经济自主的能力，依赖于管辖川陕或川湖总督的协调。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正是基于解决当时川省的实际情况，才向康熙奏请将“重庆夔州等镇、成都城守等营、督抚提标兵、抽拨七千名、开垦成都屯田”

　　1679年己未（康熙十八年）。调四川川北总兵官高孟、为狭西宁夏总兵官。狭西宁夏总兵官赵弘灿、为四川川北总兵官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兵部议覆、四川提督何傅疏言、蜀省兵丁、多非土着、将弁、多非实授、必藉满兵弹压、以计万全。应如所请。从之

　　1699年己卯（康熙三十八年）。四川总督李国英疏言、全川已经恢复、当因地设防。酌议增减。督标抚剿五营兵五千名……

　　从此上情况看，牛市口的老陕土地揭示了最早到成都垦荒者的去向，老陕土地除墓穴外有不少精坛，迁祖坟一般就是将骨骼移葬，说明早期军队屯垦的陕西人在军垦变民垦的过程中一度曾以迁祖藉的方法获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用以减少与原土地所有者对产权的争议，这种方法在整个移民时期相当普遍，但多为单家独户，像老陕土地这样规模的骨骼移葬十分少见决非个人所为，所以我们可推断其组织形为，说明牛市口最早的移民决非个体或少数群体的按插户，而是集体的垦荒群体，按当时的历史条见，经济政策，移民原由分析这批人数最多，占地最好，发展最快的地域经济现看，这批移民从军屯，到民垦，再到土着的可能性很大，再从寻找到相关的历史资料推断

　　得胜场（牛市口）周边广大地区是成都清后最早，最多的陕甘等省先驱移民。至今他们还遗留着陕西人称白馍为锅盔的习俗，他们烙成的锅盔外脆晨内酥，清香可口，放上十天八天也不会变味。因此牛市口的锅盔非常有名，画家张大千对它情有独钟，非牛市口的叶锅盔不食，旧时穷苦人在牛市口蒙生活，不谈多少钱，叫几个锅盔，牛市口抬滑杆到沙河铺三个锅盔，明人一听就知是两角钱，一角钱三个锅盔，两人抬自然是六个锅盔，也就是二角钱，鸡公车推到糍粑店五个锅盔包来回。

　　“没泼辣子”当菜肴，看着红、闻着香、吃着辣，既能用来调面，又能夹锅盔吃。几个老陕在一起常冒出“油泼辣子冰冰面吃着燎（好）乍咧！” 土着后的牛市口人叫熟油辣子，也叫熟油海椒，偶然也能听到老年人叫声“没泼辣子” 熟油辣子是移民融合后的结果，关中人大老碗，在旧时的苦力中常有影子，特别旧时农村长短工喜欢鱼碗也叫海碗吃饭，一碗剩一斤多，汤面七八两，几个地上一蹲边吃边聊格外来劲，而下江人，客家人，湖广人都没这些习俗，甘肃人会做拉面，山东山西善做杆面，江南人，下江人客家人喜欢很细的挂面，而陕甘人把干面或机器面均称为切面，宽面。春节南方藉人氏喜欢吃汤元，而有着北方血统的人确喜欢吃面条，就是完全土着之后，面食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偏好，因此牛市口的白案非常出名，山东大饼，河南的馒头，北方的饺子，陕西的羊肉馍。山西的面条，成都稀饭北方的粥，比蒸子干饭与锅巴肉片香。唱川戏，像吼秦腔，脸红脖子粗，听起来“过瘾”、唱起“解馋”、

　　牛市口始建在何年以无丛考证，只谣传被张献忠杀得一个不留，明朝时的驿站烧成一遍焦土，就是逃往外地避难者，也无一人回藉，据说四川理县有个甘溪古镇，明末清初战争时成都一大甘姓庄户避难此地，后因田地被移民占据，无力要回藉流落于此。

　　民间谣传说修灵泉县（龙泉驿）长松寺就有牛市口了，传说在建长松寺的时候，请来了著名的能工巧匠──鲁班，鲁班又请来龙王帮忙运木头，这就是“长松八景”之一的“鲁班井”。不仅如此，还引得神仙的嫉妒，长脚大仙就来和他比赛，看是谁的本领高。比赛的内容是鲁班修亭子，长脚大仙去牛市口买一挑面粉，谁先完成谁就赢。长脚大仙在长松寺的岩石 上踩了一个大大的脚印，这也是“长松八景”之一，叫“长脚仙踪”。由于长松寺座落在龙泉山的高处，鲁班看见长脚大仙不久就挑着面粉往回走了， 照此速度，自己非输不可。情急之中，他就请龙王帮忙在洪河大面一带下点雨，在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的黄泥巴土路行走非常湿滑，大仙跌跌撞撞在大面街头石板上摔倒了，面粉也撒了一地，后来这一带就得了个地名叫“倒面铺”，而现在的大面铺出至客家人的谐音，长脚大仙没有办法，只得回牛市口重新挑面粉，打赌输了成为定局……

　　龙泉民间传说故事有点弦，牛王庙是乾隆年间丛业庙改为牛市庙的，也就康熙朝招民垦荒崇尚农耕文化的产物，其实在成都并不只一座牛王庙，在东山客家人居住的东山上西河，大面铺，保和场中心马家沟附近还一座牛王庙，建于何年何月以无从考证，在民国时期还有这个地名，（见民国军用地图）。应该说得胜场牛市口的叫法最早不会超过康熙年间，而长松寺有记载是在，唐开元中，马祖行空和尚拄锡于此重建，左右蚕丛王庙，如果真如此，牛市口应该建在唐开元中之前，但仅凭这一传说不敢妄加定论，但在清朝招民垦荒，发给粮种，耕牛为限，应该在情理之中，丛业庙改牛王庙，发放耕牛改为发放耕牛资银应该是牛市兴起的关联佐证。

　　1716年清康熙丙申年：谕刑部等衙门。闻得外间讹传、六月二十四五。将开屠宰耕牛之禁。回子等、俱欲齐来谢恩等语。又闻民间竟有私宰耕牛之事。此必奸人造为讹言。诱人犯法。以挠禁令也。凡朕所降上□日禁约者。事事皆欲济民之用。厚民之生。无一事为朕之私心便用而设也。……至于禁宰耕牛。以耕牛为农田所必需。垦田播谷。实藉其力。世间可食之物甚多。何苦宰牛以妨穑事乎。今朝廷所需。除祭祀照例供用。其余亦一概不用牛肉矣。

　　1720年清康熙庚子年又谕，请每二户、合给农器价银一两。麦种一石。耕牛一头。每一头、折银八两。令其耕种。以资养赡等语。着照所请办理。

　　明末清初，因战争与内乱，瘟疫，虎患，成都府东门的前沿军事重镇大田坎，观音堂，华光寺（顺治朝叫五显庙）一带因屡遭拉据战的重创已是一遍焦土，顺治四年（丁亥），大清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在东门大田坝辟草莱而居，被裨将张士聪、王材官杀害。传说葬于东西南北路口不远的林家坡，因此得胜场的名称与他有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牛市口地区。

　　牛市口的陕西移民与东山客家人湖广移民才然不同，客家人有“二次移葬”的习俗。每一次迁徙，他们都会打开棺柩，把祖先的骨骸带在身上，一同前行。而陕西军屯移民不成认自已是移民，自称是寻宗而来，他们认为“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按照一家四五丁口计算，有四五万人之多，这是他们的祖先，也是川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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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川人就是秦人，川人的主先是汉人而非羌人，羌族是异族，秦人就是汉人，四川的陕西人与汉人同宗同族，虽是秦人入藉四川，理所当然是资格的川人，特别是封建社会中袍哥中的陕西藉人物，豪称为四川的着，更羞于移民经历，对于异族的统制有着刻苦的仇恨，驱除鞑努，恢复中华！辛亥革命四川的袍哥武装起事就是基于这一目的，陕西省西安的排满流血事件，屠杀满人规模最大，驻防在西安的两万多名满洲人及其家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屠杀。

　　很多陕西移民因为知道清朝中的汉军八旗，督标军队多为明朝将士变故，军屯是受了主子之命，入藉四川出于无赖，不少移民有隐名埋姓，无颜回藉心理，特别辛亥之后，可以说他们像满族一样，不敢诚认自己的督标将士的历史，全称自己是资格的川人汉族，就像成都藉岳飞子孙，不晓岳钟琪一样。

　　成都二台子的回族移民大都敢于诚认被押解屯田的历史，起事所败中有几分自豪，东山的客家人与湖广人的子孙都知道被捆绑来川的历史，小便叫解手，而军屯民移民叫屙尿并影响了成都一代又一代的人，自称为成都的土着民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还可以从陕西关中东府渭北一带方言中找到更多的佐证：他们称已婚女叫“婆娘”， 肛门叫“屁眼”，大便叫“夿夿”，巴结人叫“舔尻子” 慷慨叫“大方”，小气叫“抠掐”， ，便宜读“偏乙” 猖狂读“张狂”， 厨房叫“灶伙”，生意叫“买卖”，商店叫“铺子”， 强盗叫“土匪”嫖娼叫“逛窑子” 蚯蚓叫“曲蝉” 说大话叫“吹牛”， 无赖叫“死狗”， 打架叫“打捶”， 乌鸦叫“老哇” 客气叫“讲礼”，文明叫“斯文”陕西关中一带方言；好看叫“顺眼”， 勾心斗角叫“玩心眼”，盼人穷叫“害红眼”，另眼看叫 “翻白眼”，死不认账叫“瞪白眼”，不讨人爱叫“白眼”，束手无策叫“干瞪眼”，向上看叫“势利眼”， 心胸窄、气量小叫“小心眼”，“手”熟练叫“老手”，小偷小摸叫“三只手”，帮忙叫“搭手”，货物紧俏叫“抢手”，货物出售叫“脱手”， 遇到坏事叫“晦气”，自大叫“傲气”， 排场叫“阔气”， 穿戴时髦叫“洋气” ，扭扭捏捏就叫“妖气”，人死了就叫“断气”，吝啬叫“小气”。

　　这些陕西关中的土语与牛市口成都方言和等相似，把这些秦腔的陕西话说给没有文化的老成都人听，他断定你在造谣，啥子老陕话哟，成都话！这些秦人的土话不光影响过老成都周边地区，同时也影响过西蜀与川东地区，但是如果你有性趣，走进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走进西蜀真正的土着民，羌寨，你会惊人的发现，现代成都人的体态、长相、性格、语言、饮食上与典型中中古陕西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典型陕西有一种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的状态，人生得轮廓分明、线条粗犷，性格也是表面木呐，实则又愣又倔。自称：陕西愣娃，一根筋，平常表情严肃，有时也幽默灰谐。成都人相对生得清秀，线条柔和，灵巧、实在和狡黠，幽默也是配着肢体动作，脾气比不上西北粗犷、豪放、感情细腻，精明，女人白皙，秀气漂亮，走起路来轻盈灵巧，天生丽质的比比皆是，这种明显的差别阶由长期的生活环境形成，移民随着环境的改变，其性格，特征为了适应特定的地理环境发生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移民与土着逐渐承现出大部分中古蜀人的血统特征成为新的土着民，变成堂堂正正的创造过辉煌历史的中古蜀人的后代，蚕从与鱼凫氏的后裔才是原始蜀国土着。中原文化曾影响过西蜀的文明，但移民文化与习俗只是一种融入，很快就被新环境同化成为有更新内容新的土着民，使巴蜀文化更加丰富，成都的古建筑才拥有北国雄浑、江南绮丽、蜀中朴雅一身，成为华夏文明百花园中一枝灿烂之花。

二0一五年三月五日申琛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