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晋时期六郡流民入巴蜀引发的侨旧矛盾

八神 · 发表于: 2020-3-31 16:54:21

源自：《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06期 : 赵晨韵

　　东汉以来，北方众多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迁徙，至汉末逐渐生活在长城内外。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徙，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1］290 年司马炎去世，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痴呆不能理政，权力转移到了惠帝皇后贾南风及司马炎皇后之父杨骏手中。贾南风为了巩固权力，诛杀杨骏、废太子司马遹，引起了朝臣宗室不满，赵王司马伦趁机叛乱，从而引发“八王之乱”。统治集团的内斗严重削弱了西晋国力，北方内附的少数民族趁机反晋，多地爆发少数民族反晋运动。元康六年（296年），氐人齐万年自立为帝，扰乱关西，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百姓被迫外徙，大部分六郡流民流入巴蜀。在此前后，侨旧矛盾一度非常尖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渐趋缓和。
　　一、六郡流民进入巴蜀初期
　　由于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严重削弱了西晋国力，加之秦、雍二州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秦、雍二州十分动荡。元康四年（294年）并州上党郡爆发了匈奴人郝散领导的反晋运动，之后秦、雍二州爆发了其弟郝度元叛乱及氐人齐万年叛乱。其中，齐万年叛乱规模较大，秦、雍二州都陷入了混乱。《晋书》记载：“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2］3022战争导致整个关中地区陷入饥荒和疫病之中，西晋朝廷无力救济，秦、雍二州的百姓被迫成为流民，迁徙至汉川就食。这些流民主要来自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由于汉川难以容纳数量如此庞大的流民，于是流民上书要求寄食巴蜀。《华阳国志》记载：“而户曹李苾开关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3］104 又据《晋书》记载：“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2］3023虽然上述记载的细节不同，但可以确定是李苾促成了流民进入蜀地。
　　唐长孺先生在《晋代以来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一文中指出：“像这类集体逃荒与避难是由地方豪强统率的，所以这个流亡集团的领袖乃是若干汉族的西北大姓，与氐叟族的豪酋。”［4］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六郡流民入蜀的确是由六郡地方豪强及氐叟族的豪酋带领的。《华阳国志》记载：“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群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3］104其中，李特和李流后来成了流民军的领袖和成汉政权的奠基者。李特祖上为巴西賨人，因信仰天师道，故在张鲁割据汉中时举家迁往汉中，后随张鲁降于曹操，被迁徙到略阳以北。李特祖父李虎被曹操授予将军之职，李特父李慕被封为曹魏东羌猎将，李特本人也是“少仕州郡”［2］3022、“州党多附之”［5］2621，可谓为略阳望族。《华阳国志》记载，李特“能送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氐叟梁、窦、符、隗、董、费等首百匹”［3］108。这说明流民集团是有六郡大姓概念的，与李特一同迁徙的阎式、赵肃、李远等都属于六郡大姓。尽管进入巴蜀的六郡流民是由各郡县大姓带领迁徙的，但在入巴蜀之初散布各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关于六郡流民初入巴蜀的情况，史书较少记载。《晋书》曾提到“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2］3025，《华阳国志》提到“但往初至，随谷庸赁，一室五分”［3］108，从这仅有的两段史料可窥见六郡流民进入巴蜀初期多以替人耕种谋生，此时侨旧关系尚较平稳。
　　二、赵廞组建流民军时期
　　西晋元康六年（296年），扬烈将军赵廞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元康八年（298年）赵廞到益州任职，“虽崇简约，而性实奢泰”［3］104，同年六郡流民进入益州。赵廞心怀割据称帝之心，“初，廞以晋政衰而赵星黄，占曰‘星黄者王’，阴怀异计”，并认为“蜀土四塞，可以自安”［3］105。所以赵廞“倾仓赈施流民，以收众心。以李特弟庠卫六郡人，勇壮，厚恤遇之”［3］105。赵廞企图利用流民的力量来实现割据，下令李特及其弟李庠收合六郡流民，李氏逐步成为流民势力的领袖，流民分散的力量也初步联合起来了。但赵廞并不能完全控制流民，以至于“流民恃此，专为劫盗，蜀民患之”［2］3023。流民的这类行为激化了侨旧矛盾，巴蜀开始动荡。赵廞启用李氏之初，成都内史耿滕就数次进言，谓“流民刚戆，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饶，宜移还其本土;不者，与东三郡隘地。观其情态，渐不可长，将移秦雍之祸于梁益矣”。耿滕向赵廞陈述了流民滞留蜀地必会引起动乱的理由。但此时赵廞与耿滕的矛盾更为严重。永康元年（300年），“诏徵刺史廞为大长秋，迁成都内史中山耿滕为益州刺史、折冲将军”［3］104 － 105，但赵廞不愿回朝，企图割据蜀地，所以赵廞暂时放下与流民军的矛盾，先联合李氏消灭了耿滕。《晋书》记载：“（永康元年）益州刺史赵廞与洛阳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滕、犍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陈总，据成都反。”［2］97《华阳国志》亦载：“廞募庠党罗安、王利等劫滕，大败，于广汉宣化亭杀传诏者。”［3］105赵廞一旦消灭政敌，准备建立政权，其与流民的矛盾就十分明显了。《华阳国志》记载：“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以武阳令蜀郡杜淑、别驾张粲、巴西张龟、西夷司马袭尼、江原令犍为费远等为左右长史、司马、参军，徙犍为太守李庠为威寇将军，召临邛令涪陵许弇为牙门将……又以广汉太守张征、汶山太守杨邠、成都令费立为军祭酒。”［3］106由于流民军的存在不利于巴蜀安稳，赵廞所用之人多为巴蜀人士，而巴蜀人士并不愿意看到赵廞重用李氏，一直想要消灭流民军力量。蜀郡人长史杜淑及司马张粲向赵廞进言：“传云五大不在边，将军起兵始尔，便遣李庠握强兵于外，愚窃惑焉。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倒戈授人，窃以为不可，愿将军图之。”［2］3032事实上，赵廞和流民的合作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赵廞并不放心由李氏来掌握流民军，故很快以李庠劝其登帝非人臣之言为由，处死李庠及其兄子李弘等十余人。赵廞恐李特及其弟李流生变，将李特、李流升为督将以安抚流民军，但李特、李流仍“既以怨廞，引兵归绵竹”［2］3024，侨旧集团的短暂合作就此破裂。永宁元年（301年）正月，李特派流民军夜袭赵廞属下费远军队，得胜后进攻成都，赵廞及其属下只得连夜逃出城，后赵廞被其下人朱竺所杀，流民军取得第一次胜利。流民军进入成都后“纵兵大掠”［2］3024、“因大抄掠”［3］106，巴蜀动荡不安，许多巴蜀人被迫外徙，如之后领导荆湘流民起义的杜弢，就是为避李庠之乱而迁至南平（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的。李特还杀害了许多巴蜀大族中人，如巴西龚壮的父亲和叔叔，使龚壮立志复仇。这一时期，侨旧矛盾进一步激化。
　　三、流民军与罗尚相持时期
　　赵廞谋反后，西晋朝廷派原梁州刺史罗尚接任益州刺史，“给卫节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尚书都尉义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罗尚又表请牙门将王敦兵七千余人入蜀”［3］107。永宁元年（301年）三月，罗尚到达蜀地就任益州刺史，李特“厚进宝物”［3］107以贿罗尚。罗尚便任命其弟李骧为骑督，并拒绝了王敦、辛冉剿灭李特的提议。罗尚就任益州刺史后其僚佐也多为巴蜀人士，如主簿蜀郡杜秀、常宽等，军府僚佐督护巴西张龟，参军江阳侯馥等，所以罗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巴蜀人士的利益。
　　流民侵扰始终是巴蜀的不稳定因素，在罗尚就任之前，西晋朝廷就下令“使召还流民入蜀者”［5］2664，派遣“御史冯该、张昌摄秦、雍州从事，督移还流民，徙者万余家”［3］107。虽然有部分流民返回秦、雍二州，但李特从其兄李辅之意，请求延期返乡，其目的是割据蜀地。在此期间，流民因感念李特请求延期而纷纷投靠李特，李特实力大增，于是在赤祖（今四川绵竹县东北）开始了政权的初期建构，“特称镇北、益州，流镇东，皆大将军，兄辅骠骑，弟骧骁骑，特长子荡镇军，少子雄前军，李含西夷校尉，含子国、离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费他皆将军。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杨褒、杨发、杨珪、王达、麹歆，阴平李远，武都李博，略阳夕斌等参佐，而阎式、何巨、赵肃亦为宾从，其余皆有官号”［3］108。可见，李特集团几乎全为六郡人士，重要职位多由李氏亲属担任，流民性质和宗族性质十分明显。李氏的壮大使罗尚和巴蜀人士十分不安，假意答应延期返乡，实则想除去李氏并强迫流民返乡。罗尚下属辛冉及李苾于永宁元年（301年）冬十月“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2］3026。但李特早有准备，“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2］3026，“杀伤者甚众，害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2］3026。此战过后，李特开始主动进攻，先打败了辛冉，占领了广汉，接着进攻罗尚及巴蜀大姓的势力中心──成都。罗尚不敌，“尚率其民尽渡郫水以南，阻长围，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捍特”［3］108，与李特相持。太安元年（302年），李特大败督护衙博、广汉太守张征，收合降众，实力大增，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改年建初。次年，李特击败罗尚水军，占领成都，蜀郡太守徐俭率少城军民投降，罗尚占据大城以自卫。李特进入少城后，留在城中的蜀人十分恐惧，纷纷“并结村堡”［2］3028，李特为控制蜀地大族，不顾其弟李流和其子李雄的劝谏，坚持派六郡壮勇到各村保就食，分散了军队力量，而又“劫害不止”［3］109，进一步激起了蜀民的愤怒。罗尚从事蜀郡任叡此时建议罗尚联系各村，里应外合，共破李特。任叡更先假降于李特，一方面确保与各村保的联系，另一方面刺探李特军情。各村保不堪忍受流民军侵扰，都赞同任叡的提议。到了约定的日子，罗尚和各村保同时发难，“大杀特众……斩特及兄辅、李远等”［3］110，流民军大败。
　　李特死后，其子李雄以“激以尚之自侵，惧以共残蜀民之祸，陈以袭阜可富贵之秋”［3］110来说服六郡流民。李雄已经意识到六郡流民“共残蜀民”激起了蜀民的怨恨，蜀民必会报复，可见此时侨旧矛盾之深。李雄为稳定流民军心，突袭孙阜，大胜。孙阜败后，宋岱病亡，荆州军退出蜀地，李雄转而进攻罗尚。太安二年（303年）秋七月，李雄攻入郫城，“三蜀民流迸，南入东下，野无烟火，卤掠无处，亦寻饥饿”［3］111，蜀地人民为避流民军之祸，大多南入宁州，东下荆州，巴蜀民众流亡达到高潮，同时侨旧矛盾也达到顶峰。因巴蜀之民外流严重，故流民军饥饿无所食。此时罗尚属下平西参军涪陵徐舆与罗尚发生矛盾，降于李雄，向李雄提议与范长生合作，说服范长生供给流民军粮食。范长生是益州著名天师道大族，为避战乱率千余家居于青城山上。范长生因与徐舆同乡，又与李氏有相同的信仰──天师道，所以同意资助流民军粮食，“雄得以振”［3］111。永兴元年（304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年号建兴，“以其叔父骧为太傅，兄始为太保，折冲李离为太尉，建威李云为司徒，翊军李璜为司空，材官李国为太宰，其余拜授各有差”［2］3036。此时，李氏政权的主要官职由六郡流民尤其是李氏亲属担任，巴蜀人士仍被排斥在外。
　　四、成汉政权时期
　　光熙元年（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建立大成政权。大成政权相比于之前的流民军政权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任命范长生为丞相。上文已提及范长生是蜀地著名大族，李雄把丞相之位给予范长生，代表流民势力和巴蜀大族展开了第二次合作，大成政权的流民性和排外性都削弱了。但在大成政权建立初期，侨旧矛盾依然严重。《华阳国志》记载：“巴西谯登……义募三巴蜀汉民为兵，克服州郡。先征宕渠，杀雄巴西太守马脱，进住涪。”［3］113 谯登的父亲为李雄属下马脱所杀，谯登发誓要为父报仇，义募三巴蜀汉民为兵。巴蜀之民能参与义兵，并攻克涪城，可见他们对流民的仇恨之深。
　　大成政权稳定后，李雄采取“虚己受人，宽和政役”［3］119的政策，于是蜀地“事少役稀，民多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3］119。李雄统治期间，巴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侨旧矛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和。大成政权的稳定在纷乱割据的两晋之交十分可贵，“其余附者日月而至”［3］119，许多巴蜀流民主动返回了故地。此外，李雄也“招致远方”［2］3040流民以充实蜀地，其中就包括巴蜀流民。任乃强先生认为，大成政权稳定后，李雄“招辑流民，蜀人流在交趾、南中、荆湘者，次第复还，常族与焉”［6］1。部分巴蜀流民或自愿或被迫返回了故乡，侨旧矛盾有所缓和。在官职任命方面，李雄注意调和侨旧，除了任命范长生为丞相，还任命南夷校尉李毅之子李钊负责朝廷礼仪。李毅为广汉郡大族，亦属巴蜀本土士人。此外，李雄还十分重视梓潼贾夷，多事征求其意见。但除范长生外的巴蜀大姓大多担任虚职，并无实权，绝大多数实权官职还是由六郡流民担任。李雄去世后，太子李班继位。李班为李雄之兄李荡之子，由他继位引起了李雄之子李越、李期的不满，李越、李期趁李班哭灵之时杀害了李班。李班死后，群臣立李期继位。继位后的李期对手握重兵、颇有声望的叔叔李寿很忌惮，李寿也很担心自己的安全，于是请教巴西人龚壮。龚壮一直憎恨流民集团，于是向李寿提议以向晋称臣的名义起义。李寿攻克成都后，提拔了一批支持他夺权的巴蜀人士，如巴西龚壮（被任命太师，但为龚壮所拒）、谢思明（被任命为广汉太守）等，但拒绝了他们向晋称藩的进言。李寿称帝后，改国号为“汉”，“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斥废也”［3］124。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李寿不敢也不愿重用六郡旧臣，所以不得不更加倚重巴蜀人士，如南夷校尉李毅之孙李摅被任命为御史，治理南中。李毅之子李钊，即李摅之父或叔在李雄统治时期只能负责宫廷礼仪，并无实权。从李钊到李摅的官职变迁可以窥见巴蜀人士在成汉政权地位的上升。李寿的汉政权已不同于之前的大成政权，大成政权仍是六郡流民掌握实权，外来性质明显，而汉政权则更多表现为侨旧联合执政，巴蜀人士也掌握了实权。此时侨旧矛盾已不明显，流民已经融入巴蜀，巴蜀人士也开始认可李氏政权了。
　　李寿死，其子李势继位。李势在位仅五年，就被东晋桓温所灭，成汉灭国。李势在位期间，巴西谢思明因犯谋逆罪被处死。他在死前曾说：“国之不亡，以我数人在也，今其殆矣。”［3］126 可见巴蜀人士的重要性。谢思明死后，“士民无不哀之”［3］126，可见巴蜀人士的影响力。《晋书》记载，李势投降后，“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2］2569。《资治通鉴》记载：“（桓温）引汉司空谯献之等以为参佐，举贤旌善，蜀人悦之。”［5］3075其中，邓定为后期投靠李雄的流民领袖，不属于巴蜀人士。常璩属江原常氏，谯献之为巴西南充人，都是巴蜀望族。王誓、王瑜未载籍贯，极有可能与常璩、谯献之一样为巴蜀人士。
　　李寿、李势时期为侨旧联合执政，虽然侨旧矛盾极大缓和，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巴蜀士人仍更认可东晋政权，希望成汉政权能归附东晋。龚壮、谢思明及李摅从兄李演都主张大一统，身体力行地劝说李氏降于东晋。龚壮向东晋称藩的想法并未在李寿登基后放弃，一遇天灾就趁机向李寿进言，劝李寿履约向东晋称藩。谢思明也在李寿夺权后，向李寿建议当“百世诸侯”而不是“数年天子”［2］3044。在李寿病后，谢思明甚至和人“复议奉晋计”［3］125。李演更是在越巂上书“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3］125。虽然都未成功，但巴蜀士族的拥晋倾向无疑给李寿造成了压力，使李寿只能将龚壮的上书“秘藏之”［3］125。《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出自蜀郡江原大族常氏，李势在位时期为散骑常侍。常璩在桓温军队逼近成都时劝李势投降，李势采纳了他的意见，逃亡至葭萌后派人送投降文书给桓温，结束了成汉政权割据西南的历史。从龚壮、谢思明、李演及常璩的行为可以窥见巴蜀士人还是更倾向于东晋统治，并没有真正认可成汉政权，这也反映了侨旧矛盾只是一时缓解，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五、结语
　　巴蜀人民接受六郡流民及成汉政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六郡流民入蜀之初多为人佣力，侨旧矛盾并不明显。益州刺史赵廞招募流民形成军队后，流民依靠赵廞劫掠抢烧，为巴蜀人民所怨恨，侨旧矛盾初步显现。赵廞及罗尚与李氏流民军交战期间，巴蜀动荡不安，社会破坏严重，侨旧矛盾十分尖锐，许多巴蜀人士被迫外流，导致蜀地一时空虚。李雄建立大成政权后实行宽和政役，轻徭薄赋，巴蜀经济开始恢复并得到一定发展，部分巴蜀流民或自愿或被迫返回了故乡。李雄执政后还开始任用巴蜀人士参与政权，以笼络巴蜀人士，侨旧矛盾有所缓解。李寿夺权后建立大汉政权，由于对流民旧臣不信任，故更倾向于侨旧联合执政，侨旧矛盾得到很大缓解。尽管此时流民已基本融入巴蜀，巴蜀之民也开始认可流民及成汉政权，但侨旧隔阂仍然存在，巴蜀士人多希望成汉降于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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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论两晋时期六郡流民入巴蜀引发的侨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