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重庆成立共产党一百周年

这且不说1922年在原俄“维京人”帝国领土境内，形成的数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民族政治实体，在国家面临解体的现实危险下，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但当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本是格鲁吉亚人，但他到格鲁吉亚去调研的时候，却自作主张把表达不同建议的格鲁吉亚党中央负责人抓起来，这是列宁反对的。列宁指责斯大林主张沿袭俄“维京人”帝国文化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是缺少耐心，提出要建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欧亚共和联合国。可见把实践中的失误归结于马克思和列宁搞阶级斗争，是“乌奸文化”无正义可言。

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正信仰的列宁，也是第一个反对侵占中国疆域领土的俄国人，他最后完成登上列宁主义的高峰。

3）重庆建党与巴蜀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之谜

a、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有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天下道”──爱国爱家，“天下为公”、“合天下于一”等思想。但这仅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具体跟中国的历史、国情有关的，我们来说1649年出生的盐亭历史名人张鹏翮所为。张鹏翮中康熙时的探花，1689年他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口传他外斗帝俄，内斗“内鬼”，争得大清少丧权辱国，是与他在家乡当难民、灾民、饥民、移民时的感受，以及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关。这个“口传”变为公开出书的，例如，四川盐亭原五龙龙潭中学教师任周诰先生，是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副秘书长及担任过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的初中老师，2016年出版的《黄昏练》书中讲了此事。

b、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 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远久，在盐亭也有回响。这种“回荡”，还直至50年后，巴蜀人在重庆建立共产党。为啥？

c、盐亭文通镇石牛庙农民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只对西汉史学家刘向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范炳南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以及类似张德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时政要闻口传，感生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应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对付和解决这种现象。于是范炳南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在盐亭，这样的私塾和存古学堂很多。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受他的影响和指派，早在1906年就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内及成都等地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

4）重庆建党前的国际时事背景

1917年9月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开始成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苏俄。随着布尔什维克军队红军在1918年和1919年，忙于与俄罗斯西部和南部的白俄作战，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和东部，在1918年6月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到1918年11月各种忠于“白俄运动”的派系，在最高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的统治下，在西伯利亚合并并组建了临时全俄政府。

苏俄到1920年底，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只有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占领。苏俄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一缓冲国家──1920年4月6日的“贝加尔沿岸工人制宪大会”上，远东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上乌金斯克，但它仅仅获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承认。苏俄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在5月14日，给予远东共和国最初的财政，外交，人力，经济和军事援助。远东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它接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领导。这使得莫斯科得以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并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其组建“人民革命军”。远东共和国的成立避免了苏俄与日本间的直接冲突，促使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军队撤离，同时其武装力量协助苏俄剿灭远东的数个白俄政权。

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和列宁选派在印尼已有建党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建党是英明之举──在马林1921年6月来华之前，早在1920年春苏俄已派魏金斯基以学者掩护身份，来华与李大钊等联系建党，为啥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帮助下开始建党工作的，然而最早他们正式派出的代表却是一个以“马林”之名活动的荷兰人？目前俄国公开的资料披露，“魏金斯基”实际是远东共和国俄共（布）中央远东局领导的情报局成员。远东情报局的任务是避免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和东部落入日本干涉军、白俄卫军和拥护中国的军队占领，但高层有人也在推动延伸及中国“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 幻想的“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任务。这是列宁一贯反对的，所以列宁选派“马林”之名来华，是早在1920年争到共产第三国际的赞成，只不过马林返回祖国荷兰安排再到中国，路上耽误很多时间──列宁与“乌奸文化”的斗争，暗中是激烈的。

马林1921年6月由上海到北京后，通过魏金斯基的关系找到李大钊，了解到重庆已建党和魏金斯基的一些真实情况。马林当然知道列宁给他正大光明的任务，和魏金斯基的远东共和国情报局人员身份与秘密目的──马林之所以被列宁重视，正是看重马林求平衡的能力──马林自己的建党实践和所见所闻，知道党外对敌斗争的残酷，也明白党内路线斗争的尖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无法相融，之间的你死我活就是眼前的例子。马林的道理与李大钊沟通后，提议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李大钊的赞同。

5）重庆建党的来龙去脉

a、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魏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就是1921年6月“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报告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b、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到1910年学成归国在盐亭和成都、重庆、南充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其中我们知道的一例。在巴蜀类似情况很多，在1911年初开始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革命群众洪流，就是一个证明；同时也成为“重庆建党”的先声──自然国学中有“天”变了还是“天”，“地”震还是“地”的观念──这里“天”代表“天下”型国家观念的自信，即“政权”的变换并不是“天下”型国家观念的消亡──只要她活在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心中；“地”震还需在“地”上的勤劳，才能丰衣足食──中国共产党就有这种自信──马克思主义从巴黎公社起义，随敏感时政要闻“口传”深入中国，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准备打造成立“天下”型国家的“共产党”，直到1911年爆发“四川保路运动”才第一次在中国实践和尝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也为10年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20年3月12日准备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拉开序幕。

但现在一些媒体和书刊发表文章，炒作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清朝的改革“红利”被“保路运动贪污犯窃取”；清朝政府的官是好官。这类似当年对付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苏俄远东局派到上海的杨明斋在不明真相下，听令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去作干扰的说法一样。这是违背列宁意志的苏俄部分高层及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局，自1920年起，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

c、“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得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莫斯科会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远东共和国组建“人民革命军”，赞成中国“应并入远东共和国更强大”的“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幻想计划──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理所当然要先下一着“棋子”──支持已准备10年之久的张澜等返回重庆，立即成立“共产党”──即使再成立“上海组织”，历史也要清白中国有过自主权。

今天已证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即使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到两年──1920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自行解散──这种自信，来自“进攻性马”类似王阳明的心学与中国传统自然国学中的观念：“天”变了还是“天”，“地”震还是“地”分不开──解散之前的1921年8月14日，在北京与马林一起商谈“重庆组织”解散条件的关键当事人，是李大钊和张澜，以及杨明斋作他们两方的俄语和汉语翻译，共四人。双方达成的解散条件也很简单──不得像布尔什维克消灭孟什维克一样，追杀无违法的参加过“重庆组织”的成员；反之，前者不违反该条件下，“重庆组织”成员不得暴露成立过的事实。

d、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简奕主任，发表的《王右木与“四川三人”》文章说：“以王右木方案为起点，以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过程和结果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简奕主任说的这件事与“重庆组织”密切相关，是证明“重庆组织”存在过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王右木方案”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及预先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有关──这之前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为成立“重庆组织”，研讨过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其次，特别是吴玉章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保家卫国--依法治国”、“开创经开区--科技园”的实践纲领，早在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时，就主张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

6）“柯召-魏时珍猜想”有知道重庆建党的人吗

a、不说支持“柯召-魏时珍猜想”中的张圣奘知道“重庆建党”，就说中俄国家层面“重庆组织”成立过的事实，为啥到1956年时，前苏联还对《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敏感？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交还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时，才觉得是一道政治难题──莫斯科方面，为啥硬要把“重庆组织”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才安心理得交还中共？是因为苏共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是沿续自1920年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局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以苏解马”──以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之名，改为就是要“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方针。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看“改革开放”到“重庆组织”当然不对，而且始终是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难解之谜和敏感课题。

b、再加之那时刚发生过影响深远的1955年毛主席要收回旅顺港，和说到做到，更加强了苏共1956年前不自信的政治因素。这里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是，1955年2月9日张澜去世不久，何拔儒也去世。

张澜去世前也许向向杨尚昆主任谈“重庆组织”的事情。为啥？，也许关系杨闇公、王右木、袁诗尧等参加“保路运动”不忘初心的原“重庆组织”老同志牺牲之谜。杨闇公是杨尚昆主任的亲四哥，有些事情杨闇公曾向杨尚昆谈过。也许像盐亭1934年的“西山坪事件”，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背后与在四川张国焘--王克明等追杀参加过“重庆组织”成员有暗中联系。

“西山坪事件”数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游击队员，被打成所谓的“叛徒”、“投降、反水”。我们曾找过原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了解过──1980年代我们在盐亭县科协工作，是两届盐亭县人大代表和一届盐亭县人大常务委员，一届绵阳市人大代表；因要反映群众对“西山坪事件”之谜的不同看法。刘泰焰主任说：何登甲、申秋成“叛徒案”，指1934年10月汪克明被捕，被国民党县保安队和田颂尧29军包围的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革命根据地300多人的游击队与敌人谈判，条件解围放群众，愿接受本县保安队收编。结果被派到安县去参与“剿共”。由于不卖力，被令回盐亭整顿。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这支龙潭根据地的游击队回盐亭后，很快“反水”，借机逃进龙潭附近石狗场（今日的九龙镇）的大山区，和追捕他们的田颂尧的29军周旋打游击。后被田颂尧的29军在1935年的围剿中，捉住何登甲、申秋成等300多的游击队战士，集体屠杀高灯镇等地。

但也有说“接受保安队收编”，是因被包围的共产党游击队成立临时的党组织决议──300多游击队员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队收编的名义解围，是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书记王克明，被党内袁诗尧曾建立的“暗线”，告知过汪在1934年4月间在盐亭县城被捕就叛变。临时党组认为，汪克明即使不是“假释”，但他的决策让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也有错。为了避免上千人的同时牺牲，被收编解围是不得已的办法──这也许是何拔儒1955年逝世前，又通过辗转关系向张澜求解“口传”的消息，或者张澜在1935年盐亭300多共产党游击队员壮烈牺牲后，就知道次事件情况。杨尚昆主任当然知道，“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的复杂性。难解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交给后人去解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击鼓传花”，法治有正反两种说法──也许这是“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留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法律”，必然涉及探讨的案例意义，能不能解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再留言遗憾。

c、李大钊和张澜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而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

张秀熟主席是王右木的比袁诗尧更早从高小到大学、更亲密的学生，但袁诗尧是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1920年3月经王右木、张澜介绍参加“重庆组织”。1921年8月30日“重庆组织”解散后，又经王右木介绍最早参加“上海组织”，并隐蔽下来。1925年春天，袁诗尧应“重庆组织”解散后而没有再参加“上海组织”的盐亭在教育战线的成员推荐邀请，离开南充返回盐亭任县教育局长。1927年3月初袁诗尧被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及组织决定，以他国民党川北特派员的身份，派他到田颂尧的29军作政治部主任。不久田颂尧又任命他兼任潼川联中（三台中学）校长。1927年7月13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公开叛变，中共四川省委决定调袁诗尧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公开的职务是成都师范大学附中教务主任。

1928年2月14日军阀们疯狂举起屠刀镇压革命志士时，中共川西特委决定要袁诗尧等人疏散，但他仍坚持斗争，忙于动员、掩护其他同志退却、隐蔽。2月16日黎明被国民党军警搜捕中不幸被捕，与14位同志被敌人秘密残杀于成都下莲池。现今中央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当年党组织褒扬袁诗尧同志的历史文献说：“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真是川党中少有的宣传鼓动家”。袁诗尧也是张秀熟主席的战友，张秀熟因没有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的经历，王右木没有介绍他参加“重庆组织”；1926年经刘愿庵、童庸生介绍，张才入党。

d、何盛明主任与张秀熟主席的关系,何盛明主任在她写的《沉痛悼念秀熟老师》一文中说：“1978年我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张老是省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根据何盛明主任自己介绍：“《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张秀熟主席的话“属实可信”吗？

据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网说：“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这之后张秀熟主席参加过重庆“适社”无政府主义组织了吗？何盛明主任是如何完成张秀熟主席交给她写“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的呢？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含有把矛头指向王右木烈士和袁诗荛烈士。例如，在何盛明主任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诡谲中一点是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流传中，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始终未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立局面……四川早期的党团员中，不少是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有的如童庸生、袁诗荛还成为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把“适社”说成“重庆组织”也是贡献──因为她自己也觉得是“不伦不类”：那“适社”不就是杨明斋在“上海组织”外支持的吗？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廖划平写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

7）新冠疫情初报失灵与建党开端史缺失

A、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

a、两批顶层专家首察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失灵，与成百上千专家学者发文著书写建党开端遗失重庆建党，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在“基因组学”和“暴露组学”两门学科上联系起来──一是“暴露组学”这门学科姗姗来迟，国内90%以上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注意，何况是忙于发文著书研究党史的专家。二是类似都世民教授告诫的：“对于政治问题讨论要谨慎，特别是敏感问题”。有职，或更有权的专家学者只能对“基因组学”情有独钟，心无旁骛了。所以不能责备有职有权的专家学者有什么失误──如果类似“暴露组学”这门学科不能落地生根，到任何时候、到任何人手里都难以抉择，因为没有基础科学理论标准的指导。

这事我们有感受，也来得很迟很偶然──2017年6月间，四川省嫘祖文化促进会在绵阳市新世界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午饭后一些参会代表在宾馆大厅休息交谈。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位来自成都的姓王的老学长，他告诉退休前是在四川省社科院作党史研究的，职称是研究员，这使我们大感高兴。就问：“王老师，我们出生的四川盐亭县龙潭榉溪河畔地区，1936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1934年10月龙潭地区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英勇就义，刑场是公开示众的，所以在当地的传闻很多。直到1980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中，其中的民间故事还收集到王映维等写的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和何登甲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他说是县上领导通知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像这种相差很大的口传，你搞党史研究不？”

王老师说：“我们不研究。我只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以及允许公开看的档案材料。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我们这时才明白王老师说的“够了”，类似“基因组学”的测序负担。而我们说的“口传地方史”考证有类似“暴露组学”──“除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b、2020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武汉警方第一次通报了“八名造谣者”的消息很快上了央视──2020年1月2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通报“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其实武汉公安局处理就处理了，知道的人有限。但央视向全国或世界广播，负责的不懂得科学？没有“责任”？但从武汉警方到央视的工作人员和领导，是忠于职守类似只能对“基因组学”情有独钟，心无旁骛──因为他们不是医生、生物学家，无责任。但看到央视通报“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的两批顶层有职有权的生物学/医学院士，在汉会出错吗？

第一批是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抵达武汉。这一天，中国CDC应急中心主任李群与同事们也赶到武汉，分三组对武汉金银潭医院的89例收治病人全部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工作包括病例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据CDC官网信息，“随着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相关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报告陆续提供到决策部门手中”。

第二批是2020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抵汉，在当地调查指导防疫工作直到1月15日。1月16日回到北京。《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复盘：“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等媒体文章报道说：“1月8日晚，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突然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要求他尽快去一趟武汉。次日早上7点，他就坐上了从北京飞往武汉的飞机。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当时，当地提供给专家组的资料有限，很难判断出病毒有没有人传人的能力。1月11日专家组的一致意见是，如实公布疑似病例。但在12日并未公布疑似病例情况。对此，专家组感到很意外”──但这里专家组是不到位的。按“暴露组学”的知识和实践，应该直接去考察被查处的“八名散播谣言者”的真伪，帮助武汉警方和央视树威信，或有错纠错──因为专家组是顶层有职有权的生物学/医学院士，真懂新冠病毒危害，但他们不管。

c、为啥？有专家组的成员类似说：“暴露组学”不仅是考察、了解那么简单，而是要有亲身接触的事实──钟南山之所以行？是有亲身接触──2020年1月19日曾光与钟南山院士等人一起，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再赴武汉。1月20日晚，钟南山在与央视的直播连线中，肯定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并称有14名医务人员在护理一名患者过程中被感染；由此迎来转折点──《财经》记者俞琴和黎诗韵，专访 匿名接受采访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成员说：当时他们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材料有限，无法得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结论。即使专家组特别注意医务人员有没有感染，“每到一个地方就问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可见顶层专家也不懂不管“暴露组学”的。

但发现“人传人”对公众防护、医疗救治，都需要懂和管“暴露组学”──1月20日成为2020年新冠防控重要时间点──从2019年12月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市卫健委公开披露后，2020年1月18日傍晚84岁的钟南山，从广州奔赴武汉，两天后公开病毒“人传人”的信息。在钟南山之前，先后有两批专家组分别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赴武汉调查，因不懂不管“暴露组学”，也均未提病毒会“人传人”──2020年1月4日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公开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10日又有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对媒体表示：病人病情及疫情扩散，“可防可控”。

《财经》记者专访的第二批专家组的这位专家说：医务人员和病人不可能有共同暴露，只要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因为医务人员一般和病人没有特别密切的接触。也许他的意思是钟南山也不懂不管“暴露组学”的，因为他说的类似“暴露组学”的内涵是：钟南山院士“第一，他在广东就已经了解到病毒的传播链了。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冠肺炎。第二，正因为钟院士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所以他到了武汉，马上有人跟他报告，有医务人员感染”。

d、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月5日晚，30岁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是2020年1月5日出现发热症状，1月10日因“病毒性肺炎”住院，1月17日转至金银潭医院ICU治疗。第二批专家组1月10日以后去同济医院，也去了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协和医院。专家组特别关心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每一个地方都要问。当听说哪有医务人员感染，都会一个个打电话去问，结果得到信息根本不是。医护人员的感染，专家组也没看到──谁知道他们在哪？这么大的院区，专家组怎么去找呢？当时陪同专家组的人有医院和卫健委的人，医院有的是院长，有的是医务处主任。他的意思也许是：“人传人”传染很关键，专家组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大家看央视，不信“暴露组学”有科学成分。

有专家组成员说：第一批专家组和湖北、武汉方面的调查发现，第二批专家组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都不掌握。没办法，就负责临床救治了。第一批专家已去过武汉，为什么还要组织第二批专家去武汉？因为第一批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在那过的元旦。第二批专家组和第一批专家组交接，重点是看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指导治疗。作为专家组当然怀疑，但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暴露组学”树立是2月10日湖北省委决定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

B、盐亭有何类似暴露组学的党史联系

钟南山院士知道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有说他在广东就已了解到病毒的传播链了，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那么盐亭有何类似暴露组学的党史联系，不像专家发文著书写建党开端出现遗失？

a、其实受党教育的党员和群众，都知道保守党的秘密和要谨慎谈敏感问题。1950-1951年解放初，我们老家下半沟何家湾有户口贫农叫唐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那时我们才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热烈，怕把此话看作政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乡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镇抬滑竿，送快90岁的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他听说传言毛主席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时问过此事引出过额外的话题。其次唐开元住的何家湾，还有一户贫农叫何礼成（何吉光）。我们小时看到何礼成穷得房子没用泥抹涂墙壁，用竹片一枷了事，连风都挡不住。因读高小、初高中假期，我们要跟大人一起在合作社、生产队里干活，休息时也听到何礼成讲何拔儒先生在天垣场戏楼上讲学的故事；这是一串串。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和小平同志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使张国焘把“重庆组织”势力的“残余”，与盐亭龙潭“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联系在一起。因有很多是何拔儒教过的学生, 参加过龙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经历过各种风暴。何拔儒是在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时，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1925年修建起纪念盘古的天垣场。并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拓片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如此的开放课堂，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使得《盘古王表》一类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

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何拔儒的孙子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更巧的是，四川省商会办公室秘书长黄靖先生，是盐亭县西陵镇龙凤人，2017年10月1日从成都来绵阳到他母亲赵家大舅那里作客。因邀约我们作陪，听黄靖说：他祖母的父亲，就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的彭健修先生，曾教过小平同志。就在这次聚会上，黄靖的大舅赵老师告诉我们说：“何拔儒教过1907年至1908年在四川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求学的朱德”──这是我们第一听说，感到很惊奇。赵老师1950年代初就在盐亭县文教局工作，他的父亲也是解放前的老教师，也许有他消息的来源。

b、小时候我们听到赞扬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苦难中辉煌的故事很多。但到1962年我们读高中时没有多想：为啥大人们后来不再提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事？1963年我们想利用假期收集梓江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希望今后能写出《龙潭激浪》的盐亭革命史该多好。于是向杨崇汇班长汇报了这类想法，他热情支持。杨崇汇以后能当上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高级职务，也许与他的家庭环境、家乡革命传统的熏陶有关。

c、《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曾与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室段雯主任一起在市社科联开会时，向段雯主任汇报过盐亭本土1934-1935年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员因“西山坪事件”，后被国民党砍头，又被解放后定为“叛徒”问题。如《中共绵阳市志》书535页说：何登甲“1934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这是我们向刘文传先生反映过的事──我们1980年代还在盐亭县科协时，因工作与盐亭县农学会有联系，一次偶尔与盐亭县农业局办公任朝洪主任谈起1934年盐亭“西山坪事件”，任朝洪称何登甲是他的姑父说：何登甲被国民党砍头后，全家灭口很凄惨──妻子跳堰塘自杀，8岁的儿子出走流浪，生死未知。他希望组织为盐亭本土1934-1935年被国民党砍头就义的共产党人，又被今天定为“叛徒”解开疑难。

但据刘文传先生转达段雯主任的话说：“翻案证据缺乏”。其实党史办自己写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简称《盐亭党史》）和《中共绵阳市志》（简称《绵阳党史》）两书自身就是揭秘的“证据”──从两书的《大事年表》、《人物简介》和记叙中，把有关1921-1936年间盐亭籍在革命中牺牲定为的“烈士”，和在盐亭本土的中共地下党县、区负责人被定为“叛徒”的人各列一张表，以此对照此期间张国焘分裂中央、控制指挥川陕革命根据地及中共四川省委、县委的出轨行为，和被张国焘等定为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09-1984，四川达州宣汉人）两次被捕的诡异，是揭题“盐亭学”、“重庆学”和“上海学”最为诡谲的证据材料。

从《白鹿原》一书写作者母亲的朋友“白灵”──一位优秀、忠诚的女共产党，在党内斗争中被活埋。而白灵的哥哥，却对解放县城时帮他参加革命的“黑娃”──白家曾经的长工，后来参加共产党，指挥解放县城的真正革命者，诬陷杀过共产党而在解放后被误杀──《白鹿原》虽然是小说，但和《三体》科幻小说一样，是文学反映“暴露组学”。与此不同，段雯主任说的“翻案证据缺乏”的逻辑，是如今写在党史书报和官网的，是把汪克明和张秀熟等活下来的在1936年前大革命时期敌人监狱的不正常表现说成“传奇”：逻辑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只要坚强不屈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身份，宣传正能量的，就不一定被屠杀；在解放后也有好工作。但与他们共事的如王右木、杨闇公和袁诗荛等烈士，就没有这样“幸运”。

d、而余国政的“幸运”，是活下来能自己说清楚自己──我们认识余国政，是1981年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发现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关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的革命斗争故事被笔注为“作废”后，不久我们偶然遇到了余国政（1907-1996）。因为1980年代的盐亭县科协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两家隔墙开窗同用一个电话。余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我们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这是1983年至1984年那一两年，余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县委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我们问他是什么事？

他说他叫余国政，他的家就在盐亭城北高山庙山背后，回家翻山很累。他与刘远驰认识，路过就想到刘远驰的办公室坐一坐。余国政还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第二任的县委书记。1950年刚解放他在成都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20多年刑，1979年才刑满回家。出狱后他听说有一个新政策，解放前作过共产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管什么错误，只要还没有被国民党、共产党所杀，能活到今天的，共产党念其做过一些党的工作，一律给予一些生活经费。他就是为这事在找县委组织部。我们问他，成都解放时为什么还要逮捕他这个地下党早期的县委书记呢？他说1933年5月因在盐亭身份暴露，逃到重庆、成都去找党的组织，没有找到，就进了一家成都的国民党的兵工厂，在兵工厂仓库作保管。解放后，公安局说这家兵工厂仓库是国民党特务管理的，怀疑他是特务，而逮捕判刑的。

余国政对1935年前中共盐亭地下党的一些本土干部，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持怀疑；对汪克明是盐亭革命“英雄”，也持怀疑。听余国政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县委书记，而我们1963年就在开始了解革命老区情况，所以看见余国政到县委组织部回来再路过时，我们都要请他到科协的办公室坐。但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不愿意说。后来我们知道是范弘先，而且是第一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后，就问他范弘先还在不在？如果他1950年在成都被以“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是冤枉，为什么不找范弘先证明他曾是地下党县委书记，做过很多党的工作？余国政似乎有很多难言之隐。他绕开我们的话题，说出的话，却使我们大为惊讶。

余国政说：1950年后，他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还算是救了他的命。如果他说出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像他那种情况，押送回盐亭，肯定当时会被枪毙。但等到几年后，公安局即使弄清他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身份，就已经躲过了盐亭的“肃反”枪毙期。因为1935年前参加共产党，以后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而脱党或叛变活到解放的，当时都可能枪毙了。所以他也安心继续坐牢下去。据余国政说，这种人，盐亭解放初被枪毙的，他知道的就有10多个。1980年代我们作为盐亭县人大代表，看到群众有反映，虽然不是当事人，觉得不应该把悬念留給盐亭的子子孙孙，需要和只能向组织汇报。由此，我们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对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被敌人屠杀于盐亭玉龙区塔泥坝和宗峰寺两地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的“叛徒案”，有疑问的事情。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不要管”。何开文书记也说：“这事麻烦；解放初已有结论，要改也难”。所以我们只有等待找有向老革命同志请教的机会。

e、1992年10月我们调离盐亭，到绵阳日报社工作。1998年6月“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王剑清（1922-1998），盐亭利和乡人，中共党员。1934年上龙潭中学。1938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先后在《晋察冀日报》、《冀东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作。作过天津市委宣传部处长、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王剑清的父亲王济钦（王明金1868-1928），曾任潼川府中学堂校长，1911年与张澜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1920年张澜介绍王济钦加入过“重庆组织”。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至1960年大跃进，李井泉书记主政的四川和西南局“浮夸风”严重，王剑清家乡的利和乡，是盐亭全县饿死人最多的乡之一。王剑清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王剑清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引起国家的重视，才给盐亭拨来了一些救济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浮夸风”也很快得到了纠正。

鉴于王剑清是1938年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她读中学的地方，是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之地，她最清楚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对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王剑清也是最有发言权的经历者之一。而且我们也被应邀和采访参加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能亲自向她请教“中共盐亭县历史”中的难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由此我们根据从童年到80年代在盐亭工作，亲身所见所闻盐亭党史中的难题是：1950年以后，李井泉书记主政四川，为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何登甲、申秋成等近千名的党员和干部划为的“叛徒”案。由于文革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历史》等稿本材料中，对解放后制造的被国民党反动派1935年屠杀的盐亭本土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

例如，余国政是改革开放后才没有归类为“叛徒”，只是因为他活下来，能自己为自己不是“叛徒”辩护，政策才得到落实。历史的真实是不可改的，余国政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们无法判断。这次王剑清的回答证实是：1998年王剑清老人回忆起1935年前那段革命老区历史，盐亭本土的群众和共产党人在本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她像早曾想过。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的。可见她对李井泉书记的作法，也还是有意见的。解放初期李井泉书记追究1934年10月“西山坪事件”演变的1935年3月大屠杀的真相，认定汪克明指挥正确。但对被敌人包围的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成员数百人，被定“叛徒”；因主管部门没有公开宣称，难于提出。

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盐亭本土的广大群众与上面的认识有差距。但王剑清毕竟是老革命，她听我们的反映后，处理的方法是：把当时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亲自请到跟前，委托刘泰焰主任给中共四川省委写报告，谈追认盐亭为革命老区等问题。当时来参加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还有退休的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但王剑清同志没有直接找杨超书记谈；而是教刘泰焰主任出面，请杨超书记帮助解决“西山坪事件”遗留问题。但刘泰焰主任后来说，杨超书记也没办法。不得其果。王剑清同志会后回到北京，也在当年10月不幸去世。这里多说一点：盐亭县和绵阳市党史办后来出版的党史书，把编出的党史人物解放后坐牢或被镇压的事是不记载的，如盐亭党史书把余国政写成1936年后就回家“在万安村教书”；刘仰高也如此。

f、“暴露组学”中有“暴露组学”，也许这也是两批顶层专家首察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失灵因素的调查难之谜。2011年第一次看到《晚霞报》上报道“重庆组织”的消息后，我们回忆起解放初何拔儒向抬他进盐亭县城的天垣乡贫农协会干部，透露过他参加“重庆组织”的传闻，就很想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事情的真相。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龙先生，同何拔儒和任望南都是盐亭九龙镇人，我们向他讲过想到盐亭九龙乡寻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何拔儒挖掘嫘祖传说的故事，同时顺便想证实何拔儒参加过“重庆组织”没有？2014年8月初陈龙先生开车带我们一同到盐亭县原九龙乡，寻访到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问到1920年的“重庆组织”的事情，何连光先生明确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他的大伯父何拔儒参加过重庆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

而且何连光先生提到任望南每次从外地回到九龙，都要来看他大伯父何拔儒，任望南和何拔儒的关系非常密切。想到绵阳日报社原办公室主任任启乔同志，也是同何拔儒和任望南是九龙镇人，他向我们说过，他知道解放初镇压反革命中，何拔儒的孙子或儿子中，有被枪决的。我们也向何连光先生征求有否此事，何连光先生连连说没有。我们此时才感到写“盐亭县党史”，比写“盐亭县志”难。特别是写解放前的部分。对解放前“县志”的历史，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对于写“县志”的人都类似是“中性”的。但对于“党史”解放前部分，由于主要是夺权斗争，从事革命工作的人，是旧势力追捕的对象，活动是对社会大众保密的。除当事人外，解放后社会大众，认可的正面，是革命中牺牲。而解放前旧势力威吓大众，也要拿此公开宣传。

所以1935年被国民党砍头300多共产党人的传说，在盐亭革命老区龙潭周围流传很广、很久。而解放后，共产党已掌握了政权，社会大众去摆谈过去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牺牲的故事，也认为是正面宣传共产党的历史，和来之不容易的苦难辉煌。但解放后却因张国焘1932-1936年在四川分裂党、分裂红军，上层的斗争影响到下层盐亭革命老区龙潭1929-1935年间，建立的“工农前卫团”1200余人的地下党游击队革命武装等人员，来承担牺牲和瓦解。甚至解放后对还活下来人和解放前已去世的当事人的后代及亲属，进行追究。又不公开案情，和允许当事人或他们的后代及亲属辩护，再由法庭法律认定。所以到今天写“盐亭县党史”的人，就很难处于“中性”，而不记。

但这类事情，解放后是该镇压还是不镇压，当事人的后代及亲属也不愿意讲──说出也不“光彩”，也防再遭打击。其次何开文县委书记等领导叫我们不要管，说写“党史”不是我们的专职或任务。21世纪向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上海组织”也是“重庆组织”的继续，“重庆组织”与“上海组织”的目标共同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大不了想不通的事。所以对“重庆学”作的探索，我们只是业余，前提仍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