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教育出版进军在线教育路在何方

　　在“停课不停学”的背景下，依托互联网发展的在线教育、文化消费等行业异军突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统出版业来说，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出版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不断强调要通过强化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推动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在此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背景下，出版融合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国家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步入2.0时代的背景下，当中小学授课方式逐渐从原来的黑板、投影等固定会议式空间教学发展到智能化空间教学，当教师面对的教学对象慢慢变成了“00后”这些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更加依赖通过手机等媒介获取信息的学生，当教育资源的生产方式逐步从教师独立设计课程到慕课团队协同设计开发时，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得以实现，未来的教育模式也将发生颠覆性变化。教育类纸书每年的市场规模巨大，不仅在出版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更引领着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而教育出版如何真正面向读者、拥抱未来，要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
　　教育出版拥抱互联网的着力点究竟在哪里？是进入在线教育的红海中“厮杀”，还是与在线教育机构合作融合？根据《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已达8330.78亿元，但与传统出版相关的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等总收入为85.68亿元，仅占比1.03%；而在这8000多亿市场中，在线教育总收入为1330亿元。其实，纵观现在市面上的在线教育课程，除了内容质量良莠不齐、课程体系杂外，缺乏系统性、深度性及权威性等也都是存在的痛点，而这恰恰是教育出版的优势所在。教育出版机构并不需要自己亲自发布制作在线教育课程，而是应该利用自己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利用新的互联网智能技术，实现轻量化转型，打通在线教育与教育出版之间的壁垒。同时以出版为入口，让教育出版所提供的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内容与互联网教育提供的流量化内容相结合，去提升传统教育出版的功能性，去扩充纸质书本有限的知识总量，并克服独立在线教育平台碎片化知识传播的缺陷，反向提升在线教育的品质。
　　这样的思路如何落到实处？在笔者看来，未来教育出版与在线教育的融合可以具体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传统教材教辅链接在线教育资源与服务。传统教材教辅所提供的知识内容有限且较为单一，线上知识资源相对碎片化，将两者整合，可以把传统出版作为传播出口，让读者使用传统教材教辅时，通过扫描书上二维码获得更多元且深度的教育知识资源。这些资源与服务包括与课本配套的同步直播课、重难点讲义、名师课件、考试真题、试卷包，以及一对一咨询、互动课程、专家答疑等线上服务。知识资源经过了出版机构“三审三校”的出版流程，质量把控更严格、更系统、更专业、更权威。
　　二是利用社群模式管理读者，增进编辑与学生、家长之间交流。传统出版最大的壁垒在于单向传播模式，通过纸书建立社群可增进编辑与读者的交流频次，同时也让同一本纸书的读者都在一个社群里，相互交流讨论，形成以书为中心的圈子。基于教材教辅形成的圈子大多数为同一年级的学生与家长，定位精准，编辑可以在群里与读者实现零距离沟通，增强书与读者、编辑与读者之间的黏性，更能利用圈子性质，精准投放匹配的教育资源及产品。
　　三是由人工智能完成大部分资源与服务的维护。如果这些线上知识资源与服务的日常运营、读者社群的管理需要由编辑来完成，那么编辑的工作会非常繁重，但如果借助技术手段则可事半功倍。同时，更能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提取书中的重难点，并推送针对性的教育教学线上内容，精准服务于每个读者。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出版、教育、媒体的边界将进一步弱化，无论是课堂之内还是课堂之外，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逐步渗透进教师、家长、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对于出版行业，尤其对教育出版来说，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模式为自己赋能，真正参与到国家教育教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出版可以发挥的空间还有更多，市场空间更大。
　　正如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永坚所说，过去的2019年，我们已经迈入5G时代，更多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将显现其价值，并为传统出版业赋能，“出版+教育+媒体”的融合也将走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了为广大师生提供便捷服务，推动国家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发展，更能利用互联网传输便捷、经济性高的特点，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努力消除城乡差距、校际差距。而我们出版业更应该携起手，发挥自身优势，通过融合技术手段，为行业创造更大价值，也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