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多年河洛古国为啥已在河南

五千多年河洛古国为啥已在河南

                 金识 多嘠贡

    2020年5月8日《环球时报》报道，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经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多年考古发掘，确认其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等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并做点评。

一、中华远古史的专家焦虑症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它如何起源发展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说法长期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2001年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个由国家支持的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启动了，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旨在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历程。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红山、凌家滩、石峁等古国文明璀璨夺目，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却没有此阶段的重大发现，给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现了“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这实为长期有口难言的中华远古史的专家焦虑症。

1）重大考古成果河洛古国发现重要性说法

a、河南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 可能是黄帝时代都邑──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b、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宏大的建筑规模，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

c、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这一认知──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的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使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的存在得到证实，近年新发现的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则把人们的目光带向更遥远的过去。

d、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其社会发展模式、承载的思想观念，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正是赖此主根脉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e、河洛古国宏大的建筑规模，严谨有序的布局，所表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以及其他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承袭传承，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愈加清晰。

2）重要专家意见集锦

a、83岁的李伯谦教授，尽管已实地考察数次，但仍不舍得错过任何一次近距离查看河洛古国细节的机会。他作为备受推崇的权威专家，走遍大江南北，看过的文明古迹不计其数，却对河洛古国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国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李伯谦教授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发现，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李伯谦教授还说：“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b、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王巍教授说：“黄帝的活动区域应该是以河南为中心，所以鼓励一些机构开展相关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

王巍教授坦言，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但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过硬的考古资料，他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实际情况。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c、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教授说；““丝绸和玉都是中华文明的高端代表，关于玉的研究和发现很多，丝绸少有人关注。丝绸这种高科技产物的产生，一定有相应的社会理念和人力物力财力做支撑，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谓‘中原文明洼地’的问题就解决了”。他不相信距今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没东西，从气候、环境、资源和传说等各方面看都没道理。

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之辩

1）未知元素待揭谜底吗？

A、中国正统史家无远古《王表年表》，

王巍教授认为：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河洛古国吸引人一再探访足以显示值得探究玩味。有些尚未知晓确切答案的，也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几分神秘和魅力。

例如，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参加河洛古国考古和点评的专家，提出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和地震引发的裂缝等作为论点、论据，非常正确，也为展开“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之辩”提供了科学话题──中华文明起源的上古史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谁之责？说来《竹书纪年》有夏商周断代工程挽总之前的《王表年表》，但70年也没有搞清楚其中的正确与错误。而“地震引发的裂缝”属于“灾变”，正是认识中华文明起源迁徙的一个重大科学考察之一，却被丢弃了，何来统一？

B、“灾变”引出中华文明起源科学之辩

a、1950年修建成渝铁路， 1951年3月16日发现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资阳人”头骨化石。但排斥“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在今天形成一股主流──不重视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延伸到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形成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第二个孵抱期的事实，所以只声称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或多体一元”，只是一句空话──因为抓住陆路和海路的信息不难想象：在约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智人形成的世界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而不是欧洲消亡的尼人和丹人这种最早走出第二个孵抱期的基因进化还不到位的“智人”。

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都是从巴蜀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而且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因此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赤道地区，一是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从200万年前开始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巴蜀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

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5070-4170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20多种“中国通史”，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巴蜀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巴蜀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

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借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暗示上古梁州是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出生在四川盐亭县的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的假说。

他说这种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是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中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远古巴蜀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与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复杂的变迁是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溃坝，到最终干涸。

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类第二个孵抱期的青藏高原，围绕古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的。此时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溃坝彻底干涸后的迁徙有区别。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

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但因今天联合国多元一体、多体一元其功能的松散，是比不过那时的紧密──那时是团结救灾、抗灾造就，如今的联合国是战争对抗平衡的结果。何拔儒先生和我们都出生在四川盐亭县天垣场榉溪河畔，而且何拔儒先生也是盐亭天垣场盘古故里“盘古王表”龟碑的发掘者。

他身前说过：“山海”就是“盆塞海” ，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他以盐亭县天垣场榉溪河两岸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中国人祖先种子在这里的证据用的具体考古平台。这在我们小时候听大人们的传说中影响很大──这种“前分子人类学”考古的影响，使我们在50多年后，也能理解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

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由此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这里拟设“贡嘎山雪人（贡嘎山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已进化到现代人种。此期的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图，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溃坝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可解答中国“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可纠正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b、1998年4月28日《绵阳日报》“天下大观”版发表了一篇《盐亭嫘祖考古大发现》的文章，报道“从盐亭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如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出发，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金铧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金垭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鸛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梁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60多处古山寨”。

类似盐亭花林寺大殿建筑，有房梁墨书题记──古建筑在建造时，古人都会在建筑物的房梁等处，写上建造缘由和出资人等墨书记载，或石刻界碑记载──这是我们青少年时代在盐亭生活、读书、出行等期间，亲身在古建筑的学社、戏楼、寺庙、寨堡、祠堂等地方，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50年代初土改的革命暴风骤雨，99%的这类古山寨的学社、戏楼、寺庙、寨堡，祠堂等古建筑，被发动起来的人们拆毁，至今已荡然无存──这种情况在“（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3150-2230”就开始反复存在，但这类古山寨的学社、戏楼、寺庙、寨堡、祠堂古建筑房梁等处，写上建造缘由和出资人等墨书记载，或石刻界碑记载曾经留下的文字信息，会在当地部分人们的口中一代一代记忆流传。

2）与王巍教授城邦、货币、王表要素之辩

参加河洛古国考古和点评的专家，指出河洛古国考古遗址的三重环壕，有深意──双槐树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有对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难想到，这些壕沟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可能还具备礼仪性质。顾万发院长就说：“三这个数字在古代可以与昆仑联系，因为昆仑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经常采用三重，属于高端的礼制建筑……这三重环壕并非在同一时间建成，因为建设周期太长，但是在聚落繁盛时期是共存的，这种规制也是判断遗址具有高等级性质的重要证据”。

而且河洛古国考古，还有一处特殊遗迹，专家们至今难以定性。该遗迹位于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现存多排，已发现100多米，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类似现代铺地板砖，而且使用跨度很长，可能是一处公共场所，这种布局颇有“前殿后寝”的样子──总之说明河洛古国，已经具有文明“国家”起源的标准，这也正好跟王巍教授作交流讨论。

因为2020年第2期《求是》杂志上，王巍教授发表的文章《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中说：“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36年被首次发现。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证实良渚古城的年代为距今5100年到4300年，良渚先民们在5000多年前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良渚联系丝绸，是2015年6月25日湖州钱山漾遗址获“世界丝绸之源”命名──良渚古文明遗址与钱山漾古丝绸遗址的关系是：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 21世纪以来，考古学界确认了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它们正好衔接起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由此，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建立。

王巍教授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里，针对良渚古文明遗址提出：“什么是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当前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志是‘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这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但是，世界上不乏并非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是文明社会，其特点十分鲜明，但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认识，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其学术意见也往往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

我们赞成中国权威学者王巍教授站出来，质疑西方的文明起源标准，推进世界五大古文明多体一元的上古史大统一研究。王巍教授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提出了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的四条新标准。王巍教授说的这四条标准是：第一，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第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第三，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四，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

王巍教授解释说：“以上几个特征，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文明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三要素’中的两条文明判断标准，即文字和冶金术。这种差别，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但以王巍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忽视周总理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使命感的对探索“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史的重视，缺少对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纠缠形成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及其人群先祖及遗民的基因序列的大规模国内外联合考证，和研究总结。这可以看出王巍教授提出的四大标准：生产力、王权、城市和国家，和西方学术界的三大标准：冶金术、文字和城市，实际都是在珠峰映射原理论证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多体一元“黑洞”，瓦解之后的体现，即属于古文明后期的标准而与现代文明标准接近。

这里根据我们和前人数十年对人文始祖、养蚕治丝发明家嫘祖故里的实际考察和研究，也提出人类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三条标准：城邦国家、货币贸易、王表年表，作抛砖引玉，供大家探讨。

A、文明标准城邦、货币、王表三要素之辩

a、“城邦”国家的说明。我们说，王巍教授去除西方标准中的“文字和冶金术”是对的。但王巍教授用“生产力”来代替“文字和冶金术”，并不能体现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的文明高度与特征。一说“文字”，类似苏三教授《发现文明》书中说的5500年前--3250年前的西亚文字、中国甲骨文字，古埃及文字、克里特线性文字、迈锡尼线条文字、汶查文字、腓尼基字母等，仅仅是一些刻符或记号，并不能长篇造句叙事，而且只掌握在上古人群的上层极少数人中，并不流传通用。其实文盲也是旧社会能生存的现象。

郭沫若先生说：“半坡彩陶上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据《嫘祖研究》一书中的《上古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华民族上古文字最初应是结绳文字，发展到草节注义、注音文字，即卦爻太极文字，再到天干地支文字──上古人把摆卦爻用的草节茎棍，还推进发现卦爻有26个供拼音的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卦爻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由横线的阳爻“－”和横线中空白的阴爻“--”两种爻象组成。但把阳爻“－”减去阴爻“--”等于一个“点”（―－--＝•），类似可显示在电脑上一样，如果保留“•”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叠排列，可构成26种卦爻基本符号，恰好对应26个汉语拼音文字类似的26个英语字母，而具有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可承担起传递上古语言和信息的任务。这就是所谓远古联合国广泛使用的太极语卦爻文字。然后才是甲骨文字，接着才开始史后文字时期的那种顺序。

再说“冶金术”，即金属的使用，上古人已发现自然界有铜矿石、铁陨石和天然纯块，虽然极少，但可以在贸易中交换获得。据《嫘祖研究》一书中的《嫘祖时代的冶铜技术》研究，在离盐亭县不远的中江、北川、彭县等地都有铜矿。养蚕和冶铜术连在一起，首先是冶铜燃料杠炭的发现──养春蚕有时要木炭升温，在川北有一种青杠树，是放养柞蚕的一类树种。这种木头很硬，在封闭的窑中经过燃烧炭化，就称为杠炭，是一种冶铜能燃烧较长时间并能产生出较多热量的极好木炭。我们不赞成把“文字和冶金术”列入上古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准，就是在第一层次时期它们的出现极其初步，并不流传通用。而货币贸易的交流更广，更满足人们的要求，就像不识字的人也能认识钱一样。

由此说到西方和王巍教授共同认可的“城市”要素，之所以我们要换成“城邦”国家，是因“城市”与现代“城市”的概念，区分标准难定──“城市”最小应以一般“县城”称号的大小成片房屋相近，但至今发掘的上古文明遗址，规模太小，仅像一个村庄。规模大一点的，建筑高级一点的，都是第二层次时期的遗存。相反，“城邦”的一个点，可以像一个村庄，但在同一个时期，在相互不到几公里的距离就有成十成百的“村庄”城邦出现，更能体现上古文明起源的特征。。

b、“货币”的说明。用“货币”贸易来作上古文明起源第二的特征概括，西方和王巍教授共同都没有提到。这是《嫘祖研究》一书联系“摇钱树”赞美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发现的──据古文献《淮南子·说林篇》记载，约公元前5070--4170年立足山海的女娲氏时期，就已懂得“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的道理。这里桑林表明，是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货币助长了经济的无形之手；这些功能的发挥，所以女娲王对万事都能理顺。传到约公元前4170--3150年嫘祖的城邦之美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

因为古籍《淮南子》一书记载女娲氏成就的“桑林生臂手”的变化，说的就是货币类似无形之手，对社会有拉动作用的影响。为什么女娲氏的“桑林”意指“货币”，是因当时的养蚕抽丝织出的绸布，类似今天金融界的“黄金”作用。1999年10月7日《绵阳日报》第3版发表的《绵阳丝绸话沧桑》一文，说的是嫘祖发明养蚕缫丝，把“科商”提升到了高科技竞争的层次──从“桑林生臂手” 意指“货币”，意指龙凤经济贸易──八千多年前至五千多年前，巴蜀盆地由于女娲突变纪等地质灾变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绵阳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

那时绵阳梓潼山成了一处“香格里拉”。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为最高珍宝，由它而产生的羽毛镶嵌、羽绣工艺闻名四海。因为梓潼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以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梓潼七曲山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其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栉比鳞次。梓潼先民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

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据传说，此时梓潼城邦的国王、城主和邦君，已被称为“文昌大帝”或“文昌帝君”──“盘古王表年表”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提前到了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的立足山海时期和城邦之美时期。配合这个时期的龙凤经济，从“凤”联系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原始海洋文明的工业化。而“龙”则联系长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用樟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体现的原始海洋文明追求的科学和民主化。

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和世界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

c、“王表”的说明。“王表”年表概念，对应王巍教授提出的四大标准中的“王权、国家”概念，和接近西方总结三要素中的“城市”概念，更明确实在，时间需要长。因为王巍教授说：“出现最高统治者──王”、“出现埋葬王、其他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高等级礼器的大型墓葬”，就代表“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原始宗教祭祀权）”──类似代表了文明起源。但在文明起源的后期，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却很普遍──一段时间，一个地方的一个“流寇”人也可以称“王”，如果不能构成几代人，十几代的现象，并不能显示是一种文明时代。其次，有几代人称“王”，但类似神话，没有真实具体的“王表年表”，也不作数。

这里要说明的是，上古还没有“年”的概念，有记“天”数的概念，以致《竹书纪年》、《史记》、《春秋》等古籍中的“王表年表”，出现一个人活几千年、上万年，这肯定与人类分子学的事实不符。但这并不能说《竹书纪年》、《史记》、《春秋》等古籍中提供的“王表”人物就一定不存在──只要把这些古籍中人活几千年、上万年的“年”，改换成真实的“天”计数，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李学勤教授说：“古代近东的古文字材料里，有不少王表或名年官名表。有的表相当详细，甚至记及月日。这类材料的时代，有些本身就很古，如埃及的帕勒摩石刻，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年表》等，为重建当时年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中国的情形不同，文献中的世系、年表，出现的时代都比较晚。商和西周的世系，虽有甲骨金文可予证实，但缺乏近东王表那样系统的在位年数。这是我们年代学研究的不利条件之一” ──其实这是新时代忽视周总理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使命感的对探索“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史的重视，缺少对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纠缠形成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及其人群先祖及遗民的基因序列的大规模国内外联合考证，和研究总结造成的──埃及的帕勒摩石刻、两河流域有《苏美尔年表》，和巴蜀盐亭有龟碑《盘古王表年表》是一致的。

这正说明“王表年表”是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世界性统一标准。李学勤教授还说：“《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家的作品，记事终于魏襄王20年（公元前299年），比埃拉托斯特奈斯要稍早些”──张强博士执笔的《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综述》一文提到，西方古典年代学第一部系统的作品，“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可见外国古代文明的年代学，所能凭借的材料也不外是传世文献记载、古文字铭刻以及其他考古学的成果。传世文献一般是年代学研究的起点，比如人们对古代近东的知识，最初只能依据《圣经》及希腊、罗马的一些作品。即使在现代，传世文献仍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如埃及古史的王朝系列，见于公元前三世纪僧侣曼涅托的《埃及史》，近世的研究只是对曼涅托的系列做了修正和补充。

张强博士在讲两河流域年代学时说：“由于初史时期研究资料的匮乏，两河流域年代学者一般采用由文献相对丰富的晚期向早期推进的研究方法”。既然这与何拔儒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也极为类似，为何《竹书纪年》和何拔儒先生以巴蜀盐亭龟碑整理的《盘古王表年表》得不到承认──以“王表年表”作文明起源的标准，也是为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王表年表”整理使用方法标准上统一的要求。

3）河洛古国揭露历代统治阶级的本性之辩

A、不愿把夺得政权交给更先进代表推进治理。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站在遗址高处，黄河两岸风光尽收眼底。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这足以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吗？参加河洛古国考古和点评的专家认为：以往国内大部分学者，虽然肯定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认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并不赞同更早的时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这一认知──如果说将遗址与某一历史时期对照还为时尚早，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及所处时代无不凸显了其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应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例如，“文明起源模式论”的提出者李伯谦教授就认为：河洛古国的一系列考古成果，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重视民生，发展农桑，重视传宗接代和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在后世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李伯谦教授的解释解释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在这里，其他地方文化断了，没有延续下来”。

但李伯谦教授的解释也许一丝情缘解释──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河洛古国已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但李伯谦教授并没有弄清楚“中原模式”提供的“重视民生，发展农桑，重视传宗接代和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并不全是河洛古国才开创的──它源头《盘古王表年》已提示，与嫘祖时代之前的远古联合国有传承。

李伯谦教授闭口不谈“中原模式”中，“有很多地方推崇神权，把好东西都放在墓里或敬献给神灵，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正包括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考古揭示的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等“礼仪性”内涵思维中──它具有的引领性文明发展模式──种种被后世王朝文明承袭和发扬的“天命而治”──信“神灵”的现象，并不全是“正能量”，而“天命而治”反映的是不愿把夺得政权交给更先进代表推进治理──这也是拖累科技后来落后西方的原因。

B、难以脱身的黄河文明华夏起源核心论的麻烦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教授，1968年生于吉林省四平市。2004－2009年去美国，作过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佛罗里达洲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访问学者。从事古人类学人类起源及演化的研究。2017年3月24日《中国科学报》 第1版要闻介绍吴秀杰教授等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的关于“许昌人”的研究成果。

其中提到吴秀杰等专家说：“许昌人”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这是他们从“许昌人”头骨化石外形分析与尼安德特人的相似，说的基因证据。我们读到后给吴秀杰教授写信，质疑她的研究不真。2017年3月26日吴秀杰教授已给我们回信说：“确实我们做的工作目前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都在探索未知的过去，许多问题并不清楚，希望通过大家的工作，日益接近真理，或者历史的真实。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争论都是很正常的。谢谢提醒，下一步我会关注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研究”──可见吴秀杰等专家，并不关注60多年前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领导的“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工作。

而周总理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重视的这项工作能指明：吴秀杰研究员等专家说他们找到DNA基因证据的人类种属的特性，证明“许昌人”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他们用的方法是中科院古脊椎所大多数人一贯的、传统的头骨化石外形分析法。这在发表他们观点的《“许昌人”挑战人类起源说》、《中国许昌发现晚更新世人类头骨研究》等文章中，就反复说得很明白：“有意思的是，研究还发现，许昌人与欧洲的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之间存在基因交流的可能性。因为他具有与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相似的两个独特性状：一是不发达的枕圆枕、不明显的枕外隆突伴随其上面的凹陷。另外，内耳迷路的模式，前、后半规管相对较小，外半规管相对于后半规管的位置较为靠上”。

这类似一场婚姻亲子鉴定官司：你与某个高龄的男人外表脸型相似，可能有这个男人的基因，其含义有你不是你父亲生的，也许是这个男人与你母亲生的。但你的父亲和母亲都不认可，要求亲子鉴定。但吴秀杰研究员说不行，我们没有亲子DNA基因鉴定的能力；而且此时法院的水平，也是站在认可外表脸型相似法的亲子鉴定方的。由于你与这个外家高龄男人的意识、感情有亲近的地方，你很赞成你不是你父亲生的，是这个男人与你母亲生的，心里才舒服。

当然吴秀杰研究员等专家，也知道他们这种外表脸型相似法的亲子鉴定方法，影响是适合国内外时宜的。但为避嫌，所以《“许昌人”挑战人类起源说》等一派文章立马会说：“不过，许昌人DNA提取并没有取得成功，也就无法从分子遗传学层面分析他的基因构成，从而精确推测它与已知的古老型人类或者现代人的亲缘关系”。

C、中国自主的科学研究何时能站立起来，

请看2014年《自然》杂志发表藏族人的EPAS1基因来源于丹尼索瓦人研究成果的“奥秘”──虽然在丹尼索瓦人化石中找到了EPAS1基因，但丹尼索瓦人发现于海拔仅有700米的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在700米海拔的地方生活，并不需要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EPAS1基因。直到真正中国自主的科学家发现夏河人，并确定它出土于海拔3200米的夏河白石崖岩洞，才补上了EPAS1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研究推测，EPAS1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长时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夏河人，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EPAS1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包括夏河人在内的古人类，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真正中国自主的科学家对夏河丹尼索瓦人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改写人类演化迁徙的版图。

例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认为，根据对夏河人下颌骨的综合分析，它不属于任何一支已知古人群或现代人群。推测夏河可能是更早的丹尼索瓦人发源地，而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人可能是其后代。

a、EPAS1基因源自夏河人。EPAS1基因来自于哪里？2010年《科学》杂志发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金鑫教授，关于青藏高原世居藏族人群高原适应的关键基因EPAS1──高原环境对人体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低压性低氧，大气压力随海拔增高而降低，氧分压也随之下降。当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到高原环境时，由于氧分压的降低会使人产生缺氧，引起“高原反应”。EPAS1基因是低氧诱导调节通路中的重要基因，在人体面对低氧环境的调节通路中起到核心作用。藏族人群特有的“EPAS1”基因，阻止了血红蛋白浓度的过度升高，降低了各种高原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

早在2007年6月14至16日，夏河人研究成果推介会在甘肃省夏河县召开，发布了中科院陈发虎院士团队关于夏河人研究的最新进展──EPAS1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夏河人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原住地的发现，补上了现代藏族人群携带的高原适应基因。夏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化石，出土地的白石崖溶洞是备受关注的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原住地之一。这里海拔3200米，背靠达里加山，面对甘加草原，在江拉沟河谷上方约50米处。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是世界范围备受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争议和突破机遇共存。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认为，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具有借鉴意义。不同学者对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张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吴秀杰教授能助力陈发老虎院士吗？

b、夏河人论证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缘起。2019年5月2日中新网记者孙自法报道：发现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省夏河县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最新确认其为距今16万年的青藏高原丹尼索瓦人。作为中科院“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专项研究成果，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长陈发虎研究员，领导中外研究团队完成的“青藏高原中更新世晚期丹尼索瓦人的下颌骨化石”论文，获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自然》(Nature)杂志在线发表。研究团队建议，将最新研究发现的青藏高原古人类命名为夏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夏河人”是“贡嘎山人”吗？因为来自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称，该化石目前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将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活动的最早时间从距今4万年推早至距今16万年，也是青藏高原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夏河人化石于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于夏河县甘加盆地白石崖溶洞，三个测年结果均为距今16万年前后，显示该化石形成于至少距今16万年前，说明该古人类在第四纪最为寒冷的倒数第二次冰期生活于青藏高原。贡嘎山人正如此。

4）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黑洞辐射新说”

事情并没有完，“黑洞”──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并不像霍金黑洞辐射理论说的宇宙黑洞在吸进正量子后，会因正、负量子中和，慢慢收缩变小。因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还有一个类似的“暴涨宇宙”期──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就是此“暴涨”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领头的人文始祖及群体造就的。最好的说明是，这五大文明发源地，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狭长地带内：古黄河中原是东面一端，西面另一端是古西西里岛、克里特岛、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且以青藏高原成大致对称。也许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盘古王传说”和《盘古王表》传说，就是亚历山大国王和帝国传说的母本。

a、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学者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教授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

b、“盘古王”卸位后，他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c、对此，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知识产权局高工王文光教授 2019年9月16日给我们写信，帮助我们作归纳说：“1，地球在上古时代可能完全是一个水球，因地壳运动，后来才出现陆地；2，地球的第一块陆地在哪里？回答只有一个答案，在珠峰地区，因为自今珠峰是地球上‘长’的时间最久、最高的陆地；3，水是生命之源，人的原始‘故乡’在海洋；4，珠峰是第一个从水里‘长出来’的陆地，是第一个带着生命从水里‘长出来’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人的‘生物形态’是从这里演化、进化来的。因为只有陆地环境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天然环境； 5，人类诞生在珠峰，珠峰在中国，人诞生在中国的推论是能成立的；6，人类诞生在珠峰地区，后来向外迁移，迁移到适合人类生存的任何地区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规律”。

1993年第3期《四川丝绸》杂志发表的《嫘祖年谱初探》，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嫘祖研究》一书发表的《嫘祖年谱初编》，都提到现代人类在第四纪大冰期后期，约20万年从非洲走出存在文明起源的第二个孵抱期问题，实际就暗指是“远古联合国”。这是把早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远古联合国时期”、“部落游团酋邦时期”、“王国国家时期”等三种分类。以四川盐亭县流传的天垣《盘古王表年表》设为上古编年史，从盘古到嫘祖的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可以追溯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但只有第二个孵抱期才可划为“远古联合国时期”。夏朝以前到嫘祖可划为“部落游团酋邦时期”。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等可划为“王国国家时期”。正是有远古联合国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也才有产生后来出现的《易经》、《山海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以及墨子、庄子、惠子、孔子、老子等古代著名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基础。

三、农桑文明史最早代表揭示河洛古国之缘

参加河洛古国考古和点评的专家认为：河洛古国发现的国宝级的文物──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

牙雕蚕的发现，对顾万发而言别具意义，因为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初衷就是寻找丝绸之源──这件艺术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它的做工十分精致，腹足、胸足、头部组合明晰，和现代的家蚕极为相似，同时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与蚕吐丝或即将吐丝时的造型高度契合。这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关联的、比较直观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牙雕蚕的发现，对顾万发而言别具意义，因为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初衷就是寻找丝绸之源。

河洛古国真是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的一级源头关联吗？顾万发院长的解说：全国许多地方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都开始关注蚕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教授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半个蚕茧；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曾出土陶捏的蚕蛹；陕西宝鸡的一处遗址还发现了陶器上的彩绘蚕。而中原地区不仅关注蚕，还关注蚕丝。特别是根据考古科研角度呼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考古发掘项目，对郑州周边相关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

而随着河南荥阳的汪沟遗址、青台遗址、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发现，一个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质的大型聚落集团面貌逐渐清晰，形成了黄帝时期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区。特别是研究人员在汪沟遗址出土瓮棺里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中，检测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织品，令学术界大为振奋。这些丝绸是用来包裹亡童下葬的。

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聚落群发现好几处蚕丝裹着孩童放在瓮棺里。为什么死后要裹蚕衣？顾万发院长推测，当时的人们希望死后像蚕破茧飞天一样复活。孩童的瓮棺也多为小口尖底瓶，形似蚕蛹，体现了先民对蚕神的崇拜。也许正是因为原始崇拜，先民才会去驯化野蚕，使用蚕丝，牙雕蚕说明他们已非常熟悉蚕的生长习性。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丝绸技术已趋于成熟。在汪沟遗址的出土残片中，有一块“绫罗绸缎”中的罗织物，且经过染色处理。为防止掉色，先民对这块染色罗进行脱胶，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块罗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熟丝丝绸织品。

1）        溃坝──良渚--钱山漾古丝绸文明之谜

A、为啥长江中下游同时有东西两个古丝绸文明

分析远古大地震串形成巴蜀盆地内的堰塞湖到盆塞海，又由大地震引起的不同阶段的巴蜀盆塞海长江三峡的几次大的溃坝──溃坝会冲走大量的人和财物，活着留下失去亲人和东西的人群中，会有人组织一部分人商量一起到下游去寻找，最终会有人留在下游“积水区”生活，他们带去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并有所发展──我们称这种“积水文化”，会形成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像的两个古丝绸文明文化区，构成了长江与黄河流域古地貌和历史形成的不同，为解读这些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a、堰塞湖是指地震后引起的大规模山体滑坡,河水冲击泥土、山石而造成堆积,堵截河谷或河床后贮水而形成的湖泊。从1•2万年至８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巴蜀地区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大地震造成的“堰塞湖”，以至盆塞海现象。有人问：“巴蜀盆地在古代是上古扬子海所在，岷江注入这个海，成都平原是岷江的冲击平原，但是，这个海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因地壳的变迁而消失了啊！”。因此如果不是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发生，有人不会相信堰塞湖的存在──因为国内的政治斗争，曾一度把它说是“谣言”。

盆塞海这些8000年前的“堰塞湖”，类似四川省茂汶地区的海子，是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地震，形成叠溪城发生的大地陷造成的。而所谓“四川盆地在古代是上古扬子海所在，这个海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因地壳的变迁而消失了”的知识，这并不是“溃坝”研究的对象。中国近代的地质知识，学西方才不过百多年，很多东西，中国地质学界并没有系统研究。直上世纪70年代发生唐山大地震，才有人相信大地震会有山崩地裂的情况。对远古史的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的研究，是2008年５·１２四川大地震后，人们想起浙江学人钟毓龙在1933年8月25日发生茂汶叠溪的8·0级大地震之后，写作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暗示的课题──那次大地震，叠溪镇地区在剧震发生的几分钟之内，几乎笔直地隐落，呈单条阶梯状下滑距离达500--600米。强烈的地震引起岷江两岸山崩，河道堵塞，形成地震堰塞湖。崩塌的山体在岷江上筑起的银瓶崖、大桥、叠溪三条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使流量为每秒上千立方米的岷江断流。截断了的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经过30多天的倒流，因叠溪超过银瓶、大桥两坝的高度，注入叠溪坝内的江水又倒淹银瓶崖、大桥两坝，使三座地震堰塞湖连成了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逶迤四五十华里，最宽处达四五华里。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大小海子11个，叠溪城及附近21个羌寨全部覆灭，死亡6800多人。

震后第45天，即10月9日，岷江上游阴雨绵绵，白腊寨公棚地震堰塞湖崩溃，江水猛增。傍晚，高160多米的叠溪坝崩溃，积水倾湖而出，夹带泥沙巨石，沿江而下，江中浪头高达20丈许，吼声震天，10里之外皆闻。沿江村镇、田园一扫而光，数万亩农田庄稼被毁。人畜逃避不及者，尽被卷人水中，又有 2500多人丧生。地震罕见水灾引发钟毓龙研究众所周知的大禹治水。他研究了500余部中国古籍后发现，现在的黄河在帝尧以前也曾流入过四川──四川盆地，地处祖国西部或西南，是中国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上游的交汇处，也是东、西方人类文明的交汇处，还是远古云南元谋人、陕西兰田人、广西柳州人、重庆巫山人等的交汇处。如果一万至五千年前四川盆地因地球局部地质大灾变，曾经形成过盆塞海（堰塞湖的扩张版），古梁州有过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那么说明五千年以后的东、西人类的海洋文明，已在五千年以前的巴蜀盆塞海演习过了几千年。

长江下游渊源于古巴蜀盆塞海早期时代的长江三峡溃坝──溃坝会冲走大量的人和财物，会有人组织商量一起到下游去寻找，而带去原先文明并有所发展──这种形成下游的“积水文化”中心区是：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

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组织救灾、抗灾，巡行天下，如果嫘祖类似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历史上称她是“行神”、“道神”，这也正是她的一种责任和任务习惯性常态。

B、巴蜀盐亭龟碑《盘古王表年表》

从何拔儒先生整理的巴蜀盐亭龟碑《盘古王表年表》可知：中原黄河文明的崛起是：“（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3150-2230：１、轩辕氏（共３代），２、祝融氏（共２代），３、昊英氏（共９代），４、古皇有巢氏（共７代），５、朱襄氏（共３代），６、阴康氏（共３代），７、无怀氏（共６代），８、神农氏（共８代）。（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2230-2070年：１、黄帝有熊氏（共３代），２、颛顼，３、帝喾，４、尧，５、舜”──这主要是巴蜀盆塞海干涸文明转移的结果，但这里的转移分叉到西亚、印度和东欧等地区的主干也不少，相反是一直受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影响指导的良渚--钱山漾古文明 ，却也分担和承包了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完整向中原黄河文明转移的任务──良渚--钱山漾离西亚、印度和东欧太远，而且良渚接近苏北、鲁南和中原，之先良渚文化吸收的第二个孵抱期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早在反过来影响到了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

因有此亲缘关系，早先受到良渚文化影响的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也许比来自主流的第二个孵抱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更容易吸收良渚文化──如这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有良渚文化的风格，而江苏新沂花厅遗址也证明这两大集团文化有过相互的碰撞。而且良渚文化早先吸收沉淀的诸多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因素，也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所以说，远古巴蜀盆塞海后期的长江三峡溃坝，对其良渚--钱山漾影响的中断，与长江下游文明后来发展的中断和回归也有关──正因为如此神奇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直到吴越文明兴起的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

2）积重难返的中华文明远古史之争

川大蒙文通教授的“三系说”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教授的“三集团说”，都是将长江下游视作盆塞海溃坝后的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的一面。但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考古发现却证实这里，也早有华夏先人在盆塞海溃坝后，有相互支援，顽强抗震救灾英勇的一面──正由于此，才有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包括苏皖接壤地区以宁镇地区为中心，有自前5000--前3400年的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4000年的马家文化；前4000--前3200年的松泽文化；前3200--前2200的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

即有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等三个明显的中心──这种下游“积水文化”有其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自己的特点。如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土筑“金字塔”的高坛建筑和规划严整的聚落、古国军事民主制等等，都与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相似，如和盐亭远古盆塞海时期大围坪“金字塔”的山寨、高坛、竹木凉亭以及玉器等古联合国制相似，令人惊讶。

如果一万至五千年前四川盆地因地球局部地质大灾变，曾经形成过盆塞湖到盆塞海，古梁州有过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那么说明五千年以后的东、西人类的海洋文明，已在五千年以前的巴蜀盆塞海演习过了几千年──拟设这里“远古联合国”产生的文化、故事、传说等真实发生的历史，在盆塞海干涸后随着人类的迁徙和权力中心的转移，会分散到世界各地──从中华各民族到世界诸民族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