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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 发表于: 2020-5-24 10:40:47|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收藏家] 宣稼生:上海旧书业最后一位“老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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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原文标题:宣稼生:上海旧书业最后一位“老法师”
⊙作者:韦泱

宣稼生宣稼生

  今年已是86岁高龄的宣稼生,12岁起开始经营旧书,沉浸在旧书堆里的七十多年,被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称为“文化拾荒”。宣稼生,俨然是上海滩旧书业的最后一位“老法师”!
  
一:十二岁的旧书店经理
  老辈把家业传给后代,代表着薪火相传,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可对宣稼生来说,其间却充满了辛酸和泪水。
  宣稼生祖籍浙江诸暨,他的父亲宣剑游是一名乡间私塾老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想在上海谋一条生路。穷书生,除了教书,别无一技之长,难以在上海滩立足。宣剑游思来想去,决定租下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一个简屋,开旧书店。他自己找来笔墨,写了气魄不小的“上海书社”四个大字,店招一挂,旧书店就开业了。旧书店勉强能维持一家的生计。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宣剑游患上绝症,丢下了妻子和一对儿女,撒手西归。
  1935年出生的宣稼生,当时只有12岁,正在教会办的修德小学读五年级。家中突遭变故,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的不仅是哀伤,还有恐惧。父亲没有了,仿佛天塌下来了,家里除了自己,只有身体不好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日子怎么过下去?
  宣稼生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接过父亲的旧书店经营下去。他很快找到学校老师,毅然提出了休学的请求。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为品学兼优的宣稼生感到惋惜,却也对他的遭遇爱莫能助。
  宣稼生是个机灵的孩子。自读书起,他便在放学后到父亲的书店,要么帮忙照料店堂,要么在板凳上做作业。时间久了,遇到有顾客需要什么书,他一拿一个准。有时,宣稼生也会找本书安静地坐着,慢慢阅读。在父亲的悉心指点下,宣稼生对旧书行业并不陌生,文史哲分类、名家名著出处、外文书名等等,他都不会弄错。
  宣稼生把父亲亲笔写下的广告招贴擦拭干净,挂在书店门口的显眼处。看着“重价收购古今中外旧书”这行遒劲的颜体字,他在心中默默告慰父亲:放心吧,儿子一定会把书店打理好的。
  尽管父亲不在了,但宣稼生没有一刻放松学习版本知识。他知道,从事旧书经营,就要懂得哪些旧书刊具有历史价值,哪些旧书刊稀少珍贵,以及它们的市场价等等。为使自己的语文基础更加扎实,他到离家不远的“树群补习学校”读夜校。一本王云五主编的《四角号码字典》终日不离手,查过的内容折个角,时间久了,这些小角纷纷掉落下来,像天女散花。他找来《英语百日通》,一头扎进书里,孜孜不倦地自学。即使这样,他每晚回到家还不肯休息,在昏暗的油灯下,继续借助字典学习古文。

王云五主编的《四角号码字典》王云五主编的《四角号码字典》

  经过不断的学习钻研,宣稼生的业务操作已十分熟练,并且将外文原版书的经营,也发展成为店内一个重要经营项目。就这样,在别人眼中,一个不谙世事的小毛孩,突然间长大,成了一家旧书店的“顶梁柱”。12岁做旧书店的经理,这在我国旧书行业里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宣稼生传奇人生的开始。

二:“洋瓶店”里淘旧书
  经营书店,货源是首要条件,要让顾客在店里能淘到各种各样的旧书。旧书从何处来?一是书店有了一定声誉,出售者会送上门来,这叫“守株待兔”;二是店主上门收购,这是“主动出击”。而更主要的进货渠道,是到旧书店集中的区域,挨家挨户地连续收购。这活计,宣稼生一做就是一辈子。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旧书店、旧书市场多如牛毛。哪条路、哪个弄,有哪家旧书店,宣稼生心里清清楚楚。无论寒冬酷暑,每天清晨五点,他都雷打不动,骑上父亲留下的一辆破自行车,准时出门去武定路、虬江路、吴兴路一带,辗转在各个旧书摊中。
  宣稼生的生意经,被上海人说起来就是“门槛精”。一旦他看到能赚钱的旧书刊,就与摊主讨价还价,以最低的价格购入。为了不“搁仓”,再加价转让给“合记书店”“秀州书店”“富晋书店”等旧书店的“大同行”。因为这些大店一般不屑去小摊上收书。这样一来,他就轻松赚得了差价。
  除了跑旧书市场,宣稼生还有一个进货渠道,就是去“洋瓶店”。“洋瓶店”叫着好听,其实就是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废品回收站。趁店里生意不忙时,宣稼生就挎着包,到这些回收站里“翻麻袋”。那里的旧书、报纸、杂志全是论斤出售,价格极其便宜。这样的收购,既累又脏,但为了自家旧书店的经营,他乐此不疲!

胡适《尝试集》旧版本胡适《尝试集》旧版本

三:急找唐弢抢救珍本
  尽管宣稼生没日没夜地辛苦淘书,可是旧书店仍旧是惨淡经营,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所幸,1949年5月上海获得了新生,让宣稼生经营旧书店有了比较好的环境。
  1953年初冬,宣稼生获悉在杨树浦路上,有一家小型造纸厂要处理一批报废的旧书。他想,如果有好版本的书因此被化成纸浆,岂不可惜啊!于是,宣稼生不顾天冷路远,一早赶去了那家厂。到了厂门口,他递了一支烟给门卫师傅,闲聊了几句,算是套个近乎,便顺利进入厂区。在厂房后堆积如山的旧书杂志旁,他抓紧时间翻找可用之物。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大半天时间,宣稼生终于收拢了一些不错的文艺书刊,其中还有新文学作品的毛边本。他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好东西!幸好来得及时,能“抢救”下这些珍本。
  可是,当宣稼生捆扎好这些宝贝,准备与厂方人员谈收购价格时,对方却拉下脸说“不能卖出去”。一听这话,他急了,直喊:“这些书你们不要动,我会找领导来决定。”说着便掉转自行车车头,直奔市里的文化局去了。
  到了文化局,门卫问他来干什么,宣稼生大声回答道:“我找唐弢。”门卫看他衣服脏兮兮,就像是拣破烂的,想打发他走。宣稼生赶紧说:“你快找,误了事你负责不了!”门卫没辙,只能通报进去。唐弢是文化局副局长,爱好并研究新文学版本,常常到旧书市场闲逛,也曾光顾过宣稼生的旧书店。宣稼生与唐弢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彼此却留有很好的印象。

唐弢唐弢

  果然,唐弢从楼内出来,一见宣稼生就微笑着打招呼。宣稼生赶紧直奔主题,一五一十说了上午收书的情况,并请唐弢出面帮忙解决。唐弢仔细听后,安慰他说:“别急,你先去厂里,我来帮你解决。”接着,拿起电话协调,还让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给宣稼生开具了一张购书介绍信。
  拿着盖有文化局红色大印的介绍信,如同有了“尚方宝剑”。宣稼生迅速骑车回到厂里。此后,果然一路绿灯,顺利办妥了出厂手续。看着车后座放着的几十斤重的旧书,有鲁迅的毛边本《呐喊》《彷徨》,还有郁达夫、阿英等现代作家的毛边本,宣稼生一路喜滋滋地回到书店,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

四:因收书与陈望道成为朋友
  1956年,旧书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很快成立了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为主体的国营旧书经营单位。由于宣稼生的旧书店经营得不错,被吸收进“上海旧书店”。从此,他有了固定收入,有了稳定的“饭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收购旧书,犹如大海捞针、沙里淘金,吃得千辛万苦,方才觅得奇珍异宝。刚接手自家书店时,宣稼生在新昌路上的一个旧书摊,看到扎成一卷的旧报纸。他翻开一看,不由心跳加速,这卷报纸是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难得一见啊!于是宣稼生赶紧购下。进了公有单位,宣稼生依然做的是老本行。一次,有人要求上门收书,他如约前往。那是一幢小洋楼,他心想这是一户大人家,进到楼内,只见墙角堆放着旧书刊,其中有小开本的《劳动界》杂志等革命文献。这可不是一般人家会有的书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宣稼生与主人聊了起来。原来,这幢小楼是民国要人吴稚晖的旧居,而这些旧书刊当然就是吴的私人藏书了。宣稼生用“黄鱼车”(三轮运货车)足足装了三车,才运走所有的书。
  因为收购旧书,宣稼生结识了不少学者朋友。有一次,他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张贴了一张旧书收购广告,之后便有人打电话联系收书。宣稼生应约上门看货,一见面,才知道对方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教授。宣稼生在帮陈望道清理不用的旧书时,自然而然就与陈望道聊起了书,且越聊越投机。宣稼生知道巴金笔名的由来、郁达夫神秘消失在新加坡,能对新文学侃侃而谈,也熟知很多版本知识。这令陈望道对他刮目相看,两人遂交上朋友。不久,陈望道把周谷城教授介绍给了宣稼生,并请周老题写条幅“业精于勤”赠送给他。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通过陈望道的介绍,不少教授纷纷来找宣稼生上门收购旧书。宣稼生一边收购旧书,还一边解人所忧。得知著名画家谢稚柳急需一套《二十四史》,宣稼生到处去寻觅,终于为谢老找到了一整套带书箱的《二十四史》,满足了老画家的愿望。

陈望道陈望道

  为了收到更多有价值的旧书刊,宣稼生走南闯北,新疆云南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交通不发达,宣稼生乘火车到贵州收书,一坐就是五十多个小时的硬座;而住的往往是最廉价的招待所,甚至是浴室大堂的通铺;吃的更简单,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
  辛苦换来的是累累成果。宣稼生和单位收购处的几位同伴,把一箱又一箱有价值的旧书刊,通过火车或汽车运回了上海。他和同事在常州收购的清代孤本《阳湖县志》,在当地曾被找了许多年,都未有收获,是他们填补了这一空白。还有,中共地下党的伪装本《地下暴动》《红星佚史》等红色文献;民国年间研究中国问题的外文原版书,其中有一册原文初版羊皮书《戈登将军传》;翻译家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全集后留下的原版本,上面留有傅雷的批注及签名;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等,都被宣稼生和同事收入囊中。这些书后来大都提供给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使用。宣稼生说,就是给专业部门或专家学者派用场的。

五:收购明版唱词成一绝
  令宣稼生最为难忘的是,收购到价值非凡的明成化年间说唱词话。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封面《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封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宣稼生与同事到嘉定县去收购旧书。因之前已请当地新华书店的同志贴出收购海报,他们便坐在书店里等候。一个姓宣的农民走进来,把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放在了宣稼生的面前。宣稼生小心翼翼地打开看着已经很旧的报纸后,顿时眼睛一亮:这是一套古书,共十二册,由于年代已久,还浸过水,有水渍,有一册粘住了,像块砖一样。但封面上“成化永顺堂刊”六个字,就足以让他大气不敢喘一口。
  经询问,宣稼生得知早年村里种庄稼,村民挖到坟墩头(旧墓),里面有镜箱、梳子等物,还有就是这套古书。县博物馆收去了一些物品,唯独这书不要,退给了村民。此人有点爱物之心,觉得丢掉可惜,回家后就把书用报纸包好放在竹篮里,并悬挂在房梁上。于是,眼前这套明版说唱词话,被留到了今朝。
  宣稼生当机立断,决定收下此书。在单位派人作了鉴定,确认无误后,他们把书带回了市内总店。后经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等专家“会诊”,得到高度评价。赵景深说:“这是曾任明朝西安同知宣昶夫妇的随葬品。这套唱词发现,将说唱词话的历史推前了200余年,对我国研究版画史、文字学都极有价值。”赵景深还因此写了专题论文。中国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将这套书誉为“第二个马王堆的发现”。
  这套明版说唱词话系海内孤本,被无偿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后来还出版了影印本,其对文化的贡献和传承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也是巧事,墓葬主人姓宣,挖到古籍的农民姓宣,发现并收购这一珍宝的人也姓宣,“三宣合一”,也是一种缘。
  旧书收购,需具备丰富的版本知识,是旧书行业最具含金量的工作。有一时期,宣稼生被调到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工作,负责人是顾廷龙。顾老十分赞赏宣稼生能一辈子坚持旧书收购,并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又教了他不少版本鉴定的知识。
  宣稼生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后来评高级职称时,他样样过硬,就缺一张大学文凭。对于此,宣稼生只是淡淡一笑,他说:“我一生做的是收购旧书,人也弄得蓬头垢面,像个拣垃圾的,同事戏噱我是‘邋遢相公’。”退休后,他把几十年积累的收购旧书经验写成了教材,供各地同业者及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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