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海啸话嫘祖

百年海啸话嫘祖

──嫘祖发掘者的故事

《绵阳日报》记者  王德奎

               大海提个醒

2004年底印度洋一场大海啸，吞食了３０多万人的生命，灾难涉及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其旅游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创，后果极为惨痛。

巨浪唤起学术界对嫘祖文明与海啸遗迹研究的重新关注。在2005年初的一次建立国际海啸预警机制的研讨会期间，一位日本学者与我国专家闲聊时，突然问道：“２０世纪初，贵国何拔儒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创了把上古人类文明与海啸联系起来研究的先河，你知道吗？”我国专家摇了摇头。

原来日本也是世界上最常遭受海啸袭击的国家，１８９６年日本三鹿发生的大海啸，就让２．６万人失去了生命。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６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一次他随同弘文师范学院师生到三鹿实地考察，在一座山头，何拔儒指着大海，正讲解他的上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与海啸关系的地理动力学研究时，海啸又发生了，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学贯中西识王表

何拔儒在出国期间，尽最大的努力，很快学会了日语、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为的是破译家乡的“盘古王表”。而机会好在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末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大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但鉴于中国当时的封闭，很多西方人就云集临近中国的日本搜寻情报。其中有一位捷克姑娘，人很大方热情，长得像俄罗斯女子，人们叫她“赫罗兹尼娃”。她哥哥赫罗兹尼２０世纪初，先后破译成功了赫梯楔形文字和亚述泥版文书，蜚声世界，还埋头苦钻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破译出１２５个文字符号。他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与古印度印章文字有共同之处。他鼓励妹妹到日本留学。当赫罗兹尼娃知道何拔儒见过“盘古王表”时，不惜愿以身相许。

还有一位叫施里曼娅的女子，她长得端庄美丽，心地善良，学识渊博。她是发现特洛伊宝藏的施里曼与希腊少女索菲娅生的女儿。１８７３年他父母在土耳其考古，发现《荷马史诗》所说的普里阿摩斯宫殿，找到了精美绝伦的普里阿摩斯金冠、寒光四射的青铜武器等大批宝藏。施里曼娅对何拔儒说：“父亲在特洛伊的发掘，证明了《荷马史诗》并非纯粹是诗人的浪漫幻想，而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

何拔儒真被施里曼娅和赫罗兹尼娃迷住了。出国时，何拔儒带了他临摹家乡“盘古王表”石龟碑的碑帖，他多次想把它拿出来，让她们看看，但他一想到家里的妻儿和老母，还是忍住了。他虚心向赫罗兹尼娃和施里曼娅等外国友人请教。在大海的涛声中，他慢慢破解了“盘古王表”的秘密。

              

氐羌人是蜀人之一

何拔儒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中，有两位对他影响很大的朋友。一个是后来领导四川保路运动的张澜先生，一个是教过毛泽东的长沙第四师范学校校长陈润霖。何拔儒那时常和他们讨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问题。但张澜说：“观点愈现代愈接近科学，而科学要寄希望于民主，但民主是反封建的；这清庭不会答应，所以要革命！”

何拔儒很有兴趣地问：“革命起来，会不会破坏那些上古文明的遗存？”张澜笑了笑回答说：“革命也有婴儿期，做错事是难免的，这叫‘在劫者难逃’嘛！”张澜虽然比何拔儒小10岁，但当时，由孙中山、黄兴发起，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为基础的中国同盟会正在日本东京筹建，何拔儒还不知陈润霖和张澜介入反清斗争。当时湘、鄂、川、粤等省的民主派，正在酝酿反对清庭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斗争，何拔儒被张澜召唤回川内联络同志。

蒙公甫是何拔儒在家乡的好友，他们同中秀才，同补禀生。何拔儒回国时，蒙公甫已是成都府学教授，通过他的人脉，何拔儒先在潼川中学任教习，１９０８年任成都川北中学校长，１９０９年调任四川师范大学学监。何拔儒向他的川内朋友们交流在日本的收获时，蒙公甫却认为：“蜀人来源于氐羌人”。他以蒙家为例，“蒙”古读“岷”，即盐亭县蒙氏也来源于岷山，而岷山是氐羌人古居的地方。何拔儒则说：“中华文明是多源一体，但也存在各个时期的顶尖优势。”他举例：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的大围坪和山寨地质地貌，说明５０００年前四川曾发生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而中华民族的开国先王盘古等，就是在同这个盆塞海的搏斗中，开创了更多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早形成于盘古开天地，氐羌人仅是蜀人的来源之一；而且在“盘古王表”中，约公元前５７７０至４０７０年，蜀山氏就有６代掌握这个优势，而做过中华上古时期的首领。

为此何拔儒和很多朋友常争得面红耳赤。但在张澜等人的调停下，大家相约：多在各处办存古学校，多搞类似培养人才的基金会，让他们的后人去争论解决。由此决策，在盐亭，王济钦、杜润之、范蜀林、吴家义、任望南、赵鸿儒等一批革新人士聚集在他们周围，而在基金会的资助下，蒙文通、袁诗尧、蒙思明、何希唐、范仲纯、袁焕章、岳鹏程、谢趣生、王剑清等一批后生，被送进存古学堂或到国外留学。

毛泽东像大海

１９１１年四川保路运动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镇压，张澜、罗纶、蒲殿俊、蒙公甫等多人被囚于成都府监狱，全国震惊。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陈润霖给何拔儒写信，询问学友张澜和他的情况，并有心邀请他们到湖南教书。据传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７年期间，正好何拔儒的学生和同乡任望南到广东省先后出任振武将军行署秘书及省财政厅委员，何拔儒曾随同任望南去过几次长沙。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时尚的新文化运动，在长沙比四川开展得好，何拔儒想留在湖南增长才干，这也是他进长沙第一师范教书的原因。此时何拔儒在研究家乡嫘祖文明时，已把科学、民主和中华上古文明联系起来，说它们是两只“不死鸟”，引人注目。

陈润霖校长识才，他首先把毛泽东招进长沙第四师范。何拔儒也通过陈润霖认识了毛泽东。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的敢作敢为也让何拔儒喜欢上了他。一次，学生组织中的学友会选举，３４名学生中毛泽东获票最多，其中就有何拔儒在学生中帮助做了很多工作。但毛泽东也有让何拔儒不喜欢的时候。例如上数学常缺课，成绩也不理想。何拔儒劝导他说：“大家都爱讲民主和科学，但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啊！”毛回答说：“老师说得对，但我们善于破坏这一个旧世界，就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破就是立嘛！”忽地，何拔儒脑际闪过三鹿海啸的情景。后来何拔儒曾对陈润霖说：“毛泽东像大海。”

何拔儒开始考虑如何争时间、抢速度，来保护他认为的四川上古盆塞海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遗存问题。但到他１９５５年去世前，盐亭数十座古山寨遗存已被拆得荡然无存，数千册古籍资料已被烧毁。据传当时毛主席曾派人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年事已高的他非常感谢。他给毛主席写的感谢信中还说：“主席，两手要硬啊！”可见他还记得在长沙的事情。

智染古文明热土

１９１７年，毛泽东和陈润霖在长沙组织驱赶军阀省长张敬尧运动的时候，何拔儒给予支持后离开了长沙。此时，他还从耳闻目睹的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辛亥起义到俄国十月革命等扑面而来的风暴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可喜的是，在革命同志和民主派人士的努力下，四川各县的存古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来。他再次受张澜召唤，１９１８年到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但他从日本回来后，心中就有一张宏伟蓝图，他要把家乡盐亭的古文明遗址保护同工业革新、教育革新结合起来。但缺少资金谈何容易，他出了一个高招，把家乡一些价值连城的上古碑石，抵押给上海、天津、北京等东部的大户人家的朋友，以为筹集“存古基金”垫底。

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４９年，盐亭县办各类存古学校一百多所，办新式缫丝厂近２００家，送留学归乡的学子有十多人，不能不说包含了何拔儒的智慧。例如在他家乡榉溪河龙潭村办的“龙潭中学”，还是盐亭县第一次办起高中班。到解放时，该校有初中毕业生近８００人，高中毕业生近２００人。１９３７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女革命家、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剑清女士，就是从龙潭中学走出的。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大跃进的“浮夸风”、“高产风”，使得王剑清的家乡盐亭县利和乡和永兴、古来、安家乡等农村，发生大量的饥饿、肿病和死人现象，她得知情况后，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并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使肿病问题及时得到纠正，一时在盐亭传为佳话。

１９９８年，海峡两岸嫘祖研究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又给予了大力支持。她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８３岁的胥光义，亲临大会指导。就是在这一次大会上，曾一度不理解何拔儒的中华上古早期文明起源于四川盆塞海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公开表态，对盐亭发现的上古山寨城邦文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百年嫘祖在盐亭的争论尘埃落定。

天下第一楼的书声

盐亭嫘祖研究能够薪火相继，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还得力于盐亭县榉溪河畔盘古故里的“天下第一楼”的兴建。从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５年期间，四川各地的存古学校成为省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就以盐亭榉溪龙潭地区为例，中共盐亭地下组织在这里最早最快建立，数十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１９３５年在盐亭县高灯镇嫘祖文明故土上，一次就有３００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其中，有很多是何拔儒教过的学生。

在经历各种风暴中，何拔儒深知，存古学校办在古庙，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的国民教育课本，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因此他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１９２５年，天垣场初具雏形，他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人称“天下第一楼”。原因是，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面对盘垭山麓的盘古庙。而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如楼下有柱子，好拴猪、拴牛，就曾是人们作牲畜交易的地方。如此开放的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

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一些学术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笔者就出生在天垣戏楼后的芳草沟，读中学时的假期里，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多次听到过生产队里的一位叫“何礼光”的贫农，在劳动后的休息时间或评工分时间里，给人们“吹牛”谈一些天垣戏楼上教书先生的故事。这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１９５０年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了，何拔儒的孙子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带着家乡从盘古到嫘祖文明是否存真的疑问，笔者在武汉完成大学学业，又在重庆工作十多年，１９８１年调回盐亭工作，正赶上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走上成熟期，社会容忍从新的有利于事业的角度探讨问题。１９８８年３月１日，笔者在盐亭县文化馆主办的铅印小报《云溪》上发表《盐亭八大远古文化传说》，公开提出“嫘祖为盐亭姑娘”；接着，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３日又在《四川日报》上发表《嫘祖是盐亭人吗？》的文章，引起时任绵阳市市长王金城同志的重视，盐亭县人大和政协的领导也积极组织考察，从此拉开了嫘祖文化研究的新序幕。

（载于《绵阳晚报》2005年3月20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