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西方记者称他们最理解中国并对中国好，大家怎么看？
[环球时报-环球网综合报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五发长微博，讲一位西方记者对他说驻华记者是最理解中国、也对中国最好外国人群体的故事，这与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南辕北辙。胡锡进进而剖析了中西巨大价值差异给双方交往带来的困境，提出了“怎么办”的紧迫问题。
以下是胡锡进微博全文：
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灿特（Bernhard Zand，奥地利人）上周来采访我，问我一堆问题。我是做好了准备他写出的文章“黑”我一把的。前不久英国经济学人记者采访我，文章出来把我“黑”得够呛。
但是采访结束时，这位叫灿特的记者对我说，他很热爱中国，中国这里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他已经在中国工作很多年。他特别强调说，外国驻华记者群体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中国、也对中国最好的外国人群体”，他说得我心里直打鼓。他的中文助理帮着说，灿特先生的确很热爱中国，他是明镜周刊的资深记者，想去哪里工作编辑部随他挑，但中国是他唯一想待的地方。
外国驻华记者群体最理解中国，还对我们最好？是这么回事吗！这与我们的实际感受差着十万八千里吧！他们什么时候说过中国的好话？他们笔下的中国到处都是受尽迫害的异见人士，而且怀抱着一颗准备颠覆世界的野心，这就叫理解我们，对我们好？说句实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有这么多误解、偏见，这些驻华记者“功不可没”。
这是我对灿特“喜欢中国”表白的笼统心理反应，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听到这种话时，和我的感受会是一样的。
在之后几天里，我又反复琢磨灿特的话，回忆他说话时很诚恳的表情，我又在想，会不会他和很多西方记者的确认为他们在“客观报道中国”，但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南辕北辙，造成了他们与我们之间铁幕般的隔阂呢？
在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一对夫妻，你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挺好的，但他们就是过不来，不仅吵得翻江倒海，甚至两个都挺有文化的人还动手，女的把男的脖子上抓得都是血道子，男的把女的打得鼻青脸肿。中国和西方是否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呢？
西方的价值体系与中国的实在差距太大了，随着中国崛起，双方各有各非常动情的抱怨，不仅我方的能讲三天两夜，西方的好像也足够讲上三夜两天。
老胡不想在这里论中西谁对谁错了，我天天写社评，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发展权利申辩。我今天想探讨的是，面对中西的价值困境和利益僵局，我们该怎么办？
光是愤慨，与西方怒怼，看来不解决问题。恐怕我们要接受中西就是充满各种摩擦甚至对立的现实，尽最大努力将这当中的破坏性因素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化，以中华民族的气度和智慧走出压力的重围。
中国体制与西方确实差异很大。我们有自己明显的优势，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有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社会组织的效率高，加上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勤奋和上进，改革开放令中国一发而不可收。西方体制是建立在各种对立和对抗基础上的，它们的媒体是这种对立的鼓动机和催化剂。全球化让中国和西方迎面相交了，西方政客及媒体的进攻性在他们那里或许是平常的，但对我们来说却非常尖锐，让我们难以适应。他们可能觉得不挖苦、不刁难采访对象不过瘾，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敌意。
仔细想一想，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成员进入国际社会时必然遭遇的情形，它们是外界从自身利益角度监督、制约中国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很多西方国家对这种摩擦不太在乎，因为它们内部就那样，对外部摩擦更容易适应。中国内部更强调团结，与西方打交道就会感觉十分艰难。
中国要继续扩大开放，恐怕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完成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将我们很不接受的事情平常化。外界对我们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我们不妨也当成有些极端化的“舆论监督”，如果有道理，我们可以采纳。如果没理，还态度蛮横，我们或者不搭理他们，或者怼回去，但没必要动气。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习惯性地瞎嘟囔，说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真是抬举他们了。
我觉得中国没必要主动扩大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那样的话，扩大改革开放很难。我们搞清楚中西不同传统和体制之间的关系，能够在认识上驾驭彼此的分歧和冲突，就可能一下子轻松很多，变得更从容，收放自如。这样一来，西方与我们打交道也会觉得轻松容易些，双方继续吵吵闹闹，互有进退，但这一切所意味的严重性就会缓解很多。
西方驻华记者是西方世界最理解中国、也是对中国最好的群体，老胡的确在尝试理解这句话，同时尝试换个视角看待中西关系。这不会影响老胡坚决捍卫中国利益的立场，但在扩大改革开放的重要时刻，老胡呼吁更多的人与老胡一起这样做，我觉得这也许会有益于我们优化与西方打交道的心态和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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