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娱乐明星蹿红须有德行支撑德不配名意味着危机四伏

一眼 · 发表于: 2018-1-30 22:08:00

原文标题：重磅！胡锡进“潜入”美国，与多位美女接头，大搞渗透活动！

　　老胡今天发微博了。
　　目测要火。
　　因为画风是这样的

　　老胡，原来你是个戏精！

我很牛 · 发表于: 2017-12-10 16:48:00

原文标题：北京市，你会如何回应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北京市在听舆论的意见，并无意与舆论“顶着来”。
　　已经好几年了，老胡很少用胡锡进这个真名写文章了。我有微博，胡锡进名义出去的基本都是微博帖子，很短。老胡写的长文章基本都是《环球时报》社评和以笔名“单仁平”发表的评论。然而星期五，老胡以胡锡进的名义，写了一篇长文章，它的标题是《北京的天际线之争，为何如此牵动人心》。
　　啥情况？其实，这篇文章也是作为社评来写的，但是到了星期五晚上，《环球时报》编辑部根据得到的一些信息分析认为，北京市对围绕天际线的网上舆论很恼火，对主流媒体参与“炒作”尤其不接受。老胡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胆大的”，但是面对这种研判结果的压力，老胡也禁不住很担心。最后老胡决定放弃以社评名义刊出此文，而以胡锡进的个人文章形式放到互联网上。我个人担待些，但可以减轻《环球时报》的压力（老胡的觉悟不低吧）。
　　文章上网后，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和《环球时报》针对北京市一些基层单位简单粗暴驱赶不安全房屋的租户，以及应对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不力等，多次撰文提出批评。它们有些是以《环球时报》社评或“单仁平”名义发表的，也有些是老胡的个人微博帖子。它们的密集程度在主流媒体中相当突出，周围朋友们不断有人提醒我“小心点”。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在我的朋友圈中留言道：“你快了”。尽管说实话，我没有因这些文章和网上发言接到过一次来自官方的警告，但这些劝告还是让我很不安。
　　星期六，我带《环球时报》同事去北京市一个政府机构，就另一件事进行沟通，我对对方有可能对我写的“天际线”一文表达不满做好了思想准备。
　　万没想到的是，该机构的领导一开口就说：我看了你写的“天际线”那篇文章，我们都觉得你写得挺好的，指出的问题很客观，分析得也有道理。我愣了，怀疑我听错了。我问对方到底指的是哪一篇文章，对方当场打开手机，调出我写的“天际线”一文，并且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读了其中一段呼吁政府以后做各项决定时与公众加强沟通的一段话，并表达他和同事们的赞许。这位机构负责人的态度令我非常惊讶。
　　离开该机构，我又给北京市另一位干部打电话，了解情况。我的强烈印象是，北京市对舆论场批评的态度并非像我之前认为的那样是抵触的，对于拆违建房屋“过急”，中间出现了一些简单粗暴的表现，以及对整理“天际线”这么大的行动没有做好征求公众意见的环节，这些都需要改进等等，北京市内部形成了共识。北京市原来在听舆论的意见，并无意与舆论“顶着来”，这样的信息令我非常感慨。一是我对北京市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二是，我对北京市没想与舆论对立，但却给很多人留下了“他们在与舆论对抗”的印象而深感遗憾。
　　星期六晚上，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如今一些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真的是出了问题，最近的事都摊在北京市身上了，其实全国各地有着相同的问题和隐患。很多地方采取重大行动之前与公众沟通不足，这显然不对，应当改进。当他们下决心改进时，这个过程同样又没有得到公众的了解和理解，导致了误解的层层叠加。
　　客观说，当前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转化，相关表现密集，常常触动舆论。国家发展很快，突出难题的场景和情境不停转换，各地政府和民众都面临着学习适应新形势的挑战。
　　一个很大的困境是很多地方政府公信力不强，在互联网上，这个问题有时甚至达到危机的程度。从舆论场的角度看，现在各级政府几乎没有犯任何错误的空间，一旦出了问题，舆论场上的意见会很汹涌，经验稍有欠缺的官员就会被吓住，导致回应失调，越来越被动。
　　我觉得沟通的困境必须下力气打破。为此官方首先要做出调整，切实扩大公众对涉及民生等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要防止人民群众名义上有权而实际上无权。政府与民众沟通不能理解为“放下身段”，而是依法行政的程序正义。在政府工作出现纰漏时，要允许批评的存在，要听得进批评。要让十九大报告中“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个原则贯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
　　对于公众来说，一方面严格要求政府，一方面也要对各级政府驾驭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开展新治理的难处有所体谅。
　　现在有不少人把生活中各种不如意都转化成到网上发泄的情绪，出任何事，就会成为这些情绪的集中爆发点，从而使一件具体事承载了严重放大的舆论压力。这种排浪式的激烈舆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性质是什么？官方和民众似乎都还没太明白。为了维护稳定，官方采取了控制负面情绪网上流动的措施，删帖就是主要表现之一。而这种舆论管控又会有负面效果，有时会引来官方“刻意隐瞒真相”的怀疑。
　　任凭互联网成为社会各种不满情绪尽情发泄的“超级广场”，让每一件具体事都成为所有激烈情绪的汇集点，恐怕官方现在没有这个胆子。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不可控的。但是“删帖”太多，负面效果也在出来，而且帖子可以删掉，但舆论场上的情绪是绝对删不掉的。
　　我想，中国社会面临一个不轻松的治理磨合期。我倒是觉得，北京市现在首当其冲，这说不定是好事。因为中国治理历史上的很多大事和波折都发生在北京市，这个城市见得多，经验也多，对化解难题精神层面的回旋余地更大。我觉得，北京市是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就打破上述困境趟一条路出来，为全国形成某种示范的地方。
　　我还认为，这种治理层面的困境不应被看作这个国家难以迈过去的大坎，它是中国前进的阶段性烦恼。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也不像我们过去有过的经历那样“圆满”，它们可能一直看上去“没解决”，但它们如果不妨碍社会进步，可能就隐含了解决的涵义。总之，新时代会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事情，全中国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和公众）都应大度些，一起面对问题，也一起领略这个时代的风光。
　　当然，我知道这篇文章远没有把事情说透。老胡一直想在复杂中国中做一个穿针引线的沟通者，我觉得或许在很多事情面前，中国还不能都死扣“应该”怎么样，有些时候要看看“能够”怎么样。我承认，很多人不同意我，有他们自洽的道理。

嗨哟嗨哟 · 发表于: 2017-12-9 14:08:00

原文标题：北京天际线之争中，北京人争的是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市的城市治理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北京市为清除火灾等安全隐患拆除违建房屋，为了恢复“美丽天际线”而规范建筑物上的广告标识，这些行动意外受到广泛争议，一时间形成突出的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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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北京开展治理的领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从城市发展的长期逻辑线来审视，北京新的治理行动在方向上无疑是进取的，体现的是这座城市管理者有所作为的强烈意愿。从最广义的角度说，城市治理水平的升级会在一些时间点上有阵痛代价，只要结果被时间证明是好的，一些当时受到反对的改造就可能最终被公众接纳，成为城市现状和传统的新基点。
　　然而，当下舆论的不安和很多意见又不容忽视。这种流动的民意并非转瞬即逝的泡沫，而是存在于这座城市建筑及市井之间的精神文化北京的一个个生动表情。这些皱眉或者叹息折射了北京社会真实的内心世界。其实每一个地域和城市都不仅是由房子和街道堆砌的，人和人心更加本质。城市工作的核心是与人心的互动。
　　北京是中国首都，中华文明的纵向历史和现代文化的横向延展在这里实现了重心的汇合。北京既很中心，又非常多元。中心与多元的融合勾勒了北京社会风貌的基础性轮廓。普通话和京腔俚语奇妙地混杂在一起是北京作为政治首都和世俗文化重镇双重性的一种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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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全国交通中心，也是各种流动性的中心。北京的知识分子最集中，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最先锋和全方位，对传统的守护也最执着。北京社会在高度注重政治规矩的同时，其他领域的意见多元往往也很显著，这里对中国社会各地各阶层利益的代表最为积极。
　　多元是北京社会的内在属性，也是这个城市公众在每一个时代与时俱进的精神文化起点。治理北京需要与它的多元性在宏观上相协调，在微观上细致磨合。
　　在为保护天际线而治理广告牌的问题上，很多北京人其实关注的不是摘广告牌本身，而是他们不喜欢“一刀切”，不喜欢“排浪式”“运动化”的社会治理行动。他们也不愿意什么都人为地整齐划一，希望城市多有一些自然生长的空间，哪怕这在市井层面意味着一点“乱”的现象。
　　抱怨因某个标识拆除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这大概是编段子的牢骚话。其实很多人就是不高兴市里做决定前没和公众商量，或者商量得不够，担心政府以后什么都管，使城市的多元发展空间被压缩。另外，大家对政府下一步又会推出什么统一治理行动心里没底，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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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沟通，听取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意见，围绕城市发展的思路形成更多共识，这恐怕是化解纠纷的根本途径。
　　北京毕竟是全体市民的北京，也是中国全社会的首都，北京的发展规划需要在一个“完美的北京”和一个“公众希望的北京”之间达成平衡。北京既是不断变化的物理存在，也是人们情感交织的心路历程。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后者应受到更多重视和尊重，人们很不希望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
　　这或许就是协商民主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有作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民间的意见和情感又丰富、复杂，形成共识是有成本的，但是这种成本会让城市的根基更加牢固，让城市的天际线在美丽的同时又增添一份温情。
　　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国的首善之区，我相信北京有着更多的精神资源化解当下的一些争议，为全国处理类似问题作出有益的示范。中国面临新一波的建设和发展，在各项规划中多吸收民间意见，使规划不仅是政府的，也是民众的，并且让这些过程合情合理合法，确保程序正义，这些都是人们期待的。这方面的每一次完善都是在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新铺一块砖。

你不在 · 发表于: 2017-11-17 19:08:01

原文标题：胡锡进接受俄媒专访：印度都来中国放电影，中国人对俄了解却仅限于普京和政军

　　[环球网综合报道]日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开始用俄语做视频节目，并将节目发布在《环球时报》在Facebook、Youtube和俄罗斯社交网站VK的俄语频道Global Times Russia上，其中谈到“反俄和反华精英”，称这些人的目标是损害中美和俄美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部就此对胡锡进进行了独家专访。
　　以下是专访全文：

　　问：我和同事们一起观看了您的节目，我们都很喜欢。您在视频中提到，您已经学习了7年俄语。能否跟我们谈谈，您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学习俄语的？您对俄罗斯的哪方面最熟悉？
　　胡锡进：我大学本科阶段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后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我没有常驻过俄罗斯，只是经常去出差。在俄罗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我当时大概在俄罗斯待了近一个月时间。我对俄罗斯印象最深的还是俄罗斯的文学。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时代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托尔斯泰、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俄语原文小说我几乎都读过。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学习都很用功，大部分普通人所熟知的俄罗斯小说我们都非常认真地读过。

　　问：您第一次（俄语）节目决定谈特朗普访华。您在节目中提到了一些反俄和反华精英。您能否谈谈，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人或是组织，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胡锡进：这些人主要是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和舆论精英。一般美国的经济精英对外比较开放。但是美国智库学者的观点都非常保守。包括美国的部分媒体人，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强。当然，美国的很多政客在对俄罗斯和对华的问题上往往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持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观点，他们不希望俄罗斯和美国缓和关系，也不希望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发展得太好。

　　问：您也谈到了中俄合作的问题。您表示，中俄合作的成果是两国外交积极努力的重要成就之一。在您看来，这其中有哪些具体成果是最重要的？
　　胡锡进：中俄两国关系现在非常好。两国领导人高层的交流非常稳定，政治互信程度较高，两国元首及高层会晤都已形成机制化的安排。尤其是中俄领导人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中俄对很多国际问题的看法都有相似之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都为中俄关系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两国的经贸往来这两年上升也很快。此外，两个国家还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在朝核问题、萨德问题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俄也能够相互配合与合作。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层面的关系非常稳固。我本人近些年每年都要去一次俄罗斯，因为各种对话会邀请我。同样，中国的很多对话活动也会邀请俄罗斯人来中国。
　　当然，这其中也有不足之处──我认为，两国民间的了解与接触的规模还是太小，相互的了解不够。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有这么多外国电影和电视剧，但是很少有俄罗斯的。中国人都会唱《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是这些都是苏联的歌曲，现在俄罗斯流行歌曲，中国人几乎都不会唱。俄罗斯现在有什么演员，中国人也不知道，可能俄罗斯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中国人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时尚文化非常了解，就连印度现在都经常来中国放电影。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了解仅限于普京、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为此，俄罗斯应该和中国加强民间的交流，让民众多一些接触面。

　　问：您如何评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及未来我社与《环球时报》的合作，最后，我们想请您对我们的观众说一些寄语。
　　胡锡进：希望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环球时报》为两个国家促进民间交往做出贡献。希望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中国人感兴趣的信息，在中国的舆论场上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声音。最后，希望中国的观众关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们的声音能够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北方的这个伟大的邻国。
　　胡锡进在视频中说：
　　我曾经学过7年俄文，读过很多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小说。
　　我的报纸专门谈论国际事务。我本人亲自执笔环球时报每天的社论，还经常做中文和英文的时事评论视频节目。
　　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有几百万粉丝，换句话说，我在中国互联网上挺有名的。大家看，我挺会吹嘘自己的，这可不是俄文老师当年教我的。
　　从今天开始，以后我每周都会至少做一期俄文时政评论的视频，希望俄罗斯和独联体讲俄语的网友们能喜欢我。
　　今天是第一期，我谈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开始访问中国，这是中美关系今年的高潮。一些美国媒体批评、骚扰特朗普的中国行，要求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展示强硬。这就像特朗普要改善美俄关系时，美国主流媒体打击他一样。美国的反俄精英们构陷了特朗普团队的“通俄门”，实现了阻止美俄关系改善的目的。反华精英也想毁掉中美关系。我认为，是中美庞大贸易额对冲了那些人的阴谋，挫败了他们的企图。
　　我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各自外交最重要的基石。中俄战略合作有长期的确定性，对两国各自的安全感和自信心有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只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度稳定，任何对中国或对俄罗斯的所谓“包围”都将是徒劳的。中俄关系铁，还会增加两国各自在其他外交方向的主动性，中俄合作的成果已经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外交资产之一。中俄的相互支持在任何时候都弥足珍贵。无论中美关系好还是不好的时候，无论中国外交顺利还是麻烦多的时候，这都是北京的真实感受。我相信，莫斯科的感受也会是一样的，谢谢大家。

我很牛 · 发表于: 2017-7-22 10:08:00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1日在其视频脱口秀《胡侃》节目中，透露中印边界对峙多项内情。他表示，据他所知，国家这次迫使印度军队无条件撤出洞朗地区的决心非常大，印度军队根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双方对峙阵容大不相同，“中国这边都是健壮的解放军小伙子，而印度那边什么人都有，身体素质差多了，每天都有十来个人生病”。
　　胡锡进在节目中透露，作为一名“神通广大的记者”，近期去中印对峙的洞朗地区采访申请被拒绝。胡锡进认为，这或许是因为该地区已做临战管理，非战斗人员任何人不得进入。
　　胡锡进表示，中国这次迫使印度军队无条件撤出洞朗地区的决心非常大，“可以说，撼山易，但撼解放军保卫中国领土的决心难”。他在节目中说，解放军正在向中印边界调集兵力和大量作战物资，解放军在西藏的军演也在进行，这些都已对印度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压力。
　　在胡锡进看来，印度的表态已经在微妙变化──提出了“双撤军”，以试探中国。不过，胡锡进认为，虽然“中印互相瞪眼的时候，印度已经第一个眨眼了。但中国要求的是印度无条件撤军，北京不会和新德里谈条件”。
　　至于中印军力对比，胡锡进在节目中明确表示，无论是山地作战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还是军力投送能力和军种配合能力，印度军队根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现在对峙的洞朗，那个地方海拔4500米。中印军队的阵容大不一样。中国这边都是健壮的解放军小伙子，印度那边什么人都有，身体素质差多了，每天都有十来个人生病。
　　印度军队连对峙都很吃力，别说跟中国真的开战。”
　　胡锡进表示，中国仍会争取印度主动撤军。但他同时表示，中国的争取不是“求印度”，而是用占理这条道义和不断构建起来的强大军事部署，迫使印度撤军。“这种战略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印度不撤军，我相信中国会有进一步的军事选项。比如我们可以在中印实控线上多点突破，占据目前印度控制的一些地区。解放军的机动性极强，可以突然出现在我们想出现的任何地方。到时候印度根本受不了。”
　　“所以我前几天就说，印度输定了。”胡锡进最后在节目中说。

泡泡老忍者 · 发表于: 2016-7-5 00:28:02

源自：解放日报

　　1995年11月，胡锡进在萨拉热窝采访。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胡锡进在伊科边境采访美军士兵。

原文标题：直面胡锡进：“鹰”和“鸽”都有，这才是中国

　　导语：近日，胡锡进接受上海观察专访，为大家讲述了《环球时报》的创办和发展经历，也揭秘了“单仁平”的由来，还谈到香港铜锣湾书店、广东乌坎的评论背后的故事，胡锡进说“有的敏感新闻我觉得还是要报，有必要让中国社会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这个原则我跟很多领导都这么说。当然，一定要让那些对我们不利的信息软着陆，我们的评论一定要坚持立场，就是坚决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这也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有的时候得摸黑写评论，因为问不到任何信息，但在问不到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东西。我们的编辑记者有很多社会关系，他们能问都会去问。如果谁都不说，我就知道了，这是特别敏感的事情。
　　和胡锡进约了一个多月，他一直忙。直到采访前一天，还临时调整了时间。
　　环球时报社的小楼在人民日报大院里面，楼很旧，没有电梯。下面两层是发行和广告部门，三楼是编辑部，楼梯口的墙上有个灯箱，上面两行红底黄字：“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虽然押韵，但全是大白话，与灯箱色调配在一起，颇合外界对这张报纸气质的观感。
　　那天约好早上8点半，胡锡进前一个晚上夜班做到12点半，他略晚了10分钟到。作为颇具争议的媒体人，今年是胡锡进到环球时报社工作的第20个年头。他从 1996年进报社当副总编，到2005年当总编，为这张报纸打上了极强的“胡氏烙印”。而《环球时报》也从一张每周8个版的小报，到现在中文版、英文版和环球网多管齐下，用胡锡进的话来说，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市场类媒体。
　　胡锡进没要求提前看采访提纲，但有问必答，而且都是正面回答。两个多小时聊下来，只有两个小问题他作了回答后说，这个算了，不要提了。从与吴建民的根本分歧，“单仁平”怎样出炉，受处分之后的心情，到“鹰派”立场是否出于市场需要，会不会在这里做到退休等，都一一作了回应。
　　我更关心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给自己贴了几个标签，梳理一下可以这样表述：在政治立场上算中左，在中国媒体界是体制弹性的探测者，在人文情怀上是人道主义者。
　　在我看来，他是勤奋的，他说只要人在北京，每晚必到报社上夜班，即便周末住在郊区也会赶回来；他也是聪明的，他知道怎么吸引注意力，知道怎么卖报纸，也知道怎么长久地卖报纸；他当然还是好斗的，曾用十年时间通读原版俄罗斯文学，但他更喜欢用“斗争”、“博弈”这样的字眼，会说“如果我们不发声，中国会吃亏”。
　　胡锡进有句名言，说中国是复杂的。而他本人，其实也远比多数人想象得复杂。很多人膜拜他，也有很多人抨击他。但不管你对他印象如何，还是应该进一步了解他。毕竟，在中国的媒体中，这样广受关注的人物屈指可数。
　　胡锡进简历：1960年生，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89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1993年至 1996年任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20多次深入战火中的波黑采访。1996年至2005年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2005年起任环球时报总编辑。
　　我认为中国需要几只鹰，中国不能没有鹰，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跟西方全方位地博弈。
　　高渊：我们先说件最近的事。吴建民先生前几天在武汉遇车祸过世了，你当时在俄罗斯出差，发微博对他表示悼念。你们根本性的分歧在哪里？
　　胡锡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好好发展，和世界形成良好的关系，避免战争。他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我也反对，这些都是一致的。
　　我们的分歧点在于，他是个外交官，他希望媒体跟外交进行全面的配合，和他们的基调保持一致。我认为媒体应当是多元而丰富的，这样更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有对西方批评的声音，要敢于和他们斗争。而且这是很多中国人的真实想法，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其实更有利于中国外交。
　　就像美国，他们对中国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你说谁代表美国，到底是白宫还是国会，或者是《纽约时报》？都说不清楚。中国过去太单一了，只有外交部发声音。我希望多元化，这是我跟吴建民的不同之处，我们的冲突来自于这些地方。他觉得我不懂，多次批评我，觉得我总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达强硬态度，他认为这么强硬是不应该的。
　　高渊：他是否认为你在煽动某种情绪？
　　胡锡进：他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我们的报纸是多元的，吴建民的很多文章都登在《环球时报》上，他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作者。就在我跟他争吵完之后，没几天我们又登他的文章，在他出事之前我们编辑还跟他约稿，本来他是要星期一交稿的，没想到就出事了。
　　高渊：有人说，吴建民代表“鸽派”，你代表“鹰派”，你觉得你是鹰吗？
　　胡锡进：我应当说是观察者。但我认为中国需要几只鹰，中国不能没有鹰，既要有鹰，也要有鸽，都得有才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跟西方全方位地博弈。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
　　为什么《环球时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说明中国社会接受我们，我们也发挥了作用。前几年希拉里访华的当天，我们发文章猛烈抨击她。英国首相卡梅伦来访，我们也是在他来的当天抨击他，因为他之前见了达赖，来了不代表这事过去了。
　　高渊：发表这种态度强硬的抨击文章，都是你定的吗？有没有上面的授意？
　　胡锡进：都是我们自己定的，这怎么可能跟上面去沟通。中国的机制就是需要你自己去摸索，这种文章发出来，上面一看可能吓一跳，后来看完之后也接受了。这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宽容度。过去一说中美、中日关系，都不能说负面的东西，如今的环境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开创的，可以自由地批评外国。
　　现在，我们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我们都可以客观分析这次访问的难度，我们对发表多元声音作出了贡献。我记得1997年克林顿访华，我们头版登了幅漫画，克林顿穿着盔甲，上面插满了箭。后来我们报道朝鲜水灾，透露他们严重缺粮，过去怎么能说这些东西？还有在北京奥运会前，我们能够告诉中国人，我们的圣火被人踩灭了。这就是靠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现在可以说，在《环球时报》上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真实的国际环境。当然，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偏差，但总的来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我经历了波黑战争全过程，当时那里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如果换成现在，我早就出大名了。
　　高渊：接下来我们聊聊你的经历。你进人民日报之后，过了多久被派去驻外？
　　胡锡进：我是1989年从北外研究生毕业，进了人民日报国际部。先在国际部资料组搞资料，做了将近两年，然后又上了两年夜班，1993年春天被派到南斯拉夫当驻外记者。
　　高渊：你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俄语，南斯拉夫说的是塞尔维亚语，这两种语言接近吗？
　　胡锡进：应该说有点关系，但其实听不懂，像北京话和广东话；写出来也看不大懂，这点像中文和日文。我走之前，找了一个北外学塞尔维亚语的学生给我上了两小时课，好像花了16块钱。
　　高渊：然后就出发了？
　　胡锡进：对。临走带了本“塞汉字典”，还带了本WPS的书，因为我没用过笔记本电脑。到了贝尔格莱德先学塞尔维亚语，学电脑，然后是学开车，样样都从头学。在那儿前三个月非常辛苦，一下子掉了十几斤肉。
　　到了那年夏天，能够大致听明白当地人说什么了，也能看报纸了，WPS我硬是看书学会的，这样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高渊：当时南斯拉夫局势已经很动荡了？
　　胡锡进：内战已经开始了。波黑是1992年打起来的，我到了之后经常往波黑跑，一共跑了20多趟。我从贝尔格莱德开车过去，大约三四百公里，相当于北京到邯郸，都是山路。
　　高渊：那时候觉得危险吗？
　　胡锡进：当时不觉得，那年我才33岁，毕竟年轻。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挺危险。就像要从路面上横穿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机灵的人天天横穿也没事，运气不好的穿一次可能就被撞死了。
　　高渊：那时候《环球时报》刚刚创刊，还叫《环球文萃》吧？你的稿子主要发在《人民日报》还是《环球文萃》上？
　　胡锡进：当时《环球文萃》还是周报，而且只有8个版，所以我的稿子主要还是发《人民日报》，但《人民日报》版面也很少，国际版只有一两个。那时候能上一条消息已经很高兴了，不像现在编辑追着驻外记者写稿子。
　　那时候波黑战争打得正激烈，经常是全世界的头条，我就在那个世界关注的焦点。记得有一次看到交战的城市着了大火，满地都是炮弹壳，塞尔维亚军人躺在炮弹壳旁边，联合部队刚刚进来。我试图穿过中间地带进入城市，但是被拉回来了。我写过一本书，记录了那段经历，真的是惊心动魄，能够听到子弹飞过来“啾啾”的声音，腿都发软。但最后，这篇特写在《人民日报》也就发了700多字。
　　高渊：要是换成现在，你应该早就出名了吧？
　　胡锡进：现在的话，版面多了很多，再加上微博、微信什么的，还可以发很多照片，我就出大名了。因为我一直待到签订停火协议，差不多经历了波黑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那里只有我一个中国大陆记者，新华社会临时派个记者组，采访几天，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
　　高渊：很多人觉得当驻外记者很风光，你是什么感受？
　　胡锡进：那个时代驻外挺光荣的，因为出国机会少。今天回忆起来，当时一个月收入才170美元，加上波黑战区有点补助，加起来300美元。第一次出国不允许带夫人，我中间回国休假，然后妻子就跟我去了，把女儿送到陕西咸阳亲戚家去。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孩子都能说英语，我女儿却是一口陕西话。她后来上的唯一的补习班，就是英语。
　　我当总编后四年没有出过国，几乎连外地出差都不去，每天弄版面，当时觉得必须突破一些报道上的束缚。
　　高渊：从南斯拉夫回来就去了《环球文萃》？
　　胡锡进：我在南斯拉夫待了3年，1996年回来后在国际部待了几个月，我要求去《环球文萃》，当时这张报纸隶属于国际部。去了就当副总编，当时人少，一共才一二十人。
　　其实早在三年前，就是我去南斯拉夫前的几个月，当时《环球文萃》还没创刊，我帮他们拉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笔赞助。别人也拉过赞助，但真正见钱的我是第一个，那笔是1.5万元。
　　高渊：你拉赞助的时候，报纸还没出来，你怎么跟企业说呢？
　　胡锡进：我当时拿着黄页本打电话，像做酱菜的六必居我都打过，还有生产铅笔的厂家。就跟他们讲，人民日报要办一张子报，希望支持一下，等将来我们报纸出版以后，给你们补做广告。
　　那时候报纸少，真有企业给钱，我一共拉了10.5万元。同时，我也参与编辑工作，创刊号的头版就是我做的，当时做了好几期的头版，然后就去南斯拉夫驻站了。
　　高渊：你负责《环球时报》全面工作是什么时候？
　　胡锡进：2005年，那一年我当的总编辑。
　　高渊：当时报纸发展得怎么样？
　　胡锡进：比我1996年刚去的时候好多了，虽还不是现在这样，但已经一周出三期，版面多了，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影响，大家都已经知道有一份《环球时报》，虽然还没有英文版和环球网，也没有社评。
　　高渊：你主持《环球时报》工作之后，跟之前比主要变化在哪里？
　　胡锡进：应该说，我的前任总编辑很了不起，基本上把《环球时报》的影响力做出来了。到2005年，已经有百万份的发行量。但当时《环球时报》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是互联网起来了，二是都市报也起来了。另外还出现了很多跟我们类似的报纸，连排版都像，所以分散了一些读者。现在那些报纸大多见不到了。
　　当时《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在下降，所以压力特别大，也有点困惑。在我上任之前，前任总编就做出了决定，《环球时报》要变成日报。我上任后要实现这个决定，这是一把赌博，改成日报以后，发行量一下子掉了一大截，落到了70多万份。
　　高渊：你当时想出了什么大招吗？
　　胡锡进：我上任后四年没有出过国，几乎连外地出差都不去，每天弄版面，很辛苦。当时觉得必须突破一些报道上的束缚。我们先是形成了多个记者写稿的业务模式，围绕一个题目，由多名前方记者提供素材，然后编辑来综合，就是为了增加报纸的信息量。现在《环球时报》头版都是多人署名，改变了过去一个记者写的模式，这是一个突破。
　　高渊：这种多记者写稿模式，对制约那些模仿你们的小报有用吗？
　　胡锡进：大多数小报在国外没有记者，就是找个人抄抄编编，但攒出来的稿子还跟我们有点像。而我们的优势是《人民日报》有一大批驻外记者，都可以为我们写稿。所以就让记者把前方信息都弄回来，让人感觉很真实，信息量很大，凸显我们的优势。在国内媒体中，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高渊：但你真正的杀手锏是社评吧？
　　胡锡进：《环球时报》1999年开设了国际论坛版，由阎学通等那批学者为我们撰写大块头稿件，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个时候没有社评，专家写的文章都比较长，劝学者写短一些的文章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磨合得总的来说不错。
　　到了2008年，针对奥运会火炬传递和拉萨“314”事件，《环球时报》发了不少夹叙夹议的文章，直接介入一些敏感事件，那段时间的报纸发行量越来越高。
　　“单仁平”一般是评国内的事，国际事务几乎不用这个笔名，讲的东西比“社评”要敏感一点。
　　高渊：广受关注的社评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胡锡进：写社评是因为英文版创刊。英文报纸都有社评，不然就不像一张报纸。但做英文版的那些编辑不适合写，所以就让做中文版的编辑先写，然后翻译过去。第一篇社评是2009年4月22日见报的。
　　高渊：比你们社评更受争议的是“单仁平”，这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胡锡进：“单仁平”比社评早几年出现，因为最早是包括我在内三个人轮流写，所以根据谐音起了这个笔名。后来三个人散了，就是我写了，但把名字留了下来。
　　但那时候没什么影响，一是写得很少，一周一次都没有，后来一度不怎么写了；二是只写国际，不涉及国内，大家不太关心。
　　高渊：社评和“单仁平”的定位有什么区别吗？
　　胡锡进：“单仁平”一般是评国内的事，国际事务几乎不用这个署名。另外就是特别敏感的事，不太适合用“社评”，社评太正式。还有，比如具体评某个争议人物，这也不太适合署“社评”，太高抬他了。总的来说，“单仁平”讲的东西比“社评”要敏感一点。
　　高渊：听说《环球时报》每篇社评和“单仁平”都是你口述的，是这样吗？
　　胡锡进：以前是由评论组的人写，写完我来改。我这个人比较较真，和我比较难合作，改动会很大，经常最后留不下几个字。所以后来换了一种方式，他们提供材料，我来口述，负责写的那个人做记录。我讲的时候，记录的人可以随时提出不同意见，我经常每说一两句话就问“对不对”，他要是说“对”，我就心里踏实些，他要说“不对”，就谈他自己的想法。
　　高渊：帮你记录整理的人是固定的吗？
　　胡锡进：基本是三个人，他们是轮流的，每天都换。
　　高渊：轮到值班的那个人，这天主要做点什么？
　　胡锡进：以前一天写一篇社评，这个人就先找材料，等我确定选题后，晚上跟我一起写。后来改成一天写两篇社评或“单仁平”，我们的想法是一个讲国内一个讲国外，这样第二篇评论就需要评论组的其他人一起找材料，但跟我一起写的还是当天值班那个人。
　　现在的程序是上午先给我报第一篇的选题，报完选题助手去准备材料了。第二篇选题是下午四五点钟再定下来。我口述是在下午七八点钟开始，再晚就来不及了，一般到晚上11点左右完成两篇评论。
　　高渊：这个值班的人跟你形影不离吗？你如果出国怎么办？
　　胡锡进：我出国时就让写社评的人跟着我走，我走到哪儿，都跟着我。周末就到我家里来，有时候晚上我有应酬，也跟着，在车上口述。我吃完饭出来，上车又接着写，断断续续地写，有时间就写几句。不时会这样，因为事多。
　　但也有个别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比如我跟领导出差去了，那没办法。这时候只能打电话口述，但看不到记录的东西，得凭记忆。
　　我定评论选题主要看国际关注度，如果外界已经很关注了，成了一件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件，我们就会出手。
　　高渊：现在不少人看《环球时报》的评论，他们不一定赞同你的观点，但觉得能了解一些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信息。从你内心来说，是不是也希望以评论形式来提供一些信息，提高报纸的发行量？
　　胡锡进：我不能说我是故意的，但我觉得客观形成了这种状态。一些敏感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是否对这些事情完全不报道？我一直不主张这样，还是要面对敏感的事情。我主张让中国社会信息畅通，要让大家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包括对我们不利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社会的承受力和免疫力，这是一个社会长期稳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像把一个人放在无菌环境中，他一旦走到外面的世界，就容易出问题。现在中国人都出国，互联网靠堵是堵不住的，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非常重要。
　　高渊：当你决定对一个敏感事件发表评论，你会设法了解一些内部信息吗？
　　胡锡进：我们会和很多部门保持联系。比如一个敏感事件发生了，敏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事件敏感，我们要了解内情，就需要有很多信源。这类事情出来以后，编辑就会打电话到有关方面去问。有时候碰到特别敏感的事情，编辑了解不到，就得我来找关键的人问。我经常自己打电话，有时候会打一个晚上。
　　高渊：我们来聊聊具体的稿子。最近像香港铜锣湾书店、广东乌坎的评论，在《环球时报》的评论中，属于什么敏感级别？
　　胡锡进：属于很敏感了。有的时候得摸黑写，因为问不到任何信息，但在问不到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东西。我们的编辑记者有很多社会关系，他们能问都会去问，但他们问不到的时候，也会发现问不到的理由。如果谁都不说，我就知道了，这是特别敏感的事情。
　　铜锣湾书店那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报，有必要让中国社会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这个原则我跟很多领导都这么说。当然，一定要让那些对我们不利的信息软着陆，我们的评论一定要坚持立场，就是坚决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这也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高渊：你每天定选题时，总是尽量挑最敏感的事情来写？
　　胡锡进：我主要看国际关注度，如果外界没怎么关注，我们就判断这是小事，不理它。比如有些事情对中国不利，当事方明摆着想把事情弄大，但外界没怎么报，《纽约时报》、美联社这种大媒体都没说什么，我们干嘛传播这些信息？
　　但如果外界已经很关注了，成了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事件，这时候我们就会出手，就会发评论，拿出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衡量标准就是国际主流媒体有没有报道，因为他们有重大影响力，如果他们说了我们不发声，中国会吃亏的。
　　高渊：你们的评论在国内影响很大，但能影响国际舆论吗？
　　胡锡进：我们统计过，国外媒体转载《环球时报》的稿子，大约一半以上是转我们的社评。我们的信息没有优势，但评论很有影响。我们的社评几乎没有一篇外界不转，尤其是日韩媒体，他们是天天转，韩国媒体更是关心中国所有的事。我们的英文版专门有个《亚洲评论》版，评亚洲国家国内的事，转载率也非常高。
　　高渊：一般而言，国内选题比国际选题更敏感吗？
　　胡锡进：对。国际方面的评论，遇到朝鲜问题会比较敏感。当然，现在比前几年好一点。
　　高渊：评论都是自己定稿吗？需不需要请上级部门看一下？
　　胡锡进：绝大部分不需要，个别时候需要看一下。我写社评以来，这种情况屈指可数，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搞的。
　　对我的看法各种各样，有人说我是“四大恶人”、“十大恶人”，让他们说去吧，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我是罪大恶极还是穷凶极恶？
　　我觉得领导的很多批评都是善意的，不能理解成领导在整你，更不能跟领导搞成猫抓老鼠。
　　高渊：你去年因公出国，多去了一个国家，结果受到了纪律处分，还通报了，网上到处都是。很多人觉得诧异，像你这么冲锋陷阵的人，为这点事也要受处分？当时是什么心情？
　　胡锡进：那次申报的是去德国，我们顺道去了波兰，这个确实没有报批。我觉得这体现了八项规定的严格，领导也跟我谈话了，我坚决接受。给我一个处分也是爱护我，也没有更严重的处理，现在我不是照样还能出国吗？这次处理了我，我又有点知名度，然后互联网上全是，大家都有印象了，这也是大家共同吸取教训的过程。
　　高渊：现在你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吧。一方面可能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另一方面来自网络上对于《环球时报》和你本人的批评，这两方面的压力哪个更大？
　　胡锡进：这是不一样的。工作上的压力是我职责范围内的，宣传部门批评我，那是我履行职责出了问题，我需要反思和调整。
　　对来自网络上的攻击，我不会考虑修正我的立场，我怎么能因为有人批评我就修正立场呢，但我的斗争水平和艺术要提高。有的人就是故意的，拿他们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去改变他们，但他们也没法改变我，那就大家共存嘛。
　　高渊：因为稿子的问题，你写了不少检查吧？
　　胡锡进：那肯定有。我觉得是这样，我是发自内心要维护国家利益，中国的媒体还是要往前走。你看我们领导人各种讲话中，“媒体姓党”是一个方面，同时媒体也不能缺位，不能做缩头乌龟，在关键的时候要发挥引导作用，这是我们当代媒体的任务。
　　媒体姓党是必须的。但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这个原则，天天等上级领导的指示，让写什么写什么，这样主动性等于零。如果媒体都这样，符合国家利益吗？
　　我们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因为我在媒体一线，了解媒体的情况，了解市场的情况，我们有舆论场上的经验。所以要发挥我们的主动性，媒体毕竟不是外交部，不是政府，媒体就是媒体，我要用符合媒体规律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党的执政利益。
　　但怎么做是个考验。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真诚地接受批评，我跟同志们说，我们受到一次批评，就在那儿立一个桩，再受一次批评，再立一个桩，决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把这些桩连起来，就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我们的边界线。
　　高渊：你总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上级部门的批评？
　　胡锡进：我觉得领导的很多批评都是善意的，不能理解为领导在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就没法工作了。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跟领导搞成猫抓老鼠，而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互动。
　　如果我们的评论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就应该反思。比如我们发过一个评论，被别的媒体转载时，题目被改成了“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而原文中都没有“适度腐败”这个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反思，文章中不能有那种被人一下就逮住的话。我们现在聪明多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
　　我可能算中左吧。我们不要因为和对方斗争，对方可能是个自由派，就把自己给逼左了。
　　高渊：现在很多人在网上给你贴标签，有人说你民族主义，有人说你极左，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胡锡进：我觉得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坐标原点被移动了。现在变成了只有批评政府才是实事求是，你要是批评少了就不实事求是。
　　我可能算中左吧。我不评论谁左谁右，我跟同志们说，不要因为我们跟对方斗争，对方可能是一个自由派，就把自己给逼左了。
　　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上的左右派相互逼，右派把左派逼得更左，左派把右派逼得更右。我提醒我们自己注意，尽量实事求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有人说我“墙头草”，我无所谓，其实我的态度很稳定，《环球时报》的价值倾向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最稳定的，我们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大众的根本利益，永远这样。
　　高渊：你的价值观是人生什么阶段形成的？
　　胡锡进：我觉得关键还是我驻外那段时间。我是学俄语的，驻外之前就密切追踪苏联的解体。当年苏联在我们心目中多么高大，多么强大，结果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现在老帮助它。他们周边的那些国家，有的小国好了，比如波罗的海三国，人口很少，现在富有了，比过去好了一些。但像乌克兰，现在人均GDP是中国的一半，多惨。还有很多地方，都很差。
　　后来我亲身经历了波黑战争，南斯拉夫打成那个样子，震撼了我。1993年我刚到贝尔格莱德，那时候已经受到国际制裁了，那还是比北京强多了。到那儿一看，房子装修得那么好，全铺的地板，步行街那么漂亮，社会文明程度也高。但现在没法比了，前南斯拉夫的那些国家，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其他国家的人均GDP都低于中国。我们前进了，他们落后了。
　　我知道了一个国家的脆弱，一旦发生动荡，根本就不是我们个人所能控制的。我希望国家在变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对这种变化过程的把握能力，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高渊：你有过什么特别崇拜的人吗？
　　胡锡进：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崇拜的偶像，影响我一生的是俄罗斯文学。我本科第一年就把课本全学了，后来三年基本上没有跟课，因为我已经远远超过上课的进度了。我从第二年开始就读俄文原版小说，第三年、第四年更是读疯了，每天读五六十页，《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让我如痴如醉。
　　高渊：你从这些作品里读到了什么？
　　胡锡进：《战争与和平》读中文版读不下去，但读俄文版读得我热泪盈眶，掉进他的语言描写中。还有像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他们的作品我几乎是照着“全集”读的。直到现在，我的俄语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还记得不少俄文句子，都是俄罗斯文学碎片的记忆，我还能背下来。这不是普通的碎片，它就像圆明园里留下的那几根柱子一样，至今支撑着我的精神世界。
　　我上中学的时候，中国人在读什么？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么几本书，看戏都是样板戏。大学里面一下子接触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像冰雹一样把当时年轻的我砸懵了，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原来这才叫小说。再回头看中国上世纪早年的小说，感觉有点像是习作，包括一些挺著名的，感觉也是没法比的。俄罗斯文学最伟大的价值就是人道主义，我受到了一次人道主义的彻底洗礼。
　　高渊：从内心来说，你觉得你是人道主义者吗？
　　胡锡进：对我来说，人道主义就像一瓢瓢清水泼到头上，不仅美，而且深刻，真是彻底的洗礼。我的大学在部队院校，管得很严，每天一早5点钟起来，闭着眼睛还做着梦就得跑操。但我掉入了俄罗斯文学的环境中，天天读，跟托尔斯泰，跟屠格涅夫，跟契诃夫对话。大学毕业到延庆的山沟里当兵，到北外读研究生，都一直在读。
　　从18岁到28岁，那是人生最重要的十年，也是价值观形成最关键的十年。我今天写的东西，都会不自觉地用那些俄国作家的句式。我记得《战争与和平》上部最后的情节，大体是娜塔莎接受了皮埃尔的爱情，皮埃尔跑到街上热泪盈眶，他仰望天空感怀生活，看到一道彗星划过天边，那是1812年的彗星啊，意味着战争就要来了。小说的文笔挥洒和价值宣扬都深深打动了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尚且有些贫瘠的中文世界里没有经历过的。我精读的那些小说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高峰，也是人道主义的兴盛时期。
　　我跟同志们说，只要我们真诚地服务社会，社会一定会回报我们，各种利益一定会跟着到来。
　　高渊：你觉得办《环球时报》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胡锡进：中国的媒体很难办，因为互联网、报纸、广播、电视等，这些全是西方传过来的，它们跟西方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量体裁衣的关系，跟西方政治很适应。而到了中国，跟我们这种体制显然是一种非完全对应关系，所以这些东西必须中国化，针对我们的国家社会现实作出某种调整，然后形成新的适应性和发挥新的建设性作用。
　　高渊：中国有这么多媒体从业者，你觉得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胡锡进：我是一个积极的探测者。我们中国媒体不可能办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它们的社会角色不可能是我们的摹本。中国的媒体必须发挥针对中国社会的建设性作用，舆论监督是重要方面，它的指向应当是社会凝聚力，而不是相反。政治体制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决定了舆论传播一些规律性的差异，媒体只有理解、契合这些根本的东西，做中国社会需要的新闻开拓和价值担当，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但这需要探索，其实挺难的，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形成共识，很多意见非常矛盾对立的，这方面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我们都挺欣赏一些西方大报的，他们很自如，在美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角色，性格非常鲜明，该扮演什么角色很清楚。而在中国，媒体的角色扮演不是很清楚，指示和要求都有，但是我们到底怎么落实到实践中，这就很难。
　　高渊：你和《环球时报》一直面对很多批评，你们活下来而且活得还不错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胡锡进：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站稳立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它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回事。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其它东西我们都可以去试。我总是申辩，我和《环球时报》可能会犯错，但我不认为我们会犯根本性的错误，这是我们的立场决定的。
　　社会上有一些负面评价，但同时也给了我们鼓励。我们生存了下来，没有被打死，在市场类的媒体中，应该说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有中文版，有英文版，还有网站。我们的网站多大啊，“环球网”每天都有1000多万名读者上来浏览。
　　高渊：一个媒体个性越鲜明，虽然会招来骂声，也容易形成一个较为固定的读者群。你们的个性就是你们在市场上立足的卖点吧？
　　胡锡进：我觉得我们是真诚地来帮助这个国家，真诚地服务社会，真诚地促进中国崛起，我们与中国崛起共荣辱。西方媒体的批评我们不怕，他们批评中国的时候，捎带把《环球时报》批评了，这证明我们是主流媒体。如果西方媒体特别喜欢我们，说明我们是中国社会捣蛋份子、异见派，这可不行。
　　我跟同志们说，只要我们真诚地为社会服务，社会一定会回报我们，我们的各种利益一定会跟着到来。
　　《环球时报》验证了体制的弹性，这种弹性非常宝贵。我也会退出江湖的，江湖上会有新的身影。
　　高渊：这两三年来，你觉得骂你的人多了，还是挺你的人多了？
　　胡锡进：支持者越来越多，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其实我没变，而是周围环境在变。我还是过去的观点，但舆论场分裂得比过去厉害了。
　　高渊：你删不删你微博下面的负面评论？
　　胡锡进：除了极个别的，我不会去删，一般我也不看，没工夫看。其实我的微博已经不那么活跃了，我做了一个战略性选择，把《环球时报》的微博做起来，让我自己的微博慢慢淡下来，要突出报纸的品牌。光是我个人的影响力也不好，现在《环球时报》的微博影响力比我的大了。
　　高渊：你现在还在做脱口秀节目？
　　胡锡进：我那个音频脱口秀叫“胡言不乱语”，刚做了几十期。其实就是我把社评读出来，又多几十万读者，扩大了影响力。晚上写完社评之后读一下，一会儿就完了，很轻松。
　　高渊：网上有些人把你跟孔庆东、司马南等人相提并论，你认可吗？
　　胡锡进：我不评价，对我的看法各种各样，有人说我是“四大恶人”、“十大恶人”，让他们说去吧，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我是罪大恶极还是穷凶极恶？
　　高渊：你前一阵在你的微博上发了一句话，说“我奄奄一息地活着并且长寿”，很多人猜你又出什么事了，这有什么寓意？
　　胡锡进：那个传的基本上是准的，现在什么事情都能传出去。所以有人又说老胡不行了吧，好多人慰问我，给我发微信问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说开玩笑的。
　　应该说，我们的体制还是宽容的，不然《环球时报》不一定能走到今天。从我们的经历中，也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弹性，以及我们体制的弹性。《环球时报》验证了体制的弹性，这种弹性是非常宝贵的。
　　高渊：你是1960年生人，估计会在《环球时报》做到退休吗？
　　胡锡进：我就在这儿退休了。
　　高渊：如果哪天你离开了，《环球时报》会不会大变样？
　　胡锡进：我不知道，可能会有些改变，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价值观比较鲜明的媒体，个人的烙印会比较多。我离退休还有几年，几年后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新来的人会干得更好。
　　离开了谁，地球都会转。像我们过去的老总做得很棒，把《环球时报》从零带到了100多万发行量的大报，没有他打下的基础，就没有今天。后来我接了他，《环球时报》没垮嘛，又起了一个高潮。将来接我的人，《环球时报》又会有新的高潮。
　　我也会退出江湖的，江湖上会有新的身影。

源自：上海观察

魂系巴颜喀拉 · 发表于: 2005-9-27 16:56:18

　　1989年，进入《人民日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
　　1993年至1996年，任《人民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
　　1994年，报道江泽民主席访俄。
　　1996年至2005年，任《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副总编辑。
　　1998年，随团报道李鹏总理出访欧洲三国。
　　1999年，入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著有《波黑战地采访手记》一书。
　　2003年，前往海湾前线，报道伊拉克战争。
　　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
　　2009年4月《环球时报》创办英文版，胡锡进兼任英文版总编辑。曾在美国、日本等国采访，并曾进入台湾采访。采写过大量独家新闻，并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重大新闻采访活动。

魂系巴颜喀拉 · 发表于: 2005-9-27 16:23:41

　　1978年10月～1982年0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本科。
　　1982年07月～1986年0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87153部队教员。
　　1986年09月～1989年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硕士。
　　1989年11月～1993年03月，人民日报国际部助理编辑、编辑。
　　1993年至1996年，任《人民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其间深入战火中的波黑，后写作《波黑战地采访手记》一书。
　　1996年06月～1997年10月人民日报社国际部编辑、主任编辑。
　　1997年10月～2005年09月，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
　　2005年09月～2010年06月，任《环球时报》总编辑。
　　2009年4月，《环球时报》创办英文版，胡锡进兼任英文版总编辑。
　　2010年06月～，任《环球时报》总编辑，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所获荣誉
　　1999年，获得“中国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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