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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明志 发表于: 2015-7-15 16:07:00|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2015年] 湖北农民回忆万里:他的一席话激起我心中求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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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楚天都市报
  本文于2008年10月21日发表
  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
  本报记者王正旺 通讯员:魏明星 采访整理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而在农村改革中有两件最著名的标志性事件,一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订立生死契约搞分田到户,另一个是超卖万斤粮求购自行车的湖北应城农民杨小运。
  16日,全省改革开放三十年巡礼采访团首站抵达孝感,话筒、闪光灯、摄像机再次对准了杨小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句话,天翻地覆!我既是改革的参与者,更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以这样的开场白讲述他的人生轨迹。

买了收音机和手表独缺一辆自行车
  1976年,我19岁,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没日没夜地做,可连续3年,农业生产还是上不去,每年春节后家家户户缺粮,有时等不到麦子黄,割回去连麸皮一起吃光。
  生产上不去,我认为问题出在搞集体活,大家出工不出力。到1979年底,我就想把田分到户,可当时又没有政策。
  很快,我的这个想法被杨河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知道了,他找到我说,田不能分到户,但同意我根据生产队的情况作适当修改。
  1979年10月秋播时,我放弃了分田到户的打算,把田分到三个小组。1980年夏收时,我们生产队一下就完成了全年的粮食任务,群众当年有了饭吃。那年我家分了2000多斤谷。当时,晚粳每100斤可以卖18块多。有了收入,我买了一台收音机。
  我的信心更足了。这年10月秋播时,我找自家伯爷杨德学和人称秀才的杨春发一起商量分田到户,并告诉他们,经请示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他同意我私下搞,试一下,不要公开。他们二人一听,也同意了。随后,我们着手拟定了方案,田地按劳力分。
  这年底,我又添置了一块上海手表,花100元在县城买的。那个时代的“三大件”,我齐了两件,独缺一辆自行车。
  1981年8月,我们生产队24户人家用夏粮(小麦)和早稻完成了全年8万斤的订购任务,剩下的口粮也足够吃到过年。另外,还有110多亩中稻,近140亩晚稻待收。县委办公室的褚望绥科长和丁济平来调查后,非常高兴。我说我家还可以向国家超卖1万多斤粮食。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只想县里能供应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指标给我。我以为县里的领导难道还买不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后来我才晓得,实际上他们也买不到。其实当时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没有完全当真。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回县城不久,《孝感报》报道了我卖粮求购自行车的事,一下子成了孝感和全国的热点新闻。
  9月20日,我卖了10380斤稻谷。27日,公社通知我去开会,奖售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价钱是169元。那天,采访我的记者要我骑上自行车兜一圈,可是我一骑就歪倒,引来大伙阵阵笑声。
  这年11月,我参加了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表彰大会,1983年3月当选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6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万里委员长一席话激起我心中求学梦
  1983年6月,我在北京开人代会时,参加了一个农民代表座谈会,万里委员长问我多大年纪,我回答说:26岁,初中毕业。万里说:做好一个农民,还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我有些紧张地说:我底子薄,担心跟不上。
  1984年10月,我开始任大堰村党支部书记。那几年,全国鼓励致富,提倡“万元户”,我种了30亩地,一年下来,满打满算也只能挣五六千元。几年的摸爬滚打,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我决定去读大学,出来闯一闯。
  1987年,全国人大代表届满前,我找同是湖北代表的华中农业大学的陈华奎校长。他建议我到武汉大学去读成人教育大专班。
  随后,我找到副省长梁淑芬,梁副省长当时主管教育,她有些为难。一是我不够资格参加考试;二是即使我够资格考试也很难考上。于是,她向省教委的孙德华主任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着信直接去找他。
  我当时认为这条路不一定走得通,就直接去找武大经济学家李崇怀教授,他对我说:“我回去直接找刘道玉校长,向他介绍一下你的情况,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这年5月,省人代会召开,我再次找到李教授,他告诉我,刘校长答应予以考虑,并希望和我当面谈一下。
  当晚,我和李教授找到刘校长家里。刘校长说,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学校已向国家教委打报告,申请破格录取,还说这是武汉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例。
  至此,我读书的事终于有了着落。

珞珈山下求学两载 招聘转干进城安家
  1987年9月,我顺利地踏入武汉大学,就读于经管学院经管专业,住在枫园四舍107室。学校对我特别照顾,当时是四个人或六个人住一间寝室,唯独我一个人住一间寝室。
  那一年我30岁,女儿刚3岁,儿子还不到一岁。班上50多名同学,我的年纪属中等偏上。读书期间,我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年只在寒暑假和国庆节回家。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学习上非常吃力,但我没有气馁,天天扎在书堆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7月,我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证。回应城后,我被招聘为国家干部,先后在巡检管理区、杨河镇等地工作,2002年12月起至今任应城市农办副主任、工会主席。也是这一年,我花12万多元在应城买了一套166平方米的房子,一家4口住进了城里。
  回想我成长进步的历程,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对此,我感到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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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蜀教师 发表于: 2015-7-15 19:07:00|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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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原委员长万里逝世

源自:央视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万里同志在北京逝世。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小姑凉可爱 发表于: 2015-7-16 04:07:00|显示全部楼层

万里90岁高龄仍迷打网球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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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与家人合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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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接受肖伟俐采访时与其合影。肖伟俐供图
  不一样的人眼中,有着不一样形象的万里。在儿子心中,他是一名严格的父亲,曾经不能理解,但最终一生受其影响;在记者眼中,他又是一位健康、活跃的老者,90多岁高龄仍在打网球……

儿子眼中的他
万伯翱:父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

  万里长子万伯翱昨晚告诉新京报记者,万里去世前7天,因肺炎连续多日高烧不退,7月14日,万里失去意识,家人都陪在病床前。“父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
  “父亲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不插手任何中央的决定。”万伯翱说,“父亲曾对我说:‘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万里说到做到,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仪式,万里没有出席;同年12月,首都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有出席。
  万伯翱说,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但父亲晚年的生活仍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父亲能活到99岁高寿,秘诀就在这一‘动’一‘静’。”万伯翱说,“动”是指打网球,“静”是指打桥牌,“小平同志健在时,父亲经常到小平同志家里或者人民大会堂桥牌活动室打桥牌,他和小平同志是桥牌老搭档。”
  而“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
  万伯翱说,父亲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自己的功劳,也没有给家人留下财产,“没有房产、没有存折,没有金银玉器,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但他留给子孙的是宝贵的精神财产,”万伯翱说,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把18岁的自己派到农村去锻炼,“农村生活很苦,当时不能理解父亲的决定,去得勉强,现在回过头来想,父亲对我严格要求,使我在农村得到真正的锻炼,我一生都受用。”
  万伯翱说,父亲对农民很有感情,1977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到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很穷,没有裤子穿,很难吃上一顿饱饭,于是顶着压力支持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大包干”,开启中国农业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有很多反对意见,父亲跟母亲说,大不了不要乌纱帽了,也要让农民吃饱饭。”万伯翱告诉记者,后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安徽农业改革顺利完成。
⊙记者:萧辉

地方官员眼中的他
厉有为:万里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

  时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厉有为回忆,当年对于深圳是否授予立法权的争议很大,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并且推动了深圳取得立法权。
  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权之事,提到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到京后,我先拜访了万里委员长,并再次汇报授权深圳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我们的准备工作。万里听了很高兴。我预感这一次授予立法权可能成功。
  为了争取得到广东省的支持,我找到了来出席会议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立。他说:“我是支持你们有立法权的,但上级有关方面持不同意见。我带来了一份发言稿。”
  拿到这份稿,我仔细阅读,发现不同意见有五六条之多。我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曹志同志。曹志同志又向万里委员长汇报。万里随即作出三项决定:一是请专家研究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合法性。二是由曹志协助做工作,说明这是党中央的决策。第三,大会安排厉有为同志发言。
  曹志秘书长认真落实了万里委员长的指示,并有了结果。经法律专家研究,授权立法是合法的。曹志找了杨立谈话,传达万里的意见。杨立马上请示省委书记谢非(因当时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正在日本访问),谢非答复:按万里委员长的意见办。
  在会议决定让我发言后,我连夜赶写发言稿,列出了五六条授权立法的理由和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发言的时间大约10分钟,发言完毕得到热烈的掌声。
  1992年7月1日下午3时7分30秒,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关于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出席117人,赞成107票,反对零票,弃权9票,未按表决器1人。
  授权立法的议案通过后,万里同志说,深圳立法权来之不易,希望深圳珍惜、用好立法权。全国人大主管立法工作的领导这样解释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初衷:因为我们国家太大,需要在立法方面的“试验田”,深圳船小好调头,国家想做一时又不好做的,可以在深圳特区先行先试,成功了可以在全国推广,不妥了及时改正就是了。
  据《深圳特区报》

记者眼中的他
肖伟俐:万里90高龄仍迷打网球

  2008年奥运会来临前夕,国内第一部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体育锻炼的作品──《万里的体育健身之道》面世。
  昨日,该书的作者,现任新华社总经理室总经济师、高级记者肖伟俐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介绍该书写作期间,与万里接触的故事。
  肖伟俐回忆,2007年6月24日,他为了书籍写作来到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当天,91岁的万里在工作人员和四儿子万季飞的陪同下打球。他身穿一件灰白色的网球T恤,浅色的运动长裤,脚着白色球鞋和袜子。
  “万里喜欢双打,虽然移动速度有些慢,但是对球的判断,以及击打依旧非常有力度。”肖伟俐说,当天,他时有网前拦截,时有中场的抽杀,来来回回,看不出已是耄耋之人。
  肖伟俐说,上世纪50年代初,36岁的万里调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那时,每逢周日或节假日,万里就同贺龙、陈毅等同志一起,到天坛公园、三座门俱乐部和养蜂夹道打网球,切磋球技。在过去的70多年中,万里从未停止过体育锻炼,90多岁高龄时,他仍活跃在运动场上。
  每周打四次网球、三次桥牌。这一动一静的两项运动,使万里保持了良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也使他成为我国唯一一个获得奥林匹克金质勋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肖伟俐介绍,万里不仅管体育,而且一生酷爱体育。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万里还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迷上了打网球。万里打网球的球友包括李瑞环、胡启立等。解放后,他又和邓小平学会了打桥牌,他的牌友包括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聂卫平等。
  上世纪80年代,万里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分管体育工作。这期间,他大力提倡全民健身运动;鼓励体育健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支持体育场馆和设施建设;支持举办亚运会、奥运会等。
  肖伟俐认为,万里为中国体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一直关心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据他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在国际上屡获桂冠,万里还曾在家中宴请女排姑娘们。
  他透露,在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选手郑洁和晏紫获得铜牌。万里还曾和两位姑娘在先农坛网球馆打了一场双打。
⊙记者:李丹丹
原文标题:他们眼中的万里)
 小姑凉可爱 发表于: 2016-12-3 11:48:06|显示全部楼层

正国级元老万里去世一年多后与夫人合葬八宝山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正国级元老万里去世一年多后,与夫人合葬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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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国级元老万里去世一年多后,与夫人合葬八宝山
  12月1日上午,逝世一年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与夫人边涛合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万里长子万伯翱告诉“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12月1日是万老诞辰100年的日子,所以选择在这一天将两位老人合葬在一起。
  万里夫人边涛,于2003年10月19日在家因病逝世。
  2015年7月15日,万里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9岁。7月22日,万里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在万里遗体前三鞠躬,并与万里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江泽民在外地送了花圈,对万里逝世表示哀悼。

“万老也是含笑九泉了”
  万伯翱告诉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12月1日是万老诞辰100年的日子,所以选在这一天合葬两位老人。从去年去世至今,万老的骨灰一直放在八宝山第一室骨灰堂,而边老自去世后,骨灰就一直存放在家里,这次将两人合葬在了八宝山烈士公墓。”
  “万老的右边是他生前邻居陈云的陵墓,紧紧挨着,左后边是瞿秋白的陵墓,再往右边是中国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的陵墓,还有陆定一和李先念等人的陵墓也都在这边,所以万老也是含笑九泉了。”万伯翱说。
  12月1日上午,万里两个儿子手捧万里和夫人边涛遗像,走在前列,后面是近500名的普通群众队伍,自发送别两位老人。
  在万里和边涛的合墓旁,立有两人的雕像,上书万里、边涛两人的名字。
  万里夫妇的雕像前,摆满了群众自发献上的花圈和鲜花。

边涛逝世时万里恸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据公开资料显示,万里和边涛相识于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万里到山东东平田大店完全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10月,东平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东平县工委在万里家成立,他担任书记。
  次年8月,东平县陷落,万里先后调任泰西特委、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尔后又担任了运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就在这时,万里结识了边涛,并产生了爱情。
  边涛当时不满20岁,是一个出身贫苦家庭的知识分子。万里和边涛的志同道合,被传为佳话。1940年8月18日,两人在抗日游击战争最残酷的“反扫荡”中结为连理。婚后先后生下万伯翱、万仲翔、万季飞等五个子女。
  在边涛逝世两年后,万里儿媳、万季飞妻子王晓民曾在媒体撰写一万七千余字的长文《我的婆婆边涛是个品德高尚的人》,追忆边涛。
  王晓民在文中披露,年轻时的边涛格外出众,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知识,有文化,有胆识,处事干练,乐观又能包容,且善解人意,性格开朗,也就成为万里最爱。
  “在我们身边熟悉婆婆的人都亲切地叫她边大姐,以前工作过的同事称呼她边主任(离休前在北京邮政局担任领导职务),公公则一直亲昵地叫她‘亲爱的’。”王晓民说。
  边涛从未因万里地位和权力而炫耀或因特殊的关系要求组织照顾。边涛在抗日战争时担任过县妇联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不久担任中央建工部科长,1983年退休时,任北京邮政局副局长。1977年6月万里调安徽任省委书记不久,“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婆婆就提出退休,她激流勇退,主动从前台走到幕后,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万里调中央工作以后,边涛为自己彻底地办理了退休手续,专心照顾家庭,“她从不抛头露面,不参与任何外事,出访,宴请等活动。”
  2003年,边涛逝世时,87岁的万里曾趴在边涛遗体上放声恸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王晓民回忆,在他们晚年生活中,每天老两口都手拉手一动不动地坐一起。当边涛不在后,白发苍苍的万里经常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默默发呆。
  如今,相识于1936年、一起走过67年风雨路的两位老人,终于又可以在一起长眠于八宝山。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并不是所有官员,逝世后都可以与妻子合葬于八宝山公墓。
  据媒体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划分为三个墓区,甚至墓盖、石碑、月台的尺寸,也针对不同级别的逝者有不同的规定。
  根据《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墓穴大小一般都有严格规范,而安葬对革命有特殊功绩的,墓穴大小则另行规定。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郑书 实习生:何强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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