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网

 找回密码
 免费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开启左侧
查看: 4061|回复: 14
 时进 发表于: 2005-10-1 21:39:58|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作家] 超越民族国家:林语堂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复制链接]
  林语堂(1895.10.10~1976.3.26),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 相关链接
『 巴蜀网 』提醒,在使用本论坛之前您必须仔细阅读并同意下列条款:
  1. 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并遵守您在会员注册时已同意的《『 巴蜀网 』管理办法》;
  2. 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
  3. 本帖子由 时进 发表,享有版权和著作权(转帖除外),如需转载或引用本帖子中的图片和文字等内容时,必须事前征得 时进 的书面同意;
  4. 本帖子由 时进 发表,仅代表用户本人所为和观点,与『 巴蜀网 』的立场无关,时进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5. 本帖子由 时进 发表,帖子内容(可能)转载自其它媒体,但并不代表『 巴蜀网 』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6. 本帖子由 时进 发表,如违规、或侵犯到任何版权问题,请立即举报,本论坛将及时删除并致歉。
  7. 『 巴蜀网 』管理员和版主有权不事先通知发帖者而删除其所发的帖子。
 倦人儿 发表于: 2019-4-19 20:38:00|显示全部楼层
▲温馨提示:图片的宽度最好1800 像素,目前最佳显示是 900 像素,请勿小于 900 像素▲

超越民族国家:林语堂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超越民族国家:林语堂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作者: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 编辑:李妍;校对:翟永军

  近年来,林语堂的作品在内地长销不衰。但与《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等林语堂作品有多个版本同时在市面上销售的热闹景象不同,林语堂研究在学界一直不是热点。他的双语写作似乎给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设置了语言上的障碍,而他一生辗转多地的生活也给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造成了困难。
  近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前大部分林语堂传记不同,《林语堂传》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主要是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的通信──向我们展示了林语堂享誉世界的多本英文著作的诞生经过;另外作者宣称此书着重于对林语堂思想的考察,他更在全书的开篇章节里提出,我们应将林语堂视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上的一位标杆性人物,与鲁迅和胡适三足鼎立。

yPYZ-hvvuiyn2553590.jpg
《林语堂传》,作者:钱锁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4月13日,在由北京大学文研院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传》研读会”上,与会专家分享了各自对林语堂的看法。

林语堂在文化层面拓展了中国人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
  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毛亮看来,林语堂是一个具有极强文化感受力的人。这一感受力让他在中西方文化间找到了一个接驳点,从而以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消化了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让这套实际上是异质的价值体系,可以为中国人所理解。
  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初兴,随之涌现的是一大批非常重要的文化人物,像Richard Steele,Joseph Addison和Samuel Johnson。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奠定了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毛亮在林语堂和这批英国文化人之间发现了相似性。比照阅读林语堂和这批英国作家,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中国传统士大夫生活中找寻文化资源,用来消化对中国人来说陌生的观念的。
  比如林语堂为人所熟知的“幽默”这一概念,毛亮认为,如果我们仔细加以辨析,就能看到林语堂所谓的幽默,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个“幽默”的概念,而是英国人所讲的mirthful and convivial way。在英国传统里面,这是一种能够让大家和谐相处的、促进人们友善交往的漂亮的说话方式,而中产阶级生活需要这样一种避免激烈争论的态度和技巧。
  又如“性灵”这一林语堂从明代文人那里拿来的概念,可以和西方的wit相对照。再如“闲适”,闲适是中国人所熟知和喜爱的,林语堂用它来对应leisure这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典型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很像Tatler或者Rambler,而《人间世》像Spectator。”毛亮说。此外,林语堂的文章内容也多有和英国18世纪作家相合之处。比如林语堂曾经细致记述过他怎样买牙刷,怎样躺在床上、坐在椅上,这让毛亮想到Richard Steele的文章也是如此这般无所不谈,小到如何穿衣服、如何挑选衬衫、有人欠钱不还可以怎么办,大到如何对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表态,Richard Steele都写。“文章讲的事情有小有大,但其实质是在构建一整套中产阶级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

F2O0-hvvuiyn2553634.jpg
林语堂创办的杂志《论语》。
  毛亮指出,这套价值观念或者说英美传统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特别是在林语堂用中文写作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的中国充斥着左翼的和右翼的革命话语,在这两套话语的中间地带,林语堂用自己的努力将对中国来说陌生的英美传统──其实质是现代的、新兴的、中产的、市民阶层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化入到中国的文化话语里来。而在这一过程中,林语堂拓展了汉语的表达能力,用明代文人性灵、闲适的话语,包容了一个异质的传统,使其能够在中国的传统里扎根,让人看上去好像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毛亮说。

作为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林语堂与儒家中国和文化中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从作为世界主义者的林语堂所可能给予我们的教益这一角度展开论述。在牛可看来,“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是中国一直在追问的,尤其是去年以来,在外部环境的逼迫之下,有更多的中国人重新对这一问题进行思索。而文化生活──特别是跨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逼迫我们在新的情景之下来考量我们是谁。
  牛可认为,“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考虑。从内部来说,是思考我们由谁构成;从外部来说,则是通过和被我们认为是他者的人进行对比,来界定和认知自我。林语堂在“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世界主义者的立场和态度,所谓世界主义者,在牛可看来,就是化用他者来充实自己,而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正是当下中国需要的。
  当下中国文化“封闭性太强”,“用David Hollinger的话来说就是母文化天然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性过大”,不容易认可、吸纳、包容别人,而倾向于把别人说得不如自己,甚至关于他者的知识也是用来伸张自己的主体性。但是牛可同时认为,和很多美国的欧洲移民比起来,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在美华人,对其母国的情感和认同是更为强烈的。他引述某学者的观点说,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而中国人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一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不能成为别的国家的人了。对此,钱锁桥表示,作为世界主义者的林语堂同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并不矛盾;而对于母国的情感,不仅中国人有,美国的德国移民、日本移民,都有对他们祖国的情感。
  对此,牛可认为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是有着天然的、内在的矛盾的,比如早期科学史上的很多人物,在移民美国之后,都要面对民族主义和科学无国界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形成的冲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文楠不赞同文化本质主义的说法,即认为中国人一定就怎样。她觉得牛可受观察者偏见的影响,即牛可本人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接触的群体也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这一批人的家国之思会更加强烈。刘文楠提示我们设想一下19世纪被拐卖到美国的华工的子孙后代,他们对于中国是否还会有强烈的情感和认同呢?“如果说林语堂的经验给予了我们什么教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抛去‘中国人就一定怎样怎样’的观念。”
  刘文楠以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相关论点切入对林语堂的讨论。在列文森看来,儒家中国在现代崩解了,结束了。中国原来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现在这个完整的世界不复存在了。为了中国能够作为民族国家存在于世界之林,作为文化的儒家传统、中国传统必须成为历史。只有当儒家中国成为历史的时候,现代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把它抢救出来──作为独特的中国文化抢救出来,而与此同时,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

K2qa-hvvuiyn2553656.jpg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作者:(美)列文森,译者:郑大华、任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在刘文楠看来,林语堂在英语世界里呈现出的中国,很可能并非传统的中国──传统中国在林语堂看来应该终结,林语堂的努力在于构建一个文化中国,它是现代的,重生的,是可以在世界文化中被用作资源的。但林语堂想要的这样一个文化中国,又受到现实中处于困境的政治中国所拖累──先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继而又面临国共的对峙。林语堂晚年在台湾,思考的仍是中国文化如何重生,重生可以落在何处的问题,他的这些思考有何得失,是否行得通?刘文楠表示希望听到作为林语堂研究专家的钱锁桥的看法。
  钱锁桥似乎并未完全理解刘文楠表述中的“文化中国”的意涵和列文森命题。“我不赞同列文森的断裂说,文化不需要断裂,文化为什么要断裂?”他反问。在钱锁桥看来,林语堂正是列文森命题的一个反例,林语堂证明了中国文化可以重生,“关键是看在哪个方面重生”。他说。
  然而,如果林语堂做的,是选择中国原有的文化资源中的特定方面加以重构,来作为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钱锁桥《林语堂传》的副标题正是“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那么他做的不正是打造一个“文化中国”吗?而这不也就证明了列文森关于“儒家中国”必须成为历史的论断吗?

《林语堂传》的出版是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界限和研究方法的契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认为,《林语堂传》一书给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跳出了民族国家的视角,而从跨文化的视角对林语堂进行再认识。
  据张丽华介绍,在内地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主流论述中,林语堂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被低估了,而这和长期以来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采取的民族国家视角有关。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的主流论述会着重强调鲁迅、胡适和周作人等作家,往前追溯则有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等,林语堂在这个脉络里面,最多被放在第二层级。而从跨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林语堂,会发现他在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文学活动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一个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都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双语作家──同时还是批评家和发明家。
  张丽华说,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对于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上以英文写作的系列文章关注较少,但正像《林语堂传》所展示的,如果对林语堂的英文散文和中文小品文创作合而观之,可以看出林语堂在其间有个一以贯之的写作态度和风格:把读者当成亲密的朋友,用老朋友聊天的口吻写作。这让张丽华想起钱锺书和周作人关于小品文的争论,争论中钱锺书主张小品文应采取“不衫不履的家常体”,反映了钱锺书受到的英美传统的影响。而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林语堂对散文的贡献、他对小品文的提倡,通常都处在周作人的阴影之下,即将林语堂和周作人同时视为晚明小品文脉络的继承者,但同时认为林语堂对晚明小品文的认识没有周作人的深刻。而正像毛亮在之前的发言中指出的,林语堂的散文另有其所承继的文化资源,重新审视林语堂可以丰富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之争的理解和看法。
  张丽华认为《林语堂传》取得的另一个成绩是利用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的通信,还原了他在美国的写作的具体经过,我们由此了解到林语堂的多本英文作品,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是如何在赛珍珠和华尔西的策划下共同制作出来的。借用福柯在《何为作者》中提出的概念,张丽华认为林语堂在美国的这批作品,“作者就不仅仅只是林语堂,还包括赛珍珠和华尔西”。而正像《启蒙运动的生意》勾画了一个百科全书出版史的鲜活图景,让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启蒙运动一般,《林语堂传》通过对于制作出版林语堂英文著作这一段历史的再现,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林语堂的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史和出版史的新资料和新视角。

RAhG-hvvuiyn2553674.jpg
《吾国与吾民》,作者:林语堂,译者:黄嘉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2月
  林语堂的跨文化书写还让张丽华想到陈季同。她认为19世纪下半叶陈季同在法国的写作和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在美国的写作,是有可比性的。他们分别承担了向法国和美国介绍中国文化的使命,还不约而同地翻译和改写了唐传奇。但在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文学史叙述中,他们都没有得到准确和恰当的定位和评价。张丽华表示,《林语堂传》的出版是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界限和方法的一个契机。
  对于张丽华将林语堂在美国写作的多部作品的作者说为林语堂、赛珍珠和华尔西三人,钱锁桥表示他不能完全赞同。因为赛珍珠和华尔西只是做了好的编辑应该做的事,而作为编辑和出版方,他们做事是有分寸和边界的;另一方面,林语堂的创作是有自主性的,而且和他之前在中文文章中的很多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近代中国人的英文书写视角下的林语堂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院李珊将林语堂放置在近代中国人英文书写这一视角下加以考察,发现林语堂和其他很多作者具有共同点。
  林语堂向西方阐述中国,而这是近代中国英文书写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在论述这一主题时,作者多倾向于向西方表达中国进步的一面。比如在《林语堂传》中被钱锁桥描述为林语堂论敌的汤良礼,就曾写有China in Revolt(《反叛的中国》)一书,讲述中国是怎样从“文明”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与林语堂一样,汤良礼也视民族主义为中国进步的原动力。林语堂、汤良礼等人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阐释,和他们拟想的对话对象有关,在他们写作的二三十年代,有一派人物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是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刺激和煽动而兴起的东西,他们否认中国有内生的寻求民族平等和国家解放的要求。这是林语堂和汤良礼等人所反对的。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立场问题,也是近代中国人英文书写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比如学界的研究已经普遍指出,胡适在用英文写作时,对于中国文化的回护和民族主义立场,与其中文写作中的那种自由主义立场是不一样的。李珊认为对此要将问题放回到近代中国所处的中西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的语境下去理解,更有历史感地处理这一问题,关注其间的张力。
  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可能和西方的人文科学接榫,也是林语堂那一代中国人的英文书写所常处理的问题。比如陈衡哲就曾尝试以西方学术框架来收纳中国传统文化。而江亢虎也有两本英文著作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尾声
  整场活动结束后,新京报记者向毛亮请教林语堂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译本译名都作《生活的艺术》而没有直译为《生活的重要性》)一书,书名何以采用importance(重要)而不用art(艺术)。毛亮表示,尽管没有使用art这个词,但整本书的理路和18世纪时人们谈论的art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是一致的,都是关注日常生活,强调生活是可以用特定的价值观去形塑的东西。“他讲的是市民生活,其背后的概念是individual life(个人生活)和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为什么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重要性)而不是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s(政治的重要性)因为18世纪中产阶级最早占领的并不是政治领域,所以他这里讲的其实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as members of civil society(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生活的重要性)。”如何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一员生活,可能是不少国人都仍要学习或补习的一课。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忧忧我 发表于: 2019-1-14 19:53:00|显示全部楼层

林语堂:不满胡适宋子文“磕头式外交”,上书蒋介石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林语堂:不满胡适宋子文“磕头式外交”,上书蒋介石

  《苏东坡传》、《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林语堂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中英文双语作家的身份。然而,他的文化批评、政治主张和社会实践却很少被公众了解。实际上,林语堂经历了二十世纪战争与炮火的岁月,在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的同时,他也承担了批评家的角色,不是单从民族主义的视角,而是把视野面向了整个现代文明。

O4Lb-hrsecha6960084.jpg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林语堂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的成长与教育同时浸透着中西两种迥异的文化,这为他后来的文化批评和政治评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林语堂从小在教会学堂长大,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等到林语堂从哈佛和莱比锡大学留学归国后,他对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时兴的各种新思潮抱着“本能的同情”,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未来必将走向现代化,而其首要标志就是引进“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的两个诉求之一。
  林氏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阐释而发展出的容忍哲理。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做一个自由主义批评家并不是简单地“向权力言说真理”,还要面对荷枪实弹的武力威胁。林语堂参加了“平社”运动,与胡适一起成为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后来,林语堂还和胡适、鲁迅一起参与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但由于出发点不同,最终不欢而散的结局证明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困难境遇。
  林语堂思想的另一个面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释后发展出的一套“抒情哲学”。林语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自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有很大漏洞。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埋头恶补中国文化知识,这使得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别具一格:更超脱、更富于理解,远没有像胡适、鲁迅那样反传统。林语堂也批评传统文化,但他的态度修正了许多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论调。林语堂把自己这套“抒情哲学”推向世界并大获成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仍具备着可用资源和理论活力。
  相比起其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大家,林语堂的人生经历和批评范畴更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林氏批评具有全球性的普世关怀,他对文明的探索不仅限于中国的复兴,也包括对整个世界的现代性的反思。二十年代泰戈尔访华,林语堂对一个被殖民国家的诗人受到宗主国大肆追捧不以为然。四十年代在美国,林语堂作为国际舞台的知名人士,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发表演讲,为印度独立事业不辞辛劳。他严厉批判了二战时期西方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情结。现代文明执拗于物质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出现了问题,美苏两极对抗后的世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林语堂期盼西方和中国的宗教资源来抵抗和修正现代性的庸俗。
  林语堂是一个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作家,在各种思想理论流派纷争的三十年代,林语堂的思想已经具有“全球化”和“走出去”的前瞻性。“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的跨文化心路历程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化体验的一面镜子,也与当下中国的现代旅程息息相关。
  最近出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以中美知识交往史为主要背景,叙述了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一生,努力勾勒出一个全面的、全新的林语堂。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下文节选摘录自本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

xOXp-hrsecha6960168.jpg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东方智慧与现代病
  1942年美国圣诞节季节书市退出林语堂选编的《中国印度之智慧》一书。在此(引言中),林语堂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基石展开一系列批评。“引言”是要引导读者阅读中国文化经典名著,但该引言以一段诗文结尾,很显然引自其未发表的长诗,对弗洛伊德主义竭尽讽刺挖苦,并呼吁东西文明相会共建新文明:
  我们的心灵和身体
  再也没有隐私;这帮精神历史的学者
  撕掉了我们身上的遮羞布,戳破所有神秘
  把我们赤裸裸、战战兢兢的灵魂丢进灶房间
  把厕所变成了公共画廊;
  他们让爱情祛魅,让浪漫之酒变酸
  拔掉傲骨的羽毛,让其在光天化日下赤裸
  人类神圣的内在心灵,被抛出神殿
  代之以臭烘烘的利比多。
  人性的概念被颠覆,被糟蹋。屁股
  从人体中打掉,支架不住;
  必定得垮。现代知识已经支离破碎,在其废墟上
  一个新世界必须重建,必须由东西方共建。
  如果说《中国印度之智慧》充分展示了林语堂作为一个跨文化学者渊博的学识,那么《啼笑皆非》突显出林语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批评家锐利的锋芒,为探寻人类文明的未来而扫清障碍。前者曾被誉为林语堂的“巨著”,林语堂自己却认为后者乃其最重要的作品。两者确实相关联。后者可以看成林语堂的一种尝试,还不能说是尝试让东西方共建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尝试让东方智慧作为资源,对战时政治,以及由“科学唯物主义”(特别是所谓的“地缘政治学”)统领的西方文化现代性展开批评。该书出版后,有评论者称书名应该改为“介于愤怒与抗议之间”(原书名直译“介于泪与笑之间”),林语堂在美国的形象也为之一变,本来被奉为“雍容文雅的哲学家”,现在成了一个“牛虻”,甚至有人觉得是一个脾气暴躁、脑子有问题的“牛虻”。因为这本书对西方进行严厉的批评与挑战,不仅谴责战时的强权政治,而且深挖强权政治背后的思维模式。而他的批评根据借助于东方智慧:佛教、儒家和道家。

sZZJ-hrsecha6960225.jpg
从右至左: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于上海,1933年。改革开放前,国内出版界刊登该照时林语堂和伊罗生的影像被抹去。
  首先,林语堂引用佛教报应理论来表达对当下时局发展的极度不满,对战后的危局发出警告。“事实崇拜”理论宣扬经济决定一切,数数炸弹的数量便能决定能否打败希特勒,但是报应论要求我们用长焦距看历史,要探究事务的来龙去脉。林语堂解释道:“简单来说,报应论要我们对自己的道德思维和行为负责,因为思与行和过去及未来构成因果关系,而我们永远处于因果关系链之中。”东亚文化受佛教影响,报应观念早就深入人心。中国俗语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林语堂指出,按照佛教报应观,丘吉尔的战争观──“先把仗打赢,再讲为何而战”──完全站不住脚。丘吉尔的“先把仗打赢”说就是一个面具,表明他不愿摆脱过去又渴望摆脱未来。报应观告诉我们:一个人当下所经历之事乃过去所作所为累积效应使然。丘吉尔不想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想承认西方帝国主义和当下的战争有任何关系。更为危险的是,他想逃脱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西方帝国在战后必将消失。林语堂用再明确不过的语言再次强调,亚洲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这也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兴起,白人征服了全世界,那是“因为白人有,亚洲人没有”。丘吉尔可以不让印度独立,但丘吉尔摆脱不了报应。假如西方精英和决策者拒绝承认这种历史潮流,那么,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他们就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播种,那将是一场恐怖的、白人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大战。
  当今世界急需一种和平哲学,可是在二十世纪文化中是找不到的—林语堂称之为“道德上的恶性肿瘤”。西方奉行“先把仗打赢”再说的政策,可是“所有导致战争的根源──权力平衡术、强权逻辑、贸易、种族歧视──一个不少,原封不动”。和平哲学本质上是对人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把人理解为经济人。和平的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无法思考和平的问题,就是起源于这种经济至上的思维模式。人的问题都是通过数学百分比来考察,那么和平的归宿就是一个如何在经济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问题。欧洲已经变成一个“屠宰场”,西方的精英和决策者还在计划用经济模式让全世界欧化,继续担负起“白人的负担”这种十九世纪帝国主义逻辑。就“白人”而言,林语堂不无幽默:“真的,白人只要去掉他肩上那个‘担子’,还是蛮可爱的。你还可以和他谈天说地,讨论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呢。”就“经济人”而言,林语堂就没那么幽默了:“这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件事让我充满变态的虐待冲动,那就是狗屎般的‘经济学’。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看到‘经济学家’──欧洲的立法者,被推翻、被羞辱、被吊死。我每次一看到百分比图表,情不自禁地就火冒三丈。”

vzqa-hrsecha6960299.jpg
林语堂1941年在纽约“读书与作者”午宴上发言。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林语堂认为,只有当我们思考和平元素,而不是战争元素,和平哲学才有可能。和平应该是正面的、丰富的、愉悦的。它应该是人类关系的常态。林语堂指出,在这方面,儒家学说有很多宝贵资源。儒家学说主要关注的正是人际关系间和平与和谐的修炼,林语堂特别强调儒家修炼和谐的两个方式或元素:礼和乐。在西人看来,儒家的乐政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然而这正是孔子的智慧。因为儒家强调德政,把人的道德修养视为其主要手段。音乐被视为修身养性以至平和性情之工具。“因此,君子通过重新发现人性以达内心和谐,崇尚音乐以此寻求人类文化之完美。和乐尚,人心正,国运昌。”就礼政来讲,林语堂提议说,和平哲学不能以好战精神为根基,而应建基于绅士精神。按儒家学说,一个理想国应该是“礼让之邦”。上文提到,林语堂在给蒋委员长信中曾劝说:与其“以孔道君子之风感化西洋”,不如“以齐待齐之为得失也”。然而,作为全球性批评家,林语堂说的似乎正相反。他是否遵循孔子的教诲,“知其不可而为之”?无论怎样,林语堂在此也说了和对蒋公的劝告类似的话,只是侧重点不同:“和平政治的心理简单来说如此而已:粗俗的人争,懂礼的人不争。争斗乃社会与国际间之羞耻。懂礼的人有时也争,一旦他们也争,那肯定对方为野蛮之属,或者他们以野蛮人为邻,居于一个野蛮的世界,无礼可讲。”

“革命外交”
  从林语堂对印度独立问题的关注和投入可以看出,自珍珠港事件以后,林语堂的批评活动范围转向全球舞台。中国当然也是全球舞台的一部分,但林语堂对中国问题的发言,其语气和策略也有较大的变化。其态度变化可用一个关键词来说明:平等,即中国必须被视为同盟国里一个平等的伙伴。林语堂给《美国杂志》撰文:《中国的枪指向日本的后背》,还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几个月前,我们还在海阔天空似的谈论美国怎样给中国提供援助。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帮助美国。中国军队有三百万人,由世界上最伟大的将领指挥作战,在长达两千八百英里的战线上,时刻威胁着日本。预备军还有五百多万,时刻准备好加入战斗,给敌军最后一击”。林语堂要表达的是:只要给予中国军队足够的武器弹药和空中支援(没有这些支援中国已经和日本打成了僵局),中国战场可以在全球战略中发挥主导作用。当然了,二战的大战略已经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制定,没中国人什么事。用林语堂的说法,因为“欧洲优先”的战略,导致“中国被同盟国可耻地无情地出卖了”。
  在林语堂看来,珍珠港事件以前,西方同盟国对中国战事袖手旁观,现在也没有把中国当成真正的同盟国。“优先打败希特勒”的战略也不仅仅是忽略中国的问题──这一战略并没有阻止同盟国给所罗门群岛提供支援,当然也不应该阻止给中国的支援,忽视中国还有其心理上的原因,“根本上是一种十九世纪的中国观在作祟,不愿意认可中国作为大战中的平等伙伴……因为那些五十岁以上的决策者根本搞不清现在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想什么,有什么情感,当今中国的官员和领袖都有什么品质;因为他们只是因循守旧,按自己的方式来指导战事,还自以为中国人都会喜欢。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过时的十九世纪大班心理”。然而,令林语堂更为沮丧的是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同盟国的平等伙伴。他觉得中国的领导层在和西方盟国处事时也没有恰当的心理准备。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成为中国在美的官方发言人。
  1940年,蒋介石又派宋子文作为他的个人特使赴华盛顿。珍珠港事件以后,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停留在华盛顿为美援做游说工作。另外,蒋介石还派熊式辉将军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美参与同盟国的战略策划。代表团自1942年春天开始在美国待了九个月,基本上无所事事,完全被美方忽视。林语堂对中国的外交努力非常失望。他给《纽约时报》写信抗议“中国已被出卖”后,给华尔希去了一封信,信中有一连串自言自语式的质疑:“珍珠港事件对美援问题没起任何作用。但这是谁的错呢?假如俄国、英国、中东、澳大利亚,甚至印度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援,为什么就是遗忘了中国?确保中国不能被遗忘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们的外交人员尽职了吗?”当然没有,而且问题的根源更严重,林语堂在信中坦率地道出自己的想法。

1pxn-hrsecha6960354.jpg
林语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1941年。左起第三位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既然林语堂对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搞的外交非常不满,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给蒋委员长上书。林语堂1942年6月16日给华尔希的信中说:“我还给蒋本人写了一封长信,谈论‘革命外交’,对华府这帮人赞许一番,但同时表达必须在精神上有所改变。”其实这封信不是很长,手书文言文三页,其中林语堂提出,革命的时代需要有革命的外交,其要点包括“如果需要抗议时就必须抗议”。西方媒体已经把中国称为“四强”之一,但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对待中国,我们的外交必须改变—老是说“早晨好”“非常感谢”没一点用。信尾林语堂指出外交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只有当你够资格做敌人时,你才有资格被当成朋友。1942年7月26日,林语堂收到蒋介石发的电报,电文说同意他的观点,希望继续给予“指教”。
  1942年9月,胡适离任,由魏道明出任新的驻美大使(胡适离任后一直住在纽约,直至二战结束)。林语堂和新任大使以及宋子文、熊式辉多次畅谈外交,也许受到蒋介石“继续给予指教”的鼓励,林语堂于1942年10月10日又给蒋介石去信。这次确实是一封长信,文言文三千多字,题为《上委员长外交方策意见书》。显然,林语堂担当起了“国策顾问”的角色。
  林语堂的“意见书”提出了二十项建议,其主旨就是要摆脱磕头式外交,要以四强之一的姿态和同盟国争取中国的权利。林语堂用儒家术语给蒋公阐释当今西方现代性逻辑。林语堂确实有很多“指教”,比如,外交就是“布迷阵之道”,宋子文要访美,他应该先路经莫斯科转一下,即使他在苏联啥事也没有。而且,林语堂敦促蒋介石表现出一个世界强国领袖应有的风范。
  意见书由宋美龄转送蒋介石,林语堂同时也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用英文)。信中林语堂强调,意见书是在宋子文授意鼓励下而写,为了表明他没有任何其他(想当官)的念头,林语堂对宋美龄说:“我确实有点担心,有人会觉得我写这份意见有其他想法。我想再次表明:我对中国的用处完全基于我可以自由发言,作为一个非官方民间发言人,为中国普通民众发言。一旦带上任何官方色彩,我的用处就会毁掉。”在意见书中,林语堂也表明他是本着天下事“匹夫有责”的精神而作,并无其他想法,如果说有任何私念,蒋公如能赐四个字:文章报国,他会倍感荣耀。
  1942年12月31日,《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熊式辉将军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被蒋介石召回国,因为重庆方面对代表团所受待遇极度不满。

6e7D-hrsecha6960457.jpg
林语堂请二女儿林太乙用自己研发的明快打字机打一封信,纽约,1947年。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与美国人民的友谊
  另外,林语堂还担当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跨文化亲善大使。东西方协会由华尔希和赛珍珠创建,作为战时的一个平台,以促进美国和亚洲之间的了解。赛珍珠出任协会主席,林语堂也担任委员会委员。在协会的邀请下,林语堂于1943年9月11日上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做节目,向听众说再见,并同时盛邀美国听众以个人名义给中国人写信,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由林语堂把这些信亲自带到中国。林语堂的呼吁得到美国听众热烈的响应,他收到很多来信,最后带了六百封到中国。1943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举行仪式,正式接受美国个人的来信,有多个民间团体以及个人代表参加接收仪式。美国战时情报局重庆办事处主任费希尔在当晚重庆电台节目中还读了好几封来信。以下挑选几封信的段落,以见证中美关系史上罕见的“民间亲善交流”。

QJZ7-hrsecha6960659.jpg
林语堂一家在纽约,1942年。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多灾多难的阶段马上就会结束,我们可以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发现对方。我们时刻心系你的同胞。我们也会力尽所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请转告他们……
  马里恩·阿尔特曼(Marion Altman),326 Wayne Street,Highland Park,N.J。
  ……因此我真诚希望战后中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真正的民主,并融合古代和现代的精华。中国人一向都爱好和平,战后他们也会是维护和平的重要使者……
  凯瑟琳·彼得雷拉(Catherine Petrella),222 Sunnyside Avenue,Brooklyn,N.Y。
  ……你回到你的祖国后,请告诉你的同胞:北美人民和他们心连心、肩并肩。中国应该做的(等他们能做的时候)是:派一些学者过来,在我们的学校、大学和公共机构给我们讲解中国文化,多给我们讲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约瑟夫·歌德伯格(Joseph Goldberg),Hotel Carteret,8W.23rd Street,New York,N.Y。
  请把我的名字也写上。等你回到中国后,请去看一下我的儿子,他叫弗朗西斯·赖利(Francis X.Riley),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尉。请你告诉他,他老爸说的:给我狠狠地打日本鬼子,要他们加倍偿还他们给中国人造成的痛苦。我儿子现在在中国帮助你们完成宏伟大业。
  约翰·赖利(John H.Riley),127 Delaware Avenue,Jersey City,N.J。
  作者
  钱锁桥;整合:李永博
  编辑
  覃旦思;校对:薛京宁
 正弘 发表于: 2018-10-22 21:55:00|显示全部楼层

林语堂丨“只要有一只茶壶,到哪儿都是快乐的”

源自:网络     : 佚名   
  抽烟和饮茶,并称林语堂两大嗜好。
  他曾经戒烟,没有成功,写文章辩解。对于烟,那句著名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据说就是出自他之口。
  而对于茶,他不仅身体力行,更是这样表述的:“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等。

林语堂:“只要有一只茶壶,到哪都是快乐的”
  享受生活,烟酒茶是闲适社交的好工具。当然从健康、意趣的角度考虑,文人更爱以喝茶来文明交友。
  林语堂,生于福建龙溪县,即今天的漳州平和坂仔。福建是产茶和饮茶之风盛行的地方,林氏亦一生好茶。
  在《茶与交友》一文中,林语堂认为喝茶之事,紧要的是要有个性情相投的茶友,其次是适当的饮茶环境,只需:
  “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藜羹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凡静室,须前栽碧梧,后种翠竹。前檐放步,北用暗窗,春冬闭之,以避风雨,夏秋可开,以通凉爽。然碧梧之趣,春冬落叶,以舒负暄融和之乐,夏秋交荫,以蔽炎烁蒸烈之威。”
  在同类相引的气氛中,饮茶的乐趣便全然释放。在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境地里,茶的滋味方能真正被领略。
  林先生以为茶在第二泡的时候为最妙,他形象的称“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喝茶讲究心态环境,讲究随性自适,当然也少不了技术上的一些硬指标。
  林语堂归纳十条饮茶须知:远离强味物事,贮藏冷燥之处,择水为要,客须少且文雅,茶之正色应是清中微黄,好茶必有回甘,茶需现泡现饮,泡茶之水需刚沸,摒除混杂真味的香料和茶味最高者应有“奶花香”。
  真正的爱茶之人,就算只是把玩茶盏亦能享受到无限的乐趣。林先生正是这般的爱茶之人,他曾说“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

林语堂:“读书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
  林语堂以为有读书习惯的人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不受眼前世界的禁锢,进而到达未知而丰富的国度和时代,就像是一场神奇而美好的精神旅行。
  古人曾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林语堂认为读书能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也是读书的整个目的,如果抱着“改进心智”的目的去读书,将永不可能收获读书的乐趣。反之,读书需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不然时间全然浪费。
  针对人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林语堂说:“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我认为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
  只有适当的阅历和心智,才能真正领略一本书的滋味,所以“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

林语堂:“读书与喝茶,快乐生活的必需品”
  若说到读书与喝茶的相似之处,第一要提到的便是心境。“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同样,一个人必须出于平淡冲和的心境才能享受到饮茶的真正滋味。
  林语堂认为“最理想的读书方法,最懂得读书之乐者,莫如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及其夫赵明诚。”他们典当衣服、买碑文水果,一面赏碑帖,一面品佳茗,赌书泼茶,恩爱情长,这才是生活。而非嘈杂牛饮,以品茶卖弄风雅,心里筹划着茶能赚取多少利润。
  而非手里拿着拿一本书,“心里计算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注册部对你态度如何,如何靠书本骗一只较好的饭碗,娶一位较漂亮的老婆……”
  若晴天和日,就静品香茗;若雨落敲窗,就且听风吟。不颓废,不失色,花开成景,花落也成诗。诗酒写意,读书,品茶,这是一个文人深入尘世幸福与古今中外经典交出的最美答卷。
  真正的爱茶之人,就算只是把玩茶盏亦能享受到无限的乐趣。林先生正是这般的爱茶之人,他曾说“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
  在袅袅茶香中,中国人的灵魂返归到最悠然自得的乐园,最美好多情的温暖人间。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奥燕 发表于: 2018-3-7 15:37:01|显示全部楼层

林语堂:书法艺术的“闷葫芦”是气韵问题

源自:中国文化报
  林语堂
  一切艺术的“闷葫芦”,都是气韵问题,是以欲期了解中国艺术,必自中国人所讲究的气韵或艺术灵感之源泉始。一切艺术问题都是气韵问题,我们可以说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也可以说直到目前,西洋艺术中的气韵还未能取得主宰之地位,而中国绘画则常能充分运用气韵的妙处。
  所可异者此气韵的崇拜非起于绘画,而乃起于中国书法的成为一种艺术。这是一种不易理解的脾气,中国人往往以其愉悦之神态,欣赏一块寥寥数笔勾成的顽石,悬之壁际,早以观摩,夕以浏览,欣赏之而不厌。──此种奇异的愉悦情绪,迨欧美人明了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原则,便是容易了解的。是以中国书法的地位,很占重要,它是训练抽象的气韵与轮廓的基本艺术,我们还可以说它供给中国人民以基本的审美观念,而中国人的学得线条美与轮廓美的基本意识,也是从书法而来。故谈论中国艺术而不懂书法及其艺术的灵感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中国建筑物的任何一种形式,不问其为牌楼,为庭园台榭,为庙宇,没有一种形式,它的和谐的意味与轮廓不是直接摄取自书法的某种形态的。
  中国书法的地位是以在世界艺术史上确实无足与之匹敌者。中国人把“书画”并称,亦以姊妹艺术视之。然则二者之间,其迎合人民所好之力孰为广溥,则无疑为书法之力。书法因是成为一种艺术,使有些人费绘画同样之精力,同等之热情,下功夫磨练,其被重视而认为值得传续,亦不亚于绘画。书法艺术家的身份,不是轻易所能取得,而大名家所成就的程度,其高深迥非常人所能企及,一如其他学术大师之造诣。中国大画家像董其昌、赵孟頫同时又为大书法家,无足为异。赵孟頫(1254~1322)为中国最著名书画家之一,他讲他自己的绘画山石,有如写书法中之“飞白”,而其绘画树木,有如书法中之篆体。绘画的笔法,其基本且肇端于书法的“永”字八法。苟能明乎此,则可知书法与绘画之秘笈,系出同源。
  据我看来,书法艺术表示出气韵结构的最纯粹的原则,其与绘画之关系,亦如数学工程学天文学之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意义存在于忘言之境,它的笔画,它的结构只有在不可言传的意境中体会其真味。在这种纯粹线条美与结构美的魔力的教养领悟中,中国人可有绝对自由贯注全神于形式美而毋庸顾及其内容。一幅绘画还得传达一个对象的物体,而精美的书法只传达它自身的结构与线条美。在这片绝对自由的园地上,各式各样的韵律的变化,与各种不同的结构形态都经尝试而有新的发现。中国之毛笔,具有传达韵律变动形式之特殊效能,而中国的字体,学理上是均衡的方形,但却用最奇特不整的笔姿组合起来,是以千变万化的结构布置,留待书家自己去决定创造。如是,中国文人从书法修炼中渐习的认识线条上之美质,像笔力、笔趣、蕴蓄、精密、遒劲、简洁、厚重、波磔、谨严、洒脱;又认识结体上之美质,如长短错综,左右相让,疏密相间,计白当黑,条畅茂密,矫变飞动,有时甚至可由特意的萎颓与不整齐的姿态中显出美质。因是,书法艺术齐备了全部完美观念的条件,我们可以认作中国人审美的基础意识。
  书法艺术已具有2000年的历史,而每一个作家都想尽力创造独具的结体与气韵上的新姿态。是在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艺术精神的最精美之点。有几种姿态崇拜不规则的美,或不绝的取逆势却能保持平衡,他们的慧黠的手法使欧美人士惊异不置。此种形式在中国艺术别的园地上不易轻见,故尤觉别致。
  书法不独替中国艺术奠下审美基础,它又代表所谓“性灵”的原理。这个原理倘能充分了解而加以适当处理与应用,很容易收得有效的成果。上面说过,中国书法发现了一切气韵结体的可能的姿态,而它的发现系自然界摄取的艺术的灵感,特殊是从树木鸟兽方面──一枝梅花,一条附有几片残叶的葡萄藤,一支跳跃的斑豹,猛虎的巨爪,麋鹿的捷足,骏马的劲力,熊罴的丛毛,白鹤的纤细,松枝的纠棱盘结,没有一种自然界的气韵形态未经中国画家收入笔底,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格者。中国文人能从一枝枯藤看出某种美的素质,因为一枝枯藤具有自在不经修饰的雅逸的风致,具有一种含弹性的劲力。它的尖端蜷曲而上绕,还点缀着疏落的几片残叶,毫无人工的雕琢的痕迹,却是位置再适当没有,中国文人接触了这样的景物,他把这种神韵融会于自己的书法中。他又可以从一棵松树看出美的素质,它的躯干劲挺而枝杈转折下弯,显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气派,于是他把这种气派融会于他的书法风格中。我们是以在书法里面有所谓“枯藤”、所谓“劲松倒折”等等名目喻书体者。书法大师王羲之(321~379)作《笔势论》,亦引用自然界之物象以喻书法之笔势:
  划如列阵排云,挠如劲弩折节,点如高峰坠石,直如万岁枯藤,撇如足行趋骤,捺如崩浪雷奔,侧钩如百钧弩发。
  一个人只有清醒而明察各种动物肢体的天生韵律与形态,才能懂得中国书法。每一种动物的躯体,都有其固有的和谐与美质。这和谐是直接产生自其行动的机能。一匹拖重载之马,它的丛毛的腿和其硕大的躯干,同样具有美的轮廓,不亚于赛马场中一匹洁净的赛马的轮廓。这些树木动物之所以为美,因为它们有一种对于波动的提示。试想一枝梅花的姿态,它是何等自在,何等天然的美丽,又何等艺术的不规律!清楚而艺术的懂得这一枝梅花的美,即为懂得中国艺术的性灵说的原理。这一枝梅花就令剥落了枝上的花朵,还是美丽的,因为它具有生气,它表现一种生长的活力。每一棵树的轮廓,表现一种发于有机的行动的气韵,这种有机行动包含着求生的欲望,意求生长则向日光伸展,抵抗风的凌暴则维持干体均衡的推动力。任何树木都含有美感,因为它提示这些推动力,特殊是准对一个方向的行动或准对一个物体的伸展。它从未有意的欲求美观,它不过欲求生活。但其结果却是完美的和谐与广大的满足。
  就是自然也未曾故意的在其官能作用以外赋予猎犬以任何抽象的美质:那高而弓形的犬的躯体,它的连接躯体与后腿的线条,是以敏捷为目的而构造的,它们是美的,因为它们提示敏捷性,而且从此和谐的机能功用现出和谐的形体。猫的行动之柔软,产生柔和的外观。甚至哈巴狗蹲踞的轮廓,有一种纯粹固有的力的美。这说明自然界典型的无限之丰富,这样范型常常是和谐,常常充溢着饱满的气韵而千变万化,永远不会罄尽它的形态,易辞以言之,自然界的美,是一种动力的美,不是静止的美。
  此种动力的美,方为中国书法的秘奥关键。中国书法的美是动的,不是静止的,因为它表现生动的美,它具有生气,同时也千变万化无止境。一笔敏捷而稳定的一画之所以可爱,因其敏捷而有力地一笔写成,因而具有行动之一贯性,不可摹仿,不可修改,因为任何修改,立刻可以看出其修改的痕迹,因其缺乏和谐。这是为什么书法这一种艺术是那么艰难。
  把中国书法的美归诸性灵说的原理,并非著者私人的理想,可以从中国通常的譬喻来证明。他们把笔画用“骨、肉、筋”这些字眼来形容,虽其哲理的含意迄未自觉地公开,直到一个人想起要设法使欧美人明了书法的时候。晋时有位女书家,世称卫夫人,王羲之尝师事之,她在论述书法时这样说: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波动的动力原理,结果产生结构上的一种原理,为了解中国书法所不可不知者。仅仅平行与匀称的美,从未被视为最高之风格。中国书法有一个原则,即一个四方形不宜为完全的四方形,却要此一面较他一面略高,左右相济,而两个平均的部分,其位置与大小也不宜恰恰相同。这个原则叫做“笔势”,它代表动力的美。其结果在这种艺术的最高典型中,我们获得一种组织上的特殊形体,他的外表看似不平衡而却互相调剂,维持着平衡。这种动力的美,与静止的仅仅匀称的美,二者之间的差异,等于一张照相着一个人或立或坐取一个休息的姿态,与另一个速写的镜头,照着一个人正挥着他的高尔夫球棒,或照着一个足球健将,刚正把足球一脚踢出去的比较。是以中国书体,其顶头向一面斜倾者较之平顶者为可爱。这样结构形式的最好模范为魏碑《张猛龙碑》,它的字体常有鸾凤腾空之势,但还是保持着平衡。如此风格,求之当代书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的获有今日之地位,也半赖其书法的盛名。
  现代的艺术为寻求韵律而试创结构上新的形体,然至今尚无所获。它只能给予吾人一种印象,觉得他们是在力图逃遁现实。其最明显之特性为它的成效不足以慰藉我们的性灵,却适足以震扰我们的神经。职是之故,试先审察中国书法及其性灵说的原理,并赖此性灵说原理或韵气的活力,进而精细研习自然界之韵律,便有很大可能性。那些直线、平面、圆锥形的厚薄的应用,仅够刺激我们,从未能赋予美的生气。可是此等平面、圆锥、直线及波浪形,好像已竭尽了现代艺术家的才智。何以不重返于自然?
  (本文摘自作者的《中国书法》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原文收录于1934年出版的《吾国与吾民》一书。)
 泡泡老忍者 发表于: 2015-7-24 10:07:00|显示全部楼层

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原稿在日本被发现

源自:中青在线
  中青在线天津7月24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国 通讯员:陆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今天透露,尘封半个世纪的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原稿,近日由该院一名博士生在日本发现。
  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翻译家林语堂是一位著名的“红迷”,撰写过大量红学研究文章,其名著《京华烟云》即深受《红楼梦》影响。但他翻译为英文的《红楼梦》多年来不知所终。林语堂之女林太乙所著的林语堂传记中,曾附有“林语堂中英文著作及翻译作品总目”,未提及林译版《红楼梦》。
  此次发现林译本的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届博士宋丹。2014年,她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从日本一家市立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整个过程曲折而又幸运。
  宋丹说,日本著名翻译家佐藤亮一曾用日文转译过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原稿,于1983年在日本出版。顺着这条线索,宋丹经过多方调查,找到了佐藤亮一的住址,却得知他已经去世,家中早已人去楼空。
  几经辗转,宋丹了解到佐藤亮一的夫人佐藤雅子住在一家养老院内,尝试跟她进行联络,后来得到了其监护人的回复,说佐藤雅子已经把先生的书籍资料赠送给了一家市立图书馆。
  联系该图书馆后,宋丹得知佐藤雅子在赠书时列了一份清单,其中就有“《红楼梦》林语堂打字原稿”一项。但由于佐藤雅子曾叮嘱图书馆在其健在时,不要对外公开这批资料,图书馆进行了封存,至今尚未对外公开。在得到佐藤雅子监护人的书面许可后,宋丹看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
  宋丹所看到的原稿,是用打字机单面打印的,一共859页,厚约9cm。稿纸上有林语堂不同时期用黑、蓝、红笔对稿件作的大量修改笔记,还有两页英文手写稿。原稿的扉页显示林语堂将《红楼梦》的书名译为“The Red Chamber Dream”。书名下印着“A Novel of a Chinese Family”(一部中国家族的小说),并注明“By Tsao Shuehchin(曹雪芹著)”、“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in Yutang(林语堂译、编)”。
  宋丹介绍,原稿包括林语堂的解说、序章以及作为主体的64章和终章,是对《红楼梦》全本120回的编译。
  在该图书馆,宋丹还见到了佐藤亮一日译原稿的复印件,最初他正是分7册64章进行翻译,只是在正式出版时,改成了4册64章。
  宋丹注意到,原稿附了一张纸,是佐藤雅子在1999年11月12日写的:“这是最初寄过来的(稿子),后来马上又寄来了修订稿。修订稿同其他书一起寄到了位于台北市的林语堂故居。”后来,宋丹又专门到台北林语堂故居,寻找这份修订稿的下落,但是查看了每一件文物,都没有发现。
  宋丹对比了佐藤亮一日译本与林语堂初稿原文,基本上能够逐句对应。她认为,修订稿的文献价值与文学价值不容忽视,希望有识之士共同寻找修订稿。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红叶 发表于: 2015-5-20 10:32:00|显示全部楼层

林语堂、鲁迅曾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

原文标题:林语堂、鲁迅曾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

▲ 肖伊绯
  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南云楼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日林语堂日记:“此人已成神经病”。那么,二人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于两人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呢?
  根据鲁迅日记中的回忆,当天的大致情形已经明了。“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这即是所谓的“南云楼风波”,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次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当天,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究竟有怎样的误解?
  直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而在这场风波的一个星期之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在里边。事实上,二人关系一直不错,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同志。
  南云楼风波,之所以会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此之后,鲁迅对林语堂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上属于商讨+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有《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时的诚惶诚恐一样,鲁迅也曾经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个人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鲁迅有性格、有血肉,而不可能只做“圣人”。
  林语堂在《做人与作文》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让“鲁迅”这一符号去神圣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评说。他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肖伊绯 职业作家,独立学者,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等十余部作品。
 大卫 发表于: 2015-3-16 10:31:03|显示全部楼层

林语堂:书法是中国美学的基础

源自:中国文物网
U5566P1081T2D182161F6DT20150316100908.jpg

  林语堂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所以,要弄懂中国的艺术,我们必须从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谈起。
  我们承认韵律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人的专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探索一个不同的侧重点。在讨论理想的中国妇女时,笔者已经指出,西方艺术总是到女性人体那里寻求最理想、最完美的韵律,把女性当作灵感的来源。而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则通常满足于高兴地赏玩一只蜻蜓、一只青蛙或一块嶙峋的怪石。由此看来,西方艺术的精神较为耽于声色,较为热情,较为充满艺术家的自我;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高雅,较为含蓄,较为和谐于自然。
  很奇怪,这种对韵律理想的崇拜首先是在中国书法艺术中发展起来的。
  一幅寥寥几笔画出的顽石图,挂在墙上,供人日夜观赏。人们面对它沉思冥想,并得到一种奇异的快感。西方人士要想懂得此种快感,就非懂得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则不可。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比方说,中国的建筑,不管是牌楼、亭子还是庙宇,没有任何一种建筑的和谐感与形式美,不是导源于某种中国书法的风格。
  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毛笔使用起来比钢笔更为精妙,更为敏感。由于毛笔的使用,书法便获得了与绘画平起平坐的真正的艺术地位。中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绘画和书法视为姐妹艺术,合称为“书画”,几乎构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总是被人们相提并论。假如要问二者之中哪一个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回答毫无疑问是书法。于是,书法成了一门艺术。人们对之投以的满腔热忱和献身精神,以及它丰富的传统,人们对它的尊崇,这些都丝毫不亚于绘画。
  在我看来,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它与绘画的关系,恰如纯数学与工程学或天文学的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在这绝对自由的天地里,各种各样的韵律都得到了尝试,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得到了探索。正是中国的毛笔使每一种韵律的表达成为可能。而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划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千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
  由于这门艺术具有近2000年的历史,且每位书法家都力图用一种不同的韵律和结构来标新立异,这样,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
  中国书法的美在动在不静,由于它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它生存了下来,并且也同样是千变万化,不可胜数的。迅捷稳重的一笔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不能摹仿,不能更改,因为任何更改都会带来不和谐。这也就是为什么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非常难学的原因。
  它最为明显的特征,不是努力抚慰我们的心灵,而是竭力刺激我们的感官,由于这一原因,对中国书法及其万物有灵原则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在万物有灵或韵律活力的原则指导下,对自然界韵律所进行的再研究,它会为现代艺术开辟广阔的前景。直线、平面和锥体的相互交错和反复运用,可以使我们激动不已,却不具备生动活泼的美。正是这些平面、锥体、直线和曲线,看来已经使现代艺术家的才智衰竭了。何不回归自然,向自然求救呢?看来有待于一些西方艺术家不畏艰险,开始用毛笔练习写英语。练上10年之后,如果他天资聪慧,真正弄懂万物有灵原则的话,他将可以用真正称得上一门艺术的线条和形式在泰晤士广场上书写招牌和广告牌。
  中国书法作为中国美学的基础,其中的全部含义将在研究中国绘画和建筑时进一步看到。在中国绘画的线条和构图上,在中国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我们将可以分辨出那些从中国书法发展起来的原则。正是这些韵律、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比如诗歌、绘画、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
源自:文化报 原文收录于1934年出版的《吾国吾民》)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红叶 发表于: 2014-7-24 13:32:00|显示全部楼层

林语堂曾发明中文打字机 耗资达12万美元

  林语堂是近代蜚声国际的中国文豪、教育家,却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位发明家,曾有多项发明并拥有3项美国专利。他有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文打字机,这不是他买来的,而是他发明制造的。
  林语堂中英文造诣俱臻上乘,多数成名作品用英文写成。他用英文打字机写作,觉得非常便捷省力,而以中文写作时,因当时尚无实用的中文打字机,只能用手执笔写稿,费时又费力,于是他决心设计制造一部便捷易用的中文打字机,以造福普天之下的中文作家。
  1931年,林语堂完成易学易用的中文打字机设计图,但因缺乏资金,未能聘雇技工研发制造。1935年,林语堂赴美长住,数年内出版了七八本英文畅销书,得到的稿酬累计超过10万美元。当时美国知名的常青藤大学教授年薪仅有三四千美元,林的储蓄可说是巨额财产,他觉得已有财力,只要动用一部分存款就足够制造他的中文打字机,于是开始征雇工程师及技工,按照他自己的设计制造中文打字机。
  林语堂为了完成夙愿,起早赶晚,全心投入,未料制造费用远远超过预估。但他倾家荡产,甚至大笔举债,不成不休,终于在1947年制造出这部由他自己命名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耗资达12万美元。
  他于1946年在美国申请专利,1952年,取得该项发明的专利权。
  林语堂曾说:“一点痴性,人人都有。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人必有痴,而后有成。”他就是凭这个痴性才能以一己之力,一人之资制造出这部中文打字机。
  “明快中文打字机”高9英寸、宽14英寸、长18英寸,有64个键,采用林语堂创造的“上下形检字法”设计键盘字码,每字按3键,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备字多达7000个,不用训练即能操作。
  第一部中文打字机制成之后,林语堂请若干好友作家试用,大家都赞不绝口,期盼早日量产上市。可惜因当时中国内乱,及造价过于高昂等原因,未能大量生产。□浮云
 今日雨又风 发表于: 2014-4-30 16:42:00|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文人:林语堂与鲁迅互骂"畜生"

本文摘自:《细说民国大文人》
⊙ 作者:民国文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导语:文学卷单列八位文学家,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写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叮当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
U7769P112DT20131114104726.jpg
林语堂
  林语堂一生和两位好友反目,一是鲁迅,一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在女师大任教而结识,在“女师大事件”发生后的1925年12月5日,鲁迅主动给林写信,开始了二人的交往。林后来公开表示,当时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而他“是属于后一派的”。林还为鲁迅绘过一张《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张宗昌上台后,没有报纸敢发表林语堂写的文章,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林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报纸上还流传着一张北洋政府准备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其中,林名列17位,鲁迅排在21位。林在友人家中藏匿三个星期后,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临行前,林语堂还特地去向鲁迅告别。之后,林语堂将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在京受到迫害的一干好友邀到厦大。
  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到校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刘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三次让鲁迅更换住所,最后竟让鲁迅搬到了理学院大厦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立了起来。鲁迅又是一个人在厦门生活,无人照料日常起居,有时只能在火炉上用水煮火腿度日。但鲁迅为了林语堂还是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由于在厦大备受排挤,最后鲁迅决定去中山大学任教,他说林语堂“太老实”,劝他也离开厦门,同往广州。厦门是林的家乡,况且此地还有其他朋友兄弟,林没有随鲁迅离开。他翻译了尼采的《走过去》,送别鲁迅。
  林语堂曾以“白象”称呼鲁迅,意为鲁迅的可贵。许广平此后以“小白象”作为对鲁迅的爱称,周海婴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称呼他为“小红象”。
  据说,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心中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参加。席间,林提到鲁迅的北大学生张友松请客之事(张曾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承诺决不拖欠作者的稿酬),并说“奸人”在跟他捣乱(指张友松传播他在汉口发洋财一事)。李小峰便怀疑自己和鲁迅起纠纷是张从中作梗。鲁迅听罢,则疑心林讥讽自己受了张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互相瞪着对方,如斗鸡般足足对视了一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宴席不欢而散。
  川岛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及,二人的冲突极为厉害,发展到彼此以“畜生”相互对骂。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免费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 2002-2024, 蜀ICP备12031014号, Powered by 5Panda
GMT+8, 2024-3-29 23:20, Processed in 0.093601 second(s), 12 queries, Gzip On, MemCache On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