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历史中国和世界

经济与历史中国和世界

  ──当今科技与远古史的成熟（1）

平角

目前经济生活中人们也许感受到了多元化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但对于国家，对于世界，多元化是一种离异，全球化是一种趋同，两者同时并存，冲突甚多，让人不可理喻。然而这却体现了三旋转座子映射的特征：转座子及其转座子集群图案的多样性，对应相似的多元化，它们共存于类圈体上；整体的类圈体的三旋就对应相似的全球化运动。矛盾中的不矛盾，冲突中的不冲突，是三旋能对许多“失语症”解脱的原因。

“全球”不一定要“化一”，它仅是一种存在，是一种事实。即是“化一”也只能是利用这种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运用了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调整和完善早已被“中国化”了，有鉴于此，即使对于来自西方的全球化现象，我们也完全可以进行分析批判，不但要看到它带来的积极后果，也要看到消极后果。

早在20世纪后期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和批判“四人帮”，就是在做这种准备工作。对于真实反映自然的科学文化，本无东西方之分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这正如人类本无种族之分一样。种族是一种社会概念，而不是生物学概念，这是国外许多科学家研究了人类全部基因排序的草图后得出的结论，中国从事人类基因排序的科学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说，区别不同种族最常用的特征，如皮肤和眼睛的颜色，鼻子的宽度等，是由相对而言极少数的基因控制。

种族划分表现在表面上确实存在，它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迁移过程有很大帮助，例如这些基因的变化就是部分原始部落20至10万年前再从非洲迁移和为适应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产生的。人的外表不同反映基因组的差异不到0.01%，与极少量基因决定人的肤色和外表相反，人的智力、艺术天赋和社会交往能力等却由人类8类万个基因中数千甚至数万个基因所决定，而且是以复杂而相互关联的方式起作用。科学家们还发现，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某方面的基因的差别之大可达90%，而因生活地区不同而产生的基因差别只占10% 。

类似如此，不看知识结构的差别，不研究知识经济的转移，也会夸大文明的冲突。有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书，作者亨廷顿就说，在后冷战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的政治忠诚指向发生了从国家到文明的深刻变换。冷战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大大多于文明内部的冲突。因此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

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然而如果从知识经济的角度考察，不管冷战冲突还是文明冲突，都是一些知识模式在支配，这些模式曾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或区域的社会和自然的历史的变迁之中。但各国经济要实现共同繁荣仅了解这部历史，类似仅在学习研究转座子经济学。

因为新的知识模式及知识创新影响某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判断力还会胜过物质财富。人们从美国《福布斯》杂志近几年来的亿万富翁排行上已可以看到，与主宰20世纪的石油巨子、钢铁巨子、汽车巨子、金融巨子等相比，当今立在知识经济潮头浪尖的电脑巨子、通信巨子、新闻传播巨子等排行数量正逐年递增，且呈现咄咄逼人的压倒优势。这是一个预示财富转移拍岸而来的信号。

历史上，当工业经济逐渐取代传统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于时，社会财富慢慢地向拥有土地、劳力、资本等工业经济基本要素的工业资本家手中转移，这造就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石油、钢铁、汽车领域里富可敌国的工业巨子，同时也造就了后期计划经济思想因能搭上这轮知识产权专利已开放的末班车而有避谈知识的辉煌。现在，当新的一轮知识经济逐渐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知识资本正如马克思曾经预言的那样，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时，正如植物有落叶期和长叶期一样，财富再一次出现了转移，当然冷战思维也会出现转移。由此处在知识经济核心部位的计算机与软件、信息，无形资产（专利、商标、软硬权力等），咨询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等行业将集聚愈来愈多的社会财富。

看来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停滞，文明的失落，仅是一些知识模式的停滞以及这类模式造成的后果的失落，而文明的信息总是会发散的。例如通过对全球不同时段、不同区域文明的转移的历史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政治制度和组织的变化，与当时历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的联系。有人说，20世纪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当代的多，相对忽略了远古的世界。而当我们领略了五六千年前的苏美尔、埃及、希腊、印度等古代文明的风采，了解了年代稍后一点的玛雅文明的成就，并把国外这五大文明与中国文明略作比较，在为祖宗的文明成就骄傲自豪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惊叹其他文明的辉煌。比如希腊文明是一个失落的文明，它的消逝已去我们生活的时代两千余年，但创造者以其特出的理性和智慧建构起来的巍峨宏阔的文化大厦，至今仍令世人惊叹不已！这里曾是一个国家政体形式的百花园，聪明睿智的希腊人几乎创设了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一切形式：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等。

这些信息的散发，有的引发了人们长久的争论：每个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官位轮流充任，一年一选，且大多任期一届，极少连任。这里不采用代表制，不存在任命制，更容不得世袭制，一切都依公民的意志为转移。在历史的发展中，它演化为一种科学民主。在哲学王国，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壮伟的圣殿，大师们注重师门的光大与传承，纷纷设坛讲学，建宗立派，从米利都派的诞生到犬儒派的衰落，唯物唯心，无神有神，摩肓接踵，兴亡交替。而从苏格拉底经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名师才高八斗，高徒学富五车，更形成一道万世触目的风景。阿克顿告诉人们：如果有理由对过去骄傲，那么也有理由对将来的时代抱有希望，因为将来的故事是藏在过去之中的。

研究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可发现早在五千多年前丝绸的发明与开发，就创造了中华文明以农带工的知识经济的创新模式；进一步研究这一模式的起源，还可发现它缘于近一万年前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可谓恶劣的内陆海间断交替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中华民族的先人硬是凭着超凡的智慧和毅力，开辟出了一个理想的顶尖文明的生存空间，结出了人类国家意识文明的丰硕之果，形成了古代世界堪称发达的外向型经济。在相似的条件下，并非所有的民族和地区都能创造出辉煌的，但中华民族的先人做到了。

这里相传在盘古时代人们就用陶土生产出了上乘的陶器，后来又将丝绸当作贷币，使暴虐无常的山海变成了纵横千里、贯通八方、仪态万千、美不胜收的山寨城邦。当这里的自然环境开始巨变后，这里的文明及时向世界各方散发开来，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上下各约五千年的两个分期。遗憾的是，近代中国没有大量顶尖知识的群体诞生在这里或来这里长期考察。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上古人活几年，当几千年官的独尊和不讲年表记事的心态，使人们难以认识距离现在十分遥远的古代文明的分立中，还有起源中心的空间统一和时间排序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