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识经济换新章 知识经济配合的文化战略,是比军事、经济、社会、政治等战略影响都更深远的战略。嫘祖开拓桑、蚕、茧、丝、绸、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农业与工业结合。这种以农带工的知识经济从嫘祖延续到明清年代,建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直到西方以工促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和对外扩张,才打破了这种格局。 既然不能指望旧有的以农带工的技术创新体系为丝绸输送技术,不能指望传统的智慧、技艺搞出石破天惊的技术,那么标志类似唐宋绵阳丝绸为朝庭贡品的王权显赫、外贸辉煌,注定要向全球知识经济竞赛的末端位置漂移。 “春江水暖鸭先知”,19世纪末绵阳的先贤已行动起来。1903年三台县万安乡的私塾先生陈宛溪,为革掉老式木车缫丝,从意大利购进缫丝车和煮茧机,办起了以蒸气作动力的近代化缫丝厂。此时东渡日本留学回国的盐亭廪生何拔儒,鼓动天垣的乡村教师赵鸿儒的儿子等人出国,在日本购置缫丝、织绸机器,拆零分散转运回国,以逃避日本人的技术封锁。在他们的带动下,到1927年盐亭已有缫大车丝的私人企业120家。嫘祖故里还织出了名牌产品新“西陵绸”、“鹅溪绢”,远销省内外。 以知识经济研究嫘祖丝绸文化,研究嫘祖文明,研究中华文明同国际接轨,这是何拔儒等绵阳先贤接受科学与民主的观点,从20世纪初就开始的把西部开发同嫘祖文化追缘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工作。 一棵树有顶尖优势,古代文明虽多,但嫘祖文明、中华文明却是远古人类的顶尖文明。研究嫘祖有传统式和现代式,传统式是一种记录追忆方法,本质是注重经济知识。它虽也立足于很多地方存在过古人类文明,和文明中有顶尖优势。当然这是基本的,但这种基本不等于没有传承的起源或突变,也不等于没有年代的区别。 现代式追寻年代的编目,真实的才是真实的,争论的多是知识欠缺引起的。虽然知识经济的分层期,给国家、民族、集团、家庭和个人都可能带来严峻的现实,但很多社会还是会照样渡过,这就是它遵循的自然和社会选择,而不是人们的争论。知识经济研究嫘祖也正在这些分野中,才产生巨大的认知新变化。例如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躁动中产生的研究嫘祖,就要有编年而使后人有史可循。 四、寻找古界碑之奇 绵阳市盐亭县有一块完整的古界碑,被1998年四川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誉为“绵阳第一碑”。它长期被埋没,只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 1799年,在埃及罗塞塔镇,拿破仑的军队在一个古城堡修筑工事时,发现一块黑色玄武石碑上刻有三种文字:象形文字、古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腊文。经研究,因从公元前334年开始希腊人曾占领过埃及,希腊文在公元前196年成为埃及的官方文字之故。以后专家们正是根据此碑的希腊文破译了法老的象形文字,从而使尘封了几千年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为世人所知,并全方位兴起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研究。 而我国史称的突厥民族,六、七世纪曾是横跨亚洲的东亚霸主,唐高祖也曾向突厥称臣。19世纪末在蒙古高原上先后发现有突厥文的五块碑石,由此国际上也兴起研究突厥学热。而我国直到1997年才有《突厥碑铭研究》一书出版。 因此,当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披露“西安半坡村原始公社遗址经过采用同位素14C测定,距今已六千年左右……四川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见图1),都与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 ──即“绵阳第一碑”后,立即受到各方关注。特别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我国缺乏古代近东那样有系统的王表或名年官表的情况显露;这种缺撼想从考古发现中弥补,也遇遗撼:我国从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内,整理出一篇《年表》,有周列国君主年数,可惜业已残碎,不能恢复。西晋初汲冢发现的《竹书纪年》,有夏商周诸王年数,然也未能完整保存下来。 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像《竹书纪年》、《年表》这样的书,肯定还有不少,今后再发现这类材料,以至更早的世系、年表,确是可能的。而且有许多专家也认为:古代传统并非空穴来风,无所依据,无论在古代近东史还是在西方古典历史的研究中,都证实了这点。说到拥有50多行古文字的绵阳第一碑,是否是一份远古的王表,而不简单类似半坡陶器的一般刻符,已在很多人的心里激起涟漪。 五、解铃还需系铃人 1996年冬天,一位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客人,住进了盐亭县城的旅馆。他早出晚归在四乡里打听绵阳第一碑的出处和迁出的故事,一时惊动了盐亭县嫘祖故里。他就是我国第一位对绵阳第一碑进行考察的学者、湖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吴前衡。为找与权威学者交流,他跑遍了半个中国,还上北京查访,却毫无结果。吴前衡想,绵阳第一碑既然出在盐亭,就应该到盐亭去了解那里的地貌,那里的古史以及盐亭人有些什么论著。这也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吧,因此他追到了盐亭。 而上海著名学者余秋雨也有一个很好的提示:如果中国文明对其他文明还比较漠然,那么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仍然非常局限。过去是纵向比较中寻找文化基因,现在需要从横向比较中寻找这个文明立足于新时代的理由。 从纵向比较看,吴前衡觉得《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只从绵阳第一碑中取出与半坡陶器刻符相似的23个字作比较,从它们明显的流畅性和复杂性,就暗示性地说是属于半坡之后龙山文化或以后青铜器期文化的遗存,这种比较法不能一概成立。例如初学写字或外民族学汉字,一般都写得差。若拿此与监摹本汉字作比较,是否能说后者是在前者之后才形成的呢?况且吴前衡发现绵阳第一碑的文字,极像鸟爪虫形及其组合。而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有“鸟迹明而书契作”的说法,汉代的《说文解字》还说,是仓颉受鸟兽爪蹄印迹启发“初造书契”。而公认仓颉至少出在黄帝年代。 吴前衡从横向看,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代就有了象形文字。约当公元前3300年苏美尔人已创造了楔形文字,这种文字为以后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赫梯人以及波斯人所采用。绵阳第一碑文字符号与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比较,极象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而西方学者著的《全球通史》则指出,人类最早文明中心之一的苏美尔文明是蜀人所创。那么绵阳第一碑能否揭开此谜呢? 盐亭籍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教授提供了一个五千年前的历史框架,即他认为那时是以蜀为天下之中,并论及昆仑为天下之中,昆仑为岷山之高峰。这与《大传》、《淮南》皆以昆仑为中央,与《禹本纪》、《山海经》说以昆仑、都广为中央之义是相合的。 从蒙文通教授提供的五千年前的历史框架这个基础出发,再作纵横比较探索,如果绵阳第一碑是通往苏美尔文明的文化基因,那么能否从现代掌握的亚述学、赫梯学释读的文字,反识绵阳第一碑呢?然而中国精通亚述学、赫梯学古文字的人并不多,绵阳更无。这一下显出绵阳古史更需要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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