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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奎 发表于: 2020-10-25 15:53:51|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纪实·新闻] 文化艺术向旅游经济模式求衡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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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向旅游经济模式求衡演变
──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1
平角
文化艺术,是个很大概念。通常人们的创造力,只能以其中一部分文化艺术形式体现。此外,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我们也只能从现存的东西去了解。其次,人们本身的背景和环境,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同时理解所有的文化艺术领域。即使是自称先进的集团,在它们数十年的活动中,对具体的现存的文化艺术的认识也是分阶段有变化,不可能一贯正确。文化艺术是与文明相连的。如果说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那么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随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有进步的成分。如果说文明不是哪一个或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的,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那么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似乎也含有东拼西凑的百衲衣式成分。
以艺术为例,它是个人以其特殊方式创造和丰富起来的,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民族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又有其独立性,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于个别的创造者,并与其他民族的艺术作品区别开来。
其次,每个民族都有几个特定的表达方式,来传递他们的艺术创作冲动,这些方式由于为同一民族所专有而成为一个统一体,并且只有少数几个具备天赋的民族,能在所有这些艺术表达方式上都达到一致的高度。然而到今天,由于各种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出现,扩大了各地文化艺术人的视野,民族的文化艺术受到很大影响。
例如即使在尼泊尔这样的东方小国,大量的电子乐器也极大地丰富了当地民族音乐的伴奏效果。面对西方音乐的冲击,当地民族歌手开始也接受不了,但后来他们将它与当地民族音乐结合后,就非常有市场了。当地一些民族歌手说:“我们只有在东方音乐的前提下,将西方流行音乐的先进配器与当地民族唱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出路,而绝不能简单地拷贝西方流行音乐。”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对待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上,前后也有很大的变化。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等时期,我们把自己国家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当作“封、资、修”排斥,各地出现过把大批收缴的有关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古文献书籍资料和古文物消毁,把大量古民族文化艺术遗存的古庙宇城邦拆毁。当然,不消毁、拆毁,把它们封存起来,不准交流,也没有多大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国有了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的旅游业被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各地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大多被挖掘出来,搞活了经济,搞活了人气。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投向了类似旅游经济交流模式的双赢走势。
一、文化艺术与旅游经济建设
纯文化艺术和纯科学一样,需要国家和民间大量的投资,才能发展和维持。一些人喜欢谈论超经济收入的纯文化艺术和纯科学,其背后是他们有收入,或有家庭、家族、亲朋好友或组织支持等背景。
现在可以看到,旅游文化既可以保持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艺术和人文、自然景观,又可以增加管理的收入,还能满足对方的娱乐、休闲、观光、考察、工作、学习等要求。所以,一个国家旅游经济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之一。这在中国很多地方已得到共识。我们常听说:“没有文化艺术的旅游经济是一种苍白短视的经济,反之,不与经济联姻的纯文化艺术,也是没有生命力和缺乏后劲的。”这里,文化艺术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要提高文化艺术和经济的品味,使两者具有更浓的时代气息。
1、过去的庙宇、祭祀一类景观,一般都有来自民间和官方的收入,所以能保存不少古民族文化艺术。一种情况是,如果改革开放前,景观没有遭破坏或完全破坏,火红的旅游开发在改革开放后就能很顺利地开展起来。例如,著名的陕西黄陵、湖南炎陵,是沿着传统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遗存,即使没有黄帝、炎帝年表或王表,即使黄帝、炎帝一个人活上几千年,国民和外国学者也不会产生逆反心理而能理解。加之原有的建设破坏程度较少,全面复原有一定基础。因此,从国内外到陕西黄陵、湖南炎陵来祭祖或投资或旅游的人很多,他们心中不管是求真,还是求意,都是乐意或自愿的。
2、第二种是,本地可能有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但不是集中也不是显现明摆着的,需要有一些真正热心和高水平的人去开发、整理和宣传,才能把饱含民族文化艺术的旅游搞起来。
例如,文昌文化是四川省梓潼县人文景观中独具特色的奇葩,洞经音乐是文昌文化中最有感染力的艺术珍品。但洞经音乐发源于文昌祖庭,然而却先繁荣于云南丽江、大理。当然到现在梓潼县的文昌文化旅游也被带动了起来。因为云南丽江早就存在一位奇才叫宣科,我国改革开放后,他的才能得到解放。宏扬文昌文化和洞经音乐的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就是1981年由宣科等重建。1988年他们公开举办对外演奏会,曾先后在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和英、挪、瑞、法、意、德等国演出,从而让被称为“世纪之音”的纳西古乐轰动国内外。
外国人称它为“东方音乐活化石”,文人称它为“广陵绝响”,音乐界专家认为它是“有声音乐文物”,是一份极为珍贵的中华古典音乐文化遗产。旅游要创收,品牌好就要搞国际交流,多吸引金发碧眼的洋人游客。丽江旅游是让宣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菲学院、牛津大学、赫尔大学、奥斯鲁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等大学作讲演,才打响的。
红杏为什么能出墙,需要比较;而要了解宣科,就先要知四川人对外怎么宣传?对洞经音乐与文昌文化的由来,四川专家多讲:由唐代以来道教将古代巴蜀民众对梓潼县文昌的崇拜,与先秦以来对文昌的信仰相结合,并定格于儒、释、道三大精神支柱,才产生出这种活的复合文化生态;同时它也包括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渗入有佛道等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其他民间宗教文化,以及受源远流长的巫民俗、宗法乡情和各种民间文学艺术的滋养。如可以把这里既具有宗教色彩又具有民间色彩的洞经音乐,和文昌帝君的原型之一的张亚子或张恶子传说,所表现的蛇神崇拜,看成是一种返祖的图腾崇拜。
这里所宣扬的是容人之过,济人之难,重生延寿等宽容品德。嫉恶如仇,正直守信,待亲以孝,待友以诚,持事以恒等处事准则。热爱国家,热爱家乡,热爱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社会的民族主义精神等等,可以看成是一种实在的世俗功利导向。而宣科当然知道这类旅游设计,也是一种集成智慧,是站在前人后面的一种追赶超越;这样做很必要,做得也能出色。但宣科更知道与时俱进,也知外国人热衷于谈论中国的“香格里拉”,这是对世界一种美好地方的追寻。
人类社会既然是复杂适应系统,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故事和波折;有成功,也会有失误。宣科是一个汉藏混血儿,精通汉、英、德、藏、纳西等语言。新中国的解放他虽有热情,但因误会被关了20年牢。1978年出狱的宣科赶上了改革开放,天命之年的宣科深知全球化与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人类既然只有一个地球,又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那么人类智慧的赶超或跨越,不外乎有两类各两种基本选择:一类是集成智慧和仍可能超出常规集成的领先智慧;另一类是接在前人后面赶超,或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赶超。
宣科没有像四川人那样赶超,他表现出一种领先智慧。因为他在牛津大学等讲台讲洞经音乐,大谈的是音乐起源于恐惧。他联系类比自己初进铁窗,看到寒光闪闪的刺刀产生的恐惧心理,说这种恐惧只有在内心中大吼,才能压抑。这种恐惧是可联系海洋文明的,如大队商船在大海中遭遇覆舟的情形。这真把洞经音乐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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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20-10-25 15:54:26|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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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科还讲雪域边陲的丽江,就是西方人追寻的香格里拉。原因是中原或内地的古代文明成果,传到这里都得到了保护。而相反这些文明成果的源头,由于在内地,易受人为的或自然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与破坏,大部分都消亡了。而封存在丽江的纳西古乐和玲珑精巧的平民化的古纳西民居建筑群,就都是见证。宣科这样讲,既能激发对古文明的保护意识,又能挑动人到丽江去看的好奇心。宣科这样讲文昌文化,尖锐而机智,凝重而新鲜,会场都沸腾了。
宣科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牛津大学等许多世界著名学府,授予他博士学位。宣科可称获得龙凤文化的真传。
因为从凤能联系古梓潼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多元化。那么龙则能联系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古梓潼文明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以及市场贸易需要的经合规则,体现的是全球化,它的典型模型就是当代的世贸组织或互联网,而不是政治上简单的一体化。其次,民主也可以有多样性,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也应该得到尊重,但这也应以承认科学的统一价值为前提。所以说与时俱进的龙文化和凤文化,今天代表的就是全球化和多元化,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科学和民主。
3、第三种是,本地可能有的悠久丰富民族文化艺术历代遗存的建筑群,但已遭到彻底破坏,难以全面复原。其次,又缺少一些真正热心和高水平的人去开发、整理和宣传。
例如,四川省盐亭县的中华始祖盘古、嫘祖和中华药神岐伯等旅游文化艺术的开发,就是这样。盐亭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历代遗存的重新发现,除了依靠在本土建立的远古王朝的真实性外,主要依靠与国际接轨的科学方法发现的,而不是单纯依靠传统的意识形态文本。因为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在位任职的专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或学者,达到当地20世纪初留学归乡的何拔儒那样学贯中西又长期扎根考察的景境界。因为一般搞旅游开发,受政府邀请或指派,抱着完成实用的目的而来,完成任务而去的人,大有人在。
当然有这种人也要非常感谢。因为他们也能抛开心中的疑团,靠钻故纸堆,按照他们心中传统的知识写出多学科结合的论文或专著,而付出辛劳。但打造类似四川省盐亭县嫘祖、盘古和岐伯等古旅游文化艺术,不是这种一时的权宜之计所能功成名就类似丽江宣科的那种高度的。它需要源源不绝的智力和物力投资。这项工作不是靠求意不求真能见效的。因为到盐亭嫘祖、盘古和岐伯故里,仅靠求意是不能消除很多人心中求真的逆反心理的。有很多人私下里就问:“这些悠久丰富民族文化艺术历代遗存是真的吗?”
言下之意是,如果不真,他们是不会来或赞助的。要相信他们的心声都是真诚的,也是善良的,并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群众和领导的心声。这心声是说:盐亭嫘祖、盘古和岐伯故里和黄陵与炎陵比较,知名度还很小,靠大喊大叫要不得。这是古民族文化艺术的旅游开发和建设至命的障碍。当然,将历史文化艺术转化为旅游文化艺术,盐亭县嫘祖、盘古和岐伯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宣传,已经顺利起步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并亟需不断丰富并深入发掘其悠久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
盐亭嫘祖、盘古和岐伯故里与陕西黄陵、湖南炎陵比较起来,不但知名度不太高,而且景观建设不成规模,旅游收入无效益。但与黄陵、炎陵也有相同的地方。嫘祖、盘古和岐伯故里群众基础好,信嫘祖、盘古和岐伯,敬嫘祖、盘古和岐伯,这是没有任何经济效应驱动的民风、民俗传统所为。其次,嫘祖、盘古和岐伯文明在这里是真实的历史,不是虚构。是这种真实性的驱动,近百年来,盐亭才掀起两次嫘祖研究高潮。第一次是何拔儒等学人从上世纪初的开创性工作。
到1926年他们终于在发现盘古王表的盘垭村,鼓动这里群众建起纪念盘古的天垣场。在天垣场建起了能兼顾公开讲学的戏楼,向乡村民众及其年少的子女,传播了盘古王表和四川五千年前存在过盆塞海洋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等历史文化知识。
目前,盐亭县嫘祖、盘古和岐伯文化研究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省、市、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众所周知,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约80年的战乱和多次自然灾害,人口锐减。清顺治十年(1653),清王朝即开始组织鄂、湘、陕、赣、粤、闽等省移民入川,至十八年(1661),全省在籍人丁也仅存8万人左右,四川原土著居民,几难觅踪影。在此浩劫中,唯盐亭一带有较多土著居民,却是事实。例如清初,因成都毁于战火,几年间千里无人烟,清四川总督、巡抚只得将治所暂时设在盐亭附近、僻处川北的阆中县,直至顺治十六年才迁往成都。此事亦可证明盐亭、阆中一带情况较四川其他地方要好得多。此后,盐亭社会风俗大多与四川其他地方趋同,唯独尊崇嫘祖、盘古和岐伯之习俗为盐亭所仅见。显然,这些民俗文化由原土著居民所传承,其源应是很久远的了。
养蚕缫丝和中药材生产,现仍是盐亭的特色。因为盐亭是嫘祖故里,也是岐伯的故乡。嫘祖发明、传播了养蚕、缫丝技术,被誉为“中华丝绸文化创始人”、“中华人文女祖”。嫘祖的舅父岐伯,从蚕医到人医,被誉为“华夏中医始祖”。丝绸与中医,都是中华文明最古老、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堪称“中华文明瑰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中华丝绸、中医的发源如果都与盐亭相关,这不但是盐亭,也是四川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面。如果盐亭嫘祖、盘古和岐伯故里向外开放,办成中华上古文明旅游、研究的特区,这是夯实远古的民族文化艺术历史遗存与旅游经济结合基础的重要途径。
目前,盐亭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虽然已被破坏,但远古文明遗迹的地质地貌景观随处可见,而且延伸到嘉陵江流域。
如当地俗称“印把子山”地形的海啸遗迹,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地貌数十数百处。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崖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流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即使如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考古队齐聚盐亭,也有平台能安置。
二、西方民族伟大复兴的启迪
新形势下的文化艺术求衡演变的研究,如果要与国际接轨,就不能离开讨论什么是“意识形态”。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与时俱进,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像关系”。他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但这些表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意识”毫无关系;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形象,有时是概念。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艺术客体,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是以一种想像的形式来再现他们实际的生存状况的,因而人们在意识形态中的“再现”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跨越式的研究与创新,回答了困扰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研究近百年来的许多问题:
1、自约公元前91年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创纪传体史书范例的《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的帝王,乃至近代的政党,年年岁岁祭祀黄帝、炎帝,为何不去揭示黄帝、炎帝的年谱?任凭谈四千年前有黄帝,五千年前有黄帝,六千年前有黄帝,乃至近年还有作家、学者说三千年前有黄帝,七千年前有黄帝。
人能活几千年当几千年的官吗?所谓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社会与父系氏社会,是一种终结古代历史的科学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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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20-10-25 15:55:00|显示全部楼层
2、如果嫘祖和嫘祖文明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为什么得不到司马迁、扬雄以来的史家、学者的承认?中国有句俗话:“怨人穷,恨人富”。从经济发展的相对地域来说,滞后的地区占多数,超前的地区占少数,占多数的滞后是真实的,那么少数的超前就不真实吗?占多数的就代表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占少数但是先进发展方向的就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吗?
3、2002年4月12日刘东生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接受被誉为诺贝尔环境奖的“泰勒环境奖”,使中国的黄土沉积成为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第三本书,即中国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250万年,从地质上讲,我国的干旱史也有250万年,这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盐亭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何拔儒也被人尊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之父。但这种与国际人文地理、历史、地质接轨的科学方法,为什么难得到传承?
4、如果说北京人头盖骨因丢失,不能做碳14测年实验的话,为什么四川资阳人头骨就在考古学权威手中,也不愿意做?为什么中科院贵阳地球化学所做了资阳人化石同期的乌木等的碳14测年,又得不到承认?中国学者对远古史是一种意识形态方法的研究吗?
因为中国不但有夏商周的初略年表存在,就是更早期的初略尧年王表、盘古王表也存在,并有公开发表,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视而不见?包括对如在盐亭县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界碑文字等实物也如此,这是为什么?
5、何拔儒等盐亭学人早已认识到,中国文明是多源一体,但也存在各期的顶尖优势。这如同一棵伞状大树,它虽是千枝竞发,但相比之下仍能找出顶尖,何拔儒把它运用到中国古文明探源研究上,叫做“分蛋糕理论”。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的说法,这包含了一种“侵略与遏止”现象,即如果把“侵略”一词看成是中性,那么在古代史上,有先进文明侵略落后文明成功,也有落后文明侵略先进文明成功。在远古四川,人类文明发源地的嘉陵江文明,后被崛起的岷江文明侵略;而后,巴蜀文明又被崛起的中原文明侵略;到近代中华农耕文明又被崛起的西方的工业文明所侵略。
这是一部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的真实历史,但为什么求生于岷江文明、中原文明地域的很多学者不愿意分这块蛋糕?这是科学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如此等等,还有文字的起源,姓氏的起源,民族的起源,何为凤文化,何为龙文化,都存在是意识形态的方法还是科学的方法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涉及到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开发与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生命力。所以阿尔都塞才说:意识形态是有幻觉性、扭曲性和假想性的,而应该将它与科学分别开来。因为意识形态是就幻想的现实提出问题,而科学则是就真实的现实提出问题。
6、既然中国是一个重视用意识形态研究古史的国家,那么抓住国家意识形态转型的机遇,进一步挖掘、利用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资源,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例如传说黄帝出生有多处,但现代陕西黄陵的确立,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中央还处在延安时期,为唤醒和团结各族人民的抗日,当时就派出领导人到黄陵祭祖,一直延续到今天。同时陕西黄陵也抓住了这类国家意识形态转型的机遇,大力发展,给全国炎黄文化的开发做出了榜样。
同样湖南炎陵的开发,也有多处竞争,但他们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抓住党的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的意识形态转型的机遇成长起来的。因为这次机遇,指明旅游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宏扬炎帝文化,不怕遇到以前紧绷阶级斗争之弦,时刻警惕封建旧文化复辟的意识形态的冲击。
7、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六大“三个代表”的宣传: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有了正式文本确立的以“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这同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有了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旅游产业的建设,除了要宏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与团结,带动中国当地经济的发展外,还要利用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文明的真实历史,宏扬这一真实历史蕴含的多元一体的顶尖优势,所代表的当时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范例,宣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段历史几乎被遗亡,被毁灭。
甚至在历史上把先进的东西当成“不雅驯”,正式写进了司马迁的《史记》等类史书,铸造了“落后治国”论的意议形态,影响了两千多年。当然历史是没有必要指责的。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历史观,嫘祖文明的失落也有它的必然性,即它本身内部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的遏止力量,例如四川盆塞海的逐渐干涸;顶尖优势的智力、技术、资源等,不断地分流、扩散、迁徙;周边崛起民族的成功入侵。这种周而复始的“以弱胜强”的历史进程,是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有阶级社会保存下来的挥之不掉的“落后治国”论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并且,即使类似汉代生活在成都的扬雄,也像现代人懂新闻报道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选择规则一样,他只认京都、府地的繁华,其他偏远之地或过时的先进东西,推荐报道都难言之。
这种“落后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延续到近代,中华五千年前的早王朝文明几乎被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母系氏社会或父系氏社会、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等史观否定掉。所以要问古代历史为什么不记载嫘祖、盘古和岐伯在盐亭,也如可以去问现代管新闻宣传的人一样。
用新闻的行话来说,叫做“帮忙不添乱”,叫做意识形态自律与他律所然。可以想想:以“盘古王表”标记,从“跃起中原时期”起,中国古代王朝多数建都在中原或东部地区。虽然,文明程度相对较高,但古代家天下的政权仍遭到周边落后民族不断的侵略。繁荣的宋朝连两代皇帝,都同时被落后的外邦俘虏。因此历代王朝培养的学者或文人,要让他们把偏远落后的西南边陲的丘陵地区,说成是在五千多年前就产生过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建立过延续三千多年的古王国政权,现在的文明还是传承或侵略那些文明来的,在任何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是不能承受的;这既是心知肚明的古代“落后治国”论产生的基础,又是怕给别族侵略找借口而应作“邦忙不添乱”的为官为人之道。
传至司马迁和扬雄的汉代,连夏、商、周赫赫有名的三星堆遗址文明、金沙遗址文明,成都五古城遗址文明,都不写进他们的史书和笔记。他们是真诚的,自觉的,没有人逼他们不写。
正如古代成都当官从文的,不言盐亭嫘祖文明和盘古文明一样。今天中华远古文明是姓黄、姓蓝谁争先的问题?也如此。但应该说,党的十六大贯彻“三个代表”的总精神,能解开这个禁区。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强大,各族人民团结统一。二是嫘祖文化求真探索,再现中华民族真实的远古史,是为当前党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服务的,不是帮倒忙,而是催人奋进。
8、何拔儒等盐亭学人从国外学成归乡,通过实地对四川5000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这个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
(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8000-6390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20-10-25 15:55:29|显示全部楼层
(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6390-6210年:1、盘古;2、天皇;3、地皇,4、人皇,5、五龙纪,6、摄提纪,7、合雒纪,8、连通纪,9、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6210-5770年:1、巨灵氏,2、句疆氏,3、谯明氏,4、涿光氏,5、钩陈氏,6、黄神氏,7、巨神氏,8、犁灵氏,9、大隗氏,10、鬼隗氏,11、掩兹氏,12、泰逢氏,13、冉相氏,14、盖盈氏,15、大敦氏,16、云阳氏,17、巫常氏,18、泰壹氏,19、空桑氏,20、神民氏,21、倚帝氏,22、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5770-5070年:1、辰放氏,(共4代),2、蜀山氏(共6代),3、虺傀氏(共6代),4、儿遽氏,5、希韦氏(共4代),6、有巢氏(共2代),7、燧人氏(共4代),8、庸成氏(共8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5070-4170年:1、浑沌氏(共7代),2、葛天氏(共4代),3、女娲氏,4、伏羲氏,5、赫胥氏,6、东户氏(共17代),7、皇覃氏(共7代),8、启统氏(共3代),9、吉夷氏(共4代)。
(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4170-3150年:1、仓帝史皇氏,2、柏皇氏(共20代),3、中皇氏(共4代),4、大庭炎帝氏(共5代),5、粟陆氏(共5代),6、昆仑氏(共11代),7、西陵氏(共5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3150-2230年:1、轩辕氏(共3代),2、祝融氏(共2代),3、昊英氏(共9代),4、古皇有巢氏(共7代),5、朱襄氏(共3代),6、阴康氏(共3代),7、无怀氏(共6代),8、神农氏(共8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2230-2070年:1、黄帝有熊氏(共3代),2、颛顼,3、帝喾,4、尧,5、舜。
(九)夏朝时期,公元前2070-1600年:1、禹,2、启,3、太康,4、仲康,5、相,6、少康,7、予,8、槐,9、芒,10、泄,11、不降,12、扃;13、廑,14、孔甲,15、皋,16、发,17、癸。
根据盘古王表,参照国际上对古埃及古王朝历史的分期,古埃及与古中华文明的对应是:①前王朝时期对应五方区系时期。②早王朝时期对应法天法地时期。③古王朝时期对应叩向自身时期。④第一中间期对应重铸烟火时期。⑤中王国时期对应立足山海时期。⑥第二中间期对应城邦之美时期。⑦新王国时期对应跃起中原时期。⑧第三中间期对应大同王土时期。⑨后埃及时期对应夏朝时期。
9、然而在解放前这些真实古史的科学方法的研究,得不到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的承认,只能长期埋没于第三部门的极少数民间学者的脑中。对献身于嫘祖文化和经济建设者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等待,他们盼望中国的意识形态能向“先进治国”论方面转变。所以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作为立国之本,是具有鼓舞性的。同时“三个代表”又是辩证统一,三者之间是不可割裂的。
因为只有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也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即使滞后或贫穷的地区人口和面积占大多数,他们已被多次实践证明传承的是落后的东西,也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三个代表”与党的十六大要求的与时俱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精神也是相一致的。
“三个代表”之所以能在十六大确立,我们党也有过一个实践和认识过程。即面对中国的现实,造福于中国人民,在“穷则思变”上我们党的领袖们是一致的。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实事求是”;在合作化初期,根据实际还提出“穷棒子社”三个农民组织合作社,代表了5亿农民的方向。邓小平同志也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破除不符合实际的“两个凡是”之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为建立“三个代表”打下了基础。现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指引人民英勇奋斗,那么一切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就成了每个人应自觉寻求和维护的东西。同时要和与此相悖的“落后治国”论的东西决裂,也就成为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10、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谈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影响最大的就是宣扬古希腊、古罗马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艺术。他说西方民族近代工业革命的发达地区,虽在英、法、德等国,但催发西方民族自强自信心的,却源于较英、法、德偏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山区的真实历史。在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英、法、德这些地方还很落后,有的还是不毛之地。只有沿海岸,由于早先的海盗及商贸经济,才造成有一些繁华的城镇。
但后来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商人及学者,到意大利半岛从已经败落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遗址中,看到了西方民族曾经创建过经济和文化的辉煌,从而大大受鼓舞,增强了重建西方民族繁荣的自信心,从而掀起了一场前扑后继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
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虽然不少志士仁人提出过实现民族复兴的口号,但最终没有在东方本土历史上找到类似古希腊、古罗马式的样板,说服和发动人民群众。例如,我们可以首选出秦朝、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来作样板吗?众所周知,这些朝代虽然也有许多辉煌的贡献,但却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遭到外邦落后文明的侵略,自顾不暇。
直到今天,有百位海内外华人学者,千呼万唤中华文明万年史都还没有回应。究其实,他们寻找的方位错了;在不真实的地方寻找真实的历史,怎么有结果?面对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我们何不拿起党的十六大的武器,与时俱进,团结一致,向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过时的习惯、势力、文本宣战。
例如一切落后的可见的文本类似山中贼,还是比较好分辨。但要破自己心中的贼,如传统“落后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在心中的沿袭,不服气,争功利等等,还是很难让人清除的。又如四川近一万年至五千年前存不存内陆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地质地理条件;古史研究应不应走出象牙之塔,同考古、地质、地理、气象、生物、生态,科考等多学科结合再作结论等,各人都有各自的想法。而事实上中华古文化艺术不是简单的多元一体,平分秋色,各家说各家的。
三、文化艺术向经济求衡演变的实用之忌
当代的旅游经济模式,带动了文化艺术的生产是有目共睹的。游客每到一地,各种文化艺术工艺品都有推销,各种文化艺术作品都有登台演出。旅游人群的流动极大带动了文化艺术市场的发展。但文化艺术向旅游经济模式求衡演变,也有类似掌握实用的分寸问题。说穿了,不少从事文化艺术的生产或研究的人士或部门,主要还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经济上单纯看好收入的开发。当然这也没有错,而且实用的现实性力量是无穷的。具体到各个人,好处还百种千种。但再有钱的帝王、将相、党魁、名流,站在不实的地方,求真发掘其悠久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出千本书,发表万篇文章,也无济于事。
1、例如,如果存在中华远古的民族文化艺术的历史遗存,这就是世界性的人类文明。它既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不但需要国内知名学者参加,而且还应有国际的学者参与。资金的投入,不但需要政府大力支持,而且也要有民间和国际的参与。这才叫与国际接轨,也是世界其他古代文化艺术人类文明研究开发的惯例。
从这项国际贯例来看,它对我国的远古的民族文化艺术历史遗存与旅游经济结合的建设开发是有利的。在四川也有这方面的先例,这就是英国学者维尔教授在井研地区,对四川古井盐作了近十年的驻点系统研究。从维尔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大突破了四川省盐亭县本土学人对盐亭籍宋代画家文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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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20-10-25 15:56:06|显示全部楼层
因为从古至今,我国学者对文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画、字、词所谓四绝上。而维尔教授从古代井研地区长官文同,组织深井钻孔取盐水和天燃气等第一手资料中,得出中国比西方深井钻孔开采石油和天燃气还早几十年,从而认文同为石油之父。
同时,文同改革官盐为私盐开采,以安置饥民和暴民,当属宋代治乱安贫的杰出行政长官。由此可见,国外学者的参与中国古文明的考察和研究,能够打破中国学者传统的定势思维。
2、即使近代中华古文明的文化艺术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创与文物的发掘,也是由于有国外专家、学者和资金的介入,才取得很大进展的。如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发现,和仰韶文化的开拓。而且外国学者的参与,还应是多国的才行。因为只是单一的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恰恰对中华古文明文化艺术的研究是有害的。
例如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我国建国初,人才缺乏,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上世纪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文化艺术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20世纪9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回国再次指正,半坡人塑像才得以改变。中国有的学者爱面子,他们维持的不太真实的中华古文明文化艺术历史研究的框架,在国内已造成影响和冲突。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位少数民族学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写了一本40万余字的古史专著,论说北京人头盖骨属于是古苗族人的。他的思路可简单归结为:《史记》等古籍记载蚩尤与黄帝、炎帝大战于涿鹿;而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蚩尤是苗人的部落首领,说明那时中国远古苗族人早已从中国东南部沿海发展扩散到河北及北京一带,受到从中国西部向东部发展的炎、黄部落的侵略。既然苗族人早就定居在北京一带,所以苗族人是北京人的祖先。
该专著公开出版发行后,引起一些专家的置疑,我们却认为有一点道理。但当代成都的学者和全国的出版物中,又多言炎、黄部落是羌族人,古巴蜀人也起源于氐羌人,这就值得置疑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人不可否认有由古苗族、羌族等分化而来的成分,但绝对不是到汉朝才有汉族人。例如有人问川北羌族何时从四川江油一带退到平武、岷山高寒地区的?目前有专著答是三国时诸葛亮为六出祁山,才骗走了这些羌族人。可见不讲古年表、王表,分歧之大,为害之烈。
不讲年表、王表的远古史研究,破坏了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A、有根据;B、无矛盾;C、可检查;D、能创新。
我国没时空划界的钻故纸堆式研究,多张冠李戴,难于检验,矛盾很多。这种创新的著作、论文,即使汗牛充栋,引入国际竞争机制,能否突破和创新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3、四川盐亭的嫘祖、盘古和岐伯文化的研究,其中已有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中华古文明史框架体系,这有盘古王表可供验证和证伪。
盐亭的大围坪海啸遗迹地貌,说明和中国其他地方以及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城邦文明不同,而是类似古希腊、古罗马与海洋文明结合式的城邦文明。但有人就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地质大学的一位教授,得到的回答是:“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已知是错的”。近代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地质学者研究或传播关于因近万年大地震、地裂滑坡等地质局部灾变,造成盆塞湖一类的特殊地貌结构等知识,是有空白的。
刘东生院士补足黄土高原的认识,也说明这一点。四川海啸遗迹从哪里来?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看到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就是一本书。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1992年在平武第四届全国数学、物理、力学及高新技术研讨会上,就拍案而起讲这本书。他说,这不是近万年产生盆塞海灾变的证据是什么?
他在会上放弃了原准备好的发言稿,专讲“喻传赞曲线”。即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是女娲王朝、大禹王朝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
在中国懂地质学的,不只此说“不用看已知是错的”教授一个人。不用看就知道是错的,请这样的教授鉴定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当然没门。四川师范大学张昌余教授2001年在四川绵阳市科普创作交流会上,讲从黄帝上溯女娲及盘古,是中国古史的神话阶段,从黄帝以下才是人文阶段之说。会后他们这批学者被请到了盐亭,看了冰川冰臼遗迹,看了大围坪地貌和古山寨群城邦遗址;听了讲解:由于远古四川存在过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从而造就了先进的龙文化经济,即古海洋远航贸易交换经济;以及凤文化经济,即山寨城邦区的产品制造加工经济,出现了一大批智慧超群,目光远大的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执掌人,类似现代人称呼的寨主、邦头、国王、贵族、大臣、祭司、市长、老板、经理、董事、首席执行官等等。
这段远古文明消失后,到了专制社会,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超人”都被用神仙、道人、鬼怪一类的称呼,和神话故事包装起来,成为没有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摆设。张昌余教授听了、见了,认为从国外的《荷马史诗》,到国内的《山海经》等远古神话,都能把谜解开了。张昌余教授等人离开盐亭时,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四川存在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是真实的。”
4、胡太玉2002年出版了两本书:《众神之国三星堆》和《破译〈山海经〉》。胡太玉是力主三星堆文明为本土蜀人所创。但他也不讲古王表、年表及时间差,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特别是他在《破译〈山海经〉》中说: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巴蜀文明,都起源于峨眉山一带。也许说来没道理也有些道理。因为云南省彝族史家刘尧汉教授等人已出版36部专著,认定四川盆地以南的金沙江流域,如哀牢山、乌蒙山、凉山一带,是中华古文明的发源地。峨眉山与凉山接近,都是属于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南部地段。但刘尧汉、胡太玉都没有搞清楚四川北部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存在,和它的顶尖优势才是源头。
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人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所以湖北学者胡远鹏教授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胡远鹏教授认为,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为了很好理解远古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我们拿古爱琴海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作类比。
它们南边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可以映射古峨眉山文明、金沙江文明。北部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可以映射盘古文明、嫘祖文明。但四川盆地北部文明比南边早的原因是:由于“五方区系时期”北方各原始社会因集体思维,大量驱逐本部落中不合群的发明者,到四川北部山丘,后来才在中国西部建立了第一批原始王朝社会。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20-10-25 15:56:36|显示全部楼层
蒙文通教授年少在家乡盐亭时,受到他伯父蒙公甫和其好友何拔儒等先贤的熏陶和教育,离开盐亭求学又得到过他们的支助。但他至死牢记伯父等先辈们要他探索盐亭古文明的重托。他写出《汉潺亭考》一书后,在川大教授中力排众议,认定汉代文献中的潺亭,就是古四川盐亭。他家乡的元山,即是潺山;弥江水,即是潺水。有人进一步论证潺水,也可意称孱水或弱水,音转若水,就是黄帝之孙昌意降居的地方。但历代史家多认为,若水是在乐山的雅砻江。蒙老先生所处的旧时代,被疑古之风包围,他生不逢时,如果他直说嫘祖出生在自己家乡盐亭,不但要遭打击,更重要的是连嫘祖生在四川也不能保,所以两者相比较取其轻,说嫘祖在乐山也是有可能的。
直到今天川大还有教授批蒙老先生的潺亭在盐亭不实。学人不愿涉足蒙先生的家乡盐亭,还有一个旁证,蒙先生的学生川大教授童恩正著《古代的巴蜀》一书,古代四川产井盐的县都提到了,唯独不提盐亭县也是最早产井盐的县。盐亭县名得产井盐之故,古籍早有记载,童教授居然把它漏掉,是他才疏学浅,还是有意避之,众人不难分析。
5、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是积数十年心力之作,代表了中国目前的正统观点。但王玉哲教授也沿袭了司马迁言远古的先进不雅驯的舍取法,如他书中虽选取了大量现代考古记录,却对成都平原上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发掘的大批远古青铜器震惊世界不闻不记;洋洋55万言的巨著,连出的古地图,成都的远古文明也成了空白。其次,王玉哲教授在南开大学当历史教授,就居住在天津,而天津著名的甲骨学者王襄先生就搜集有解放前四川盐亭县出土的古界碑残片,并曾著文公布此事;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何九盈等人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也披露了盐亭县发现的距今约5000年前的一块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50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并公布了其中的25个字符,这一切王玉哲教授都视而不见。
(1)难道中华远古史仅指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吗?现在来看所谓的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之说。该说多用恩格斯做挡箭牌,而恩格斯明明说的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当时的一些少族民族中作调查,发现的一种原始家庭结构的个案:即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核心,她们拥有的共同的丈夫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
这种婚姻关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人类发育和繁衍,就连一些动物社会也存在;并且动物社会也不仅是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也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妻一夫制等等。因此从动物社会进入到人类社会,也不仅仅是群婚的母系制,群婚的父系制,而且这只能代表落后的部分人类社会群体;因为还有较先进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妻一夫制及其混合存在的原始人类社会。
因此,恩格斯赞扬摩尔根的深入实际的科考方法,被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编造为,原始氏族公社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王玉哲教授等一些中国学者,沿袭前苏联的教条,对中华远古史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影响。我国长期不讲中华远古史的王表、年表,这正是后来才被迫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的原因。
因此,如果王玉哲教授等的观点不受到置疑,那么国家即使花了大量的钱财,也许会不得要领。
(2)妇女成为氏族公社中心的原因,有一种经典的说法,是原始公社人类简单的劳动分工,妇女是主管采集经济。由于农业逐渐成为人类维持生活的必要的经济部门,使妇女在经济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占有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群婚制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社会上便逐渐形成了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
动物社会有先进和落后,变到人类社会,一开始也就有先进和落后,所以上述现象也仅适用一部分人类群落现象。即受到危胁、侵略较少的小部落、小联盟村落,不适用有争斗、有侵略的大联盟部落。在这种大部落必然继续要以优胜劣败的体魄、智力竞争来称王,才能健康持久地维持下去。即使是以母系氏为综的国家,选首领也不一定是女性,如目前以色列就如此。所以越是以智力或体魄的竞争,胜者为王的部落,联盟愈会扩大。更为客观真实的是,人类社会与前动物社会的分水岭标志是,物品交换创造了人;物品的大量制造与集市交换才是国家产生的起因。这里的交换,并不一定要等到有剩余物品、剩余产品的时候才能进行,例如两个人,各吃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剩余,但吃厌了想互换口味的时候,没有剩余的物品也可以互相交换。
为了交换,人类社会的物品生产早就有了分工。例如在玛雅文明早期,男人在树林中射捕有美丽羽毛一类的鸟雀,拿回家去让女人做成美丽羽衣一类的装饰品,它可以交换到很远的地方。这也类似中国凤文化的起源。这种生产物品的家庭、村落多了,规模大了,更扩大了长途的交换;特别是有大河流和盆塞的内陆湖或海的地方,发明了独木舟,这种远航的物品交换,也就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
这种龙凤文化的原始经济,一定胜过那些母系氏的原始农业采集经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顶尖优势的龙凤原始经济。因此,女娲、嫘祖不是一些人的所谓女性文化能够概括。另外用计量历史学的方法,计量原始社会单纯的以妇女劳动为中心的农业种植采集工具,王玉哲教授提供的各种石器计量表明,既粗糙又笨重,并非妇女能长期坚持所为;原始公社农业采集的发展和出路,在石器社会仍应以男性劳动力为主,女性为辅的结构,才是顶尖优势。
由此证明,落后于四川盆塞海文明交换的黄土高原的原始采集农业,不是中华文明最早起源顶尖优势的地区。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仅是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外围的次级优势地区。
(3)以目前传流的盘古王表追寻中华古王国的起源,透过原始的龙凤经济文化,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
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教授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教授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因为这种看法,用了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是中华当时实际的疆域,因为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
而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4)所谓的古代四川称“蜀”,和蜀在山东、蜀在河南、蜀在山西、蜀在陕西等零星蜀地的古籍记录,并没有多大矛盾。因为从盘古王表中可知,在约公元前5770-5070年的重铸烟火时期,蜀山氏曾有6代人称王,可见四川称蜀在先。而称蜀不在四川的古文献记录分析出的时间,都在夏商周时期,这是中华上古文明的顶尖优势从四川等西南、西北地区,被中原地区争夺走之后,斗争的继续。
这可用“巴比伦之囚”的模式来解答。公元前721年,亚述帝国消灭以色列王国,把以色列居民强制迁往亚述各地。从此,希伯来12个部落中有10个部落被同化了,史称“以色列失踪的10个部落”。但是,他们之中也有少数人坚持原来的信仰和传统,后来汇入犹太人的队伍。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征服犹太王国,把大多数居民强制迁往巴比伦地区,史称“巴比伦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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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20-10-25 15:57:08|显示全部楼层
犹太人在巴比伦娶妻生子,耕田种地,做工经商,其中有些人成为巴比伦的富豪。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他下令把所有被强制迁移到巴比伦来的弱小民族送回故乡,让他们重建家园。这样,犹太人返回故乡,重建家园的美梦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模式里,蜀人与犹太人不同的地方是,夏商周中没有像居鲁士的新朝王,下令把所有被强制从四川迁移到中原地区的蜀人部落送回故乡,而留下了一些象征性的“蜀”人名号。如果真有蜀人部落还坚持原来的信仰和传统,带着被中原人一齐强征来的青铜器返回蜀土三星堆的话,那么白剑的《文明的母地》一书,提供的夏末有缗氏还真可以考虑。即有缗氏的祖先,是从四川强制迁移到山东泰山一带的能工巧匠群体。
中华远古文明最早发源于蜀,也有巴比伦文明的“侧坡学说”模式可给人以启迪:在类似黄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黄沙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远古城市的遗存,都认为这些平原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但美国学者布来德伍德的“侧坡学说”认为,人类最早的发源地,可能是在远离平原的山区。但当时的考古学者没有人相信,认为两河流域土地肥沃,水利灌溉系统完善更有优势。最后经过几次反复较量,布来德伍德取得了胜利:在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区早在6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约1.2万至1万年前有最古老的农业村落遗址:约9000年-8000年前发现有栽培植物的种子和陶器,以及训化的家畜山羊和犬的遗骨。解决四川古盆塞海洋文明与中原的古黄土文明谁在先,刘东生获的“诺贝尔环境奖”,是投了黄土高原的弃权票。
(5)据盘古王表,约公元前4170至3150年的城邦之美时期,就有文字发明家仓颉史皇氏称王。联系盐亭的远古界碑文字,以及传说西陵氏的第一代古国王前文昌帝君,都可以说明中华文字的起原,也是多元一体,王朝换代定正统的渊源。由此可知,夏商周的甲骨文、青铜铭文,不是中华最早的文字,而是这些朝代竞争取胜后,把本部落的文字发展水平,强加到了中华文明的文字发展序列中的。在二级地域内也有如此情况。中华古王国王朝虽然多次换代,文字类形为什么还能大体传承,一是中华各民族、各部落,早有东南西北中的大联合期,各部落间早有文字的交流、传播和相互影响。二是王权争夺,有以弱胜强情况。因此,文字的发展水平序列,也会有波峰波谷起伏式推进发展。文字发展水平高,并不表示它起源的时间一定迟。
(6)同样,中华民族的姓氏的起源演变发展,也是如同文字的传承一样,王朝换代定优势,其中包括文字记录的优势。目前有人以《民族志》、《通志》等书为据,说姓王氏最早也在周以后,因为《春秋》、《左传》上的人物,没有出现姓王的,以此否定盐亭的嫘祖叫王凤的存在。其实,不说五千年前的朝鲜开国的檀君,就传说叫王俭,就是中国的《山海经》中,也记有商朝的祖先是姓王的。
(7)中华各民族的起源虽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但可以说汉民族起源的历史,就是远古盆塞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起源史。
因为这一文明的顶尖优势的确立,也就确立了汉民族和中华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以及传承、争夺和溶合的基础。因此不能把中国东南西北中五方区系内的地域古称号,当成是古民族的称号,如把蜀人、楚人、越人等与当时的古汉族完全相区别。盐亭有一则关于嫘祖设计越千古,产生中华多民族的传说。内容是嫘祖的丈夫轩辕,类似古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马其顿与古希腊各城邦相比,虽既专制又落后,但亚历山大使希腊联军遭到惨败,又先后征服波斯帝国,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进攻波斯腹地巴比伦、巴克特里亚,远征中亚,进入印度,建立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其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中亚,南至埃及,几乎包括了地中海东部所有先进的地区。
但嫘祖没有让轩辕用战争,像亚力山大那样来征服西陵,摧毁中华西部的古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建立的成果。在这里,中华的古蓝色文明首先举起了原始的自由与科学的旗帜,创造出像丝绸这样巨大的原始物质财富。即使这些财富主要集中在被后来包装为神仙、道人、鬼怪的盟王、城主、寨老板的手里,但人民的生活仍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舒适得多。因此这里的古国王从盘古到夸父,一代又一代都打出“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旗号,一次一次带领本土的能工巧匠到外地去撒播福音,但都不理想:走得近的都跑回了故土,走得太远的又杳无音信。传说到嫘祖称王时,她审时度势,决心设计出一种能超越数千年的制度,让人民经历一段长时期的痛苦的磨练,才能醒悟先王们留下的“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人生意义。
古书记载,辕轩出生在海外,即四川盆塞海东南边的广西,他是东北方炎帝的同母异父之弟。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之间内斗,又与东南方的蚩尤争夺和西陵氏的货物交换权,连年战争不断。在一次混战中,炎帝的母亲随逃难的人群流落到东南方,磨难求生中,与蚩尤族的一位老工匠结合,生下了轩辕。少年的轩辕聪明过人,有不少的奇思异想和发明。西陵氏的国王歧伯卸任后,按神喻到南方外邦物色寻找王储,年少的轩辕在艰苦中虽然腿带有残疾,但仍被歧伯选中带回西陵,这就是嫘祖和轩辕有早期的婚缘的原因。
到西陵氏,轩辕后来并没有当上国王,而是被北方白马族绑架到了中原,并奇迹般地当上黄帝族的首领。也许这些是说书人编的故事,但崛起的轩辕黄帝族,被嫘祖王的千古设计所选中,从而把西陵氏开创和争夺来的顶尖优势,和平地交接到中原弱小之邦手中,从而成就了中华近五千年来的文明。据传,嫘祖与轩辕成婚,嫘祖还有一个条件,要轩辕把他的一些大臣和部将,分封到东西南北去镇守边疆,这就是中华50多个民族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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