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欲望的求衡演变

社会欲望的求衡演变

平角

       一、研究21世纪社会欲望的求衡演变

“欲望”这个大家既熟悉又忌讳的东西，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

研究21世纪社会欲望的求衡演变，触目惊心的是，现代社会，即使你喜欢孤独或是个隐士，也能被归属某个群体中的一员。

而为什么有的群体疯狂凶残，公然干出如自杀性恐怖、泯灭人性的事情；而有的群体却充满创造性，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有人说，人是社会性动物，群体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形成观点和想法，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人类是从小型部落组织和行为的两极化──支持群体内部的人，反对群体外部的人开始发展进化的，到如今，在体育、宗教、政治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两极化。

因为身在组织中，其他人的存在通常会使你的神经系统兴奋起来。例如，你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他们或许会对你说话；如果其他人充当听众，你或许会担心自己被人评头论足，有时甚至担心会被袭击。所以，你的大脑必须注意所有这些新的刺激。身为群体中的一部分，是我们形成自我概念的重要因素；多数人对处在群体中感到舒服，而且，某个群体得到成功，人们就特别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比如球迷对自己喜欢的球队，当取胜时就会久久沉浸在荣誉感中，获得极大的满足。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否还有“欲望”这个深层次的不同特征的敏感，通过同步振荡在整合联系，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交叉呢？

我们中国和印度都同属于东方，对“欲望”的研究都由来已久，两国的先哲者们已都有相同的认识。例如他们都认为，“欲望”能达到轻松自如的精神境界，人可以由有限进入无限，达到自由完满的生命状态；这就是不可言说的“神”、“道”、“无”、“空”、“梵”、“宇宙灵魂”的最高真实，人可以在深刻的感情体验中领悟它、体会它。

这里，类似“空”，并不是让人立即死灭，而是让人去除：“欲望”无处不在欲壑难填──行不通；和将个人的利益、乐趣与“欲望”彻底分开──完全禁欲走极端等两类情形，达到轻松自如的精神境界。

但事情并不就这样简单。有人说，万物不息地被创造出来，不是在被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贪欲、情欲，与“神”、“道”、“无”、“空”、“梵”等悉心呵护着、操纵着，在不断地毁灭和再生吗？

对此，在印度，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一批学人开始专门研究“欲望”，举办各种学校传授这方面的知识，还把总结出来的经验著书立传，形成一门与语法、数学、医学、几何、建筑等学科鼎足而立的学科。例如，印度的《欲经》认为，爱是由不尽的神性产生，爱是对外部世界的最高领悟，爱是自信和别人的相诚之果。

古印度一般并不绝对地否定欲望，而仅仅反对违反规则，过度地放纵欲望。《欲经》把人生分为三大目标：法、利、欲。法，意味一切行为都遵循圣典。利，指获取知识和地上财富的行为。欲，则指会给人带来欢愉的接触，特别是能满足人的听、说、看、尝、闻5种感觉的需要。当然，法、利、欲的排列顺序，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

这是4000年前西方的海洋文明侵入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农耕文明，雅利人创立的婆罗门教站稳脚跟后的情形。海洋文明不但重视“人”，也重视“天”，并更重视“梵天”。“梵天”指自然的威力和创造，也形成了“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的命题，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但自然的范畴要大于人的范畴。

例如，印度的一些古圣典认为，“欲望”是原始的种子，心灵的胚胎。它使人们具备了丰富的特征，如欲、怒、爱、憎、饥、渴、忧、惑等，人世间的苦乐也就是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的。虽然可以把这些特征划分为好坏正邪，但它们也是相互对立，互为条件，因此都有存在的理由。所以古印度的《欲经》一类圣典，把如男女关系之爱，也看作是生命力的源泉和追求人生欢乐的一种艺术，正常的情况是值得赞扬的。所以有人研究，最近500年来，人类性成熟的年龄提前，到现在，因营养充足、自然环境清洁以及遗传因素，更在起作用。

全世界每天性行为的结果，是91万女性受孕，40万新生命诞生。在91万受孕胚胎中，有百分之五十出乎性行为双方的意料之外，百分之二十五是发生性行为的双方根本无所谓的。而4000年前的中国，正是农耕文明在中原站稳了脚跟，中国更早的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已彻底消失之后。继古印度《欲经》一类圣典的神秘主义之外，影响世界的另一个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体系《易经》，才在中国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胚胎中改变出来。

农耕文明重视的是“土地”的所有权，劳动的果实权。虽然不能“人定胜天”，但只要努力也能有收获，不像海洋风暴使其船毁人亡；连人王、猛将，也不给留面子。所以以《易经》为首的东方神秘主义，强调“天人合一”，实际是以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为大的“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命题，以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如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天，实际也联系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因此特别注意实用性和阶级性，但又不能直接说破，要讲究策略和方式方法。例如中国道家的神秘主义，也主张男女关系之类的阴阳平衡，但却没法表现出像印度先哲者们的那种坦然自若和真诚。

道家以养身之道，讲阴阳平衡和男女采补的房中术，就农耕文明的礼仪、稳重、实用的观点来说，是适宜的。

1、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欲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欲望”，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欲望”，求衡演变，就成现在社会的时局及国家的格局。农耕文明以“仁义”治“天下”，甚至可以喊出“民为贵，君为轻”的观点，但根子是为政权及政权人物服务，所以有时会把国家治理整顿得很有好。而在政权及政权人物走向极端、末路或困境时，却又能给人很多启示。例如，１９４９年蒋介石政权垮台，城里一些伪政府银行弃钱逃窜，有个村里一位贫农捡回一袋票子，全是新的，他用那些票子来裱糊自己的破旧的茅棚小屋，惹得大人小孩都去看热闹。

“用钱，怎么用来裱墙？”有孩子问。是的，常识是钱很重要。但大人们放声大笑地说：“那是国民党的票子，作废了！不用了！”这事给我们那个时代或那一代人留下的“欲望”，转换成深刻印象的是，读初中、高中、大学，学知识，如拿票子，要注意学现时性的、能通用的东西，因为废票子、伪票子、旧票子是不好用的。

但到１９５９年大跃进，灾害使有的地方陷入大饥荒。在河南省有的地方的农民，忙完了生产，却能想到成群出去要饭。但在四川省有的地方，有一件深深地触动人的事，有一位老婆婆饿荒了，半夜爬到高山上躲起来，三天后人们才找到她，已饿死在红苕地里。

人们说她是宁愿饿死，也不去讨口──给社会主义丢脸。这个观念，在那个时代或那一代人中的“欲望”，是非常清楚的。解放初到四清运动，我国很多地方确实消灭了讨口现象。

求生是人的 “欲望”，那个四川人是否真傻，怎么不学河南人在饿急了的时候，也出去逃荒要饭？如果有人以后真的要探寻这些灾难的最佳解决办法，会逐渐明白，归属某个社会群体中一员的“欲望”，是被一些“知识”，悉心呵护着、操纵着的。中国人的任何一场生存饥饿灾难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国人对最新知识的“饥渴”。

如要能“测量”这些饥渴，就必须用２０世纪以来的科学成果，打造一把尺子；这其中，把所有“欲望”的心智铸成单一“欲望”的心智，就会看到了“饥饿”和“票子”的联系：中国人的教育，重视的是课本知识，解决的是国计民生，和本职工作岗位内的科技大难题，而关系全域性的纯自然科学的抽象大难题，社会和决策者们一般是以作秀应付的。这造成我国与当前国际攻关抽象纯科学大难题的方法，不断创新相比，几十年以实用性不变的观念，取舍课本知识，就显得是“旧票子”，或无创造力，也缺少前沿攻关的通用性。

这种基础即使打得再牢实，学习再刻苦，也还是“旧票子”或无创造力，所以普遍的“饥饿”反过来又对新知识的进取造成共同性的遏止。

2、印度是亚洲第一个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国家，那时印度还处在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很难说当时印度人民有强烈的望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欲望”，而且诺贝尔奖不是检验一个国家科技、文化进步的惟一标尺，但印度人不出国学习，也能得诺贝尔科学奖成功了。

为什么？农耕文明以“仁义”治“天下”，“民为贵，君为轻”，政权及政权人物为贵，服务的科技为轻。看一个国家有没有未来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苗子”，不是很重要。在“苗子”生长期间，看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中有没有像印度加尔各答市第一流开业医生圣卡这样的真正的有识之士，去作人才的第一阶梯培养，也不是很重要。在第一阶梯培养出的“苗子”期间，看一个国家高层学府有权、有势或有钱的人中，有没有像加尔各答大学副校长A·穆柯伊爵士这样的真正的有识之士，去作人才的第二阶梯培养，把“苗子”最终送上领奖台，还是不很重要。科技不像体育比赛立竿见影，聚集人心。以政权及政权人物为中心的“人类中心”，生命力是有限的，要抓紧。对寻求自然运行规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中心”，因会摆脱一定利益集团的烙印，就不很重要──这成为有些农耕文明，人事礼仪的一个规律。

3、悉心呵护着、操纵着社会成员“欲望”的知识，一般民众只求经验层面的确证，以便信仰。而文化精英则要在情感、智慧层面，领悟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对此，古印度有先哲者，把它分为“上梵”和“下梵”两个等级；“上知”识“上梵”，“下知”识“下梵”，“欲望”通过宗教信仰和审美观照的不同渠道，在一般民众和文化精英分别传播、发展。农耕文明站稳的中国，也把“欲望”分为两个等级，叫做“上智下愚”，或者说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但总结的都是一个事实，农耕文明离不开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不管是合法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还是潜在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都能“上智”，反之，只能协同。

二、重识《易经》天人合一的“欲望”观

中国改革开放，文化精英人物不断地出国与回归，隐瞒了五千多年的中国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终于露出了水面。

中国悠久丰富、博大精深的农耕文明，已开始涌入现代化。21世纪社会欲望的求衡演变，文化精英，对于悉心呵护着、操纵着社会成员“欲望”的知识，“上知”识“上梵”，“下知”识“下梵”，必然会有发扬光大农耕文明式礼仪、稳重、实用的交锋。

想弄懂《易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民族情结和“欲望”，我们不妨举一例，来具体探讨此“欲望”的求衡演变。

2004年，王蒙先生在中国海洋大学演讲，谈到他怀念那些精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时说：“自然科学与人文，只能双赢，不能零和。文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有很大的一致性，如珍惜精神能量，热爱知识，热爱生活，对世界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点点滴滴敏锐捕捉，追求创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力图对国家民族人类作出新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贡献。但是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缺少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缺少一套实证的方法，又缺少严整的逻辑规则。《大学》上关于从正心诚意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论，都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更谈不上实验的或者统计上的证据，而更多地接近于文学作品。它们富有灵气，充满想像，整体把握，有时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就是不怎么科学，不怎么经得住实验、计量、辩驳。中国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医道与军事的，但少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甚至，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是科盲。还有的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在什么特异功能、气功、命相学、人体科学、易学国学禅宗的幌子下宣扬了一个够。这与中国的重文主义传统有关。对于修齐治平的推崇，对于辅佐明君的理想，使人们倾向于认为齐家治国之道才是大道。我希望文学界的同行们能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科学，领会科学已经怎样使人变成了巨人，科学将为人类创造怎样崭新的未来，取代那些想当然的咄咄逼人与大言欺世，珍视公认的价值体认。让科学家与文学家携起手来，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有知识有教养的中国。”

与王蒙先生演讲的精神追求相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80岁的杨振宁院士的演讲更一针见血。这是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院士向《易经》“开火”，称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吹响重识《易经》与生态文明的号角。杨振宁院士更是以实践作示范，给清华大学一年级新生上基础物理课，引起一些大学的大学生们的强烈反响。但从王蒙先生对古代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批评，可以看出王蒙先生并不全理解今天的“天”和如何“平天下”。

杨振宁院士在这时站出来，以评说《易经》及其“天人合一”，巧妙地引导全中华民族的思考，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杨振宁院士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

杨振宁院士认为，中华文化的归纳法来源于《易经》的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易经的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发展出推演法。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麦克斯韦方程,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的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络、通信、激光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的这许多，都基于麦克斯韦方程式。又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

杨振宁院士还说，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但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

三、解读杨振宁院士的“天”与“人”

杨振宁院士并非不知道，天人和谐联系着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生态文明”，所以他才说，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也所以他才说，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

所以我们认为，杨振宁院士要摆脱或抛弃的“天人合一”观，不是“天人和谐”观，不是“生态文明”观，而是要摆脱或抛弃把“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生态文明”作为唯一正确的观念来看待、来引导。举例来说，“天人合一”的“天”，除了“天空、日月、宇宙、天地”等自然环境的意思外，还有“天下、全世界、全球化、多元化、全人类”等社会整体的含义。“天人合一”的“人”，除了“人类、人们、全社会”等整体的意思外，还有“个人、人权、人化”等特定的含义，从而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解释中华民族优厚的传统文化。

以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为例，新中国解放以来，大多数时候被作为“封建思想”遭批判或抛弃。虽代之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的“世界观”、“人生观”；“身居茅屋，心怀天下”等无产阶级的语言，但仍没有比过这句传统文化语言的言简意赅，和对中华民族大多数持久的影响。由于儒家的经典人生道路，自古就被描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任何中国人，只要生于“皇天厚土”，自出生之前就携带着这四类基因，所以中华民族才有几千年不衰，历经浩劫而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天下”，一般中国人以“打天下”、“坐天下”理解它的意思。而统治阶级及统治阶级的文人，也当“打天下”、“坐天下”，心安理得地把它理解了。其实“平天下”，还有“平和天下”与“和平天下”的含义。也有“全球化、多元化”完整、统一，双赢的含义。它在今天，最能够体现的模式，强者，如很多国家或很多地方的旅游开发模式，它既保持了各自的特色，又对外开放增加了收入。弱者，如联合国或类似有些联合国所属组织的模式，它有一个共识的章程去遵守。然而在强调阶级教育和阶级专政的时期，“平天下”曾类似有“血染的风采”，“你死我活”、“全球一片红”、“打富济贫”等含义。即便在今天，这些理解也还存在。不过市场经济的色彩更浓厚，如类似有“先富起来”等意思。

由于“平天下”既指在中国，也指在外国。王蒙先生与杨振宁院士相比，是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内。而杨振宁院士是走出国门半个世纪，又走回国内的人，他对“平天下”的理解与实践，自然要比王蒙先生宽一些。例如，杨振宁院士在清华大学用英语给一年级新生上基础物理课，看是没有必要用英语，但“平天下”如果也指有外国，就很有必要：即科学高峰在外国，培养的高层人才不懂英文的基础物理能行吗？

又如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也是在国外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又走回国内，在南开大学创办培养微分几何、微分流形等高层人才的数学研究所，有这个必要吗？如果“平天下”也指有外国，就很有必要。而且，他们从本质和方法都改变了“平天下”类似“血染的风采”，“你死我活”、“全球一片红”、“打富济贫”、“先富起来”等的含义，也从本质和方法都改变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因为我们似乎觉得，杨振宁、陈省身院士与王蒙先生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很不同。王蒙先生是按几千年来的常规读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杨振宁、陈省身院士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反过来读的，即“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才是正理，才是与时俱进，才有石破天惊的技术创造。因为没先有“平天下”的高层科学本领、志向、理想、爱好、思想，哪有“治国”、“齐家”、“修身”的平和、和平、持久？

不“血染的风采”，“你死我活”、“全球一片红”、“打富济贫”、“先富起来”才怪？我们常常听到批判“侵略”、“弱肉强食”等问题。我们是不赞成侵略、弱肉强食等社会现象的。但我们也注意到类似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提出的一种“侵略与遏止”现象，即如果把“侵略”一词看成是中性，那么在古代史上，有先进文明侵略落后文明成功，也有落后文明侵略先进文明成功的问题。

这里我们把“正义”、“非正义”，与科技创造联系起来组合研究，从远古到现今有十种情况：

1、我们用自然、原始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2、我们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3、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4、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5、我们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6、别人用自然、原始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7、别人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8、别人用我们创造的科技原理，他们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9、别人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我们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10、别人用我们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易经，是我们中国古代人的科技原理到实物的创造，我们强大了十多个世纪。后来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易经传到了西方，西方终于改变这些科技原理，火药变成了现代枪炮，造纸变成了现代音像网络，指南针变成了现代陀螺遥控，印刷术变成了现代信息技术，易经变成了电子计算机。虽然我国目前在这些方面也有科技原理的创造，但我们终究强大不过西方。

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而近几个世纪，西方更多的还是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侵略”了我们。因此，我们要自强、自卫，要有后劲，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就具有“侵略与遏止”和“正义”与“非正义”的特殊意义。这也是杨振宁、陈省身院士他们这些走出国门，获得公认大成就后的中国人，认识到要从本质和方法上改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的意义。

所以，杨振宁院士不是要摆脱或抛弃从天人合一产生的天人和谐观念，或“生态文明”观念，而是要反这些观念的不足。广西河池学院生态哲学教授刘月生先生曾说：生态文明是为了当代及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克服人类本质上自私的生物学天性，而采用的一种广义的利他行为；生态文明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新的社会结构范式，是人类为了能可持续发展，在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两次选择后，进行的第三次选择。可以看出“生态文明”观念虽好，但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的愿望性。例如，在“基地”组织活动强大的地方，我们并不怀疑“恐怖分子”或“美国士兵”，对“生态文明”观不理解，或他们不愿意看到生态文明。但正如“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一样，任何“生态文明”学者的高论，是说服不了他们的。

刘月生教授也表达了这种“无奈”。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也认为：如果不摆正自己基于对自然界的局限认识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确实可能最终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破坏到自己无法继续生存的地步。然而目前人们获得的这种保护环境的认识，却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选择、保护的多旋竞争比较中，才获得的。这种“选择”具有无法确定的规律性。

20世纪约30年代西方出了一本《近代工业的兴起》的书，其中讲了瓦特及其蒸气机的曲折命运：瓦特是在英国一所大学实验室工作发明蒸气机的，但十多年间大学里的师生知晓却无人过问。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位贫穷的老头，他是偶然闯进大学里来捡拾破烂的。他看了瓦特的表演蒸气机后大声说：“我有救了！”

原来他曾是一个大矿山的资本家。十多年前矿井因水淹，他破产了。瓦特的蒸气机唤起他的希望，也唤起了瓦特的希望。往日老头在社会上留下的信用，以及他的百般游说，一些往日的银行家友人，支持他与瓦特办起了蒸气机生产厂家。蒸气机在英国矿山、纺织工业，以及火车、轮船交通等上的应用，引起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商人的注意。他们用高薪挖走了一些蒸气机厂的技工。因此，英国与这些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斗争的结果，有八个国家签定了和约。

和约认为：有价值的科技创造，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因不用而毁灭它，都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和约签定国，对科学家的自由流动，不能限制；但对工厂花钱培训出的高级技工流动，却有严格的限制。道理是，他们不是科技原理的第一创造者，而是二传手；没有得到厂主同意的流动，一经发现，逃到的和约签定国，都应该给予送还或允许追回。该书认为，这项国际条约的签定，引领了近代工业的潮流。我们无意对这项条约的是非，给予评说。

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大学里偶然读到这本书。50多年间难忘怀的是，破产矿山老头对瓦特的“选择”──这种“选择”联系我国奥运会金牌稳中有升，以及以色列、荷兰、瑞士、瑞典等小国，也常得诺贝尔科学奖，深感不管大国小国，国穷国富，在一个国家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还是很多，问题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只会常规“选择”，没有破产矿山老头对瓦特“选择”的那种需要，或没有那种认识，或没有那种水平，因此才有，即使知晓。却也无人过问。

2004年美国科学家凭借量子色动力学的“夸克渐近自由”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说，在这个领域里，我国的研究曾早于美国，成果也非常接近最后的结果。只是因为来了“文革”，和国家没有几十年都资金投入，才丢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

有人认为，这是一家之言──说的只是部分事实；实际上国家丢失了几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是因为国家只实行单一的“选择”机制。以“夸克模型”、“量子色动力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例，国家长期的人力、物力，和新闻报道注意力，只“选择”哲学上，与其对着干的“层子模型”。这种“选择”国家也需要，评了国家级奖也应该。但却失掉我国类似奥运金牌，稳中有升那种合理竞争的“选择”机制。例如当时如果不是层子那类“对著干”，单一的“选择”机制，也要扼杀。

生态文明保护环境，也包括了人类自身的科学发展多旋竞争“选择”环境。所以生前刘月生教授反思“生态文明”观后曾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文明，主要还是要有准备头脑的国家学术中心，和有社会视角注意中心去迎接。但这恰恰是强调科学创新，又要求得到本国单一的科学权威认同，才被社会认可──这种忽视合理竞争的“选择”机制──“科学并不宽容定律”，这不是科学的悖论吗？

四、刘大钧教授与杨振宁院士比较

刘大钧教授是“文革”后，我国人文多旋“选择”环境的受益者。而且刘大钧教授曲折的命运，也类似瓦特。但他搞的不是类似的蒸气机发明，而类似整理国学的《易经》。发现刘大钧教授的，也不是一个贫穷的破产矿山老头，而是中国政坛十多年间，赫赫有名的中央管宣传的领导同志之一的胡乔木先生。

刘大钧教授，1943年1月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现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易研究》学刊主编、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刘大钧先生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其外祖父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毛泽东同年，毕生研究周易；他要求小时的刘大钧，一遍一遍地诵读古书，经常从易经和易传中抽查一段，看其是否诵读如流。刘大钧1961年高中毕业后，升学连考三年未能如愿。原因是他父亲早年曾加入国民党，他二哥又是“右派分子”，档案政治审查结论写有“该生不宜录取”。同样的原因，刘大钧也未能进入当时普遍认为可以捧铁饭碗的国有企业，只能到济南一家街道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当工人。

刘大钧没有一天放松自己。他到30多岁才成家。1978年夏天，在酷暑中完成第一篇论文《读史释易》。稿成后投给中国哲学界最高学术刊物《哲学研究》。该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当时的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注意到这篇文章。思才若渴的胡乔木指示该刊理论部蒙主任查访刘大钧，一纸调令使刘大钧走进山东大学哲学系。原因是胡乔先生给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写了推荐信，希望吸收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校外学者。工作条件改善之后，刘大钧教授不断推出易学研究著作：《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纳甲筮法》；此外尚有音像著作《周易讲座》。

刘大钧教授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当代《周易》热的真正支点，是《周易》筮法热；《周易》已成为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雅俗共赏的书，许多人学《易》是从卜筮入手的。《周易》占筮作为一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现象，确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若一味进行贬抑，则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现在来看这位中国周易学会的会长，对杨振宁院士批评《易经》研究主流，阻碍科学启蒙的反批评。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有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还支持刘大钧教授说：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已经有很长历史，认为天与人是同一性的；西方传统，近代科学，讲究人和自然是对抗的，这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况且只有思维方式还不够，关键是社会条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汉明教授也反批评说，杨先生以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向度为唯一尺度，所以杨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周易》没有推演法，因而阻碍了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在近代不仅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科学，也没有走出中国自身的近代科学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萧教授认为，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注重四季气候变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中国医学有自身的独立的近代进程，那么它也决不会抛弃由此得出的一切相关结论。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认真研究这些反批评意见，我们认为杨振宁院士的批评，是说到了《易经》研究主流的要害。

1、《周易》是中国两千多前的珍贵古籍，作为早期的古籍文物，本身并没有对与错。胡乔木先生发现刘大钧教授是正确的。国家抢救、组织整理有价值的国故也是应该的。我们也不怀疑刘大钧、萧汉明等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整理国故的能力和贡献。

但正是由于这一定位，今天的中国周易学会及其主办的《周易研究》学刊，团结的也主要是类似他们那种研究方法和思维的一批人，排斥了国内类似把易学，与当代前沿科学如超弦理论、量子色动力学联系起来研究的一些学者，而把中国的周易学研究，引上单一“选择”的道路。这是违背胡乔木先生“文革”后，受小平同志影响的多旋“选择”的初衷的。公正地说，《周易》并没有定势，而是随着历代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而转变。即“关键是社会条件”。如以在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时期为例，斗争哲学、人定胜天、向自然索取，充斥《周易》研究，那时的北京大学的和合学界，到哪里去了呢？

2、严格地说，太极思维是关于实践与其自发破缺的可行性解决办法的数学处理思维。联系卜签文化，其抽签占卜，背后的真实数学处理原理，是类似当今前沿科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不确定性原理允许有确定，但它是以概率出现的。这也是卜签的成功率，而跟算卦方法和卜辞的推演、归纳并无多大关系。

即不管算卦方法和卜辞的逻辑性推演、归纳多么正确，总体上都不影响不确定性出现的概率。这就是常识。刘大钧教授讥笑杨振宁院士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不客气地讲，是刘大钧教授不懂类似的前沿自然科学；中国大多数的人文学者也不懂类似前沿自然科学微分几何、微分流形、统计力学等高层数学，这是中国民族命运的悲剧。

3、《周易》的数学源头，是与微分几何、微分流形等前沿自然科学的数学源头相通的。中国很多人，天然地畏难攀登这些前沿自然科学的数学高峰，在多旋的竞争“选择”中，出现了与西方主流发展不完全的向度。这本身是不奇怪的。以旅游为例，旅游是对和平交流自然及人文遗产的有组织的经济开发，是人类为实现自身多元化与全球化双赢而释放的一种轻松、自发的行动。

因为局域的划界，权利的巩固，都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底线，也许交流才是最终的底线。但战争对交流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弱者因怕战争这种交流，会更加的封闭。而旅游对弱者和强者都有极大建设性，因为旅游的多元特色，能以市场经济、品牌促销来赚钱。然而，既然是品牌促销,品牌就要分档次。萧汉明教授认为中医有自身的独立，由此得出决不会抛弃相关的进程。结论当然是类似旅游特色的多元化了，但品牌的档次呢？这不自封的，这是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的“侵略”或“战争”“选择”的。

这种“选择”让我们中国人有时想起失败，就咀咒“侵略”和“战争”，其原因是随着历代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单一“选择”的类似中医研究、《周易》研究等道路，没有搞出很多层出不穷石破天惊的技术。说穿了，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刘大钧教授、萧汉明教授等人物，也许没有读懂“平天下”，没有读懂《周易》。他们也许不懂得杨振宁、陈省身院士等的“平天下”的良苦用心。他们也许还没有达王蒙先生的科学家，与文学家携手的认识高度。

五、《周易》“欲望”两头张力的必要

杨振宁院士懂不懂易学，这是刘大钧教授与杨振宁院士之争的一个焦点。杨振宁院士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在吴大猷指导下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完成学士论文，1942年毕业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学。1945年赴美,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员，1949～1955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该所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杨振宁院士的贡献，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他与李政道合作，推翻了几十年来被物理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两人因此而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还有的最杰出的贡献，如1954年他和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规范场理论，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米尔斯场方程被数学家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1985年美国总统授予杨振宁院士该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

杨振宁院士在讲规范场简史的时候指出，规范场与拓扑学和陈省身教授研究的纤维丛有联系，而不平凡纤维丛就类似墨比乌斯带。1987年有人研究三旋的非平凡线旋时发现，中国古代的太极图与著名的墨比乌斯带也有联系。武汉大学数学系文志英教授认为，三旋联系太极图把中国发现墨比乌斯带,比欧洲提早了两千多年。刘月生教授在《三旋构想的时代使命》一文中也认可：“从欧几里德几何的点体观创立之后，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的分析方法，追寻到了宇宙的极点的隐秩序范围。从欧氏几何（第五公设的破缺）到非欧几何（黎曼曲面），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的弯曲）再到卡路扎、克林的理论（第五维是微小圈），再到今天的超弦理论（杂化弦是闭圈），使太极数学中包含的圈态超旋思维再也隐藏不住了”.这个圈态超旋，也包括了不平凡纤维丛和现代规范场的思维，而杨振宁院士就是这方面无愧的导师。

所以杨振宁院士在发展易学方面的研究，达到了国际获诺贝尔科学奖的高度。而刘大钧教授同样达到了国内整理国学《周易》的一个新的水平。杨振宁院士和刘大钧教授是站在《周易》研究的发展与整理的两头，为国家“平天下”使力。“平天下”不是中西方历史上建立辽阔地域帝国都曾产生过的“大一统”理念，全球化也不是中西古代“大一统”的理念，即不是国家给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追求“称霸世界”的目标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而是如人类为实现自身多元化与全球化双赢类似旅游开发目标的模式。

有人说，作为形成于春秋时期的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之根源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对中华民族的“欲望”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等，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华夏文化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变，它像滚雪球一样，历时愈久，愈显博大，愈益精深。而西方文化学术传统源头的希腊文化，是希腊人坚信眼睛看得见的“欲望”，也坚信眼睛看不见的“欲望”的这种平衡观点，但它并没有受到西方世界继续的重视与保持，而是动摇在它们两者之间。

如西方中世纪现世生活的艰难，激起西方人对现世“欲望”的愤恨，一切眼睛看得见的“欲望”不仅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被看作是邪恶的。文艺复兴时期又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尽情地颂扬“欲望”，西方人把眼睛看不见的“欲望”统统抛在一边，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谋求自己的“欲望”；到19世纪后期，西方人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宗教、艺术和精神作用又被抛弃了。

面对中西方文化上的上述特征，尤其是各自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上所存在的差别对政治史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对政治“欲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这种学以致用的经世“欲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俱往矣。今天的中国周易学会及其主办的《周易研究》学刊，能否把类似物理学中的潜科学理论，如万有理论、大一统理论、M理论、扭量理论、环量子理论、旋理论等，也纳入易学研究的范围，也支持搞出石破天惊的技术，也许是强人所难。所以类似易学研究两头的批评与反批评，仍是21世纪社会欲望的求衡演变之间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