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把“数字求衡演变仪”应用于经济领域,就可以构筑一种宏观和微观结合分析的模拟模型。三旋转座子既要反映宏观也要反映微观经济中一些为人们熟悉的要素单位,并且还要体现是从整个圈态模拟的系统中挑选出的,是能够代表圈态三旋及耦合的转座子。以此才能作为微观要素的统计数据、标记,进行观控。 假如这样选择的转座子模拟的结果,与以圈态模拟母体的特征相吻合,就可以说三旋分析模拟模型基本对头。反之,要不就是母体不可用圈态模拟,要不就是转座子选得不对。当然在具体应用中,还要注意如何划分转座子,选转座子应以多少为宜的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知的转座子数据去预测所需的数据。一句话,建立一个合理的圈态模拟和微观转座子决策数据支持库,是建构三旋管理的关键一环。 例如,分析山区财政补贴县,以供应--需求为中心的财政经济圈态如何建构?回答是要建立二级需求的良性三旋系统。 所谓二级需求,就是农民在农村生产的东西,县城里的人要表示极大的需求。但是在县城一级的这种需求,又不是一种完全的真需求;除了它本身的一部份消耗外,还表现在县城里的人,要把当地出的农副、畜产品,加工或直接转嫁到其它地区或大城市里去。 所以相对于大城市来说,山区县城又是一级供应系统。这可以用一些转座子来衡量这种县城的发展速度及规模。例如,运用这些转座子的相互关系,来估量山区财政补贴县发展县镇的规模,就可以得到一类观测山区财政补贴县某些具体收支项目摄动的数学公式。 改变公式中的参数和变量,直到这种摄动现象再现该山区财政补贴县的具体收支项目实际的大致情况,那么其中的摄动参数,即为涨落系数,它是该财政补贴县的经济振兴,在某一段时期应观控县域经济发展的系数。而且该涨落系数,还可以从临近地区条件与此相似,但又不是财政补贴县的相同计算比较中得出。 2、世界经济历史求衡演变现状 有经济学教授认为,世界经济历史求衡演变到21世纪的现状,呈金字塔型。即美国是处在第五层的塔尖,垄断了来自全世界的信息产业需求。反之,也是信息产业的垄断供给者。 我们中国,则是处在第四层的塔顶。这类国家全世界不多。经济生产需求的是最终消费品;反之,供给本国和世界的也是劳动要素密集的、完全竞争的产品,这类产业成本最重要。处在塔身周围类似支撑的第三层的国家不多,典型的代表是日本,经济生产需求的是高品质最终消费品。反之,它供给国外的高品质最终消费品也多。 处在塔身周围支撑的第二层的国家更少,典型的代表是德国。全世界百分之五十的生产工具机械装备,都是由德国生产供给的。不管是生产光盘、VCD、还是电脑、软件,总得要装备,这种需求量是很大的。这种只生产资本品的需求与供给,经济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处在塔身周围底层的是英国,它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务新的需求。 英国人通过税收,通过英国的国民懂得金融知识而去金融机构就业,就能达到人均收入2万美元以上。伦敦金融交易中心,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为什么世界历史求衡演变会出现这样的经济需求国际分工?我们来看看国内中国学者与国外中国学者,关于《白银资本》一书的一场辩论。以上美、英、德、日等近代西方中心的客观存在,国内中国学者早看到了。而且西方学者亚当、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打造的世界经济西方中心理论,已有几百年的传统和宣传。 所以国内有学者反对《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西方共产党人弗兰克,提出另一套的世界经济结构中国中心理论,认为如果存在这样的早期世界经济结的中国中心,那么19世纪以来严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数代进步的中国人,他们追赶或反扑西方中心的努力和搞的革命,都是白费力气?难道他们是西方中心论这类谎言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当然西方人中也有反对弗兰克理论的。 但在国外的中国学者有人不同意这种态度,认为《白银资本》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它只对15至18世纪末亚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新的定位。它对19世纪以来严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数代进步的中国人,追赶或反扑西方中心的努力和搞的革命,没有涉及。 这种联系,国内批评的学者也没有给予逻辑关系的推演──15至18世纪末,中国有大量的白银,是否就类似当代英国,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是否就可以满足供给西方对白银的需求? 此外,那时中国大量的白银,是怎么来的?如果15至18世纪末世界经济是“中国中心”,为什么到了19世纪后就成了西方中心?是经济的因素?还是政治的因素? 3、经济需求推动政治需求中的对称破缺 美、英、德、日等西方中心的国家,15至18世纪末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国,也许是事实。因为15世纪,美国还不存在。19世纪初,德国还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1815年拿破伦兵败后,德意志联邦成立,它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此时,德意志联邦中有两个大邦──普鲁士和奥地利。作联邦首相的是奥地利的政权人物梅特涅。 他代表了农业文明培养出来的一些人的特征,重视保守自己的政权,骄横,表面上喜欢国家的领土要大、要统一,但一切从自己当权出发。如梅特涅实际喜欢当时邦的太小、太多,而让德国实际四分五裂,名存实亡,笼罩在浓厚的封建迷雾中。有人说,是德国的经济需求统一,推动了德国的政治需求统一。因为德意志联邦中另一个大邦──普鲁士的政权人物们,因领头站出来推动关税同盟的建立,加上修筑铁路运输网,不但繁荣了德国的商业,而且刺激了德国的采矿业、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加快了德国的工业化的步伐。 1848年愤怒的德国人民,对梅特涅忍无可忍,推翻了他的统治。此后十多年间,德国全国性的学会、协会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德意志法学家协会,还为各邦制定了统一的法律。1870年德意志的工业总产值,就占到全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英美。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发动了三次王朝战争,三战三胜,打败了波兰、奥地利和法国,1870年底实现了德国真正的统一。 1871年俾斯麦升任德意志联邦帝国首相。俾斯麦和梅特涅开始都是德意志联邦中两个大邦──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政权人物,都喜欢国家的领土要大、要统一,重视政权的力量,但却为什么一败一兴? 俾斯麦和梅特涅有什么不同?实际俾斯麦是代表工业文明培养出来的一些人物。其特征是,眼光远大,重视国家民族对科技原理的掌握和创新,胜过从实用保守支撑的政权。有一个例子是,他对15至18世纪末的世界经济“中国中心”,怎么到了19世纪就成变了西方中心,作过入木三分的实话实说──俾斯麦的史料是这样的: 1864年,作为普鲁士的政治家、外交家、普鲁士王国首相的俾斯麦,公开预言:“30年后中国必败,日本必兴”。1894年俾斯麦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在这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政府的海军,被日本打败。俾斯麦事后说他当时的预言,用的是重视国家民族对科技原理的掌握和创新,胜过从实用保守支撑政权的测度。 例如他说,当时中国留学生,一到欧洲,问的是票子、刀把子,即最为关心。打听的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哪里的枪炮厉害?好买点回去富国强兵。但这是一种败象。而当时日本的留学生,一到欧洲,问的是学术子,即他们最关心了解的是,欧洲有哪些先进的学说思想?有哪些宝贵的科学理论?学成回国后,也大肆在国内宣传普及。这是一种兴象──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是它的预言要准确。 为什么国家民族,对科技原理的掌握和创新,不是以像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的预言一样准确为标准,而是以人多势大为强胜者? 俾斯麦对当时中国变局作出的预言,为什么和19世纪以来严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数代进步的中国人,反思和批判中国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认识不同?是否至今也还没有超越俾斯麦的高度?求衡演变中的中国,没有像德国的翻身那么快,也因此近百年的努力,仍还没有逃出19世纪以来,国际分工需求与供给的窼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