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评：织造局与神马

源自：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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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评：织造局与神马

　　江宁织造曹玺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先祖。他的一次进献，多达四十五项。附注御书房收，看来是为宫中重大庆典而准备的贡物。其中名人书画表多至十一件，都是名贵难得之品，价值连城。江宁织造贡物之奢侈，令人咋舌。
　　清乾隆五年（1740年），古城苏州爆发了一个群体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织造局头目克扣机匠薪粮，激起了众愤。
　　当时，苏州有南北两个织造局，每局设有三个名叫“所官”的头目，负责管辖机匠。有一个所官奚廷秀生性贪婪，暗自动脑筋，打算把机匠的春季口粮（每天四升），按九折发放。到冬季计算时，假如还有些剩余，再发放给机匠。谁知消息不慎走漏，机匠们发觉他想暗中做手脚，便私下议论，啧有烦言。不久，恰巧革匠朱裕章等人在干活时遇到了不愉快的事，遂迁怒于奚廷秀。他们采取的方法很奇特：聚集众人，身背黄布冤单，手执神马，前往城隍庙唱戏祭神。路过奚廷秀家的时候，特意停留下来，一把火焚烧了神马。
　　奚家门口堆放着稻草，家人急忙将稻草搬进屋子，谁知道厨房突然失火，一下子烧毁六间房屋。奚廷秀以神马火星落入稻草为由，将朱裕章等告发至长洲县衙。经查审，八人分别予以枷责，发落在案。
　　这个事件蕴含的信息量非常丰富。仔细分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身背黄布冤单、焚烧神马之类的仪式，既是机匠表达内心不满的行为，也是祈求行业神灵保佑的象征；二是所谓神马（又称纸马、甲马、花马）是一种裱糊在木板上的纸神像，其起源与丧葬时敬神礼俗有关，也成为同乡、同行协力战胜天灾人祸的标识；三是城隍庙作为公众聚集场所，明清时期的工匠常在那里表达内心诉求，甚至敢于将城隍神抬至公堂衙署。唱戏祭神也是在城隍庙内。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苏州织造衙门的功能。这个机构，不仅负责上用（皇帝所用）、官用（官员所用）、赏赐以及祭祀礼仪等所需丝绸的督织解送，还拥有密折特权，向皇帝直接禀报钱粮、吏治、营务、缉盗、荐举、参劾、粮价、士人活动及民情风俗等情形。
　　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所引资料中，有一份宫中杂件进贡单。大致内容是，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曹玺在江宁织造任。江宁织造理事官加四级臣曹玺恭进计呈：轿一乘、铁梨案一张、博古围屏一架、“满堂红”灯二对、宣德翎毛一轴，以及吕纪《九思图》一轴、王齐翰《高闲图》一轴、朱锐《关山车马图》一轴、赵修禄《天闲图》一轴、董其昌字一轴、赵伯驹《仙山逸趣图》一卷、李公麟《周游图》一卷、沈周山水一卷、《归去来图》一卷、黄庭坚字一卷御书房收、《淳化阁帖》二套。此外，还有天宝鼎、汉垂环樽一座收、汉茄袋瓶一座、秦镜一面、珐琅象鼻罏一座、珐琅索耳罏一座等。
　　江宁织造曹玺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先祖。他的一次进献，多达45项。附注御书房收，看来是为宫中重大庆典而准备的贡物。其中名人书画表多至十一件，都是名贵难得之品，价值连城。江宁织造贡物之奢侈，令人咋舌。
　　康熙、乾隆年代，是昆曲的兴盛时期，苏州织造衙门不仅在皇帝南巡时要安排戏曲接驾，还要帮助宫廷挑选伶人、置办戏装道具，接待宫廷有关官员。苏州织造衙门还在所管辖的老郎庙内设梨园总局，在很大程度上，它发挥着以雅正之音整肃地方文化的独特作用。
　　当年曾冒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曹寅邀请洪昇去江宁织造府参加《长生殿》演出。洪昇从江宁织造回家途中，竟意外落水去世。曹寅非常内疚，在水边搭起高楼，成立诗馆，邀请洪昇的亲朋好友以及文人墨客纷纷前来悼念洪昇，撰写挽联、诗词和纪念文章。
　　今天我们能读到的曹寅诗《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中，有“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淒清。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的句子，由此不难揣摩曹寅的内心情感。这与其说是为洪昇的命运感慨，还不如说是为自己哀叹。在别人看来颇为风光的江宁织造，其实另有一番难言之隐情。
　　耐人寻味的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也以昆曲作为宣泄内心情绪，争取生存权利的工具。明中叶以后，城市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苏州城里的丝织行业中出现了业主与雇工互相依存的手工作坊。“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与此同时，统治者颁布诏书，在全国各地实施空前的大搜刮，使得刚露出的市场经济萌芽遭受摧残，不仅威胁业主的利益，更断绝了雇工的生路。商人和手工业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会，有事情共同商量，并且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对抗官府的无情管控。李玉的昆曲传奇《万民安》，所描写的就是织匠葛成行侠仗义，率领市民与税监及其爪牙作斗争的故事。戏曲发挥的特殊作用，可见一斑。
　　随着社会的发展，苏州官府渐渐体会到雇工生计的艰难，也开始调整角色，成为劳资纠纷的协调者。比如，针对一些机匠的薪资遭包头侵扣的问题，长洲县衙作出新的规定，在米价昂贵到一定程度，另外按千匹给工匠加工资。乾隆末年银贵钱贱，考虑到布商与作坊主会改发钱为工资，官府又明文规定，薪资一律发银，不准以钱代银，并且明确了银子的成色，违者一概治罪。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避免籍端滋事，纠众停工。但对于雇工利益的保障，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今天，我们从“神马”对织造局的反抗，思考劳资关系中蕴含的文化因素，仍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