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文化”在科学及社会自然历史中的回顾

“等文化”在科学及社会自然历史中的回顾

王德奎

促使我们与孔少峰先生合作写书《求衡论》的更大动力，是1963年获知的“柯召──赵华明猜想”，已经找到一种类似“管线弦”的证明方法──道理就像《羊过河》寓言中的独木桥的弦图，是拟设独木桥变形为弦线，可类比萨斯坎德的《黑洞战争》一书中的“持球跑进”，即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和外表面连接的“弦线”桥，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把管道及珠子推理到普朗克尺度，只在一条一维的沿着管线内壁移动，内外各自持球跑进的珠子相遇，在转点的普朗克尺度上，由于还可以各占一半合成一个球体，作体旋翻转后，各自再分开，恢复原来各自的形态就能化解矛盾。

特别2006年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传来，我们认为佩雷尔曼只证明了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或最多证明了庞加莱猜想逆定理，没有证明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即“柯猜弦论”：求证“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但在我们2007年出版的《求衡论》书中，也没有点出“柯召──赵华明”的名字，直到2020年出版的《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书中才不完整地简单提到。是“柯猜弦论”不行吗？“等文化”的背后是什么？

“等文化”不是不争朝夕，而是涉及科学及社会自然历史中的循环。2020年12月24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的《2020年，我们经历了一场“非传统世界大战”》一文中说：“今年的天灾人祸特别多，但最大的一个事件应该还是新冠疫情，经济学界把它叫做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作为国际政治、国际战略的研究者，我把它定义为‘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因为新冠疫情是无差别袭击整个人类，人类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到目前为止感染数是7000多万，死亡数接近160万，在疫苗广泛应用之前，很有可能感染数会超过一个亿，死亡数过200万。另外世界经济受创严重，这一切其实就是一场战争的影响”。“柯猜弦论”也许等的就是这场“非传统世界大战”，为啥？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按下“暂停键”，已经过70年，但它只是一场传统的世界大战──只讲“武统”和“文统”，人类一直没有把“科统-柯统”提上议事日程。“柯猜弦论” 57年前按下“暂停键”，是社会因素“武统”和“文统”使然。2006年借百年世界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获解机会，“柯猜弦论”的简单数学证明出书，但还没有足够的例子说服众人。“非传统世界大战”有点像催化剂，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的“科统-柯统”加速了──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封城”、“锁国”隔离，类似的孤岛和岛屿，既有人类社会、物理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的转变，也有在类似孤岛和岛屿间架桥梁的“撕破”和“不撕破”两难之间，作选择之困……但疫情催生的大量“云端见”常态化──如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线上会展，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自主智能系统等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都在证明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还可以“不撕破”──类似“柯猜弦论”的预示。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等文化”──2020年12月21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傅高义做客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聊聊邓小平》一文，是观察者网重发2013年的此文，以此纪念2020年12月20日去世的傅高义教授。这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的荣休教授，1930年生。他历时十年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发行后反响巨大，获奖无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曾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教授在对谈中说的“等”，已得证。

张维为教授说：“邓小平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他的思想和实践改变了中国，现在看来也在改变世界……比如，当时我第一次给邓做翻译是1985年8月28日，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来访问。第二次穆加贝来华访问，也是我做的翻译。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我自己有记录，之后看来真是觉得很精彩。其中在第二次时两人的谈话很有意思，穆加贝非常左，他是游击队出身，他认为中国在搞资本主义，邓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公有制占主体，邓小平甚至讲到了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如果有人要把中国转入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用国家机器把国家的方向扭转过来，但穆加贝显然没有听进去。这次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用服务员递上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然后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我现在都认为这是邓小平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好心给人家解释100遍、1000遍也没有用，只能让他自己去碰，碰个头破血流，才能长智慧”。小平同志说的话，已应验。

2017年11月6日穆加贝解除了长期被视为“接班人”的副总统姆南加瓦的职务，引发11月14日津巴布韦军方走上街头、占领国家广播公司（ZBC）、扣留总统穆加贝。2017年11月16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张维为教授的《邓小平早有预言──这个人（穆加贝）要自己碰！》一文说：“93岁的穆加贝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津历来友好，但穆加贝对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多有批评。在享有崇高威望的同时，其执行激进偏左的民粹主义政经改革使津国大伤元气，始有今日之乱……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小平同志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从啥时产生的？数十年来几乎国内外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没有说清楚。也包括写出巨著《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教授。

例如，2013年他对话张维为教授《聊聊邓小平》一文中说：“邓小平很可惜的是他不写自传。虽然他不太谈自己的思想，但是儒学肯定有影响，比如他很尊敬自己祖先的牌坊……为什么他不回到故乡，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要表示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中国的孩子、也不是为了自己亲戚，也不想给亲戚提要求的机会……第二，我认为他与他父亲的关系不太融洽。邓蓉也曾说，邓小平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但是他父亲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他15岁去重庆参加留法预备班，在这些方面按我的理解，儒学对他影响非常深”。傅高义教授的论点是矛盾的：他类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部分联系儒学对小平同志影响深；“他很尊敬自己祖先的牌坊”。但马上又说：“邓小平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等待解释之谜：为啥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赞成：“邓小平没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而且还把这种说法延伸到伟大导师毛主席头上。这是真实的吗？反过来问：为啥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都不谈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的父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吗？恰恰相反，因为2020年是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2021年是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上海和重庆同饮一江水；早期马克思主义早在1911年前的湖广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思潮中传播。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的父亲，为此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是收集到的资料供参考。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小平同志独立提出来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就提到“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先公开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新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把毛主席列入其中也当之无愧的。而从毛主席到小平同志，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起源，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到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他们的善良、勤劳、勇敢、正直、开拓创业精神，代表的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数亿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从1911年的保路运动，即使到在今天，应该说，也是要保护的这类小康人家──-想杀掉他们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和“以苏解马”中极端或左或右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领导闹革命，不是要革他们的命。

以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为例，他生于1870年逝世于1920年。1886年16岁的毛贻昌先生就曾外出当兵。这正是李鸿章筹办海军，丁汝昌从英、法、德等国考察回来，创建北洋舰队的军队转型时期。毛贻昌先生仅当一年多兵就退伍回乡，17岁时就开始务农当家理事，20多岁时家里也还穷困潦倒，加之妻子文素勤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后，1893年、1896年又相继得到毛泽东、毛泽民两个儿子。

人口的增加使得生活压力加重，加之负债，1902年至1904年毛贻昌先生离家又到外面参加湘军打拼。这正是黄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在长沙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时期。加上20世纪初洋务运动新思潮更浓，毛贻昌参加的是湖南的新军，受其两方面的影响，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眼界大开，见识大增，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这次退伍回家是创业，给儿子们也带回了新思想和榜样。如他赎回老人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商业领域。毛贻昌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他最早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大米的初加工，慢慢地利润逐渐滚动，产业也渐渐做大。于是又开始涉足猪、牛的买卖；在牛生意方面，他采取的是“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即他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中途意外，牛死了，那么就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

毛贻昌先生继续把钱用在生意投资上，并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或多或少地雇用长工、短工。1908年毛家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毛贻昌先生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开始发行“毛义顺堂”股票，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在小小的韶山冲，毛贻昌可算是个小康人家。但自从1915年毛泽东从第四师范合并转到第一师范，读书参加学潮，揭露校长张干；执笔起草《驱张宣言》传遍整个长沙城，惊动省府衙门。以及1915年毛泽东组织一师校学友会，编印反袁传单，在校内外广为散发，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而且毛泽东受父亲曾从军熏陶，显示继承的军事“天赋”：1916年积极报名参加一师学生志愿军，任连长，再到1917年毛泽东首次用兵，在南北军阀战争长沙，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期间，指挥学生兵护校护城，一百破三千，展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事后被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说成是“一身是胆”。毛泽东在校外频繁的社会活动影响，也扩大波及到毛家。

自1917年后的几年中，毛贻昌家发生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文素勤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毛贻昌先生面对逆境咬紧牙关，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韶山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贻昌先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当年捐献的7个集体和8位个人，共捐银洋108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贻昌先生捐了4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实际是受到过他父亲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清楚他们父子间事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1910年毛贻昌先生为使家业后继有人，曾送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当时毛泽东求学心切，请亲戚和老师周旋，毛贻昌先生同意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

毛泽东从小听惯父亲摆谈新军和大城市中保路运动新思潮的趣事。因此到1911年初，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年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保路运动，能很快感染年轻的毛泽东。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毛泽东也第一次证实父亲曾密告过他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传言。自此敢大胆在学校大门口张贴设想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来组织新政府的大字报。到1911年12月底，毛泽东干脆也学父亲从戎，成了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直到1912年5月退出。

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以后毛泽东还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是从程颂公新军那里学来的”。

再说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首领“掌旗大爷”，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等等。错了。邓小平的父亲是革命党人，参加过1911年的保路运动，参加过1920年的重庆共产党。如果他是土豪恶霸，能送才15岁的大儿子邓小平到法国去学马克思主义。绵阳市党校副校长刘仲平教授，2016年5月一次聚会中曾讲，他在广安考察中听有人说：1936年1月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这也许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年10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邓绍昌先生被张国焘在1936年所杀，刘仲平教授后调查说：“邓小平组织人回去又杀了杀他父亲的人。党内部的这种斗争，能好说吗？”

金一南教授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讲述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有“肃反”扩大的错误。戴季英等人的幕后是张国焘，与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主持开展“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有联系。1933年旷继勋等红军领导，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秘密处死后，川陕根据地和四川省地下党的行动，完全为张国焘掌控，邓绍昌成为受害者可想而知。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平凡，是1907年考入成都法政学校，毕业时在成都找工作，正赶上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

他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在广安建立革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并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所以到民国时期，他才能当上广安县的警卫总办，表面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其实刚直不阿的邓绍昌，追随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政治运动的张澜、吴玉章等领导人，不愿同流合污；终不为旧权力者所容，受到排挤，担任县团练局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不得不跑到重庆避难，寻找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引出路。

因为邓绍昌先生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曾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无论如何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王右木对他的关心，邓绍昌在重庆期间，证实重庆要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于是他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同志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邓绍昌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生于1886年的邓绍昌，与还大他一岁1911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的王右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相识相交，成为好朋友。

邓绍昌曾就读的成都法政学校的“绅班”，是晚清修律，国内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日益急切；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提出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其中法律学被订为学堂政法科下与政治科并列的一门学科。成都法政学校创始于1903年，初称“课吏馆”，又称仕学馆。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在赴日考察近代教育后，在已开办半年的仕学馆基础上，创办四川成都法政学堂。1906年法政学堂成立，起初颇受日本影响，之后逐渐显向美欧学习的趋势。法政学堂初分“官班”和“绅班”，彼此相互独立。由于官班专为有科举功名和世家阀阅的人而设立，故而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学教育为绅班，称“官立绅班法政学堂”。法政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几乎都为四川籍。1912年四川法政学堂发展成为四川法政学校。1914年更名为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连同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五大专门学校，组建成为公立四川大学，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成为公立四川大学的法政学院。1931年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三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

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出生在广安牌坊村一个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殷实大户人家，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邓绍昌也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是广安县保路同志军的首领，也成为张澜、吴玉章等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

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1919年夏邓绍昌得知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在张澜、吴玉章、王右木等帮助下，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1919年到1920年间，邓绍昌也还多次到重庆寻找张澜、吴玉章指引出路。而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思想就开始传入中国。在四川的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曾参加组织过四川保路运动的同志，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8月由苏共和国际共运代表马林指导的“共产党”才在上海正式成立。由马林做工作，“重庆组织”顾全大局主动解散，有的重新加入上海组织。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张澜先生首次出任南充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这也影响到邓绍昌从热心革命，转向实业兴国兴家的探索，没有跟随吴玉章、杨闇公、王右木等后来转入“上海组织”再参加共产党。此后邓绍昌在广安协兴场家里。一心经营200多挑田地的祖业，和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再后在协兴场教过书，开过茶馆、饭馆。

邓绍昌在乡里受人尊敬，他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但在那种旧中国，社会异常复杂，仅从他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可见邓绍昌活在世上之艰难：邓绍昌的第一个妻子原配张氏，嫁到邓家时，邓绍昌才13岁，但不到两年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1884--1926），生三男二女，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淡氏与邓绍昌结婚的时候，淡家比邓家家业要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子女受教育的条件。淡氏是长女，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张氏去世的当年秋十月，邓绍昌与淡姑娘正式完婚。此时邓绍昌才15岁，淡氏却比他年长两岁，她十分能干，知情懂理。尽管邓小平在他生前，从没公开谈过生母点滴故事，但他对影响他一生的生母淡氏，情深意笃，敬仰犹深。母亲是邓小平的第一位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淡氏贤妻良母的形象，也深深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作革命党人，能掩护他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曾经的显耀身份，也一度是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1936年邓绍昌去世之迷，有说是他在回家的南充路上，身中黑枪被土匪或仇敌暗杀；也有说是他曾经作革命党人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显耀身份，遭红、白、黄、黑。蓝各方人物仇恨。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下毒手，而谎称转嫁是“土匪”所为。

如何来解决贫农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其实，从最早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最终到明末清初张献忠的农民起义，他们的血都没有白流──只能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在1646年11月张献忠的陕西农民起义，张献忠兵败盐亭和西充边境的凤凰山而亡。为啥张献忠在盐亭会兵败而亡？与盐亭的古文明遗存以及这种古文明，存在内乱频发，分裂、战争、灾荒、瘟疫不断等，造成类似“湖广填四川”的数千年的兴衰历史的轮回教训，引起当地的警觉和抗争文化等因素，也有关。盐亭的存古学堂，早于1896年冬天湖南湘乡人蒋德均（1851-1939）提出创办类似“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时务学堂”。而且蒋德均曾任四川龙安（今天绵阳市安州区）知府时，到过盐亭，了解盐亭的存古学堂的经验。后因他父丧返湘后参与矿务经营，并向湖南士绅新秀谭嗣同、梁启超、张之洞等口传过。而盐亭存古学堂与盐亭陕西会馆的渊源的联系，是1646年张献忠兵败盐亭而亡，大西政权宣告结束，大批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有的改姓埋名，有的削发为尼，留在盐亭当地隐居生存下来。盐亭很多山寨传说的“牛儿大炮”和发现金银财宝，就有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有关。从1665年（康熙四年）四川巡抚李国英、张德地奏准垦请清廷招民垦荒，大批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山西等移民移居四川及绵阳、盐亭，各地移民和商旅不忘根本，集资修建本省会馆。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6-7页中说：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盐亭籍的彭健修先生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彭健修与乡人蒙裁成（蒙公甫）、王明金（王济钦）等组建成立盐亭保路协会（分会）……盐亭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盐亭的表现，这40年间盐亭已有一大批“历史智能”转型的新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并影响到临县地区。

绵阳市交通运输公司原工会的主席陈奎先生，收集涪城、江油等地的史料，2015年他出版写的《古水井》一书，采用写小说的办法，披露在国外参加当地的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先行者，1911年保路运动前后在四川绵阳地区就早有活动的真实故事──提到有我国南方来的马林式的共产党人，隐匿在绵阳地区的寺庙中，指导革命运动和物色人才──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被追逃，就偶遇到从南方来的这类“先行者”香客的救援和指教。“香客”也许与1914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的荷兰共产党员马林，有相似之处。

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和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到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8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也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赞”。

20世纪初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和成都法政学堂，曾在四川为保路运动、“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与明末清初以来发生的“湖广填四川”的社会大灾难、大变故有关。与全中国其他地区非常不同的地方，是20世纪初前后的四川殷实人家，不管曾经是来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还是生存下来的本地人，他们成家立业的几代人，都经历过大灾难后恢复生产力，发展经济的生存压力和坎坷。数十数百年这种家史的传承与熏染，是巴蜀社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另一个维度。而且是从远古文明到近代，巴蜀几千年从动乱、灾害不断的兴衰轮回中，生存下来的个别大户人家，有的虽避险躲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但也有类似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说的“入世界之苦”的想法：“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康有为说他的生活以彻头彻尾的乱世为起点，最终理想景象不管现实能实现多少，描绘的也应是和平互惠共享双赢的“大同之世”。其实巴蜀从秦汉以后有这类想法的人，就对汉朝刘向《说苑･指武》篇中的“抗争文化”，注意联系四川自身作研究。

特别是经1856年第二次鸦 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等商业、人员对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入侵，再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华工归国以及东西方官员、教员的交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神秘，“革命”和“大同”作为社会和政治的新闻，影响传播已开始在巴蜀一些城市和乡村的大户人家，以及开明人士之间有所耳闻。情理之中也能理解类似范仲纯、王右木、邓绍昌等巴蜀殷实人家的有识之士，对历史兴亡轮回重演的敏感和考虑。

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 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远久，在盐亭也有回响。这种“回荡”，还直至50年后，是巴蜀能人首先在重庆自主建立共产党。为啥？

盐亭文通镇石牛庙农民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只对西汉史学家刘向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范炳南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以及类似张德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时政要闻口传，感生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应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对付和解决这种现象。于是范炳南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在盐亭，这样的私塾和存古学堂很多。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受他的影响和指派，早在1906年就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内及成都、重庆等地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

2020年12月14日“麻辣社区盐亭论坛网”，发表盐亭县原文化馆馆长王贤君等搜集整理的《盐亭石牛庙的来龙去脉》一文，讲述石牛庙集中了石牛庙人民的财富与智慧，是石牛庙人民的精神文化瑰宝，是盐亭、南部、剑阁、梓谤四县交界处一颗璀璨明珠。从建到拆历时三百年──石牛庙周围居住的人，有的是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大迁徙过来的。文革期间，石牛庙同戏楼一并被拆除，木料被运往黑坪区修建医院和区政府，原址成了一片废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牛贩子蒙绍极私人拿钱，遂发愿重建石牛庙。他便与梁长普、梁仕奥等人在石牛庙乡及四乡八邻集资募捐，几年之间一座崭新的庙宇戏楼拔地而起，晨钟暮鼓、赶会唱戏，供人们参禅、休闲、娱乐。

这也可见石牛庙能诞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范仲纯、范蜀林、蒙公甫、蒙文通等的深厚土壤。何天度老先生，是1991年出版的《盐亭县志》的副主编，他写有范蜀林（1893-1949）和范仲纯（1890-11964）的小传。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研究称“重庆学”）的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报告》说有“重庆组织”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但仅在盐亭的，就有“口传”袁诗荛、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位盐亭人参加。而“口传”张澜与罗纶年青时，都曾到盐亭存古学堂过。

这一是因，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传播马克思学说，名声远扬播。二是因，出生他们的家乡西充县境，与盐亭接壤近有关。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原因是1911年保路运动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由此张澜利用他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支持吴玉章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等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支持北京地区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川外同志的革命活动。1918--1919年青年毛泽东带领湖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

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章士钊的好友张澜用四川带来的资金，资助的500银元。张澜还运用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等资质；当1919年蒲殿俊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

张澜的用意，就在推荐蒲殿俊先出头，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也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蒲殿俊还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所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人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相约京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湖南毛泽东等，能获支持和参与。因此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代表的是“重庆组织”。而揭秘此事，这又回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盐亭龙潭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不赞同张国焘“极左、极右”的创建根据地的意见，被杀有关。

而曾参加“重庆组织”的王右木（1887-1924），有说1924年夏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说是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2002年出版的《中共绵阳市志》一书531页，写成“在贵州土城、遵义一带遇害牺牲”。到2019年12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绵阳市地方志办编辑的《绵阳名人》一书132页，又写为1924 年“三月下旬，王右木离开成都，先后到上海、广州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年秋，从广州返回四川，在贵州土城失踪”。

王右木返川路线是保密的，“走失”，广州方面有没有责任？──“重庆组织”发起人中，王右木是第一个最早加入“上海组织”的四川负责人；类似张国焘式的人物，对王右木不放心──这也许遭到党内极端左、右翼的不满，是从广州返川在贵州遇害的一个外因。因十月革命是世界潮流，遵照马林和李大钊的解释，1920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自行解散。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但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还是把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硬要换为苏俄为组建“上海组织”而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她还把已经从“重庆组织”转入参加“上海组织”的王佑木和学生、战友袁思尧，以及《人声》报创刊，说成是“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实王右木1921年底，已经加入了《上海组织》，这是他直接写信给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的。

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已经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魏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时，马林1921年6月指导的“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张军锋的《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共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提到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准备打造成立“天下”型国家的“共产党”，直到1911年爆发“四川保路运动”才第一次在中国实践和尝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也为10年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20年3月12日重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拉开序幕。但现在一些媒体和书刊发表文章，炒作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清朝的改革“红利”被“保路运动贪污犯窃取”；清朝政府的官是好官。这类似当年对付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苏俄远东局派到上海的杨明斋，在不明真相下，听令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去作干扰的说法一样。这是违背列宁意志的苏俄部分高层及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局，自1920年起，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

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以及北京、天津等地支持指导重庆建党的老同志──这之前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为成立“重庆组织”，研讨过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建党的方略，如“建根据地；搞武装斗争；解决饥民、灾民、难民、移民，保家卫国，办经开区、科创园，发展中医”等。

特别是，这也与吴玉章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保家卫国--依法治国”、“开创经开区──中医药”等先行的实践纲领，早在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如“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庆组织”成立时就考验主张的形式和客观事实。“陕北根据地”比“井冈山”更稳固，与此也有关。

2011年我们看到《晚霞报》转载的“重庆组织”的消息后，感到何拔儒之所以在1952年代泄漏“重庆组织”的星点往事，也许是因他认为没有遵守“重庆组织”解散时双方的约定：“重庆组织”成员不得泄漏成立之事；“上海组织”也不得因他们参加而有意追杀。但从张国焘1932年进川到1934年盐亭革命老区龙潭“西山坪”事件发生，暴露张国焘管控四川省委，有人在推行张国焘的追杀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到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才对1921年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我们对盐亭县党史无意识的涉及，起始于1962年上盐亭中学高中后，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该片也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反响强烈。我们是盐中高65级的学生。盐中高65级班的班长，就是后来的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以及当过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

他的叔父杨作青先生，改革开放后是盐亭县医院的院长、盐亭县卫生局的局长。解放前杨作清读盐亭县文同中学，是彭健修的学生。解放初是彭健修引荐杨作清，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工作。彭健修（1884-1953），盐亭西陵镇人。1909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与朱德是同学。1911年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争川汉路潮中，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4年经张澜推荐，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小平同志曾是他的学生。1920年经张澜、吴玉章介绍参加“重庆组织”。彭健修1941年解救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盐亭中学童军教官田多文。1952年彭健修作为政府各界会人民特邀代表，参加参观三台、蓬溪、射洪的土地改革时，不幸判处死缓。1953年释放归家逝世。改革开放后，杨作清对彭健修的亲笔评价是：“彭先生一生执教，虽有参政议政的历史，但绝非蒋家鹰犬。他以其高尚人品、进步思想、渊博知识，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在川北享有盛名”。

我们和杨崇汇的家，当时都属于盐亭县三河乡。杨崇汇是从龙潭初中考入盐中的，他带领全班同学在每晚下自习后，他都要教唱《怒潮》这首主题歌。在他的鼓动下，我们曾在假期收集1925-1935年间，梓江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准备写一本《梓江怒潮》的盐亭革命史。当时在梓江榉溪河畔玉龙地区乡间，走访一些老人的过程中，申秋成和何登甲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说成是当时地下共产党、游击队最得力的领导人。

如玉龙镇申家沟有一位叫申光甫的老人，曾是申秋成在玉龙镇存古寺庙办的完小读书时的同学，说那时申秋成在班里就宣讲革命，是最活跃的人物；以后申秋成又在此教书。可以想象在1911年至1929年间，在盐亭存古学堂中，老师除了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盐亭传统的“龙盘虎踞”远古巴蜀盆塞海里的海洋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的嫘祖盘古丝绸经济带外，还增添了师生都可以听类似申秋成演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内容更多属于类似保路运动以来宣传的团结一切可团结的进步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类似的老式欧洲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联系不大，所以社会上反对的声音的并不大。

但1964年传来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被停映，我们也不提“梓江怒潮”的事了，而全心全意为升大学作努力。2011年看到《晚霞报》上报道“重庆组织”的消息后，回忆起解放初何拔儒向抬他进盐亭县城的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主席唐开元老人，透露过何拔儒参加“重庆组织”，以及何拔儒到过长沙教过毛泽东的传闻，很想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真相。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龙先生，同何拔儒和任望南都是盐亭九龙乡人，我们向他讲过想到盐亭九龙乡寻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何拔儒挖掘嫘祖传说的故事，同时顺便想证实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没有？2014年8月初陈龙先生开车带我们一同到盐亭县原九龙乡，寻访到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在采访过程中，谈完何拔儒挖掘嫘祖的故事后，我们问到1920年的“重庆组织”的事情，何连光先生明确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他的大伯父何拔儒参加过重庆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

而且何连光先生提到任望南每次从外地回到九龙，都要来看他大伯父何拔儒，任望南和何拔儒的关系非常密切。想到绵阳日报社原办公室主任任启乔同志向我们说过，他知道解放初镇压反革命中，何拔儒的孙子或儿子中，有被枪决的。我们也向何连光先生征询有否此事，何连光先生连连说没有──因为这类事情，是该镇压还是不镇压，当事人的后代及亲属也不愿意讲。所以中共盐亭县委副书记何开文等领导也曾叫我们不要管。写“党史”不是我们的专职或任务，他们说21世纪向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上海组织”也是“重庆组织”的继续，“重庆组织”与“上海组织”的目标共同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大不了想不通的事。所以对“重庆学”作的探索，我们只是业余，前提仍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

但2016年11月5日《绵阳日报》刊登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de红色记忆》一文，开篇就说：“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荛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而在正式出版的《中共盐亭县历史》、《中共绵阳市志》等书中，又记载袁诗荛同志是在1928年2月16日已被国民党军阀秘密杀害于成都下莲池。那么《绵阳日报》记者彭雪是笔误还是说错了，都不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共盐亭县历史”普及以来，县委和政府有关部门也就是这样公开宣传的。为啥？这是王右木和袁思尧的未解之谜，揭开还有待时日。

现在有些媒体发表文章，攻击张澜等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华为任正非总裁把“进攻性马”，总结为“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的战略──中国早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就有成立共产党的准备，是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别人先要争强，就让其实践──1911年保路运动就让辛亥革命去建立政权；等到1920年3月在重庆才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支持张澜返回重庆成立“共产党”──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先下的这一着好“棋子”，是即使后成立“上海组织”，即使早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下暂停键，搞“武装斗争”与“依法治国发展民生保家卫国”，也是并行不悖的。

所以再看2020年12月21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傅高义做客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聊聊邓小平》一文中，张维为教授回答傅高义教授的话说：“您的书中提到，1926-1927年，邓在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现在再回头看，这段时间似乎特别重要，因为当时正好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列宁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结束。我替邓小平做翻译时，至少听他三次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这是苏联经验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把小平同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归结为1926-1927年小平同志在莫斯科学习，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苏联经验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的影响。其实这也许仅是小平同志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经验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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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首领“掌旗大爷”，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等等。错了。小平同志的父亲是革命党人，参加过1911年的保路运动，参加过1920年的重庆共产党。如果他是土豪恶霸，能送才15岁的大儿子小平同志到法国去学马克思主义。1936年1月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这也许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年10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类似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被张国焘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