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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奎 发表于: 2021-1-4 11:13:34|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自然科学] 回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袁隆平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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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袁隆平之争”
张帆教授在他的《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文章中,说我们认为“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是主流科学的成果”;他猜想我们大概是“根据‘院士’这个头衔,就把袁隆平的成果归于主流的。那就完全错了!众所周知,袁隆平的革命性恰恰就在于他推翻了主流学说”。
张帆教授为论证他的“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连我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也被利用,这不“帮忙”,这和现在网上有篇公号文章:《请暂时遗忘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的奇文一样,是“异曲同工”──该文说的是: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名不副实;“给我们米饭吃”的人,除了袁隆平还大有人在;袁隆平的成就被“过度放大”,应该被“暂时遗忘”,把“舞台”留给其他科学家。而张帆教授说“袁隆平推翻了主流学说”,是不懂杂交水稻属于国际生物学主流基因学说原理的应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站出来说明:不仅“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还有“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的主流科学家,而且用事实说明了的科学家。
因为袁隆平院士虽然不是基因学说原理的提出者,但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即使不说是“科商”,那么他在对“基因学说原理”的理解,敏锐的洞察,超强组织和坚定执行上,有没有过人的“科商”,让业界对袁隆平佩服的人呢?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说:受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我国当时与国际科技界基本为“零交流”。袁隆平院士的原创性发现,在于开创了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扬州大学潘学彪教授说:“1971年找到雄性不育系,1974年找到三系配套模式,此后成立‘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1976年我国就实现了三系配套大规模制种。不到六年时间,在国际上都尤为惊人”。安徽农科院研究员朱启升教授说:“袁先生是杂交稻研究领域的‘旗手’和战略家。在他思想指引下,科研工作者才知道怎么去寻找和创造不育、保持、恢复系等材料,进而培育杂交稻组合”。
以上专家虽然肯定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上的功绩,但并没有说明袁隆平在“基因学说原理”的“科商”高过他们──其实“科商”定义已经挑明存在“意识形态划线等暴力相威胁”。“以苏解马”以“东西方对立”为“科商”,并没有获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存在“虚数”物质超前认识的“科商”,而是拱手把一些自己同胞的前沿科技原理的发现,送给西方,这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例如,米丘林学说部分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短期环境改造能改变物种的“李森科发挥”,能否打倒代替西方的“基因学说”,并没有通过“东西方交流”的“进攻性马”类似华为的实践,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强行推开,后来以失败告终;在我国至今在存在反相反量反中医的极端“科商”者,而不重视类似“柯猜弦论”的引力量子学创新等,也正因为是“以苏解马”遗留下的惯性。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是百多年西南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他的“科商”过人在哪里?实际就在对基因学说的理解上。袁隆平懂英文,他在大学的外文书刊中自学知道摩尔根的理论,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很稳定。但麦克林托1947年提出的基因可移动的“转座因子”理论,是1932年发现类似我国农村说的“花包谷”──某些玉米的颜色会跳跃一样改变位置,而麦克林托已潜心观察了15年。
西南农学院一位姓蒋的教授,1930年代留学日本掌握家蚕基因育种,回国后在西南农学院讲授遗传基因困难重重,直到1957年被错化“右派”放去“劳教”。1980年代蒋教授获“平反”已经残废。1950年代初蚕茧有两种颜色:黄色和白色。而野外蝴蝶的颜色更是多彩。这对大学时代袁隆平的“科商”是一次激发。2016年袁隆平院士谈过“转基因”,有人说他想搞“转基因食品”。其实,“转基因”分为“人工基因剪接”和生物间自身选择。上世纪70年代袁隆平开创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稗育稻,是属于“后者”;至于人工基因剪接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问题?不是袁隆平的科商主攻的对象。
都世民教授对我们说:“科商概念在百度网没有这个关键词,一个科学家能否被社会承认?是天时地利人和所决定,不是贡献所决定。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概念,很难说清楚”。都世民教授说对了一部分──百度网不是科学编写的垄断,况且百度网本身就有一种封闭性之嫌。其次科商的定义,本身就强调后天的学习,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复杂分化的说服力,而不是“学霸”论天下。例如,西南大学公布的袁隆平的学籍卡和大学成绩单,袁隆平1950年入读西南农学院(后并入西南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1953年毕业。他在大学4年8个学期的平均成绩(百分制)是:76.5、70.8、74.9、71.3、72.1、76.4、73.8、75.5。重要的专业课成绩是:植物学(一上) 65 ,(一下)75;农场实习(一上) 67,(一下)75;作物栽培学(二下)75;新遗传学(二上)63,(二下)63;遗传育种学(三上)72。为啥袁隆平不是“学霸”?“科商”有眼。
1953年大学毕业时,袁隆平被分到了湖南安江农校。在当年大学生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这算不上一个好单位。如果他是“学霸”,那么也许会与他同届毕业的学霸们一样,很可能留在大学担任老师。袁隆平没成“学霸”却“科商”有眼。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教授说:“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但卢晓东博士不赞同向仲怀教授的解释,他说:“我们不能说学霸们的实际能力不高。这个简单的评论并没有抓住科商要害”──“米丘林学说”是遗传学中的“范式陷阱”──卢晓东博士对“以苏解马”一针见血。
卢晓东博士说:“1949年后,米丘林学说很快成为中国国家公认、唯一正确的遗传学理论,立即进入了农学、植物学、生物学等高校教学中,成为相关学科的主要范式”──米丘林学说构建的“范式陷阱”危害是:“学生在既有的旧知识范式之中学习,他们学习越好、掌握知识更精确、考试成绩越高,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很可能在认知基础上陷入旧范式越深,越难以跳出旧范式而有所创造”。
但对袁隆平来说,这个范式陷阱渗透在“新遗传学”等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很多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认知方面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非常幸运的是,袁隆平没有陷进去。“米丘林学说”的范式陷阱,让中国和苏联的农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20几届的学生都受到影响。那些基础扎实、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容易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可能精力充沛、能力高强,但却因为少了对教材、教学和理论的怀疑,而在基本方向上形成了错误认知,因而难以在后期研究、实践中,轻易地改变方向。这就是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但“学霸”不会认账;袁隆平一旦引路,他们跟上后就争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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