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搞科研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搞科研

    A、从沙寅岳到严家新与张永振

本文读深圳中航集团张帆高工,曾发表在《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系列文章，涉及谈如何搞科研？沙寅岳教授看到部分内容后来信说：“科学是讲证据，说这么多空话有何用？”另一位严金中高工，是我们大学母校“文革”后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矿山工作，他来信支持张帆高工说：“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确如此！对饭桶主流不要客气！”这令我们高兴──总算有反应。

众所周知：“科研是一个不断试错、调整、提升的过程，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科研成果，和不劳而获的学术成就。即便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也可能需要面对99%失败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才熠熠生辉，激励一代又一代学者锐意进取”──这是2020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重庆大学曾润喜教授的文章《“学术临时工”是如何产生的》中说的话。曾润喜教授针对的是那些拿“项目”，搞科研的说的话。当然也适合我们想说的那些，没有拿过自主“项目”搞科研的人。

曾润喜教授还说：“‘学术临时工’自我认识到并不适合科研，及早退出科研领域，并非资源浪费，而是正常的优胜劣汰，是对教育科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个人职业规划的合理调整。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年轻科研工作者，对科研的真理想、真兴趣、真使命。科研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是承载着攀登世界学术前沿、实现科技强国的重要使命；科研理想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对科研工作的执着热爱、对技术创新的不懈坚持，需要科研人员充满激情、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笑对失败”。曾润喜教授说得完全正确。但像我们这种一生在科学殿堂外，坚持四、五十年业余探讨基础科学理论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天然“学术临时工”，无所谓“自我认识适不适合搞科研，退不退出科研领域”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想去争个人的“名或利”，内心只想“真诚、真心、真实”地去解决一个基础问题；完成了一个，又去解决下一个。这些问题有的来自书本知识，有的来自个人的实践偶遇。

沙寅岳教授是个“学霸”。工作单位是：“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东灵工程技术中心”；这是2011年6月6 日他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主办的《志杰海明的博客》网上，发表的《论中子、质子、电子和原子核的半径》论文中的标注，却难找“讲证据”。此文中提出“中子会自发地发生衰变转变成为质子，同时释放出电子和部分中性物质。根据力的平衡关系，中子在衰变之前，有如下公式成立：F = K×Qp×Qe / (Rn×Rn) = (Mn－Mp)×C×C / Rn 。式中K为电磁常数；Qp为质子的电量；Qe为电子的电量；Mn为中子的质量；Mp为质子的质量；Rn为中子的半径；C为光速”。不知他计算出的“中子、质子、电子和原子核的半径”的数值，有没有“证据”？

因为据百度搜索：沙寅岳，1962年生，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1979年考取安徽工学院。1981年提出“新以太模型”。1983年用肉眼观测到一颗高速飞行的恒星，在另一颗静止恒星附近发生转弯，使静止恒星产生高速运动。1984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浙江省金华市试验机总厂工作。1985-1986年开始研究数学。2000年调宁波东灵水暖空调配件中心；该公司是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研发、实习基地。2002年解决了千僖年难题之四和难题之五；解决了希尔伯特的第六个问题和第八个问题；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现代宇宙学、天文学及高能物理学等。因为不是拿项目的人，不知有没有“证据”？

项目的人，也有难处。2020年12月28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挑战狂犬病的十日观察法：中美顶尖科学家的一次较量与合作》一文，是退休多年的老科学家、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严家新教授写的。他高度评价“全球发现新病毒最多的奇人”──复旦大学的张永振教授，说他认为：“张永振教授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不下于钟南山院士”。但张永振教授却不是院士，这引起我们对如何搞科研的关注？科技“项目”，有没有不成文的注意事项──如2020年3月前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持续流行，已经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已扩散至201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过超51万例。各国研究人员及相关机构正在加速推进治疗方法的开发及临床试验的进行。严家新教授却说：“张永振教授在最近十余年来一口气发现了二千多种新病毒，被誉为世界顶尖‘病毒猎手’，又是在全球首先公布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作出精准判断的人。此举为全球抗疫奠定了基础，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张永振教授今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是国际权威学术杂志《Nature（自然）》于本月16 日最新公布的2020年全球十大年度科学人物之一”。

更奇的是，严家新教授把张永振教授说成类似华为任正非总裁式的是一个主张“进攻性马”──“东西方科学合作”的科学家。他说：在国际科学界，各国科学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通过实验数据来验证或否定初步实验的结果是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在本世纪初，张永振是中国疾控中心（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全职研究员，曾主管过一段时间中国CDC的狂犬病监测工作。他原来是研究其他病毒的专家，在新进入狂犬病的研究领域后，也接受了中国当时在该领域广泛流行的若干错误观点，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十日观察法”和“健康犬不传播狂犬病”的观点，都表示怀疑，并向美国CDC的顶级狂犬病专家提出挑战。

但中美顶尖科学家的这次“较量”，最后转化成一次成功的合作：用新的证据，重复证明了十日观察法的科学性。在整个病毒学研究领域，张永振教授是一个在科学问题上敢于藐视权威的勇士，甚至敢于向WHO的权威挑战；并在事实最终证明自己挑战失败后，勇于纠正错误，可称得上是双料勇士。这种敢于挑战权威，同时又知错即改的科学精神，值得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学习。特别是那些至今还保留着与张教授当初相似错误观点的人，更应当知错即改，从善如流。

当时他不光是怀疑，还开展了相关实验，希望用确凿的证据来证明WHO的某些观点，确实是错误的。他当时的雄心还不小：找到一个突破口，让中国人也能在国际学术界露露脸，证明中国人在狂犬病的科学研究方面不是吃素的，中国人也有挑战国际大腕、甚至挑战国际最权威的官方机构的能力和水平。正是秉承着这种精神，张永振教授尽管在狂犬病的十日观察法等问题的挑战上失败了，但他在其他病毒发现和分类领域的挑战，却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将病毒学领域的许多美国同行们，远远抛在后面。

B、张永振的数学成功与项目有别

张永振教授到底是个什么人？是像新时期培养出的沙寅岳教授、张帆教授、严金中高工等“战狼式”的科技人才吗？2020年8月16日《上海科技报》，发表的《风驰电掣捉魑魅 丹心一片为苍生──记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张永振》一文，提供了研究他成长轨迹的资料。张永振博士生导师，是复旦大学教授；塞尔维贝尔格莱德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

张永振，1964年生，新疆西北地区人。1982年考入新疆石河子农学院。1986年他报考研究生，那个从来不考数学的专业在那一年突然加考数学，他落榜了；毕业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他工作一干就是6年，没忘记补习数学这科软肋──从南开大学数学系微积分、武汉大学线性代数，到同济大学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他挤出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弥补数学，1992年张永振终于考取了华南农大动物科学专业研究生。

他的导师又他送到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去做课题，他爱上了免疫学这门学科。1995年他到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攻读免疫学博士，2001年毕业后开始在传染病所工作。张永振有一种像华为职工中那种“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在传染病所，他自学病理、生理、传染病、流行病、内科等医学院的教材。但搞病毒研究项目，类似武器军事研究，有敏感问题，可能他那时就没注意：以为病毒命名，在国际病毒学舞台上，发出的是中国声音；这些病毒也许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还存在；不管谁再发现，它的名字都镌刻着中国符号、民族印记。所以在张永振团队，发现的千种病毒命名，都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比如楚病毒、秦病毒、燕病毒、赵病毒，还有荆门病毒、温州病毒、龙泉病毒、梁河病毒等。

2017年张永振教授正式到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根据国际媒体报道，西班牙科学家在2019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中，就发现了新冠病毒的踪迹。法国东北部科尔马市阿尔贝•施魏策尔医院的米歇尔•施米特博士，与张永振团队的研究团队，检查了2019年底拍摄的数千张胸部X光片，发现11月拍摄的2张影像与如今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肺部影像症状一致。而美国很多网民披露，在2019年就可能感染新冠病毒。那么能命名为西班牙新冠病毒、法国新冠病毒、美国新冠病毒吗？不能，国际卫生组织有统一规定。

为啥中国科学家能率先揭示出新冠病毒的科学特性呢？张永振教授告诉记者，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市卫生系统和复旦大学对建立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高度重视。事情是2020年1月初的一天，张永振教授进入实验室按照以往的工作流程，整理从全国合作单位送来的环境及临床样本，对从临床或环境标本中发现的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和分析研究。突然间张永振的心一阵颤抖，一种从未见过的冠状病毒进入了他的视野──张永振格外紧张，2003年SARS侵袭全球，他那时胆战心惊的感觉依稀还在眼前。他招呼团队成员集合开会，开始全力以赴解开这种新型病毒的秘密。经过40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努力，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图谱，展现在张永振的面前。他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领导班子，第一时间向相关上级单位汇报。

但张永振教授犯了一个所有精英中国科学家的共同毛病：有了重大基础科学的发现，首先是在国际著名平台发表，大道理说是张扬中国的声音──虽然是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但因为是英文洋文，国内看到看懂的人少──国家应该有法律：拿国家的钱做出的科技成果，在国外名刊能发表的，必须在国内中文刊物及时发表，而不算一稿两投，以彰显中国是站起来的，是让中国人民也同时受益，不是屈辱。因为像张永振教授这次的毛病，就引出了麻烦。

2020年1月11日上午，张永振等是向国际生物基因数据库--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提交了序列；这个网站，是一个病毒学、传染病学的公开论坛。武汉生物制品所严家新教授说：张永振团队在国外英文《自然》杂志上，也刊发了相关学术文章，向全世界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他的研究成果为新冠病毒快速鉴定、抗病毒药物的快速筛选和新冠疫苗的快速研发奠定了基础，为全球的抗疫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张永振教授及合作者以“基因组学观点探讨新冠病毒起源”的论文，还涉及“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蝙蝠体内发现的SARS样冠状病毒的核苷酸相似性为89.1%，但还需要更多研究确认病毒来源──2019新型冠状病毒和细胞结合的蛋白质与SARS冠状病毒高度相似，因此推测其感染人的机制与SARS冠状病毒相似。在新冠病毒的S蛋白上，有另一个特殊的氨基酸序列插入，见于2019年从云南蝙蝠中发现的另一株冠状病毒，但在整个S蛋白的序列上，这株蝙蝠冠状病毒与SARS-CoV-2的相似度并不高，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自然界中冠状病毒正在进行的趋同演化”。

因2020年1月23日“观察者”网，发表的《疫情下的高校百态，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因疫情引发的学术争议》一文报道：“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迅速地分析了武汉新型病毒的基因数据，为的是把破解出来的信息共享。然而南开大学高山教授团队，却在没有和张永振教授团队沟通的情况下，提前利用复旦大学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国际生物基因数据库网上共享的数据，抢先发表科研论文感到非常的愤怒。置信南开大学，要求高山教授团队撤稿，并且通知了南开大学王磊校长。然而南开大学高山团队却以‘数据是你们自己公开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你也是为公立大学服务的，受到国家科研资金资助，数据不是你们个人的，应该是属于国家的’”。

2020年2月27日“观察者”网还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张永振所在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P3实验室，在1月12日便迎来有关部门的调查，并在1月13日关停整顿。该实验室在提交了整改报告之后，未得到明确答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一切都发生在基因序列公开之后的第二天。重新申请活病毒的培养等相关的研究，也无法得到审批。’一位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人员说”。

可见我国的科技立法的不完善。还有我国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一项方便中国人也方便外国人的重大科技成果，应该凡是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使用中文，都应使用新中国颁布的简化字，而不使用旧中国的繁体字。一些网友对“观察者”网等报道的跟帖。有说“17年前的SARS疫情防控，可为此次疫情控制提供参考。但前提是需要更多的病毒基因组研究、序列发布，以便科学家对比这两种病毒。这有国家实验室在做，而且一开头就是国家队在做，由国家队按程序向相关国际组织提供。你们各个实验室私自去做，在论坛里乱发，出了问题还要国家去擦屁股，肯定要封！院士这点规矩是知道的，只是为名利而不顾了”。“政府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美国疾控中心如果需要，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或者国际卫生组织的途径来获取。科学无国界，疫情无国界，但人民有国界，医生有国界”。“整顿的好！这涉及国家安全，这是国家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无组织无纪律，拿国家的钱赚自己的名，这是卖国! ”

张永振教授说：“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人类未来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需要建立新的未知病毒筛查发现体系，以及系统的监测网络，查清病毒等微生物体在自然界中的本底。及其进化传播规律。我们希望，未来报道病毒的出现与暴发流行，能像现在的天气预报那样，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解析、早预警’，从而实现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主动防治。这个监控体系的建立，并不只是区域性的，而应该是全球性覆盖，并且需要全球联网共同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