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

读“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

        ──科学在网络进入江湖时代

              曾富

摘要：我们是坚决反对论文造假和科研腐败的；事情如有发生，应向合法的部门投诉，等待处理。这事也说明在高工资、高职称、好位子和好环境的专家、教授中，也有“讲礼”补课的需要。只要做到坚持众所周知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有过打好基础知识经历的人站出来， 以“真诚、真心、真实”的态度对待基础科学前沿理论、原理方面的有所发明发现，在“互联网社会主义”平台上发表己见，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4亿人的国度的中文写作，还是会有所发现，不会永久让英文世界一家垄断我们的话语权。

关键词：环形水跃、科学三极、互联网、等文化、科学礼

           一、从“环形水跃”到新冠防控说起

1、环形水跃之谜

A、环球科学杂志说环形水跃

2020年《环球科学》杂志12月号收到，读到亚力克西·杜歇纳教授的《环形水跃：一段跳跃的故事》一文后，把我们吸引住了──该文最后一节“从水槽到中子星”中说：“可以借助水跃现象的模拟，来研究超新星的动态”；以及“水跃已经成为研究几乎无法触及的现象（例如超新星和黑洞）的工具”；“流体力学和引力定律之间存在强大的数学联系”；“一个天才的设想──‘反向环形水跃’”──“黑瞳指的是一个时空曲率极大的区域，没有任何物质能够从这里逃脱。更准确地说，水跃或许可以作为‘白洞’的模型，即时间箭头相反的黑洞”。

水跃实验，指类似让水龙头开一会儿，水流抵达水槽底部并扩散开来，在碰撞点周围形成一道薄薄的水膜。随后由于这种径向扩散，加上水与水槽表面之间的摩擦，以及在水跃的内部区域（靠近水流处），重力波扩散的速度小于流体扩散的速度等因素，水流的这种状态转变为一道“水墙”，即由液体构成的环形──这就是环形水跃现象。

杜歇纳教授说，这个现象尽管不起眼，西方已经研究了五百多年，至今仍在继续──即“从水槽到中子星”。读着读着，使我们想到“水跃模型”也可以帮助理解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从2020年初武汉出现的“0号病人”传染，在万人聚餐后暴发，这类似“环形水跃现象”。但随后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支持下，武汉和湖北的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取得伟大胜利，这类似“反向环形水跃”。中国的经验和治疗的方法，向世界公布后，但美国和印度等世界其他国家，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仍在蔓延。为啥？

B、中国研究环形水跃吗

2020年《环球科学》杂志12月号之前，查百度等搜索，我国也有研究环形水跃的，但一般都是带技术性的。如说水跃，是低水头底流消能设施，可能发生的跃后水流波动前进的水力现象。

由于入流弗劳德数小，水跃消能效果甚微，水流冲刷力较强，使河床及两岸冲刷严重。一般发生在共轭水深比值h2/h1≤2(h1、h2分别为跃前、跃后水深)的情况下。设计消能设施时应采取措施予以防止。水跃现象的特征：水跃现象可在定常流中出现，它的特点是：在很短的距离内，水深急剧增加，流速相应减小。水跃区的水流可以分为两部分：上部不断翻腾旋滚，因掺入空气而呈白色。下部是主流，是流速急剧变化的区域。这两部分的交界面上流速梯度很大，紊动混掺强烈，液体质点不断地穿越交界面进行交换。在非定常流的涌波中，也可以形成翻滚前进的水跃。由于水跃内部水体的强烈摩擦混掺而消耗大量机械能，因此通常把水跃作为消能的有效方式之一。

弗劳德数是流体力学中表征流体惯性力和重力相对大小的一个无量纲参数，记为Fr；是以英国船舶设计师弗劳德（W.Froude，1810-1879）命名而成。它表示惯性力和重力量级的比，即：Fr=U2/gL，式中U为物体运动速度，g为重力加速度；L为物体的特征长度。这是弗劳德对船舶阻力和摇摆的研究，提出船模试验的相似准则数，建立了现代船模试验技术的基础──它用来确定水流动态如急流、缓流的一个量纲为一的数；当模拟具有自由液面的液体流动时，是必须考虑的相似准则数──对重力起主要作用的液体，对边界几何相似的两液流，只要弗劳德数相同，流动情况就相似。

水跃是流体力学的一个现象，常在像河道或泄洪道的明渠中出现。当高流速的超临界流进入低流速的亚临界流中，流体的速度突然变慢，流体部分的动能被紊流消散，部分动能则转换为位能，造成液面明显变高，这样的现象即为水跃。消除泄水建筑物下泄急流的多余动能，保证建筑物安全和正常运行，多余动能系指建筑物上游水流动能与下游正常水流动能之差。多余动能是通过水流内部的紊动、掺混、剪切及旋滚，水股的扩散和水股之间的碰撞，水流与固体边界的摩擦与撞击及水流与周围气体的摩擦与掺混等，转换成热能而逸散掉。

常用的消能工有：①通过水跃消除多余动能的水跃消能工，又称底流消能工。②利用泄水建筑物出口的挑流鼻坎将下泄急流抛向空中，然后落入下游河床水垫中来消除多余动能的挑流消能工。③利用泄水建筑物出口的鼻坎将下泄急流的主流挑至水面，通过主流在表面扩散及底部旋滚和表面旋滚来消除多余动能的面流消能工。此外还有为提高消能效率，用于较低流速情况下的辅助消能工以及超空穴消能工、压力消能工、自由跌落式消能工等。消能工的选型与建筑物的形式、枢纽布置、上下游水位、地形、地质、运用要求等因素有关，对大中型和重要工程，还要进行水力模型试验。为了保证建筑物及枢纽正常运行，要求做到消能工本身不受空蚀、磨蚀等损伤，下游岸坡稳定，河床不出现危害性冲刷。

2、反向环形水跃图像比较全球新冠疫情

A、环球科学杂志说反向环形水跃

不起眼的环形水跃现象，已经研究了500多年，至今仍在继续，说明它是属于“科学”，而不是“哲学”。而“科学”追求的是“数学决定论”──即最后有能用数据测量证实的数学计算公式。类似不仅要有从矢量推算的数学公式，而且矢量还要能做“标量”计算。这一点很不容易，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公式，仅是一个矢量推算的数学公式，要做具体天象的“标量”计算，就是数学专家之类的人，也还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行。所以很多探讨广义相对论引力问题的论文，都类似“科学哲学”或“自然哲学”。

用深圳中航集团高级工程师张帆教授的话说：是“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其实张帆高工和蒋春瑄高工一样，是把“科学”误解为进行到一半的“实验”表现出“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沙寅岳教授则把“科学”说成“大道至简，宇宙的道理很简单”，只有他知道，别人都不懂。他说的例子是：“卢鹤绂1950年提出原子核半径常数是1.23飞米;；一位英国科学家和二位印度科学家在1974年给出原子核半径常数是1.13飞米；我在2002年获得原子核半径常数是1.11飞米──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什么是重要？什么是科学？”好像就是他“先进”。人们看重科学的数学的数值计算，沙寅岳教授真能把“原子核半径常数是1.11飞米”的计算全过程写出来，并在原理的运用上说得通，别的权威的科学家也证实他的计算，当然是了不起的。但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环形水跃的故事》就说的类似此事。

杜歇纳教授说：16世纪，达·芬奇才第一次对水跃进行了描述。在50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得到一致认可的模型，能够基于系统参数──流量；流体性质、液柱直径等，预测一些基本性质，例如水跃的半径。1993年丹麦科学家托马斯·玻尔等人借助“贝朗日条件”（“润滑方程”），能够根据流体的流量、黏度和密度等，预测水跃半径。托马斯·玻尔的流体力学模型使用描述内部和外部区域特征的假设预测水跃的位置，证明在某个特定的半径──即我们观察到水跃的地方，这两个区域的方程的数学解，就不再是实数──啥意思？“不再是实数”，如果存在虚数或复数，就类似存在“暗物质和暗能量”，就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一样。当然也能计算，就是把“虚数”舍去。科学对于测量和计算的重要，杜歇纳教授说：2014年巴黎科学家们的实验室，通过精确测量紧邻水跃发生处的液面高度，证明对所有的水跃，与系统性质无关，因为水跃正发生在重力作用开始变得不可忽略的地方，我们会在水跃刚刚发生的地方得到一个“通用”的前面说的弗劳德数。此外结合外部建模还可精确计算水跃的位置。

所以我们说，即使像拓扑数学定义的“球面与环面不同伦”，也还不是张帆高工加封的是“数学决定论”，而要能精确计算和测量。例如环面在水跃半径和系统参数的联系中，也能变球面──如果说流体有黏度，那么另一个物理量表面张力，例如水和空气之间的界面，表层水分子和内部的情况不同，它倾向于最大程度地减小界面的面积。这能联系上解释为啥雨滴接近球形。

正是在这里，科学对如此平凡又简单的问题也存在着争论──杜歇纳教授说：2003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布什和杰弗里，借助细致的分析证明，在大多数现有的水跃模型中，除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型水跃外，表面张力对水跃半径的影响极小。但到2018年英国科学家巴加特和林登挑战这一结论，他们提出一个新模型，表面张力在水跃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为调和了理论和实验。然而在2019年，杜歇纳教授在法国里尔大学和玻尔教授在丹麦科科技大学一同提出，美国和英国科学家们的模型，“可能建立在一个不可能的假设之上，表面张力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看起来我们这个问题还很遥远”。

其实杜歇纳和玻尔的说法，在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图像，也类似得到证实。2020年《环球科学》杂志12月号67页有两幅图，是杜歇纳教授的文章介绍法国科学家弗格利佐，借助“反向环形水跃”现象的实验模拟来研究超新星动态的说明。

左图是实验示意图：装置包括左右边沿有两个环形容器，它们将水注入中心有排水孔的一个水槽。它最初形成对称的环形水跃，以水槽为参考系构成反向环形水跃，但随后变得不稳定。右图是在超新星数值模拟中也能观察到的这种不稳定。我们要说的是，在2020年全年的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表现中，也能观察到的这种不稳定──全球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取得伟大胜利为中心，构成反向环形水跃，但全球周围仍呈现不稳定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然“环形水跃”是500年研究的科学，那么未来百年之大变局，能否也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让全球左右边沿水跃走出自话自说水跃的困境？

B、水跃与反向水跃共存说科学第三级

世界地理环境所谓存在“三极”：南极、北极和高极──指青藏高原地区。三极地区作为全球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和关键纽带，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三极研究日益成为全球科研的前沿和热点。把全球生态环境存在“三极”现象联系科学的共存现象，也类似20世纪以来有“科学三极”一样；而且这还与上面弗格利佐做的“环形水跃与反向环形水跃”模拟实验反映相似。

弗格利佐的左图装置，左右边沿的两个环形容器类似南极、北极两极的磁力线转动循环或方向对立──20世纪出现以美苏“冷战”对立的两极，以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的两极；从而产生科学基础理论前沿知识，出现类似张帆高工说的“哲学贫困”指责的对立，以及出现以英文科技杂志为导向的认可转动循环。

其次，左图装置水槽中心有排水孔的地方类似“高极──青藏高原”，也类似中文科技的不平凡：新中国曾在美苏“冷战”封锁的情况下，自己研究生产出“两弹”及人造卫星；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只有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首先取得胜利。

1917年“十月革命”虽然给中国传来马列主义，但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并没有只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坚持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民以食为天”、“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同世界”、“以人民为中心” ──“民为贵君为轻”……这与全球环境存在“三极”的高极──青藏高原就有联系：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的“珠峰映射原理”研究，论证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这联系解放后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发现3万年前的“资阳人”化石，已涉及新时代关注人类文明于起源世界第三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等大问题。

2020年12月12日在第二届“高极--三极”青年创新论坛上，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俊猛教授，从自己30多年的青藏高原研究体会出发，强调学科交叉对于地球三极研究的重要性──我国对三极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研究由来已久，经历了从单一学科研究，到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合作研究的跨越式发展；许多科研成果的获得，都离不开学科交叉。这也说明有联合研究“环形水跃与反向环形水跃共存”类似科学的必要；而且中国的科学问题必须是在中国有实验。

有趣的是，全球生态环境存在“三极”现象，对“三极”不同地区人群的遗传基础也有影响：受到所处环境及人群历史动态的影响，不同人群间的遗传背景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如已有的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如DNA变异、基因等，在双相情感障碍发生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且现有针对该疾病的遗传学分析。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和日本，取材自我国大陆地区的双相情感障碍遗传学研究极少。

2020年12月15日《中国科学报》报道，揭示汉族人群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基础，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李明教授团队首次对我国大陆地区汉族人群双相情感障碍遗传基础的大样本展开探索，但都是在英文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发表，和得到同期评论，认为“该研究对于促进对双相情感障碍遗传基础的理解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的。在我国人群中，开展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李明教授团队的研究，是对我国人群和已发表欧洲人群该疾病的遗传风险，进行的荟萃分析和多基因风险评分分析──李明率团队与全国多家临床和科研机构开展广泛合作，采集了来自多个省市共计1822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4650例健康对照的血液样本，对其开展了全基因组关联（GWAS）分析，并随后在958个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2050个健康对照中进行了重复验证实验。鉴定到了多个疾病相关变异及一个风险基因TMEM108，进一步鉴定出多个与双相情感障碍显著相关的基因，同时也证实双相情感障碍在我国人群和欧洲人群中共享许多重要的遗传风险，证实双相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认知功能等，共享一部分遗传基础，为理解不同精神疾病特有及共有表型的内在原因提供了基础信息。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异质性和遗传力较高的复杂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表现出情绪和认知方面的障碍，其正常生活乃至生存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当前学术界对双相情感障碍遗传基础与发病机制的认识仍十分有限，使得目前针对该疾病的诊疗都面临一系列难题，如容易误诊，难以根治，药物应答存在显著个体间差异等。

二、环形水跃及反向环形水跃不稳定现象认知

1、环形水跃及反向环形水跃就在身边

A、说深圳中航集团张帆高工之谜

探讨有“科学三极”，国内站在科学第三极的角度，不仅历史、党史和科学创新有丰富的素材，也有人为的难度。读“科学三极论”的文章，深圳中航集团高级工程师张帆教授的文章就说：“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不知什么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有所发现。那就是他们的学术是非主流的，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说他们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几十年，现在终于与他们会师。可是主流不同他们握手，反说他们是‘江湖科学家’。有一个童话，说是蝙蝠飞到鸟面前说，我会飞，我是鸟。鸟说，你不是鸟，因为你没有羽毛。蝙蝠只好去参加兽类，兽说，你会飞，你不是兽。于是蝙蝠既当不成鸟，又当不成兽，只好在黄昏孤独地起飞”。为啥？

杜歇纳教授介绍弗格利佐教授借助“反向环形水跃”实验，模拟研究超新星动态，在实验装置水槽中心排水孔周围观察到的气泡、小水环等紊乱不稳定，说明研究的超新星动态也能观察到类似的这种不稳定，这是一种类比的科学方法，弗格利佐教授也许只能用射电天文望远镜中的影像，还原为平面图，才能作此说明。张帆教授说“科学第三极”文章类似“蝙蝠”，不是“鸟”，也不是“兽”──“主流不同他们握手，反说他们是‘江湖科学家’”，“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张帆教授说得“尖锐”，也不知自己属啥？

其实“科学两极”比这更“尖锐”──“科学三极”才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相安无事是统一的；是“武统”和“文统”之后添加“科统”──类似“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证明的“赵正旭难题”──或叫 “柯召──赵华明猜想”，或叫“庞加莱猜想外定理”，或叫“柯猜弦论”，或叫“柯统”—“科统”。而“科学两极”，指跟进的是“武统”和“文统”，要么“崇美”、“跪美”；要么是“乌奸”──有人说科幻小说《三体》刘慈欣在写“未来”，其实是用小说写“科学两极”──《三体》第一部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写程丽华是文革时某地中级法院军管会的军代表，她类似解释了“乌奸文化”和其泛滥的原因：

“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我说我们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幼稚啊，可谁没有幼稚过呢？” 。“乌奸文化”是今天国际上由前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争论，造出的专用名词：小说主人公保尔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时代的造化却被演化看成类似中国的“汉奸”。但从保尔到程丽华，并不是真正“列宁主义”的本意。

“科学第三极”是“中坚”、人类“初心”，不是“崇美”、“跪美”、“乌奸”、“汉奸”；不是5000年中原文明扩散，就写完的历史，而暗地勾连类似藕断丝连的“西来说”。因为还有之前与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联系的人类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看不到一例汉民族对外族的血腥掠夺和镇压；即使偶有对异族、周边国家用兵之举，也不过是迫其称臣纳贡，从无将其灭族灭种的残暴行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文木教授认为，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社会主义一个都不能少，形成有中国气魄和中国风格并扎根于中国实践的战略理论。也许这是绝大多数人同意的。以前也是这样。但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中美冲突进一步加深，国际反华浪潮依旧汹涌。加之中国面临脱贫攻坚收官战、十四五规划等即将开启，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如何思考国家发展战略？如何以长远眼光谋划国家发展未来？也是环形水跃及反向环形水跃不稳定现象，可以类比研究认知的问题。

2020年《环球科学》杂志12月号在《环形水跃：一段跳跃的故事》文章之后，接着的文章是：68页《瘟疫如何重塑世界》； 74页《完美疫苗：永不停歇的追逐科学史》；80页《被误解的“自然魔法”》；86页《耐药菌之战：新型抗生素崛起健康科学》；90页《反疫苗的根源》──这一系列文章似乎都扣紧我们想探讨“未来百年之大变局”的科学，但都类似“科学”史回顾。而其中稍有不同的《被误解的“自然魔法”》一文，是阐明“科学三极”的东西在早期的关联性、一致性──“近代早期的人，以不同方式看到了一个内在关联的世界，其中一切事物由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带著历史印记的过往。而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是世界被瓦解，具有宽广视野的自然哲学家被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家取代”。这也许使我们想到十多年前，读深圳中航集团高级工程师张帆教授十篇“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系列文章的感受。

认识张帆高工也很偶然。那是2007年11月26日-29日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期间，大会第一天下午开会之前，我们到会场免费给每位代表赠送90万字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这是才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库房运到都江堰市来的300本书，出版社的赵刚副社长和责任编辑陈敦和主任也来参加了会议。会前该书作者给大会的主办人、成都理工大学刘波教授已经约好，为支持开好这次大会，除免费给每位代表送书外，还给大会赞助一万元人民币。所以刘波教授主动提出，用大会的用车顺便从成都出版社运到会场。11月26日中午，书也运到，我们去取书时，大会主办方的另一位合作者，据他自己说是省委机关后勤处的领导，要叫交了送书的运费，才能从车上取下书。

这次大会，每位代表吃、住和收资料费共计480元。我们给那位年青的省委机关后勤处的领导解释：我们来的三位代表都按数交了费，而大会帮助从成都运送书，是说好不收费的──书是免费送，还给大会赞助一万元。但他始终不同意。反映到刘波教授面前，才知那一万元的赞助费，作者之一的代表还没有办理。我们叫他赶快把一万元的赞助费交了，书才拿到会场──这真像是第一个“环形水跃”。

我们在会场亲自送书，说明好这本书是免费送的。但在会后不久，我们在一家互联网论坛上，看到一位姓刘的老同志写的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的文章，说发给他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收了他的钱。真是哭笑不得。我们的跟帖叫他举出见证人，他不再发声了。我们却可以举出见证人──书快分发送到最后时，有一位长得高大、帅气约40岁的代表走到我们面前来，说他是深圳代表团的，他想再要两本书，好带回去送给没有来的两位朋友。他听说我们曾在武汉读过大学，他说他是湖北人，在武汉工作，后来跳槽到的深圳，是深圳中航集团的高级工程师，叫 张帆。

张帆高工，人很乐观、热情，在会上给我们留下很好印象。2007年11月的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结束后，我们也和张帆高工似乎没有多少联系。但到第二年即2008年的8月，在新浪网，由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主办的“《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专栏”上，出现张帆教授写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的系列文章。现在还能从2009年11月“西陆网--挑战相对论”专栏保留的《纪念百届卢鹤绂论坛报告会专辑论文目次》介绍，其中目次张帆教授写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后注释：“共十篇，本文为第一篇”。

B、科学与哲学情节在互联网平台论坛环形水跃

我们把“张帆高工”称为“张帆教授”，是依据“志杰海明的博客”专栏主编吴水清教授领军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给一些前卫的会员，评定了的“教授”职称。2005年我们给吴水清教授推荐的四川罗正大先生，后来就被评聘有“教授”职称。吴水清教授的入选标准是很高的：与吴水清教授联系十多年，我们也只有两篇论文入选他主编的杂志：一篇是《解读罗正大的量子外力理论》，登在2006年第3期的《格物》杂志。另一篇是《韦尔费米子和马约拉纳费米子涉引力子》，登在2017年第4期的《北京相对论研究快报》杂志。“志杰海明的博客”和“西陆网--挑战相对论” 专栏，是比较封闭的──当然很多公开的互联网论坛，发文常理是“依法依规”，但发文还要看人。这个“人”是很大、很多，是分时段的版主。

即这个“人”是既定，好像又不定。因为“志杰海明的博客”发文，并不是吴水清教授一个人说了算，背后还有他依靠的“新浪网”管着。2019年5月23日费伦教授去世，5月28日开的追悼会。我们从高也陶教授那里得知消息后，写了一篇《深切悼念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逝世》的文章，寄给了几位我们尊敬的老师，其中就包括了吴水清教授。但2019年6月吴水清教授给我们来信很生气，说他把我们的这篇文章在“志杰海明的博客”专栏刚上网，“新浪网”来信说“不准发”，不然连依靠它们的“新浪网”的“志杰海明的博客”专栏也不准办。当然不止“新浪网”一家，“科学网”也有类似现象──因为我们寄给新疆张学文教授的这篇文章，开始张学文教授来信说，他已经在“科学网”他的个人博客专栏，转发了这篇文章。但不久张学文教授又来信问：“科学网”把发这篇文章不知何故删掉了，是何原因？似乎悼念费伦教授有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也不知情。

但事情的复杂，是“科学网”的武夷山个人博客专栏，这篇文章至今还能看到。反复研究我们寄给武夷山教授的这篇文章，为啥不被“科学网”删掉？也许武夷山教授是把“科学”，看成类似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一种“礼”。2019年6月11日“科学网”上武夷山教授转发的《深切悼念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逝世（经作者同意转发）》一文，已有 8039 次阅读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武夷山教授对费伦教授也是有感情的，他在转发这篇文章的前言中加了“博主按”，说明他与费伦教授相识的经过。接着说明他与该文作者并没有见过面，但多年前读过他们关于三旋理论的论文 。他据百度百科搜索作者简介，和在国家图书馆数据库里能查到作者的四本著作简介，予以一并列出。武夷山教授的细心，是说明他做的工作──作者悼念费伦教授的文章“有三万多字，其中有对费教授学术观点的评述，也有他自己的相关认识和议论。我将与费伦教授相关的文字标红，便于读者尽快了解费教授的工作”──武夷山教授不愧为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他数十年来几乎每周不间断地在我国科技大报大刊，如《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世界科学》等发表文章，是一个奇迹。他对转发我们的文章，类似过去的“政审”，加之他的名望，也许才“过关”。

由此想到“科学”及世界各个强国、大国，对“科学三极”类似“环形水跃与反向环形水跃”模拟反映的相似，和差异的不同，来自哪里？2019年6月5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硅谷风险投资人、《全球科技通史》一书作者吴军博士的文章《科学无国界，因为科学是方法而非政治》中说：“中国古代有广义上的科学，比如博物学，但是没有狭义上的实验科学。中国有自成体系的一套文化，这套文化非常管用，用费孝通的讲法是这叫做礼，就是礼数的礼，礼貌的礼。他认为这是过去中国人认识世界，以及认识人和人的关系的一个大道”。

吴军博士说广义上的科学“用费孝通的讲法是这叫做礼”。还在费伦教授逝世时，我们正在北京，看到2019年5月31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著名青年哲学家周濂教授的文章《与哲学相比》，其中周濂教授说：“哲学没有进步性，它不断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景观性，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进步……我们有‘君师合一’的传统，既是封建帝王，也是导师。封建时代已过去了，类似的思维方式仍在，所以不同单位涌现出大大小小的人生导师……今天的读书人，应该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周濂教授说的，也许就是吴军博士说的“科学是方法而非政治，科学也是一种‘礼’”。

2020年12月20日“科学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王德华教授的博文《与年轻导师交流：遇到“滚刀肉”型的研究生怎么办？》。在回答跟帖啥是“新概念：‘滚刀肉’”问时，王德华教授说：“土话，就是说‘油盐不进，啥都不听’的意思”。在我们老家四川农村上世纪50年代初，也有土话“滚刀肉”王德华教授说的“油盐不进，啥都不听”的意思。但那时主要是不想走集体化道路的人，采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几乎改造好“滚刀肉”；所以后来再也听不到说“滚刀肉”。王德华教授提到“滚刀肉”，感到既新鲜又不觉陌生。当然王德华教授说的现实的“滚刀肉”，是指“有年轻导师遇到了烦恼的事：新招的研究生安排什么工作，都有借口推辞：要么说工作基础不好，要么说自己身体不好，要么说家里有事情……等等向我讨教遇到这样的学生该咋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也没有一个通用的解决办法”。

也许2008年8月深圳中航集团高工张帆教授，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发表系列文章《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时，我们和张帆教授都遇到类似的“环形水跃”──我们和张帆教授只在2007年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上认识，他要的3本《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书都给他送了；虽然交谈不多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以后没有再交流。但不到一年，他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文章中指名道姓批评我们──如果仅仅是针对《求衡论》书中关于“黎曼切口轨形拓扑25种空间模型”的科学内容或计算有错，我们都还好解释，也非常欢迎。

但张帆教授针对的是要维护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类似背后20世纪科学“君师合一”作法的认识论──《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第三章“会聚技术与观控相对界”第五节“观控相对界”114--115页中说：“观控相对界，实际就是信息相对界。因为它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光速有极限，作为信息与物质相对划分的界面。映射数学的唯象公式是：复数=实数+虚数；时空=物质+信息；物质+信息=实数+虚数。物质和信息的本质是什么？从观控相对界看，物质是相对信息而言，类似复数偏重实数的一种现象；信息是相对物质而言，类似复数偏重虚数的一种现象。这类似偏微分方程求导，也类似泛系方法”。

这是“《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主编吴水清教授领军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给评定了“教授”职称的前卫会员不赞同的──他们死活要强调有类似的“实数超光速”，能造出“实数超光速”的航天器──20世纪的科学“君师合一”作法，就是来自采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拿下树立起“以苏解马”主张的东西方对立。而“进攻性马”，则主张东西方科学合作──华为总裁任正非时代利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不走“以苏解马”老路，采用“进攻性马”新路，不到20年时间自筹资金实现变小公司为世界前列的电商大企业。

我国内部因挑战相对论平台存在科学原理认识之间的长期“以苏解马”和“进攻性马”理论之争，都不是“战狼式”的真实的实验竞争者。有人说人们对“超光速的信息传输”的误导，源于量子纠缠：“量子纠缠非常奇异：A、B两个纠缠粒子，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便瞬时引起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发生变化──这种瞬时的变化被认为是超光速的通信、‘幽灵般地超距效应’。把科学幻想和神话，当成科学知识来传播，是将量子力学妖魔化”。其实这里的“以苏解马”，如果是把“量子”偷换为“人”的概念，本身才是一种妖魔化。

2019年4月8日四川学大校长李言荣院士在《中国科学报》第一版发表的文章中说：“科学‘从0→1→无穷大’，但‘从0→1’无疑最重要、最基本，因为它意味着无中生有、前无古人，也意味着原始创新。大胆猜想、小心求证、得出结论，是‘从0→1’的三部曲──想都不敢想、猜都不敢猜，从0→1’就无从谈起……上世纪初建立的相对论、量子力学、DNA双螺旋结构、信息论等四大基础科学理论，支撑了世界经济社会几十年的发展，但之后一直主要还是靠技术上的不断进步来支撑──特别是‘电子信息+’就是金山银山，是未来科技的突破点和增长点”──但由于受“以苏解马”的影响，许多搞“电子信息+”和“量子信息+”的人，连认知“虚数类超光速”的快子，“想都不敢想、猜都不敢猜，从0→1’就无从谈起”。

今天看李言荣院士妙不可言的“0→1”冲破“想都不敢想、猜都不敢猜”的思维，其实是类似自然国学的“有生于无”和量子力学实验的“量子起伏”──原理在于：1+（-1）=0；这样的运算，在无穷多的自然数、实数、虚数和复数等包容的数对中都存在。其次，“0”可映射在“点内空间”和“空外空间”──即负实数和虚数可以看作“0”，而负实数开平方是正和负的虚数，但负虚数的平方又是正实数。由此有“霍金辐射”原理、“柯召──赵华明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的翻转、量子卡西米尔平板效应、彭罗斯的宇宙轮回“奇点”等理论──但2008年的8--9月面对 张帆这种“水跃”该咋办呢？

我们理解张帆教授也遇到的类似“水跃”是，深圳中航集团本身是一个搞“技术”的科学单位，中航的科技工程并不涉及高级工程师们去管“哲学”。即使像2020年12月18日中国工程院在京发布的《全球工程前沿2020》的内容，如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能源与矿业工程、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农业、医药卫生、工程管理领域，围绕的是关注工程科技的研究动向，也关注工程科技的开发趋势，即遴选的是各年度的工程研究前沿项和工程开发前沿项，而不是针对其中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但也许正是张帆高工感到这类工程科技的研究动向和开发趋势，是按部就班；需要国家支持的是实在经费和相关设备，个人不容易“出名”。像华为工作的“战狼式”，也仅是收入多一些。

张帆高工也许想学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支持的蒋春暄教授。1961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的蒋春暄，分配到现在的北京中航集团，也是高级工程师。但“文革”受“造反有理”熏陶，自1973年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数论，到1992年在《潜科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就能自称“费马大定理已被证明”。再到2009年就荣获国外“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颁奖理由是：“开发了有助于解决数论领域知名基础性问题的新型数论工具”、“认为黎曼假设是错误的主张”、“对Iso数论做出了贡献”、“他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首先证明费马大定理”。对此，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吴水清会长还是清醒的。

因为最近上海复旦大学辜英求教授就认为：“蒋公新引力公式F=-mc2/R是宇宙引力能量公式,在实验室不能验证──显然有一个缺失对应关系的问题，一会快子一会幔子地胡扯。R被解释为天体做圆周运动的半径，显然很多天体不是做圆周运动的，还有多体问题，例如太阳系中几大行星与太阳的耦合作用，这个复杂的系统怎么能用这个引力公式描述？再弱智也能看出这个伟大公式行不通──蒋公的论文公式全部没有现实对应关系，也没有明确参数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是一些符号和记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蒋公一心想得诺贝尔奖，蒋公有点走火入魔了”。那么张帆教授如何来求衡学蒋春暄高工和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网站吴水清会长追随科学“君师合一”的清醒呢？两全其美相得益彰勇敢地迎合，是点名批评《求衡论》一书的作者。

科学是讲理，吴军博士说也有讲“礼”。不发生“环形水跃与反向环形水跃”的方法，是包括不放水。于是当时我们没有回应张帆教授《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文章的批评，只是把其中的两篇收录下来，不想一转眼已经十年有余。确实在2009年之后没有再看到张帆高工有类似文章，出现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和挑战相对论网站。

2、回复《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摘抄第一篇

A、读第一篇《科学就是反主流》的一点说明

我们收录张帆教授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的两篇文章，大约是2008年8月，当时还是在吴水清会长主编的《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站上看到的。大致最迟到2009年11月这个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主办的网站就取消了，转到专办的《志杰海明的博客》网站上。现在能看张帆教授同题目的文章，内容变了。这个变故，也许与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创建人之一、北京相对论研究联盟会长会长吴水清教授的夫人张志杰女士，2007年12月14日去世有关。

2007年11月26日-29日在都江堰市开的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我们给张帆高工介绍过吴水清教授，并且托人给吴水清教授送过《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2008年2月7日张帆高工还我们专门来信说：“置此新春之际，我也专门给你拜年！并通过你，专门向尊夫人拜年！你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尊夫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成都一晤，得以解我仰慕之情，并得赠大作《求衡论》。当时你希望我带回一本转赠中大朱熹平教授，很抱歉，我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不过我转赠给深圳的汪斌和陈昭光教授了──汪斌是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分管’科技的，‘深圳论坛’得以召开，主要得力于他四处化缘。陈昭光原是清华教授，是《谁引爆了宇宙？》一书的作者。这样，我还是为大作寻了个好人家。初步拜读《求衡论》后，使我特别是你对于孔少峰的奖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吉祥如意，阖家安康！张帆顿首”。但到8月份张帆高工文章的气氛，却此不同。

这里不能不提到尊敬的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张志杰女士，对于《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站的“挑战相对论”，她是主张要温和──是通过众多科学实验室的测试证明解决有关争端，推进相对论的发展，而不是一概打倒相对论发展取得的实验成果。而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副秘书长黄新卫先生，却与张志杰女士不同，主张激进。上海的吕锦华教授，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的老物理学家，他曾批评当时落户湖北的“西陆论坛--挑战相对论”网站，有帖子主张组建八个方面军，用暴力杀害的手段去荡平维护相对论者。黄新卫后来与《志杰海明的博客》网分道扬鞭后，就到“西陆论坛--挑战相对论”网去了。

黄新卫先生1971年生，与张帆高工同是湖北人。1988年他考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1992年毕业就职于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他上高中时立志要成为物理学家，1988年获得首届全国中学生力学竞赛湖北省三等奖。上大学后2001年正式研究、挑战相对论。2008年他提出环球光纤问题，对相对论作质疑并提出代替相对论的理论。黄新卫先生是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他全力以赴地参与联谊会一系列重大活动，多次主持全国性联谊会的会议，在会内外广泛结识友朋，宣扬联谊会的宗旨；还在联谊会网站的建设、管理与信息，在《格物》杂志组稿与审稿；在发展会员与交友等诸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荣获过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多种奖励。

张帆教授这时先后与吴水清会长与黄新卫秘书长认识，无疑知道走科技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抄录2008年8月《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张帆教授的一篇文章是《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现在《志杰海明的博客》网上能看到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全标题已改为《科学的荣耀──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内容已不同，特别是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想必张帆高工和吴水清会长，是对张大姐曾经的苦心的纪念。

B、《科学就是反主流》原文部分摘抄以供分析

张帆：《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所谓革命，是指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死亡，在这个生死交替的过程中，新事物逐渐发展壮大，由非主流变成主流，而旧事物则从主流逐渐衰亡，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铁律！《求衡论》作者认为，专家一定圣明，主流永远正确，这不仅违背历史的基本常识，更说明他对于什么是科学革命毫无所知！

在工业革命之前，使用马力是社会的主流，以“马力”作为功率单位就是这个历史遗迹。然而蒸汽机终于革了马力的命，成了工业革命的主角。特别是当蒸汽机代替了船舰的桨橹和风帆，英国的资本主义更野心勃勃地开始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远航。然而它也逃脱不了从主流逐渐衰亡的命运，这回是内燃机将它赶出历史舞台的。这就是哪有什么不被淘汰的主流？我们挑战某些主流科学，就是为了淘汰它，因为不淘汰它，非主流的科学就不能登上历史舞台，这是按历史规律办事，是“替天行道”。

其实坐上了交椅的科学家排斥和压制异己的事情，科学史上不乏其例。不过当今排斥和压制异己，有着一个新特点，那就是以圈子里来压制圈子外。这个圈子，据说叫做“科学共同体”。《求衡论》作者其实也遭受过排斥和压制，也被打成了“江湖科学家”。所以我不明白，《求衡论》作者何以要独创“科学地球村”，连地球都扯上了，这不比“科学共同体”更霸道？《求衡论》作者还认为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是主流科学的成果。我猜想《求衡论》作者大概是根据“院士”这个头衔，就把袁隆平的成果归于主流的。那就完全错了！

众所周知，袁隆平的革命性恰恰就在于他推翻了主流学说。按照经典遗传学的观点，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能杂交。可是袁隆平在田间发现一株优势非常强的水稻，第二年把它种下去，结果子株发生了很大的遗传分离，高矮粗细不同，生长期也不同，呈现出来的完全是杂种的特征，因为只有杂种才会有遗传分离，纯种是不会有的。袁隆平当时就想到，如果他选的这株水稻是天然杂交稻，就推翻了经典遗传学认为水稻不能杂交的结论。于是他以后许多年的艰苦工作，就是反复验证他的这个想法，终于培养出优良的人工杂交水稻。这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

读《求衡论》作者的文章，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不知什么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有所发现。那就是他的学术是非主流的，他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据他的那篇《纪念…50周年》的宏文所说，他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他们几十年，现在终于与他们会师。可是主流不同他握手，反说他是“江湖科学家”。有一个童话，说是蝙蝠飞到鸟面前说，我会飞，我是鸟。鸟说，你不是鸟，因为你没有羽毛。蝙蝠只好去参加兽类，兽说，你会飞，你不是兽。于是蝙蝠既当不成鸟，又当不成兽，只好在黄昏孤独地起飞。

C、对《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迟来回复“等文化”

张帆高工说主流不同我们握手，我们反说等了主流科学几十年。这里“等文化”涉及《求衡论》一书出版的两个偶然条件，要说明。

一是2005年4月我们正要退休时，遇到孔少峰先生。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朝鲜族人、抚顺市人大代表、抚顺市东洲区政协副主席，还担任过抚顺市东洲区副区长。改革开放后他大学毕业在东洲区城建局当公务员，由于家庭经济不好，就下海办企业，搞得很不错，业务都发展了北京。后来东洲区领导要他回来搞行政，他也同意了。因为他上中学和大学对我国学术界争论“超光速”很感兴趣，联系小时候对吊钟的兴趣，他计算出钟摆杆长到30千万米，吊钟摆一动就是“超光速”；但搞企业不像搞行政还有学习时间；但有钱可自费订阅《清华大学学报（自）》和《北京大学学报（自）》，但收获不大。

由于很多时候他为工作，在全国奔波，2005年初一次，他在海口飞机场候机室等候上机时，在书架上偶然看到我们写的《解读〈时间简史〉》一书，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一个找我们写作《求衡论》的念头油然而生。回到抚顺市，他通过政协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到我们单位绵阳日报社，了解到我们4月底将要退休，他不远千里从东北飞到绵阳。我们当时正在上夜班，他都要我们下班就与他讨论“超光速”。说来话长，“数学决定论”的科研，是个专业门类活。大多数的人，业余喜欢的是写小说、散文、诗词、时评、热点等众人关注的消息，这看我国大多数互联网平台内容就是证明。所以“科学”革命不革命，反不反主流，对大多数人，都无从说起──说起此事，很多空余时钓鱼、打麻将、唱歌、跳舞、健身的人说：“只有瘋了的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去干此瞎折腾”。我们也是小时候帮大人在农村河边放牛，垒河沙玩，看到收缩有界面，又听说古人认为“有生于无”，想到“有的东西才有界，无的东西才无界”，即暗物质多余明物质吧。

到1963年我们在盐亭中学读高中时，偶听川大数学系毕业分配来盐中初中部教书的赵正旭老师，讲“柯召──赵华明猜想”。这属于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其数学定义为“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后来结合我们的三旋理论进行研究，发现这种翻转，属于彭罗斯讲的“零锥”问题，能翻新彭罗斯的宇宙轮回猜想──类似空心圆球膜面加奇点式的翻转反包围，与一般回旋圈周期不同，可以描述新陈代谢、阳泄阴收，视频连线转播等内外翻转整体观。三旋理论类圈体的自旋有三类62种状态+黎曼切口轨形拓扑25种空间模型，可以编码所有的基本粒子。39年后，到2002年在川大李后强教授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原《大自然探索》编辑室陈敦和主任等的支持下，出版了70万字的《三旋理论初探》一书。

该书出版后，北京的《博览群书》杂志和《四川日报》都作过介绍，被当时还在北京社科院的黎鸣教授知道。2002年8月霍金第二次到我国访问和讲学，引起“霍金热”。北京“草原部落图书创作室”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解读〈时间简史〉》一书，找到我们；说他在全国一些大学和研究院遍访作者，都没有人愿意，是黎鸣教授推荐了我们。于是我们答应下来，2003年9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书稿。这就是2005年初孔少峰先生在海口飞机场候机室，看到《解读〈时间简史〉》一书的来历。所以业余搞“数学决定论”的科研，不存在硬要跟主流和非主流“握手”的问题。

听到孔少峰先生要我们跟他合作写《求衡论》一书，计算的是吊钟摆杆长到30千万米，能引起下端摆锤产生的实数“超光速”。我们大学是学机械工程的，不但课堂上学过高等学校教材《材料力学》，而且课外还找了一本大部头的《材料力学》书自学过。单纯从圆周运动公式计算，是有实数“超光速”，但考虑材料应力强度等因素，是不行的。这个说明很容易把他打发走，但孔少峰先生不是“瘋了”，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孔少峰说他是山东孔子家族的后代几十世孙，他们一门古代就迁移到朝鲜。我国抗美援朝时期，他父母迁回中国才生了他。从小爱看《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使他成为科学迷。国家虽然对朝鲜族很照顾，但家里还是没有很多钱。他下海后有了钱，买了很多科技书和杂志，找过很多名牌大学的专家，但他们确实不跟他“握手”。看《解读〈时间简史〉》一书的“作者简介”，绵阳日报社有他类似被讽刺的“江湖科学家”，他这个抚顺市人大代表、抚顺市东洲区政协副主席，也就不怕了。

我们说的四川话，家乡口音很浓，孔少峰先生很多都听不懂。我们专门请了好朋友绵阳市就业局的老科长刘文传先生，一直作陪。刘文传先生在东北当过兵，在部队保送读过大学中文系。几天时间里，我们向孔少峰先生说明，他的吊钟摆锤，摆杆长30千万米的“超光速”模型，类似一种“宇宙弦”模型。从“弦论”来说，是跟西方的“杆线弦”同种类型。他用的“吊钟摆杆”类比法──这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类比推理的运用，并非那些对自然魔法感兴趣的人独有，而属于一个时期几乎每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运用直接观察、类比、权威文本和征象，在古代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到我国的中医药《黄帝内经》主义者，搜集了大量他们认为存在有关联的事物，预料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类比关联。发现自然之中存在着一种类比或对称，就意味着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实际关联。两个自然物之间的每一种类比，绝非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在当时，类比论证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和明证性，超出了我们今天的习惯看法。

即早期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到了一个内在的关联的世界，其中的一切事物，由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我们前人所做的，是对看起来类似的各种神秘自然现象做出观察，并由此将世界中的各种关联和作用传递推广为一种更普遍的说法──一种自然法则。他们将观察或叙述的事例，归纳成一般原则，然后演绎出其推论和应用。如国学自然和中医药称的“有生于无”、“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带着历史印记的过往。我们并不能说他们的方法或结论，是非理性的，或者由此产生的信念和做法是“迷信”。如果允许这样的跳跃，那么在我们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最终未被接受的每一种科学理论，都将被判定为非理性和迷信。

所以科学革命不是反主流，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世界被瓦解，具有宽广视野的自然哲学家被科学三极专业化技术科学家取代，其中正确的“数学决定论”不是哲学贫困，而是哲学丰富。例如“超光速”计算，分为实数和虚数两类，不是“以苏解马”搞东西方对立的“单边主义”的只讲“实数”。又如西方“弦论”，只讲“杆线弦”，同“以苏解马”一样，也是“单边主义”──即使西方的超弦理论说的“闭弦”，也是“杆线弦”软化。圈起来的。把国学自然和中医药称的“有生于无”、“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看成科学第三极的“过去时”；科学革命则是现代时、“进攻性马”。

如我们参加2015年12月13-14日在北京召开的第2届全国自然国学创新论坛大会，中医药专家俞梦孙院士作《动脉血压共振研究》报告，因为类似摸脉──俞梦孙院士一连讲了：动脉血压血供收缩压和舒张压所构成的脏腑血供共振系统，联系血液本身物理性能和血管状态影响的共振效果；动脉血压及其搏动波形起的类似“气”的作用；血液搏动在血管内壁内皮系统表面产生剪切力促进NO酶产生；动脉血压及其搏动波形的中医气血理论等，都类似物理学中的弦理论──我们听得就跟像讲“管线弦”、“套管弦”、“试管弦”等拓扑弦理论的路径积分一样。所以我们对孔少峰政协副主席讲，他的吊钟摆锤摆杆长30千万米的“超光速”模型，是可以联系整个宇宙的“实数”和“虚数”的从亚光速、光速到暗物质、暗能量、暗信息的“超光速”的多体的表现，不是“以苏解马”和科学两极“超弦”的“单边主义”。

这里要说明，美国也有类似实数“超光速”的理论和支持实数“超光速”的科学家，代表人物就是桑蒂利教授。他从正规大学毕业，一路“官科”经历，最终失去在“官科”机构的立足之地。据瞿立建教授介绍，桑蒂利1935 年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读高中时就想挑战相对论。1958年获得那不勒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在都灵做高中老师。桑蒂利称在1966年获得都灵大学核物理博士学位。1967年桑蒂利赴美国迈阿密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到波士顿大学。1974年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三年访问学者，1977年到哈佛大学工作。

桑蒂利在哈佛期间创建强子力学，后续还发展出强子数学和强子化学，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原子核中不成立、夸克不存在、能量守恒不成立等，被排挤出这所世界名校。1981年他成立了“基础研究所”，另创一派“学术”。令他感觉遗憾的是，实验物理学家拒绝检验桑蒂利的理论；他投稿出去的论文，一直被拒稿。于是桑蒂利不仅仅用笔做武器，还拿起法律武器，多次提起诉讼审稿人和编辑，并索赔数百万美元。他的诉状动辄长达数百页，充满数学公式、物理名词，还有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他不请律师，亲自上场与被告律师辩论。可惜他没胜诉过。我们知道桑蒂利，是2007年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上认识陈一文顾问和蒋春暄教授，知道在教中国人学他。

陈一文顾问会后送给我们的《桑蒂利教授的冷核裂变资料介绍》，以及提出中国的研究机构与大学应翻译出版桑蒂利2001年出版的专著《强子化学基础及其对新型能源与燃料的应用》，我们都作过认真的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桑蒂利教授的冷核裂变俗称“磁分子燃气”技术，虽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卡特指示能源部的资助，说是能取代化石燃料的真正绿色环保、经济、安全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政府资助基础研究项目，后来卡特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实际类似我国哈尔滨司机的王洪成的“水变油”技术，是一场“乌龙”。

这里也存在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和数学决定论的哲学丰富──桑蒂利教授反夸克、反量子色动力学等数学计算，另创一派“强子学术”，其实仍然是停留在主流核物理化学知识的哲学贫困上。常态下“水变油”是不行的，盐亭县农机工程师马成金的实验有证明。但真空不空，真空的能量暗藏在虚粒子中，而虚粒子可以看成是瞬间生成又立刻湮灭的一对正反粒子。这个正反粒子对，在一定的环境被扰动的真空中，虚粒子转化成实粒子的现象，被称为动态卡西米尔效应。由此建立在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模型上的量子色动化学等数学计算原理，朝鲜运用延伸扩展到消除核爆有放射性辐射泄露的生产的核武器上，显著特点是核辐射的放射性小──2016年1月6日朝鲜在丰溪里核武试验场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我国环保部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启动了应对朝鲜核试验辐射，全面开展东北及周边地区辐射环境应急监测。1月6日边境地区25个自动监测站实时空气剂量率监测数据在65至95纳戈瑞每小时之间，监测结果均在当地本底范围内。2016年1月6-24日公开的朝鲜丰溪的氢 弹实验，是否已超越五大常务理事国等的研究层次，进入第三个层次的“量子色动化学”解释？

蒋春暄教授2007年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上，介绍桑蒂利教授自办《代数·群·几何》刊物，和他协助桑蒂利教授完成ISO数学基础。桑蒂利教授也帮助蒋春暄教授在美国出版了《桑蒂利ISO数论基础》一书。我们了解过桑蒂利的iso数论和蒋春暄的协助：实际桑蒂利和蒋春暄两人，是把负实数（-1）开平方出现虚数算符i，及其复数运算方式，复制到正实数（1）和正虚数开平方上，改变众所周知的在初等数学正实数（1）和正虚数开平方是得出的实数的情况，为同等可加算符j的写法，再和负实数（-1）开平方出现的正虚数混合。这种有算符j和i的运算，被蒋春暄教授命名为“蒋函数”。

而且这种运算变得复制起来。叫“蒋函数”的原因，也有由于小写字母i和j相似，而j又和蒋春暄姓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J相似，是“一举两得”吧。我们认真思考过：把负实数（-1）开平方出现虚数算符i，和正实数（1）和正虚数开平方是得出实数加算符j的写法运算混合，即使这种创新“合理”，也许也仅是在彭罗斯说的“宇宙轮回”的纯虚数时间的第三次量子化时空中出现。这种“思维科学”，也许也是“等思维”，而不是量子多体。

“量子多体”类似光线有七色──“多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类似“多体”──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完整统一的，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完整统一的。当然科学前沿的“量子多体”，来源于量子色动力学、量子色动化学等的“深度学习”和“回采”。“量子色动”含有“量子多体”的意思，反之亦然。

而我们说的“等文化”──张帆高工反感说“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他们几十年”，这可以改正。而我们向孔少峰先生解释的是，国际主流科学界已在实际天文观测中，得出整个宇宙物质占27%左右，暗能量占73%左右。在这27%的物质中，暗物质占22%，重子和轻子物质占4.4%。如果按俞梦孙院士讲中医药涉及动脉血压血供收缩压和舒张压所构成的类似“管线弦”、“套管弦”、“试管弦”的振动，加上他的吊钟摆锤摆杆长30千万米的“超光速”类似“宇宙弦”模型，和西方超弦论的“杆线弦”的振动，以此类比，也可以数值计算出把宇宙类比作容器，只有试管弦、杆线弦、管线弦及套管弦等作搅拌的组合，计算可以正合符现代宇宙学测量获总质量(100%)≌重子和轻子(4.4%)+热暗物质(≤2%)+冷暗物质(≈20%)+暗能量(73%)。

这可见“等文化”在量子信息隐形传输中，实数光速、亚光速和虚数超光速的统一，是超光速存在实数超光速和虚数超光速之争。实数光速如果作为“不变量”，它只能存在于实数类似的时空；它作为实在事物，这是一个可测量计算的唯一标准。但在语言、信息、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等领域，实数超光速可作为谎言、戏说、假设或实验与计算错误等存在。在科学理论中这成两难问题：以牛顿万有引力和麦克斯韦电磁场波计算为例，光速不变，就难以解决“如设绕着星球作圆周运动物体的半径为1米，它到星球表面最近距离为30万千米，当星球的半径大于30万千米时，要速度只有光速大的引力子，传到星球表面的信息才开始让里奇张量引力，产生整个星球体积的同时理想收缩，那么就不能使星球直径另一端的表面也同时开始收缩”。

因此必然有产生一半对一半的实数光速引力子和虚数超光速引力子，并以实数引力子到达时间为准才行。所以彭罗斯用里奇张量解读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是当一个物体有被绕着的物体作圆周运动时，被绕物体整个体积，有同时协变向内产生类似向心力的收缩作用的图像──这里作为隐形量子信息传输，是从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间隙内的量子起伏，分离出来补充引力效应的。因为量子起伏也包括暗物质、暗能量粒子的量子起伏，它们不但能执行里奇张量引力和韦尔张量引力的作用，且同时有起调节被绕物体整个体积协变向内，产生类似向心力的收缩作用。

D、“等文化”在科学及社会自然历史中的回顾

促使我们与孔少峰先生合作写书《求衡论》的更大动力，是1963年获知的“柯召──赵华明猜想”，已经找到一种类似“管线弦”的证明方法──道理就像《羊过河》寓言中的独木桥的弦图，是拟设独木桥变形为弦线，可类比萨斯坎德的《黑洞战争》一书中的“持球跑进”，即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和外表面连接的“弦线”桥，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把管道及珠子推理到普朗克尺度，只在一条一维的沿着管线内壁移动，内外各自持球跑进的珠子相遇，在转点的普朗克尺度上，由于还可以各占一半合成一个球体，作体旋翻转后，各自再分开，恢复原来各自的形态就能化解矛盾。

特别2006年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传来，我们认为佩雷尔曼只证明了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或最多证明了庞加莱猜想逆定理，没有证明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即“柯猜弦论”：求证“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但在我们2007年出版的《求衡论》书中，也没有点出“柯召──赵华明”的名字，直到2020年出版的《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书中才不完整地简单提到。是“柯猜弦论”不行吗？“等文化”的背后是什么？

“等文化”不是不争朝夕，而是涉及科学及社会自然历史中的循环。2020年12月24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的《2020年，我们经历了一场“非传统世界大战”》一文中说：“今年的天灾人祸特别多，但最大的一个事件应该还是新冠疫情，经济学界把它叫做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作为国际政治、国际战略的研究者，我把它定义为‘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因为新冠疫情是无差别袭击整个人类，人类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到目前为止感染数是7000多万，死亡数接近160万，在疫苗广泛应用之前，很有可能感染数会超过一个亿，死亡数过200万。另外世界经济受创严重，这一切其实就是一场战争的影响”。“柯猜弦论”也许等的就是这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为啥？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按下“暂停键”，已经过70年，但它只是一场传统的世界大战──只讲“武统”和“文统”，人类一直没有把“科统-柯统”提上议事日程。“柯猜弦论” 57年前按下“暂停键”，是社会因素“武统”和“文统”使然。2006年借百年世界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获解机会，“柯猜弦论”的简单数学证明出书，但还没有足够的例子说服众人。“非传统世界大战”有点像催化剂，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的“科统-柯统”加速了──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封城”、“锁国”隔离，类似的孤岛和岛屿，既有人类社会、物理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的转变，也有在类似孤岛和岛屿间架桥梁的“撕破”和“不撕破”两难之间，作选择之困……但疫情催生的大量“云端见”常态化──如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线上会展，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自主智能系统等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都在证明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还可以“不撕破”──类似“柯猜弦论”的预示。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等文化”──2020年12月21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傅高义做客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聊聊邓小平》一文，是观察者网重发2013年的此文，以此纪念2020年12月20日去世的傅高义教授。这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的荣休教授，1930年生。他历时十年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发行后反响巨大，获奖无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曾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教授在对谈中说的“等”，已得证。

张维为教授说：“邓小平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他的思想和实践改变了中国，现在看来也在改变世界……比如，当时我第一次给邓做翻译是1985年8月28日，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来访问。第二次穆加贝来华访问，也是我做的翻译。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我自己有记录，之后看来真是觉得很精彩。其中在第二次时两人的谈话很有意思，穆加贝非常左，他是游击队出身，他认为中国在搞资本主义，邓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公有制占主体，邓小平甚至讲到了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如果有人要把中国转入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用国家机器把国家的方向扭转过来，但穆加贝显然没有听进去。这次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用服务员递上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然后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我现在都认为这是邓小平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好心给人家解释100遍、1000遍也没有用，只能让他自己去碰，碰个头破血流，才能长智慧”。小平同志说话的“等文化”，已应验。

2017年11月6日穆加贝解除了长期被视为“接班人”的副总统姆南加瓦的职务，引发11月14日津巴布韦军方走上街头、占领国家广播公司（ZBC）、扣留总统穆加贝。2017年11月16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张维为教授的《邓小平早有预言──这个人（穆加贝）要自己碰！》一文说：“93岁的穆加贝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津历来友好，但穆加贝对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多有批评。在享有崇高威望的同时，其执行激进偏左的民粹主义政经改革使津国大伤元气，始有今日之乱……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小平同志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从啥时产生的？数十年来几乎国内外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没有说清楚。也包括写出巨著《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教授。

例如，2013年傅高义教授对话张维为教授《聊聊邓小平》一文中说：“邓小平很可惜的是他不写自传。虽然他不太谈自己的思想，但是儒学肯定有影响，比如他很尊敬自己祖先的牌坊……为什么他不回到故乡，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要表示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中国的孩子、也不是为了自己亲戚，也不想给亲戚提要求的机会……第二，我认为他与他父亲的关系不太融洽。邓蓉也曾说，邓小平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但是他父亲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他15岁去重庆参加留法预备班，在这些方面按我的理解，儒学对他影响非常深”。傅高义教授的论点是矛盾的：他类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部分联系儒学对小平同志影响深；“他很尊敬自己祖先的牌坊”。但马上又说：“邓小平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等待解释之谜：为啥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赞成：“邓小平没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而且还把这种说法延伸到伟大导师毛主席头上。这是真实的吗？反过来问：为啥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都不谈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的父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吗？恰恰相反，因为2020年是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2021年是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上海和重庆同饮一江水；早期马克思主义早在1911年前的湖广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思潮中传播。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的父亲，为此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是收集到的资料供参考。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小平同志独立提出来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就提到“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先公开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新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把毛主席列入其中也当之无愧的。而从毛主席到小平同志，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起源，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到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他们的善良、勤劳、勇敢、正直、开拓创业精神，代表的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数亿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从1911年的保路运动，即使到在今天，应该说，也是要保护的这类小康人家──-想杀掉他们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和“以苏解马”中极端或左或右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领导闹革命，不是要革他们的命。

以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为例，他生于1870年逝世于1920年。1886年16岁的毛贻昌先生就曾外出当兵。这正是李鸿章筹办海军，丁汝昌从英、法、德等国考察回来，创建北洋舰队的军队转型时期。毛贻昌先生仅当一年多兵就退伍回乡，17岁时就开始务农当家理事，20多岁时家里也还穷困潦倒，加之妻子文素勤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后，1893年、1896年又相继得到毛泽东、毛泽民两个儿子。

人口的增加使得生活压力加重，加之负债，1902年至1904年毛贻昌先生离家又到外面参加湘军打拼。这正是黄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在长沙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时期。加上20世纪初洋务运动新思潮更浓，毛贻昌参加的是湖南的新军，受其两方面的影响，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眼界大开，见识大增，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这次退伍回家是创业，给儿子们也带回了新思想和榜样。如他赎回老人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商业领域。毛贻昌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他最早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大米的初加工，慢慢地利润逐渐滚动，产业也渐渐做大。于是又开始涉足猪、牛的买卖；在牛生意方面，他采取的是“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即他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中途意外，牛死了，那么就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

毛贻昌先生继续把钱用在生意投资上，并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或多或少地雇用长工、短工。1908年毛家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毛贻昌先生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开始发行“毛义顺堂”股票，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在小小的韶山冲，毛贻昌可算是个小康人家。但自从1915年毛泽东从第四师范合并转到第一师范，读书参加学潮，揭露校长张干；执笔起草《驱张宣言》传遍整个长沙城，惊动省府衙门。以及1915年毛泽东组织一师校学友会，编印反袁传单，在校内外广为散发，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而且毛泽东受父亲曾从军熏陶，显示继承的军事“天赋”：1916年积极报名参加一师学生志愿军，任连长，再到1917年毛泽东首次用兵，在南北军阀战争长沙，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期间，指挥学生兵护校护城，一百破三千，展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事后被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说成是“一身是胆”。毛泽东在校外频繁的社会活动影响，也扩大波及到毛家。

自1917年后的几年中，毛贻昌家发生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文素勤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毛贻昌先生面对逆境咬紧牙关，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韶山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贻昌先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当年捐献的7个集体和8位个人，共捐银洋108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贻昌先生捐了4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实际是受到过他父亲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清楚他们父子间事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1910年毛贻昌先生为使家业后继有人，曾送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当时毛泽东求学心切，请亲戚和老师周旋，毛贻昌先生同意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

毛泽东从小听惯父亲摆谈新军和大城市中保路运动新思潮的趣事。因此到1911年初，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年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保路运动，能很快感染年轻的毛泽东。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毛泽东也第一次证实父亲曾密告过他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传言。自此敢大胆在学校大门口张贴设想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来组织新政府的大字报。到1911年12月底，毛泽东干脆也学父亲从戎，成了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直到1912年5月退出。

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以后毛泽东还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是从程颂公新军那里学来的”。

再说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首领“掌旗大爷”，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等等。错了。小平同志的父亲是革命党人，参加过1911年的保路运动，参加过1920年的重庆共产党。如果他是土豪恶霸，能送才15岁的大儿子小平同志到法国去学马克思主义。1936年1月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这也许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年10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类似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被张国焘所杀。

金一南教授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讲述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有“肃反”扩大的错误。戴季英等人的幕后是张国焘，与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主持开展“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有联系。1933年旷继勋等红军领导，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秘密处死后，川陕根据地和四川省地下党的行动，完全为张国焘掌控，邓绍昌成为受害者可想而知。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平凡，是1907年考入成都法政学校，毕业时在成都找工作，正赶上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

他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在广安建立革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并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所以到民国时期，他才能当上广安县的警卫总办，表面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其实刚直不阿的邓绍昌，追随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政治运动的张澜、吴玉章等领导人，不愿同流合污；终不为旧权力者所容，受到排挤，担任县团练局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不得不跑到重庆避难，寻找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引出路。

因为邓绍昌先生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曾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无论如何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王右木对他的关心，邓绍昌在重庆期间，证实重庆要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于是他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同志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邓绍昌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生于1886年的邓绍昌，与还大他一岁1911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的王右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相识相交，成为好朋友。

邓绍昌曾就读的成都法政学校的“绅班”，是晚清修律，国内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日益急切；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提出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其中法律学被订为学堂政法科下与政治科并列的一门学科。成都法政学校创始于1903年，初称“课吏馆”，又称仕学馆。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在赴日考察近代教育后，在已开办半年的仕学馆基础上，创办四川成都法政学堂。1906年法政学堂成立，起初颇受日本影响，之后逐渐显向美欧学习的趋势。法政学堂初分“官班”和“绅班”，彼此相互独立。由于官班专为有科举功名和世家阀阅的人而设立，故而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学教育为绅班，称“官立绅班法政学堂”。法政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几乎都为四川籍。1912年四川法政学堂发展成为四川法政学校。1914年更名为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连同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五大专门学校，组建成为公立四川大学，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成为公立四川大学的法政学院。1931年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三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

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出生在广安牌坊村一个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殷实大户人家，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邓绍昌也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是广安县保路同志军的首领，也成为张澜、吴玉章等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

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1919年夏邓绍昌得知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在张澜、吴玉章、王右木等帮助下，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1919年到1920年间，邓绍昌也还多次到重庆寻找张澜、吴玉章指引出路。而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思想就开始传入中国。在四川的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曾参加组织过四川保路运动的同志，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8月由苏共和国际共运代表马林指导的“共产党”才在上海正式成立。由马林做工作，“重庆组织”顾全大局主动解散，有的重新加入上海组织。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张澜先生首次出任南充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这也影响到邓绍昌从热心革命，转向实业兴国兴家的探索，没有跟随吴玉章、杨闇公、王右木等后来转入“上海组织”再参加共产党。此后邓绍昌在广安协兴场家里，一心经营200多挑田地的祖业，和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再后在协兴场教过书，开过茶馆、饭馆。

邓绍昌在乡里受人尊敬，他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但在那种旧中国，社会异常复杂，仅从他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可见邓绍昌活在世上之艰难：邓绍昌的第一个妻子原配张氏，嫁到邓家时，邓绍昌才13岁，但不到两年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1884--1926），生三男二女，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淡氏与邓绍昌结婚的时候，淡家比邓家家业要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子女受教育的条件。淡氏是长女，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张氏去世的当年秋十月，邓绍昌与淡姑娘正式完婚。此时邓绍昌才15岁，淡氏却比他年长两岁，她十分能干，知情懂理。尽管邓小平在他生前，从没公开谈过生母点滴故事，但他对影响他一生的生母淡氏，情深意笃，敬仰犹深。母亲是邓小平的第一位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淡氏贤妻良母的形象，也深深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作革命党人，能掩护他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曾经的显耀身份，也一度是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1936年邓绍昌去世之迷，有说是他在回家的南充路上，身中黑枪被土匪或仇敌暗杀；也有说是他曾经作革命党人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显耀身份，遭红、白、黄、黑、蓝各方人物仇恨。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下毒手，而谎称转嫁是“土匪”所为。

如何来解决贫农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其实，从最早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最终到明末清初张献忠的农民起义，他们的血都没有白流──只能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在1646年11月张献忠的陕西农民起义，张献忠兵败盐亭和西充边境的凤凰山而亡。为啥张献忠在盐亭会兵败而亡？与盐亭的古文明遗存以及这种古文明，存在内乱频发，分裂、战争、灾荒、瘟疫不断等，造成类似“湖广填四川”的数千年的兴衰历史的轮回教训，引起当地的警觉和抗争文化等因素，也有关。盐亭的存古学堂，早于1896年冬天湖南湘乡人蒋德均（1851-1939）提出创办类似“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时务学堂”。而且蒋德均曾任四川龙安（今天绵阳市安州区）知府时，到过盐亭，了解盐亭的存古学堂的经验。后因他父丧返湘后参与矿务经营，并向湖南士绅新秀谭嗣同、梁启超、张之洞等口传过。而盐亭存古学堂与盐亭陕西会馆的渊源的联系，是1646年张献忠兵败盐亭而亡，大西政权宣告结束，大批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有的改姓埋名，有的削发为尼，留在盐亭当地隐居生存下来。盐亭很多山寨传说的“牛儿大炮”和发现金银财宝，就有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有关。从1665年（康熙四年）四川巡抚李国英、张德地奏准垦请清廷招民垦荒，大批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山西等移民移居四川及绵阳、盐亭，各地移民和商旅不忘根本，集资修建本省会馆。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6-7页中说：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盐亭籍的彭健修先生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彭健修与乡人蒙裁成（蒙公甫）、王明金（王济钦）等组建成立盐亭保路协会（分会）……盐亭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盐亭的表现，这40年间盐亭已有一大批“历史智能”转型的新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并影响到临县地区。

绵阳市交通运输公司原工会的主席陈奎先生，收集涪城、江油等地的史料，2015年他出版写的《古水井》一书，采用写小说的办法，披露在国外参加当地的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先行者，1911年保路运动前后在四川绵阳地区就早有活动的真实故事──提到有我国南方来的马林式的共产党人，隐匿在绵阳地区的寺庙中，指导革命运动和物色人才──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被追逃，就偶遇到从南方来的这类“先行者”香客的救援和指教。“香客”也许与1914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的荷兰共产党员马林，有相似之处。

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和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到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8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也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赞”。

20世纪初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和成都法政学堂，曾在四川为保路运动、“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与明末清初以来发生的“湖广填四川”的社会大灾难、大变故有关。与全中国其他地区非常不同的地方，是20世纪初前后的四川殷实人家，不管曾经是来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还是生存下来的本地人，他们成家立业的几代人，都经历过大灾难后恢复生产力，发展经济的生存压力和坎坷。数十数百年这种家史的传承与熏染，是巴蜀社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另一个维度。而且是从远古文明到近代，巴蜀几千年从动乱、灾害不断的兴衰轮回中，生存下来的个别大户人家，有的虽避险躲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但也有类似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说的“入世界之苦”的想法：“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康有为说他的生活以彻头彻尾的乱世为起点，最终理想景象不管现实能实现多少，描绘的也应是和平互惠共享双赢的“大同之世”。其实巴蜀从秦汉以后有这类想法的人，就对汉朝刘向《说苑･指武》篇中的“抗争文化”，注意联系四川自身作研究。

特别是经1856年第二次鸦 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等商业、人员对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入侵，再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华工归国以及东西方官员、教员的交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神秘，“革命”和“大同”作为社会和政治的新闻，影响传播已开始在巴蜀一些城市和乡村的大户人家，以及开明人士之间有所耳闻。情理之中也能理解类似范仲纯、王右木、邓绍昌等巴蜀殷实人家的有识之士，对历史兴亡轮回重演的敏感和考虑。

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 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远久，在盐亭也有回响。这种“回荡”，还直至50年后，是巴蜀能人首先在重庆自主建立共产党。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