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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河 发表于: 2021-2-19 09:55:44|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2021年] 人际关系中的“愤怒”“叛逆”源自儿时的体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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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新京报网
原文标题:人际关系中的“愤怒”“叛逆”源自儿时的体罚经历?

  自今年3月1日起,《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将施行。这一由教育部公布的教育惩戒规则,既赋予了教师以合理手段管教学生的权力,也明确约束了教师管教学生的行为,坚决杜绝“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等7类行为。
  但在日常生活中,教育惩戒的使用并非只发生在学校。作为父母,采用体罚的方式对孩子不听话的行为进行惩戒并不鲜见。类似于“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传统家教观念,更促使着父母倾向于采取更加严厉的管教方式,以便杜绝孩子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当行为。
  体罚是一种合适的教育手段吗?父母的行为如何促进孩子习得价值观?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管教方式?耶鲁大学麦克林·弗莱明法律与心理学教授、司法协同实验中心的创始主任汤姆·R.泰勒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学院助理教授里克·特林克纳在《孩子为什么遵守规则》一书中指出,父母-子女纽带是孩子遭遇到的第一个权威联系。基于父母-子女纽带的首要性和孩子对成年人的依赖,这种联结在孩子关于权威合理角色的最初印象形成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二人认为,在父母如何管教他们的孩子以及规制冲突的目标、意图和方法上,不同的管教方式间存在差异。而在权力和权威方面,管教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赋予孩子不同的价值观,这种差别促使孩子对权威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应。
  以下内容节选自《孩子为什么遵守规则:法律社会化与合法性发展》,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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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为什么遵守规则:法律社会化与合法性发展》,[美]汤姆·R.泰勒、[美]里克·特林克纳著,雷槟硕译,范进学校,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0月。
  原文作者丨[美]汤姆·R.泰勒 里克·特林克纳
  摘编丨安也
  服从是重要的,但让孩子理解服从的原因则是更重要的
  借助强制的管教方式植根于专断控制的趋势。其中,服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是一种比向孩子灌输其他价值观更重要的价值观,这种方式并不关心权力的行使方式与权威的运作方式是否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相反,与权威的关系被工具化地认为是单向(one way)事项。
  简单来说,成功的父母是能保证孩子服从的父母。父母设定规则,而孩子必须服从父母设定的规则。如果孩子不服从,那么他/她必然受到惩罚。好孩子是那些服从的孩子,无论服从是基于自愿的同意,还是源于他们对惩戒的恐惧,这都无关紧要。同样,服从是重要的,但让孩子理解服从的原因则是更重要的。
  为了让孩子服从并将服从作为一种价值观,父母倾向于使用体罚(如打屁股)来管理孩子的规则违反行为。为促使孩子实施规则服从行为,父母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了工具主义的控制方法。因为父母并不重视向孩子灌输促使他们自愿服从的价值观之手段,所以他们必然是运用自己的最高权力和地位来对孩子进行管教。然而,讽刺的是,这种管教方式已经被证明无法对价值观的发展产生影响。将管教子女的做法同孩子们随后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研究一直表明,体罚在内在控制和减少后来的规则违反行为方面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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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小孩不笨2》(2006)剧照。
  实际上,强制性纪律非但不能促进规则服从行为,反而更有甚者会破坏这类行为。强制性纪律不能通过将服从内化为一种价值观之方式来促进合作与规则遵守行为,其通常会导致孩子拒绝不值得信任的权威,从而引发他们的不服从。例如,专制的管教方式同家庭中不断增多的规则违反行为相关,其会增加孩子采取冒险的行为(如在家庭以外酗酒和吸食毒 品)之可能性。
  其他研究直接将体罚同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格肖夫(Gershoff)与比滕斯基(Bitensky)认为,“如果父母的目标是促使孩子道德内化和减少他们的攻击性行为与反社会行为,那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体罚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是有用的”。
  体罚已经被证明会导致孩子采取诸如人际攻击等反社会行为,其在促使孩子长期遵守法律方面基本没用,对合理价值观之形成也无甚助益。相反,体罚可能会引发反社会行为,并致使孩子疏离人群(alientation)和表现得玩世不恭。
  例如,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全国研究涉及了3000个孩子和6000对夫妻,施特劳斯将家庭内外的体罚经历同不断增多的暴力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报告指出,受到最严重体罚的孩子是最有可能被执法部门逮捕的。后来的研究也将孩提时代的体罚经历同成年阶段的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尽管对于许多家长而言,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体罚形式,但施特劳斯认为,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许多暴力行为的征兆。
  父母是否采用公平的方式管教他们的孩子?
  剥离体罚对亲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发展的影响是困难的,因为很多管教行为和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罚与许多管教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围绕着纪律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权威的方式可能是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运作的。例如,兰斯福德(Lansford)等人研究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母子二元关系,他们发现,当体罚被视为不规范的时候,消极后果更有可能出现。
  在那些体罚不那么普遍的国家中,体罚的使用与孩子的行为问题之间表现出强烈的联系。兰斯福德和同事们认为,关键问题是,一种方式的使用是否使孩子们认为父母是好的或者是关心人的。另一方面,在所有的文化中,体罚的使用会导致孩子的更高程度的人际攻击。如果父母用强力控制他们的孩子,那么他们就是在教他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强力控制其他人。
  然而,研究普遍指出两个重要的因素,它们表现出在纪律中使用体罚的征兆和后来违法行为的征兆。第一个是适用纪律的做法前后不一致,其体现的是更大范围的管教做法之表征(indicator),重点是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的权威运用之方式。父母是否采用公平的方式管教他们的孩子?例如,释明决定、允许和保持公开的对话,以及以透明和连续的方式适用规则。
  研究表明,惩戒的影响因惩戒在多大程度上被孩子视为是公平的而有所不同。再者,适用不公平的惩戒程序之消极结果是众所周知且非常普遍的。对于父母而言,不同的管教方式通常有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父母是否被认为是合法和公平的权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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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地球上的星星》(2006)剧照。
  其次,研究一直指出,一段关系(如社会情绪纽带)的存在或不存在对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之习得来说是很重要的。无法在情感上与其他人产生联系,以及不能与父母发展出重要的情感联结,这些都与反社会行为和违法行为存在联系。同样,母性敌意(maternal hostility)影响家庭关系纽带,其与违法行为存在关联。正如劳布(Laub)、桑普森(Sampson)和斯威(Sweeten)所指出的,“大量的研究表明,家庭和学校的社会联结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理论上的预测关系”。例如,肯普夫在回顾了七十一项研究之后发现,与父母联系的不紧密(poor attachment)将导致孩子的违法行为增多。
  劳布和桑普森(2003)认为,那些一直从事犯罪行为的人“不能与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建立亲密关系或形成任何联系。人们可以认为这些人有扭曲的自主意识,因而他们不关心或不在乎其他人”。同样,西蒙斯(Simons)、约翰逊(Johnson)、康格(Conger)和埃尔德(Elder)发现,对于孩提时代具有反社会行为倾向的孩子而言,如果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发展出稳固的社会纽带,那么他们的违法行为就会减少。
  若管教的做法传递出不尊重孩子、轻视孩子或者其他认为孩子无价值的信号,以及采取孩子们不能理解的不连续和非透明行为的,则孩子们对父母的慈爱感之推断以及对父母的信任将受到损害,社会纽带的建立亦会变得困难。事实上,上述管教方式造就了以愤怒、敌意、蔑视和叛逆为特征的人际关系。
  纵容型父母、专断型父母、权威型父母和忽视型父母
  论及价值观习得的经典作品最初倡导的管教方式最终为新的管教方式所替代。其中,最受人们认可和支持的理论化管教方式之一是鲍姆林德模式。鲍姆林德认为,父母有许多控制他们孩子行为的方式,包括纵容型(permissive)模式、专断型(authoritarian)模式和权威型(authoritative)模式。这些模式都对孩子的概念化权威之能力和约束自己行为之能力施加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纵容型父母一般以非惩罚性方式行为。亲子关系中的权威部分是不存在的或不被承认的。纵容型父母倾向于接受和认可孩子们的冲动与欲求,他们几乎不制定关于合理行为的规则或标准。即使规则被制定出来了,这些规则通常也不会得到强制执行。相反,孩子们更有可能被允许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尽管纵容型父母可能使用推理来塑造孩子们的行为,但父母很少直接和公然地实施控制孩子的行为。
  专断型父母同纵容型父母完全相反,该类亲子关系中的权威部分是关键的,而且从单向度上看,父母命令孩子,孩子听从父母。专断型父母不关心他们孩子的期冀与欲求。相反,专断型父母不遗余力地影响和控制他们孩子的行为。行为标准是绝对的和明确的。服从父母的权威比自我约束更受到重视。专断型父母通常采用严厉的强制惩罚措施来控制他们的孩子,并在传统的权威纵向结构中维持秩序。专断型模式同早先提到的强制管教方式是同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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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2009)剧照。
  权威型父母回应他们孩子的需求与期冀。与此同时,权威型父母还通过确立行为标准来指导他们孩子的行为,权威型父母希望孩子服从这些标准。不同于专断型父母,这些标准并不是刻板地被适用,而是充满说理性。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权威关系得到认可,合作受到鼓励。权威型父母主张与孩子交流(verbal give and take),并向孩子解释规则背后的推理,他们还对孩子的需求进行反馈。如果规则被违反,孩子会被惩戒,但惩戒不是以专横或苛刻的方式被实施。权威型父母支持孩子实施独立和自我约束的行为。
  后来的作品将鲍姆林德的经典管教模式划分为两个垂直的维度(orthogonal dimensions),其可以被用于区分不同的管教模式。第一个维度是“热情”(warmth),该维度表明父母回应孩子需求与关切的程度,其包括父母对孩子需求与要求的支持、在对待和支持上始终如一,以及采用理性探讨的方式,这种方式将父母同意孩子──作为个体──自由成长和发展的自愿程度最大化。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必须对孩子表现出尊重,他们应关心孩子的需求,并相信孩子作为人的价值。尤为重要的是,父母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孩子们将处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学习如何驾驭复杂的社会规则相关。父母需要传达这样一种保证,即作为一个人,孩子能够和将要在社会化中成长起来,他们能够而且将会被其他人重视和尊重。
  第二个维度是“控制”(control),其表明父母试图控制他们孩子的程度与方式,包括父母为孩子设定的行为标准,以及孩子被要求遵守这些标准的程度。“控制”维度还包括父母设定和执行规则的方式,父母如何监督与督促孩子,以及父母如何对待那些违反规则的孩子的想法。
  我们现在可以借助这两个维度对鲍姆林德最初的管教理念进行分类。纵容型父母的热情很高,但控制程度很低,而专断型父母的控制程度很高,热情却很低。权威型父母吸收了前两种模式的特点。权威型父母的控制程度很高,因为父母明确描述和执行行为标准;权威型父母的热情也很高,因为父母认可孩子的需求,并鼓励孩子的自主意愿。
  最后,还有另外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在最初的模式划分中并未被提及,即忽视型模式。忽视型父母既不热情,也不试图进行控制。忽视型父母大多推卸他们的责任,就和既不给他们的孩子提供指导或安排,又不满足孩子需求的父母一样。孩子从这些忽视型父母处看到的权威大多是疏远与漠不关心的。毕竟,专断型父母也关注命令服从和秩序维持,纵容型父母也会对他们的孩子表现出热情与爱,而忽视型父母却什么都不关心。
  权威型管教会对孩子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
  通常来说,权威型管教会对孩子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高需求和高回应的管教模式通常会培育出适应能力强的孩子,他们满怀希望、独立、身体健康。例如,莫文(Mowen,2010)将权威型管教同高水平的自尊、自立和学业成就,高度的成熟性,以及积极的自我认知联系在一起。
  就当前的讨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权威型管教影响了孩子之后的涉法行为。在不需要惩戒或者其他来自权威人物的外在控制之情形下,权威型管教促使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研究已经将权威型管教同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减少的违法行为、后来的酗酒以及后来的滥用毒 品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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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何以为家》(2018)剧照。
  思考一个具体的例子。特林克纳和他的同事们对大约600名年龄为11岁至16岁的孩子进行了研究,他们测验了三个节点(three points in time)的管教模式、孩子对父母合法性的看法和违法行为。参与者报告了他们的父母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专断型模式、纵容型模式和权威型模式。结果表明,管教模式(节点一)影响违法行为(节点三),而此种影响首先通过管教模式对父母合法性(节点二)的规制得以发生。
  另一方面,其他三种管教模式对孩子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相对于培养适应能力强并能够自我约束的孩子,这些管教模式使孩子对权威人物表现出冷漠或者充满敌意。此外,孩子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一点为孩子更有可能参与违法行为、滥用依赖品(抽烟、酗酒及吸毒)和欺凌别人的情况所证明。
  权威型父母通过热情且充满尊重的对待和公平的决策来发展他们与孩子之间的强烈的社会与情感纽带,并鼓励孩子讨论父母权威的边界。孩子开始明白,以良善和仁爱的方式对待他们同样可以维持权威的合理行为之标准。随着时间的发展,父母的权威与强力在孩子眼中的合法性将得到提升。其他养育模式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孩子逐渐认识到,权威可能是冷漠的或专横的,其不会创造一种能让自己在其中被孩子视为具有仁爱与关心他人之特点的环境。权威通常被认为是漠然、严厉或者充满控制欲的,这些类型的管教模式导致了孩子的反权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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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银河补习班》(2019)剧照。
  管教模式通过影响父母试图社会化孩子的开放心态(openness)来影响孩子。实际上,这种模式试图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即在这种环境中,孩子能够理解他们父母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并能阐明父母权威的运作。这种模式不仅影响孩子概念化他们与父母关系之方式,还对以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权威交往之方式施加了重要影响。
  通过影响与法律相关的价值观内化现象,这种模式在法律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那些有助于人们界定和区分孩子与父母权威之间关系的模式之重要性尤甚。因此,孩子将受不同权威类型影响的价值内化。随后,这些价值观奠定了人们判断法律权威合法性的基础。例如,当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是权威型管教模式时,他们更有可能将警察视为是合法的,并且更不可能被卷入到犯罪行为。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选自《孩子为什么遵守规则:法律社会化与合法性发展》,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作者丨[美]汤姆·R.泰勒、里克·特林克纳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丨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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