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牛士》(1889)
在《斗牛士》的背后,还有毕加索对于戈雅(Goya)的认同感:戈雅曾给自己签名“弗朗西斯科·公牛”(Francisco de los Toros),也曾描绘自己身着斗牛士的服装站在画架;而且,就如毕加索和他的《格尔尼卡》一样,戈雅也曾从描绘战争的灾难中抽离出来,转而去观赏并描绘斗牛。在毕加索1925年时为儿子画的一幅肖像中,戈雅的影响得到了充分体现,画中的男孩拽着典型的红色斗篷,和毕加索在一张1955年照片中披在自己肩上的那件如出一辙。
《格列尼卡》
另一方面,公牛和斗牛士远不只意味着西班牙。戈雅和毕加索都在西班牙出生,在法国去世;他们的“公牛”也不只是有法国和西班牙的色彩──公牛崇拜代表了一条贯穿地中海的文脉,并且一路追溯至其最古老的历史。毕加索曾为1931年版本的诗歌《变形记》(Metamorphoses)创作插画,他知道,公牛在古老的神话中反复出现,而数个世纪以来的艺术都从中汲取着灵感。例如,与毕加索同一时代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就将弥诺陶洛斯是对被禁锢的欲望的写照。
1900年,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在克里特岛上发现了克诺索斯遗址,为上述的这一切提供了历史根基。克诺索斯被认为是弥诺陶洛斯的家,从1926年至1931年间,关于这一次发现的记载被一次次出版,正是在这一时期,毕加索在自己的个人神话学中为这头“怪兽”找到了位置。毕加索充分明白,在法国南部的罗马角斗场里观看斗牛(tauromaquia,源自希腊语)本身就是拾起了一条在历史中来回穿梭的线索:从毕加索自己到戈雅,从奥维德(Ovid,《变形记》诗歌作者)到古罗马,从委拉斯开兹到提香,最终回到古希腊,回到克里特岛,直到遇见弥诺陶洛斯,这个潜伏在迷宫中心的半人半牛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