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宾利”之国？（一张不让发的帖）

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乘日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上海、出席中国货币企业家峰会之际，成为大会的独家汽车赞助商，参与这个中英两地商界精英聚首交流的盛会，并携来一台宾利名车作现场展示。　　宾利中国总经理郑飙先生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据了解，宾利汽车去年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亚太区宾利销售中创下三项冠军：第一、全亚太区之冠；第二、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去年六月六日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七大款争购天价宾利”的情况，而到六月十日，宾利北京的代表就宣布这辆八百八十八万的轿车已被购走。随即的车展期间，这辆天价宾利贴上了已售出的字样。不久，宾利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设置展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售价分别为四百八十万元和八百八十八万元的两款宾利车，已经卖出二十多辆，销售额超过一亿元人民币。顶级高档汽车在北京卖得这么好，大大出乎销售商的意料。　　“谁买了它们？”这一问题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没有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买了。”这位专业人士解释说，“但是你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得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的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能够躲藏在公众和传媒的视野之外，比尔．盖茨、沃尔玛和洛克菲勒们面对的是严格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必须定期向政府申报税款。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他们的生活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这些宾利车主一样显得“神龙见尾不见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有学者估计，中国的超级富豪大约有十万人左右。虽然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杨斌和周正毅，但他们中确实有不少人的暴富秘诀与杨斌和周正毅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能说他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分钱都是“不义之财”，但在他们所拥有的“看不见的财富”中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像胶卷一样不能放在阳光之下。他们用一百万的贿赂就可以换来价值一个亿的地皮，他们用一百万的现金就能够买下价值一个亿的工厂，他们无须纳税，也不会参加任何慈善活动。他们不是官僚，却一个电话就能把省长叫到饭桌上来；他们不是洋人，却拿著诸多国家的护照。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二○○○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而这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就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纣王还没生下来的商王朝起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封建社会，还无法获得一辆八百八十八万的宾利。只有不吃不喝地干活到“社会主义初级”结束，才算有希望见到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　　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民，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一千年的不吃不喝光干活的等待。因为，他们在二○○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才一万零四百一十五元。就连年收入达五万的普通白领，这辆宾利也是几辈子不吃不喝才能达到的梦想。而富豪，却可在短短的几天车展就决定自己对这辆宾利的拥有──当然，这种拥有还需要“争夺”。似乎中国富豪的数量远远大于宾利轿车的产量，似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宾利之国”。于是，我们的祖国在“历史悠久和地大物博”之外，还又多了一桩值得自豪的事实。也许，过不了几年，这又是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不过，我提醒爱国者们不要急著骄傲。因为，在“宾利中国”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山坳上的中国、黄河边上的中国、灾民的中国与饥饿的中国。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写到了她到四川凉山州采访的经历，我读了之后整天都难过得吃不下饭。我是四川人，我去过四川的很多地方，却没有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我去过西南、西北的许多贫困地区，却没有见到过像张宝华笔下这么贫困的人民。我在向张宝华表示的敬意的同时，自己也感到了羞愧和痛苦。　　张宝华到达的是凉山州美姑县一个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村，她写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们个子很小，很瘦，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希望，摄影师拍摄他们时，他们只是僵尸一样地站著，任你拍摄。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竟然要与畜牲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贵，一个家庭一年之后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家定下来的贫困线还要低许多。”对此，从小生活在香港的张宝华感叹说：“我不禁想，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农民一点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经称得上是全世界瞩目的现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这些农民，这些孩子的苦乐却无人过问。……试问，当人的生命连猪狗都不如，当人的生存丧失了价值时，社会的希望何在？”　　我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希望是否能够寄托于几十辆、几百辆宾利车上，我不知道宾利车主的富裕与彝族山村农民的困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我知道，我不会为中国正在变成“宾利之国”而自豪。因为，一个经济秩序建立在强取豪夺、杀贫济富的基础上的社会值得我们信赖吗？

我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希望是否能够寄托于几十辆、几百辆宾利车上，我不知道宾利车主的富裕与彝族山村农民的困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我知道，我不会为中国正在变成“宾利之国”而自豪。因为，一个经济秩序建立在强取豪夺、杀贫济富的基础上的社会值得我们信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