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或将成为全球第一

　　世行中国经济论坛讲话    房价不降，实体经济没有活路，实体经济都死啦，守着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这是真话，也是实话。现在一百万的房子，其使用价值，也就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购买力所对应的价值，其实只有四五十万，实际价值就更低。但是，中国的白领阶层却偏偏要多付出一倍的价钱才能住得上这个房子。如果经济一直向好，GDP每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尽管压力很大，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承受。现在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将面临三到五年的调整，中国的已经买了高价房的白领，如何度过这三到五年？
　　在广州、深圳和北京，包括各种各样福利的取消，白领阶层实际薪酬很多已经减少了40%，上海要好一点，也有些减少了30%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原先买了房子的年轻白领，基本预算是小家庭月收入的一半甚至六成去交了月供，年轻人难免对未来的预期比较乐观，相信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薪酬也会提高，没有谁会考虑宏观经济衰退对自己薪酬的影响，一遇减薪，立刻感觉生活的拮据和压力，如果再遇上通货膨胀，那大量的断供潮就有可能爆发。我们现在只有祷告上帝，千万不要发生通货膨胀。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其实非常了不起，他们的乐观心态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我们这个灰色的时代注入了一些亮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许多住着两百万的房子、开著名车的白领，在夜色降临时，悄悄地开着车子在稍微远离家的地方，摆起了地摊，卖什么的都有，只要能增加一些收入，能补贴家用。而且，这个阵容越来越庞大，覆盖的区域越来越广，也越来越让人感到沉重。
　　我不习惯在地摊上买东西，也从不逛夜市。最近，因南京取消城管对摆摊设点的限制，引发了我的好奇，专门抽时间去夜市逛地摊。在我的映像中，原来到夜市摆摊设点的都是下岗工人居多，农民工居多，但是，住着两百万的房子、开著名车去夜市摆摊设点的，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些人当中，许多是高级白领，年薪10多万的非常普遍。可在这儿摆摊设点，一个晚上好的话，能赚个一两百元，不好的话只能赚个几十元，不说汽油费，就是时间成本也不止这个价值，可是，来摆摊的却越来越多。
　　从正面理解当然是好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经济正在越来越恶化，影响的群体正在越来越庞大。一个摆地摊的小伙子告诉我，上班的时候，现在活儿不多，所以，晚上出来玩玩，没办法，每月要交月供啊。上班的时候活儿不多，其实表明了生意的清淡，下班的时候摆摆地摊实属一种无奈。这一代人已经做了高房价的炮灰，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不仅仅只是时间成本。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果断的卖了房子，改交月供为交房租，换一种活法，也许更好，要相信房价泡沫不管挺到什么时候，最终都会破的。遗憾的是，中国的楼市欺诈现象太普遍，很多人正在为虚假信息所误导，还在充当高房价的炮灰。比方说，通胀预期，比方说外资潜入中国准备抄底，这些都是弥天大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 5月28日尖锐的指出，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在根本没有任何通胀迹象。消费价格指数比一年前还要低，工资增长由于高失业率而几乎停止。当前显而易见的危机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我们不得不想到，现在的通胀恐慌制造行为的目的很可能是政治性的，绝大多数言论来自于一群经济学家，他们对于减税造成的赤字完全没意见，当政府开始花钱挽救经济颓势时，他们却突然变身成财政政策的批判者。
　　克鲁格曼其实是在提醒市场，制造通胀恐慌是别有用心。我想，我把话说得直接一点，未来两年，中国房价大跌的趋势没有改变，年轻的白领没有必要充当高房价的炮灰，应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事业和理想的追求上，而不是每天晚上花五六个小时来摆地摊，因为摆地摊提高不了任何专业水平和实操能力，玩一把就算了，当然如果是生活所迫那就是个例外。

　　林毅夫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并实践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力。丰富完善农业经济学理论，重新构建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参与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电信体制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粮食和“三农”等重要改革政策制定。积极推动中非合作新模式，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参与创立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推动了合作转型和深化发展。

　　2016年9月，参加并主讲第十二次长安街读书会。

　　林毅夫的返乡之路荆棘满布。针对台湾《中国时报》希望台湾当局放行林毅夫返乡之路的社论文章，台当局防务部门2013年5月28日表示，林毅夫是“敌前叛逃的罪犯”，有违军人忠贞气节和武德价值，对于他的返乡问题，台当局立场至今并未改变，在处理上绝无模糊空间。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刊载社论文章《哀陈怀生尸骨无存，愿林毅夫返乡有路》称，与台湾黑猫中队队员陈怀生相比，1979年从金门游泳到大陆的连长林毅夫对台湾造成的伤害，远不及前者当年对大陆的侵害。林毅夫失踪之后，台当局防务部门巴不得此人已死；林毅夫成为知名经济学者之后，台当局仍秉持“汉贼不两立”立场，对他不予谅解，不肯让他返台。
　　台“防务部门”在新闻稿中表示，1979年，时任金门马山连连长林正义（林毅夫原名）游渡至大陆，“前线投敌”，台当局对此案处理的立场至今并未改变，台当局防务部门、内政部门及“陆委会”曾多次公开表达“人道考虑同意入境”、“法律责任依法处理”、“叛逃行为予以谴责”等处理原则。林毅夫目前仍在台防务部门通缉中，他若到案将被“依法处理”。

　　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的任期已届满。
　　林毅夫在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兼副总裁，成为首位在世界性金融机构担任高职的中国人士。他在世银的任期最近届满。
　　林毅夫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的相关人员表示，林毅夫确定6月回北京大学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后，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林毅夫因工作原因第四度缺席全国“两会”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即将开幕，人大代表正陆续报到，但身在国外的全国人大代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由于工作原因将缺席今年“两会”。这已是林毅夫连续第四年缺席“两会”。
　　“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什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诸多媒体都期待在全国“两会”上能分享林毅夫的观点和看法。记者从林毅夫所在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处获悉，“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回国”，林毅夫已向全国人大秘书处书面请假。
　　林毅夫与夫人陈云英同为全国人大代表，分别名列北京代表团和台湾代表团。此前，夫妇二人都曾担任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这对伉俪携手亮相一直是“两会”上的佳谈。

　　1994年，回到母校北京大学，林毅夫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人，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并出任主任一职。CCER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承北大优良学术传统，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为己任，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为目标，不懈致力于科研发展、教学革新、人才培养、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林毅夫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从1994年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国内主要政策的制定与讨论我们都参与了，包括电信改革、加入WTO、金融改革、农村发展、社保体系、农民工、粮食问题，等等。由于研究中心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独树一帜，一直都是比较受重视的声音，许多思想和观点都成为改革的主要内涵。”
　　以此为平台，林毅夫与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大师，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立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祝期间，他就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为题，邀请了罗伯特·蒙代尔、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等10位诺奖得主前来北大演讲，让北京学子早早地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发展趋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005年6月，由林毅夫掌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荣登财经媒体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推出的“中国内地经济学教育研究能力排名”榜首。这是自《财富》杂志和《福布斯》杂志评选由该中心主办的北大国际MBA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商学院之后，该中心主办的项目再次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肯定。
　　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林毅夫更是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布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全球各地。
　　不仅如此，林毅夫还和他的同仁一道，成立了国内研究金融改革的重要机构──长城金融研究所，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银行而奔走呼号，并取得了巨大效应。

投笔从戎的高才生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中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林毅夫据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林毅夫自小牢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一个人如果有能为十亿人谋福祉的能力，就应该毅然投身到这样的事业中去。因此林毅夫后来从台湾毅然泅过海峡，投奔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一个梦想。
　　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马山连是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不但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装备福利都是全师最好的。因为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所以多年来都是金门防务部接待外宾眺望的明星据点。
　　林毅夫自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心潮澎湃，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硬是生生地将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他痛恨这种人为的分离，却又无法改变现实。
　　林毅夫曾听人说，十年前，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由后屿坡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了。

金门连长神秘“失踪”
　　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
　　社会上一直传说，林毅夫是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这个传说，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妇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证实是谣言。陈云英（林毅夫妻子）在发布会上透露，林毅夫是个游泳健将，至今仍可以连续游2000米。“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这时插进来说，“尤其是两个篮球。”在场记者全被夫妇二人逗笑了。

师从大师舒尔茨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专业。对于林毅夫的“弃暗投明”，当初许多人并不了解。林毅夫最初想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可是，校方以其“来历不明”将之拒之门外。在北大，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惟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他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足时，台湾的家人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学生继续深造。

与妻子儿女相聚异国
　　林毅夫的妻子名叫陈云英，与林毅夫一样，陈云英也出生于台湾。两人婚后，感情非常融洽。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当时，陈云英的大儿子已经三岁了，她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立了林毅夫的牌位。但是，生性倔强的陈云英坚决不相信丈夫已去世，她经常以泪洗面，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数年后，陈云英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1983年，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了魂牵梦萦的丈夫。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和林毅夫不在一个城市，没法互相照顾。陈云英一边带孩子，一边上课写论文，花一年半时间拿下了美国爱丁保罗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31岁开始攻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好多次，她刚给孩子做完饭，接着又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博士学位。1987年林毅夫回国，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八天，就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在祖国陈云英的事业蓬勃发展。由于她成绩突出，曾多次受到国家教委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陈云英是我国第一个拥有特殊教育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如今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带头人”。

参与“十五”计划起草
　　1987年，林毅夫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林毅夫先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3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1990年，林毅夫关于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林毅夫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
　　1993年，林毅夫获得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再次荣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第九届），其他的获奖更是不计其数。
　　1994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京大学，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一职。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2001年10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推动下，首届中国经济学家年会在北大召开，成为中国经济学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林毅夫曾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也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鉴于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独到研究和见解，以及他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著名学者预言，他将是我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1996年，林毅夫的母亲不幸亡故。初闻噩耗，林毅夫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林毅夫因台湾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此事成了林毅夫的终生遗憾。
　　2002年5月9日，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在宜兰老家溘然长逝，享年84岁。当时，林毅夫应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项国际经济学术研讨会，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潸然泪下。
　　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引起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20多年前尘封的往事再次成为报刊连篇累牍爆炒的话题。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林毅夫当年的“叛国”、“投共”极尽严厉之辞，在台湾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给林毅夫奔丧之事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林毅夫本想低调申请返回台湾奔丧，没想到竟引起台湾社会激烈的讨论。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不希望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再次引起太多争议……我最希望能让我很低调地回去看我父亲一眼，在他火化之前再看他一眼……台湾毕竟是我魂系梦牵的地方。”
　　林火树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宜兰县员山乡福园，20多天都未入殓，家人想让林毅夫见父亲最后一面。林毅夫的大哥林旺松表示，父亲生前经常提到想再看看弟弟一家人，希望台“政府”能以人道考量，尽速让他回台，以尽其孝思。
　　5月30日，台湾当局“基于人道精神考虑”，同意了林毅夫返台奔丧的申请，至于林毅夫案是否超过追诉期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其结果不代表“政府”对该项“叛逃行为”的评价有所改变。
　　然而，由于林毅夫回台奔丧的问题已被泛政治化，林毅夫和他的家人都改变了初衷，林毅夫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妻子陈云英代为奔丧。
　　6月2日下午，陈云英怀揣林毅夫的亲笔悼父文，搭乘班机飞抵台北中正机场，当晚歇脚于娘家。次日清晨，在林毅夫大哥林旺松的陪同下，陈云英前往宜兰县员山乡福园的林父灵堂祭拜。6月4日，陈云英披麻戴孝，背上还背着林毅夫的麻衣，在林火树灵前难抑悲痛，放声大哭。她哀伤地说，麻衣让她感到很沉重，她的心也因为丈夫不能回台奔丧感到痛苦。她还说，她这一代40岁以上的人所怀抱的情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能理解的，她和台湾的感情是割不断的，她是台湾人，也是福建泉州人，她爱台湾，也爱大陆。随后，她又到龙潭公墓上香祭拜婆婆。
　　同日上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和女儿林曦亲手布置灵堂，透过互联网现场连线直播方式参与父亲告别式。
　　林毅夫写的《祭父文》凄婉感伤，对于父母过世而自己却无法“执手扶送”，表达了无尽的哀思和遗憾。他回忆说，自己弱冠之年，赋性顽介，愤愤诸事，而他的父亲则每次都以动心忍性的掌故相勉。1979年离家远去，关山重重，有家归不得，而今是“子欲养而亲不在”……他动情地说：“阿母病危，未能侍奉左右；阿爸抱病卧床，仍无返乡之途。黄泉路口，不得执手扶送，长留阿爸、阿母无尽之憾。终天惟有思亲泪，寸草恨无报春晖。”
　　林毅夫透过互联网看到亲人和父亲的灵位时，泪流不止。当他听到宜兰告别时法师说“宜兰下雨可能是因为儿子没有回来”时，踉跄地跪倒在父亲的灵位前，痛哭失声。告别式结束后，他仍向父亲灵位跪叩不起，最后在女儿林曦和学生的搀扶下才缓缓离去。

林毅夫家书
　　当年到大陆之后，即写信与在东京的表兄李建兴联系，林毅夫于1980年（到大陆的翌年）在给表兄第二封长信之中，详细道出他为何要到大陆的心情，到大陆后的观感。
　　《给表兄李建兴的信──台湾人也要做中国的主人》──林毅夫

建兴兄：
　　临别之际，未及问你将来在东京的地址，因此上封信仅以姑且试之的心情投寄，真没想到竟能接到你的回音。转眼离家已近一载，虽说男儿志在四方，不能眷念儿女私情，而忘却肩上的责任；但是思乡之情却是随着日月的增长而加深。捧读来信之际，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之心情。
　　回国以后，原想尽速给家里捎个消息，但顾及亲友的安全，故不敢莽撞从事。我的回国对台湾当局来说，当然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而我在台的知名度，更给了大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但为了在台亲友的安全，经我的要求，组织终于同意，只要台湾当局不对我的家属和亲友采取迫害行动，这边也就不以我的回国做文章。
　　在大陆这段时间，经组织的安排，我参观了许多地方，虽然总的来说，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相当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还很低，但基本上每个人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整个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检讨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进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基于对历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但是长城的雄壮，故宫的华丽，并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还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
　　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长期维持那种妾身未明的身份，对台湾一千七百万同胞来说，并非终久之计。因此何去何从，我辈应当发挥应尽的影响力。正如你来信所说，台湾不该独立，更不应该再次沦为次殖民地。那么台湾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题。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长期的分裂，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更不利。因此如何在不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国早日再度统一，是我辈有志青年无以旁贷的责任。现在大陆对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大陆在提出和平统一台湾政策的同时，也再三保证，尊重台湾现行的状况和现行制度，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从我所接触中，感觉到大陆当局是充满诚意的。
　　当然如何才能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问题，而我觉得将来台湾统一以后，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经济方面；因此目前我准备再以三年的时间，对经济理论问题再好好下一番功夫。在台湾我虽也曾是被吹捧的对象，可是国民党对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养；现在这边则是真正重视我，培养我。目前我的生活除了偶感单调寂寞外，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
　　上次在佳佳餐厅，我原有意将云英、小龙、小麟托你照顾，而如今你也已经离开台湾。云英一个女子要抚养二个孩子，其艰辛可想而知。小龙已经三岁，正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但却只能和他母亲相依为命。小麟出生，连跟父亲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我母多病，我未能尽人子应有之孝道，对于他们我实在有说不尽的抱歉，但望团圆之日早日来临。对云英请代我多鼓励他。也请你转告大哥大嫂，要他们对家庭多负点责任，将来我会十倍、百倍奉还。云英的生日是二月十六日，我母亲是农历五月份生的，我父亲是农历八月七日生，小麟应是阳历八月五日左右生的吧？小龙则是十二月十二日生日，这些日子若方便，请代我向他们送些礼物，我和云英之间有个小名叫“方方”，在礼物上写上这个名字，她就会了解的。
　　目前我唯一能联系的亲人就是你，但是你也应该特别小心，不要给国民党当局抓到任何把柄，免得惹来一身麻烦。消息最好采用口传，以免留下痕迹。现在你大概忙着准备四月份的考试吧！等考完试再进一步联系。请代我向建成兄嫂问好。最后，我们台湾人应有一个志气，不但要做台湾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为中国的统一、富强而努力吧！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3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6；韩文版，汉城白山书社，1996年；法文版，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98；越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1998。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印2000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国内外社会兼职
　　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
　　福建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顾问，2006～2009
　　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2006～2009
　　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2006～2008
　　第四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2006～2008
　　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6年7月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特邀高级研究员，2005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2005年
　　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计划委员会“十一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年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年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2005年
　　《国际贸易问题》编委，2005年
　　《改革》杂志社学术委员，2005年
　　《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编辑）委员会委员，2004年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004年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04年6月
　　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委员，2004年4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2004年4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2004年4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3～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2003～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顾问，2002～
　　辽宁省人民政府顾问，2002～
　　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2002～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2002～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主任委员，2001～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务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理事、第2、3届常务理事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1999～
　　计量经济学会2001年东京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1999～2001；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亚洲开发银行“农村贫困问题研究”项目顾问，1999；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民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1999～；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顾问，1999～；
　　美国亚洲协会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1999～；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大学博士生校外考试委员，1999～；
　　亚洲开发银行发展研究院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2000；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农村研究”外部顾问，1998；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20年粮食、农业和环境创新前景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
　　国际农经学会第24届世界大会（柏林）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2000；
　　国际农业科技研究组织联合会1997年杰出年轻科学家主席奖评委会成员，1997；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资深会员，1997～；
　　第24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
　　计量经济学会远东会议筹备组成员，1997；
　　荷兰社会科学研究所校外主考人，1997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外主考人，1997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1996～；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OECD未来工作组成员，1996～；
　　国际农业科技研究组织联合顾问组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1996～1998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17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社会部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从计划到市场》外部专家评议组成员，1995～1996；
　　国际经济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1995～；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校外主考人，1995～；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国际经济增长中心“东南亚经济和环境规划”新加坡会议筹备组成员，1994～1997；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1996；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1994～；
　　《中国经济评论》编辑顾问，1994～；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地区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校外主考人，1993～；
　　国际水稻研究所顾问，1992；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199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
　　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87～1992，教授，1993～，博士生导师，1994～；
　　世界银行顾问，1986～1990，1993～；

以下海外英文学术杂志编委
　　《亚洲个案研究》（新加坡）、《汉城经济学杂志》（韩国）、《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中国经济评论》（美国）、《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澳大利亚）、《香港企业管理杂志》（香港）。

以下中文学术杂志编委
　　《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经济学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