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庆丰 于 2021-5-1 23:43 编辑:
生产队又恢复到了集体劳动的懒散方式。时值清明,深夜我在收音机中突然听到莫斯科电台的一段广播,“最近几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官方的抗议……”。噪音干扰很大,时断时续。我拨来调去,从各种只言片断中得到一个结论,北京出事了,而且是大事。一夜激动,夜不能寐。如果我在首都的话,肯定就会参与在现场。
次日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现实。生产队要求每人完成上交多少多少肥料的任务。天,农民们都是“私设厕所”有料可供,我到哪里去找这肥料去?后来决定干脆每晚收工后步行一小时,回县城的母亲校园去掏粪。这里的屎尿要多少就有多少。
听说我要夜回县城,一女知青找到我要求同行。她要回长寿化工厂的家,不敢独自走夜路。这是我第一次和女生“月下漫步”,画面却毫不浪漫,肩上还担了一挑粪桶。她和我平时基本没什么交道,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但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对她讲了正在发生的北京事件。至于她的思想观点、会不会去告密什么的都已顾不得了。
到家后听收音机正在广播《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才放下心来。官宣了我这就不算造谣传谣了。过了一会在街道工厂下夜班的弟弟回来,说他们厂里已安排人上街刷大标语去了。一夜之间所有街道全部贴满了愤怒声讨广场反革命、以及保卫什么什么的大幅标语。
农村的工作组也行动起来,组织了一系列政治活动。这些跟文化粘边的活动很多时候他们都要依靠知青,具体来说就是依靠我。让我到大队会议上发言批邓,绘制张贴墙报搞宣传等等。记得有幅墙报我画的题图是工农兵以笔作枪刺向邓小平。贫下中农们看了说“这邓小平怎么像在笑?”──我这是从文革小报中临摩的“刘邓丑态图”,原作的邓就是在狞笑。
我还在一次开大会时坐在下面挥笔写就一首抒情长诗《献给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但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没有交上去,感觉实在太昧心了些,我要在北京的话他们镇压的就是我。
高光时刻是全公社的批邓文艺汇演。各大队的节目千篇一律,基本全是无伴奏齐唱。唯一配有乐器的就是我们丰收大队。工作队找来了部手风琴,我拉琴伴奏,妹妹作指挥,演唱《两个决议威力大》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是全演出中少有的获得热烈掌声的节目。
相比过去数年漫长枯燥的反复劳作,这几个月算得上是稍有点意思的了。当然偶有文娱及被工作组使用,跟前程出路是毫不相关的两回事。能寄希望的仍是“天王降旨早招安”。但此时外电纷纷传谣说毛的健康持续恶化,公开放映的的新闻纪录片《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中可见这一代枭雄已处于口涎不断的半痴呆状。且传中央又作出了“毛以后不再接见外宾”的决定。此时心态十分复杂,既盼望能立即发生些改变,又深知一旦毛去世,那当前的各项政策肯定会被凝固至少若干年,否则绝对会被指为“尸骨未寒”什么什么的。
清明事件后,“周总理”这三个字就成了不能提的敏感词。凡跟总理相关的传闻一律被斥为“政治谣言”;事实上也的确有大量民众假托总理的名义,发出一些对当前作法不满的声音。
7月上旬,贫穷到极点的生产队又奉命拨出一点可怜的经费,让我购买纸墨再出期墙报,内容是两报一刊7.1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发给我的除了报纸社论,还有一本九大党章。我一翻就被震憾住了,九大的政治局常委,毛林陈周康,现在只剩毛一人了!
尽管得到了工作队的器重,但我并没有为他们争气。在盛夏的大忙时节我再一次逃亡,跑回了市内。此时的政治气氛已紧张压抑到了极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绝对的主旋律。即使是每晚的电视文娱节目,也都是我们所称的“非常优美动听的批邓歌曲”。由于我懂电子技术,所以大院的电视机播放时我经常都要在场帮他们作各种调节,后来很多时候他们干脆就把这电视机交给我来控制管理。此时的观众虽不如总理逝世时多,但每晚仍有好几十人,来欣赏“优美的批邓歌曲”。
此时我家中住了个老红军级别的“革命老大姐”,很多父母的老友也往来频繁。从他们的谈吐中我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妲己”。开始不知所云,后来才知道是在借古人骂江青。有天母亲陪同老大姐去红岩村参观,到有一处母亲说“记得这里原来有幅周总理照片的,怎么取了”。不料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围了上来,“你这是听政治谣言说的!”
在严峻的压力之下,抗议事件仍没有完全停止。星期天上午我在七星岗街上,见到好几个电杆下都站有神色严肃的“工人民兵”,而电线杆上全都覆盖着大张白纸。一声令下,他们动作统一地掀开白纸一角,用湿抹布迅速擦去下面书写的粉笔字。我不禁对书写者充满敬意、佩服和担忧,他这是自杀式的抗议呀!
盛夏,唐山及松潘相继发生强烈地震,官称“损失极其严重”。我当即对人说,“这‘极其’二字,以前只在总理逝世时用过!”当晚,电视机前又坐满了人。然而镜头中只有“广大工农兵”表决心、发誓言什么的,画面中甚至连倒塌的房屋都未出现过一次,看上去一点不严重。不过民间传闻就是各地都要大地震了,夜间市体育馆和街头院坝等全都睡满了人。当然这也并不稀奇,在没有空调的年代重庆人过夏经常都是这样睡的,只不过现在更多的场所开放供人睡觉了而已。
1976年8月,我给几个出版社女知青在大院门口拍的照片。前左二是我妹妹
刚刚入秋凉快了些,中午突然宣布下午三点(还是四点?)将有重要广播。对此我们心中立即出现了预感。此时的大事,只能是──
所有人都围坐在收音机旁。随着“嘟嘟嘟嘟吧”的报时呼号响过,出现的是极其低沉、缓慢的广播员男声,“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我侧头一看,很多人都呼了一口气。该来的终于来了。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将这四单位缩写为ABCD),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ABCD,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ABCD,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
低沉的男声广播结束,才响起低婉的哀乐。然后又反复从头播放。由于每一次这ABCD四单位的名称都会重复三遍,所以人们印象中除了哀乐,基本就只有这反复出现的ABCD。
── 顺便说一下,以上的细节我记忆非常清晰,就连当时身旁各人的表情都记忆犹新。凭记忆写完初稿后有朋友给我提供了当年的报纸原文,对照之下除了全国人大记不清了,其他各项记述居然同原文一字不差。而现在的很多回忆文章提到主席逝世都声称是先听到了哀乐,再是广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对此,我只能对你们的记忆力表示遗憾,要么你们就是来晚了没听到广播员的报时及ABCD。
当时的哀乐还出了个乌龙。第三遍还是第四遍哀乐播放结束时,接下来的居然是“周恩来同志治丧──”然后立即卡停。估计是电台用了上次的哀乐带,而操作人员未能及时按停。我们都说这操作员肯定要倒大霉了,“特别是和天安门事件联系起来……”
当晚,出版社大院的电视机前重又坐满了人。当然现在的电视机就不能再由我这“闲杂人员”来管了,各项活动全由组织上亲自安排。
第二天,《参考消息》无报,再下一天收到的《参考》期号跟前一天并不接续,说明当天的《参考消息》还是出了报的,但被紧急停止发行了。
全国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下来,举国痛悼。国悼日,各单位选拔一部分人员去参加市体育馆的万人悼念大会,我们则参加出版社的电视悼念会。后来参加了市悼会的回来说,“我给毛主席鞠了9次躬!最开始王洪文喊给毛主席三鞠躬,我就连鞠三下,鞠完了他才说‘一鞠躬’;电视播完了市长鲁大东又喊‘三鞠躬’……'"
国庆后我返回了乡下。有天半夜突然有重要广播,仍是ABCD的两项治丧通报。1、建立毛主席纪念堂;2、成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委员会。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治丧事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宣示政权更迭成功、新的领导人已经产生。由于有线广播是在深夜闹响,县城的不少市民还以为是天已亮了,纷纷起床做早饭。
若干天后的一个周末回到母亲学校,进门母亲就欣喜地说,“有大事了!抓了四个人,到处都传开了!抓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我倾刻狂喜,这四人就是大家最恨最极左的几个(其实恨的只是三人,江张姚;而王洪文大家都没把他看在眼里),没有想到时局翻覆会这么快这么彻底。看来我们的党还是有希望的!但随即又忧心忡忡,“那对方岂不正好说,这就是‘右派政变上台’?”
第二天,电台正式广播首都百万群众集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听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熟悉的名字,真感觉仿佛是他们在台上出席什么活动一样。这个名单是按职位而非民愤排列的,所以王洪文荣幸地被排在了首位。
政权发生了突变,而且也没了“尸骨未寒”的顾虑,所有人都在期盼着下一步。很快,非正式的传达下来了,除了官样文章之外,最重要的有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提,等等。虽有换汤不换药之嫌,但总算开始了一步步微调纠偏。幸运的是有了“四人帮”这个靶子,所有要更正的项目都可算作是他们干的,从而取得了合法与合理地位。
我们最关心的则是没有了极左压力、“国民经济大发展”也提上议程了,是不是就该“天王降旨”放些知青回城了?
压根没想到的消息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过来的。父亲来信说由于要“出版毛选五卷”,出版社获得了一批招工指标。除去“搭配”给劳动局的一半名额用于招收街道社青,出版社还可以从职工子女中招收十多名知青回来。按照下乡时间和年龄、性别(同等条件女生优先)排序的结果,我有幸进入名单,而妹妹则未能入选。整个出版社现在连生产都停下来了,全都投入了“招工”活动。因为是“普招”名额,发到县里并不保证能落到自己子女头上,所以必须要各显神通,自己下去打通各种关节。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繁琐的事项。父亲和出版社的人先后来了两批,阻力很大。最多的说辞有二:1、“你们再拿个指标来,这一个就可以招你们指定的子女”;2、我出勤率不足,“表现不好”不能推荐。
千辛万苦花了约一个月时间,到底还是打通了重重环节,我终于拿到了招工登记表。去办手续时,生产队的负责人居然给我写下了“积极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鉴定好评,让我哭笑不得。
与此同时,终于“天王降旨”开通了“退休顶替”的渠道。刚满55岁的母亲立即办退,把妹妹顶替到长寿中学工作。我们前脚才把行李从知青屋搬走,周围的农民立即就一哄而上,把堆砌的柴草和所有弃用物品一抢而空。
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人在听到我说是“到出版社”时,都抱有同情地问,“出板社…… 是个合作单位吧?”他们全都以为我是去一个锯木料的“街道合作社”。当时的社会基本就没有新闻出版的概念。
就这样,在1976年的最后几天,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报了到。我,和我们国家,我们的全国人民,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2021.4.28.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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