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1年前的今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越冰 · 发表于: 2003-9-6 21:19:11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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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yezf · 发表于: 2018-12-10 18:08:00

源自：侠客岛

原文标题：[岛读]41年前的今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作者：刘海峰

　　导语：今天，12月10日，日子似乎平凡无奇。
　　但往前推41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的考试，从今天开始──41年前的今天，高考恢复。
　　1966年“文革”后，新中国成立之初形成的统一高考制度被废除，无数有志青年从此无缘大学校园。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2月10日，北京高考开始，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突然间，广大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
　　今天，侠客岛推荐一篇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发表于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8期的文章──《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文章4000字，但故事很多，侠客岛略有删减。看完，相信你会对高考有不一样的感触。
　　另外，也可以在留言区，说出你或者你父母那一辈人的高考故事，岛叔给你上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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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却成了琥珀。
　　1977年高考的恢复，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77年高考恢复，也被一些人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
　　确实，1977年的高考，不仅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这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突破坚冰的举措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持续十年的混乱终结。社会要逐渐走向正轨，则必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选在1977年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
　　1977年8月4～8日，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召集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
　　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大学的学生来源参差不齐，没法上课，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
　　在会上，查全性还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听完查全性的言论，邓小平没有表态，他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些代表说来得及，于是邓小平最后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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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全性的发言是引发邓小平表态的重要契机。据当时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回忆：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我向他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所谓“十六字”方针，就是“文革”后期推荐工农兵到大学的基本原则：“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
　　但查全性的回忆却与刘道玉不同，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到：
　　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
　　参加此次会议的温元凯还有另一种说法：
　　我就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
　　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整整五分钟。
　　其实，历史真相如何，还有待复原。但可以明确的是，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应该说，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有意要恢复高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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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就有重振教育的举措和想法。在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邓小平便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1977年7月29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邓小平便说：
　　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
　　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
　　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
　　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可见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便是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而决定恢复高考，则是邓小平抓教育的“具体措施”。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持反对态度，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会议久拖不决。
　　9月19日，邓小平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9月21日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形势出现转机，招生工作会议在9月25日顺利结束。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复高考的报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高考从制度上正式恢复。
　　过去，高校招生原来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恢复高考后改为：（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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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考试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
　　经历过多年的中断和推荐上大学后，广大知识青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
　　1997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从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进行高考，所有考生和家长都兴奋莫名，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77年的高考，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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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与考者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兄弟、姐妹、师生同考，还有叔侄、夫妻同考的现象，大家都有一种兴奋、紧张和神圣的感觉。
　　当年在吉林监考的老师裴先生说：“当时没有一个打小抄的。考试结束后，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虽然，1977年在河北省故城县，还是发生了为县委书记女儿进行的集体舞弊。不过，总体而言，77年的考风还是非常好的。
　　在中国高考史上，1977年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的：
　　一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二千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算为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二是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由于高考中断多年，大家对高考已十分陌生，为总结经验，广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时借鉴。
　　三是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1977年的高考，由于时间来不及，是各地区组织评卷。
　　四是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文件规定当年的“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如北京是在12月10-11日，上海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则是12月17-18日。
　　五是冬季考试、春季入学。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但大多数省市即使快马加鞭，也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
　　六是录取结束后临时决定扩招，匆忙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并开始招收走读生。1978年和后来某些年份也有扩招的举措，但1977级的扩招特别匆忙，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在师范学校开学，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来上课。
　　如福建龙岩师专77级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入学，借用龙岩东街小学的教室上课。二三十岁的青年大学生，使用低矮的小学课桌椅听课，也是中国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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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其影响远大于创立高考。所以，2002年高考制度建立50周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纪念，而2007年恢复高考30周年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恢复高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凡是参加那场考试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有的当年考生回忆说：“高考重新给了一代人以竞争的机会，它是我们国家恢复竞争活力的源头，当570万满身风尘、满怀喜悦的考生从四面八方、从10亿人中间涌向考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血脉重新开始流通，而我们77级高考人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构成她坚韧有力的律动。”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
　　这批从3000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这批大学生明白命运之神对他们格外眷顾，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其中许多人也具有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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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份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经济起飞，追源溯流，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史不一定会记得77级大学生具体个人的功名与成就，但一定会记得“新三级学人”整个群体的命运与作为；历史不见得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永远会记得1977年冬季的那场高考。

你不在 · 发表于: 2018-1-1 04:48:00

源自：中国教育报

原文标题：中国教育报回顾高考恢复40年：为国家公平选才作出历史贡献

　　今年，是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
　　每年的高考季，作家韩少功就会情不自禁想起1977年参加高考的情景。
　　原本对上大学不抱任何希望的韩少功，1977年12月参加了高考，并被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录取，从此命运得以改变。
　　回访众多和韩少功一样参加1977年高考的“过来人”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恢复高考制度充满了感激。
　　40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重开了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信仰，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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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2017年高考的考生兴奋地走出考场。本文图片均为中国教育报资料图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92岁的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至今还珍藏着一份40年前的历史资料──1977年8月7日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简报》虽只有1200字，但它改变了中国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1977年8月6日，正当徐杨和往常一样，在下乡插队的山西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学大寨，挑土填沟、担粪、种地时，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已进行到了第三天。邓小平还在认真听取吴文俊、周培源、苏步青、邹承鲁、王大珩等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教部门负责人对于恢复高考的意见和建议。
　　起初，由于社会刚刚经历“文革”，代表们对于发言都格外谨慎。但大家发现，在5天的会议中，邓小平全程参加，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很少插话。这让代表们感觉“小平同志很想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参会代表，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和许多大学老师一样，对大学招生现状甚为不满，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知青、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埋没人才、助长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卡了工农兵子弟和影响中小学师生积极性等四大弊端。
　　在座的专家们对此表示赞同，一致建议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并强烈呼吁立即恢复高考制度。
　　然而，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6月已经在太原召开，并且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也上报给了中央。各地正按会议精神，准备招生工作。
　　得知太原招生会议已经召开的消息，邓小平当即要求教育部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高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专业人才”，否定了“三来三去”中关于高校培养目标是农民、工人的提法，明确了高校可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时，考虑到当时还有大批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意见》将考生的年龄放宽至30岁，婚姻状况不限。
　　当年冬天，全国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人数达到1160万人。这意味着中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制度至此全面恢复，重新疏通了中国社会的人才向上流动通道。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恢复高考制度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标志着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
　　参加了1977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的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刻在提醒我们要‘珍惜考试’！因为，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有考试时期国家教育发展处于稳定时期，取消考试后，整个教育体系就会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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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高考报名现场

40年来的高考制度，为国家公平选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徐杨清楚地记得，当年从复习备考到正式考试的40天里，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其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景象。
　　杨学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启动实施的，所以它既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动力和智力资源。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过去40年的高考改革，就是对国家发展需求的积极响应。
　　从1978年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考生可申请复查试卷，到以控制考试误差为目的的标准化考试和1985年启动实施的定向委培、自费生计划的“双轨制”，再到自主招生和分省命题；考试科目从大文、大理到“3+2”，再到1999年推行“3+X”，再到2017年上海和浙江试行的“3+3”……40年来，高考改革始终沿着科学选才的轨道，不断地积极求解考试模式的多样化创新，考试内容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以满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老百姓的现实需求。
　　从1996年针对招生“双轨制”造成的两条录取分数线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弊端而实行招生并轨，到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再到全部取消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63%，再到2005年开始实行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以及2014年28个省份着手解决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就地参加高考问题；从2012年我国启动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增加贫困地区学生进入本科一批招生学校的就读机会，到2015年国家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便利条件和平等机会，再到2015年11月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第九条将组织作弊入刑定罪……40年来，以公平为基本导向，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招生政策、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等“十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地方、学校等多级招生信息公开制度。
　　北京理工大学2012级学生范俊彪，来自人口大省河南。高考时，范俊彪因发挥失常最终考了614分，而当年北京理工大学在河南的录取分数线是620分。“如果不是有国家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我可能会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范俊彪感慨不已。
　　受益于此的，不只是范俊彪。自2012年我国启动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来，累计招生27.4万人，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更多的农村孩子有了上重点大学的机会。
　　实际上，这只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一个小小缩影。40年前的1977年高考录取率仅约为4.8%，2016年跃升至80%左右。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12年的30%提升到2016年的42.7%，上大学已成为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标配。
　　刘海峰对此认为，恢复高考40年来，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学生；经过培养，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恢复高考制度既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又维护了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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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高考考场

40年来的高考制度，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
　　恢复高考之于徐杨家，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他们始终笃信“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12月，徐杨兄妹三人一同走进高考考场。结果，三人榜上有名：徐杨被山东大学录取，他的二姐被山西大学录取；徐杨的妹妹被武汉大学录取。今天，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蓝月亮”洗手液，就是徐杨妹妹的发明。而徐杨，现在已经是山西省地震工程勘察研究院的研究员了。
　　表面上看，高考作为一种教育考试制度，不仅仅改变了一代人、一个家庭、无数个体的命运，其人才选拔功能同样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杨学为认为，40年来的高考改革在保持高考这条人才向上流动通道畅通的同时，它既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储备和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人才支柱的作用。
　　有数据显示，恢复高考制度40年来，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我国的劳动力（16～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40年前的5.7年提高到2016年的10.35年，为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扎实基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8000万人，继续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
　　“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替。”想起那些如烟往事，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说，“1977年恢复高考意味着制度理性的回归，同时也是国家日后一系列重大变革和历史转向的开端。”
　　40年前播下的种子，为“中国奇迹”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今天，不论“神舟”系列飞船、探月工程、高铁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还是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以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人们都能看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处处活跃着大批技术精湛的科技才俊。而他们中的许多领军人物，正是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
　　40年前的恢复高考制度，为国家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支撑着中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今天，纵然世界经济疲软、复苏乏力，进入深度调整期，但中国恢复高考40年来所积累的巨大人力资源红利，正在持续上升，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从2010年起，随着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4.5%下降至2014年的73.4%。与此同时，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3.72%提高至16.35%；职业教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100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各类培训达到上亿人次；在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快速发展行业中，新增技术技能人才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只是人才助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序曲。如果世界吉尼斯纪录可以设立一个上千万人同时考试的项目，中国完全有能力年复一年地刷新自己创下的纪录。
　　而不断刷新的数字，照见的是一个东方大国久久为功、走向民族复兴的宽阔背影。今天的教育改革，再次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切入，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党中央对教育改革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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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新生入学

新高考改革，成为牵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盘点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40年，高考变化的，不只是考试人数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高考在沿着确保公平和科学选才的轨道，在不断进行各种“制度实验”，并力图使之成为牵引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事实上，从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再到2014年底教育部出台规定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民众从中已经明显感受到：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拉长的“问题清单”，国家一直在努力改变“一卷考全国、一考定终身”的沉疴顽疾。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按照改革目标，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3个月后的12月16日至17日，教育部等部门连续两天密集出台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以及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等4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配套文件。
　　这既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在教育领域系统性和综合性最强的一次改革，也是面向中国未来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它不仅回答了现行考试招生制度为什么改、改什么和怎么改等根本问题，而且第一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教育从应试倾向重新拉回正常轨道。
　　新一轮高考改革可望成为撬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点。按照新方案规定，在建立健全考试制度方面，国家将依据普通本科和职业院校的不同特征，分别实行统一高考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制度；在评价制度上，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实行综合评价，考生的考试成绩由高考与学业水平考试两部分构成，后者可选择学生擅长的三门科目成绩计入总分；在招生录取方式上，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使高校可根据各专业实际确定选考科目，考生则根据各自兴趣爱好选择考试科目，实现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认为，40年来，高考制度从考试内容、考试形式、技术手段、管理规范和录取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刻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完善。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新一轮高考改革规划了蓝图，指引了新方向，“我们要从高考改革40年走过的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扎实推进新时期的高考改革”。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新高考”改革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尊重学生选择权和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
　　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新一轮高考改革也必将牵引连接高考“上”“下”两端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认为，在新方案中，志愿填报时专业优先，同一专业生源的竞争将成为高校面临的挑战。今后，一些学校的专业如果没有突出优势，将逐步被淘汰，这有利于高校的学科均衡发展。
　　先行先试的浙江和上海新高考，已尘埃落定，它们既成了中国高考改革新的风向标，也粗线条勾勒出了未来中国高考改革的基本轮廓。刘海峰教授说：“随着诚信体系的逐步建立，未来的高考将不完全依靠考试分数录取，而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一份份时代的答卷，正无声地为这个时代的改革创新添加注脚。从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山东、北京、天津和海南等地将加入新高考改革试点的行列。

红英 · 发表于: 2017-6-9 00:35:00

源自：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6月8日电（汤琪）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1977年至今，高考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最初不及2%，到现在已跨过40%，正快速接近50%的普及化指标线。数据背后，40年来，高考是如何影响和改变着中国？40年后，高考又被这个国家赋予着哪些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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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77年12月，北京高考考点的考生们互相交流。翁乃强摄图片源自：视觉中国

恢复高考
──中国人才观念在变化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了高等学校新的招生政策，即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这一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在中国落地生根。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木洲研究中国考试制度多年，他在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家层面来说，40年前的恢复高考，就是在表明国家对人才的重视，以及人才观念的重构。
　　他解释说，“恢复高考，确认了文化知识、智力因素等在高校人才选拔中的基础作用，这是国家人才观念的重大转变，也可以说是国家人才观念的正确回归。”
　　1977年的中国教育历经“暖冬”，据统计，当年年底，约有570万青年“回归”高考考场，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使新生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40年来，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大学生一批又一批走向中国的各个领域，他们见证和参与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逐步成为推动这个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
　　近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撰文指出，恢复高考40年来，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中国这些年的经济腾飞，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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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郑州一名收藏爱好者展示自己收藏的一张1988年的高考准考证。图片源自：视觉中国

40年实践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
　　“高考对不同年代的人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李木洲告诉中新网记者，改革开放以前，高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选拔国家干部，恢复高考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也逐步由计划分配转向市场竞聘，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开始自主择业。
　　正如专家所言，4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高考本身也在经历变革。1999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了全国高考改革方案，揭开这一时期高考改革的序幕。此后，自主招生、分省自行命题、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等探索陆续展开，中国高校的招录方式更加多元。
　　同样在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扩大招生规模，高考录取率也开始大幅上升。据统计，1998-2005年间，中国高考报考人数年均增长11.58%，高考录取人数年均增长23.75%。到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
　　另据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布的《2017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在高考招生总量保持平稳的背景下，全国各地高考录取比例则继续提高，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跨过40%，快速接近50%的普及化指标线。
　　对比1978年1.55%的毛入学率，有观点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逐步迈向“大众教育”。
　　李木洲对此表示，高等教育未来将进入普及化阶段，普及率的提高有利于国民素养的整体提高，他认为，“未来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读大学，而是在于你读的什么大学，这个影响可能是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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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9年7月7日，中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第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走出考场。中新社记者刘可耕摄

知识改变命运
──社会阶层在相对公平中流通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在普及率整体提高的背后，高考背后的教育公平，一直备受民众关注。
　　去年，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家边燕杰主持调研了一份名为《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报告，据媒体报道，该调研的目标样本全部来自城市中的现有劳动力，被划分为六大群体：前3个接受了高等教育，即城市大学生、农转非大学生、未转非大学生；后3个尚未接受高等教育，包括一般城市劳动力、农转非劳动力、进城农民工。
　　报告显示，对于农转非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来说，能够进入党政机关和国企工作的机会是相同的，二者还拥有同样机会从事精英职业，经济收入水平不相上下，而三类非大学生群体，主要从事非精英职业。
　　李木洲对中新网记者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非常快，但农村人口还是占绝大多数，因此，高考为他们提供了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继续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
　　意见还明确，部属高校、省属重点高校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名额招收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优秀农村学生，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人数明显增加，形成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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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7高考首科考试结束，广西南宁一考点外，家长狂拍考生似“走红毯”。俞靖摄

高考未来的变与不变
──你还相信“一考定终身”吗？
　　近年来，每逢高考，舆论中关于高考弊端的质疑之声都会出现，诸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高考指挥棒”等等。
　　对于当前中国的考试招生制度，上述《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也指出，中国的考试招生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社会认可，但也存在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
　　如今，中国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的规模越来越大，有声音指出，留学大军的逐步庞大，也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对高考，中国家长和学生正在“用脚投票”。
　　“这会倒逼国内高考制度的改革。”李木洲说，国外的招生制度有它的优势，比如，多次考试，科目设计丰富、灵活，高校具有相对较强的自主性……这些是目前在中国高考体系中，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高考恢复40年以来的实践亦非一尘不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对媒体指出，这些年来，高校考试招生从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次数、考试方式、计分方式、命题方式、志愿填报方式、录取体制、高考时间、收费制度等涉及的所有环节都有过改革，几乎没有一个方面没试过、没有一个环节没动过。
　　最新的变化在今年的高考中就有显现。这几天，上海、浙江两地的高中毕业生正迎来首次“新高考”，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3门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成绩构成；外语考试由一年一次变为一年两次，可选择较好的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一个时期，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还将处于波动期，高考改革关键是要实行更加专业的评价。
　　他表示，“现行考试制度可以通过大量培训来取得好成绩，实际测试结果相对失真，而作为专业的教育评价，应尽可能消除强化培训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李木洲则期望，通过制度设计的改革，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
　　“例如，让学生有多次考试、甚至多次录取的机会，进一步加大招考分离的力度，高校应该研究自己的办学定位，制定符合自己新生特点的考试方案，逐渐打破民众对高考的固有认识。”他说。
　　显然，40年后，高考依旧承载着这个国家厚重的期待。 ●

红星 · 发表于: 2017-6-6 03:48:00

源自：教育部网站

原文标题：高考2017 | 40年回顾：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命题工作的回忆

⊙作者：赵亮宏，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

　　“文革”后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是从高校招生工作开始的。高校招生工作拨乱反正的核心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恢复实行入学考试。
　　1966年，高校招生制度遭到错误批判，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起，高校陆续恢复招生，但不再实行以文化考试选拔新生的办法，实行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录取新生没有客观标准，选拔过程受不良风气严重影响，所招新生良莠不齐，学生总体文化水平显著下降，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针对教育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首先要改革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他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根据这一精神，教育部于8月13日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从根本上修正了之前于6月召开的年度招生工作会精神，提出恢复入学考试、简化政审办法等一系列措施以改革当时的招生制度。招生会上形成的文件经邓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后，于10月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0月12日由国务院批转下发。新的招生办法的核心是从制度上恢复以考试成绩为主择优录取新生的做法。高校招生恢复入学考试是民之所望、民之所求，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和拥护。
　　鉴于1977年暑期已过，当年招生时间延至冬季，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命题和组织考试。第二年，恢复全国统一入学考试，高校招生及其入学考试工作从此步入正常。

1
编写高考复习大纲
　　1978年春节刚过，教育部由刚刚恢复建立的学生管理司就如何实施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组织命题，命题以什么为依据。
　　由于“文革”以后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各地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差异极大，高考命题缺乏依据，考生复习也无所遵循。因此，研究的结果是，应该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发一个复习大纲，既指导考生复习应考，同时也是命题的依据。教育部领导同意了这个意见。
　　接下来的问题是，复习大纲的编写工作由谁来做？学生司考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来负责此事，但是当时人教社正集中力量组织编写即将在全国中学使用的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无力他顾，故人教社没有接受这项任务。学生司只好自己组织人员来完成，司领导指定由李键（时任学生司办公室负责人）和我（从清华大学借调到这里参加招生工作）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并请求高教司、普教司派人参与。
　　当年招生文件确定的高考科目分为文理两类，文史类含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类含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包含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语7个语种。根据当时中学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报考非外语专业的考生其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
　　按照考试科目设置情况，我们从大学、中学和省市教育局教研机构请了一些人员，分别组成几个编写小组，每组五六人，由权威学者牵头。关于大纲编写工作地点，我们选择了当时副食品供应较好、气候比较合适的广西。广西方面很欢迎。
　　1978年2月下旬的一天，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和学生司负责人郭厚登在李键和我的陪同下，乘飞机先行到达南宁。几天后，参加大纲编写工作的老师陆续来到南宁。广西方面对这项工作很重视，给予了很大支持。所有老师都被安排住进国际旅行社的一个宾馆，每个房间都是带卫生间的双人标间，两人一间，这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条件了。自治区招办主任刘永强是“文革”前教育部的干部，他和招办陈仕金等同志在工作上给予我们许多直接的帮助。
　　3月初编写工作正式开始。高沂同志首先向全体老师讲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郭厚登同志则就编写工作讲了一些具体要求。然后，老师们先务虚，统一思想认识。大家认为这项工作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统考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决心把这项关系到几百万青年前途、关系到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关系到促进广大青年学习文化知识积极性的重要工作做好。同时，对编写大纲过程中应掌握的一些基本原则也通过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
　　（1）要处理好考生现有文化水平和大学教学要求的关系。既要考虑到当前中学教学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到大学教学的要求。体现在复习大纲中的内容，应以当前中学教材为主，以中小学九年制教材中的中学内容为主。
　　（2）关于编写复习大纲的依据，要注意当时各地所用不同教材的差异，处理好基础教育九年制与十年制教材的关系，还要注意当时正在使用的教材与正在编写且即将使用的全国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关系，并以前者为主。
　　（3）关于考查的知识内容，初中与高中，以高中内容为主。历史科目，以中国史、近现代史为主；地理科目，以中国地理、自然地理为主；政治科目，应反映党的基本知识；外语，考虑到当时中学实际情况，掌握在初三的水平。
　　（4）注意照顾不同类型考生对大纲的理解。大纲的文字在表达上要注意使用方式，不同科目使用不同方式表述，使考生读了大纲后感到有信心，而不是无从下手。整个复习大纲用一个统一的前言，不必每个科目都写前言。
　　上述意见经文字概括写成了复习大纲前部的一个“说明”：
　　“为了帮助参加1978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考生（特别是在职员工和广大知识青年）进行复习，我们组织编写了这份复习大纲。本大纲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8个科目。”
　　“考虑到目前全国中等学校教材不统一，一些地区开设的课程不全，各地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我们编写大纲时，主要以当前大多数地区所用教材和实际教学情况为依据，同时也考虑到高等学校对入学新生的基本要求。考生按照大纲复习时，应着重在打好基础上下功夫，把注意力放在巩固过去所学的基础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猜题和死记硬背。我们的出发点是，经过复习，使广大考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3月8日，各科都完成了第一稿。第二天，我们把汇总后的稿子手抄复写了几份，再分发给各小组讨论修改，各科目内容在分量上再做些平衡，又请语文组的老师对全稿做了文字上的修饰，完成了初稿。这份大纲的内容现在看来很浅显，但在当时，编写者还担心程度有点深，怕考生适应不了，怕脱离当时大多数考生的实际情况。物理组的老师说“这几年中学教三机一泵，一下子转成力学，弯子太大”，“农村的考生有困难，许多中学老师的水平比知青还差”，“考动力学，但不知道中学是不是有天平”，等等。另一方面，对于选拔性考试，大纲内容也不能降低太多要求，“再降低的话，连高一的水平都达不到了”。
　　大纲初稿完成后，李键同志携稿飞往北京呈送教育部领导审查。编写人员则由我陪同在广西待命等待部领导审查结果，以便对大纲初稿进行修改。
　　几天以后，李键同志陪同学生司负责人李力群同志从北京到桂林，传达了教育部领导原则通过复习大纲初稿并做若干修改的意见。于是，各组老师立即对各科目的初稿进行了修改。最后对稿子的全文请语文组负责人朱德熙教授做了文字上的润色。工作结束后，编写组在桂林解散。
　　回到北京后，根据学生司领导意见，我们又把复习大纲稿子按科目分别征求北京一些专家的意见。记得当时在学生司工作的、曾担任过大学政治教师的杨学为同志还审阅过政治科目的大纲稿。
　　稿子经教育部领导最后审定后，由李键和我负责付印、下发。经联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迅速安排了生产任务。4月初，复习大纲印出样本，学生司将样本迅速分寄到各省市招生办公室再分别印发，有的地方还将样本作为正式书籍出版发行。
　　教育部以（78）教学字254号文件发出颁发这个复习大纲的通知。文件中说：“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我部组织编写了《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大纲共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8个科目。”“命题范围将不超出本大纲。”
　　在颁发这个复习大纲之后，教育部又连续两年组织编写和颁发了复习大纲。1979年，教育部在颁发1980年复习大纲时同时宣布：“考虑到1980年以后，各地中学基本上都已试行全日制十年制教学大纲和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因此，从1981年起，不再编印复习大纲，高考命题以全日制十年制教学大纲和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恢复高考后连续三年每年颁发高考复习大纲的短暂历史画上句号。

2
组织命题工作
　　1978年的高等学校招生恢复了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时间上也恢复到夏季进行。从4月份印发高考复习大纲到7月份实施考试，对于考生和考试工作组织者来说时间都很紧。学生司作为教育部内负责高校招生工作的职能司，工作极不轻松。当时，百废待兴，高校招生改革刚刚起步，而因“文革”耽误所积压下来的大批优秀中学毕业生激发了巨大的热情，都希望在高校招生恢复的文化考试中一试身手，因而急于了解有关招生和考试的各种政策规定和办法。那时电话还不普及，咨询途径主要靠信件，群众来信像雪片似的飞到教育部。学生司每天收到的信件都是一大捆，积压几天就得用麻袋装。从司长到一般工作人员每人每天都分阅一部分信件，看后予以答复。直接上门来访的也不少，我们就在办公大楼的传达室接待他们，但有时来的人太多，一些人就直接闯进我们办公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理解考生和家长的心情，尽力做好接待工作，当然也额外耗去了很大精力。
　　高校招生工作全过程就像现代企业的生产线，一环扣一环，时间上一点都不能耽误，尤其是前头的工作。为保证能按时考试，学生司对高考命题工作进行了安排，指定宋葆初、李键和我三个人具体负责组织命题，并商请当时的高教司和普教司派代表参加。宋葆初同志在“文革”前就从事这项工作，经验丰富，他是我们这个小班子的牵头人，这次参加命题的许多老师也是他提名推荐的。
　　高校招生改革的核心是恢复入学考试，以考试成绩为主要选拔依据，命题就是考试中的关键性工作。1978年是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考生近600万之众。对此，我们都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能全力以赴投入其中。工作开始前，我们请当时的普教司负责人肖敬若同志介绍全国高中教育的现状，听取他对命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命题工作地点的选择也是个问题。据说“文革”前命题场所就安排在北京的宾馆，命题人员完成工作后就可回单位从事原来的本职工作。但现在不行，因为录取率低、竞争激烈，社会风气又不太好，保密工作不好做。事实上，在上一年分省命题时，已有个别省在保密问题上有瑕疵。因此，经研究，决定命题工作实行全封闭管理，工作场所应防止外界干扰，最好选在外地某处；同时，由于命题工作属艰苦的脑力劳动，要有便于命题人员工作和休息的条件；命题地点的交通还要比较便利，以利命题人员的集散。几经讨论，看中了青岛。司里派李键同志持教育部介绍信去青岛联系，他在青岛得到市委书记的接见。青岛市领导欣然接受安排命题场所的工作。
　　命题工作从5月下旬开始。山东省和青岛市对这项工作在场所选择、对外联络、生活保障、安全保卫等方面做了精心安排。山东省教育厅派高教处许万敬处长驻会协调，青岛市政府指派一位副秘书长和文教办主任同我们具体联系，市教育局派干部小王帮助搞会务，并派一位司机带一辆面包车供我们使用，市公安局派一位科长带两位警卫人员负责保卫工作（在命题工作场所的两幢小楼各设一个岗）。
　　命题人员的选定参照了选择编写复习大纲人员的原则，即组成人员由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和高中教编教研人员组成。大学教师是我们根据高校学科的特点请有关学校推荐的，其中一些参加了复习大纲编写工作；中学教师和教编教研人员是请一些省市教育局或招办推荐的。选定的命题人员按考试科目分设小组，其中外语按7个语种分开。命题小组根据考试内容情况，每组七八人、五六人不等，组长由该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担任。我记得，政治组由中国人民大学戴卓副教授（文革前评定的职称，下同）领衔，语文组由北京大学朱德熙教授担纲，数学组由南开大学吴大任教授任组长，物理组由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褚圣麟教授（时已70高龄）牵头，化学组组长是北京大学华彤文教授，等等，不一一列举。
　　因为命题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同时又要对外联络，我们对外用了“教育部教材编审会议”的名称。工作第一天，在住所的餐厅召开全体会，教育部分管招生工作的高沂副部长讲话，学生司张君实副司长出席，宋葆初同志就命题原则、指导思想、试题内容分量，以及一些程序性安排讲了具体要求。
　　从命题开始到考试实施，总共有两个月时间，其中后一个月要留给各省市印卷并将试卷分到各考点，前一个月时间用于命题、审题、印刷排版和制型（当时的印刷技术需要先在印刷厂排版并制好纸型，再由各省市用纸型浇成铅版来印成试卷）。因此，真正命题的时间不过半个月。这样，各命题小组必须在一个星期时间内拿出试题初稿，再用几天时间反复推敲，完成一个送审稿，时间紧任务重。各学科命题组组长的卧室就是工作场所，另外，安排了一间较大的房间作为保密室保管命题资料，由宋葆初同志负责，兼作卧室。与命题内容直接有关的资料都存放在保密室的大铁柜中，每个组的资料存放在一个提包中。每天两次上班开始工作前，各组保密员（从各组老师中分别指定）到保密室领取提包，下班时交回。每本笔记本和每页工作用纸都打上号码，不能缺失，交接时要查验。所需的参考资料大多数都是我们从北京带去的，在北京时我们预先委托各省市招生办公室帮助收集了一些各地的教学用书和复习资料，又从教育部图书馆借了一些工具书，到青岛后又从青岛市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籍。
　　命题人员每天都在所安排的两栋小楼内工作和生活。我们规定，命题人员不能同外界通信、通电话，散步只可在楼外限定区域且必须两人以上同行。所有人、所有工作，只能通过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同外界联系。那两栋两层小楼虽称别墅，但设备简陋，一下子集中许多人在里边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每层楼只有一个卫生间，仅早上洗漱、如厕就很困难。那时青岛对市民的淡水供应是限量的，但对我们是保证供应，即使这样楼里也无法洗澡，我们只能每周一次组织大家乘车到市里公共澡堂去洗。伙食方面的问题是大米少，当时青岛大米供应比例很低，而命题老师中习惯吃大米的南方人居多。于是我就常常到市政府去拜访张副秘书长，请他特批一点大米，他也总能满足我的要求。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元钱，这在当时算较高的标准了，但青岛物价高，于是经教育部财务部门同意给每位老师增加两角钱伙食费。我们工作人员要交伙食费，命题老师没有酬劳，仅免收伙食费而已，但是粮票还是要交的。
　　工作之余的生活很枯燥。那时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偶尔，组织大家到市区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自己掏钱买票）。这在现在可能不可思议，但当时老师们埋头工作，在生活上不提任何要求。工作之余就是看书、聊天，或者在晚饭后三五成群结伴到海边散步直到天黑。
　　通过老师们的努力工作，各组都按期交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将试题稿收齐，将所发笔记本和工作用纸清点收回，销毁废纸和草稿纸。然后，宋葆初、李键等同志携题稿回北京送审，每个命题组还派一位老师一起赴京，以便在试题排版时核校。这份恢复全国统考的第一份试题经教育部领导审核后定稿。上述人员立即将稿子送到早已联系好的1201工厂排版，再把排好字的铅版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打成纸型。由于需要保密而又不影响工厂正常生产，以上工作都安排在晚上进行，负责审核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每天晚饭后从所住的军事学院招待所到工厂去，第二天早晨再返回住处。在炎热的夏天和条件简陋的车间，他们连续多天通宵达旦做着这项不容出现丝毫差错的工作，其艰苦程度非局外人和现在的人所能想象。以后连续多年我们都是这样干的，直到后来用上先进的排版印刷技术。纸型制好后，通过中办的机要交通渠道送到各省市，由各省市在当地选定印刷厂将纸型浇注成铅版，再用铅版印制成可用的试卷。
　　留在青岛的人员虽然仍处封闭状态，但由我们工作人员组织安排了一些活动，以免过于寂寞枯燥。北京方面的工作完成后，李键同志带领有关人员（包括两个工厂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关工人）回到青岛；宋葆初同志留京，以便和各地保持联系，掌握各地印卷情况。
　　离开考还有一个月，教育部方面的工作完成，等待各地印卷等考前工作。部里要求安排好命题老师的休息，休息场所既要便于保密，又要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在部领导的批准下，我们全体人员转移至江西庐山。
　　施考日期临近时，高沂副部长专程从北京经南昌到庐山，为这次命题工作做总结。开考第一天，高沂同志在庐山牯岭镇的考场巡视了恢复高考后的全国第一次统考。既已开考，命题组在庐山就地解散，命题人员在我们安排下返回各自工作单位。我们几位工作人员则跟随高沂同志到上海视察了设在华东师范大学的高考评卷点的评卷工作。

源自：中国考试

我很牛 · 发表于: 2017-6-5 17:28:01

源自：长沙晚报

原文标题：他向邓小平建言恢复高考：当年只是说了几句真话
⊙记者：范亚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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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性教授近影。此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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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走进考场时的情景。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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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高考1977》剧照。资料图片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青年学子们即将走进考场。但很多青年学子或许并不清楚40年前的情形：1977年8月7日的一份《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成为千万人心目中最珍贵的文件，甚至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这份文件意味着，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也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教授大胆建言，“恢复高考！”
小平同志一锤定音
　　“每到高考季，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1977年参加高考时的情景。”1977年12月，著名作家韩少功通过考试，被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录取，“我参加过1973年的高考，据说那次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回潮’，所有考试成绩事后被宣布作废……”在那个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韩少功本来对进大学读书不再抱有什么希望，没想到时隔4年后，他却有机会再次参加高考，而且“一考即中”。
　　记者采访和韩少功一样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恢复高考第一人”的查全性。
　　5月31日，记者的电话打进了住在武汉的中国电化学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教授家，他的家人告诉记者，这几天要求采访查老的记者特别多，由于查老已是92岁高龄了，家人都会替他婉拒采访。“查老多次跟我们家人说过，当年他只是说了几句真话，真正决定恢复高考的人是小平同志！”
　　1977年8月2日，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的科教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召开。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最年轻的与会者、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全国1160万人参加考试，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
　　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当时在会议的秘书组，据他回忆，查全性的话一出，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被查全性的一席发言感动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这时有人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邓小平又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查全性的大胆建言，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学子们重新感受到了曙光的照耀。数百万遍布在城乡各个角落的知识青年，或从报纸或从收音机里面获得了准确的信息，“高考”这个已经陌生了11年的语词，奔走相告。恢复高考的冬夏两季，全国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那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当年全国共需招40.1万名大学生，实际录取比例是29比1。

红星 · 发表于: 2017-5-31 08:48:00

源自：新华社

原文标题：走近高考恢复首年阅卷人谭南周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消息一出，各种补习班就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大量有志青年开始准备复习。
　　作为华侨中学高中部的政治老师，谭南周也是学校补习班老师的一员。谭南周回忆，当时福建省的高考阅卷工作，由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教育组和厦门市教育组领导，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部分高校教师进行指导阅卷，评卷的主体则是高中的优秀教师。
　　谭南周：为什么找他们（高中老师）？我想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高等学校老师专业化过强，而高考的考卷不可能考专业性过强的题目；而中学老师是比较全面的。第二个，我想我们中学老师更了解我们以往几届毕业生的学习情况、知识情况，特别是他们通过一些补习，更了解孩子的知识面，这样的评卷更有效地面对孩子，让评卷显得更加公平公正。
　　谭南周说，被选为高考恢复第一年的阅卷老师，大家感到光荣的同时，也深知责任重大。
　　谭南周：恢复高考的第一场评卷，就让我们参加，能让我们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是改变国家命运、改变教育命运、改变孩子命运、改变我们老师命运的大事件。
　　当年，厦门的阅卷地点选在岛外的集美中学，条件非常艰苦。阅卷老师睡在学校教室，床位有限，有的老师就干脆睡在课桌上。但责任感始终贯穿了他们一周的阅卷工作。
　　谭南周：第一个责任感，第二个良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只笔，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评价打分，是关系到孩子的命运，关系到我们教师是否称职不称职。
　　谭南周回忆，因为太久没有学习，有些学生虽然有知识储备，但答题不是很规范。所以，恢复高考第一年的阅卷，更多是找学生答题的亮点。
　　此后，谭南周又连续三年参加了福建省的高考阅卷。他发现，与第一年相比，不管是高考考卷还是学生答题，都逐渐走上正轨。
　　谭南周：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学的课堂教学慢慢走向正规以后，在高考复习当中慢慢走向正规以后，高考的出卷老师也越来越规范，整个高考的质量也在提升。
　　后来因为高考阅卷回避原则，谭南周不再参加高考阅卷。退休后，他仍然关心着高考改革进程。
　　谭南周：对整个教育发展的形势、特别是高考的改革，确实是充满一种期待吧。就希望高考改革对孩子的成长、成才，特别是对孩子创造能力的培养，让孩子既要有创造精神，又要有实际能力的培养，我们能不能在高考中越来越表现出来。

你不在 · 发表于: 2017-5-27 07:08:00

源自：新华社

　　家住江西南昌市蓼洲街社区的70岁老人甘福保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因对高考的特殊感情，老人收藏了1978年到2016年的全套高考试卷。这位老人对高考有着怎样的别样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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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甘福保高中毕业，当时已经填报了高考志愿，因大学停止招生，甘福保参加高考的愿望未能实现，之后进入一家工厂，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时没能参加高考一直是他心中的遗憾，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这一遗憾才得以弥补。
　　南昌市民　甘福保：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的劲头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像我那时候年纪虽然已经到了30岁了，还和年轻人、小伙子同场比试，接受祖国挑选。
　　1977年底，时隔11年后，已经30岁的甘福保终于走进了高考的考场，虽然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甘福保对当时的考题依然记忆犹新。
　　南昌市民　甘福保：语文当时题目比较简单，我们理科的考生就是考了一篇作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后来我想我得到这个准考证，这就是我难忘的时刻，这张准考证迟到了11年，我拿到这张准考证，心情很激动。
　　成绩出来后，甘福保顺利地考取了当时的江西大学物理系，从一名工人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带着工资上大学，成为让人羡慕的幸运儿。
　　南昌市民　甘福保：1978年1月4号，厂里面党委办公室就通知我，可以参加体检了，后来我就打听到自己的分数，那肯定上了才有体检，没上参加不了体检，很高兴，我们在东湖区高招办排队去体检，沿街的人看到我们，都投去羡慕的眼光，这是第一批大学生，那些医生护士看到我们都以一种敬佩的眼光。
　　1978年夏天，又迎来了高考，已经是大一新生的甘福保考后去高招办买了一份当年的试卷，这是他收藏的第一份高考试卷，此后每年他都会收藏一份当年的考卷，一直持续到现在。
　　南昌市民　甘福保：我就买了份卷子自己做一做，对对答案，后来1979年高考，我又去买卷子，又去做一做，对一对答案，感觉还蛮有意思一样，后来这么几年下来就上了瘾了，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一直到现在都坚持买了。
　　南昌市民　甘福保：这当时就是1978年的高考试卷，当时试卷就是长条形的，1978年第一次考外语，1977年没有考，考外语总分是100分，全部做对了，总分给你记10分。
　　大学毕业后，甘福保被分配到当时的南昌电视机厂，成为一名技术员，勤勤恳恳地工作到退休。退休后，老人喜欢读书看报，最大的乐趣还是买高考试卷，做高考试题，偶尔还给中学生辅导数理化。对于高考，甘福保有着特殊的情结，正是因为高考，让他从一名普通的一线工人成为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技术骨干，改变了像他一样的很多人的命运。
　　南昌市民　甘福保：通过高考，国家选拔人才，一大批有志气、有才能的青年被选拔、上大学，给他们（提供）施展用武之地，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真的发达了，强大了。

我很牛 · 发表于: 2017-5-26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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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右）、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做客新浪

　　2007年高考又将如约而至，今年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30年来，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回望1977年12月11日～13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豁然敞开，全国570万有志青年纷拥而来，踏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因此，那场高考被称作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那么，这个拐点是如何铸成的？高考又如何改变了那代人的命运？不断变革的高考制度将走向何方……为此，本网将推出“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敬请关注！
　　2007年5月21日10:30,30年前恢复高考的亲历者──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做客新浪与网友交流，再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下为聊天实录。

　　问：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新浪嘉宾聊天室。两位老师网友打个招呼！也请介绍一下当年两位所在的岗位。
　　潘际銮：我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当年也在清华教书，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与了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1977年8月4日“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参与讨论了恢复高考问题。
　　杨学为：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我1977年之前在东北师大当教员，当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参与了一些恢复高考文件的起草工作。

　　问：为什么在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有哪些现实需要，必须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潘际銮：我在清华大学工作60年了，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都很正常地进行教学，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整个学校就乱了，我们这些老师都成了批斗的对象了。从70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就是从各个地方选拔一些青年，插队的，工厂的，部队的。没有什么业务标准的要求，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可靠，只要地方一保送我们就收。这个政治可靠本来还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问题就是到后来变了味了，就是所谓政治可靠就是你跟单位的领导关系好，他就把你推荐出来。所以有的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中学程度的也有，小学程度的也有，甚至是文盲都有，都一起搞到学校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的学生。
　　我还是老师，虽然被批斗，还得讲课，讲课嘛，当时的口号，第一个就是“上管改”，工农兵学员到了学校以后要“上管改”，就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我们这些老师成了被管的，被改造的对象，但是还要给他们讲课，学生听不懂，就说明你老师不行。比如说我讲课，因为我搞焊接，我讲电焊机跟自动化的这些东西，当然要给学生打基础，因为有的学生就是小学，他甚至什么叫电路也不懂，什么叫支流电路，什么叫交流电路都不懂。可我刚讲几堂课，他们就讲：“你怎么又搞资产阶级一套？讲的都是人家听不懂的东西！”当场就批判我，甚至我讲课的时候，就有学生拍桌子站起来训斥：“你讲的什么东西？”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你干吗不对着机器讲，在黑板上画的乱七八糟，因为讲电路总是要画线路图。我说好吧，我们就结合实际，因为我们楼上是教室，楼下是实验室，实验室就有很多机器，我说好，咱们下一堂课就到机器那个教室讲。我就把机器打开，我说这是
　　发动机，这是变压器，这样一讲他们就更不懂了，因为在课堂上还是讲的基本的东西，到了实验室就是讲实际的东西了。他们听不懂就还批判我：“你还在搞资产阶级。”

　　问：潘院士的经历已经说明，当时的大学现实教学工作已经到了混乱的地步，必须要通过恢复高考来把大学生的素质提升上来。
　　杨学为：刚才潘老师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大学招生没有文化水平的要求。有一部电影，可能你们年龄小，不知道看过没有，里面反映过这样一个镜头：举起手来，什么叫上大学的资格，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这就是当时上大学的文化水平。
　　所以刚才潘老师说的大学根本没法上课，我以前还在东北师大当教员，我不是像潘老师这样讲理工科课程，我是讲文科的，照样听不懂，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很差，所以很多东西听不懂。邓小平讲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话，必须改革教育。1977年5月他曾在《人民日报》撰文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他提出要恢复高考。

　　问：刚刚说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开课，成了恢复高考的现实需求，此外还有哪些历史必然因素要在当年恢复高考制度呢？
　　潘际銮：从1950年解放一直到1967年，这17年的高等教育跟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文化大革命认为整个高等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是不行的，是黑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必须彻底扫除。在这种情况之下教育怎么恢复？四人帮倒了以后，别的战线拨乱反正，唯独教育路线，认为还是错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要拨乱反正，也只有邓小平站出来。

　　问：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也应该说是促成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杨学为：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中国人民也不再愿意过动乱的生活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有人才，迫切需要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大学如果不改，那样的学生进来根本不可能培养的，1975年邓小平跟胡耀邦有一次谈话，就讲过；这种水平上大学就不要叫大学了，大家可以看《邓选》的相关记载。

　　问：潘院士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1977年参加了科教工作会。也就是在那场会议上，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第一个提出了恢复高考。请给网友介绍一下当年的科教工作会的情况？
　　潘际銮：邓小平复出任副总理的时候抓科教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召开了科教工作会。参加科教工作会的代表大概有一半是科学院的，一半是高等学校的，共30几个人，科学院领导跟教育部领导都参加了。邓小平说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怎么使得中国四个现代化搞的更快，经济发展的更快，教育发展的更快，目标就是请大家谈这个问题，科学怎么发展，教育怎么发展。
　　这个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发言的内容很多了，各方面都有，有的是讲文化大革命中，教育跟科学遭到什么样的破坏；有的是讲到当前学校的现状；有的是讲到个人经历……其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前教育再这么搞下去，中国就要完了，就没有人才了，而且会出现断档的情况，我们现在这批人一死，底下没有人了。所以就激烈地呼吁要改变教育制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改变招生制度。

　　问：那您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潘际銮：我讲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教育受到什么样的破坏，教师受到什么迫害，当时的教育状况怎么样，实际上根本谈不上培养人才，也谈不上培养质量，这么下去不行，是这么个意思。

　　问：当时这个会议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说了什么？
　　潘际銮：我非常佩服邓小平，整个开会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听大家的讲话，很少插言打乱人家，我们开了五天会，8月4号到8月8号，五天会他就坐了四天半，有半天他接待外宾去了，他说今天不开会了，我要接待外宾。其他的四天半他全部倾听大家意见，只有最后半天他总结意见。听完他的总结意见以后，我觉得我十分佩服邓小平同志，他的思路非常清楚，把大家意见归纳以后提出的方针政策确实给科教事业指出了新的道路，所以那个会开完以后我是非常兴奋的，也非常高兴。

　　问：他总结发言里面都说了一些什么，还有印象吗？
　　潘际銮：对于恢复高教制度是很清楚了，他就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是不是可以恢复，是不是晚了？因为我们是8月份开会，一般高教统考是7月、8月考试，他说晚了，来得及来不及改？刘说还可以来得及，后来大家说是不是推迟两个月高考？所以第一届，77届是冬季高考，春季入学，那届招的人比较少。

　　问：杨老师，您当时参加了哪些会议？亲历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哪些工作？
　　杨学为：邓小平复出之后，教育部决定要开招生工作座谈会，5月份在太原开了一个，那一次基本上维持了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那一套，大家很不满意。

　　问：当时还要推荐上大学？
　　杨学为：对，还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就是刚才潘老师说的老办法，大部分是走后门的，不合格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很不满意。恰恰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开了科教座谈会，大家强烈呼吁要立即改革文革期间那种推荐保送的办法，要恢复高考制度。邓小平当时就表态推迟半年招生，教育部前部长刘西尧后来有一个回忆，说那是开会以来第一次全体鼓掌欢迎，就是邓小平当场拍板决定。
　　科教座谈会结束之后，邓小平决定重开招生会，我们又立即准备重开招生会，先到北京饭店，然后前门饭店，最后友谊宾馆，这个会开了45天，最长的一次。建国以来惟有1977年开了两次招生会，第二次北京招生会开了45天。

　　问：据说，是从夏天开到了秋天，有一些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衣服带的不够，还让家里寄了衣服，是吗？
　　杨学为：对，因为开会的时候是8月中旬，北京正热，散会的时候就9月末了，冷了，有些来的同志已经冷了，让家里寄来点衣服。

　　问：为什么要开这么长的会呢？
　　杨学为：根本的问题是当时文革还没有否定，大家的思想还都停滞在文革后期。
　　潘际銮：认为高等教育还是黑线。
　　杨学为：参加人员的认识也不一样，像知识分子，大学里来的，可能像潘老师这样的一些认识，还有一些同志要维持那一套，所以会上的争论很大。
　　潘际銮：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领域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问：大概在会议进行到多长时间的时候，大家能够统一意见，说今年我们就要按照分数进行高考招生？
　　杨学为：会议争论的很多，往往都是反复那么来争论，我觉得会议开的长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当机立断，应该跟着邓小平的那个指示去当机立断，这样会很快就可以结束的，没有必要讨论那么长时间。就是大家在那儿争论，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部领导的态度。等到后来，终于在9月中旬会议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一个初步意见，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是分管科教的副总理，教育部就把这个意见报给他了。他看了之后找教育部的领导谈过一次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会议起草的文件很不满意，当时说的话很严厉，对起草的文件里面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些内容在《邓选》中也有记载。

　　问：有哪些方面他不满意的？
　　杨学为：我记得他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政审的条件，我当时在文件起草小组，是负责起草文件的，我作为一个教员也是觉得文革期间那套是不行了，是要改的。但是改呢，又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所以我们对政治条件写的很详细，乱七八糟，能想到的都写上了，鸡毛蒜皮的事，邓小平看了之后我记得连说三个：“繁琐！”，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这个表现了他对文革期间极左的那一套，所谓血统论的厌恶，然后他重新起草了一段。后来教育部给国务院再上报文件的时候就照抄了邓小平的原话。

　　问：他原话里面都写了什么内容？
　　杨学为：都是很基本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再一个就是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要看本人的现实表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的变化。

　　问：他上报给国务院的文件最后叫什么名字？
　　杨学为：《教育部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告》。

　　问：总结起来，做了哪些改革？
　　杨学为：应该说这个文件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文件，完全否定了文革中间极左的错误路线那套，应届高考毕业生也可以上大学了，这个不得了的，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不用劳动两年都可以上大学了，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也可以上，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其次，就是要考试，不是群众推荐，所谓群众推荐说穿了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这个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的。再一个就是政审的变化，应届可以考了，要考试了，政审变了。

　　问：时间进行到一半，再次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新浪嘉宾聊天室的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老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老师，两位曾经作为亲历者参与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的工作。
　　刚刚已经谈了政策制定的过程，政策制定完了就要发布了，当年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杨学为：10月5号政治局常委讨论，10月12搞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文件下发，当时不是说发了文件马上公布，不是这样的，各新闻媒体要统一步骤，10月22号统一发布，新华社发布文稿，所以群众知道是10月22号。

　　问：潘老师，您当时是通过报纸看到这个消息的吗？
　　潘际銮：我是早知道，但是杨老师说的这个过程我不知道，我们认为当时邓小平拍了板就做了，最后恢复高考我们觉得很自然，当中这个争论过程我都不知道。

　　问：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参加了当年的科教工作会，别的教授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评论吗？
　　潘际銮：都非常拥护，觉得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都不行，那么搞的话，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就要完蛋了，中国的人才也没有了，我们所有人当时痛哭流涕，说我们这辈人下去就没有人了，确实忧国忧民。所以邓小平那个思想大家非常兴奋，公布那个消息大家自然就很高兴了。

　　问：10月22号全国报纸发了消息说可以恢复高考，当年的高考好像是定在了12月11号，是吗？那当年为什么我们非要定在1977年的冬天考呢？
　　杨学为：邓小平说要早出人才，要快，要不是邓小平的话，别人没有这么大的魄力。
　　潘际銮：这也是我们那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说如果今年再不招生，工农兵又来一批，到时候又是小学生，中学生。

　　问：当年的高考是分省考的，为什么？
　　杨学为：因为推迟了半年，时间非常紧迫，全国统一出卷来不及，而且77年的时候全国没有统一的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物理课，化学课，都是学的农机，化肥这些东西，所以全国统考是不现实的，就各省考试。

　　问：在各省组织高考的过程中，组织方式上有区别吗？
　　杨学为：非常紧张，因为10年没组织考试了，出题的人在什么地方，谁会组织考试，考场怎么组织都不熟悉了，印卷纸在什么地方，够不够都不知道，所以当时非常紧张，都是倒计时排的，各省工作倒计时安排。因为不是全国统考，所以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样，大部分在12月份。

　　问：当年有570万的考生报考，这个教育部事先想到了吗？
　　杨学为：那个想到了。

　　问：想到这个数字了吗？
　　杨学为：开招生会的时候，因为积压了十年，有两千万下乡知识青年，初中毕业就可以报考了，当时估计有几千万人会报名，所以当时最担心的是印卷子的纸不够，570万，虽然这个数字相当多，但是并不是超出了我们当时的估计。

　　问：有一个报道说，当时为了印考卷都动用了毛选五卷的印刷用纸，是这样吗？
　　杨学为：文件发布之后，各省在准备过程中间，我记得有几个省打电话到教育部问，可不可以用毛选五卷的纸，当时教育部经过请示，同意可以用印毛选五卷的纸。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对这个事情有段考证，他说在高考的时候，各省毛选五卷都已经印完了，所以他说所谓动用印毛选五卷的纸，也应该是印完了之后剩余的纸，所以不应该认为高考不得了，什么都让步，还不是这个意思。

　　问：570万的高考报名认输，除了带来了考卷印刷用纸不够这么一个困难，当年还给高考带来了什么压力？
　　杨学为：考场都在公社这一级，分散的很厉害，组织工作很困难，评卷子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大地方评卷子，所以当时分两次考试，先是地区这一级初选一次，按照招生计划人数的三倍初选，比如招20万，就要初选出60万来参加全省的统考，全省统考之后再按照计划招生数录取，所以是分两次考，等于地市这级先考一次，叫地市初选。

　　问：然后再在全省考试？
　　杨学为：对。

　　问：那1977年高考考了什么？
　　杨学为：因为文革期间没有学物理化学，都是学农机，化肥这些东西，所以理化合成一科来考，史地合成一科来考，数学、语文、史地、理化。

　　问：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区别就在这。1977年考完阅卷之后，发现考生考的情况如何？
　　杨学为：当时教育部发过好几期简报，就是考生的卷子拿来之后，评阅老师非常气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学生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没有学什么东西，有的考生没有答卷子，在上面批判四人帮，说文革期间没有学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懂，就写的这些东西。

　　问：因为好多年没有学习，当年好像数学难倒了很多人，有考的特别低的只有几分，是吗？
　　杨学为：对，有几个学生我知道的，77、78、79连考三年都没考上，81年才考上。他不是不聪明，是因为文革期间根本没有学习，利用这几年重新学习了中学的课程，然后到81年考上了，是这样的。

　　问：连考了好多届，这应该还是比较有毅力的考生了。从教育部掌握的情况看，像这样连考好几届的考生很多吗？
　　杨学为：对，当时应届的可以考，高一的可以考，高三的可以考，下乡的可以考，回乡的可以考，面非常宽。

　　问：考试完了多久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招生的阶段？
　　杨学为：12月初教育部就基本上掌握情况，各省的考试就完了，然后开录取工作座谈会，研究录取的政策，录取应该是在12月末，应该在78年春天就入学了，你看当时的照片考生都穿着棉袄。

　　问：招生过程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问题体现出来了吗？
　　杨学为：招生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我记得的就是政审，因为17年的冤假错案没有改，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没有改，这些孩子其中有一些学习很好，也没说不让他们考试，他们参加考试了，考试了之后，分数都知道了，可以被录取，但是政审不合格，这个是当时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又不是教育部可以解决的，教育部管不了政审，比如说冤假错案，右派平反的问题，这个教育部解决不了，所以当时最大的矛盾是这个。
　　我记得江苏省当时的招办主任叫胡新善，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我听了之后眼泪都流出来了。录取的时候，江苏省招办主任胡新善看一个考生考试成绩不错，他父亲是江西的红小鬼，参加长征，但是是现行反革命，被枪毙了，他的儿子参加高考，政审不合格。
　　招办胡新善主任就觉得，红小鬼参加过长征，怎么会成现行反革命呢？他就有怀疑。晚上吃饭的时候，在大食堂里遇到常州市招办主任，就跟他说，谁谁谁，是这个考生，这个孩子成绩很好，政审不通过，具体情况你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招办主任说好，就完了。
　　第二天早晨吃饭，胡新善又看他还坐在那儿吃饭，就气的够呛，因为录取一会儿就几百人过去了，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不录取太可惜。因为没搞清楚，就跟这个常州市招办主任说，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那个事情你办了吗？常州市招办主任说我已经回来了。从南京到常州，不像现在有高速路，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汽车，他回去要找五、六个人，因为政审要改，要找五、六个人都要盖章子的，连夜改完，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回来，反应是非常迅速的。
　　后来搞清楚这个人怎么回事呢？考生的父亲1959年说了类似于彭德怀那样的话被打成右派，因为他从来都不服，所以文革期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还不服，就被枪毙了。这个例子我感动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情况下做这么深刻的变动，是靠招生战线上的大批同志他们的觉悟，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对考试事业的热爱，是靠这些人才把这个工作完成的。如果不是胡新善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个同志连夜赶回去把章子盖过来，这个孩子就完了。

　　问：当年因为政审不合格但是经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又重新进入大学的情况，有多少？有统计吗？
　　杨学为：非常遗憾，因为当时忙于手头的工作，各种资料都不完全，考生的成分，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学生多少，这样的统计都是很粗糙的，没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教育部当时的学生司已经恢复了，日常处理大量的问题，我们直接干预的问题都是政审的问题。凡是我们知道的，根据我们的政策水平根据我们的能力去解决，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解决不了的就没法说了。

　　问：当年还有两个新名词，一个是扩招，还有一个是走读，这是怎么回事？
　　杨学为：77年考完了之后有很多学生考的都很好，特别是66、67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是61年以后上的高中，他们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经过下乡锻炼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学习，所以高考之后这批孩子考的最好，当时的计划招生数很少，考生考的很好，但进不了大学。这个情况邓小平就知道了，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说能不能够增加一点招生计划？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扩大招生，就是录取之后又再追加计划，扩大招生。
　　当时教育部门说主要困难是大学里没有宿舍，学生没地方住，食堂也装不下。扩大招生没地方住怎么办？邓小平说，就走读。我记得海淀走读大学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问：潘教授，1978年春天清华招了多少学生？
　　潘际銮：清华第一年招的比较少，可能一半，我们一年大体上招两千人，那一年招一千人，大概这样的水平，所以77届的人是最少的。

　　问：为什么那么少呢？
　　潘际銮：我想是条件的问题，因为我们当年学校还有75年入学的，还没有毕业，还在校，所以宿舍什么都比较困难。
　　杨学为：主要是没有宿舍，因为十几年文化大革命，学校也没有盖房子，房子还少了，当时的青年教师也结婚的，有的生孩子了，就把学生宿舍占了相当一部分。

　　问：我看到一个评论，说77、78届是我们大学生有史以来最最勤奋的大学生，潘院士你认同这个评价吗？
　　潘际銮：我完全认同，因为他们文化大革命期间，很艰苦的在基层劳动，做工，做农民，得了这么一个好机会不容易。另外，他们在那种条件下能考上大学，说明这个学生是比较勤奋的，正好进来以后他也确实表现这批学生比较勤奋，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也比较强，应该说77届、78届这方面是比较强的。现在很多中坚分子，骨干，我们科教界的骨干，这批人是占了很多的，相当不错。
　　同时补充一下，应该说自从恢复高考以后，75届的学生也开始努力学习了，刚开始他们就是造反，后来认认真真学，所以75届出来以后他们是学了一些知识的，但是前头的学员应该说学是学了，但是没好好学。
　　杨学为：77年上大学的这批人现在在相当多数的部门都是领导人，是骨干分子，比如教育部考试中心现任主任戴家干，77年从内蒙上来的学生青年，刚才我说的刘海峰，他也是77年考取厦门大学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也是77年的。

　　问：好！1977年的那场高考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再来问一下1978年的那场高考，78年的高考制度有没有在77年的高考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呢？
　　杨学为：78年和77年最大的区别就是全国统一考试，77年的冬天教育部统一组织制定了高考复习大纲，这个复习大纲发下去之后，成为各地复习的依据，然后成为第二年78年高考命题的依据，就恢复了全国统考。
　　因为77年的争论太多，关于考试的问题没有什么讨论，所以78年的招生会议上主要的是争论了恢复考试是不是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有的同志就担心恢复考试之后是不是又犯错误了。但这种思想受到了批评，大部分人还是认同恢复高考招生。这就是1978年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问：再回望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两位有什么评价？
　　杨学为：恢复高考2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编辑部搞了一次征文，这个征文结束的时候，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一个结束语，那个结束语说：征稿发出之后，稿件像潮水般涌进编辑部，几乎异口同声的说感谢邓小平，说邓小平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随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引用一个教育家的话，原话记不清了，可能不是很准确，意思是绝对这样的：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挽救了中国和中华民族。恢复高考25周年的时候也开过一个座谈会，我有一个比喻，牛顿说给他一个支点他能撬起地球，如果把这个地球比做四个现代化的话，这个支点就是高考，恢复高考拨乱反正，整个教育战线风气为之一振。前几天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时候，教育部又开了一次座谈会，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没有当年的高考就没有今天的盛世。我觉得20周年人民日报的，还有我的支点的比喻和刚才我说的姜钢的话，都说明了当年恢复高考对中国目前的强大，崛起，四个现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有一个数据可以印证您刚刚的说法，30年来，高考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那潘教授，您有什么想法？
　　潘际銮：恢复高考以后，我们选拔培养的人才是我们当前科教界的骨干分子，很明显，我们学校现在的系主任教授基本上是78届的，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如果让工农兵上来根本当不了教授，也做不了。

　　问：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现在呼声很高，说要取消高考，两位怎么看？
　　潘际銮：我的看法是这样，高考是绝对成功的，但是高考走到30年以后，也有弊端，弊端是什么问题？就是当前我们整个教育制度走独木桥的问题，而且有一个选拔人才一刀切的问题。我很赞赏一个提法，叫因材施教，现在没有提这个，我们现在一刀切，很多人才出不来，这是我们的弊端。但不是高考制度恢复错了，是现在的高考制度应该改革，这是我的看法。
　　杨学为：我认为可以分为两句话，第一句话，高考是绝对不可以废除的，历史已经证明，恢复了高考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我认为表面上看高考是大学招生的考试，实质上它是中国基础教育完成之后，劳体一次大的分工，没有这个分工就是走后门，一定是社会的混乱，没有公平公正，教育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废除的话，纯粹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没有认真考虑的一句话。第二句话我同意潘老师的，绝对要改革的，没有因材施教，今年一千万人了，一张卷子去考，无论什么样都用一把尺子衡量，应该说扼杀了革新，不会有创新了，所以考试的方式是需要改的。

　　问：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聊天室，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谢谢，再见！

※　注释
　　本次访谈于2007年05月21日

红星 · 发表于: 2017-5-25 10:08:00

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原文标题：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揭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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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高考。而此前，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
　　这年高考，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那是一个国家重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开始。恢复高考不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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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恢复高考的内幕
揭开序幕：邓小平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
温元凯回忆：邓小平采取了我四分之三的意见
　　1977年6月，我给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内容是关于“加强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没想到，方毅给我回了信，而且同时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要党委支持我的基础化学研究。我后来才知道，是方毅推荐了我参加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赶去北京开会。我一听特别奇怪，我是一个小小的助教，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有什么关系？1977年8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在机场接了我。他告诉我，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副主席邀请我们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到会场拿到会议资料，打开册一看，我大吃一惊。这个名单上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化学家杨石先等等。这个时候，我想会议肯定是很重要的。
　　会议是邓小平主持的。他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他说他已向中央建议，科技、教育荒芜一片，他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希望大家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尽管提出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左的思潮在社会上还很猖獗，所以30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以后，大家推年纪最大的人言。我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石先教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师长，所以我还是没有敢举手发言。当然，我肚子里有很多话要讲。等到说话的机会时，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利用插话的机会，说我还有话要补充。邓小平说可以。我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因为我当时胆很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听邓小平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很高兴了。
　　这次科教工作座谈会以后，因为我最年轻，又很活跃，提的建议又被邓小平采纳，就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人民日报》很快发表了对我的访谈《不怕扣白专帽子的温元凯》。1978年左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高于一切的追求》，报道了我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和提出倡议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成了改革的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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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全性教授

一锤定音：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武大院士査全性：倡议恢复高考第一人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回忆35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元月23日，珞珈山脚下的资深（教授）楼。82岁的查全性院士精神矍铄，他一把拉开窗帘，满眼苍翠，山中湿润的空气吹了进来。
　　查院士从房间里翻出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通知赶到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时间，小平同志都按时参加，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很少插话。
　　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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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表高校招生改革文章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1980年，查全性被评为中科院院士。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担任化学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我不是那块料，个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如今，查老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
　　三十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老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
　　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两万，最后毕业时不到一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
　　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恢复高考：时代的拐点，新的春天到来
千万人命运的转折点高考史上的特例
　　十年文革，让中国和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这些学生四处串联、上山下乡，但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忘记学习，可是可供看的书太少，学习的氛围远远不够。1977年，停顿10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多少青年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当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高考史上的特例。
　　经历了动荡坎坷，深知国情的青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从教室到图书馆，从早到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用功。而学生之间的年龄和阅历也相差很多，这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开始走向复苏和正规，何去何从，怎样发展，怎样看待过去的十年，这些都是大学生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想找到答案，同时也发表自己的主张。

给有志青年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人们冰封已久的心。时至今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依然情不自禁地感喟：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是个赤脚医生……
　　恢复高考制度，给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权利，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很多人都记得，十年动乱期间，高考制度被“扔进垃圾堆里去”，张铁生的白卷轰动一时，通过推荐上大学，使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十年浩劫，人才短缺。1975年，邓小平曾敏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听到恢复高考的建议后马上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个果断的决定，向全社会传递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强烈信号，使“读书无用论”被一扫而光，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走上正轨。此后，一批又一批学识丰厚的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
　　正因为高考制度能够影响和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因此，每一次高考制度的变革都成为社会热点。从高考科目设置的革新，到春、夏两季高考招生的试点；从夏季高考日期的提前，到复旦大学通过面试自主选拔录取大学生……每一项改革，都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神经，每一次“破冰”之举，都书写着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
　　然而，高考制度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的高考制度向何处去？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关于“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讨论不绝于耳；如何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公正、透明，是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完成的考卷；有人甚至激烈地批评高考是制约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建议取消高考制度。
　　时至今日，考试依然是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方式。因此，对于让人又爱又恨的高考来说，我们要思考的不是该不该取消，而是如何完善。记得当年恢复高考时，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当时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三十年后，令无数人欢欣鼓舞的高考，竟然成为压在考生和家长心头的巨石，连高考的月份，都变成了“黑色”。
　　1977年的冬天，当570万考生即将走进封尘十年的考场时，饱尝计划经济之苦的中国竟然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制试卷。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解了燃眉之急。今天，当我们有充足的物资、高超的科技来保证高考顺利进行时，更应该关注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唤。
　　只有兴利除弊，才能使历经沧桑的高考制度跟上时代前行的脚步；只有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工程”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满意的阳光工程。

拾回了三样东西，重写了公平两字
　　谈到高考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说：
　　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止于高考本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拾回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样东西叫“稳定”。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这是中国社会形成“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通道不存在，那么普通人向上的发展还有什么方式？
　　第二样东西叫“价值观”。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是勤劳致富。富裕的人通常比较聪明、勤劳、重视学习。然而“文革”中却反过来了，富人是通过剥削致富的，所以要消灭带有剩余价值的劳动；穷人要致富，就要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靠知识和勤劳。恢复高考相当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这对当年社会风气的扭转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样东西叫“科学与民主”，即五四运动所宣扬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恢复高考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这对高等教育后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中国产生延续五四启蒙思想的人才，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也谈到：费君清他们是幸运的，他们还能有幸赶上1977年高考，通过1977年高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
　　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被现在很多人所诟病的“分数”，在当年却正是被很多人推崇的标杆。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虽然当年高考还需要政审，但很多“黑五类”仍然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当然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今日雨又风 · 发表于: 2013-9-25 14:42:00

本文摘自：《涅槃》
⊙ 作者：丁晓禾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导语：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太原晋祠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人们寄予重大希望的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组织者与到会者只把自己的热情停留在声讨“四人帮”、批判“……
　　恢复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
　　绝处逢生老三届万马奔腾

邓小平 U7769P112DT20130925133411.jpg 保存到相册

邓小平批示恢复高考
　　重新打开真理之门，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智慧。真理有时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掌握着真理钥匙的人却要最先品尝孤独与冷寂。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他主动提出，由他负责科学与教育工作。邓小平复职后的第一个大举措，便是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作出了决定性的大转折。
　　其实，邓小平早就为中国的教育落后着急了。这是1977年5月的一天，那时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忍不住说出了久积心中的一番话。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此时，“四人帮”刚刚粉碎，左的那套还在流行，“两个凡是”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还处于“在野”状态的邓小平作为一个有卓识远见的老共产党员，向当时的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呼吁，让他们看到一个严重的事实，“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
　　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果断地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但是，在1977年5月，还没有什么人能听得进这位还没有恢复党内职务的老党员的紧急呼吁。中央掌权的领导人还木然地强调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老方法老套路，走着过去一贯的“革命”之路。
　　1977年8月4日，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看了教育部的那个报告后，心里很不平静，便提议召开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当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查全性（现为科学院院士、教授）强烈呼吁：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他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邓小平听了查教授的发言，赞同地点点头，鼓励他再讲下去。
　　查教授接着又用严厉的语气讲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重大弊端，说：“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个弊端，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和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在邓小平同志的鼓励下，另外还有一些著名教授与学者对现行招生方法作了严厉批评，数学家吴文骏、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所汪酋等科学家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邓小平问大家：“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
　　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果断地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又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你们教育部的那份报告送出没有？”
　　刘西尧回答说：“上午刚送出。”
　　邓小平作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那还来得及，把它追回来。”
　　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顿时爆发出一片掌声。这是大家发自内心的心音，是许许多多向往知识与科学进步的学者教授，还有千千万万个被关在大学校门外十几年的莘莘学子的心音呵！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身就让人们大为惊诧，从来都不曾一年召开两次招生工作会议的，确属前所未有的奇事。
　　另外，这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还开创了一个纪录，成了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会期长达44天。由于是在旅游旺季，代表们不得不从北京饭店移师友谊宾馆，从炎热的夏天，一直开到金秋十月。正因为这次会议拖成了长会，才导致了后来77级大学生仅比78级早半年入学。
　　这次44天的会议，真是一次意义特殊，充满思想撞击的会议。在这段时间，每一天都交织着是与非，进与退，得与失的较量。
　　就在这次招生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党代会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政策与口号，因而也给这次招生会议造成了主客观上的思想混乱，使得这次招生会议几经反复，难以定论。
　　在招生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从心底里赞成邓小平的主张，但由于长期的左倾路线的统治，对人们造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有人虽说敢于说出一些真心话，仍有人在动摇与犹豫之中，讲一些不那么情愿说的违心话，使得会议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不能造成一股冲破阻力的强大潮势。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人说出了几句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坛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就在这种僵持与徘徊之际，有人出来巧妙地推动那根沉重的顶门杠了。
　　此人便是《人民日报》记者穆扬。他在采访本次招生会议期间，看出迟迟定夺不下来的症结所在，便想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地了解到会议的真实情况。于是，他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要求把会议期间的不同意见向上报。他得到同意后，即邀请了6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而且现在又是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人便是：陕西的文鉴白、河北的刘尤祥、浙江的陈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张惠中与石化部的于文达。
　　这次由穆扬主持的座谈会很快就取得了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这次招生会议不仅难以再深入下去，而且会寸步难行。正是由于有“两个估计”严重伤害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成了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癌症。
　　这次座谈会一结束，穆扬便趁热打铁，连夜写内参稿，之后又征求了《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报上后他们便开始苦苦地等待。
　　穆扬的努力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深知邓小平同志一定在关注着这次招生工作会议，急于了解这场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前途命运的讨论与争论的具体情况。内参送上以后，邓小平同志马上作出了反应。
　　他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邓小平同志看出这次招生会议迟迟不能作出正确结论的关键所在，便专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他严肃地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这天，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负责人的顾虑与裹足不前，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里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
　　9月19日的这次谈话成了一次重要的分水岭，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直接对招生的指导思想作了具体指示，提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于是，历史的质变就在瞬间发生了。

一千万考生涌入考场
　　邓小平“九·一九”谈话字字千钧，一扫与会者心头的阴霾，彻底扭转了乾坤。当天夜里，与会的同志们像过节一样地欣喜若狂，许多人睡不着觉，有的连夜打电话，或是复写、转抄、写信，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地区与本部门。
　　招生会议终于按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了。接着邓小平同志又亲自审定了得之不易的招生工作意见。他认为关于考生的政审一项太繁琐，就提笔作了修改，写成“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修改后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送到了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讨论，最后通过了这个招生方案。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
　　紧接着，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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