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论：先秦时期羌的演化与迁徙

⊙作者：焦虎三
（中国民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  绵阳，621000）

　　【摘要】：本文结合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等知识，对先秦时期羌的演化与迁徙以及氐与羌之间的族属关系问题进行了大致的判读与分析，以期概括出这一时期，古羌族群的分布状况及其族群板块流动的动因。
　　【主题词】：先秦古羌 氐羌 迁徙  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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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02 14:07:57，焦虎三在中国民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发言 雷康 摄

导论

　　“羌”是一个古老的族称，早在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他们主要活动在中国的西北部。现今羌族主要分布于“两江七河”，即四川岷江上游与湔江流域，含黑水河（岷江支流）、杂谷脑河（岷江支流）、白草河（湔江支流）、青片河（湔江支流）、都坝河（湔江支流）、苏宝河（湔江支流）、平通河（涪江支流）等七条河流。而历史上的“氐”，本为先秦时从羌中分化而出的族群，《周书·王会解》云：“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羌。”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曾认为：“古之氐羌，在今陇蜀之间者，至秦汉时，盖皆服属中国，同于编户。”［1］可见秦汉时，氐广布在今陇南、陕南以及四川大部，但因其“服属中国”，为古羌中的“最进步者”［2］，其受中原文化影响甚剧，族群文化缓慢消失或变化于历史的大融合之中。
　　造成历史进程中这种羌族（氐）人口分布区域巨大变化以及“族群板块”漂移及演化的原因，主要源于历史上羌族规模庞大以及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羌的迁徙，原因综合而复杂，封建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极权打压以及歧视政策是一个首要原因，此外，西北部气候的震荡变化，羌族原住地（西北部河湟地区）“族群认同感”的转变，也是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
　　本文结合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等知识，对先秦时期羌的演化与迁徙以及氐与羌之间的族属关系问题进行了大致的判读与分析，以期概括出这一时期，古羌族群的分布状况及其族群板块流动的动因，并由此辨析出陇西南、陕南以及四川“两江七河”区域羌与氐族群的由来。由于殷商时期古羌的概要，笔者已在论《甲骨文中的‘羊’与‘羌’》作了浅析，故本论文在时间段上沿续上文，论述的时间轴虽为先秦，但主要集中于周及其前后期。

一：先秦时期羌的简况

（一）  夷夏背景中的羌
　　商代以后，华夏居中，“夷狄蛮戎”绕其四方的地理格局已基本形成。《尔雅·释诂》云：“夏，大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可见，在当时华夏大地的五大民族集团中，中原统治者不仅以“中国”自居，而且，对于民族的划分标准，指标还是以物化为主，非常模糊，与今天严格的民族学划分标准有天涯之别，如《礼记·王制》便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封建社会中，“华夷之辨”与“夷夏之防”的战略思想以及“重夏轻夷”与“尊王攘夷”的民族歧视政策［3］，在这一时期便开始形成，并由此深刻影响了中华古代历史进程数千年之久。
　　在整个先秦时期，“戎”虽然也是对四方民族的泛称，但主要还是专指西方的民族（部落），如《礼记·明堂位》：“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尔雅·释地》又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戎”字，《尔雅·释言》将之解译为“相也”，其书《释地》中疏引《风俗通》云：“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当时，“戎”也是兵器的统称，这反映了在华夏看来，“西方民族好斗的特征。”［4］而至周时通称的“戎”，田继周等认为“应是氐羌的系统”［5］，虽然现在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戎”是个泛称，其包括的人种与族群众多，但从殷商开始便泛指的“羌”无疑在其中占据了主要成份。近年来，随着对西北地区同一时期或更早期军事考古学的开展与深入，许多考古实例似乎也直接支持了西部族群，特别是古羌“嗜武好斗”的特点，如高志伟通过对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兵器类型的介绍与分析，推论出：“青海地区在汉代以前是羌人的主要生息场所，居住在这里的羌人氏族或部落之间， 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有限的食物， 不断发生争斗， 导致人们相互残杀， 于是原来的渔猎生产工具就逐渐变为杀人武器。因此， 羌人是青海地区最早使生产工具变为兵器的民族之一。”［6］

（二）氐的由来与演化
　　对于今天的羌族，从族属角度而言，在当时，有两件足以影响以后其终生命运的大事先后发生，其一是春秋战国开始，商代甲骨文中泛称的“羌”逐渐清晰地演变成为专指的族称。由于华夏疆域的扩展，以及对少数民族认知的加深，该地域上指代“方”的概念几近消亡；其二，“氐”从“羌”中分化出来，在夷夏交融的大背景中，开始了转化成为一个新族群的进程。今天，在中国数字科技馆中我们还可以看见保存在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博物馆中的一块骨蚌牙角类甲骨文，其上有两字，为“不氐”。学者对此卜辞释义为：“甲骨文中记录的方国多达几十个，商代自商王武丁时期起，先后征服了多方及其他小国。征服后的各方国除对商王表示臣服外，还需负担诸如防边、进贡、纳税、征伐等项义务。本条甲骨文记载的‘氐’字，是来纳贡的意思。‘不氐’是说不来纳贡，说明该方国有背叛商国的举动。”［7］这说明，最早的“氐”，其词义的外延确与朝贡有关。《尚书·牧誓》提及商末期，周率“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伐商时，文献中有羌无氐，而在殷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等，非族称。”［8］如于省吾在释氏（氐）时，认为此字应读作“底”，意为“底致也”［9］；赵诚等认为该字“象人提着东西之形”［10］；也有学者如上文提及的在卜辞中将“提着东西”引申为“纳贡”。不管对甲骨文中的“氐”释义纷纭如何，其本义非指族称，却是公认的事实。
　　先秦时期的“羌”广布于中国西部，大部分以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居于高半山或高原，也有部分从事农业，或兼农兼牧，这后一部分“羌”，其居住区域海拔较低，又由其地理上的便利，与华夏交往与联系更为紧密，其归附华夏，以朝贡纳捐来保持其与华夏诸国的平衡关系，故甲骨文与《竹书纪年》记载“氐”词凡涉及羌时，不仅处处“氐羌”连用，又或曰“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或云“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降”，其“宾”与“降”，前者甲骨文意为“人携礼入室”，后者甲骨文意为“下”，都与这部份“羌”向华夏臣服或朝贡有关。而“氐”（纳贡）的“羌”，又因其族群与其他羌族群（部落）相比，居住地较为低缓，演化为“氐（低）羌”，最终形成族群简称的“氐”。故因其服属华夏，华夏便用“氐”（低）来将之与桀骜不驯、难以管服的游牧的“羌”互作区别，而氐出于族群认同感的变化，也慢慢自觉自认为“氐”（低地的羌），将自身与“蛮化”的羌相区别。即氐的由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殷商至周，为他称的“贡羌”，周至汉代，出现了自称与他称混用的“低羌”与“贡羌”，汉以后，“低羌”演化为“氐”，成为完全的自称。
　　《魏略·西戎传》记载，氏族起源于分布在今甘肃省庄浪、甘谷、陇西一带的古西戎，以地望而言，这些地域大多分布有平缓的山丘，冲积小平原众多，地势平坦，土层深厚，灌溉便利，宜于种植。故吕思勉在其《中华民族源流史》中专章论及羌族时，开篇便言：“羌亦东方大族。其见于古书者。或谓之羌，或谓之氐羌。案《周书·王会解》：‘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则汉时之氐，即古所谓氐羌。盖羌其大名，氐其小别也。”［11］他又引《后汉书·列传第七十七·西羌传》：“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认为武丁所伐之鬼方，即为氐羌。此处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源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商颂·殷武》中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当其时，诗中所云的“氐羌”，显然还不是两个族群，诗经中所言的“氐”，如若通假，或为“低”也；如系专指，似可作“贡”解。依王钟翰所述：“三国时期史书记载，氐族‘自相号曰盍稚’。其他民族则根据衣服的颜色称之为青氐、白氐或蚺氏（赤氐），为他称。三国以后，氐成为氐族的自称。”［12］可见，最迟至三国时期，氐才正式成为一个族称。

二：先秦时期羌迁徙的动因

（一）华夷之争决定了古羌的西迁
　　先秦时期，河湟地区已成为古羌人繁衍生息的家园，古羌人驯化了羊、牦牛、藏獒，成功杂交了犏牛，不仅使青藏高原的畜牧业文明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奠定了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基础［13］。通过对火烧沟遗址出土文物与遗址的解读，学者们还为今人描绘出一幅距今约3700多年前古羌先人生活的影像：当时，在玉门火烧沟周围广阔的原野上，生活着以后被华夏称为“西戎牧羊人”的羌氐原始部落。他们在靠近白杨河和骟马河的高地上，搭建成半裸露半地穴式的窝棚。白天，男人们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和放牧，他们以陶埙为工具，吹奏事先约定、彼此都能领会的声音，那嘹亮而悠远的埙声常常在圹野回响。而妇人或事耕作，或事织毛，晚上，当人们回到住地吃过晚饭后，就在黑色的天幕下，围坐在篝火旁，敲击石头，吹奏陶埙，跳跃奔放。
　　这是一幅多么浪漫而恬谧的画面，犹如19世纪法国巴比松画派笔下枫丹白露森林般清新与明艳；又如16世纪尼德兰农民画家彼德·勃鲁盖尔笔下的乡村，处处充满狂欢与舞蹈。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正因其不受美学的摆布，也不听命于色彩的粉饰。这段历史的真实犹如全球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所言：“草原的游牧社会及中国的农业社会，都不可能在中国及亚洲内陆间建立一个清楚确定的界线。事实上，在这两个主要社会秩序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会扩展成一个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14］在这个过渡地带中，总是充满互相的战争与掠夺，杀戮与灭绝。伊佩霞在剑桥版的中国史中，将这个问题理解为：“早在汉代以前，中国与外部的联系就主要是凭借通商和军事冲突。中国所产物品如丝绸和漆器等优于其邻国，因此为众邻国所喜爱。有些邻国以物易物，用木材、马匹、绵羊、牛来交换。但抢掠更是家常便饭。蛮族发现用武力可以获得所需物品，于是便不愿再通过贸易而是使用武力获得。而且，当贸易关系突然中断或干旱使其生计无着时，那些原本转而愿意通商的部族也转而依靠劫掠。自商代以来，抵御非华夏族的袭击便成为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但随着周代中期游牧民族在中国本土以北贫瘠的干旷草原上崛起，这个问题便更为严重了。”［15］在她的论述中，认为游牧者与农耕者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社会价值的尖锐冲突。以春秋为例，她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其时周室式微，诸侯混战，中原一片混乱。而四方之夷，尤其是西北的戎、狄，利用游牧民族机动性强、吃苦耐劳、勇猛剽悍等特点，每逢水旱灾害发生，青黄不接之时，便频繁进入华夏民族的农耕地带，掠夺粮食和人口，以至齐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联络华夏诸国，共同抵抗戎狄的侵略。
　　另一方面，从商伊始，中原的势力也不断向周边扩展，掠地占城，慢慢向大一统的“帝国”方向发展，伴随着这种统一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中原强国对游牧地区的吞并与强制性的同化。《后汉书·列传第七十七·西羌传》记无弋爰剑逃亡中“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16］。后来诸羌人“因以为俗”［17］，这种以“女”而不是依男性为俗的风尚，明显是原始的母系文化特征，这也证明，起码无弋爰剑逃亡后身处的羌部落（族群）其时正处于母系社会，而中原地区当时已处于封建制度的完善期，中原正是利用游牧者相对而言文化与经济、军事较为落后的弱态，长驱直入，大肆吞噬。比如秦穆公时，先用谋臣百里奚大战山西的晋国，将地域扩展到黄河边上。以后又用谋臣由余灭12个羌国，开地千里；公元前444年（秦厉公三十三年），征伐羌人在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建立的义渠国，俘虏国王；公元前314年（周赦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秦侵义渠国，取其二十五城，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五年），秦“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18］，终将史载“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19］的义渠国完全消灭。该书记载的西戎建立的另一大国──大荔，公元前451年也在秦厉公的军事征伐之下，灰飞烟灭，秦将之纳入版图，设临晋县。
　　此时的古羌诸部落，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方面，时逢乱世，中原“神仙”混战，祸及周边“池鱼”；另一面，中原势力又每每“尊王攘夷”，侵伐之举大张旗鼓。诸羌势如危卵，一发千钓。《后汉书·列传第七十七·西羌传》云：“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遂俱亡入三河间。”［20］现有学者推断无弋爰剑应为古代西羌早期的首领，为古代羌民族的领袖人物［21］。一国之君尚沦为奴隶，其国其民之惨状，自不待言，而秦对羌之威慑也可见一斑。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威，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22］西羌诸部落，在秦的打压下，由此迈上了有确切历史文献记载的迁徙之途。

（二）气候的震荡决定了古羌的南迁
　　现在，通过对岷江上游大量的石棺葬墓群考古与断代，先秦至汉，无疑是石棺葬墓群较为集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虽然对于石棺葬墓群的族属有所争议，但其中大部分与氐羌系有关也是可能的。如据笔者调者，在上世纪90年代末，龙溪乡直台寨农民挖出了连片的石棺葬墓群，羌学者余永清目睹了整个过程，在墓群旁的祭祀坑中，他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火烬，旁有一块重达上百斤的巨型白石（白石留有火烧后的痕迹），这明显是氐羌信仰文化的独有标志。这说明，先秦至汉，也是古羌人迁入岷江上游较为集中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内，除了中原统治者对西北部少数民族极端的打压外，中国古代气候剧烈的震荡变化，也是导致羌人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居于岷江上游的羌族有句代代相传的古老谚语：“羊子离不开哈格（草）；寨子离不开木火（太阳）。”这句谚语言明了气候对于羌人生计与生活的直接而漫长的影响。而在远古，相较于“华夏之争”，对于绝大部份仍坚持以游牧为生的古羌族群（部落）而言，气候──这项人力完全无法抗拒的自然因素，直接来自于上天（天神），它比尘世的战争更为凶猛，依靠人力也几乎无法阻挡。
　　满志敏所着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一书中，在“西周以前我国气候的基本特征和变化”一章，作者绘制了一张“大暖期鼎盛时期植被区划与现代区划的比较图”，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大暖期鼎盛时期（距今7200～6000年左右），在中国西北部，包括今新疆、甘肃等地，为连片的草原，青海、西藏为森林草原，而此一大片区域现代全演变成为间杂的荒漠与连片的高原草原，植被稀落。如果说，这还是一个宏观视角下的古羌先人世居的西北部漫长的气候变化过程史，那么具体到先秦至汉，中国古代的气候进入了一个震荡的变化期。
　　在《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中，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考证了《夏小正》中记载的物候，认为起码在夏代中后期“各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表明《夏小正》中反映的是温暖气候，它的温暖程度比春秋时期更暖和，当时的自然带大约比现代北移了3个左右的纬度。”［23］对于殷商时代的古代气候，他以殷墟动物群以及甲骨文的相关卜辞加证，认为甲骨文中众多的猎象卜辞说明，当时商都附近为亚热带成分，“从一些植物的考古发现中也可以见到当时商都附近的亚热带成分。如野生的梅树在当时安阳附近有大量的生长。1975年，殷墟遗址中发掘出一具食器铜鼎，其中除了装有粟外，还有不少的果核，据其尺寸和表面特有沟级和凹点的分析，这是梅子的果核，证明当时的商都附近存在有相当的梅树生长。现代野生梅树的主要分布中心在西南地区，在浙西和皖南有一个次分布中心，是亚热带植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两个地区目前都是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因此，当时商都也应存在亚热带或邻近亚热带的气候条件。”［24］这一时期，对于广布在西北部以游牧为主的古羌先人而言，气候是十分宜人的，夏季比现代温度相比比较接近，关键是冬季的气温与现代相比要高出许多，而大片的草原与森林草原，又十分适合游牧生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殷商血腥而野蛮的打压下，羌的族群在西北部虽有所偏离，但游牧族群与部落反而愈集愈多，并在华夏的西边形成了包括古羌在内以游牧为主的通称为“戎”的庞大集团。
　　从西周开始，中国古代气候就进入了寒冷时期，全新世大暖期正式宣告结束。特别是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比现代更为寒冷，“在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时期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已经由春秋时期的较温暖转向寒冷，这种寒冷状况在春、秋、冬三个季节中都有表现，其温度特征要比现代寒冷，因此这个时期是气候的冷期，不是温暖期……在距今3000年至距今2000年间，温度变化的特征是两低一高的态势，第二个寒冷的低谷就在距今2000年左右。可见从文献中得到的结论是与孢粉证据相吻合的。”［25］
　　从西周开始，气候持续地偏向寒冷（中间偶有反复，但气温总体已比夏商偏低），造成原先畜牧业集团生计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完全改变：“本时期农业灾害在发生规模、灾害强度、灾害频率、灾区范围、危害后果、减灾措施、减灾思想等方面与远古至夏商时期都有显着不同，农业灾害的发生、危害及灾害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冲击已经呈现出复杂多样、日趋严重的发展趋势。多种农业灾害频繁发生，农业灾情加重，农业灾害不但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还进一步冲击到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形成灾害的放大效应。”［26］。这其中，风雪灾害的破坏力常使牲畜亡损；春、秋、冬三季的异常寒冷，又使青草的生长期变长，成熟期变短。对于畜牧集团生存中必须依靠的牛与羊等牲畜而言，这意味着一年之中，只有夏季及前后，才能短暂觅食生存。因此，古羌人的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人口的大量流动是其后果之一，也是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而这种以集团或部落方式的人口流动，形成了板块式的“族群”漂移（笔者称之为“族群板块”漂移），这是因为，正如地理学上板块构造学说所提出来的板块概念一样，在当时戎的大集团中族群也并非整体一块，而是分裂成许多习俗与血缘亲近的许多部落（胞族），这些部落可称为“族群板块”，族群板块之中还有次一级的小板块（部落）存在。
　　正是由于从西周开始的气候恶化，形成了逼迫古羌人迁徙的自然因素，而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出的古羌人众多迁徙线路中，起码由北向南（由西北迁入川滇）这条路径图，似乎与这种气候的震荡变化也不无关系。
　　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北方来的“魔兵”对古羌的“烧杀抢掠”无疑是造成古羌人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当记述古羌人由西北迁入四川，进入今松潘地区时，史诗云：“来到热滋大草原，热滋坝上水草茂。热兹地方天气暖，阿巴白构心喜欢。”［27］记述其迁至今茂县地区时，史诗又云：“金色太阳化冰川，暖风吹来乌云散。严寒冬天将过去，春风吹来日补坝。灾难时日已过去，幸福日子将来临。”［28］在这些史诗段落中，一方面言明了以游牧为主的古羌人迁徙以及生计中对气候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南迁，对温暖气候选择的必要。日补坝的春风与西北原住地的严寒（史诗中表述为秋日的“大雁行行往南飞”），仿佛只是在简单谈及由秋至春，四季气候由寒至暖的转化，但其所反映出向南迁徙的深层背景动因，一部份还应是与这一时期，西北气候的震荡与恶化有所关联的。

三：先秦时期羌的迁徙与演化

（一）先秦时期古羌的西迁与演化
　　据《后汉书》记载，羌人在秦献公时西迁，“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29］史书记载的羌迁徙的路线，越巂羌与广汉羌主体在今四川西南与西北部，武都羌在甘南，即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地，毗邻川、陕两省，这些地方大多沟壑纵横、峰峦叠嶂，与世隔绝，外部势力较难进入。除了《后汉书》记载的古羌西迁的这三条路线外，从战国开始至秦汉，面对中原对周边少数民族持续不断的征伐，世居于今青海地区、甘肃南部及河西走廊的羌人，一直在源源不断向西或由北向南四处寻找更加安全的落脚之地。在长途游牧与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以石器或铜器等尖利之物作为工具，用粗犷、古朴、自然的方法在其生活区域的岩石上刻画，描绘、记录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在大地上刻画出古羌人迁徙的路线地图。
　　1、先秦时期甘肃地区古羌的迁徙：先秦时期甘肃地区的古羌，在华夷之争的压迫下，其出赐支河渠西数千里后，“到达酒泉、敦煌之南山中，后来有少量进入居延海地区。在此前后，参狼羌迁至武都？？？？？？西迁各族又推动了原在张掖、酒泉间的印羌向西迁徙，分布于罗布泊至葱岭间的昆仑山中。这批羌人的西迁，历史很远，战国时期，人数在不断增加。”［30］赵丛苍等在论文中，将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相结合，也推论出“公元前4世纪左右（不排除更早的时代），原居于河湟一带部分羌人迫于中原王朝的武力，大量向西迁入塔里木地区”［31］这一史实，认为塔里木地区古羌人的迁徙路线是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南疆。此外，王宏雄还考证了古羌的几个分支大致的西迁路线，即：“婼羌”原居于祁连山北、合黎山南的诸水地区，秦未西迁入昆仑山──阿尔金山山地；“卬羌”先至赐支河曲，后又进入祁连山片区；“番和羌”由祁连山河谷迁入河西走廊。［32］
　　先秦时期西北甘肃地区古羌的生计简况，可以甘肃黑山文化遗存为例，其在嘉峪关市西北约20公里的黑山，是古人用石头及其他硬物凿刻、敲刻于崖壁之上的写实抽象图案。其岩画分布广泛，内容多为牛、羊和其他动物图案，此外，还有舞蹈、射猎、狩猎等场景。在四道股形沟有一幅由多个羊头字样组成的岩画，这正是“羌”字，是“羊、人”二字的合写，为牧羊人的意思。此外在这里还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单人舞、双人舞、多人舞画面。黑山岩画中也绘有头戴两羊角的人像，这也是典型的羌人形象。黑山岩画大多为羌族文化遗存，对研究河西走廊古代羌族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有着重要价值。从岩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羌人“逐水草而居”，活动于今张掖、酒泉和敦煌一带，其牧养牦牛、羊、马、猪等，食肉、乳酪，饮乳浆。黑山岩画表现羌人在此活动场面的图像为数众多，其时间大约在战国至汉代以前。众多的岩画表明羌族当时是生活在黑山的一个重要部落，古羌在黑山生活繁衍，为黑山文化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2、先秦时期青海地区古羌的迁徙：青海河湟片区自古为古羌世居之地，在这一片区，羌系民族西迁之途，主要还是由青海南部迁入今西藏地区的羌塘一带，并由此深入青藏高原的其他区域。
　　先秦时期西北青海地区古羌的生计简况，由于青海地区岩画分布极为广泛，故反映的较为充分与全面。青海地区岩画大多采用凿刻的方法制作，内容涉及动物、人物、符号、日月星辰，不少岩画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故这批岩画为我们留下了从先秦至西汉初期羌民生活与生产珍贵的历史资料。
　　现在，对于青海岩画是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观点，学界几无异议。在青海已发现的岩画中，野牛沟岩画和天棚岩画以及舍布齐岩画、巴哈默力沟岩画，是几个经过科学测定、有比较准确可靠的资料证明其创作年代属于先秦时期的岩画点。历史上以游牧为主，活动于青海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羌、吐谷浑、吐蕃等，而秦以前是以羌系先民为主，汉代以后始有外族较大范围融入。由此可知，这些岩画应该是先秦时期古羌的作品。其中：野牛沟岩画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山脚下，岩画图形有牦牛、豹子、狍子、鹰、狐、狼、鹿、马、山羊以及人等，能够辨别一定情节的，有连臂舞图、马驾车图、猎牛图、骑马图、放牧图、鸟首人图、鸟卜巫师图、出行图、驱狼图等；天棚岩画位于青海湖西的天峻县天棚乡鲁芒沟。岩画凿刻在由山体崩落的两块岩石上，第一个幅面上有51个图形，第二个有17个图形。考古学家认为，前者基本是一幅有情节的宏大的猛虎逐牛羊图，后者同样为兽逐图。
　　3、先秦时期西藏地区古羌的迁徙：羌系先民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历史，其实源远流长，“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现在已基本可以认定，距今约1万──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西藏就已经有人群活动，他们是西藏最早的土着居民。而根据20世纪70年考古工作者对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新石器时代的西藏文化在继承旧石器时代土着文化的基础上，已受到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出土的石器、陶器以及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粟，都有明显的黄河上游文化的特点，由此证明，现代藏族的来源之一──氐羌集团这时已部分进入西藏，并与当地土着人群发生交流。”［33］今人张亚莎在国内第一部研究西藏岩画的专着《西藏的岩画》中，通过对目前已发现的西藏岩画风格的归类，并将之联系到周边区域岩画进行对比，也对青藏高原古代族群的分布与活动进行了历史而系统的研究，“青藏高原岩画至少是两种以上族系文化的融合贯通，来自东部的箭头代表着青海地区羌系文化的一系；而来自南部横断山区的箭头则代表着女国文化的另一系；这两个族系文化的合成，最终形成了苏毗部族和大羊同国这种既有青海羌系民族文化传统，又融入了横断山区藏东古文明的女国文化因素。”［34］
　　在这本专着中，通过对西藏岩画系统而科学的梳理，她认为制作西藏岩画的族源有两个，第一个族源便是生活在青海东部的古代羌系民族：“西藏岩画是由羌夷两系民族西迁并汇合于藏北高原后，在距今3000──1000年时期内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从青藏高原岩画看，羌夷两系民族的西迁至少在西周初年便已开始，但早期岩画数量不多，似表明早期西迁的族群数量很有限，并且不是定居的方式。战国至秦汉应当是羌民族大规模的西迁时期，这时也是西藏岩画进入繁荣状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西藏岩画的制作族群抵达青藏高原的西端并定居。羌人的西迁在两汉期间可能仍在继续，但已经不是西迁的高潮时期了。”［35］关于这段历史，《藏族简史》中也认为：“远溯春秋时代，‘散处河、湟、江、岷间’的古代西羌部落大约有150种，其中最为僻远的‘发羌’、‘唐牦’被认为是最早出现在西藏的部落。”［36］书中认定古羌部落最早在西藏出现的时期，与张判断的羌系先民大规模迁入西藏的时间段完全吻合，这个时间段又与先秦史中华夷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完全重叠，由此推测，当时古羌被迫的大迁移，有一路，无疑是由青海进入了西藏境内，这一时期内，西迁的羌人也不断在西藏岩画中留下他们的历史图影。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这些向西藏迁移的羌系先民，后来大多融入今藏民族之中，“《新唐书，吐蕃传》提出‘吐蕃本西羌属’的民族源流追溯，今天我们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不精确的──羌人进入的青藏不可能是无人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有土着居民生活。但是，羌人的确是以后形成的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藏民族与汉民族先天的某种亲缘关系。”［37］

（二）先秦时期古羌的南迁与演化
　　在《后汉书》记载的秦献公时古羌西迁中，三条线中，就有两条与西南有关，而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历经千年的沧海桑田，现今的羌族主体几乎就全遗存于四川的“两江七河”片区［38］。吕思勉在论及羌的居地环境与华夷关系时，曾将河湟与蜀滇作了对比：“陇蜀及滇，皆山岭崎岖，不能合大众。故羌居其间，曾不能为大患。如武兴之历久负固，既为罕遘矣。而河湟西海之间，则地较平夷，便于猎牧。居民气性，稍类北狄；故其为中国患较甚。”［39］在他看来，羌的居地环境决定了华夷的博弈关系，而这种关系，最终也决定了羌的命运。
　　古羌人南迁入藏彝走廊的问题，方方面面，学界争议都较多。但有些问题也可以从史料中得到推测：其一，迁入藏彝走廊的古羌人，为信仰原始宗教的图腾民族，岑家悟认为“图腾主义是一切民族于采集狩猎经济生产阶段上必然发生的社会体制”［40］，他将《后汉书·列传第七十七·西羌传》中所述的“氂牛种”、“白马种”与“参狼种”，释为“图腾民族由于信仰其来源与图腾动植物有血缘关系，都自称为动植物的后裔，且以之为部族的名号……这和北美易洛魁人有所谓狼部族、熊都族、黾部族同一用意。”［41］其二，先秦时迁入藏彝走廊的古羌，其应为首领制管辖下的游牧部落形态，迁徙是在首领直接带领下进行的，不排除以胞族为总单位集体迁徙，这是一种“族群板块”式的漂移。这是因为面对华夷之争，农耕与游牧的冲突，失败一方的权势者无疑会所失更多，诚如拉铁摩尔考察青藏高原游牧社会结构中所言：“在草原的边缘地区，当农业进步代替了游牧社会时，原游牧社会中有些人会就地改事农耕，并被农业社会所同化。这些人一般不是原游牧社会的首领而急于‘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们通常是原游牧民族中最弱最穷的、在游牧经济活动及游牧社会组织中没有什么特殊权益的人。而原来有钱有势、拥有大群牲畜、而且手下有人替他们干活的人，多半带着他们的家人部属远走，撤退到农业社会统治力量所不及的远方草原地带。”［42］其三，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为描述古羌人迁入今岷江上游地区最为系统的一个文本，依文本所记：“阿巴白构是大哥，率众奔向补尕山。郁郁苍翠好原野，人马暂住把营安。／阿巴白构好首领，力大无比善作战……阿巴白构好首领，本是神人来凡间。”［43］史诗中的“阿巴白构”是羌人的总头领，其中“阿巴”为羌语“大”，“白构”（正确发音为“不谷”）为古羌语中的“母舅”，这说明迁入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其时大部仍为母系社会结构。
　　关于古羌人具体最早从何时迁入藏彝走廊，学者石硕在《藏彝走廊中的“羌”》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他通过考证历史上的“青衣羌”，认为“史实的《后汉书·西羌传》最早提到的羌人自西北南下的时间为秦献公时代，故传统上人们多以秦献公时代为羌人南迁之始。但羌人早在秦灭蜀的公元前316年以前即存在于青衣江地区的事实，预示着羌人南下迁入藏彝走廊的时间很可能比史籍记载的时间要早。总之，青衣江流域的‘青衣羌’是我们目前所知进入藏彝走廊时间最早、南下最远的一支羌人，他们南下人据青衣江流域地区的时间很可能在秦献公时代以前。”［44］而李绍明先生认为这一历史史实发生的时间应更加遥远：“笔者认为，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并非一次行动，而系如浪潮一样，渐次推移，而逐步实现的。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层以D区DsT2南壁剖面为例，可划分为五个层次。根据在第一期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距今4075±100，树轮较正为距今4500±50年。根据发掘者推测，‘三星堆的堆积延续年代较长，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如此，则蜀不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向成都平原推移。这里所说蜀族为氐羌系的民族，是从川西北山区逐渐徙居到成都平原的事实。”［45］
　　古羌人西迁以及沿藏彝走廊南迁的历史深刻影响了华夏诸民族的形成与中华历史的进程。历史上，古羌人的迁徙，不仅构成了先秦至汉，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族群流动的主潮，而且“这些羌人族群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与不同的族际环境，发生了许多族体形态的变迁，包括分化、融合与重构等，成为中国西南许多现存民族最为普遍的古代族源成分。”［46］“一部羌人到了新疆，成为诺羌国和叶尔羌的众民。到西藏的发羌，唐旄后来在西藏的罗些（拉萨）地区建立唐旄、苏毗国；在藏北羌塘地区建立羊同国。到甘肃武都地区的参狼羌建立了白马国。四川广汉羌建立了广汉属国。西昌地区的牦牛羌（牛部羌）建立越西国。”［47］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明史做出过卓越贡献，以至费孝通赞誊为“一个向外输送血的民族”。以古羌的南迁为例，如方国瑜就在《彝族史稿》中认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48］李吉和在论文中不仅认为“现在的岷江上游的羌族就是远古羌人某些南下支系的后裔”［49］，他还进一步认为：“藏缅语族的纳西、彝、傈僳、拉祜、哈尼等民族，均有其先祖来自北方的传说，在一些习俗中也有远古羌人的某些文化因素。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纳西族等，也都有古代羌戎的族源成分。”［50］李谈及的中国西部现今众多少数民族的族源与古羌的直接关系，现几乎是国内史学界与民族学界的公认。
　　依《后汉书》所记，当羌西进南迁时，“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51］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在谢奉旨绘制的《职贡图》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古羌人在其西北世居之地的影纹，如：“西宁县土指挥祁宪邦等所辖东沟等族番民：东沟等八族番民亦西羌苗裔，所居距西宁县七八十里。”［52］、“归德所番民：归德所番民凡二十五族，古西羌苗裔也，向为青海所属。”［53］、“摆羊戎通判所辖番民：西宁府摆羊戎地方番民，亦属青海。”［54］古羌人由于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在原住地 “族群认同感”的转变，这些西羌苗裔的土着身份终被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如在古羌故地河湟一带，清未安维峻总纂的《甘肃新通志》卷四十二便载：“阿訇相挤增立新教，名目繁多，以河湟为甚。”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回族已大量进入河湟地区，另一方面，宗教与强势文化的浸染，必然会带来原住地土着“族群认同感”相应的转变，这一切正如秦永章在《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的结论中所言：“历史上，许多民族在这一地区往返迁徙，生灭兴衰。融会互动，为甘宁青地区积淀了十分丰厚、复杂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与族群基因，上古及中古前期的一些民族大多消融于后来这一地区叠兴的各民族之中。”［55］

※　注释
　　［1］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11月1版，第208页。
　　［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6月1版，第287页。
　　［3］参见张践等：《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1版。
　　［4］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8月1版，第400页。
　　［5］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前引书，第401页。
　　［6］高志伟：《试论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兵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9月第31卷第4期。
　　［7］中国数字科技馆：http ://www2.cdstm.cn/c9/info.jsp?id=245015
　　［8］参见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1版。
　　［9］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1版，第282页。
　　［10］赵诚等：《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2009年5月2版，第317页。
　　［11］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1月1版，第260页。
　　［12］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概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1版，第198页。
　　［13］王延龄：《先羌已逝牧业千秋──古羌文化初探之一》。青海日报，2008年3月21日。
　　［14］（美）拉铁摩尔着，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1版，第 328页。
　　［15］（美）伊佩霞，赵世瑜等译：《剑桥插图中国史》。前引书，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