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天下中华”到石之瑜“现实主义”

文扬“天下中华”到石之瑜“现实主义”

──读《“天下”与“现实主义”，谁才是霸道？》

叶眺新（四川绵阳）

摘要：从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观，到石之瑜教授的“‘天下’与‘现实主义’疑难”联系，文扬教授说的“天下”其实也包含有“现实主义”的“现实”。

关键词：天下、现实、朝贡、三星堆、盘古王表

【0、引言】

2021年5月17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的《“天下”与“现实主义”，谁才是霸道？》一文，读后感受良多。因为之前“观察者”网从2019年年初起，连载发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教授的《“天下”型定居文明──70年对话5000年》的系列文章，到2019年12月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

从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观，到石之瑜教授的“‘天下’与‘现实主义’疑难”联系，其实文扬教授说的“天下”也包含有“现实主义”的“现实”──因为文扬教授从“天下”型的中华文明，并没有追溯到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珠峰辐射”原理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第二孵抱期，对中华文明和其它远古文明的影响与塑造。

抚今追昔，想到我们曾长期研究中华上古文明，以及具体考证过“人文女祖、黄帝元妃、养蚕治丝发明家嫘祖”，不由得想哼唱北京大学艺术系研究生毕业的宜昌市文联主席周立荣教授，写的“一带一路”主题歌《永远的嫘祖》──望穿双眼望断了春秋，一双慈眉停泊在路的尽头，星月轮回模糊了时间，唐宗宋祖都在你身后。一生一世牵着黄帝的手，一颦一笑洒满山川温柔，一山一水捧起春蚕吐丝，一步一探踩出丝绸之路。山河开篇那么远久，你还在时光深处守候，黄尘古道万里风沙，你依然牵着我的衣袖。一点一滴开启文明源流，一丝一线编织华夏锦绣，一心一意福泽炎黄子孙，一带一路飘荡东方丝绸。山河开篇那么远久，你还在时光深处守候，梦想美丽万道风景，你依然在我心中停留……

【1、文扬与石之瑜简介】

文扬，1961年生。水中兵器学会会员，船舶工程学会会员，军事科学学会会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18岁高中毕业入伍加入海军。后上军校，舰载武器系统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舰艇部队，后调任海军司令部参谋。2000年去新加坡，在一家投资公司里做顾问。2001年起，先后担任新加坡《联合早报》时评作者、北美《多维新闻网》专栏作者、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主编、新西兰华文文化沙龙主席、海外华文传媒协会理事、《新西兰联合报》社长、英文报纸The UnitedPress社长。2009年旅居新西兰与寒竹合写《中国力》一书出版。回国后，2012年起至今，任《观察者网》主笔。2017年创造的“广土巨族”概念产生很大影响。2018年7月出版新著《人民共和国》。

石之瑜，1958年生，台北市人，苗族，祖籍湖南吉首(抗日名将石邦藩之子）。学历台湾大学政治学学士、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1984）与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博士(1988）。曾在美国新泽西Ramapo学院、明尼苏达州维诺那州立大学任教。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杜伦大学，（日本）中央大学作访问学者。2007年至今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政治评论员。先后出版中文专著50余部、英文专著11部、诗集两部，发表中英文期刊论文数百篇。

【2、石之瑜不同文扬观点摘要】

石之瑜教授在“观察者”网的《“天下”与“现实主义”，谁才是霸道？》文章，似乎在针对文扬教授的观点作探讨──他开篇就说：“观察者网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对‘天下’思想的回归、反思、提升，尽管褒贬不一，浪漫怀旧之情仍然日益澎湃，早已引发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的不安，认为是想借由朝贡关系的还魂，在思想上重新控制周边国家，并批评这种复古思潮充满中国中心主义”。

石之瑜教授把事情说得“很严重”──认为是不是“霸权”？还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需要反省的重点之一，是了解天下思想对当代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的启示是什么？对世局的分析提供什么有用的视角？天下与流行于欧美的现实主义到底有什么异同？现实主义是提供欧美学术界批判天下思想的主要弹药库。现实主义强调每个国家仰赖自己的力量，追求国家利益是天经地义的”。

石之瑜教授说的原因是：“现实主义角度理解的‘天下’，就只能也是中国为了自己国家利益，那无非就是为了让中国自己更强大，而来裹挟弱小国家，共同对付美国的理论武器”。

石之瑜教授为给“现实主义”打气，他说，现实主义是不是对于多数没有能力结盟的国家没有用了呢──“非也！这时候弱小国家就应该依附在强权之下取得保护──假如天下思想是要给儒家文化圈里的周边邻国洗脑，让他们重新依附于中国，那么相形之下不更是要他们全部依附于美国吗……二战之后现实主义是美国的理论核心，等于全世界都跟美国学习──为什么依附于美国霸权，才是天经地义的硬道理……现实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其间深度与广度，比天下思想的自我中心主义强大太多。天下思想的自我中心主义，让中国轻忽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及心理……即使一味让利，以为因此就有资格把自己关注的伦理秩序强加于人，是弄巧成拙，遭致对中国的厌恶”。

石之瑜教授把“自我中心主义”说得很明白：实际“现实主义能教导世界臣服于美国霸权，还心甘情愿把臣服看成是自己理性智慧的发扬。天下思想为什么就这么冤枉？在天下思想里，关键是让会务农的好好务农，让会种菜的好好种菜，让上位者能安心。换言之，如果天下思想让自己感到兴奋的话，那自己可能是假的天下主义；而让自己感到辛苦的话，那就比较可能是真心诚意的。既然人人信仰权力，权力大的当然宰制，权力小的必须臣服，所以会以为，天下思想的重振，是扩张软实力。比如，现实主义者看到中国在非洲、中东等地乐善好施，就立刻联想到这是北京在对美国进行退而求其次。受到现实主义影响，中国话语里也有些打着天下旗号，在行霸道──尽管当前的天下思想家看似百花齐放，但几乎是想用天下思想来匡正，反而是在实务界，会出现像暴发户一样的人物，失去节制。天下思想若是以现实主义为鉴，就不会浪漫地以为，只要把自己做好，就不怕别人来犯。没有什么天下体系是永远和谐的，也别想人家把自己当模范。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营，不强加于人。这不仅止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已，更是历史上千锤百炼的实证教训”。

读石之瑜教授在“观察者”网的这篇网文，哭笑不得。文扬教授的《“天下”型定居文明──70年对话5000年》的系列文章，和出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都是正面的──没有“霸道”，也没有“霸权”的“现实主义”，宣传的都是说明中国现存的制度，都是要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全人类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与中华文明发源的“天下大同”理念，是有天生联系的。

【3、文扬“广土巨族”观摘要】

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据介绍作者讲的是，中国数千年来，天下型定居文明和天下型经济体固有潜力的爆发，才成就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进步的。

文扬教授重新解读中华文明，是时代的要求，也正属于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通过回顾过往的历史，审视当下现实的情况。文扬教授将中华文明与西方各大文明进行比较，也才创造性地提出“广土巨族、天下型定居文明、运动主义、秩序主义”等概念，阐述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解释了“中国奇迹”的本质，以及为什么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而文扬教授的“70年对话5000年”系列文章，阐述的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天下国家”，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是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

文扬教授的这一思想，与赵汀阳教授的书《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杜钢建教授的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以及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等中的思想是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是对新时代党中央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的响应，作的类似新《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梳理和探索，其中的缺环可以相互补充和校正──“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

如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立足于十大主要原理──第一个就是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喜马拉雅山的珠峰海拔8844米，世界最高，誉为地球第三极，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如四川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米至700米），四川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7556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盘古、岐伯、嫘祖、大禹诞生在此。

为啥？黄河和长江主要源头的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在四川；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内海、盆塞海，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周环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处于北纬30°黄金线上（在北纬26°至34°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度（纬度45°内、经度120°内），于是有了4万年前“资阳人”和200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和生存于此。四川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许多地貌特征。

杜钢建教授等推动的“人类文明起源于湖南热”，与巴蜀远古文明及中华各民族人，“本是来自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那里的河流和堰塞湖因大地震溃坝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其远古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和远古联合国”不矛盾──杜钢建教授说：“从历史文物看，关于有巢氏记载的历史文物有四川绵阳地区盐亭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龟碑。该碑相传是禹王时期所立的盘古王表石碑”──杜钢建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也推翻了20世纪考古发现所带来的判断，即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

“天府学”的《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初探》，赞成谢维扬教授的《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中说：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问题上建立起公认的解释的基础，这需要新世纪的古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在4700万年前青藏藏高原形成后，2500万年前还有原先的一些河谷低地，是后来才慢慢升高的，这也揭示了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原之因。

例如，“中国新闻网”2020年12月7日发表的《古生物学家发现青藏高原中部远古的“香格里拉》一文，报道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古生物科考队，在青藏高原的高寒腹地班戈盆地，发现大量古生物化石，通过对这些化石研究证明：在4700万年前，青藏高原中部存在亚热带森林，堪称远古的“香格里拉”。该研究成果以《青藏高原中部中始新世湿润低地的亚热带“香格里拉”生态系统》为题，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该科考发现的班戈盆地化石植物群，有70余个种类是目前已知的青藏高原新生代物种，最为丰富的化石植物群，距今约4700万年。这个植物群中不少种类是该类群在亚洲乃至全球最早的化石记录。大多数最近亲缘类群分布于现在的亚热带、甚至是热带地区，说明青藏高原中部在4700万年前存在繁盛的亚热带森林植被。

这个植物群和北美、欧洲的同时代植物群相似，这表明青藏高原不仅是亚洲现代植物多样性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且在古近纪北半球的植物区系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其他已有证据，青藏高原中部的“高山谷地”地貌还存在至少2500万年的。基于班戈盆地化石植物群，国内外多家科研院所结合模型定量重建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证明：在4700万年前，青藏高原中部为海拔1500米、东西走向的中央谷地，具有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19摄氏度，森林茂密，水草丰美，堪称远古的“香格里拉”。这一研究为认识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演化历史和地形地貌协同演化的过程提供全新的证据。

更新的是，2021年5月25日新华社北京电的《这块“小草化石”藏着青藏高原的秘密》文章报道：最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宇飞团队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团队、地球环境研究所刘晓东团队合作，借助一块采自青藏高原中部伦坡拉盆地（现西藏那曲市域内）、带有脉络清晰的扇形轮廓印痕的“长着小草的化石”，揭开了青藏高原中部2400万年间“长高”的秘密。王宇飞介绍，2400万年前，伦坡拉盆地还是一片古湖，“这棵小草当时就生长在平静的湖边，后被泥沙掩埋、慢慢沉积在地下，化石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纤毫毕现”。通过查阅资料、分析化石同层的花粉组合数据等，研究团队一步步确定了古湖海拔的上下限，也终于解开了青藏高原中部“身高”的秘密──研究发现，青藏高原中部在2400万年间“长高”了约1000米至1700米。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徐仁院士，就曾通过对希夏邦马峰地区一块高山栎化石的古今对比研究，提出了该地区近几百万年间出现快速抬升的观点。王宇飞说，这次对青藏高原中部2400万年前高程和景观的重建，为认识和理解青藏高原抬升动态过程又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生物学实证。

由此的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

何拔儒先生出生在四川盐亭县。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中的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中的解读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斯克兰顿说：“过去也没有一个人类学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斯克兰顿对多贡文化研究提供的模板，正好供我们去理解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嘠山“雪人”的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科学之间的联系。

因为在远古，嫘祖发明“丝绸”和开辟“丝绸之路”类似“高科技”──多贡人物理的贡嘎山解读比较──如果我们不怀疑原始的非洲多贡人有“高科技”的需要──因为最基础物理、数学原理，是不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逻辑也都能成立，是一种抽象思维“智力”，更是自然运动的组合，不然宇宙也不会诞生出“人”这种复杂的东西。在《被禁止的科学》书中，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解读多贡人的许多物理学的例子和方法，都可以联系华夏上古文明和新中国解放后70多年的事情，作比较学解读。例如，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后半部分，抬出国际主流前沿科学的“弦理论”来作评判标准，这使我们之间获得有了一个共同的比较基础──丝绸也类型“弦”。

斯克兰顿在《物理学家多贡人》中说得很清楚：“弦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根据弦理论，能量弦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每年一次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表阿玛神的266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这个完成的图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图非常相似”。

由于我们不是国家主体或国际主体的科学家，而是在没有科研经费和弦论专业培训下的社会基层，坚持业余自学走上独立研究弦论的道路的。所以我们类似是一个“多贡人”或“贡嘎山”多贡人，研究丝绸“弦论”──非洲多贡人生活在马里中部高原尼日尔河的一条近200公里长的有河湾的大峡谷；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书中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与现代人类思维一样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和富于理智的思维方式，有其存在价值和理由。即原始人类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例如多贡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很强，多贡人弦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为抽象，

当然连接古今一带一路的解读，如数年前由四位顶尖学者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无论这部被认为代表了“新史学”中国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多少赞誉，被多少名牌大学当作教科书，它的先天缺陷却是如此的显而易见──没有接触到从“天下”型第三极到古今“一带一路”中，中华文明诞生历史的上五千年前──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

如果说文扬教授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被石之瑜教授的“现实主义”所误判，也有类似《哈佛中国史》的缺陷：如说秦汉不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夏商周才是；秦汉之于中国，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历史──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秦汉建立的也是“天下国家”，都不是普通王国或帝国，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的也是必然的产物。

即整套“天下”体系和政治结构，则是周初的创造，并经过周朝八百年，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三大历史进程的反复糅合塑造，最终才孕育出现代化的“天下国家”秦和汉。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重大事实吗──周朝初期形成的“德治天下”和“协和万邦”伟大理想，直到今天的现代世界还远远没能实现。三千年来谁著史？三千年前谁领先？为什么故意无视呢？将中华文明中的秦汉对应西方文明中的古希腊古罗马，同称“古典时代”，表面上看似乎也算一种学说，但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

在中华这边，秦汉距今只有2000多年，原本的5000年文明史被一下子截掉了3000年，少了一大半；在西方那边，古希腊古罗马本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在内的古代地中海社会一部分，一旦被并入了所谓“西方文明”，原本只有1500年文明史的西北欧社会又接上了另一个社会的1500年历史，最后结果，好像西方文明史比中华文明史还要悠久，还要连续！对于西方学者明显属于“西方中心论”和“现代中心论”双重错乱的问题，实际上没必要再平等讨论，只能彻底扬弃。环顾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里西方学术霸权留下的一个个“精神殖民地”废墟，中国学者还有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要做。

从柳宗元到现在，中华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又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化了1200年，并成功汇入了全球化时代。立足于当下世界回看从“势不可”到“势之来”、从“私天下”到“公天下”的历史发展大势，难道不是来到了“世界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的新时代了吗？而包括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公之大”，不正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吗？从周初的“天下国家”，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属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三千年演进脉络，不是从《圣经》叙事到“现代性”这个西方文明演进脉络，两者在“公天下”大势还是“私天下”大势的区别中泾渭分明。其实，反观西方文明，无论是真实的1500年，还是虚假的3000年，都没有经历过“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自发演进历史，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全球的“天下”时代为全人类指出共同发展方向。

【4、天下中华与现实主义“里应外合”之疑】

为啥“广土巨族、天下型定居文明”等概念，阐述解释“中国奇迹”本质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会被西方的“现实主义”胡说八道？一方面是西方上位者的“现实主义”的本质，让上位者们内心是排斥中国现存制度要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全人类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与中华文明发源的“天下大同”理念，是有天生联系的。

但从另一面石之瑜教授的“‘天下’与‘现实主义’，谁才是霸道？”的疑问来说，石之瑜教授把类似“广土巨族、天下型定居文明”等概念的历史研究，都当成类似他的政治学研究了。我们说：从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观，到石之瑜教授的“‘天下’与‘现实主义’疑难”联系，文扬教授说的“天下”其实也包含“现实主义”，是指没有接触到从“天下”型第三极到古今“一带一路”中，中华文明诞生历史的上五千年前──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是包含有“纯科学”研究成分的，不然就难免不出现“天下中华”与“现实主义”的“里应外合”之疑？例如，类似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成果──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在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制品，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张独特的金面具。有学者考古说是来自黄河中原文明，又有学者考古说是来自中东和埃及古文明，这两种说法尽管相反，但本质相同，“天下中华”与“现实主义”难免“里应外合”。

1、与政治交叉谁科学最先进谁掌握话语权

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这联系解放后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发现3万年前的“资阳人”化石，已涉及新时代关注人类文明于起源世界第三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等之争。

“天下中华”与“现实主义”难免“里应外合”，是喜是愁？这涉及2020年8月28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文章《进击的古基因组研究》，是一篇乐观的报道──“如今‘80后’付巧妹的古DNA团队共有近20名成员，平均年龄30岁出头，他们来自群体遗传、生物信息、生物化学、数据统计等学科领域，与传统古生物研究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学科背景……实验室技术与设施条件，已经可以媲美国际顶尖水平的古DNA实验室。2009年古脊椎所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王昌燧团队，成立了一个含有古DNA平台方向的人类演化与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实验室这个平台方向的第一个成员，就是一位名叫付巧妹的德国博士研究生。当时，她刚前往帕博的团队学习”。但如果古分子人类学，卷入东西方对立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的手段之一，不外乎仍是高薪，或名利挖走人。

中科院院士、古鸟类学家周忠和教授就说：“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在别的单位更容易拿到高薪，我们必须提高人才保障条件才能留住他们”。周忠和院士，1965年生，江苏扬州人。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2010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当年8月就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1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7年《华夏地理》第一期杂志上，周忠和教授发表了一篇《DNA解读人类起源》的科普文章，帕博的故事让他看到了古DNA研究的巨大潜力。我们不是说帕博教授的业务不精，而是说他的古DNA测序对比，没有到过青藏高原泛第三极远古第二个孵抱期地区作考察，而与此作正面交代──有没有我国生命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证书？

帕博教授，即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斯万特•帕博。他为“西方优秀说”争光，据《进击的古基因组研究》说：是1997年帕博团队获得了第一个远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mtDNA；2010年帕博教授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尼安德特基因组草图，第一次直接比较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与现今欧洲人类的基因组，使得有关人类“非洲起源说”大打折扣──这项研究发现，除非洲人以外，当今欧洲人的基因组成里全都包含有 1%~4%的尼安德特人的遗传成分，这种古老型人类从未被完全替代。也许这似乎给我国部分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古人类考古学家帮了忙。但这个忙帮得太大，是帕博教授再接再厉──2014年帕博团队又成功从西伯利亚距今约4.5万年的人类股骨中，获得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发现其约在70万年前与丹尼索瓦人具有共同的祖先，“西方优秀说”铁上钉钉，“北京人”和“资阳人”等不是被“欧洲人”杂交，就是一同完蛋──这项研究不仅首次提出了现代人祖先进入亚洲的路线并非只有单一的南线，还确定了现代人祖先与已灭绝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时间，为“西方优秀说”丰富了古DNA数据库，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不可否认，西方古DNA测序的生物属性具有化石证据无法达到的量化精度，而管控了国际古DNA研究的话语权。但所谓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古人类考古学人才，可以和国外一线研究机构“并跑”，实为“西方优秀说”的“跟跑”。因为发现远古人类骨化石的地方，多为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的地区，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远古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远古人类并不都是“傻子”，喜欢在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的地区生存，而不喜欢人类生活条件适合的地区。

在今天生活条件适合的地区很难发现远古人类的骨化石，是被自古以来的人类占领开发，已经破坏殆尽。亚洲先民演化历史故事的序幕，追溯到一个所有现代人类共同的母亲“夏娃”，她来自非洲偏僻、落后的地区。这与中国地质科学院韩同林教授出版《发现冰臼》一书说的：由于第四纪冰川期间世界成了冰球，只有非洲赤道附近可避严寒，所以欧亚等大洲的古猿人来才到这里，形成人类起源、文明的第一孵抱期有关。这不是说尼安德特人和欧亚同时期的古人类，被来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完全替代，对现代人起源没有丝毫贡献。

非洲是现代人的唯一起源地，这正好论证了“珠峰映射原理”研究的，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纷纷建起了古DNA实验室，本来是一件喜事。可因卷入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就会有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建构意识形态，并力图夺取主导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20年间，因古DNA的保存年限和实验污染问题严重，阻碍它的发展；最终力挽狂澜的，是后来成为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斯万特•帕博。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演化的研究领域，一直是理论、科学、文化等属于重大科学基础的“毛坯房”。

卷入东西方对立争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西方优秀说”，打出“光吃老本是不行的”旗号，很清楚是在号召“跟跑”──古生物学这个传统学科，已经在交叉中衍生出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不紧跟“西方优秀说”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新的学科生长点，等“珠峰映射原理”研究成熟，再布局就失去意义。这里说为啥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原？是因，这都需要有内行的专家，亲身到青藏高原及原盆塞海地区作艰苦的考古工作，就像在青藏高原中部“高山谷地”考古的科学家那样，才有所发现。

5000年来中原黄河文明在中国的优秀，是我们不争的事实。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观，阐述中国数千年来，天下型定居文明和天下型经济体固有潜力的爆发，才成就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进步，也是正确的。但不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与中华文明发源的“天下大同”理念天生联系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真正科学考古，就难免不天生“现实主义”。例如说丝绸起源于北方，在中国学术界至今仍占主流，实际是“里应外合”欧洲古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古丹尼索瓦人，在现生人群的体内存在基因，即使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是在2万年前至3万年前灭绝的人种，但灭绝的古“北京猿人”和留下的“汉人”的祖先，都被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杂交”过，有“洋娃娃”之实。我们不否定人种之间有“杂交”，但这是双向的。“汉人”的祖先是西来说，还是世界第三极说，是科学。

2、四川及盐亭本土嫘祖之争反观“现实主义”

2019年6月16日在绵阳市“王子大酒店”参加“第七届四川省嫘祖文化活动暨古蜀文化研讨会”，听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进同志讲话，提到嫘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她希望我国的专家学者能最后确证下来。但在家乡盐亭，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与我们一起出《嫘祖研究》书的老朋友，如今不愿意我们提李进副省长考虑的“嫘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难题──他们说：“不要说了，嫘祖诞生盐亭在全国已成定论，如炎黄研究会发有文件，也有写进历史课本书的”。

其实李进副省长讲的是真话。但反映“现实主义”的人，正如石之瑜教授所说：“现实主义强调仰赖自己的力量，追求利益是天经地义的……现实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既然人人信仰权力，权力大的当然宰制，权力小的必须臣服”。这与追求真科学研究不同──我们不是说嫘祖诞生地不是在绵阳市盐亭县，也不是说国内其它省市争嫘祖诞生地，没有一点根据。我们是说搞科学如华为任正非总裁所言：自己图强，也望他人图强；但他只顾争图强，也就让他先去实践──科学最后是实践检验的，他失败了，自然也是证明的“进攻性马”。

各地争嫘祖诞生地，现实不就是搞旅游，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当地群众也有实惠，无可指责。其实从科学理清了“嫘祖年谱”、“轩辕黄帝年谱”，各地争嫘祖诞生地的那点根据都能摆平。正如理清了世界第三极诞生第二个孵抱期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的科学原因，世界四大古文明、五大古文明。七大古文明根据都能摆平一样。反观文扬教授说的秦汉不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夏商周才是；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历史──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秦汉建立的也是“天下国家”，都不是普通王国或帝国，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的也是必然的产物。这整套“天下”体系和政治结构，则是周初的创造，并经过周朝八百年，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三大历史进程的反复糅合塑造，最终才孕育出现代化的“天下国家”秦和汉。

文扬教授在提及的全国性的一系列古人类遗址考古中，他把“资阳人”考古被遗忘了，好像新中国曾经的“资阳人”考古是一场“骗局”──这种情况，在目前大多数学者和历史专家中，似乎很普遍。当然文扬教授是无意的，他论述“天下人--天下观”是非常精彩的，然而他似乎对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在新中国刚解放，就在这方面坚持马列主义方向，例如，抓“资阳人”考古等重大战略部署并不理解。其实文扬教授说的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不提与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有关，也不是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2002年出版的在广元市工作的白剑先生的《文明的母地》一书，说“嫘祖诞生盐亭”的传说来自广汉“三星堆”──是他在盐亭考察，发现盐亭有个“三星乡”，与广汉“三星堆”同名；盐亭离广汉很近，“三星乡”没有古遗址，“三星堆”有，所以传说来自广汉。又说“三星堆”发掘的远古青铜器，原本是山东泰山大庙夏朝祭祖、祭天的铜器。由于掌管泰山大庙的夏朝功臣有缗氏部落，不满夏桀的暴政，西迁逃到四川的三星堆，这才是三星堆著名青铜器的来历。白剑先生还说他反对人类起源于非洲撒哈拉说，而类比提出戈壁滩人类起源说──于是远古的华夏族是从戈壁滩走出，由西向东经过甘肃、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发展，再向长江开拓的。

其实我们也可用白剑先生的逻辑，反推广汉“三星堆”的文明发展，来自“第二孵抱期”嫘祖故里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发源的延伸──嫘祖故里盐亭“三星乡”没有远古遗存吗？错。2021年2月23日“澎湃新闻”网发表《四川盐亭县发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已3600年》一文报道：遗址位于巨龙镇麻秧张家坝，四川文物局称该遗址为“张家坝遗址”。发现遗物的地方在张家坝梓江边一处河滩地上，整体面积有上万平方米；距离三星堆160余公里。四川省文物局官方网站称，这是目前涪江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遗迹最丰富、遗址性质最明确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大型聚落遗址。2020年4月至5月绵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盐亭县张家坝遗址开展试掘工作，目前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面积约66平方公里，已发现的遗迹有房基、灰坑、墙体等，遗物有石璧、陶罐、陶豆、鸟头形勺把等。

就在“澎湃新闻”网报道不久，我们在绵阳市里偶遇盐亭县司法局的童柏林先生和他爱人向老师。我们是熟人──向老师的父亲是原盐亭玉龙镇“三星乡”张家坝人，生前曾在玉龙镇政府同我们一起工作过。在相互问候中，谈起巨龙镇麻秧张家坝发现类似三星堆考古遗址时，向老师说：发现古遗址的张家坝梓江边那处河滩地，就在老家她娘家附近。我们感到很奇怪──不是说在“巨龙镇麻秧张家坝”吗？怎么到了“玉龙镇三星乡张家坝”？向老师说：她家就靠近麻秧张家坝，前年盐亭县搞乡镇新行政区划，已经把原三星乡张家坝她家周围的几个生产队，划归到新区划编的“巨龙镇麻秧张家坝”了。

这样说来，白剑先生原先说他在盐亭考察“三星乡”没有古遗址，现在有了──原因何在？古人类遗址考古是一件“科学工作”，特别是古人类分子考古更是一件高深的“科学工作”。大的古人类遗址考古从来都是国家或国际投资的项目，需要科学训练，需要仪器设备人手。为啥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斯万特•帕博教授，掌握了欧洲古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古丹尼索瓦人古分子考古的国际发言权，就因他们创新的古人类分子考古方法，国际上的科学家还没有人超过他。对于我们曾在家乡盐亭做的“嫘祖考古”，最使我们感到伤心的是，个别曾经的初中同班同学、甚至是同乡的亲密朋友，在老年退休的聚会中，会当面说不信“嫘祖诞生盐亭”──初中毕业后他们都回乡参加工作，60多年过去了，家乡那种偏僻绿水青山的面貌，并没有突飞猛进的大变化。所以他们说“传说归传说，历史归历史”。

我们理解他们的“现实主义”。60多年前没有“搞旅游建设”之说，“嫘祖传说”也被认为属于“封资修”。他们奋斗过来不容易，但我们与他们分手，偏僻农村极少数人从初中进入大学，长期工地锻炼奋斗过来也不容易──我们追求的就是搞历史要“科学”──我们关注“第二孵抱期说”的开始，是1958年大跃进在盐亭县玉龙区中学读初中时，到梓江河坝的祠窑坝一处乱坟加鹅卵石、芦苇的小山岗劳动开荒，同学们从黄泥巴土的地下挖出不少古陶瓷片，对这里传说的是盘古王时期做陶盆、陶罐的工场，才有了感性认识。因为我们的家就在梓江支流举溪河上游的天垣场，小时候就听大人常说：黄河古时曾改道流入四川下段西陵河的盐亭梓江河坝。在这里U字型的河弯，因搭救起许多从上游放逐下来的战俘、犯人、叛逆者和西来游客，反而成就了这里西仔山对面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而被称为祠窑坝。

祠窑坝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发明轮盘做陶盆、陶罐的青年师傅，与西仔山的一位能干美丽的渔家姑娘相恋。但他们的爱情遭人挑拨：说祠窑坝只能建99座窑，超100座定要出乱子，因为姑娘怀孕的儿子将作人王。由此受陶窑主的迫害，这对情人一天星夜，沿西仔山下的榉溪河出逃，黎明走到天垣五面山一侧的垭口，姑娘肚痛难熬，躺倒在一块像碾盘的大石上。此时一阵阵扑鼻芬芳花草气从另一侧的老窝垭口吹来，那里有一座城楼似的小山，现称圆胞山。姑娘在圆胞山下芳草沟生下的孩子，就是上古赫赫有名的浑沌氏盘古。

由于缺吃，盘古父亲的一些陶工朋友，夜里到附近五面山本部落的观象台偷天灯的燃油，后被抓住。观象台老司主得知天下将有圣人出，在劫者难逃的传言，反而让盘古在五面山度过了幼年和童年。以后盘古因同父亲和众多的陶工、渔工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又有老司主的指教，眼界大开，知识大增，胆慧大发，而萌生了创建天下双赢是一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东南西北中青赤白黒黄五帝的设置，正是受五面山的启迪而议定的方略。相传为纪念盘古，大禹将躺过盘母的碾盘石，命名为盘母石；这处垭口的大山被命名为袖头山，并在袖头山下树立了龟碑。20世纪初榉溪河畔出了一位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家何拔儒，1903年他留学日本期间破译了袖头山龟碑上的文字为《盘古王表》，从此奠定了天垣盘古传说的历史地位。

何拔儒对“汉族”的“汉”字来源的理解：“汉”字包含从“汗”音以及“汗牛充栋、大汗长流”等意思的劳苦、劳累、勤劳、下层大众，两者都宝藏“多数原则”、“大汉、汉族”等引申。如果说“大多数原则”，是对一种提案或选举表决的判定程序，那么它同中华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是有文化基因关联的，甚至同“汉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有文化基因关联。例如有人说，2025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但印度有200多个民族，中国才50多个，汉族仍是世界的“大多数”群体；它是如何起源的？“第二孵抱期说”讲过：在围绕青藏高原和古四川盆塞海经历的海洋文明自然灾害，如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地质的山崩地裂天翻地覆的磨练，团结抗灾，才奠定了团结抗灾中心活动地区的“远古联合国”，和形成了以“多数”原则的“汗牛充栋”族群中华的“汗族”之来历。

白剑先生说“三星乡”没有古遗址，是先前没有人关注。向老师说：盐亭县前年搞乡镇新行政区划把原三星乡张家坝几个生产队，划归到新编区划的“巨龙镇麻秧张家坝”，是有人关注了──据四川文物局网站介绍，上世纪80年代麻秧村民在大坡山顶植树造林时，曾发现石璧窖藏一处、石壁一组（共10枚），其中1枚为半成品，系属古人开展祭天活动后的遗存。此后这里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21年2月22日绵阳市博物馆的钟治馆长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胥辉，当地已按程序向国家文物局报批，还在等待国家文物局批复，报批程序完成之后，发掘所需的专项资金才会到位，发掘工作才能正式开始。

3、远古“第二孵抱期说”考古是科学

如何确定“第二孵抱期”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发源地的古人类遗址田野考古，是一个新课题，没有“标准件”。

2000年四川省出版的《文史杂志》第2期发表的《"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一文，列出了盘古至禹的该年表。历史学家王立说：“在没有更好的证据出来之前,《盘古王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2000年前后，国家投资建设的盐蓬高等级公路，已依次通过“盘古王表”中的金二伯、盘古、嫘祖等三位人物传说曾活动过的三座名山：衣落山、五面山、长平山。其中衣落山地区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更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还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制造青铜像，而且会观天象。

金二伯反对嫘祖与黄帝轩辕完婚 ，反对嫘祖扩大“远古联合国”领袖人选，把政权交让给轩辕氏、把“远古联合国”总部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因实践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所以传说后来金二伯自觉找到嫘祖和黄帝，跪在他们面前“负荆请罪”。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原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颜晓亚摄影师，认为很有价值。后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已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

2008年3月28至30日西南石油学院的常健民教授，到盐亭踏勘了解盆塞海和海啸遗迹的地点、地貌、地物、传说、早期工作、地方关注等情况，想以地质学和地球翻转观念去解读远古遗留的地质剖面现象。常健民的盆塞湖和海啸遗迹地质考察，是注重历史的真实。

常健民，1944年生，南充市人。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川北和西昌等地从事野外地质技术工作。1980年调入西南石油学院地质系任教，到2004年退休。2004年常健民教授完成《地球翻转》书稿，2015年正式出版。2008年我们陪同常健民教授在盐亭踏勘了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回龙山、公子山等山寨城邦文明遗址，他观看了多处收藏的文物后认为，从玉龙镇、高灯镇、金鸡镇等地区密集的古山寨遗址景观看，盐亭存在远古文明事实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烟鼎山脚下申家沟台地上露出的民间俗称为“石条球”的约七米高竖立的“石柱”，有可能是这个远古文明留下的建筑物遗存，值得发掘。

但常教授也认为“大围坪地貌”是地质学的常态，类似山区测量图中的“等高线”，即作为海啸遗迹不可靠。这也许也是我国大多数地质学家的意见。但这也是何拔儒先生早就预料到的事，所以他才在天垣盘垭村鼓动建起了小场镇，以此地作为“大围坪地貌”研究的一个典型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常健民教授也显露出分不清“丹霞地貌”和“大围坪地貌”的区别：在盘垭村袖头山脉，大围坪地貌像一条大章鱼包围在榉溪河的巨形弯弓中，不是“常态”的证据是：王家坪和黄家湾已是袖头山脉一个垭口相隔的两边围坪地貌，但两处的地平面几乎在一个水平面上，显露出“大围坪地貌”并不是“常态”的证据。常教授对此没有作答复。半个世纪以来石油勘探在盐亭这块地面上已进行过无数次的测量，“大围坪地貌”在石油人的眼里已见惯不惊，但即使在盐亭，玉龙镇地区的“大围坪地貌”和紧临的黄甸镇地区的地貌也有区别，一些石油人并没有看出“大围坪地貌”形成的特定性。

2004年3月20日中国记协组织的第三批全国各地的报刊、电视、电台夜班编辑在海南休养，我们是其中一员。一天坐在车后，看到前排黑龙江的张伟先生拿的《东方早报》，刊登北京学者苏三称中华文明起源自中东，“三星堆”属于古犹太文明；中东是人类“文明的子宫”，中华文明则是它的“宫外孕”的文章。说实话，我们不赞成苏三的观点。因为我们多年研究发现，中国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难于建立八千至五千年前中华多代“远古联合国”历史实地研究的平台，原因是没有如目前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的那种远古文明遗迹。

虽然那里的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早已被破坏，但那里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景观随处可见，如在绵阳涪江和梓江下游区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古山寨群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古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崖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床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这使人想起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绵阳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如果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即使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考古队齐聚绵阳市盐亭等县区，也有平台能安置。因此把苏三的观点反过来，把1.2万年至５千年前的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现象，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孵抱期”，而中东文明则仅是它的“应用期”，不是也行吗？

“5•12”大地震后，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

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3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岷江上游迭溪一带于71ka左右，发生了大面积堵江事件，形成了上游长约30km的堰塞湖。堰塞坝位于迭溪以南的下游河谷，沿江分布约10km。该堰塞湖持续了60ka，于11 ka左右，彻底溃坝。青衣江上游五龙乡古堰塞湖85ka前形成，35ka前溃坝，规模不详。大渡河上游开绕村古堰塞湖长于5km，堵江时间不明，20～17ka间溃坝，堰塞坝位于色玉村一带。依据这些古堰塞湖的沉积、构造、关键层位光释光测年数据，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划分出青藏高原东缘晚更新世中、晚期，存在85～70ka、43～30ka和20～10ka的3个构造活跃期，可对应于青藏高原古里雅冰芯δ18O曲线，体现出的C1,C3和C4的3次气候冷暖转变期。

他们指出大规模堵江事件，是快速的能量物质转化过程：地震释放强大内能，气候因素使得物质得以积累，深切河谷是堵江的有利场所；构造-气候耦合，促使大型洪积扇发育、大规模堵江事件发生，进而改变河流动力、塑造河谷地貌。据李海龙先生介绍，这只是张岳桥教授领军作的青藏东缘工作之一。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张岳桥是温总理亲点的科学家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科学家。李海龙是张岳桥教授的助手，各方面的工作都是由张岳桥来安排。李海龙的工作集中在岷江和大渡河内，他为川西特殊的地貌及神秘的历史吸引。

正是在2009年做完了川西的工作之后，李海龙对四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苦于没有做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入手点，这时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堰塞湖，看到了绵阳市对古盆塞海、大围坪及盘古王表的研究报道，就更觉神往。他感到绵阳市盐亭大围坪地貌、嫘祖历史，或许是解开这些问题的一把金钥匙。然而历史久远，这把钥匙或也已经锈迹斑斑了，他只能希望这把钥匙今后越来越亮。

李海龙先生还有一点想法：盐亭离三星堆很近，为岷江的姊妹河流涪江的下游。四川学者有成都大学的王兰生先生猜测，三星堆的毁坏可能与堰塞湖溃坝有关。这听起来蛮不可思议，但只要想到1933年迭溪地震后，整个迭溪古城下陷了约70m。这处堰塞湖于两个月之后溃坝，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损失，足以体现出古人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李海龙说，5•12大地震之后，唐家坝堰塞湖如不在人力下疏导，其溃坝对下游的毁坏也是很难想象的。张岳桥研究团队2009年以来在野外的一些考察工作，发现了岷江上游，在史前7-1万年（主湖期可能是3~4 -1万年）期间，存在一个大型的堰塞湖，长约30Km，其规模远远大于唐家坝，河道堵塞近10公里，对比看来当时地震的级别绝不会小于5•12大地震。

张岳桥研究团队还发现这一时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中，仍有很多大型堰塞湖（在进一步研究中），规模均很大。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溃坝意味着大量的水，被卸载到盆地里面。李海龙说，他个人认为，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具体的数据还要做更为细致的工作）。而这些堰塞湖，在一万年左右溃坝的原因，可能跟气候转变有关，也可能跟大地震有关。中华上古有传说共工撞倒了不周山，造成了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继而洪水泛滥，这一幕与1933年迭溪地震颇为相似，这有可能也是一次大地震的纪录。地震造成了山体滑坡，堰塞湖溃坝，对于下游的人们，才有水从天上来的感觉。

李海龙说，如果地质能和四川盆地特殊的历史联系起来，会不会有一点突破？盐亭离三星堆很近，但不属于岷江下游，而是嘉陵江的中游。如若是岷江等上游水系众多的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造成的四川盆塞海，那么盐亭等嘉陵江的中下游的大围坪地貌，也许就是此时期盆塞海的海啸造成留下的。

李海龙先生自我介绍是：“我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工作，80后生人，现在做一些地貌及气候方面的研究，有些也涉及到人文领域。最近的工作集中在岷江和大渡河内。为川西特殊的地貌及神秘的历史吸引，看了大围坪及盘古王表的报道后更觉神往”。有人说如果刘东生院士的黄土研究，被誉为认识自然历史、气候变迁的第三本书，那么在绵阳涪江、梓江下游区域壮观的大围坪和古山寨遗迹地貌，就是曾发生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可被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

但是李海龙先生说，考古学和地质学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现代考古学也确实借鉴了很多地质学的研究方法，但考古学里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实证大于推理”。在没有实证的前提下，则是“残简胜于口传”。依据他对盐亭嫘祖的了解，只能算作是口传和推理。

李海龙先生说，他确实有心去揭开这段远古的历史，但是要想说服别人，恐怕还是很难。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就是大围坪地貌，他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这方面的考证工作他可以做。第二：关于盐亭有没有海啸证据，他有个朋友做海啸研究，可以说服这位朋友去看一看；但是他自身首先是怀疑的。因为这个地方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第三：存不存在历史上的盆塞海？存在了多长时间？这个需要实证，就是湖湘沉积层。四川盆地历史上，可能存在过汛湖，就是汛期的时候被淹没，这跟它的地理条件有关，但是时间不可能很久，水位也不可能很高。他虽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具体调查，但是他手头掌握的资料，没有盆塞海存在的证据。当然，这类似谈到资阳人，争议也比较大，很难确定出准确的时代。即使地质上定年，也是很难的事情。以上这几方面，他还只是做地质、地貌方面的研究。

“第二孵抱期”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发源地的古人类遗址田野考古的确定之难，还可以和三星堆田野考古，对它的起源目前也只能进行猜测作对比──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地箔、象牙……其中，金器是否受到域外文明的影响？青铜器如何铸就？大量象牙产自何处？成为世所瞩目的焦点。特别是黄金面罩，从制作工艺看，这是古蜀人先将纯金锻打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再将眼和眉处镂空后包贴在青铜人像之上，经捶拓、蹭拭、剔除，再使用土漆之类的黏合剂黏合而成，步骤繁复、工艺精湛，可见古蜀人的黄金文化确有独到之处，与金二伯有关吗？

这种文化多见于西亚、近东及古埃及，难道古蜀国通过某种渠道受到了西亚文化的影响？而三星堆中出土不少薄如蝉翼的金面罩更加重这种怀疑。众所周知，制作黄金面罩的风俗为中国所少见，反而多见于古埃及和古希腊，难道说古蜀地金二伯真的有某种途径，能在上古时代就接触到近东地中海文化？但随着对三星堆金面罩的形态、装饰方法以及用途含义研究的深入，考古学者还是更倾向于认为三星堆文化和西方无关。因为三星堆的金面具粘贴于青铜人头像之上，多用于大型祭祀活动，和古埃及古希腊将黄金面罩用于丧葬死亡场合两者内在逻辑截然不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有人将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具与埃及甚至古希腊对比，“但目前看来，除了金、面具要素外，还看不到直接的联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曾著文认为：“在河南、山西和陕西考古发现的权杖（头），发现这些权杖均出自（夏商周）三代时期王畿内的高等级墓葬……从而证明，夏、商、周时期部分社会高层已接纳权杖，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礼仪器具中的斧钺、青铜礼器并列，共同构成象征王权和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可见，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三星堆出土权杖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有很多西方学者对于这个古老文明提出质疑，认为三星堆文化起源于西方，和中国文明没有关系。根据考古鉴定，三星堆周边是不产黄金的。黄金可能来源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云南丽水等地，也就说，古蜀国影响力已经发展到了云南等地，考虑到三星堆文明跟《山海经》神话传说有一定的联系。古蜀人应该跟中原文明有一定的联系。但这也是令人疑惑的一个地方，三星堆遗址距今5000年至3000年，属于夏朝至早商时期。这个时期中原文明刚刚发展出炼铜技术，而古蜀人金二伯等不仅掌握了炼金术，同时还拥有高度发达的炼铜、炼金铸造工艺，按照古蜀国的影响力，中原文明难道就没有受它的影响？

如此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古蜀国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载。古蜀国的这些技术到底从何而来？古蜀人就好像玛雅文化一样，突然间横空出世，在拥有发达的文明之后，又突然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科学家对它们的炼金技术也非常好奇，有人质疑古蜀国真的是“外星文明”吗？当然，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其实，从“象牙”化石田野考古出发，也能证明三星堆文明发源于本土“第二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这是我们有第一手实证事实根据的：

1990年我们在盐亭县科协作秘书长，县科协干部何万全带他的熟人、盐亭县七宝海门村小学退休教师潘耀辉来找科协，请鉴定潘耀辉保存的古象化石。潘耀辉老师说1970年代，海门村的群众修堰塘，挖出了几具古象的化石，其中的一具还较完整。古象化石摆满海门小学的一间大教室，由于无人管，又影响教学，大队干部中有人建议运走埋掉。于是他挑了一块较完整的大象牙化石收藏了起来。

10多年过去了，他听何万全说县科协在支持研究盐亭嫘祖古文明，就请何万全陪同来了。我们看那古象牙化石，大得比像办公室里坐的藤椅靠背的顶圈还大，惊呆了。立即建议潘耀辉和何万全带古象牙化石，我们一起去找县文化馆的领导，因为当时县文化馆在负责文物管理。县文化馆的主要领导不在，只有副馆长赵紫科同志在家。赵紫科的意见是要帮文管所收购这具大象牙化石，他代垫的钱是20元到40元。潘耀辉不同意，就把象牙化石收回。后来听何万全说，潘耀辉还把象牙化石拿到过成都，也因收购价没谈妥。后来的事，我们就不知道了。可见盐亭埋在地下的远古文物也许众多，但考古并不是这里100%的人的事。由于投资大，缺乏深厚培养的人，风险很大。

【5、人类起源/文明三个孵抱期科学初探】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观其实是主张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更加公平的一种全球化──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居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境地。但是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这必然引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严重不适应，对中国的围堵是必然的选择。例如，从2020年3月新冠病毒疫情在西方国家全面暴发，使得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提前到来。在动荡的世界中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 处于这么一个大动荡时代，中国何以应对？这关系到能否实现“天下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可能存在共同的交叉点；人类文明的现代和未来，也将是走向全球文化的整合与星球文明的形成。这就逼迫“全球化”要研究“大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历史上，人类起源/文明存在的三大孵抱期：（a）第一孵抱期在非洲；（b）第二孵抱期在亚洲；（c）第三孵抱期在欧洲。历史要讲“大历史”才行。

1、第一孵抱期在非洲

时间是从第四大冰期的200万年前，到20年前大冰期转暖，人类从非洲走出。孵抱期地点在非洲大陆赤道附近。第一孵抱期主体是“黑人”，打造的“福流”特征为统一的全球人种和迁徙生存。

人类非洲起源说，一直存在争议。但目前采用的遗传技术手段考古非洲古人类化石，通过化石证据和遗传学证据，对现生人类的DNA变异程度，往前推测出古人类历史的遗传学家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和模型尽可能去接近真相，并没有被否定掉而且已成为主流。

例如，非洲起源说依靠的还不仅仅是人类化石的直接证据，著名的“夏娃理论”，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几位科学家，利用线粒体DNA只有母体遗传，因而追溯过程最后导向一位是单一的女姓祖先。他们根据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的计算，认为所有婴儿的线粒体的DNA向前追踪，最后追到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即所谓的“夏娃”。此外基因组多样性研究表明，非洲人在所有的现代人群中的多样性是最高的，并且有着广泛的群体分化。这个结果与人类线粒体DNA谱系根部，在非洲的结果也是相吻合的。

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等科学家，正是通过此类方法实验检查，发现虽然目前为止，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化石在演化时间分布上具有连续性，空间分布上南北都存在；且不仅如此，中国的古人类在体质特征、文化遗物上（如发现的石器制作技术）也是一脉相承的；但这一切体征，也与我国“资阳人”研究已有观点是相合的。

第一，“人类起源于非洲”说的DNA序列的特性，是指现代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而不包括地球上曾经生活过，后来灭绝的人类。这里有一个类似把从西藏到西南的蜀山之王贡嘎山，从远古“贡嘎山人”，搬到现场解释非洲多贡人，需要的“高科技”浓缩历程的探索。远古巴蜀智人也许在约200万年前走进非洲，就加入到人类及文明起源第一个孵抱期与非洲多贡人的建设，和杂交。其次根据“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图”，主张第一孵抱期在非洲的原理之一，如地质学家、搞冰川冰臼考古的韩同林教授就认为第四次大冰川期的地球，除赤道地区外曾是一个大冰球，所以非洲大陆赤道地区成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地──被称为“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一个孵抱期”。

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证明人类从高等动物起源的统一性，是西藏雪山高原因带耐寒基因和耐氧基因的远古人下到巴蜀盆地生活，通过吃熟食（烧烤，熟、苏声、蜀义）再进化，在约200万前的世界第四次大冰川期降临全球后，此期间只有非洲赤道附近的地带，才有绿州。迁徙到此非洲大陆赤道热带地区，与那里的远古人一起生活、杂交，进化为现代人类。在第四次大冰川期开始结束的约20万前，又从非洲走出，分陆路和海路，在约10万--2万前在亚洲东部太平洋海岸折回，终于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

因为自2010年开始，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陈发虎教授带领的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发现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白石崖溶洞的夏河人下颌骨化石的研究，推证“贡嘎山雪人”、“夏河人”等在70万年前扩展至欧洲成为尼安德特人；至16万年前到达西伯利亚地区成为丹尼索瓦人。这能为全面了解夏河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非洲“智人”等古人类DNA基因遗存，揭示其杂交的链路起源。总之，第一孵抱期打造全球的人种与迁徙，是双向的。

黑人、白人和黄种人的基因，在迁徙后的非洲聚集统一，又在迁徙后分布全球。多地区说正是这种统一下时间段，或者地区段的区别，与产生的黑人、白人、黄种人等区别的实际表现。而德国马普所帕博团队，和中科院古人类所付巧妹教授等的古DNA研究揭示，已灭绝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有 “混血”，也属于此。

但由此，新时代“现代人未必起源于非洲”的声浪，也高起。此说研究，有漏洞吗？如2021年2月号《奥秘》杂志发表的《现代人未必起源于非洲》一文，是2020年10月21日《科技日报》同类观点的继续。这是中科院古人类所葛勇博士和高星教授向记者的阐述：他们主要是把“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说，换名为“完全替代假说”，然后再与他们支持的“区域演化假说”比较。高星教授说：“区域演化假说”认为，不存在“热带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类曾灭绝”这一事件。即各地区的本土人群未曾灭绝，只可能存在与非洲人群杂交的情况。

高星教授说，自从“北京人”被发现后，尤其是德国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提出“多地区进化”的假说以来，东亚人群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连续演化的，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直至现生人群，不存在演化的中断和替代。神州大地不存在距今10万年前至4万年前的材料空白，这就使得“完全替代假说”支持者所谓存在材料“空白期”的说法不攻自破。但约7万多年前多巴火山喷发导致“热带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类灭绝”的说法，影响十分深远。

葛勇博士也表示：虽然多巴火山喷发的规模很大，可能对附近区域造成了短时间毁灭性的影响，但并不具备导致全球人类灭绝的能力。葛勇博士和高星教授没有提及“第一孵抱期在非洲”。但这个观点也并不是他们批评的“完全替代假说”；相反，这后者还可说清他们支持的“区域演化假说”，以及欧洲古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古丹尼索瓦人及古“北京猿人”为啥灭绝？因为葛勇博士和高星教授用以反驳“完全替代假说”的两点，其时间差，正是“区域演化假说”的漏洞。

一是他们说是“约7万4千年前的多巴火山喷发是‘完全替代假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即“多巴火山喷发造成了地球长时间的寒冷，而这一结果恰好能够对应‘完全替代假说’认为的6万年前至5万年前的‘热带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类灭绝’这一事件”。

但“第一孵抱期在非洲”，韩同林教授等说的是：第四大冰期的200万年前的地球，除赤道地区外曾是一个大冰球，只有非洲赤道附近可避严寒，所以欧亚等大洲的古猿人来到这里。“第四大冰期”是一个宇宙银河系、太阳系规律发生的大事件，而多巴火山喷发仅是一个地球发生的小事件，两者带来地球严寒的程度不可比拟。所以葛勇博士说的多巴火山的喷发不能用于支持“完全替代假说”，是对的。

二是葛勇博士和高星教授说：“现生人群的体内也存在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而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是在2万年前至3万年前灭绝的人种，以往认为这些古老型人类，对现生人群没有贡献”。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因为“第一孵抱期在非洲”，韩同林教授等说的是从200万年前第四大冰期，到20万年前才开始转暖。已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从非洲分陆路和海路走出。在约10--2万前在亚洲东部海岸折回。这些走得最远的古人必定更先进。

而“第二孵抱期”终于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到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定位的3万前已加速。即对从非洲走出的现代人种的基因，在智能和生存能力方面的进化，有更大的提升。而欧洲古人类尼安德特人是70万年前出现的。1979年出版的《辞海》，注释“北京猿人（北京人）”不少于69万年前。

这说明即使它们从非洲走出，也是在20万年前，没有经过“第二孵抱期在”的提升，因此到2万年前至3万年前消亡并不奇怪。即使16年万前出现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从“第二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走出，在“第二孵抱期”的时间也很短。更不说丹尼索瓦人携带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比例很大，更有可能是从欧洲迁徙走出的尼安德特人的后代，即也没有经过“第二孵抱期”的提升。如果葛勇博士和高星教授等不相信，他们可以把自己身上的基因，用“二代测序技术”方法比较，看是不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杂交”的，还是本土“第二孵抱期”提升的现代人种？

2、第二孵抱期在亚洲

时间是从第四大冰期的20万年前转暖，人类从非洲走出，到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定位的3万前开始加速，结束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即张献忠兵败牺牲于四川盐亭-西充边界凤凰山的1647年，与张献忠出生的1606年之间。孵抱期的最初主要地点，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前后的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及四周的大陆省份。第二孵抱期主体是“汉人”，打造的“福流”特征为统一的国家形态和文明传播。

第二孵抱期最早打造全球的国家和文明形态，也是互动及双向的。2021年2月27日中国科技部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第6条“2020珠峰高程测定”，并向全世界公布中国和尼泊尔科学家团队开展科技合作，历史上首次共同确定了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峰雪面高程8848.86米。将为珠峰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自然资源管理、地质研究与调查、地壳运动监测、气候变化和冰川冻土研究等领域提供宝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也是对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珠峰映射原理”的宣示。

2019年2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的《李后强：“天府学”建立恰逢其时》一文中说：“天府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 天府地质天府地貌学主要研究四川盆地地表形态及其演化规律；在时间轴上的演变特性；天府民族学是天府学的源泉；盆地民族来源及其互补发展规律，等等。即使西方有一大批类似德国古DNA与古人类学研究专家斯万特·帕博教授这类能干人才，但由于缺乏对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纠缠形成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及其人群先祖和遗民的基因序列的大规模国内外联合考证研究，所以今日帕博说的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路线图是不实的。

2021年2月25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中国学者Nature发文：识骨寻宗》一文中，报道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教授研究“汉藏同源”等成果，验证了语言学上“汉藏同源”理论。王传超教授说：“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这项研究的手段基础是直接得益于二代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2010年前后西方发展出的高通量测序技术极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为古人类基因组学研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王传超教授感叹：2000年前后基因测序每一个位点大约花费1美元，测一个人类的全基因组费用高达20、30亿美元，现在仅需3000人民币。高通量测序技术为古人类基因组学研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王传超教授说：“古人类去世后被埋葬在土壤中，他们的DNA不断地降解、腐蚀，并且土壤中还有很多微生物、病原菌。今天把他们挖掘出来时，实际上要从一堆已经降解、污染的骨头中去还原这个人的DNA信息，新的测序技术帮助我们从大量数据中获得有用的信息”。这要一种超净实验室，它是古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标配”，厦门大2017年建立起这一“利器”。研究人员需要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口罩、手套、头套，还要经过风淋室才能进入这一“时空隧道”，与古人类相遇。

由此“DNA研究结果表明，距今约5000年前黄河流域先民与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人群存在同源关系，这表明他们既是中原汉族人的祖先，也是藏缅人群的祖先”。可惜这种“利器”手段，还主要用在经济发达的沿海等周边地区。诚然，分子人类学古基因检测双重验证方法是正确的，使用实验检测设备仪器是先进的，他们培养教出的一些中国古DNA与古人类学研究专家是优秀的，但不承认珠峰映射原理可证实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的存在，就像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本来应该去大山里打“猛兽”，却开到平原上捉“飞鸟”。

到2021年2月14日中国新闻网又报道晚更新世青藏高原新视角，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陈宥成教授等，首次发现青藏高原东南部腹地通天河流域典型石核-石片工业，及周边地区石器工业呈现显著时空多样性比较研究，塘达-歇格遗址石器工业与长江三峡2-4级阶地井水湾、冉家路口等晚更新世遗址石器剥片模式具有相似性。推断大约为晚更新世由长江中上游地区(或其他邻近的河流)沿河谷扩散至青藏高原，人群扩散的驱动力来自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狩猎采集人群人口压力的增大。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多样化衔接中科院陈发虎院士等近年来的考古材料，有专家说是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东北部早在中更新世晚期距今16万年前，曾被丹尼索瓦人开发占据，高原腹地羌塘地区在距今3-4万年左右，曾有石叶生产者活动，说明人类来回活动在青藏高原中高海拔地区远比以往的认识要早。但古丹尼索瓦人是来源青藏高原，迁出后又返回的吗？专家没说。

如果把“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类比多体一元类似的霍金黑洞辐射现象：例如，约20万前从非洲走出的还分散在巴蜀远古盆塞海文明外的现代人，也会不断地被吸引进入这个多体一元“黑洞”，加入到文扬教授说的“天下人”队伍的“远古联合国”；但最早逃逸离开的智人，也许就类似2019年5月我们在北欧六国旅游，听北京国际旅行社领队李志杰等导游一路说的早期“维京人”的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还因为2019年上海复旦大学文扬教授写的“70年对话5000年”系列文章和《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提出中华文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的概念。

因为文扬教授把这个“天下”型国家起源的历史，限定在中国东部、中原和夏商周时代，这就有个缺陷──类似“维京人”的“西方优秀论”，是一个中华文明一直是“中原优秀论”。这无形与如今“80后”的古DNA学界，有人认为的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以及古丝绸文明起源于东北亚等研究，一同提供了误导。

这类考古，实际暗中是帮德国马普所等西方作宣传“维京人”优秀──认为欧洲古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古丹尼索瓦人，比“北京人”厉害──汉藏语系人群的基因突变，有可能是被尼人和丹人杂交的“洋娃娃”人。但这是没有我国西南土著人群，DNA实测根据的研究。

所以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等学者的“珠峰映射原理”研究，认为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这联系解放后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发现3万年前的“资阳人”化石，已涉及新时代关注人类文明于起源世界第三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那么第二孵抱期打造的主要特征的国家形态和文明传播的说法正不正确？因为国外的世界历史书，远古一般说的是部落，酋邦、游团，只有古书《山海经》说“国”。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远古联合国，都因我们就出生在嘉陵江流域有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核心地区，有数百座古山寨城邦遗存和大围坪地貌，在传言前辈何拔儒等学者类此观点的影响下，数十年都这些地方生活工作并默默无闻地进行暗中验证，终于有了第一部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成果──1993年7月《嫘祖研究》一书，由都都科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曾得到绵阳市人大、盐亭县人大和政协的支持；绵阳市政府给予出书经费；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书记题写了书名，众多省、市、县领导给出书题词。中共盐亭县委宣传部给书写的《序》中说：“希望一切有关嫘祖是否为盐亭人的争论，最好抄当代高新科技的研究，如用分子考古学、遥感考古……等国际先进科学成就来论战” ──这是近70年来在县级领导部门指引嫘祖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争抢”嫘祖出身地的其他各省市县领导部门中，没有这样明确提出过的。它的意义是显然的──提升了科学的硬度。

1993年第3期《四川丝绸》杂志发表的《嫘祖年谱初探》，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嫘祖研究》一书发表的《嫘祖年谱初编》，都提到现代人类在第四纪大冰期后期，约20万年从非洲走出存在文明起源的第二个孵抱期问题，实际就暗指是“远古联合国”。这是把早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远古联合国时期”、“部落游团酋邦时期”、“王国国家时期”等三种分类。以四川盐亭县流传的天垣《盘古王表年表》设为上古编年史，从盘古到嫘祖的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可以追溯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但只有第二个孵抱期才可划为“远古联合国时期”。夏朝以前到嫘祖可划为“部落游团酋邦时期”。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等可划为“王国国家时期”。正是有远古联合国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也才有产生后来出现的《易经》、《山海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以及墨子、庄子、惠子、孔子、老子等古代著名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基础。“嫘祖研究”分子人类古基因检测硬度有：

在该年谱第83条中写道：“公元前3092年，为开辟丝路，嫘祖轩辕巡视东北，并到了朝鲜”。据《参考消息》报道：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重视朝鲜上古史研究，1994年金日成主席生前为此视察了檀君陵。因为朝鲜自古就有“檀君神话”，传说天帝之子桓雄天王率领3000人马自天而降，来到太白山顶的一棵神奇的檀树下，造就了古朝鲜开国鼻祖檀君王俭。在平壤市郊江东郡的檀君陵现还存在；尽管日本曾盗掘过该陵墓。在金日成主席的指示下，后来朝鲜社会科学院还是在陵墓中发现86块人的遗骨和一些遗物，经现代科学手段的多次检查，证明遗物的年代是约公元前3016年的。这是《嫘祖年谱初探》经受的一次严峻的国际考验。

2020年第2期《求是》杂志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教授发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一文，作为探讨一批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忽视周总理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使命感的对“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史的重视，是否也像德国马普所一样缺少了对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纠缠形成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及其人群先祖及遗民的基因序列在此地区的大规模国内外联合考证、研究总结呢？王巍教授用“生产力”来代替“文字和冶金术”，并不能体现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的文明高度与特征。例如“文字”一说，类似苏三教授《发现文明》书中说的5500年前--3250年前的西亚文字、中国甲骨文字，古埃及文字、克里特线性文字、迈锡尼线条文字、汶查文字、腓尼基字母等，仅仅是一些刻符或记号，并不能长篇造句叙事，而且只掌握在上古人群的上层极少数人中，并不流传通用。

据《嫘祖研究》一书中的《上古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华民族上古文字最初应是结绳文字，发展到草节注义、注音文字，即卦爻太极文字，再到天干地支文字──上古人把摆卦爻用的草节茎棍，还推进发现卦爻有26个供拼音的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卦爻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由横线的阳爻“－”和横线中空白的阴爻“--”两种爻象组成。但把阳爻“－”减去阴爻“--”等于一个“点”（―－--＝•），类似可显示在电脑上一样，如果保留“•”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迭排列，可构成26种卦爻基本符号，恰好对应26个汉语拼音文字类似的26个英语字母，而具有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可承担起传递上古语言和信息的任务。这就是所谓远古联合国广泛使用的太极语卦爻文字。然后才是甲骨文字，接着才开始史后文字时期的那种顺序。

其次，用“货币”贸易来作上古文明起源第二的特征概括，西方和王巍教授共同都没有提到。因为《嫘祖研究》一书联系“摇钱树”对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发现──据古文献《淮南子•说林篇》记载，约公元前5070--4170年立足山海的女娲氏时期，就已懂得“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的道理。这里桑林表明，是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货币助长了经济的无形之手；这些功能的发挥，所以女娲王对万事都能理顺。传到约公元前4170--3150年嫘祖的城邦之美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

因为古籍《淮南子》一书记载女娲氏成就的“桑林生臂手”的变化，说的就是货币类似无形之手，对社会有拉动作用的影响。为什么女娲氏的“桑林”意指“货币”，是因当时的养蚕抽丝织出的绸布，类似今天金融界的“黄金”作用。1999年10月7日《绵阳日报》第3版发表的《绵阳丝绸话沧桑》一文，说的是嫘祖发明养蚕缫丝，把“科商”提升到了高科技竞争的层次──从“桑林生臂手” 意指“货币”，意指龙凤经济贸易──八千多年前至五千多年前，巴蜀盆地由于女娲突变纪等地质灾变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绵阳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

那时绵阳梓潼山成了一处“香格里拉”。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为最高珍宝，由它而产生的羽毛镶嵌、羽绣工艺闻名四海。因为梓潼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以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梓潼七曲山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其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栉比鳞次。梓潼先民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

据传说，此时梓潼城邦的国王、城主和邦君，已被称为“文昌大帝”或“文昌帝君”──“盘古王表年表”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提前到了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的立足山海时期和城邦之美时期。配合这个时期的龙凤经济，从“凤”联系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原始海洋文明的工业化。而“龙”则联系长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用樟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体现的原始海洋文明追求的科学和民主化。

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和世界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再对应王巍教授提出的四大标准中的“王权、国家”概念，和接近西方总结三要素中的“城市”概念，更明确实在，时间需要长。因为王巍教授说：“出现最高统治者──王”、“出现埋葬王、其他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高等级礼器的大型墓葬”，就代表“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原始宗教祭祀权）”──类似代表了文明起源。但在文明起源的后期，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却很普遍──一段时间，一个地方的一个“流寇”人也可以称“王”，如果不能构成几代人，十几代的现象，并不能显示是一种文明时代。其次，有几代人称“王”，但类似神话，没有真实具体的“王表年表”，也不作数。

这里要说明的是，上古还没有“年”的概念，有记“天”数的概念，以致《竹书纪年》、《史记》、《春秋》等古籍中的“王表年表”，出现一个人活几千年、上万年，这肯定与人类分子学的事实不符。但这并不能说《竹书纪年》、《史记》、《春秋》等古籍中提供的“王表”人物就一定不存在──只要把这些古籍中人活几千年、上万年的“年”，改换成真实的“天”计数，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李学勤教授生前说：“古代近东的古文字材料里，有不少王表或名年官名表。有的表相当详细，甚至记及月日。这类材料的时代，有些本身就很古，如埃及的帕勒摩石刻，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年表》等，为重建当时年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中国的情形不同，文献中的世系、年表，出现的时代都比较晚。商和西周的世系，虽有甲骨金文可予证实，但缺乏近东王表那样系统的在位年数。这是我们年代学研究的不利条件之一” ──其实这也是新时代忽视周总理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使命感的对探索“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史的重视造成的──埃及的帕勒摩石刻、两河流域有《苏美尔年表》，和巴蜀盐亭有龟碑《盘古王表年表》是一致的。

2010年第4期《第四纪研究》杂志，发表李海龙、张岳桥、李建华的《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论文。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博士曾告诉我们：2008年“5•12”5·12大地震发生后，张岳桥研究团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作野外考察。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3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结果发现岷江上游，在史前7-1万年（主湖期可能是3~4 -1万年）期间，存在一些长约30Km，河道堵塞近10公里大型的堰塞湖。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

分析远古大地震串形成巴蜀盆地内的堰塞湖到盆塞海，又由大地震引起的不同阶段的巴蜀盆塞海长江三峡的几次大的溃坝──溃坝会冲走大量的人和财物，活着留下失去亲人和东西的人群中，会有人组织一部分人商量一起到下游去寻找，最终会有人留在下游“积水区”生活，他们带去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并有所发展──我们称这种“积水文化”，会形成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像的两个古丝绸文明文化区，构成了长江与黄河流域古地貌和历史形成的不同，为解读这些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这是杭州市政协副主席钟毓龙，早在1933年叠溪大地震后，巨大的人员伤亡激起他以新的视角写作《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在书中，他提出史学的上古梁州，“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赞成四川上古梁州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和上古黄河曾流入过四川。钟毓龙认为懂得有远古巴蜀盆塞海、堰塞湖及先后大溃坝，也就懂得由此分别造成后来的长江下、中游的良渚河姆渡文化和江汉湘楚文化──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那么还引起长江的断流。

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因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的山峡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巴蜀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

如果一万至五千年前四川盆地因地球局部地质大灾变，曾经形成过盆塞湖到盆塞海，古梁州有过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那么说明五千年以后的东、西人类的海洋文明，已在五千年以前的巴蜀盆塞海演习过了几千年──拟设这里“远古联合国”产生的文化、故事、传说等真实发生的历史，在盆塞海干涸后随着人类的迁徙和权力中心的转移，会分散到世界各地──从中华各民族到世界诸民族中的。

湖南大学杜钢建教授等推动的“人类文明起源于湖南热”，杜钢建教授说：“从历史文物看，关于有巢氏记载的历史文物有四川绵阳地区盐亭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龟碑。该碑相传是禹王时期所立的盘古王表石碑”──杜钢建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也推翻了20世纪考古发现所带来的判断，即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

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中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以及为啥在远古嫘祖发明“丝绸”和开辟“丝绸之路”类似“高科技”。所以当后来古蜀人的非洲杂交后代，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等交流的领跑者，也是其原因的所在。世界所有远古文明之所以全部来自──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是因为“珠峰映射原理”还并不像霍金黑洞辐射理论说的宇宙黑洞，在吸进正量子后会因正、负量子中和，慢慢收缩变小。因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还有一个类似的“暴涨宇宙”期──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就是此“暴涨”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领头的人文始祖及群体造就的。

最好的说明是，这五大文明发源地，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狭长地带内：古黄河中原是东面一端，西面另一端是古西西里岛、克里特岛、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且以青藏高原成大致对称。也许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盘古王传说”和《盘古王表》传说，就是亚历山大国王和帝国传说的母本。

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学者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教授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因为“盘古王”卸位后，他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一带一路”是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

黑人、白人和黄种人的基因在迁徙后的非洲聚集统一，又在迁徙后分布全球。多地区说正是这种统一时间之后，地区段区别产生的如黑人、白人、黄种人等区别的实际表现。德国马普所帕博团队和中科院古人类所付巧妹教授等的古DNA研究揭示，东亚黄种人与已灭绝的欧洲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有 “混血”，由此新时代“现代人未必起源于非洲”的声浪高起，但此说研究是有漏洞的。

3、第三孵抱期在欧洲

时间是从1630年张献忠农民起义活动期间，以及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创始人伽利略逝世的1642年和牛顿出生的1643年之间开始，到21世纪的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孵抱期地点在沿西欧大陆边界从大西洋北海边到南面地中海的海峡两岸地区。第三孵抱期主体是“维京人”。打造的“福流”特征为，出现政党理政和科技振兴。

第三孵抱期打造的政党和科技形态也是双向互动的。“政党”概念，与姓氏的“党”和古代地方户籍编制五百家为“党”不同。第二孵抱期从远古尧舜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秦汉统一的君王制、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再到唐朝的科举制等国家治理文明；从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到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治乱如“湖广填四川”等兴衰，人民的血汗都没有白流──把孵抱推到第三期.

在我国古代，汉语成语“结党营私”，“党”的概念是负面的。“知乎”网有文章说：“党，有中外之分。这个必须分清。国外的‘党’的词根part，是部分的意思，就是利益诉求相同的人组成的一个组织。所以国外，农民可以形成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党，工人可以形成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资本家可以形成代表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党。总之是部分利益的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不党’中的党是同一个意思，说简单点就是拉帮结派”。但第三孵抱期，“党”的概念也有变化，“例如当代我国，我们的党是不一样的。因为她的逻辑起点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这个可以对比前苏联，他们主动放弃共产党执政地位，倡导私有，那么带来的后果是啥？那就是身处高位的官员可以正大光明的将财产占为私有。如果公有制的基础上突然施行法律允许的私有，那么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后果是可怕的，那将是最可怕的动荡之源”。第三孵抱期打造出现的政“党”，中外是有“法律”、“斗争”之意，如前苏联的执政就讲“血染的风采”、“一切归苏维埃”。

而科技是“实事求是”，要解密求实在──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实在和解密，带动了第三孵抱期的科技在基础科学原理上，也追求的解密。如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基础科学原理上解密的水平，关乎应用科技的发展。抓住这个“牛鼻子”，才能为执政解决生产力等诸多难题，提供强劲的驱动力。

政党和科技的双循环──经济繁荣，为执政奠定物质基础；执政有钱后，为发展“武统”、“文统”，需要发展基础科学原理，也才允许给科研提供资金、人才；再循环研究的科技理论，是类似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心”的红线。科研发现新原理、新现象，发明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推向社会──“社会”与“科学”，类似“经济”与“领袖”；也有难题。如有人说：高科技“集成电路行业有自己的特点，通过实践‘上手’非常重要”。但实验环节设备都很贵，大多数高校没有完备的实验室。学校没有条件，能不能到企业中学习呢？但“通过到企业实习来补这个环节的短板，很难在实践中推开”。

原因有二：一方面现在的现代化工厂，不仅是洁净厂房，而且自动化水平高，很多工厂内用人较少，实习困难；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直接影响它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实习想学真东西，与企业保密的要求有所冲突。引领高新技术的产业，没有哪一个不是需要各领域融合、各学科交叉的。如集成电路领域，不例外是它涉及电子、电路、物理、化学、材料、计算机、自动化等多学科知识。这些学科的专业人才，向集成电路融合渗透，能够培养出集成电路领域需要的人才。“高科技学科其实很苦，学得也很累，在过去大家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就业渠道也比较窄。其次从离职原因调查看，开头的薪酬回报和股权激励不高，也是影响行业人员的选择。所以引导集成电路和软件人才合理有序流动，避免恶性竞争。‘大科学芯片’落地，才解高科技人才之渴”。总之，政党和科技问题是隐形的。

但为啥“第三孵抱期”开始选择在明清之交的16世纪末？一是如2021年3月3日“网易”网发表《<几何原本>的真相，太惊悚了》一文分析：“子虚乌有的西陬国，子虚乌有的欧几里得，子虚乌有的丁先生，真实的利玛窦/徐光启，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合著了一本《几何原本》”。这是个啥分析呢？有人拿明清之交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受，历经艰难困苦，多次修订，最终也只翻译了前六卷中文版的《几何原本》，对照目前国内出版的如燕晓东翻译的古希腊文《几何原本》，和张卜天翻译的英文版本《几何原本》，发现要感谢利玛窦，高度概括了古代中国的各种成就，把古代中国的成就整理成书。

张卜天翻译的《几何原本》不如利玛窦/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因为对比利玛窦/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就能发现张卜天翻译英文版希腊文本的《几何原本》，定义公设/公理是没有编号的，其定义是连续的叙述出来的，它更像是一篇讨论术语如何使用的语言，而不是充当后续命题的基础。而利玛窦说是师从“丁先生”，是所谓丁先生的《几何原本》。可是丁先生在西方科学史上，连个位置都没有。丁先生改进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有幸师从丁先生，然后幸遇徐光启，两人把丁先生的《几何原本》合译为中文，如果中文的《几何原本》体现丁先生真实水平的话，他一定是为伟大的几何学家。

其次，燕晓东翻译的《几何原本》，文中说毕达哥拉斯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方法只是传说，并没有流传下来。其实中国是有证明过程的，在《周髀算经》中的证明过程叫积矩。燕晓东翻译的书开篇就用大量的篇幅，把古希腊的“科学家”都吹了个遍。说古希腊科学欧几里得和他的《几何原本》字字珠玑，填一字不可，少一字也不妥，数千年来多少豪杰想改都改不了:《几何原本》是经典中的经典，科学中的科学，以后的科学家，著书立说，都是学《几何原本》。

但欧几里得不是欧几里得的本名；他的本名不知道，可能书上没盖人名章，后人只是因为《几何原本》太牛了，把他的原作者叫欧几里得，欧几里得的意思就是大神的意思。中文版的《几何原本》原汁原味的秘密真实，是利玛窦和徐光启，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合著了一本《几何原本》，是百分百的国货，是理解中国天文，历法，音乐，军事，绘画，农业，商业等的教科书。利玛窦说《几何原本》是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写的，但参考过中国古代西周（西陬国）的《周髀算经》。

如毕达哥拉斯定理直接对应中国的勾股定理；用数来分物，就表示物的多少；用度来分物，就表示物的大小；专门研究数的人是立算法家。专门研究度的人是立量法家。用数来研究音乐的，是立律吕乐家。用度来研究天文而确定天时的，就是立天文历家。这是几何的四大应用方向。这四大应用方向，在西周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周髀算经》中记载，伏羲立周天历度的数学法则，勾股定理和圆周率，大禹治水也用这些数学法则。如果没有利玛窦的自序，就看不到《几何原本》的真实面貌，创作背景──清《四库全书》的《几何原本》的序，就是另外的序了，内容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