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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奎 发表于: 2021-6-4 18:36:36|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社会科学] 《周易》扎根于具生态特性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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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扎根于具生态特性的农业
徐道一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  100029
编者按:这是徐道一教授看到《常炳功评徐道一论青藏高原对文明的影响》一文后,再次寄来的信和论文。他说:“看来有学者对青藏高原对文明的影响感兴趣。附上我去年发表一文(发表在:张涛主编,中华易学,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7页。)在该文中第一节中提及青藏高原的影响(引自2004年文),由此推论《周易》、农业的生态性质等问题。请批评指正。由于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争议较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本文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称为‘中华思想体系’”──徐道一教授说得对:“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争议较多”,例如四川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就认为:
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 农耕文明在后” ──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
关于人类是否有从中东或非洲、欧洲来的大迁徙,何拔儒在研读老子的《道德经》和周易时,从“法自然”的联想,如自然全息“鸟”有孵抱期和迁徙期,由此也想到了人类早期社会有两种集群社会现象: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大范围走世界大同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形态,和走国家、民族以各自的利益纷争的世界分裂的多元形态。他认为这类似“鸟”有迁徙,是由自然气候的“自手术”造就的。如果说,春夏秋冬这把“手术刀”,仅是温柔分割了候鸟的孵抱期和迁徙期;那么大冰期这把“手术刀”可就厉害了,它已分割到我们人类起源及文明的孵抱期和迁徙期。今天人类文明多地起源说,类似被冰川地质学家韩同林等,用气候“自手术”的第四次大冰期的“手术刀”分割,解答了非洲及中东孵抱期和迁徙期起源说。
何拔儒曾把“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用来解决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同时他以四川盐亭县流传的天垣《盘古王表年表》设为上古编年史,从盘古到嫘祖的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可以追溯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但只有第二个孵抱期才可划为“远古联合国时期”。夏朝以前到嫘祖可划为“部落游团酋邦时期”。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等可划为“王国国家时期”。正是有远古联合国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也才有产生后来出现的《易经》、《山海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以及墨子、庄子、惠子、孔子、老子等古代著名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基础。
据古文献《淮南子•说林篇》记载,约公元前5070--4170年立足山海的女娲氏时期,就已懂得“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的道理。这里桑林表明,是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货币助长了经济的无形之手;这些功能的发挥,所以女娲王对万事都能理顺。传到约公元前4170--3150年嫘祖的城邦之美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为什么女娲氏的“桑林”意指“货币”,是因当时的养蚕抽丝织出的绸布,类似今天金融界的“黄金”作用。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在农耕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
摘要:21世纪生态文明的主导产业应是生命产业。在新时代《周易》可以大有用武之地。本文是对2017年提交的“增强对《周易》的文化自信”一文中的“农业的生态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中国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对原始农业的关键影响,能激发人们的智慧,使古人关注生态环境剧烈变化的重要性。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是生命体,从而古人由实践归纳出《周易》中许多基本观念。
关键词:生态文明、农业、周易、环境剧烈、智慧
近代工业社会兴起,西方思想体系强调因果性思维,认为延续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人,只有感性认识;以《周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是继续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的价值不大──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周易》也成为被批评的主要目标。但进入21世纪,工业社会的问题愈来愈突出,需要重新认识传统农业的生态特性,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周易》的基本涵义,及其在21世纪的重要价值。
1、中华思想体系继续诞生于原始农业社会
中华传统农业有的开始于一万年前。世界上唯有中华民族具有几千年持续发展的、基本没有间断的社会发展。
继续以农业为主这一客观基础,使诞生和发展出以《周易》为核心的中华思想体系更成熟、完善──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农业生产的收成。自古以来,中国的自然环境是十分特殊的。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全国的山地占33%,高原占26%,丘陵占10%,盆地占19%,平原占10%。
我国西部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在近几百万年青藏高原不断地隆起,形成的特殊地质、地理、气象条件, 对全球,尤其对中国大陆的地貌、气候、生物等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在晚更新世(约12万年前到1万年前),青藏高原上升了约1,500m -2,000m,这对近万年来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也发生了重要影响。
青藏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使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和显著──青藏高原的加快隆起,使地形高差大,气候变化剧烈,温度差异显著,季风发育,四季分明,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徐道一,2004)由于喜马拉雅山阻挡印度洋季风北上,使我国出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季风环境。西高东低的地势,有利于东部海洋吹来的温湿气流进入内地,并在一定程度阻挡了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团,使我国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复杂多变。它一方面有利于多种多样农作物(包括生物)的生长;另一方面,各地气候的年际变化很大,容易产生水旱、台风等灾害。
我国古人类化石发现的材料十分丰富。人类演化过程从直立人(猿人)经早期智人(古人)至晚期智人(新人)的各个阶段在中国都有人类化石发现(徐道一,2004)。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了一处新的旧石器遗址──上陈遗址,发现有持续性的人工制品文化层序列,时间可追溯至约212万到126万年前(吴月辉,2018)。客观环境的显著变化有利于古人的思维发展。许多证据表明,中国大陆的气候在在三千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在研究西汉象数易学时,张涛(1998)指出:从西汉后期开始到东汉时期,我国进入一个由暖而寒的气候变迁时期。
与农时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也发生过一些变化。现今二十四节气中“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的次序在汉初是“惊蛰──雨水”、“谷雨──清明”。对节气的改变正是人们为适应气候变冷而采取相应措施的一种反映。
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反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智慧,关注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使古人的认识水平不断地提高。这是形成《周易》核心观念──变易的客观自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善待自然,自然也会以善相报;恶待自然,自然也会以恶相报。早在古代中国先民,在严酷环境的“警告”和“惩罚”中,醒悟了这一点,从而提出“天人合一”、“和实生物”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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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21-6-4 18:37:47|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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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是具有生态性质的产业
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逐步形成因时因地制宜,趋利避害的农业生态体系。《周易》的核心观念是“阴阳、八卦”、“中和”、“天人合一”等,把人(社会)的发展与天地生人密切地联系起来,注意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是在几千年具有生态性质的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
传统农业的生态性质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农业生产离不开大自然
农业离不开土地,生产过程与土壤、水、气候等自然因素密切有关。在传统农业中,古人反复强调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与生态、环境密切有关。
农业与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从而农民是全心全意地要保护好土地,以及与此有关的青山绿水、绿色生命体和其它的环境要素。土地是不能随意搬运的,因而具有长期考虑(即持续发展思想)。
这是《周易》概括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主要来源。在传统文化中表现为敬畏自然、敬畏祖先和敬畏别人和国家的观念的。对比之下,工业的基本单位(工厂、企业、公司等),只要符合基本需要,可以经常把生产要素(如机器等),搬迁到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地区,对生态环境的考虑要少得多,甚至于没有。
(2)农业的生产对象是生命体
张孝德(2015)认为:“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农业生产的对象和最终产品都是生命物,而工业生产的对象与最终产品都是非生命物。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不可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通过工具创新不断实现生产率倍增。”,“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向,不是把精力放在农业工具的创新上,而是放在:如何通过人类的智慧对天时地利的运行规律的认识上,如何顺应天时与巧借地力上。这也正是古代的自然观,是天人统一观的原因所在。”
从根本上看,农业的生产象是生命体,从而必须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十分注意与生态和环境的关联;对比之下,工业的产品是无机物、有机物,是不具有生命的,可以在非生态和封闭环境中生产。两者这一基本性质的差异是不能随意混淆和被忽视的。
(3)农业的生产方式要有利于养育生命
长期以来,提倡农业工业化以及贬低传统农业的最主要的论据,是后者的生产效率低,不如工业化农业的产量高。传统农业在许多产品生产的高效、高产方面不如工业,导致许多人忽视它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张孝德(2015)对所谓的“效率低”和“效率高”有独到的见解,引用如下: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的要求,农业生产也像工业生产那样实行粮食作物专业化。这样做的结果,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时间一长,同一块土地长期单一植物的结果必然导致了土地肥力衰减、抗病虫害能力的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按照工业科技的思路发明了化肥与农药、除草剂等各种各样的化学品。最终使土地变成“工厂”,而不再是食物生产地。
我们为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付出的代价是,物种多元化的生态体系遭到破坏,土地肥力衰减,植物抗药性增加,地下水的污染、食物中毒,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层出不穷。导入农业的过度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的生产方式,恰恰是让生命体沿着从多样化向单一化方向发展;从生命养育生命的多元化的食物链、生态链体系,向杀死被人类认为无用的生命,留下有用生命的体系转变;从应天时、汲地力的天人统一的生物生存方式,向在人与自然对立下,把生命物纳入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转变。
总之,所谓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是一个违背生命成长规律,扼杀生命、解构生命的生产方式。
《周易》是扎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农业的基础产生的,它正确归纳了天人合一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在几千年的农业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提高,使农作物产量逐步提高,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如长江三角洲的土地经两千年的耕作,农地愈种愈肥,依然是绿水青山。这是与以《周易》为核心的中华思想体系的正确指导有关的。
3、发挥《周易》在当代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1对西方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的反思-
发展生态农业在西方“普世价值”思想(农业工业化)指导下,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严重三农问题。
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耕地大量抛荒,农民自身的土地和财产得不到很好地看护,农村逐渐空心化和破败,农业凋疲。物种多元化的生态体系遭到破坏,土地肥力衰减,植物抗药性增加,地下水的污染、食物中毒,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层出不穷。2014年4月17日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这些被污染的耕地,大多都是我们的商品粮主产区。
1980年中国农药产量不过4万吨,2015年我国农药产量为374.0万吨,人均每年2.67千克,三十多年农药产量翻了近百倍;我国化肥产量2014年6922.7万吨,人均每年50千克。有人比喻中国为“浸泡在农药化肥里的国度”。
化肥、农药的超量使用造成土壤、水、大气的严重污染,是不能长久的。大量不安全食品使人体肥胖、健康下降等,带来生存危机(徐道一,2013)。农业上大量使用的除草剂有显著的杀精、生殖干扰作用,是生殖健康下滑的原因之一,并使环境污染加剧。(胡跃高,2018)将一个生命体以非生命的方式去对待,思维与行为严重错误,是当代农业问题百出的根本原因。
蒋高明(2016)提出当代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道路是:从源头保护生态环境,绿水青山,生态景观美好,农田里没有农药瓶和垃圾地膜等白色污染,有乔、灌、草多重农田防护林;二是品种多样,种养结合,轮作倒茬、农田可食生物多样性丰富;三是食物口感好;四是对人群健康好,尤其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最好;五是传统的种子能够保留下去;六是人的繁殖力旺盛,从嘴里进入的食物中化学物质基本杜绝。显然,空气、食物等安全要比“生产效率高”、“满足人的无限制的需求”要重要得多,21世纪要发展生态社会,必须把发展生态农业放到为主的地位。
(2)回归<周易>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发展道路
许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和经济实力。更有人认为:判断一种文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那个时代生产力的提高。上述农业工业化的百年实践结果表明,西方科技思想体系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是,很多情况下不利于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上述认识需要反思。
对比之下,以《周易》为核心的中华思想体系具有许多优势。如《周易·彖·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各正性命”表征多样性,“保合大和”表征“和实生物”的进程和结果。《咸·彖》:“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指万事万物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状态之中,可比喻为持续发展、生态文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人效法(养育、主导、从属)于地,地效法于天,天效法于道,道效法于自然,人的作为要符合自然和生态等。21世纪要发展生态文明(张孝德,2014)。
生态文明的主导产业应,是生命产业。《周易》在新时代,可以大有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1]胡跃高,2018,什么是农业?源自:人民食物主权论坛。2018-06-22;
[2]蒋高明,2016,摆在我们面前两条农业道路利弊分析。源自:红歌会网,2016-08-28 12:03:51;
[3]吴月辉,2018,陕西蓝田发现约212万到126万年前古人类活动遗迹.2018-07-14 08:32:44,源自:人民日报;
[4]徐道一,2004,青藏高原的剧烈隆起对中华文明产生的影响。古地理学报,6(2):216-225;
[5]徐道一,2013,剖析食品安全的深层危机。中国战略参考,(07-08):114-118;
[6]徐道一,2017,增强对周易的文化自信。见:秦文学主编,2017海峡两岸周易文化论坛暨第二十八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义理),香港:中国科技教育出版社,14~18;
[7]张涛,1998,西汉后期象数易学兴起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根源。周易研究,第4期,47-51页;
[8]张孝德,2014,生态文明立国论──兼论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石家庄:河北出版集团好吧人民出版社;
[9]张孝德,2015,工业化农业,天使还是魔鬼?2015-08-12 094204 源自:东博书院微信公众号。
(刊于《中华易学》2020年第五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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