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珣研究的“现实主义”

  李珣研究的“现实主义”

──读刘文传新书《李珣研究》

  叶眺新（四川绵阳）

摘要：李珣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写出《海药本草》，可以说李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变古代传统儒家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反过来为“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的人──古代外国人出生在中国内地的后代，传代几辈后已经融入中国社会，还算不算中国人？以及如何看待这类古代中国人取得的科技成就：是把它看成“抑里扬外”之作，还是助科技振兴中华与海外的双赢？如果说“海药”不是仅指“海外”来药，还指中国本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期，“盆塞海山寨”内就发现的“中药材”，那么“海药”说《海药本草》不更“名副其实”！

关键词：海药本草、盆塞海、回族、三星堆、现实主义

【0、引言】

2021年5月27日绵阳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刘文传主任，送给笔者一本他刚出版的《李珣研究》新书，他说：“李珣是我们绵阳市三台县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时期人，著名药物学家，他写的《海药本草》一书，明代李时珍写《本草纲目》一书都参阅摘录了《海药本草》。我写本书是想帮助促进振兴我们绵阳市和三台县的中医药交易市场，扩大扶贫产业”。刘文传主任是笔者多年的学术朋友，看书提到“李珣”的名字还是第一次，把传说和“海药”联系引起笔者极大兴趣。

因为数十年来笔者研究“盆塞海和盆塞海文明”与“湖广填四川”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联系上了近数十年“三星堆遗址”古青铜器等文物来历的考古，对绵阳市盐亭县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末期的丝绸始祖嫘祖和医药始祖岐伯文史关注很多。如果说“海药”不是仅指“海外”来药，还指中国本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期，“盆塞海山寨”内就发现的“中药材”，以后又被在唐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来华的外国人，以及岭南等地外商瞧上，那么“中药材”种类这种“海药”说，《海药本草》不是更“名副其实”！

这种想法，使笔者对“李珣”的中国人身份如何认可？也产生了兴趣──因为从近代“湖广填四川”到今天，接触到家乡盐亭县本土出生的一些很聪明的爱钻研的年轻人，对“问君根从何处来?湖广麻城孝感乡”的寻根热度很高──有位创业成功的医院院长说：一直以来川人溯源十之八九的“湖广麻城孝感乡”的传言，对他而言，已是铁定的事实。寻根、溯源家族史、民族迁徙史，是对人体、人生、人群、人类的价值、意义的思考与探索，也是中国人尊祖敬宗的历来传统与普世价值观。麻城移民，也把“打麻将”带到了四川，并广为流传。所以四川人无论男女老少，咸爱“国粹”──麻将，也是有血缘因子的。笔者没有否定这种“对人体、人生、人群、人类的价值、意义的思考与探索”，恰恰相反──“湖广填四川”是一种“回流”吗？

即如果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人类全球化来历的“寻根”，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如果是徐道一教授、李后强教授等说的──“珠峰辐射原理”产生的──青藏高原是全球最高的一个巨型构造地貌单元，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中国未来的出路，世界未来的出路，也许都寄托在青藏高原对人类/文明起源三大孵抱期的大历史统一认识上──黄河文明近五千年是先进的，但它之先的文明源头在哪里？把希望寄托在北方──类似支持“多地区起源说”的“西方优秀论”──近十多年来，德国马普所创新出顶尖的人类分子考古学方法，搞古尼人、丹人的“杂交”能力超过“非洲人”说，培养了大批新秀，使“黄河文明优秀论”跟跑“西方优秀论”成为潮流，甚至不敢把毛主席、小平、周总理等开辟的“资阳人”道路走下去，甚至把“资阳人”开辟的道路看成骗局。

众所周知的三星堆考古近百年，今年更倾四川及全国之全力，得出结论仍然是：青铜面罩等文明要不是来源中原，要不来源中东埃及，要不来自外星人等猜想，不敢承认三星堆考古的文明起源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第二孵抱期。

其实依据常炳功教授的“时空阶梯理论”，四千多年的三星堆考古的文明，起源于五千多年前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第二孵抱期，和之后近五千多年黄河文明是先进的，并不矛盾，而且是真正在挺黄河文明的先进。但“时空阶梯”发展的先后顺序，被短视的某些“现实主义”遮盖了──以为存在“珠峰辐射原理”产生过的文明，会影响后来北方“黄河文明优秀论”的根基；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失落后出现的“贫瘠”，是一直就存在。

据常炳功教授的“时空阶梯论”，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失落，其实有它的必然性和自然性──即它本身内部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的遏止力量，例如远古巴蜀盆塞海的逐渐干涸；顶尖优势的智力、技术、资源等，不断地分流、扩散、迁徙；周边崛起民族的成功入侵。这种周而复始的“以弱胜强”的历史进程，是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有阶级社会，而保存下来的挥之不掉的“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

例如，汉代生活在成都的扬雄，也同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他称上古之纪，蜀地尚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蒙昧时期。然而在他家乡目前，就发掘出著名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宝墩等五座古城遗址。在他北上京都途经绵阳，逗留住宿之地的永兴普明，目前也发掘出大型豪华的汉墓。但杨雄也像懂新闻报道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选择规则一样，他只认京都、府地的繁华，其他偏远之地或过时的先进东西，推荐报道都难言之。这种“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延续到近代，中华五千年前的早王朝文明，几乎被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母系氏社会或父系氏社会、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等史观否定掉。

徐道一教授等科学家，创建的青藏高原对人类/文明起源三大孵抱期的大历史统一认识，成为难题。

【1、刘文传主任简介】

刘文传，汉族，1958年生，四川省射洪市人。1976年12月参军，198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保送进大学，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1985年底，转业到绵阳市劳动局（今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工作到2018年2月退休（调研员）；期间曾担任职业指导师、SYB及SIYB创业指导师、社科咨询师等。

刘文传主任涉猎广泛，喜爱读书和写作，先后出版有《社会的太阳──中外劳动名言录》、《历史文化名城──绵阳风景名胜诗文选注》、《北宋绵州盐泉苏氏传》、《欧阳修大传》、《欧阳修研究概览》、《欧阳修情传》、《绵州盐泉苏氏研究概览》、《涪翁──李柱国研究》、《李珣研究》等多部个人专编著；参与编著有《绵阳市劳动志》（1988年版）、《涪城区档案志》、《绵阳市民航志》等地方志书，以及参与编辑《中国少儿科学小说选》（系列丛书）、《农村青年创业致富丛书》、《绵阳地方文化简明读本》、《绵阳论坛》（特约编辑）、《天下一刘》（副主编）等。曾在国内及省市报、刊发表有诗歌、散文、小说、社科论文、科普文章及新闻通讯类作品愈千篇。并有多篇社科研究、史学论文及科普文章获省、市优秀成果奖。

刘文传主任早在绵阳市劳动局工作期间，经相关社团选举和组织批准，就业余兼任绵阳市欧阳修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以及市社科联、市三国演义学会、市科学小说研究会、市史志学会等多家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等职；亦是涪城、游仙区及市政协文史委特约研究员；还是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理事；四川省大禹研究会会员、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理事等。

在反复数遍研读《李珣研究》一书后，笔者用电话把自己的想法，与刘文传主任作过交流──刘文传主任在写作《李珣研究》一书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克服了很多困难。他提供的材料丰富，分析细致，保持了与当今学术界主流研究李珣认识的一致。他对笔者持存在过“远古巴蜀盆塞海”之说有顾虑，认为只存在过几亿年前的印欧板块碰撞造成过包括巴蜀之地时的海洋，但他对《海药本草》中“海”也持“开放”态度──只要是为了振兴我们绵阳市和三台县的中医药交易市场，外商看重的“海外”和“海内”的药材，都可以是“海药”。

【2、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与接地气】

读刘文传主任送来的《海药本草》一书时，正是笔者刚读过2021年5月17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的《“天下”与“现实主义”，谁才是霸道？》一文之后不久。

石之瑜教授对“现实主义”说得很露骨──石之瑜教授用“自我中心主义”解读实际的“现实主义能教导世界臣服于美国霸权，还心甘情愿把臣服看成是自己理性智慧的发扬。天下思想为什么就这么冤枉？在天下思想里，关键是让会务农的好好务农，让会种菜的好好种菜，让上位者能安心。换言之，如果天下思想让自己感到兴奋的话，那自己可能是假的天下主义；而让自己感到辛苦的话，那就比较可能是真心诚意的。既然人人信仰权力，权力大的当然宰制，权力小的必须臣”。“尽管当前的天下思想家看似百花齐放，但几乎是想用天下思想来匡正，反而是在实务界，会出现像暴发户一样的人物，失去节制。天下思想若是以现实主义为鉴，就不会浪漫地以为，只要把自己做好，就不怕别人来犯。没有什么天下体系是永远和谐的，也别想人家把自己当模范。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营，不强加于人。这不仅止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已，更是历史上千锤百炼的实证教训”。

而我们过去看书、读报，知道的“现实主义”的主流说法是：“现实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包含了各种现实主义者理论和观点借以产生、发展的一套假定的研究范式。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传统和世界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建立在它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识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进步的，他们对于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反复出现的冲突，建立持久的合作与和平深表怀疑。现实主义世界观更多看到的是人类本性中的恶，以及人类经验中周而复始的悲剧”。

以及“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还在于它具有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现实主义的要义是关注现实，这个现实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变化中的现实。现实主义作家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中，谛听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声，揭示新矛盾、新问题，塑造带着泥土气息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常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现实主义的动态性，决定了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所描写的新现实新生活，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这就需要借鉴，需要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等等宣教。

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接地气，在我们绵阳来说，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线建设”，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军改民”首批试生产出后来闻名全国的“长虹彩电”。当时笔者还在重庆第18冶大公司机关机动处工作，看到18冶宣传处放着的那台全公司仅有3台之一的“长虹彩电”，兴奋极了，真想回到绵阳市里工作。到90年代初实现了，绵阳已成为全国的“科技城”，但到今天的21世纪20年代，造“彩电”已经是一件普遍的事情；在绵阳市十多个县市区的广大偏僻农村，年青农民出外打工，也仍然是一件普遍的事情。

如何走出一条发展创意产业，并实现国家、集体、企业、农民“共生共进共舞共富”的新路子，在完成扶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代表性。刘文传主任挖掘出绵阳三台县五代十国时期回族药物学家、花间词人、波斯后裔、一带一路先行者李珣，写就出版《李珣研究》，现实主义的重点，突出的是“重新审视中医药”。例如，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四川省委传统医学专委会主任沈其霖教授，省中医药发展促进会会长杨军教授等专家学者、领导，从2017年以来，就一直不间断地带队在绵阳市县市区，调研中药材综合利用。

他们强调要科学综合利用中药材资源优势，突出中药材产业特色、挖掘中药材深层价值，抓好中药材的物尽其用、加工炮制过程的充分利用、中成药生产过程药材的综合利用，中药材传统非药用部位、药渣及中药材在保健食品、化妆品、保健服饰、保健日用品、饲料添加剂、香精香料、色素、新型农药等其他方面的开发利用，将中药材产业与旅游、食品加工等充分结合，是当地中药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潜力很大──随着中药、中成药世界性需求量的日益增加，药材资源不足问题也更加突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国内外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中草药资源的综合开发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

例如这类调研组，就实地察看过江油市大康镇吴家后山辛夷花资源综合利用──辛夷花别名林兰，处方名为辛夷、辛夷花，适用于治疗治鼻塞，头痛；吴家后山有野生生长了上千年的近6万株辛夷花树，是我国现存最多最古老的辛夷花原始生态林，也是极为难得和宝贵的中药材资源。这里还是鼻渊舒和鼻窦炎口服液的主要药源供应地，以及江油附子种植基地、四川江油中坝附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和北川县药王谷中药植物园、杜仲及厚朴等种植基地。

”

【3、盆塞海与《海药草本》之谜】

907--960年五代十国时前蜀梓州郪江镇回族学者李珣，写的《海药草本》一书，是我国最早透露远古巴蜀存在“盆塞海”和盆塞海洋文明的第一人。为啥这样说？因为一般说的“海”，是指大洋大海这种“原生海”，但李珣的《海药草本》一书本意的“海”，还特指包含“盆塞海”的“海”。《海药草本》一书后来的失落，也与这个扩大的“海”含义──透露远古巴蜀存在“盆塞海”和盆塞海洋文明有关？

因要保住从远古巴蜀存在的“盆塞海”和盆塞海洋文明由于灾害搬迁出来的政体的稳固，古代一直存在类似“扬雄、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的意识形态。而李珣受此影响有限，更爱学问价值。

1、什么是“盆塞海”？

如果把“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类比多体一元类似的霍金黑洞辐射现象：例如，约20万前从非洲走出的还分散在巴蜀远古盆塞海文明外的现代人，也会不断地被吸引进入这个多体一元“黑洞”，加入到文扬教授说的“天下人”队伍的“远古联合国”。但最早逃逸离开这里的智人，也许就类似2019年5月我们在北欧六国旅游，听北京国际旅行社领队李志杰等导游一路说的早期“维京人”的祖先。

注意到这个问题，还因为2019年上海复旦大学文扬教授写的“70年对话5000年”系列文章和《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提出中华文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的概念。因为文扬教授把这个“天下”型国家起源的历史，限定在中国东部、中原和夏商周时代，这就有个缺陷──类似“维京人”的“西方优秀论”，是一个中华文明一直是“中原优秀论”。这无形与如今“80后”的古DNA学界，有人认为的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以及古丝绸文明起源于东北亚等研究，是一同提供了误导。

1993年第3期《四川丝绸》杂志发表的《嫘祖年谱初探》，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嫘祖研究》一书发表的《嫘祖年谱初编》，都提到现代人类在第四纪大冰期后期，约20万年从非洲走出存在文明起源的第二个孵抱期问题，实际就暗指是“远古联合国”。

这是把早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远古联合国时期”、“部落游团酋邦时期”、“王国国家时期”等三种分类。以四川盐亭县流传的天垣《盘古王表年表》设为上古编年史，从盘古到嫘祖的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可以追溯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但只有第二个孵抱期才可划为“远古联合国”时期。

夏朝以前到嫘祖可划为“部落游团酋邦时期”。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等可划为“王国国家时期”。正是有远古联合国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也才有产生后来出现的《易经》、《山海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以及墨子、庄子、惠子、孔子、老子等古代著名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基础。“嫘祖研究”分子人类古基因检测硬度有：

1999年10月7日《绵阳日报》第3版发表的《绵阳丝绸话沧桑》一文，说的是嫘祖发明养蚕缫丝，把“科商”提升到了高科技竞争的层次──从“桑林生臂手” 意指“货币”，意指龙凤经济贸易──八千多年前至五千多年前，巴蜀盆地由于女娲突变纪等地质灾变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绵阳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那时绵阳梓潼山成了一处“香格里拉”。

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为最高珍宝，由它而产生的羽毛镶嵌、羽绣工艺闻名四海。因为梓潼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以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梓潼七曲山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其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栉比鳞次。梓潼先民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

据传说，此时梓潼城邦的国王、城主和邦君，已被称为“文昌大帝”或“文昌帝君”──“盘古王表年表”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提前到了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的立足山海时期和城邦之美时期。配合这个时期的龙凤经济，从“凤”联系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原始海洋文明的工业化。而“龙”则联系长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用樟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体现的原始海洋文明追求的科学和民主化。

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和世界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因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还有一个类似的“暴涨宇宙”期──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就是此“暴涨”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领头的人文始祖及群体造就的。

最好的说明是，这五大文明发源地，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狭长地带内：古黄河中原是东面一端，西面另一端是古西西里岛、克里特岛、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且以青藏高原成大致对称。也许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盘古王传说”和《盘古王表》传说，就是亚历山大国王和帝国传说的母本。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因为“盘古王”卸位后，他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所以我们说，“一带一路”是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黑人、白人和黄种人的基因，在迁徙后的非洲聚集统一，又在迁徙后分布全球。多地区说正是这种统一时空阶梯之后，地区地段不同产生的如黑人、白人、黄种人等区别的实际表现。因为２０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盐亭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１．２万年至８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５０００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

虽然现今路经盐亭的人，见不到那里有海洋风光，整个四川盆地也没有海洋风光，只有举世无双的干涸的盆塞海风貌。而盐亭县里也只留下众多的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的传说，以及那众多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远古文明景观。

那么现在能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很多高深智慧的发源，和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地的多次盆塞湖及盆塞海现象的海洋文明及山寨城邦文明联系起来的，是如何解释史前有过的那一场毁灭性的大水？如从我们中华各民族到世界诸民族中，都有“洪水朝天”说法的困惑──即“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正是远古存在过盆塞湖或盆塞海的映射。

如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徐道一教授说：“我国西部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在近几百万年青藏高原不断地隆起，形成的特殊地质、地理、气象条件, 对全球，尤其对中国大陆的地貌、气候、生物等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这对近万年来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也发生了重要影响──青藏高原剧烈抬升和特殊的地质构造条件，使其内部和周边地理环境具有独特性质：地形高差大，气候复杂多变，生物多样性显著，地震、火山、泥石流等灾善频繁发生，冰期、间冰期的温度反差大等。冰期这些都有利于原始人类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知识产权局高工王文光教授赞同徐教授的看法，他说：“地球上的生命物质，第一时间产生在海洋，第一时间把生命物质带到陆地的，若珠峰地区在约四千多万年和约两千多万年有两次先后的隆起，是地球上第一块产生耐寒、耐氧基因的陆地，那么许多生命物质包括人，应首出现在珠峰地区。珠峰地区的考古应加强。说不定，三星堆也许与珠峰、古藏人有关”。

但2021年6月6日西南石油大学常健民教授却给我们来信说：“徐道一老师是我的师哥，在都江堰的第二次民科会议上我见过他。不是我对于自己的学长不尊重，他竟然没有发现也没有认可地球翻转运动，沉溺在传统的渐变论控制的思维中。他们的文章无论怎么样反复说教，也无法破解天倾西北运动等等大自然的天象剧变。但是他们又盘踞在中国的地质学权威的位置上，恰好成为了中国地质学发展的挡路石。创新难啊！”为啥？常健民教授从1999年开始，就对地球周期灾变现象，把人造地球卫星的周期性非稳态翻转现象，引入到地球周期性非稳态翻转，首次发表崭新的地球翻转假说。

常健民教授曾认为，世界诸民族中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反映的是他提出的地球翻转观念──洪水朝天的传说中的那只船，能被冲上了欧亚大陆交界的阿尔卑斯的山顶，只有地球翻转才有这样大的力量。当然常健民教授的地球翻转说，即使对“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不成立，也反映了远古存在局部地质大灾变的事实。但他说的“创新难啊！”这正是很多人不理解产生巴蜀盆地远古盆塞湖或盆塞海的原因。

“创新难！”反过来很多人却喜欢用“神话”包装的历史──如果说李珣的《海药草本》书名的“海”，还包含“盆塞海”的“海”，那么刘文传主任2019年在《巴蜀史志》第3期发表的《绵阳西山公园内的”蜀八仙”文化符号》一文中，讲“金元时期全真道兴起之后的事”说的“后世流传的‘八仙’，则把钟离权、吕洞宾、李铁拐、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凑在一起称作‘海八仙’”的“海”，也许就包含曾经传说过有“盆塞海”的“海”。

如今搞旅游，遂宁市说“南海观音菩萨”出生在遂宁市的“海”、江油市说“哪托闹海”是在江油市的“海”，等等，也许也包含曾经传说过有“盆塞海”的“海”。石云龙、石小玉出书写嫘祖，以及绝大多数嫘祖促进会的会员，讲嫘祖出生，都用“神话”，可见类似“扬雄、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的意识形态，影响之深。当然，也有很多追求言科学解密的人、

2021年6月10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工程研究所高也陶教授，给我们来信说：“涪水之滨绵阳市，是黄帝故里及黄帝医术最早整理的地方。第一次，在黄帝、嫘祖（雷祖-雷公）、岐伯故里，岐黄论医。第二次，李柱国携未整理修订完成的九卷，避难黄帝故里，就是寻本追源，前来完善。在《华阳国志》中，载为李助，助为名，柱国为字。汉人只取一姓一名为姓名，两字者为字。第三次，张陵入蜀，追寻黄帝经书，结识郭玉，得到黄帝真传，遂于今苍溪云台山升天（去世）……第三次整理的说法，是我2019年到宝地盐亭实地考察时，发现的；来不及做进一步仔细考察，去年起疫情，耽误了──张陵需要更快更准确的查实。后续我有推论，郭玉在汉宫的斗争中，张陵带他出宫，到其祖上所在地，鲁西南一带避难。郭玉在当地传黄帝医术，脉诊、针经，遂使鲁西南成为传统中医又一个中心。华佗、张仲景、王叔和……均出自那一带。我五月份去实地考察，文章还在整理之中。有机会，争取再到宝地学习”。

张陵入蜀，有传说他曾落足过绵阳梓潼县的大庙山，具体材料难寻；刘文传主任回复说：“我们绵阳西山公园仙云观里的‘蜀八仙’殿里面，有蜀八仙之一‘张陵’，又称‘张道陵’的名字。张陵，亦称张道陵，在西蜀鹤鸣山学道和创立道教，在青城山布道和建立‘二十四治’（教区），主要就是利用古蜀仙道及仙学”。

2、联系远古巴蜀盆塞海的最新科学资料

2021年6月2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崔雪，发表的《云南曲靖首次发现4.1亿年前长吻三歧鱼》文章报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此次长吻三歧鱼在云南曲靖‘古鱼王国’的首次发现，不仅扩大了三歧鱼在华南板块的分布范围，而且曲靖地区恰好处在江油地区和越南北部地区之间的位置上，填补了三歧鱼南北分布的地理空白”──三歧鱼是盔甲鱼类中唯一一个同时出现在云南曲靖徐家冲组、云南文山、昭通的坡松冲组、四川江油关山坡组、越南Si Ka组和广西南宁那高岭组的盔甲鱼类，从而为它们之间的对比，提供了具有非常重要的古地理意最直接的证据。长吻三歧鱼最初由刘玉海1975年发现于四川江油龙门山雁门坝的泥盆纪地层。

同期刘玉海也报了发现于云南北部昭通地区同时期的昭通三歧鱼。云南昭通和四川江油在地理位置上离得很近，都属于华南板块北部。到2002年赵文金等人在滇东南文山发现了长吻三歧鱼和2009年法国古生物学家菲利普.让维埃在越南北部发现了越南三歧鱼，人们才意识到在三歧鱼的南北地理分布上，存在上千公里的地理间隔，对于游泳能力较弱，营底栖生活的三歧鱼是怎样完成了长距离的迁徙，一直是困扰古生物学界的未解之谜。

三歧鱼分布的五个化石地点都属于华南板块，由扬子古陆和华夏古陆组成。早泥盆世期间，华南板块位于低纬度古赤道地区，并被古特提斯洋与古太平洋从劳亚古大陆和冈瓦纳大陆隔离开来。在扬子古陆和华夏古陆之间存在一个陆表海湾，即华南海。大约4.2亿年前（洛赫考夫期），中国南部发生海侵，海侵从西南向广西中部和西部延伸。

大约4.1亿年前开始（布拉格期），在广西造山运动之后，华南海覆盖了华南板块南缘的大部分地区，这使得华南板块广泛发育了近岸含化石的硅质碎屑岩和石灰岩，比如广西六景的那高岭组、曲靖的徐家冲组、昭通的坡松冲组、文山的坡松冲组、江油的关山坡组、梧州的苍梧组、越南北部Khao Loc组和Si Ka组均为华南海附近的近岸至三角洲相沉积。综合证据显示，今天的云贵高原和广西地区在4.1亿年前的早泥盆世是一片近于封闭的陆表海湾，即华南海，有一个间歇性向南的开口，形成了类似现代红海的那种封闭的环境。

由于封闭海效应，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生物演化区域，被称为生物多样性热点，生物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表现出很高的多样性和很强的土著性──江油是绵阳的一个县级市，靠近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如今五个地点“长吻三歧鱼化石”的考古，证明即使远古巴蜀盆塞海的存在，四川盆地及其附近西南面的部分青藏高原，在更古的早泥盆世时候，是属于华南海板块北缘的陆表沉积地区。

青藏高原的地貌原来到底像啥？2021年6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科考《古生物学家发现临夏巨犀──揭示巨犀如何穿越青藏高原》文章报道：最近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领导的中美合作团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甘肃临夏盆地渐新世晚期265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一具长度超过1米，并带有下颌骨的完整头骨──这头在2100万年前灭绝的巨犀是地球历史上生存过的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它的重量是4头成年非洲象的体重总和，头部伸长能高达7米。这个像长颈鹿一样取食树冠叶片的庞然大物，主要生活在亚洲，特别是今天的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一带。

但这次也在青藏高原的西南缘发现的属种“布格蒂巨犀”，是如何穿越青藏高原的？邓涛教授的解释是：在始新世，亚洲与欧洲是分隔的，因为中东和西伯利亚西部仍然被海水占据。塔里木盆地的西南凹陷向东延伸到阿尔金山脉，分布有从始新世期到中新世早期的海相沉积，指示这个地区存在东西向延伸的海域。因此，南亚与哈萨克斯坦被海域分隔，阻挡了巨犀在这个方向上的迁徙和演化。

邓涛教授说：在渐新世，巨犀从蒙古高原到南亚的扩散，沿着特提斯洋的东岸，通过西藏腹地的一些低海拔谷地进行──这一路线得到其他证据支持的是：在青藏高原中部渐新世地层中，发现的鱼类和植物化石都显现出热带的特点，指示不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巨犀在渐新世早期，从今天青藏高原北侧的蒙古高原，经中国西北地区扩散到南亚，巴基斯坦巨犀的后代又在渐新世晚期，返回甘肃和新疆，由此证明青藏地区尚未上升成今天的高原，没有足够的高度阻碍像巨犀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的扩散。

3、远古盆塞涸海冰川与海啸地貌地质学之争

何拔儒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类似的“远古联合国及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地理形成”的话题，虽在民间流传，但知道他使用的“硬证据”主要多在地质学方面的人并不多。这不能苛求何拔儒，我们来看2013年9月国外《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报导，英国赫尔大学水文学者TomCoulthard等，利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详细地形数据，了解水流如何从山地向北方流动形成湖泊和内陆三角洲，并在一些情况下到达地中海而创建的计算机模型的最新研究，才发现大约在距今13万年至10万年前的间冰期，与现在相比非洲季风能够到达更北部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季风所带来的暴雨可以滋润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山脉。

该地区在最大季节性暴雨时节，每一条主要的河流都能够带走大概相当于尼罗河四分之一的水量。这些河流可以在沙漠中创造植被繁茂的“绿色走廊”和大片水域。这样一来，季风暴雨滋润了穿过撒哈拉沙漠的河流，撒哈拉沙漠曾经处于向北流动的三大水系的纵横交错之中，这为人类向欧洲和亚洲的第一次迁徙创造了可能，即早期现代人类就可以经此迁移到北部地区和其他大陆。

何拔儒没有计算机模型，但与此相似的被遗忘的是大约在距今两万年至五千年前的中国西南古盆塞海时期，开创的人类远古联合国和盘古-嫘祖文明，何拔儒还是破解了。

（1）如果说远古人类的文明有中东-非洲杂交期和东方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期之间的交流与大迁徙，这就要考量远古早期人类在非洲等海边的活动，如何克服缘于广阔的海洋长期是人类迁徙与交通的障碍的？全球化人种之复式结构与多元文化的结合，是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期区域的特点漫长的历史，形成了世界远古中华文明的分化明显的区域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

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时青藏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仅仅从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在青藏高原和接近地区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

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些地质灾害都将直接威胁到当时当地的上古人类居民的生命安全，以至影响到国家的起源。但是目前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远古国家的起源也许首先从远古联合国起源开始的──远古大自然的危险严重程度，抗灾自救的联合、维和需要，远远大于部落之间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争夺以至战争。

远古联合国不是联邦、邦联，也不是联盟，而类似今天的联合国，且是强化了的类似维和、维稳机构。至于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机制，类似霍伊斯勒介绍的模型：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80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

1）这是否可联系存在类似大禹治水和女娲补天的传说吗？类似榉溪河龙潭“龙脚印”，盐亭境内的现在的举溪河及梓江河，其河床石底还留有不少冰川冰臼遗迹之处，这不是张文敬教授说的距今约1万年后的现代冰川冰臼遗迹，而是韩同林教授说的这之前的冰川冰臼遗迹。韩同林教授的《发现冰臼》一书中，已提及榉溪河境内的冰川冰臼遗迹情况。这还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才保护了这些遗迹的，而河床能保护干涸的盆塞海沉积物遗迹，只因在河中才无人去破坏。

例如，解放后的修小水库、围河造地、养鱼等社会造势，这类沉积物遗迹很多已在遭到破坏。2001年笔者曾带四川科普协会主席董仁威高工组织的科考队，到盐亭县榉溪河龙潭村河段的河床察看冰臼遗迹；因为上世纪50年代，笔者亲自看过那里有约一里路长、半里路宽的石板河滩大面积，全是像砂锅大小不等的壶穴状凹坑，但此间看到的，已在围河滩造地、造养鱼池下，面目全非。

何拔儒比钟毓龙大22岁，就生长在盐亭。他从自然大地震、山崩地裂、堰塞湖、溃坝等联系黄河与长江，推测两大河的水有可能同时形成大堰塞湖，淹没四川盆地。所以，也许不存在海水浅，不能引发海啸的水源问题。至于大面积的沉积物，何拔儒先生考察到盐亭特殊的丹霞地貌“洋港子土”。按地质教科书解释，丹霞地貌是造山运动之前海洋地貌留下的沉积物，那么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只需考察丹霞地貌以上的沉积物了。在盐亭，从北面柏梓地区到南面玉龙地区，沿梓江河流域，有既连续，又间断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说明在丹霞地貌造山运动之后，还有过特大地震，使盆塞海之前的地貌变成了高山。其次说明在盆塞海之前的地貌，有过大河，是黄河还是嘉陵江最早的古河床？只能存而待论。

2）1970年大学毕业，笔者被分配在綦江铁矿地区参加大打矿山之仗，綦江铁矿在土台乡。从綦江铁矿矿部到土台乡政府要上一座大山，土台乡政府就在大山顶上的“小平原”上。盐亭玉龙镇是笔者的家乡，又曾工作在重庆綦江铁矿区，有近五年间多数是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从重庆经遂宁坐长途客车探亲回家。从綦江小渔沱土台山到盐亭玉龙镇西仔山相距千里，以两地的山顶“平原”作标杆，从长途客车外似乎可以望见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两岸，有连成一线的大围坪台地时隐时现。因为在榉溪河畔玉龙镇政府旁的西仔山，山顶上也类似有一个“小平原”。据原玉龙区粮站站长石云龙老先生介绍，西仔山后面的红石垻，他找到过大量的古桑化石。还有家在西仔山的网友介绍，西仔山烧砖和修公路，发现有大量的干涸沉积层。对澳大利亚海啸地貌学，那近五年间也就在脑海中时隐时现，到此时笔者才算“读懂”了少年时在家乡听大人传说何拔儒先生关于盆塞海的推证。

2011年中秋节前后，中央电视台大讲钱塘江潮汐。有一位访谈学者在回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说，钱塘江潮汐现象规模之大和奇特，在全世界并不多见，只有几处可比。这奇怪吗？潮汐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为什么只有钱塘江潮汐现象有此规模和奇特，访谈学者说是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同理，盆塞海波及整个巴蜀，为什么只在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留下鲜明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也许也是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但也有如中国地质科学院有学者说的“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

即如果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存在盆塞海，那么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有没有形成类似海沟和俯冲带的地质条件呢？实际 如果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从长江口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一样，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骤然形成“水墙”，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那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才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如何呢？

（2）也许对何拔儒的质疑，就集中在地质学的涸海冰川冰臼地貌与海啸地貌之争上。“5•12”大地震后，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

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有环境地理学家认为，远古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高山冰川，在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

1）与李海龙教授想法能够对应的是，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敬教授，对第四纪大冰期末期以后四川的冰川研究。张文敬教授说，中国是一个山地冰川特别发育的国度，也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山岳冰川数量分布最多的国家。

据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领导的中国冰川编目组的精准统计，截止新千年伊始，中国还拥有现代冰川46377条，总面积为59425平方千米；它们分别发育分布在中国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等六个省区。把李海龙先生说的约1万年前，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涉及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与张文敬先生说的中低纬度山岳冰川山系的划分对照，在四川境内五处现代冰川作用区分别是：雀儿山冰川区，沙鲁里山冰川区，大雪山冰川区，邛崃山冰川区和雪宝顶（属岷山山系）。

张文敬教授说，最早西方冰川学家，在研究北极、南极和阿拉斯加等地末端伸入海洋的冰川时，发现这些冰川活动层以下的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这对于冰川而言，就是比较高的温度了。因此他将其命名为海洋性冰川，也就是冰温比较高的冰川；这包括四川冰川在内的横断山和藏东南冰川，冰川末端下伸得比较低，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张文敬先生说，四川的这些冰川，是川西高原的固体水库，是四川许多江河湖泊水流之源。现在根据张文敬教授的介绍设想，这些山系冰川，都参与了距今2--3万年至5000年左右西南地区8级以上的大地震，它们也许涵盖了李海龙教授说的，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景观。这难道不是更能增加造成远古四川盆塞海，以及盐亭等嘉陵江的中下游的大围坪地貌形成的可信度吗？

但张文敬、李海龙等教授与何拔儒先生想的是两码事，专业科学家要吃饭，要养家糊口，何拔儒先生的“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探索，是冲着要搞清远古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来的；他追求的仅是个人的学术愿望，没有人买单，成败自相知。

2）再说韩同林教授2004年出版的《发现冰臼》一书中说，在距今约2--3百万年的第四纪早期，全球气候曾发生过一次人类尚未认识到的惊人的降温事件：全球大约有3/4的陆地被冰雪覆盖，而且那时冰臼的发育遍及地球3/4的陆地，可谓“冰臼时代”。与韩同林的冰臼时代观点类似的创新，有刘东生院士的黄土研究被誉为认识自然历史、气候变迁的第三本书。我国的历史学家群体或地质学家群体，有一种说法，黄河流域这片中华民族的伟大发祥地之一的地方黄土多，是因为人类在这一带开发时间跨度得过早、过久的缘故，体现了黄土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的密切关系。1955年刘东生院士由于参加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察队，对晋、陕、甘等地区进行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考察，才慢慢认识到，日常概念里的黄土与地质学上的黄土有相连又有区别，中国黄土高原的这种黄土，是几百万年的“沙尘暴”的结果，它的形成是十几万年来的事。

还有陈国达院士的地洼学说，在这之前关于地壳演化及运动的大地构造学，地质学家群体仅停留在“非槽即台、非台即槽”的“地槽--地台学说”局限上。陈国达院士在1959年开始认识到，继地槽--地台阶段之后，还有造山型的强烈地壳运动，它不是地槽历史的重演。其标志是它里面没有海槽而具有特殊的以陆相为主的盆地，叫做“地洼”，故又叫它为“地洼型造山运动”。从地质学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有类似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地理，这在我国用海啸地貌学最容易引起的争论，是现在这个盆塞海，早已经不存在。

（3）海啸的定义是指一种巨大的海浪，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具有超长波长和周期的一种重力长波。这是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力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也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内蕴几何学的科学智慧的火花，启示了海啸地貌学。如在内蕴几何学建立之前，平面一直被作为三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图形来研究。但高斯和黎曼等数学家受平面几何能通过专注于平面本身得以研究，建立具有点、线、面的一些定理和用参数来表示的表达式的引导，为曲线、曲面一类更为宽泛的空间发展了一种内蕴几何学；这一几何学是内蕴于平面的，并且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例如把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发展到n维空间并当作一个流形来讨论，可用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类此，海啸地貌学中的地貌，不就类似记录、档案吗？反之这些记录、档案内蕴于地貌，盆塞海不存在了，但仍可以用它的“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

1）其实海啸的老定义在我国的旧教程中是有遗漏的，如说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其遗漏的是，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之说。这与老定义着眼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力完全不同。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也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目前在国外，计量历史学已有数十年的实践，但在我国出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海啸地貌学，在我国没有，不等于在澳大利亚没有。因为海啸地貌学，是由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建立的。他们经计算发现，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可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375米的巨浪。于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寻找海啸的遗迹，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自岩石台地：

这些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10万年以上的沙堆层，然而高度不到40米的山岩都已经变得光秃，处于未经风化的原始状态，有一处地方显示曾有许多布满棱角且重量约20吨的岩块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这种清晰刻蚀的形状，只有在岩石被至少每秒10米的急流冲刷才会产生，并让岩石改变面貌。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但布赖特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即使是带有7米高巨浪的大风暴，也无法强制把岩石台地磨光。那里作为海啸地貌学的研究平台，不会是伍伦贡大学等科学家的臆造。

2）我国对海啸地貌学容易引起争论，也许是因为我国虽是一个地震灾害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啸灾害大国，无澳大利亚类似活的海啸地貌学研究平台。然而在远古我国西南的盆塞海，既是一个地震灾害多，海啸灾害也多的地方。但后来这个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文明转移到中原地区。事情也许就完结了。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却困扰着数代中国人。2011年8月笔者在“科学网”的“个人学术展示”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嫘祖与内蕴海啸地貌学》，其中说：“海啸问题，我们是把海啸学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的。这只是原有的海啸地貌学”。

“关于嫘祖，地质学家从不关心嫘祖存不存在？是不是盐亭人？地质学家不关心无所谓，但嫘祖存在和出生在盐亭，却引起求学国内外的学子们的关心。他们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结合，用来讨论巴蜀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创建了内蕴海啸地貌学。同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内蕴地貌求证方法是一样：地貌类似记录、档案，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量定义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

文章发出后，常健民教授提了一个建议：“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盆塞海，只是一个学术认识问题。即使是存在被学者们忽视或者未能够被研究的地貌现象，作为新的见解提出来是可以的，不必马上就上升到XX地貌学那样的高度和范畴。那样容易让其他人认为这是一门新学科，其实充其量只能够算是一项新见解、新认知。所以建议采用去掉最后那个学字的说法，比较利于讨论和交流”。

由于笔者曾亲自带常健民教授到盐亭盘古故里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炎鼎山、嫘村山等地实地考察过，对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所有实际了解，不至于像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１９９３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所以常健教授的建议比较温和。

3）比常健民教授更为激烈反对的，是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研究员李德文博士，他先说：“A、从来就没有过海啸地貌学，更不会有什么内蕴海啸地貌学。B、四川盆地如果有过海啸留下的证据，那也只能是沉积证据而不大可能是地貌证据。C、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证据以及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新观点的支撑，对论据的科学表达是很重要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吧？D、海啸是专指由津波-tsunami引发的自然过程，是一种与潮汐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也就是说，海啸证据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成因意义，用潮汐理论来解释海啸证据是自相矛盾的”。

但后来李德文教授却改口了，他说，海啸的成因有多种，常见的是地震断层引起的，另外还有海底滑坡、海底火山塌陷和外星撞击洋面等类型。李德文教授是在得知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的资料提示下改口的，这丰富了他爱的地貌学教程和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的定义。他说：“布赖特教授是研究海啸的, 并在剑桥和伦敦地质学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他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外星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这里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是类似外星陨石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都有。

李德文教授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这话不错，但不等于像刘兴诗教授回答的“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是对的。也不等于像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教授，开车专门到盐亭考察海啸遗迹地貌，但不到已指明的如榉溪河畔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大围坪景观去亲自查看，而只是在盐亭县城里游转一下，和只是他到盐亭县城时的公路沿线看过，就说对当地的地貌特点，已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还有照片；盐亭处于内陆，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所谓的海啸遗迹，竟是子虚乌有之事，也是对的吗？

而李德文教授感到的困惑：国内民间学者，关于此研究如果在构造地震成因与地外成因之间游离, 将无助于问题的深化和解决。他要求国内民间学者，提供有关布赖特建立海啸地貌学的支持性文献。其实李德文教授可以自己亲自到澳洲去一趟，不是更可信。至于李德文教授说：“地貌学研究无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 历史地貌学和过程地貌学。海啸地貌学无疑是面向过程的，应属于过程地貌学。在讨论学之前，应该优先解决史的问题。在史料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史学, 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问题。但他可亲自与布赖特教授讨论，不至于在国内难找齐国际上无论是最新的地貌学教程还是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等可信之东西。李德文教授似乎不爱找国内民间学者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对巴蜀盆地地貌演化历史的著述。

【4、和平与发展的智慧从哪里来？】

2021年3月三台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印出版、由绵阳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刘文传主任编著的《李珣研究》一书，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古代外国人出生在中国内地的后代，传代几辈后已经融入中国社会，还算不算中国人？以及如何看待这类古代中国人取得的科技成就：是把它看成“抑里扬外”之作，还是助科技振兴中华与海外的双赢？绵阳市政协副主席沈其霖教授，2020年8月1日在为《李珣研究》一书作《序》中说：“从中医全程参与新冠肺炎的防治来看，其理论的系统性、辨证选方用药的精准性、实践的有效性，都充分体现了中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所发挥出的应有作用”。

在他的《序》文“重新审视中医药”一节，沈其霖主席说：“199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破天荒地设立了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专门负责研究评估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国传统医学。1996年4月美国正式批准承认针灸合法化那年，仅在美国登记注册的职业针灸师就达11290人，中医诊所7000多家，经中药和针灸治疗的美国患者占病人总数的70%，每年使用中药材达35000多吨。在德国，因偏重用自然药物治疗疾病，中医特别是针灸对那些早已对西药毒副作用恐惧的病人很有吸引力。在英国，通过了对《草药与针灸立法管理议案》的听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大约有近70%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正在使用中医技术和中药进行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

沈其霖主席坦言：“《药物学家、花间词人、波斯后裔、一带一路先行者──李珣研究》一书，对于提高我市文化品位和在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史上的地位，都大有裨益。这不但说明了绵阳地区（包括梓州）的古代先贤名人、名医辈出，还表明了我市对历史名人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真有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言：‘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之感。中医的疗效从古至今一直呈现在世人面前，只是此次疫情，更加凸显了它的作用。如此科学有效的学科之所以今天仍然不能被一部分人所理解，是因为目前的实验研究手段，不能直观有效地解释其内在机制，更加催生了社会对中医的误解，激化了是否将中医作为科学看待的矛盾”。

而刘文传主任为自己的书写的《前言》中，他是把李珣定位为“一带一路上的先行者之一”的。他说：“本书即通过介绍在唐末五代时期，来西蜀梓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经商、定居、求学并深度融合当地社会且有不朽著作和光辉诗篇的波斯人后裔──李珣、李玹等人的事迹和相关文献资料等，以期纪念‘一带一路’上的先行者”。

刘文传主任的“现实主义”溢于言表，他说：“2013年9月和10月，习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李克强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早在我国的汉唐时期，中国就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国家建立了互联互通，实现了人员和经贸往来，许多中国商品被销往国外，许多外国人来中国经商，并在中国学习生活，只不过由于古代交通的不发达和战争频发等因素，贸易规模较小且时断时续。但是，在这历史长河中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21世纪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沈其霖主席的《序》和刘文传主任的《前言》启示，编定《李珣年谱》时，使我们对众多突出“波斯商人后裔”的模糊说法感觉不妥，逐渐搞清李珣应算中国人──李珣（公元896--960），回族先民。五代十国时前蜀梓州郪江镇（今四川三台郪江镇）人。为啥说是“郪江镇”？

三台县，是以县西三台山得名。三台历史悠久，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郪王国，国都在今三台县郪江镇。到汉高祖公元前201年，才在此置郪县。南朝“萧梁”时，置涪城县；元朝至1283年，涪城县还并入过郪县。此后历代在此设县、州、府等，名称各异，主要用名有郪县、梓州、潼川府；治所也在今郪江镇与今三台县城（潼川镇）之间反复变化。为啥说李珣是“回族”，是中国人，不是波斯人？

因为即使李珣的先祖李苏沙是波斯人──但李苏沙早在公元821--824年的唐朝时来华，在唐把姓改姓李。李苏沙死后，他的后代留在唐朝；安史之乱时他的后人中，就有李珣的前辈及父辈入蜀定居梓州郪江镇。到李珣896年出生，已是李苏沙来唐71年后，李珣已是融入中华第四代回族人。称李珣为波斯人或波斯后裔，是不准的。

1、李珣是中国人找“回族”定位依据

2013年10月2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给《〈海药本草〉梳理》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在丛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参与《海药本草》梳理项目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为促进民族医药学术进步、推动民族医药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而《〈海药本草〉梳理》一书的作者高如宏教授，在2013年11月3日写的《〈海药本草〉梳理》一书的《前言》中说：“《海药本草》是回医药重要典籍之一，为全面抢救与系统传承回医药文化，2010 年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立项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设立‘民族医药文献梳理’研究项目，对回医药文献开展抢救性传承研究，由此直接发挥文献抢救与传承作用，并以此指导临床工作。《海药本草》成书于五代时期，作者李珣，原书于南宋末年已亡佚。但据《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对其内容记《 海药本草》梳理载，尚志钧（1918--2008）先生整理辑了《海药本草》辑本”。

高如宏教授还说：“《〈海药本草〉梳理》以《海药本草》辑本为底本，然后对个别药物出现在《回回药方》中，有回药名称者，赋以回药名。《海药本草》成书之时，正值战争纷乱，书中个别内容受当时政治、经济影响，而与回族生活习俗尚有一点偏离，故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委相关专家建议，予以梳理。充分反映了回医药历史文化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展现了唐末五代时期回医药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医药贸易的繁荣景象。为深入研究回药学、本草学、回医药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借鉴，也为推动回医药加快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海药本草〉梳理》在研究整理过程中，得到各位回医药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方得以顺利出版”。

2、《李珣研究》类似挖出个“三星堆”

读刘文传主任写的《李珣研究》一书，感觉好像挖出了个“三星堆”──他在书中多处点明：“关于李珣生平资料，正史和野史笔记涉及较少”。“《海药本草》在战乱中散失”。《海药本草》“原书于南宋末年已亡佚”。“李珣身上的文化特质是中外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李珣生活的唐末五代是一个乱世”。李珣“是一位在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双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优秀词人”。“一部介绍和总结外来药物的专著──《海药本草》在李珣的手中诞生”。“《海药本草》是回族医药重要典籍之一”，等等，说明如今“李珣研究”更有探讨和挖掘的价值。

李珣写《海药本草》一书之前，已经有《回回药方》、《胡本草》等书名的药书，李珣不用《新修胡本草》、《回回药方拾遗》等书名，而用“海药”，《海药本草》仅“是我国介绍和研究外来药物的第一本专著”？或者如2018年4月月2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文章所说“李珣所著《海药本草》收载了唐五代时期传入中国的131种药物，绝大多数来自海外，仅一小部分产于今天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和总结经海外贸易传入中国的外来药物的专属本草著作”吗？《海药本草》不仅是回药、胡药，更是寻根求发展之书。

正如广汉挖出“三星堆”，仅是搞个旅游，创点收吗？“三星堆”显示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四川盆地仍然保持过“远古联合国”的繁荣先进。为啥这种繁荣先进在约三千多年会消失得荡然无存？后来之人又如何在遵纪守法之下，振兴西部、振兴西南，强国富民，为“湖广填四川”的兴衰轮回的悲剧不再多次历史重演？因离唐末五代时的李珣最近的一次波澜壮阔的著名探索，是《三国演义》书中介绍的“张松献地图”。1956年笔者十岁在盐亭县玉龙罐子沟完小上高小时，读到一本带插图的儿童读物《张松献地图》的字书，写得道德震荡，通俗动人；张松、刘璋、刘备是好是坏？使很多少年百思不得其解。

（1）李珣献海药与张松献地图的不同

1992年笔者调到绵阳市里工作，36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使之前的原是荒山的绵阳富乐山，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仙山：山顶富乐阁拔地而起，直入云天，蔚为壮观；山上山下，金壁辉煌，游人如织。可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把国家建设好。而从目前绵阳发掘的东汉大量文物，如铜马、摇钱树、铜怫像、说唱俑等来看，刘备之前四川的经济文化是较繁荣的。把“张松献地图”看成是西部人开发西部，是不是把张松拔得太高了？因为张松即使有这类底线，那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不能不联系到魏晋当时波澜壮阔的玄学思潮。

2017年7月10日《华西都市报》发表的《蜀中名士张松：一张地图促成三国鼎立》一文中说：“东汉末包括后来的三国蜀汉政权中，有一批像张松这样的本土名士，无形中形成一个本土利益集团，与来自外地的其他利益集团既合作又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保护自身利益和百姓不受侵害──三国鼎立在三国历史上，张松的形象并不好：内奸叛徒、卖主求荣、自负狂妄、卑劣无耻、人品低劣等标签。张松真的就那么不堪吗？一说张松是绵阳人，家在富乐山下，他在那里修建了一所张氏庄园。刘备入川后，与刘璋在绵阳相会，地点就在张松的张氏庄园里。另一说是，张松不是四川人，是外地人。从《三国演义》中，张松在与杨修的交谈时，对益州风土人情的熟悉，以及其中流露出的热爱来看，结合《三国志》的记载，张松应该是四川人”。

2001年8月20日至9月24日《绵阳日报•科技城导刊》，连续六期发表《张松与绵阳》的探索文章。此文的“现实主义”，笔者结合多年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智慧是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来”的探索，去跟进当时全国各地兴起的“旅游开发热”来解读，看其中在9月3日发表的《张松与绵阳•3》篇上说：玄学的问世，不仅仅停留在抽象思维的层面上，更表现于士人的“异行”与“疾言”间。张松是刘璋手下的别驾从事，官做得够大。他哥哥张肃又是四川广汉郡太守，可见他和他的家族够荣华富贵。

据来敏《本蜀论》载：公元前316年，“秦使张仪、司马错循路灭蜀”，绵阳入秦版图。相传张松正是张仪之后，支庶因居于此。绵阳也成为掌掴军工、军马、贸易的贵族挥毫之地。张家以后相继又效忠两汉和王莽政权，被人称为极具转型的豪门。今天在绵阳多处出土的西汉大墓、漆马阵、漆器、人体经络漆雕、瓷壶、陶俑等文物，都能印证上述的许多传说。高也陶教授说：“涪水之滨绵阳市，是黄帝故里及黄帝医术最早整理的地方。第一次，在黄帝、嫘祖、岐伯故里，岐黄论医。第二次，李柱国携未整理修订完成的九卷，避难岐伯故里，就是寻本追源，前来完善”。1993年2月至4月间，绵阳县永兴镇发现汉代古墓被定名为的永兴镇双包山2号汉墓，发掘此墓葬的后室时，得到的一些漆俑中间，有一具头、胸、背、手部等周身表面上，有用红色漆线描绘的遍布全身路线的人体经脉十余条的、髹有黑漆的木制人形──被考古定名为的“人体经脉模型人体经络穴位的木质漆人──经脉漆雕彩绘经络漆人”，当为后世的针灸铜人之先声。

有人说“李柱国就是涪翁”，这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涪翁”是古代长期在绵阳的涪江和安昌江交汇口形成的天然三江半岛小平原，被作为国家秘密的军马养殖场，为其服务的一批老军马军医；他们把从岐伯时代就流传下来针灸治病之术，从人体结合到马军、牛、羊等动物的针刺治病上，大大丰富了人体针灸循经的穴位路线而声名远播。作汉朝太医的李柱国当然是知道的，也许他就是从这个群体家庭中走出当上医官的；退下来回到绵阳继续帮助整理针灸循经理论也很自然──而且李柱国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和丰富经验积累，也不行。

相传绵阳早在秦至西汉到唐朝，就曾是个繁荣的军工重镇，当时隐蔽在涪江和安昌江之间的百里平川，是国家军马血汗马良驹养育场──涪江和安昌江交汇百里平川之外的沿江山麓，到处是国家建的兵器生产作坊，和向西北供应物资的集散地。工商业的发达孕育出高超的科技文化，如传说涪翁们的祖祖辈辈是育良驹、医战马的行家，积累了丰富的医术，传至李柱国时的涪翁结合人医才造出了经络漆人。

接着在9月17日发表的《张松与绵阳•5》“战争和旅游”多极性等讨论篇中说：“张松引进刘备，也引进了一部战争史、英雄史，为后人留下一笔意想不到的财富。因为这是四川近1790年历史上，从未有超过《三国演义》宣传影响的大规模的战争诗篇、英雄诗篇。开发‘三国文化’旅游，也可以说是化战争为旅游的一种包装”。“也许旅游是上天和社会发展，最后赏给人类生存的一种最奇妙出路的模式”；是“因战争对交流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弱者因怕这种交流会更加封闭。而旅游对弱者和强者都具有极大的建设性──因为旅游的多元特色，能以国际准则、依法治国，以及市场经济、品牌促销来挣钱。由此看来，所谓的‘道德’，也应为是‘亮实’竞争：外保主权，内促交流。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多极化与全球化的统一”。

2001年我们读《张松与绵阳》这篇探索性文章时，还没有发生2020年至今仍然在全世界流行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封城锁国，对旅游的破坏性，一点也不比战争对旅游的破坏性弱。虽然在该篇中，也提到：“战争就类似众多的黑客和病毒的联合，攻陷网站的事件”，但还没有单独把类似“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列出，或许是一种遗憾。

（2）用与回族同志亲身交往经历研究李珣

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研究》一书，也勾起笔者曾经有约20年在三段时间与三位回族同志交往的经历，觉得用来研究李珣有启发──笔者出生盐亭的那个山区农村没有回族同胞，上大学前也没有接触过回族同志。但1965年考上大学，9月1日进大学的第一天，就有回族同学把笔者接到大学专为回族同学，办的回族食堂里吃饭──那是在汉口下了火车，被校车接到送去武汉钢铁学院后，已近中午。

此时，老同学们纷纷拿着饭碗进食堂吃饭。随校车接待笔者的那位高年级同学，是重庆人，他突然向拿着饭碗的人群喊：“穆成安，你们盐亭来了一位老乡，快来看认不认识？”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壮实但个子不高的同学，他一手把笔者拉住，一手接过送笔者那位重庆同学手里的行李箱说：“走，跟我到回族食堂里去吃饭”。这时笔者才知道，整个武汉钢铁学院才七八个回族同学，也专门办了回族食堂。

1964年刘少奇主席参观武钢后，提议把靠近武钢的武汉钢铁学院办成全国第一个半工半读大学的试点──一半时间在大学里上课，一半时间在武钢结合专业劳动。武钢付给工钱，在校学生读大学不用交伙食费，学校全包。每餐吃饭，是印上时间的用餐劵。笔者听了真高兴极了──在农村的父母年迈，两个姐姐已出嫁，弟弟身体不好，家里太穷，好不容易才筹够一点钱送上火车。

穆成安是盐亭中学1964年考进武汉钢铁学院化工系的学生，在盐亭中学读书我们都见过面认识，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所以并不了解。武汉钢铁学院从1964年起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全校三个系总共才约1500人，高年级的四川学生也才10多人，那时老乡关系很重，又在一个食堂吃饭，所以相互都认识。想不到第二年的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先后院党委、省委工作组都不存在了，到1967年初上海成立“人民公社”，武汉也发生造反派夺权，武汉钢院是红卫兵组织掌权，分裂为“红二司”、“钢铁兵团”、“红三司”三派，发生派性武斗，印刷厂、学生食堂被砸，分成两派各管各。以后学院也没有再恢复回民学生食堂，穆成安和我们一起在大食堂里吃饭。

那时笔者所在的机21班，是“钢铁兵团”和“红三司”的主力，冶金系和化工系是“红二司”的主力。由于进校就跟穆成安走得很近，穆成安在化工系虽然参加的是“红二司”，但思想并不前卫。笔者在班里对“钢铁兵团”和“红三司”都没有参加，除跟机64级的成都人李友荣同学，一起组织留校同学“复课闹革命”，帮助请老师上课，帮助同学们买课本外，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跟穆成安在一起聊天玩耍、拉家常，一直到1970年64级的同学先分配离开钢院。

正是在近五年的时间里，笔者开始了解到回族同胞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优良品质。如穆成安说他农村父母家，每天早上喜欢用铜壶烧水泡茶喝，但笔者家没有这个习惯。穆成安曾秘密地告诉笔者，他父母亲对他非常好。但他读大学后，才从两个姐姐口中得知他是从汉人家出生后，被现在的父母领养长大送大学的。因为在大学的化工系班上，有一位叫“梁可儿”的广州女同学一直追求他。如果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结婚，“梁可儿”希望他能一起分配到广州。她家经济不错，她叫“可儿”，是她家只有一个女儿，父母把她看成“可以是儿子”。

1967年6月间钢院两派武斗，把图书馆大楼也被烧了。到7月底学院里都还很乱，穆成安有一天找到笔者，说家里有事，希望陪他一起回老家盐亭看望父母。我们约好回家半个月，到时间我们一起再回学院。但返回时间笔者到盐亭县城等他，好一起买车票返校。可等到晚上，他都有来。那时无法与他通电话，也不知他家在盐亭大兴回族自治乡的具体地址，第二天笔者只好一人买车票返校。9月初穆成安返校了，他悄悄告诉笔者，他没有按约定，是被父母要求他结婚了──对象是一位初中毕业回乡劳动有几年的汉族姑娘，很能干，娘家也没有儿子。当了解到他的大姐已结婚留在父母家时，笔者问他为啥还答应父母的要求，他说还是把父母情看得比“梁可儿”对他好重一些。1970年钢院64级的同学毕业，穆成安表现好、家庭成分好，被分配到四川自贡一个保密的化工厂好单位，笔者也为他高兴。

1981年4月笔者也因照顾家庭，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才打听到穆成安在盐亭县林业局工作，就到他家拜访，才知道他在那家保密厂工作不到三年后，因爱人在农村，又有孩子要照顾，他毅然申请调回盐亭不搞学的专业。开初他被安排在盐亭县林业局搞木材采购，也经常在外县大山里跑。改革开放后大学生落实政策，他被安排在林业局机关当会计，爱人和三个男孩已农转非，进城在一起生活。

笔者告诉他1970年9月底，我们在武钢参加完4号高炉建设的65级同学，才搞的毕业分配。自己被分配到重庆第18冶金建设公司下面的一个土建公司，不久就到綦江铁矿小鱼沱麻柳滩参加大打矿山之仗。在重庆10年，笔者幸运的是，一到18冶不久也认识了一位回族大哥，而且还是穆成安盐亭大兴回族自治乡的人，叫“金继平”。据继平哥介绍，他还是笔者姐姐在盐亭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1958年初中毕业他考上重庆钢铁学校。中专毕业分配到重钢工作，后来18冶成立和重钢分开，他调到18冶材料当干部；他爱人是18冶职工医院的护士，是重庆人。他们一家对人非常热情，笔者每次从小鱼沱麻柳滩矿山回重庆市里18冶公司办事，去看望“金继平”大哥，他都要请到他家去吃饭，拉家常。笔者一想起，很感谢。

事情还巧的是，1981年笔者调回盐亭县科协，很快科协又调来一位回族干部，叫“姜明道”，是与大兴回族自治乡相邻的七宝乡人。他是南充师范学院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学生物的。据他介绍，南充师范学院当时有一位全国著名的开拓研究大熊猫的专家胡锦矗教授。由于他身体好，能吃苦耐劳；母亲去世后他有跟父亲养、宰牛羊等经验，读大学时爱钻研，就成了胡教授带到野外考察大熊猫跟随的助手。毕业留学更是常年被胡教授指派去卧龙、青川、平武等地，从事收集观察大熊猫生活习性资料的科考工作。但他的父亲和爱人及两个孩子在农村，他也只得忍爱调回盐亭。确实他来后，县上落实大学生政策，他的爱人及两个孩子都农转非，也都搬到科协家属楼里来居住。

笔者和姜明道共事四年多，当时科协领导分配给他的任务是组建乡镇农村科普协会，帮助农民创收。他单独下区乡时间多，他没有怨言；爱人只能在家开了个缝纫铺，边帮人打衣服边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笔者当时除负责科协办公室工作外，还负责科协主办的铅印科普小报《科学知识》。1982年1月20日出版的《科学知识》第1期，发表笔者写的《生物全息律和自然全息律》短文；小报有少部分是在全国科协系统范围内作资料交换送的，想不到北京市科协主办的公开双月刊《潜科学杂志》，1982年8月20日出版的第3期改题为《自然全息律》转载发表了。记得姜明道向笔者表示祝贺时，他拿出一本动物学杂志，说他在杂志上也发表有论文，表示要相互支持鼓励。

笔者细看他的文章，是下乡期间，他对盐亭某处山区地点定时间的老鹰、野兔、山鸡等野生动物出没情况的观察统计分析，写得非常生动。有一次晚饭后，到他家去拜访，他正在锅里用药水煮沸做动物标本。他告诉笔者，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科学工作，没有专业训练是不能操作。他拿出各做好的一个类似鱼类和鼠类的动物标本给笔者看，做的非常漂亮。姜明道同志团结同志，尊重领导。1984年盐亭县要做换界选举，有推荐他作非党副县长人选的。不知怎么他1985年调到青川县去了，后来听说他当了青川县黄金局局长，负责金属开采。

总之，这近20年与三位回族同志亲身交往的经历，增进了笔者对回族同志生活能力的顽强，对人处事的豁达的敬意。笔者在大学时读过一本1963年出版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卡斯特罗写的书，还记得其中他说的一段话的大概：“我在过去奋斗的年月中，曾经得到过很多的人帮助，当时无法回报，现在想起来，只能把这些人记在心里表示感谢”。笔者对这段话的记住，也因曾经得到过像穆成安、金继平、姜明道等回族弟兄的帮助，当时无法回报，现在想起来，只能把他们记在心里表示感谢。因为在那些非常时期回族同胞的故事，非常令人难忘──1975年笔者还重庆綦江铁矿麻柳滩工地劳动时，听家乡一位干部说，他当时参加县上派到冯河乡的“无产阶级理论教育运动”工作组，负责冯河乡五大队村的工作。虽然说是整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当然主要工作还是带领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水库。五大队村的回族农户较集中，有一个“案子”反映叫“达鹏怀”的回族农民，是“牛贩子”，时常到达县等大山区收购老牛和残疾牛回冯河乡，分散到一些回族农户家请帮忙饲养，然后慢慢屠宰到盐亭城关自由市场悄悄出售赚钱。这个涉及民族习惯政策的问题，当时只是批判，要找一些较困难的回族农户，起来揭发做生意的达鹏怀。

但工作组感到工作难做，一是他们不愿意站出来揭发，原因是这些做“牛贩子”生意的回族农户，常是把卖完牛肉剩下的牛骨头，分给这些经济较困难的回族农户，因此他们觉得比经济较困难的汉族农户还要好些。此外回族农户家的大院都养有狗，如果去作家访知道是搞运动，连狗叫，也不拉住。这些现象反映到县上。据说县人大中有一位叫“达鹏富”的回族领导，也帮助回族农户说好话。1985年开始，笔者被选为两届县人大代表，第二届还被选为县人大常委委员。认识了当时这位叫“达鹏富”的县人大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他确实掌握政策准，对人对事感到实事求是。

在这期间，笔者还看到“县民宗委”一位很有才华的叫“达鹏轩”的年青回族干部，在县志办出版的铅印小报《盐亭春秋》1988年10月1日，发表的《回汉自古是亲戚》文章中讲的“回族的民族起源”。

循着这个信息了解，知道在我国回族是形成较晚的一个民族。但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一个，目前已超过1000万，仅次于壮族，成为我国第二大少数民族，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其主要聚居区，全区拥有回族人口186.25万，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8.9%。“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回回”最初为他称，后来才演变为自称。“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指唐代以来安西（今新疆南部及葱岭以西部分地区）一带的“回纥”人（“回鹘”人）。“回回”可能是“回纥”、“回鹘”的音转或俗写。但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根据现有史料，在唐高宗的公元651年，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由海路来华，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城市定居。学术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

但有《回汉自古是亲戚》的文章说，“老回回”叫法最早发生在公元628年的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传说阿拉伯的麦加国主海力帅，派徒弟阮尕斯等带年轻力壮的三五百人，前往大唐辅佐。李世民一看阮尕斯带来的穆罕默德的画像，他说“此人正是我梦中所见，当受我君臣一拜才是”。结果这一拜，拜掉了画像上的人影儿，只剩下了一张白纸。唐太宗却立即发出圣旨，命护国公尉迟敬德修建陕西大寺，为阮尕斯等人作礼拜和讲经之用。阮尕斯等人来到长安后，从此唐朝也接二连三地扫平藩王、乱军。但这些西方请来的三五百贤客，虽月月都拿双粮双炯，可语言不通，穿戴不同，生活不习惯，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哩。回来回去，李世民就是不放客人走。就这样，回回回地便有了“回回人”的称号。为把回回人留在中原，唐太宗和军师徐茂公等想办法给这些客人成家。回人本来都没有姓氏，后来子女都跟着女方姓，话也和汉人一样。由于回人的习俗和宗教与汉人不同，所以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据传，李珣家族就是此时阮尕斯的后人。

【5、李珣研究揭秘“三星堆”】

我国民族共有56个。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这55个少数民族中，在绵阳、在四川我们比较熟悉是，回族、藏族、彝族、羌族、苗族。我们研究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以《盘古王表年表》记事纪实，认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都是此“第二孵抱期”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被领头的人文始祖及群体造就的。

为啥藏族、彝族、羌族、苗族等先祖遗传下来习俗，喜欢住山寨，而且他们传统的手工工艺制品水平，为啥那么高？就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有关──在此“第二孵抱期”，也许55个等少数民族的先祖，还是属于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掌握实权圈子的铁杆人物，他们后代类似“官二代、富二代……官n代、富n代”，住山寨也“铁”。

反之何拔儒先生对“汉族”的“汉”字来源的解释：“汉”字包含从“汗”音以及“汗牛充栋、大汗长流”意思的劳苦、劳累、勤劳、下层大众等延伸：两者都宝藏“多数原则”、“大汉、汉族”等引申；更是“第二孵抱期说”讲的：在围绕青藏高原和远古巴蜀盆塞海经历的海洋文明自然灾害，如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地质的山崩地裂、天翻地覆的磨练，在团结抗灾中，才奠定了以团结抗灾中心活动地区的“远古联合国”，和形成了以“多数原则”结成的“汗牛充栋”族群中华的“汗族”，是其来历。

再说为啥要讲“张松献地图”，和与回族同志交往等经历？是觉得生活在西部的人，历史上不管父母的家庭，是富裕还是贫穷，要做出对国家、对人民、对当地有益的事业，和东部沿海能见更多世面的人相比，都要承受更多的生活压力：“张松献地图”──张松是个悲剧人物，对已经融入中华民族而生活在五代十国仍然再遇“乱世”时期的李珣，因是个回族不是汉族，没有“回民”亲身体验生活过的“汉族”学者，不研究对比怎知李珣如何走出张松的阴影？多遗憾。

李珣面对的，不仅有自5000年前西南盆塞海逐渐干涸，嫘祖丝绸文明转移到中原而黄帝崛起，到“张松献地图”时期的中国内乱和外患不断；还有“第二孵抱期说”时期移居阿拉伯麦加地区“回民”的先祖们，经历“伊斯兰教”的崛起，到“穆罕默德”病逝后麦加的内乱和外患不断。这里要问：为啥唐太宗李世民还要引进西方国主海力帅派的阮尕斯等三五百人年轻人？其实他们辅佐，并没有上战场。

1、为啥唐太宗引进伊斯兰教能称“威”？

几千年间留下的中外文古籍，有不少是关于崛起、内乱和外患轮回生活和生产的总结。《2014世界科技排名》第13名无出海口的内陆国瑞士，至今顶级奢华的瑞士名表仍不衰。人们会想到瑞士是永久中立国，想到它的银行，想到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座学院，在历史上培养了数不清的大科学家。从瑞士名贵手表销量经久不衰，如享誉全球的劳力士、欧米茄等手表超霸系列，就会联想到瑞士的中小机床可以独步全球，加工精度甚至可以令其它发达国家望尘莫及。

瑞士是处于内地的小国，类此处于中国内地的西部地区，如何崛起？还要从本地生产出经久不衰的商品等才行──李珣选择写《海药本草》，也是有让他的家乡远古郪国迁出或留下的三台人，实现从本地生产出经久不衰的商品等愿望。有学者作三国魏、蜀、吴整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资料研究，发现吴国孙权所属地区的人口，是三国中增加最大，而且对后来对中国北方及巴蜀人口的恢复才有贡献的。吴国还是魏国和蜀国灭亡后才被晋国统一；相反魏国和蜀国因战乱、瘟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口减少，生产破坏──李珣也许想到类似今天希盼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李珣抒发在《花间集》等书中的词作，继而奋发写完《海药本草》，就有这类体现。总之如果西部人有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这一智慧，都应该说是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来。但和平与发展有何方法？

软硬，远看伊斯兰教──唐太宗引进阮尕斯等几百人年轻人辅佐，并没有上战场，是搞“软的”──按回民习俗在城边修教堂，看阮尕斯等人带回民作礼拜和讲经，其意义在与隋唐先引进的佛教“软的”高高在上不同──佛教寺庙多建在远离人市的山寨，讲经和伊斯兰教联系本土所属听众切身的生活、违规，关注不大──反之，对唐太宗要的“硬的”，即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显然佛教要比回教差得多。

那伊斯兰教起源于何时呢？为啥与“硬的”动武有关──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为“顺从”“和平”原意。信奉的人，统称为“穆斯林”。但在《盘古王表年表》上，伊斯兰教其实起源很迟──成功就相当于唐朝初年，与唐太宗登基同时──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创传。唐太宗要学穆斯林部分手腕。

6世纪末至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正处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伊斯兰教的兴起，是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的反映。穆罕默德创传伊斯兰教，在宗教革命的旗帜下，领导了阿拉伯的社会变革运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就生于麦加城古莱什部落哈希姆家族。

622年9月穆罕默德同麦加穆斯林迁徙麦地那，标志着伊斯兰教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630年穆罕默德以麦加贵族违背协议为由，率领穆斯林军队，进逼麦加城下，以艾布·苏富扬为首的麦加贵族被迫请降，接受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麦加全城居民宣布归信伊斯兰教。631年末，半岛各部落相继归信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基本上实现了半岛的政治统一。

63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至此，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半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进入“四大哈里发时期”，随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地区广泛传播，史称“伊斯兰教的开拓时期”。661年起，伊斯兰教进入阿拉伯帝国时期，历经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伊斯兰教成为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传闻628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不久就梦见“穆罕默德”，也是因为有传闻“穆罕默德”征服对立派了不得。消息传到唐朝，正合唐太宗统一中国学习的口味。

2、为啥回族称“回”有多说？

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无论是什么民族，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是“化外民族”，脱离中华民族群体──经过世代的生息繁衍，大家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管信仰何种宗教，共同热爱我们的祖国才是硬道理──今天的回族与历史上的回纥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维吾尔族，但为什么不叫维吾尔族“回”，而叫“回族”人“回”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些复杂。首先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历史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唐初，陆上与海上基本都可同步进行，但海上似乎要比陆上早一些，即一般认为是在公元651年（唐朝永徽二年），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泉州、广州等地。那时是伊斯兰更称“威”的时期，距离“穆罕默德”很近称“威”传过来的正教，当时主要是一些阿拉伯商人，士兵和阿訇──据《闽书》记载，唐武德中来朝，“穆罕默德”徒弟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而陆上的传入，似乎是在安史之乱，阿拉伯帝国帮唐朝平乱。之后，其军队中有一些人不想回去了，唐朝的皇帝便将他们安置在了中原，其宗教也便被由陆上带入中原。但这并未形成规模和什么气候。

回顾有说回族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回鹘人，唐代迁往葱岭以西，和中亚、西南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以及中亚其他各族人，在融合过程中, 回族中的“回”来源于“回回”，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隋唐时期的胡人、蕃客、胡商，实际主要是指来自波斯和中亚地区的人群。这些胡人有侨居也有定居，定居所住的地方叫“蕃坊”，这就是回族习惯把聚居地称为“回坊”的来由。侨居的则来往于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从事商业活动，从事经商的胡人蕃客，会选择寒冷季节到来前赶回去，气候转暖时再回来。回族民间有说法认为，这是被汉语人群称做“回”或“回回”的原因。国内史学界则多认为“回回”是“回纥”、“回鹘”的异写或音转。唐代的在华胡人中，还有波斯和中亚小国的一些王族和平民，他们是为躲避阿拉伯人的侵略，逃亡而来。

在宋朝，才是真正传入伊斯兰教──这是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大致是公元九世纪中叶前后，由漠北回鹘西迁到葱岭以西的一支，再联合当时在这一带地区活动的其他民族和部落联盟，如样磨、葛逻禄等创建的一个地方政权。这个地方政权是中国古代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是向宋朝中央政府朝贡的。但王朝建立之初，也并非伊斯兰国家，而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等游牧汗国类似，他们最初是萨满教教徒与拜火教教徒，也有一些摩尼教徒与佛教徒。第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大汗，是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法统治，在王朝各地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建立清真寺、经文学校和麻扎，使今天新疆地区的不少民众改宗了伊斯兰教。但是这只关乎今天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等民族，与回族人的关联不大。

总之，元代之前，“回纥”、“回鹘”和“回回”，这三个词在的汉语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几乎是同义词，在不同作者的汉文史籍中通常是交替混用，所指囊括了西域、漠北胡人直至中亚和波斯一带人群，用回回一词称呼，来自回鹘地带还往西的人则显得更多一些。

到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我国来。他们被称作“回回人”，是当时“色目人”的主要部分，后来他们也就以“回回”自称了。即有说回族人的先民，源自介入蒙古军队的西征，共有三次，将蒙古帝国的铁蹄遍及欧亚广大地区：蒙古第一次西征，1219--1224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军与花剌子模国进行的一场战争。蒙古第二次西征，即蒙古汗国的第二次西征，1236--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蒙古第三次西征，1252年--1260年元宪宗至世祖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攻波斯的战争。在蒙古人的所到之处，大量的当地居民被征发并随蒙古军队东来，这就有历史上“回回人”的一说。

而且元时，“回回已经遍天下”了。因为是从西域而来，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又与西域的一些民众一样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中国古籍，便借用历史上西迁至西域的回鹘人的“回”，为其命名，时间一久便以“回回人”自居了。元代“回回”在官方或汉语史籍中，除了指已经定居在中国境内的回回人外，通常也指的是比“畏吾儿”更西的人群，也就是“葱岭以西、黑海以东”──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拉克、土耳其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南宋时，“回回”，除包括唐代的“回纥”、“回鹘”外，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一些民族。

总之，宋元时期，分布在中东部的回回（粟特、犹太、波斯等胡商成分较多）以及部分回纥、回鹘被称为回回人；而分布在漠北一带的部分回鹘、回纥或回回，则联合当地一些民族西迁后形成畏吾儿，还有的发展成为塔吉克、乌兹别克等西域民族。此际，胡人、回鹘、回纥这类称谓，在史书记载中基本消失。“回回”一词明朗起来，在官方的诏谕和汉文记载中凡涉及到民族的一般为“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这类字样。

明代，“回回”和“色目人”在汉文记载中并用。但也有使用“回辉”的现象，如呼和浩特清真寺内，存有“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杭郡重修礼拜寺记”也有“回辉氏”一语。回族一词做为民族称谓，目前有据可查的是出现在清乾隆时代。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叙述哈密人口向肃州地方迁徙的三族者：曰维吾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再往后的年代，“回族”做为民族称谓使用越来越普遍，仅在官方记载中的例子就不胜牧举。总之，从宋元以至明清期间，除了明代的撒拉等族外，凡是从这一地区入华的商人、工匠、军士、学者等，几乎都自然的归入回回人里。历史长河中这一地带分分合合，时而统一为一个国家，时而分裂为诸多小国，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在语言和文化的细部上存有差异，但整个文化面貌和人种上则大体一致，也都有禁食猪肉等古老的西域民族传统。

到了民国，“回”的概念似乎更大了。甚至一些学者，将其解释为“信仰回教（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或中国人民”。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今天所说的“民族”这一概念，是在民国时才传入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叫回教。把信仰回教的人称为“回民”或者“回族”是不科学的，如维吾尔族与回族之间，除了宗教的相同，在民族的起源上的差异没有什么认同感的。如果把信仰回教的人称为“回民”或者“回族”，那么是否信佛就可称“佛民”或佛族呢？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回族才被确定为中国独有的一个民族，与维吾尔族彻底区分开来。维吾尔族亦是。但李珣研究联系“回族”，五代十国以后的变迁，都与李珣的认知无关。而发现“回民”远古先祖源于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的古郪国人有关，正是李珣。

3、《山海经》中郪国与回族新说

徐道一教授说：“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争议较多”。例如，四川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曾认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 ──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他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

《李珣年谱》可循，回族先民李珣（公元896--960），不是唐朝宗室大臣，唐睿宗李旦之孙，宋王李宪之子的李珣（？~737年）。唐睿宗之孙的李珣，出生在长安，民族族群是汉族。公元896出生的李珣，出生地是在今四川三台的郪江镇──五代十国时前蜀的郪江镇，是回族先民较集中，繁华程度仅次于成都的一个大县大集镇。

查看地图，郪江镇在三台县与中江县交界处的郪江河边，河虽不大，但长且支流多；上游有“鲁班水库”、“继光水库”和“响滩子水库”，下游有“四五水库”、“寸口塘水库”、“星花水库”和“元兴水库”。如果以郪江镇为中心，到广汉三星堆的距离为半径画圆，那么圆弧西边圈线外靠近成都金沙遗址；圆弧东边圈线内靠近盐亭金孔区的嫘祖故里和临近的盘古故里──三星堆的文物与此地转移有关吗？

传闻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郪国都城郪江镇主要从事远古联合国的青铜器等生产制造、发放销售、回收。这部分先民早来往于郪国和阿拉伯地区──来来往往，“郪”同音于“妻”，与妻子回娘家的习俗相似，也许“郪国”得名，就源于郪王城住着的是大多数家庭是远古联合国上层的内亲，掌握着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但在盆塞海遇自然灾害不断，并干涸后随着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在人类第二次分散向世界各地的迁徙转移时期，郪王城的大部分能工巧匠和生意人，成为指导指引一批一批的蜀人，并跟随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去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向导。

直到《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时期希望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的拓展成为之一的十分重要的客观后果。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张骞任皇宫中的郎官。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正当张骞一行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全部被抓获。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公元前129年，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张骞到大宛后，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大宛王本来早想与汉朝通使往来，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由大宛送至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在公元前128年动身返国。但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张骞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共历13年，带着100多人只剩下他和堂邑父，还有他的匈奴妻子三个人回来，但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被武帝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

公元前115年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回到汉朝后。第二年张骞死去，但此后汉同西域的关系仍进一步发展，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例如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 ──绵阳“涪翁”们在涪江和安昌江交汇口的天然三江半岛小平原，授命建立国家秘密的军马养殖场，就是那时开始的。

这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郪王国都城迁徙转移到安息国等西方的回族先民的帮助也有关。他们也知道郪国临近盐亭的西陵国，是嫘祖改良女娲时被当为货币生产的丝绸，转型开发普及为高价值的丝绸商品的。因大宛以西到安息国等西方，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铜、铸铁。是汉朝的使臣、散兵和郪国来回的“回回”人，把这些技术传过去的。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文明的贡献甚大。这有书为证，据《山海经》卷第十六记载：“有赤国郪氏，有双山”。

《华阳国志•郪县》载：“郪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濮出好枣，特好入贡”。郪江古镇，也是春秋时郪国都城。据《太平寰宇记》载：“汉旧郪县城在今县(指今三台县城)南九十里，临江，郪王城基址现存，以郪江为县名”。郪江崖墓群系中国四大汉墓群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郪江汉墓，散落在以郪江镇为中心的河湾山峦间，主要分布在金钟山、泉水坝、松林嘴、天平土、银杏沟等处，经普查有上万座。墓中石雕形态丰富，有日月星辰，有石头水缸和石灶，也有存放粮食的石壁厨，有造形奇特石横梁和拱顶，还有石猴的浮雕，两室之间的过道门楣上刻了一些牛头面朝洞口。崖墓室洞，互为相通。崖墓的时代早晚不一，多以东汉墓为主，规模大小不一。结构上，多室墓均在中轴线上，一般可分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侧室和耳室，墓内利用山岩凿有台阶、水沟、壁龛，灶案、柜、棺台、床等附属设施。很多墓有圆雕、浮雕、线刻等建筑装饰雕刻和画像装饰雕刻，还有一些墓内有红色涂料彩绘。

《山海经》卷第十六书中，也有写成“有赤国妻氏，有双山”经文的，即“妻”也作“郪”。有注释说：“赤国妻氏：游牧国犬戎氏族。双山：指双山部落。译文：有一个西周之国，是姬姓的古老国家。有一个叫府谷的集镇，那里是叔均的部落。北方地区有一个海则部落，海则部落是姜嫄地区的部落国。海则的北面是台玺部落，酋长是叔均。叔均创立了台玺并兼并了海则部落国，开始建立国家。包括有游牧国的犬戎氏族，有双山氏族”。“赤国”指远古回族先民会“红铜”生产、制造。“犬戎氏族”──这也是指最早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郪国，转移搬迁出去部分走得不很远，又回迁的回族先民，他们已经成为类似的放牧民族，但没有忘记“用铜壶烧水泡茶喝”的习惯。

“双山氏族”──这是指三台县临近盐亭的“西陵国”──在盐亭嫘祖故里和盘古故里的玉龙镇境内，有著名的“衣落山”，因分有“大衣落”山和“小衣落”山，而称为“双山”──它之所以著名，是从古至今在盐亭，有家喻户晓衣落山《金二伯射黄帝》的传说，还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制造青铜像，而且会观天象。

公元前3148年，金二伯反对嫘祖与黄帝轩辕完婚 ，反对嫘祖改变“远古联合国”领袖人选方法，把政权交让给轩辕氏，把“远古联合国”总部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因实践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所以传说后来金二伯自觉找到嫘祖和黄帝，跪在他们面前“负荆请罪”。

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原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颜晓亚摄影师，认为很有价值。后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已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

郪国史论在古代川中这块土地上，有没有郪王国？这个问题，在部份人心目中，至今还是一个疑问？有学者研究查考，答复是有的。郪王国的郪，首先见于《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汉高帝置，有郪县。《汉书•地理志》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协和万国’，此之谓也”。《晋书•地理志》说：“晋黄帝行天下，方制万里，得百里之国万区，则《周易》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也”。由此观之，在战国以前，中国国内的国家，其变化规律是由多而少，由万国而千国，由千国而七国。由小国而大国，由几十里之国而兼并成数千里之国。

郪王国在上古时代，当是万国中的一个。在商周时，当是千国中的一个。从郪王国这块土地最早的人类活动说起──在郪王国这块土地上，多处发现古生物化石，如在郪王城东2公里的鼓楼山上，有古代杉木化石，化石直径约半米。在郪王城东20公里的干坝王，1958年也曾发现恐龙骨化石，直径约二十公分。在郪王城西北七十公里的中江县城东，唐代人曾在玄武山，发现恐龙化石群。在郪王城北五十公里的印盒山挖绵纺厂基脚，在十多米深的羊肝石岩层中发现猛象齿化石。在郪王城东北50公里的双乐乡因修人民渠渡槽，在挖基脚时，在三米深处发现犀牛齿、骨化石。这些都说明在郪王国这片土地上，在远古时代，林木茂密，恐龙爬行，巨兽成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