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 治学藏书皆大成

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文化史上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今的藏书家，很少有在学术上成就空前突出的。他们不乏深厚的学养，可是他们的治学成绩，恰恰像唐代以后的抒情诗，在对某一种意境的描写上深入细致，或者对某种情感的把握上恰当得体，句法也比唐人工稳，但是往往有句无篇，整体气象不足。藏书家们也许在某一个学术细节上成绩可观，对前朝文献的考证，或是只言片语的训诂，断简残编的归属，往往颇具慧眼，一言定论，但是缺乏大体的构建。他们的学术，看起来像是铁路上的道班工人，沿着前人铺就的铁轨，一路修修补补，只有补苴之力，而无开创之功。

　　藏书家们一般学术修养都极为深厚，满腹墨水，可是厚积而不发，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古训，不知道有多少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被生生闷死在他们的肚子里。这真是文化史上的千古大损失。所以，一旦见到了一个学术上也铺出了铁路建起了大厦的藏书家，就仿佛从唐太宗的陪葬中捡出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中国文化挽回了损失，“其欣喜将何如”？邓之诚，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惊喜的例外。

　　少年时期投身报业

　　邓之诚原籍江苏江宁，但是生于四川成都，并在四川度过了他大半个少年时代，落地生根，怎么说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给他的满口的四川话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了。幼年的邓之诚就酷爱读书，再加上父亲也算博学之人，家学渊源。幼年入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六代文史，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六朝书史尤为嗜好；随即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研习西学，不久随父到云南，入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

　　早年的邓之诚先生投身报业，他以笔为工具，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许。武昌起义后，在报纸上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与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他不仅在言论上宣传革命，还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和反袁护国运动。

　　峥嵘少年，书生意气，这段时期的邓之诚，即使不能视为革命家，也像一个社会活动家，无论如何，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峥嵘岁月的所见所闻，都被邓先生汇为一编，成《护国军纪实》一书，这本书材料真实可靠，实为不可多得的实录，极具史料价值。

　　1917年，邓之诚先去了上海，同年应北京大学之邀北上，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兼任《新晨报》社总编辑一职。1921年至1930年间，先后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诸校史学教授。从1930年秋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迁居西郊，潜心以教学著书为终身职志。这样，邓之诚先生完成了从社会活动家和报人向学者的转变。

　　入狱写成“奇书”

　　其实，从少年到中年，总会出现心境的转变，这大概是必须的人生经历，学者也不例外。邓之诚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自小颇具传统学术修养，盛年时期却或多或少反了传统，邓之诚欢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则提倡白话文学，但到中年之时，两人都回归学问，回到书斋，潜心著述，向传统之学靠拢。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但邓之诚却对新文学向来缺乏好感，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新文学，赞美推举之词也不多见。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却是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占被封，燕京大学的师生遂落入敌手，邓之诚与张东荪、洪煨莲等燕京大学的教授被日本军逮捕入狱，关入北大红楼，一同被囚禁的还有辅仁大学伏开鹏、蓝公武等著名教授。这些被捕的教授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邓之诚记述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这样的囚徒生涯将近半载，1942年，邓之诚等人获释。出狱之后，生活已无着落，惟靠鬻字、典当、借贷以维持一家生活，拒绝替日伪工作，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这就是他值得称颂的地方。

　　日军的残暴非但没有使邓之诚这个温和的学者屈服，反而催生了两部“狱中奇书”。在狱中，学者们在敌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诗写志，时有所咏，出狱之后，邓之诚把这些诞生于监狱的诗歌汇为一编，各体杂诗共一百零五首，成《闭关吟》一书；又撰写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一书，一共一万余字，公开刊布，公诸于世，揭露日寇的残暴嘴脸。别看这个学者低头作文，文风比周作人还温厚老实，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点也不含糊。

　　二十载著两千年通史

　　从后来邓先生的治学路径来看，显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对他影响较大。邓先生传世的著作多是经史子集的传统路子，文风也温柔敦厚，颇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说是老老实实，比周作人更有过之。而且，即使后来他做到了《新晨报》的总编辑，对新文学也缺乏好感。

　　邓之诚一生作为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邓之诚先生从事教育五十年，仅在燕京大学就执教二十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学者周一良、谭其骧、朱士嘉、劳干、王钟翰等。他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善于从前人别集、笔记中辑录整理历史资料，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桑园读书记》、《明斋题识》、《东京梦华录注》等。

　　作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负盛名的《中华二千年史》。这本书本来是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原名《中国通史讲义》。讲义原本只有上中两卷，上世纪30年代初，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讲义被选为《大学丛书》的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公开出版。上世纪50年代初，邓先生续成下卷，全书告成，历时二十余年。这部逾二百万字的大书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终于辛亥革命清亡之时。纵横二千余年，可谓是《通鉴》以后第一部通史。全书旨意，重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臧否人物，检讨谋略，以供后人借鉴，颇有通鉴遗风。而书中显露出来的史家意识，春秋笔法，又深得通鉴精神。

　　如果说《中华二千年史》体现了邓之诚作为历史学家的全局意识和史实勾稽能力，那么，《骨董琐记》则显示了邓先生细微之处的考证水平。《骨董琐记》是邓先生博览群书的产物，先成正续编，后来又有《三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一书，全书共有“三记”十八卷。该书考释文物，钩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史工作者可以从中觅得“蛛丝马迹”，以作资料，以作线索。严格说来，此书并不算是史学著作，书中标题，如“银价米价”、“藏书印”、“葫芦器”、“羊脑笺”、“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书家”等等，简直是搔人痒处，增长见识，悦目消闲，真乃天下第一等“闲书”也！据说邓先生光是写初编就查阅辑录了不下两百余种书。

　　“五石斋”里的清代禁书

　　邓之诚性喜抄书，又喜藏书，其藏书室名曰“五石斋”。邓之诚师尊顾序林，于是早年注意收集顾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于藏书之道，渐有所得，后来遂起意收藏图书。邓之诚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时人的集部之书和清代禁书，也钟意于有关风俗、风土资料性质的书。

　　抗日战争前邓之诚的五石斋已收藏了700余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书《青来阁初集》、《西斋集》、《松陵文献》、《士风 > 
 

录》、《蓄斋二集》等，均为稀见之书。邓之诚向来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书而自豪。据说他曾与著名藏书家伦明相比，他有而伦氏无者就有百十余部，可见“五石斋” 所藏之富。

　　藏书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邓先生也不例外。他曾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定古籍善本，为燕大图书馆先后审核、鉴定，选出校印的有：奕赓《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十一种，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傅钞本一册，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明钞本四十一卷，张萱《西园闻见录》傅钞本一百零七卷等。

　　藏书家一般爱书如命，拥书自重，珍本图书，一般束之高阁，密不示人。邓先生则没有这种毛病。他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奭《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广为散发，嘉惠士林。

　　邓先生晚年撰写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系根据一生先后访得的700余种顺、康时人诗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录诗2000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不限名家，贵在诗能记史外之事。全书600篇小传，于清初人物与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一代诗史，赖之传世。

　　五石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当时的风俗照片。邓之诚收藏风俗民俗的照片的名声远播，据他的学生回忆，很多打鼓的、卖破烂的专门为他收集照片送去，他出高价收买。先生出示过一张名叫“杨翠喜”的照片，这张照片牵涉到1907年（光绪十三年）北京的一件买官名案，直隶道员段芝贵和庆亲王奕劻父子等达官显贵都是个中丑角。照片拍摄了清末13个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为杨翠喜，从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饰打扮，十分珍贵。

　　抗战胜利后，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邓之诚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邓之诚晚年时，将藏书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60年1月6日邓之诚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