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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龙富 发表于: 2006-4-23 21:18:21|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治疗] 患抑郁症妻子捐出55万家庭积蓄 律师:单独赠与或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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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着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每次发作持续至少2周以上、长者甚或数年,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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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听风语 发表于: 2019-9-26 23:21:29|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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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抑郁症妻子捐出55万家庭积蓄 律师:单独赠与或无效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患抑郁症妻子捐出55万家庭积蓄 律师:单独赠与或无效

  9月26日媒体报道,安徽合肥苏先生的妻子瞒着家人陆续捐光55万元家庭积蓄。据悉,她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据其妻子称,她刚开始小额捐款是因同情帮扶对象,后来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总想捐款。有律师表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患抑郁症并不一定代表无民事行为能力,还需专业鉴定。 ●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格桑花 发表于: 2019-6-13 18:22:59|显示全部楼层

百人中至少有3个抑郁症患者?别怕,你可能只是情绪抑郁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百人中至少有3个抑郁症患者?别怕,你可能只是情绪抑郁

  很多人只是情绪抑郁,而非抑郁症。通过自我调适,就能恢复心理平稳,不会对正常的生活、工作造成明显负面影响。
  今天,“100个人至少3个抑郁症患者”这一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估计,全球有逾3亿人罹患抑郁症,约占全球人口的4.3%,其中中国有5400万患者,相当于100个人里至少有3个抑郁症患者。由于抑郁症发病的年龄高峰为20-60岁,这一年龄段的患者多为职业人群,抑郁症导致的工作能力下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WHO发布的报告中,预计到2030年抑郁症将位列世界疾病负担的首位。
  看到这一数字是不是很震惊很意外,于是不少人纷纷对照各种症状,查看自己是不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很多人只是情绪抑郁,而非抑郁症。
  北京安定医院心理医生刘军表示,抑郁情绪是一种正常的、与生俱来的情感反应。“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当人们遇到精神压力、生活挫折、痛苦境遇、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等情况时,理所当然会产生抑郁情绪。”刘军说,当抑郁情绪出现时,人们可以通过自我调适,充分发挥自我心理防卫功能,恢复心理平稳,对正常的生活、工作不会造成明显负面影响。
  抑郁症又称抑郁情绪障碍。刘军指出,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其中90%都没有寻求过专业帮助,他们甚至不了解自己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抑郁症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单纯只是心情不好、想不开甚至是‘矫情’,它属于生理性疾病,与各种环境、生理、心理因素都有关系。”刘军解释道。
  抑郁情绪和抑郁症之间还有一种情况属于抑郁状态,比抑郁情绪重而较抑郁症轻,除抑郁情绪外,还可能伴有躯体不适。抑郁状态具有部分抑郁症的特征,但是病程也还未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但如不及时调整或干预,极易加重。
  究竟是抑郁情绪还是抑郁症,刘军建议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
  有无原因:抑郁情绪是基于一定客观事物为背景的,即“事出有因”。
  持续时间:一般人的情绪变化有一定的时限性,通常是短期性的,可以通过自我调适缓解,而抑郁症是持久的心情低落,每次发作至少持续两周以上甚至数年。
  严重程度:抑郁情绪忧郁程度较轻,而抑郁状态、抑郁症忧郁情绪较重。
  生物症状:抑郁情绪的症状不明显,而抑郁症往往伴有明显的生物性症状和精神病性症状,如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语言动作减少和迟缓、认知功能损坏以及睡眠障碍、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等。
  变化规律:抑郁情绪无节律性,而抑郁症表现为晨重夜轻的变化规律。
  发作倾向:抑郁情绪不会反复发作。抑郁症可反复发作,每次发作的基本症状大致相似,发作一般没有任何直接原因,有既往史可供印证。
  医生诊断:如果长期处于抑郁状态,有上述抑郁症症状,就不是正常情绪反应了,需至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就诊,必要时使用药物、心理咨询等手段进行治疗。
  新京报 见习记者:张兆慧 编辑:岳清秀 校对 王心
 大惊失色 发表于: 2018-5-3 11:01:02|显示全部楼层

澳专家研究发现:参加体育活动有助防止患抑郁症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研究发现:参加体育活动有助防止人们患抑郁症

  中新网5月3日消息,澳洲网近日编译刊文称,研究发现,参加体育活动有助于防止人们患上抑郁症。学者指出,每周运动150分钟可以降低22%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即使没有达到这个运动时间也会有好处。
资料图:晨跑的市民。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文章摘编如下:
  来自黑犬研究所(The Black Dog Institute)、新州大学和西悉尼大学的研究者们近日分析了涵盖266939名参与者的49项研究后发现,参加体育活动有助于防止人们患上抑郁症。
  据报道,西悉尼大学的福斯(Joseph Firth)表示:“对那些运动量足够多的澳人来说,可以降低15%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最佳的运动形式就是你能够保证参加的运动形式。”
  福斯表示,每周运动150分钟可以降低22%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即使没有达到这个运动时间也会有好处。
  福斯强调,澳人需要享受运动,这和高难度、比赛没有太大联系。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大惊失色 发表于: 2017-4-9 10:08:01|显示全部楼层

跳楼上吊撞火车 官员为何这么极端?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跳楼、上吊、撞火车,官员为何这么极端?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将今年的主题定为“共同面对抑郁,共促心理健康”。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获悉,自2009年以来中国有243名官员自杀,而抑郁症成为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
  从2009年起,祝卓宏所在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开始研究官员非自然死亡现象。
  祝卓宏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2016年8年间,共有243名官员自杀。每一年的数量分别是:21、25、22、17、10、59、50、39。
  在243名自杀官员中,选择跳楼的有140人,占比57.5%;选择自缢、上吊的有44人,占比18%;选择服毒、失踪、开枪、撞火车等其他自杀方式的有26人,占比10.8%;官方报道自杀方式不详的15人,占比6.3%;溺水的12人,占比4.9%,选择割腕的有6人,占比2.4%。
  目前,祝卓宏同时担任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该中心为70多个部委的干部、职工及亲属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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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官员自杀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公务员非正常死亡数字上升,这与心理疾病等是否有明显关系?
  祝卓宏对“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表示,从对2009年到2016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统计情况来看,抑郁症是官员自杀的重要原因。
  浙江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教授对公务员心理状况做过研究。他认为,50%~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祝卓宏说,还有半数官员自杀原因不明确,但是从精神学的角度来看,自杀本身就是一种异常行为。一般来讲,70%的自杀者都是因为抑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所以自杀官员中患抑郁症者的比例可能不止50%,实际上会更高。
  如果把公务员当做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自杀率是不是比其他群体更高?
  祝卓宏表示,这个很难判定。由于官员自杀后备受媒体和舆论关注,产生了“聚光灯效应”。从总体情况看,中国的平均自杀率约为每年20人/10万。而全国有将近800万公务员,按照近年来被曝光的自杀数量来计算,官员自杀的比率并不高。
  根据祝卓宏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人数为39人。以全国有800万公务员的总数计算,去年官员自杀比率为5人/10万。
  然而,现实中出现一些公务人员担心仕途,不敢就医的情况。
  祝卓宏表示,不及时就医确实会对治疗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其实不仅是官员,一些百姓去看精神科也有“病耻感”,害怕自己得病被别人知道了。所以需要大量的科普宣传使大家明白,抑郁症、焦虑症是非常常见的精神障碍。
  他说,官员更在乎自己信息的保密性。其实如果是去医院,无须告诉医生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到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看病的官员,是需要核实真实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会导致一些官员不愿意主动到咨询中心寻求帮助。
  祝卓宏说,如果拨打他们咨询中心的热线,只会登记到咨询人来自哪个部委,不会记录当事人的身份。在面询的时候,只要带工作证就可以。咨询中心不会把官员诊疗的信息和其工作单位反馈,只会反馈给工委联合会一个整体情况,不会反馈个人的信息。除非某个官员的问题危及到个人安全,他们才会和单位沟通。

自杀官员年龄集中在45岁到55岁之间
  祝卓宏向“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表示,数据显示,自杀官员的年龄集中在45岁到55岁之间。研究显示,官员压力的首要来源是工作。
  他解释,工作压力是多方面的,比如单位管理严格,上下级关系不和,平级调动、同事之间竞争,以及晋升渠道不通畅等等。
  祝卓宏举例称,工作调动前后,官员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平级调动,或者从实权部门调动出去后,有很大的失落感。我们在提供咨询的时候,会着重在调整认知改变、给自己减压,以及改善睡眠等方法。
  他说,一些人对自己的调动容易“想不通”、“想多了”,甚至还有很多担心。其实一些人是因为年龄原因的正常调动。
  谈及上下级关系,祝卓宏说这是公务员压力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由于公职人员的提拔与领导的评价有关系,所以领导的态度以及与领导的关系非常重要。
  祝卓宏说,公务员压力第二来源就是家庭问题、婚姻情感问题和子女问题。这是因为公务员工作压力大,大部分时间在加班,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孩子可能出现行为问题和学习问题,夫妻关系出现矛盾,进而带来更多压力。
  他表示,还有一些公务员因为身体健康问题有压力,因为身体出现问题也会给仕途发展带去影响。此外,经济收入不高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远方的雁 发表于: 2017-2-15 11:07:00|显示全部楼层

抑郁症患者的禁锢人生:你让他去死 他真会去死

源自:中国青年报
原文标题:树洞里的58万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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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洞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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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锢的人生

“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
  这是一个新浪微博账号的最后一条微博,发布时间是2012年3月8日。次日凌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在其官方微博上证实,账号主人已经自杀离世。
  5年来,这条微博像树洞一样包裹着无数抑郁症患者隐秘的痛苦、孤独和无助,评论以每天上千条的速度不断叠加。

在2017年的除夕夜──这个国家一年中最鼎沸的时刻──突破了58万条。
  每一刻,树洞中都会迎来崭新的痛苦。也有人在治愈后离开这个树洞。离开前,有人说“我要好好活着,祝好”。
  这些无处安放的低语像蒲公英一样,从天南海北出发,穿过严密而厚实的欢声笑语,轻飘飘地聚集在这个虚拟的树洞里。
  这里被称作这群人的“精神花园”“虚拟的抑郁症治疗室”。大家对博主生前留下那句“我踏上的每条路的名字都叫做迷路”,深有同感。
  这群迷路的人触碰在一起,相互温暖,也相互摩擦,保持着若有似无的联系。

“全世界的灯都熄灭了”
  江涵突然无法正常工作了。她来回变换著名词和动词,就是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她开始干呕,大口地喘气,一切像回到了6年前那个“咯噔”一下的时刻。“就像全世界的灯突然间全都熄灭了。”那时是她第一次患上抑郁症。
  树洞的另一个角落,这些变化也发生在初三学生戴胜身上。在一次跟父亲“再平常不过的争执”后,回到房间时她突然完全无法站立,下半身像瘫痪了一样,口齿也不清楚,最后爬着上了床。
  她开始吃不下饭,体重在几周之内从120斤跌到了90斤。她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以前一首诗读一两遍就能背诵,现在看了十几分钟也背不下来,全班60人,她的成绩从17名下降到32名。房间里所有的玻璃制品都被她摔碎了,她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碎片扎进脚里,觉得“很爽”。
  她对情感的感觉和表达日渐麻木,大多时候对任何事物都“毫无感觉”,却可能因为买草莓冰激凌,别人给了原味的冰激凌这样的芝麻小事,世界末日般情绪爆发。
  许多抑郁症患者觉得,自己是属于黑暗的。入夜后的每一个小时里,这个树洞都会涌现无数新的悲伤。尽管对于他们来说,黑夜与白昼的界限其实并不分明,很多时候,他们都被裹挟在混沌的痛苦中,“感觉一切都是黑暗”。
  戴胜整夜整夜地失眠。去年7天的国庆长假里,她睡着的时间总共不超过5个小时。在医生的诊室里,她说自己想睡个觉,说完赖在那哭了半个小时。
  在四川读大学的何凝也整夜难以入眠。睡不着的时候,她一遍遍地数着头顶帘布上的长颈鹿图案,急得用手在小腿上抓出一道道的红印子。通常一天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她在朋友圈里说,现在只要能睡着,少活几十年都愿意。
  何凝曾经看过一张图片,上面画着一个人的后脑勺是两孔的插头,但是枕头却是三孔的插座,那个人绝望地坐在床上看着枕头。“你感觉什么都错了。”
  为了入睡,何凝尝试过各种方法:吃安眠药、在楼梯上来回走想把自己弄累,有一次甚至喝了一整箱啤酒。喝醉的她原本以为马上就要晕倒,结果一躺下又清醒了。
  患病之前,何凝特别喜欢看电影,但是患病之后,她的注意力完全没办法集中,觉得电影“还没有自己的人生有趣”。在坐满同学的教室里,她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哭出来,她对声音异常敏感,周围人的说话声都像是“变成了碎片要把人割碎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好慢,她感觉自己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消耗,经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脸上的泪痕几乎没有干过,随时都在跟自己说“你要完蛋了”。
  树洞中经常有人留下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我得了抑郁症,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没生病时,他们都曾用力地追求着梦想。江涵就读于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是校舞蹈团的骨干。戴胜写了一手好字,画画得了很多奖。何凝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
  但是因为患病,这些人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按下了暂停键。有的时候,这个按键再也没能弹起。
  何凝孤独得像“避雷针”一样,走在天桥上,有跳下去的想法,她在树洞中写:“生活太难了。”而自杀未遂5次的戴胜写的是:“活着就是恶心。”
  这些语言上的共同点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计算网络心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朱廷劭的关注。他给自己的系统起名“心理地图”。而这个集中了“抑郁”“痛苦”“死亡”等关键词的微博账号,是地图上一块重要的领地。长久以来,他在密密的丛林后面,静悄悄地观察着这个树洞。
  他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不同自杀可能性的用户在微博行为和语言表达上存在差异。“高自杀可能性用户与其他用户相比社交活跃度低,夜间更活跃,关注别人更少,使用更多表达否定、死亡的词语,使用更少指向未来的词语。”
  根据朱廷劭的调查结果,树洞中的用户平均年龄为21岁,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专和大学。“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常常面对爱情失败、工作不顺、家庭生活矛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内容在评论中均有体现。”
  江涵就曾踩在这样的生死线上。一次,她父母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们的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了”。刚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江涵与父母相处了痛苦的一周。她不说话,整天躺在床上。
  父母对她这种表现很生气,让她看《弟子规》。他们觉得是女儿的品德出了问题。
  可是就连江涵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变了”。
  能爱,能工作。这是弗洛伊德对心理健康的定义。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两种能力都决绝地陷入了停摆。
  在他们眼里,抑郁的反义词不是高兴,而是活力。

“原来不是我错了,是我病了”
  如今,社会对抑郁症一无所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百度抑郁症吧吧主齐衡弈第一次见到抑郁症患者时,是在上个世纪末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当时满大厅的病患大多已经失去意识或者行为能力,需要家属抬着才能来就医。那个时候,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里,抑郁症还算不上是一种“病”,只有症状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送到医院。
  去年,当他再次踏入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抑郁门诊时,周遭的人都安安静静,神色正常。近20年来,他欣喜地发现,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在公众的意识里逐渐得到承认。
  但是当这种疾病真正降临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家庭时,家人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彻底地否定。
  第一次患病时,痛苦反复波动了一年之后,江涵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抑郁症。2011年12月,她在翻看一项课程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上面描述的抑郁症症状跟自己极其相似。她痛哭了一中午,当即决定去医院。
  确诊之后,江涵突然觉得无比轻松,她在医院的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她被告知,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心境的持续低落,通常症状需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才能够被确诊。
  她还被告知,关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医学界至今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
  第六版《精神病学》对抑郁症发病原因的叙述为:病因不明,病理不清。各种发病原因的假说多达6种以上,包括遗传、内分泌变化、炎性反应等等。
  所有困扰、蚕食自己的疑惑,终于在这一刻让江涵有了答案:“原来不是我错了,是我病了。”
  江涵拿起电话激动地拨出了所有熟悉的号码,她想告诉对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惧的变化原来是因为生病。但电话那头的回应让她重新堕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父母说。几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她的“不开心”根本不是“病”。
  戴胜的经历也如此。有人说,“没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抑郁症是什么,神经病吗”“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么还抑郁了”“没事找事吧,想开点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过几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学校呗,装什么装”“哪有什么抑郁症,就是吃饱了撑的”。
  这些话像锤子一样敲打着她们本已脆弱的神经。
  为了避免给彼此带来猝不及防的伤害,戴胜已经主动删除了QQ里原有的200多个好友,还多次跟家人强调了什么事一定会导致她精神崩溃,包括给打她电话、敲她房门以及问她崩溃时的感受。可家人还是照做不误。
  何凝被确诊抑郁后,父母跟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告诉同学和老师”。她曾经为了自救看了很多抑郁症方面的书,也买了很多给父母,哭着求他们也看看,但是那些书到现在还原封不动地放在书架上。
  许多抑郁症患者在承受病痛困扰的同时,还要经受这另一种折磨。而这种折磨,就来自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李献云已经工作了26年,她清楚地感受到就医人数的增加和社会认识的提高,但是“程度还不够”。她极其不赞同“抑郁症患者就是意志薄弱”这种说法。
  “你没走过他们走过的路,不会知道那有多坎坷,而他们能够挺过来,也是一种坚强。”这位医生说。
  2015年,她在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绮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科院学者朱廷劭的研究团队,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之间,三方开始频繁地互通电话和邮件。
  这个树洞在日渐拥挤的同时,一群专家团队在远处默默观察它,而且这些凝视树洞的眼睛越来越多。

“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那个隐秘的树洞里,何凝已经与30多个人互相关注,他们称彼此为“病友”。这些人像被外界的冷漠推搡着、逼迫着,却又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
  在那里,何凝找到了在现实中久违的理解和宽容,她的悲伤、痛苦、焦灼一下子变得无比正常。“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大多时候,她们会跳过日常的寒暄,直接分享彼此最隐秘的伤口。除了病情,她们聊得最多的是家庭。
  戴胜在树洞中留下的评论中,有很多都是针对父母的。“你为什么要说,差,差死了,差到底了。”“可是,我也有努力了,你的眼睛里为什么不是我是第一名。”“你为什么不夸夸我。”
  生长在单亲家庭的戴胜从小跟父亲生活,与母亲联系很少。老师要求以母爱为主题作文,她写不出来,只能交白卷。班上的女同学头发会梳成各种花样,她永远只有马尾。母亲说她“太不爱卫生了”,她就天天洗澡,夏天每天三次,冬天每天一次。母亲说她胖得“不像自己”,她曾经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喝水,胃痛到哭出来也坚持不吃。直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太丑了,太胖了”。
  何凝说母亲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而且没有信任感。小时候生病,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装的?”患抑郁症后,她经常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然后蹲在地上一直敲爸妈的房门,直到把他们吵醒,哭着说“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开心,只有我不开心”。
  在她们的自我剖析中,家庭是患病最根本、最隐秘的伤口。
  几十年来,国内外有许多相关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2006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银娣等专家调查了94例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功能,结果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存在显著的缺陷。
  “家人可能首先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自己很可能是当事人问题的制造者,”心理咨询师齐衡弈说,“但是,家人同样也意味着,他们其实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药’。如果是家人能够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偏差并加以改变,那对当事人的疗愈,是极其有效的。”
  “但是现实中这基本不可能。”他顿了顿,“这相当于最狠最彻底的打脸,往往意味着要彻底颠覆作为家人数十年所秉持的最核心的价值观,这比割肉剔骨都痛苦。”
  家人是最亲密的人,也正是因为距离感的丧失,他们带来的伤害会更加准确和深刻,会在无意中将已经患病的亲人拖向更黑暗的深渊。
  很多时候,树洞中的病友在这条绳子的另一端。
  何凝最先认识的是一个天津的病友,那是遥远他乡的另一个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们会互相安慰,彼此鼓励,一起定下需要共同完成的目标,“至少做过了这些再去死”。
  这个树洞里的很多陌生人会因为彼此一句感同身受的话而互留微信、QQ,约定见面,慢慢从虚拟世界中的病友变成现实世界中的朋友,相互拉扯着跌跌撞撞往前走。他们是彼此在黑暗中的光亮。
  “从绝大部分情况看,这种交流是正面的。”齐衡弈说,“如果是处于信息孤岛状态的患者,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治疗上走很多弯路。而这种网络集聚最大的正面影响就是让患者脱离信息孤岛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连接患者和社会的接口。”
  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李献云认为,这种抑郁症患者在网络空间的聚集,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的痛苦在现实世界中不被倾听。“如果给他一个倾诉的机会,对患者的病情就会有极大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树洞承担了一部分“垃圾桶”的功能。
  201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何凝突然收到了一条微博账号为“心理地图PsyMap”发来的私信:“我们在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评论,你现在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随后提供了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电话,以及一个问卷调查的邀请链接。
  问卷调查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您意想不到的角落,都有人在关心您的感受和健康”。她询问了几个病友,对方也表示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信息的发送者就是中科院朱廷劭的研究团队。这个长久在远处注视着树洞的群体,发出了柔和的光芒。

“如果你让他去死,他有可能真的会死”
  何凝不知道的是,那条短短不到200字的私信,是朱廷劭、李献云、程绮瑾几位专家反复修改了几个月的结果。他们组织访谈、设计问卷,不断地想要了解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最终,结合研究结果,他们决定私信的编写应该先以表达关怀为主,语言要人性化,并且要把求助信息放进去。他们希望帮助这些人,而且更希望帮助他们“自助”。
  朱廷劭根据判断自杀意念的标准,包括一些负面文字等,利用计算机对这个树洞微博下近6个月的约7万条评论进行了初步筛选,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人工确认,最终确定了4222位具有自杀风险的微博用户,向他们发出了私信。其中就包括何凝。
  “目前的心理危机干预还停留在‘被动等待’的情况,比如干预热线,必须等到对方打过去才能提供帮助,”朱廷劭说,“如果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能够主动找到那些有自杀意念的人并提供帮助,这样时效性就会比较高。”据他介绍,自杀高危人群中有将近60%的人期待这种针对心理危机的自助服务。
  在采访中,戴胜特别提醒到,“当一个抑郁症患者跟你讲一大堆透露着‘我想死’‘我不想再痛苦下去’之类的话,他在求救,请帮帮他。你的安慰可能不能使他改变想法或者好起来,但是如果你让他去死,那么他有可能真的会死”。
  帮助的前提,是了解。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是无比奢侈的。
  医生给江涵开了一种安眠药和两种抗抑郁药,但是在吃药的前两周,她只能感受到副作用,而没有任何药效。她干呕、手抖、浑身震颤、打哈欠。有一次在食堂跟室友吃饭,她的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夹着的菜掉了,筷子也掉了,最后她的眼泪掉下来。旁边的人看见了,这才意识到,她可能真的病了。
  而她觉得,跟自己内心正在经历的痛苦比起来,这些副作用简直“不值一提”。而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
  戴胜形容那种痛苦:“是将失恋的难过和苦涩再放大几十倍乃至百倍;是将不幸失去家人的巨大悲痛放大几倍;经历过战争的人听到枪声,思绪被带回在战争中最痛苦的时候。抑郁症患者发病时,就像被带回去体验了一次又一次。”
  现在,何凝已经不再奢望这种理解,只希望周围的人“不要打扰,不要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
  她曾经看过一幅画,一个抑郁症患者躺在床上,有人说带他出去走走,而另一个人陪他一起躺下了。“抑郁症患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后者。如果想要帮助我,或许可以先尝试理解我。”何凝说,“但是如果不是特别亲的人,不打扰就好了,没必要做到共情。这种东西有传染性的,像感冒一样。”
  但他们在推开的同时,又极度渴求着这种“不可能”的理解。
  有一次何凝走出地铁站,突然情绪崩溃开始大哭,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下去了。对方一直安静地听着,说“没事,我在听,你哭吧”。后来也再没提起过她当时失控的状态和想自杀的念头,何凝突然觉得很感动,在内心深处,她并不希望自己被忽视,也并不情愿被公认为“可怕”和“严重”。
  所以在看到那条附带问卷调查的私信,何凝立马点开并完成了填写。她希望这个小小的动作能够帮助这个不见天日的群体,多得到哪怕一点点理解。
  最终,问卷调查的整体回复率是15%,有600多人填写了问卷。“这个参与率是比较积极的,一般在做这种用户调查和邀请时,参与率通常为1%~2%。”朱廷劭说。
  结果显示,这个树洞中有不同程度自杀意念的用户高达97.6%,曾尝试过自杀的用户为51.8%,其中有194个用户的自杀尝试发生在最近一年内,72个用户曾经因为自杀而接受过医护人员的治疗。另外,在对100个高危账号进行人工检查时,发现2名疑似自杀身亡的用户。
  许多人再也没有机会填写这份问卷了。总有人在这个树洞里留下“遗言”后突然消失。
  春节前,戴胜关注的一个病友一直没有回复消息,甚至把她删除了好友。她急得要命,但也无能为力,只能一遍遍地点击发送消息。在她认识的病友中,这样的永无回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百度抑郁吧吧主齐衡弈承认,这种网络群体有时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除了可能发生诈骗、约死等极端的负面事件,另一方面,有些人会因为投射而建立起互相依赖的友谊,“始于依赖支持,终于发作时的互相伤害”。
  百度抑郁症吧最重要的吧规之一,就是严禁包含自杀、自残内容的帖子。
  齐衡弈认为,长期磨出来的比较好的模式,是“抑郁症痊愈后的患者主导,专业人士为辅”。而长期存在的心理问题类社区,要好于临时集聚,也有进化和管理的机会。

“爱可能不能摆脱孤独感,但可以驯服它”
  2016年12月15日,何凝发布了一条微博:“微博将卸。不知归期。再见。祝好。”她的抑郁症正在好转,而那个装满悲伤的树洞对这个时刻的她来说,显得太过沉重了。
  何凝曾经无数次盼望这一年能够赶快结束,但是当2017年真正到来的时候,她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她突然意识到,无论多么努力,未来可能都不会像想象中那样好。
  尽管医学上已经有研究证明,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可以治愈的,但何凝还是经常问病友:“你说我们能不能好起来啊?我们如果永远好不起来怎么办呢?”
  很多时候,她只得到一阵长久的沉默。江涵在确诊复发后感到彻底的绝望,“我害怕自己永远无法逃脱这个魔爪”。
  朱廷劭和他的专家团队正在跟这种绝望赛跑。
  他最终的计划是搭建一个心理危机自助服务的在线系统,如果发现微博上有用户出现自杀意念,计算机就会自动识别并主动发送信息,告诉对方可以寻求的帮助。如果有回复,后续将由专业志愿者与其进行沟通。
  据他预计,正在搭建的系统将在今年5月前后上线。如果成功,这将是全球首个可以为心理危机提供自助型干预和服务的系统。“只能说越快越好,毕竟与人的生死直接相关。”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绮瑾一直致力于在更大范围的网络空间提供帮助。
  现在在百度上搜索“自杀”,跳出的第一条结果就是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电话,旁边写着“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我们仍然可以疗愈自己”。这是程绮瑾跟百度多次沟通的结果。在此之前,她已经推动完成了香港地区谷歌页面出现“生命热线”。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这项工作,包括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3.4亿抑郁症患者。这个幽暗的树洞,只是巨大悲伤的冰山一角。
  为了挽救每一个可能消逝的生命,国外的研究者还将这种善意通过程序植入了智能手机。Siri(苹果手机上的语音控制功能)在2011年面世后,人们如果说“我想跳桥”或“我想开枪打死自己”,它的回答可能是最近的大桥或者枪支商店的位置。2013年,苹果公司在咨询了美国国家预防自杀热线后,Siri的回答变成了“如果你是在考虑自杀,你可能想找个人聊聊”,并会给出自杀热线的号码,还会问“需要我帮你打给他们吗?”。
  近几年,程绮瑾在关注到这个树洞之后,一直希望微博系统中也能添加一个为求助者设置的工具,“在那么多的数据资源、那么大的运算能力的基础上,这个工具一定能够帮助更多人”。
  很多时候,求助工具就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有人去给树洞中所有想自杀的人留言,告诉他们“世界这么大,换种活法再走”。也有人在抑郁症痊愈后自学了心理学,并成为国家心理咨询师,然后回到这里耐心回复每个私信他的病友。
  在不断地失去、得到,以及失而复得之后,何凝开始一点点找回自己的人生。她恋爱了。男朋友在元旦的凌晨跑着过来陪她散步,陪着她哭,跟她讲一些“大道理”。
  何凝好奇地看着他,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啊”。她经常把男朋友比作自己理想主义世界与现实主义世界的连接点。
  “他就那样站在另一个世界,不硬生生拽我,就让我第一次觉得另一个世界也很美很不错。”她说。
  新年第一天,何凝收到了来自病友的新年祝福:“我们必须活下去。”
  她曾经认为“即便是爱,也不能摆脱这种漫长岁月里产生的孤独感”。但现在,她慢慢能够接受抑郁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开始明白,“爱可能不能摆脱孤独感,但可以驯服它”。
  江涵也重新开始工作了。尽管她还在吃药,拿着汤匙的手还在微微发抖,但是她也开始接受自己可能永远也好不起来这个事实,把抑郁症看作超长拜访时间的“大姨妈”。
  这个树洞每天都接收着问候与告别。有的告别是结束生命,有的则是走向新生。
  戴胜在黑暗中无比期待离开树洞那一天的到来。每次看到有人因好转而离开时,她总会在心里呐喊:“带上我一个啊!真羡慕你们,我还要待在这里。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评论‘我好了,我要对你取关了,再见,谢谢你’。”
  为了对抗自杀的念头,她跟其他还困在树洞中的人一起,许下了无数心愿:买到贝壳头黑白配色的运动鞋;学会滑板;去大东海游一下午的泳;告诉妹妹自己其实很爱她,只是自己病了;去西藏;去听一场演唱会……
  说到底,她的心愿只有一个:拼命活下去。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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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梁龙富 发表于: 2006-4-26 20:18:38|显示全部楼层
病因
  迄今,抑郁症的病因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生物学因素主要涉及遗传、神经生化、神经内分泌、神经再生等方面;与抑郁症关系密切的心理学易患素质是病前性格特征,如抑郁气质。成年期遭遇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是导致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发作的重要触发条件。然而,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目前强调遗传与环境或应激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这种交互作用的出现时点在抑郁症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临床表现
  抑郁症可以表现为单次或反复多次的抑郁发作,以下是抑郁发作的主要表现。

  1.心境低落
  主要表现为显着而持久的情感低落,抑郁悲观。轻者闷闷不乐、无愉快感、兴趣减退,重者痛不欲生、悲观绝望、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典型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晨重夜轻的节律变化。在心境低落的基础上,患者会出现自我评价降低,产生无用感、无望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常伴有自责自罪,严重者出现罪恶妄想和疑病妄想,部分患者可出现幻觉。

  2.思维迟缓
  患者思维联想速度缓慢,反应迟钝,思路闭塞,自觉“脑子好像是生了锈的机器”,“脑子像涂了一层糨糊一样”。临床上可见主动言语减少,语速明显减慢,声音低沉,对答困难,严重者交流无法顺利进行。

  3.意志活动减退
  患者意志活动呈显着持久的抑制。临床表现行为缓慢,生活被动、疏懒,不想做事,不愿和周围人接触交往,常独坐一旁,或整日卧床,闭门独居、疏远亲友、回避社交。严重时连吃、喝等生理需要和个人卫生都不顾,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甚至发展为不语、不动、不食,称为“抑郁性木僵”,但仔细精神检查,患者仍流露痛苦抑郁情绪。伴有焦虑的患者,可有坐立不安、手指抓握、搓手顿足或踱来踱去等症状。严重的患者常伴有消极自杀的观念或行为。消极悲观的思想及自责自罪、缺乏自信心可萌发绝望的念头,认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种解脱”,“自己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人”,并会使自杀企图发展成自杀行为。这是抑郁症最危险的症状,应提高警惕。

  4.认知功能损害
  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为近事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障碍、反应时间延长、警觉性增高、抽象思维能力差、学习困难、语言流畅性差、空间知觉、眼手协调及思维灵活性等能力减退。认知功能损害导致患者社会功能障碍,而且影响患者远期预后。

  5.躯体症状
  主要有睡眠障碍、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便秘、身体任何部位的疼痛、性欲减退、阳痿、闭经等。躯体不适的体诉可涉及各脏器,如恶心、呕吐、心慌、胸闷、出汗等。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的症状也较常见。病前躯体疾病的主诉通常加重。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早醒,一般比平时早醒2──3小时,醒后不能再入睡,这对抑郁发作具有特征性意义。有的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不深;少数患者表现为睡眠过多。体重减轻与食欲减退不一定成比例,少数患者可出现食欲增强、体重增加。

检查
  对疑为抑郁症的患者,除进行全面的躯体检查及神经系统检查外,还要注意辅助检查及实验室检查。迄今为止,尚无针对抑郁障碍的特异性检查项目。因此,目前的实验室检查主要是为了排除物质及躯体疾病所致的抑郁症。有2种实验室检查具有一定的意义,包括地塞米松抑制试验(DST)和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抑制试验(TRHST)。

诊断
  抑郁症的诊断主要应根据病史、临床症状、病程及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典型病例诊断一般不困难。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诊断标准有ICD-10和DSM-IV。国内主要采用ICD-10,是指首次发作的抑郁症和复发的抑郁症,不包括双相抑郁。患者通常具有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精力不济或疲劳感等典型症状。其他常见的症状是①集中注意和注意的能力降低;②自我评价降低;③自罪观念和无价值感(即使在轻度发作中也有);④认为前途暗淡悲观;⑤自伤或自杀的观念或行为;⑥睡眠障碍;⑦食欲下降。病程持续至少2周。

治疗
  1.治疗目标
  抑郁发作的治疗要达到三个目标:①提高临床治愈率,最大限度减少病残率和自杀率,关键在于彻底消除临床症状;②提高生存质量,恢复社会功能;③预防复发。

  2.治疗原则
  ①个体化治疗;②剂量逐步递增,尽可能采用最小有效量,使不良反应减至最少,以提高服药依从性;③足量足疗程治疗;④尽可能单一用药,如疗效不佳可考虑转换治疗、增效治疗或联合治疗,但需要注意药物相互作用;⑤治疗前知情告知;⑥治疗期间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和不良反应并及时处理;⑦可联合心理治疗增加疗效;⑧积极治疗与抑郁共病的其他躯体疾病、物质依赖、焦虑障碍等。

  3.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中度以上抑郁发作的主要治疗措施。目前临床上一线的抗抑郁药主要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代表药物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兰和艾司西酞普兰)、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代表药物文拉法辛和度洛西汀)、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NaSSA,代表药物米氮平)等。传统的三环类、四环类抗抑郁药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由于不良反应较大,应用明显减少。

  4.心理治疗
  对有明显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抑郁发作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常需合并心理治疗。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人际治疗、婚姻和家庭治疗、精神动力学治疗等,其中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发作的疗效已经得到公认。

  5.物理治疗
  有严重消极自杀企图的患者及使用抗抑郁药治疗无效的患者可采用改良电抽搐(MECT)治疗。电抽搐治疗后仍需用药物维持治疗。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物理治疗手段──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主要适用于轻中度的抑郁发作。

预防
  有人对抑郁症患者追踪10年的研究发现,有75%──80%的患者多次复发,故抑郁症患者需要进行预防性治疗。发作3次以上应长期治疗,甚至终身服药。维持治疗药物的剂量多数学者认为应与治疗剂量相同,还应定期门诊随访观察。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系统对预防本病复发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尽可能解除或减轻患者过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帮助患者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及问题,提高患者应对能力,并积极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以防复发。
 王至秦 发表于: 2006-4-26 08:46:22|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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