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风险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同时需要调结构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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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在防风险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同时需要调结构

　　12月2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出席某论坛时表示，今年三季度经济恢复放缓的原因之一，是房地产投资疲弱，出现负增长。而深层次的原因是过去以房价为龙头，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环来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转型了。
　　杨伟民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并不是短期的，迟早会开始显露，就是因为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这样一个“三角循环”已经走不下去。而且人口增长放缓及其人口流动流向导致房价上涨进入减弱的时期，尤其是考虑到部分城市房价超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承受极限，对制造业、创新以及人口增长是不利的。
　　与此同时，为了生成一个更可持续的内需驱动的经济，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扩大居民消费，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但这又要以提高居民收入为前提。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约60%左右，低于世界主要国家10个百分点以上，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社会保障费用，不能构成当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三角循环”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某种冲突，这也是当前经济循环存在的主要问题。“三角循环”虽然能够拉动钢铁、水泥等上游产业以及下游家装家居、家电等部门，但它本质上是由债务驱动，而且政府债务主要通过土地和税务杠杆转移到居民部门，形成了当前部分地区债务过重，居民部门高达72%的债务率的格局，影响了政府投资与居民消费的能力。
　　依靠债务驱动的“三角循环”已经难以持续，因为会影响消费、人口、创新等并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但如果“三角循环”减弱，那么可能会非常直接地影响到经济增速、就业以及居民收入，从而对扩大内需以及形成居民消费型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当前也缺乏足够的高质量增量来填补“三角循环”减弱后的动能，这是经济转型所面临的传统困境。
　　如果以提高政府消费比重刺激经济，必然会以削弱居民消费比重为代价，这将进一步削弱居民消费拉动的能力，因为这是由分配决定的，而这本身是需要调整的扭曲结构。如果是以减少居民社会保障成本以增强当期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能力，那么，在中国老龄化率增长的环境之下，这又会增加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关键还是要发展，在防风险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调结构。调结构不应形成过长的政策调整周期，制造过多的不确定性预期，毕竟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存在优胜劣汰的出清过程，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同时存在不确定性的话，投资者会持观望态度。要尽快鼓励民间资本自下而上地顺应新发展格局，积极创新创业，形成宽松的气氛与积极的预期，尤其还存在疫情影响与外部环境复杂化等因素，需要以更积极的政策预期对冲。
　　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潜在空间等待挖掘和释放。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环节的高科技投入正在广播种子并逐渐收获，但是在生活消费服务方面的升级还有待进一步重视。因为服务业往往缺乏可量化的“技术含量”，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可能缺乏政绩激励，但这是最大的就业部门，更是通过生活消费调整收入分配的平台。去年以来，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受到疫情的较大冲击，这也是一个转型升级的机会。
　　中国仍然有很多基建需求，但是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服务性的需求。一方面应该降低耗资巨大的重资产型投资比重，另一方面要满足城市居民结构性的服务性的基建需求，为更多农民工提供就业。比如在人口集中的城市提供更多公租房、托育机构、运动场所、停车场、社区诊所等。
　　在“三角循环”减弱的情况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关键是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服务业创新发展之中。科创门槛较高，而服务业市场最大，是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重大项目投资能够立竿见影的效果与更简单的执行性，会带来一定的政策惯性，而在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应该更关注就业等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