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毛泽东与“反瞒产私分”的一个指示

【转贴]毛泽东与“反瞒产私分”的一个指示

各省、市、区党委：

赵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2]及广东省委的批语[3]，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 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 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4]，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 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月二十二日的毛泽东从“二线”跳回“一线”，向全国下发反瞒产文件以后的5天，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 5日紧接着又发布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文件。

《郑州会议》文件中附上了杀气腾腾的关于“反瞒产”的“毛泽东讲话”全文。

后来，为了进一步督促反瞒产抢粮食运动切实全面地在全国展开，1959.8.19，毛泽东又一次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毛泽东又一次重复强调指出斗争的对象：“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泽东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饿死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大手笔；是他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亲自领导和发动了以普通农民为斗争对象的反瞒产抢粮食运动造成的。时出动民兵等武装力量和工人阶级武装下乡征粮队，挖地三尺抢粮食，连来年的种子也不准留。捆绑吊打，死伤基层干部无数。夜半三更，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声“象杀猪一样”。贵州农民家一般都有用竹竿编成的天花板。抢粮队担心农民将粮食藏在竹竿里面，连这样的天花板都要用刀一根根劈开检查！

听到全国老百姓大量饿死的消息，毛泽东用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和“三大战役”的历史经验──“阻敌退路，务求全歼”──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向全国发文件下命令不准农民逃难进城（文件首次将逃难的农民称为“盲流”），派兵把守路口，农民就只有继续大面积饿死这一条路可走了。

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家的毛泽东，深知这一招的厉害，它怎能让饥饿的农民进城呢？

少数农民翻山越岭，冲破封锁线逃到遵义等城市，已是全身乌黑，又脏又臭。他们藏在街头，看到路人提着吃的，就冲上去抢来吃。一边逃跑，一边吃。这样的人群，被市民称为“拿抓”，此俗名一直沿用至今。

“拿抓”的克星，则是残暴无比的“城市收容所”。

贵州下文件决定两个月不发粮食给大食堂──“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早已经禁止农民自己做饭，砸了灶头，上交了铁锅以满足全国钢铁高指标）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全省农村被政府人为绝粮。在此基础上还要到农村抢农民最后一粒粮食！贵州的反瞒产运动被省委书记李景膺创造性地称为“捉鬼拿粮运动”。同全国相比，贵州饿死的人数排名第五[四川第一，被李井泉饿死1000万人！]，也成功地活活饿死了380多万老百姓，其特点是：人吃人。

有一部分人吃人事件作为阶级敌人的“报复”处理，如遵义县鸭溪区天旺乡五星生产队农村两母子吃次子事件发生后，将残余的尸体强迫一无辜的地主分子背上游乡示众。现在仍然有档案保存。

许多历史见证人今天仍然健在。根据他们的口述，亲眼见乌江一带老百姓全家饿死在床上，湄潭县死人太多（官方后来只承认饿死12万人），用席子裹起来一排排立在公路两边（没有劳动力掩埋），遇到过路的省军区解放军运输连的连长询问，地方官员就谎说是死于传染病。人们看见公路两边的树皮全部被吃光了，许多人走着走着，倒下去就再也不能起来。

ezx先生回忆，他们在1961年刚进入遵义四中初一，全校同学就被赶到遵义县的团溪区去支援所谓“双抢”。他说，到了生产队才知道，那里的男人已经全部饿死光了！这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急忙把城市里的学生弄到农村参加劳动。在农村听到的反瞒产运动的情况真吓人。有一家农民饿得发慌，偷偷弄了几个白罗卜砍成丁丁当饭吃。不想被反瞒产领导人发现，大为愤怒：全村家家都没有吃的，只有你家有饭吃！一定有瞒产！于是，不由分说，全家都被残酷地活活打死。

在遵义南门关，反瞒产运动中抓到的“敌对分子”被草绳子捆着，成群接队在大街缓慢走过，领队让休息，许多人先靠在墙上，然后慢慢倒在地上死掉。队伍继续前进，留下许多的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没有人去管。

这些昨天还欢天喜地的所谓“翻身农民”，没料到一下子却翻到了阎王殿！

4000多万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不但没有“从此站起来了”，而是永远被剥夺了生存权纷纷倒下去了！他们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地狱的黑暗，4000多万冤魂至今仍然在中国大地愁云惨雾的上空游荡，魂无归处。

利益集团及其儿子儿孙们倒的确是从此站起来了！

遵义童谣唱道：

唉呀啦的老瞒产勒

阿死得惨勒

湄潭县饿殍的奇观：死人全身膨胀得可怕，而且头上还长出了蘑菇，象两只角。

这样的饿殍蘑菇，当时应该贡献给伟大的大救星毛泽东熬汤喝，它就好这一口！

没有哭泣、没有哀悼、没有鞭炮、没有花圈，380多万贵州各民族的父老乡亲，就这样带着对生存的渴望，带着对“大救星”毛泽东的热爱和盼望，带着对美好生活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无声无息地成为了饿殍！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让死人作肥料[毛泽东本人除外,因为它自封为人民的总代表，事实上是个水晶棺装着的总屠夫！]的庆祝大会就这样在贵州辽阔的田野上沉痛召开了。

铜仁有个军官，在外服役，回家乡探亲，才发现全家早已经饿死光了。精神崩溃，拔枪自杀。

380万，在今天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在这数字的背后本来都是同我们一样的热爱生活的活人。380多万贵州各民族的父老乡亲的被有计划、有组织的无情屠杀掉。毛泽东依靠着这种能够集中力量办坏事的专制制度，创造了这种低投入，高效率的屠杀方式──没有花费国家机器更多的子弹，毒气室、集中营和绞刑架，而是几次讲话，几篇文件所造成的难耐的饥饿，以及吃掉自己的亲人和被自己的亲人吃掉的痛苦。其中有多少惨绝人寰的故事，也许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毛泽东对民众大屠杀的创造性就在于迫使被屠杀者自己屠杀自己。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留下作恶的痕迹，又能够让被屠杀者承担不明真相的后人的伦理学的谴责：

你为什么要残忍地用菜刀把自己美丽的女儿杀死，在木盆中大卸八块放盐泡着逐渐吃掉呢？

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毛泽东对民众展开大屠杀的首创性就在于成功地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基本单位就是臭名昭著的人民公社。而那些集中营中平时颟顸无能的干部，唯有在贪污和侵犯人权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中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

如湄潭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就有1324人，打伤致残的有175人，关押致死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撤消一切职务的1680人。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的反瞒产运动中，全县共饿死12451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绝户的达2938户，遗下孤儿4737人。最为惨绝人寰的是，发生了许多起人吃人的事件（《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深入开展的反瞒产运动引发了贵州第二轮饥荒。1960年1月，铜仁地区印江县反瞒产用了捆绑吊打等八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活活打死一个小孩子煮来吃了。瓮安县浮肿病人发展到4000多人（《王民三日记》页18王民三，原贵州省粮食厅厅长）。

  事后处理：湄谭县、大方县的县委书记、县长、金沙县的几个区委书记被枪毙。这些都有档案可查。遵义地委书记（人称“魔鬼李苏波”）、铜仁地委书记、毕节地委书记被调离草草了事。这三个地方也是贵州反瞒产抢粮食运动的急先锋，饿死人数也是最多的地区。其中仅金沙县全县就饿死老百姓三分之一！

时遵义的官方称为“遵义事件”、“湄谭事件”。现在看来应该叫“中国反人类事件”。

现在，中央早已经改称：“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说"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9.1958年12月9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人们总说我们的残暴象秦始皇，这往往要由我们来纠正。事实上我们超过秦始皇几十倍。秦始皇只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我们光一个“镇反”就杀了多少万？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

大家很清楚，饿死人其实要不了三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足够了。

因此，所谓三年饿死四千万民众，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饿死四千万民众！

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而强迫各地开办的所谓“公共食堂”，创造了大量饿死老百姓的重要条件：农民家中的灶头碗盆全部被砸烂，金属的铁锅铜器等一律上交以满足“大炼钢铁”高指标的需要。这样，老百姓吃饭就只能完全依靠“公共食堂”了。如贵州省委为了“反瞒产”，竟然下文件规定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各县不得发粮食给“公共食堂”。使“公共食堂”揭不开锅。这就走出了成功地饿死几百万人的极为关键性的一步。再加上残忍地以武装力量从老百姓口中夺粮，于是迅速出现了前无古人的全国性饿殍遍野的惨况。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正是饥饿的人们最难熬的严冬：农历的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贵州俗语云：又冷又饿，（死亡）快当不过！因此，选择这个时间给老百姓断粮，是不够妥当的。

民间俗语有云:“男饿三,女饿七,老婆婆要饿半个月”。其科学依据是男劳力新陈代谢旺盛，三天就要饿死。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饿死实在太容易了；首先饿死的是壮劳力,然后是妇女和儿童。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就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这是中央的最新叫法）就这样降临到全国人民的头上!!!

辽阔的农村悲惨的原野上饿殍遍地，在历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大饥荒理所当然地很快向城市蔓延，各阶层（包括机关干部、学生）浮肿病越来越多，饿死人的情况同样发生了！这样的经济大倒退连续持续了三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封建皇权时代，如果因为天灾饿死老百姓，反动而腐朽的皇帝都要认为是自己德行不够造成的，都要发一份“罪己诏”而昭告天下。毛泽东人为饿死4000多万中国老百姓，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不要说国家赔偿，连句国家道歉的话都没有！

也可以先解决国家赔偿问题：已经饿死绝户的就免了；对于能够拿出证据的幸存者，每饿死一人赔偿20万元人民币还是应该的。对于当年被捆绑吊打基层干部，如果能够提供证据，则应该人赔偿25万元人民币；因捆绑吊打或者因被关押致死以及因残酷斗争被逼自杀的基层干部，则应人赔偿50万元人民币。发生人吃人现象的家庭幸存者（处理时应该实行隐私保护措施），则应赔偿50万元人民币。

也可以按照“民不诉，官不究”的惯例，实行谁起诉，就赔偿谁的方式。解决一点算一点。

幸存者的后代同样应该享受这样的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的执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难道继续隐瞒这一切历史真相，就能够维持“先进性”吗？

小日本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咱们不依不饶，天天要求人家道歉（这当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外交部的发言，义正词严，振聋发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是完全正确。）；而毛泽东活活饿死4000多万中国老百姓，国家却象没有那回事情似的，这不是玩双重标准是什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看来，这把手电筒只能用来照日本，对自己是不适用的。

现在，连最保守的朝鲜金正日红太阳，也承认朝鲜存在着绑架日本公民的所谓“国家犯罪”（金正日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一二呢？

金正日在文明世界的形象因此而有所改善。

如今歌颂红太阳毛泽东的红歌不断，令人匪夷所思！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又要来一次“大跃进反瞒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