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葛剑雄蒙元华夏说三星堆古希腊

读葛剑雄蒙元华夏说三星堆古希腊

──葛剑雄：蒙元如何融入华夏？（1）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文科教授）

（摘自2022年6月29日“观察者”网）

摘要：葛剑雄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的文章《蒙元如何融入华夏？》本身并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很多人也有类似的分析。但有跟帖说：“为历史上的和未来的侵略者张目的目的。近代中国为什么汉奸那么多？就是受这种占了中国就被认为是中国主人、就要被后代认可的思想毒害的”，使问题揭示出在第二孵抱期的青藏高原和珠峰的第三极产生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海洋文明的研究停滞不前，北方和西方成为被德国马普考古所的古尼人、丹人杂交引导成为主流，怪圈难解。

关键词：蒙元中国、三星堆、古希腊、远古联合国、第二孵抱期

【0、引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葛剑雄教授2022年6月29日在观察者网发表的文章《蒙元如何融入华夏？》本身并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很多人也有类似的分析。但有跟帖说：“为历史上的和未来的侵略者张目的目的，近代中国为什么汉奸那么多？就是受这种占了中国就被认为是中国主人、就要被后代认可的思想毒害的”，使问题联系也许揭示出：在第二孵抱期的青藏高原和珠峰的第三极产生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海洋文明，研究停滞不前，北方和西方成为被德国马普考古所的古尼人、丹人杂交引导成为主流。怪圈难解。

例如，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书中，说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墨子则兼具了犹太先知和拉比等怪论──朱大可教授是借助国内史学界各种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或演化论等公开发表的成果，重新把各种分散的原始材料选择组合成的反驳“利器”──所以即使你不承认这是真实可靠，但从苏三、郭静云、程映虹、朱学渊、朱大可，到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饶宗颐、苏雪林、李济、苏秉琦、岑仲勉等一起，实质仍还是殊途同归，构成对地球第三极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分子人类学不承认为其特征的主流大多数。

当然，无第二个孵抱期的人类文明非洲起源和本土多地区起源或演化论问题，谈不上错误──他们作的很多决定在各自的环境下，历史地理人文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也是别无选择。对此我们只能说遗憾──像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能持第二个孵抱期的看法，也只是因出生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后来干涸了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标度的嫘祖、盘古故里本土，和能亲身数十年作历史计量学的考察。反观前者，只把自己掌握的本地性材料作推论，这种不全，自然成为缺憾。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锤炼，但回潮也难求真把此前的事情做得更好──远古巴蜀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与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复杂的变迁是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溃坝，到最终干涸。

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类第二个孵抱期的青藏高原，围绕古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的。此时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溃坝彻底干涸后的迁徙有区别。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但因今天联合国多元一体、多体一元其功能的松散，是比不过那时的紧密──那时是团结救灾、抗灾造就，如今的联合国是战争对抗平衡的结果。

1950年修建成渝铁路， 1951年3月16日发现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资阳人”头骨化石。但排斥“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在今天形成一股主流──不重视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延伸到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形成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第二个孵抱期的事实，所以只声称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或多体一元”，只是一句空话──因为抓住陆路和海路的信息不难想象：在约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智人形成的世界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而不是欧洲消亡的尼人和丹人这种最早走出第二个孵抱期的基因进化还不到位的“智人”。

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都是从巴蜀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而且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因此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赤道地区，一是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从200万年前开始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巴蜀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

【1、葛剑雄：蒙元如何融入华夏？】

A、蒙元如何融入华夏？

公元1279年3月19日（宋帝昺祥兴2二年、元世祖至元16年2月），宋元在厓山（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海中）海上决战，宋军溃败，主将张世杰退守中军。日暮，海面风雨大作，浓雾迷漫，张世杰派船来接宋帝出逃。丞相陆秀夫估计已无法脱身，先令妻子投海，然后对九岁的小皇帝赵昺说：“国事如此，陛下当为国死。”背着他跳海殉国。七天后，海面浮起十万余尸体，有人发现一具穿着黄色衣服、系着玉玺的幼尸，元将张弘范据此宣布了赵昺的死讯。

消息传出，完全绝望的杨太后投海自杀。张世杰被地方豪强劫持回广东，停泊在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市海陵岛），陆续有些溃散的部众驾船来会合，与张世杰商议返回广东。此时风暴又起，将士劝张世杰弃舟登岸，他说：“无能为力了。”张世杰登上舵楼，焚香祈求：“我为赵家已尽了全力，一位君主死了，又立了一位，如今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万一敌兵退了另立一位赵氏后裔继承香火。现在又刮那么大的风，难道是天意吗？”风浪越来越大，张世杰落水身亡。

至此，南宋的残余势力已经全部灭于元朝。厓山以后的元朝和元朝以降的各朝是否还是中国呢？首先我们得确定中国的定义。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从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可以断定，这里的“中国”是指周武王灭商前的商朝都城，即商王所居。自然，在周灭商后，周朝首都就成了新的“中国”。显然，那时的中国，是指在众多的国中居于中心、中央的国，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国，当然非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所居都城莫属。但从东周开始，随着周天子及其权威的不断丧失以至名存实亡，随着诸侯国数量的减少和疆域的扩大，到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已无不以中国自居。到秦始皇灭六国，建秦朝，中国就成了秦朝的代名词，并且为以后各朝所继承，直到清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成了国号的简称和国家的名称。

在分裂时期，凡是以正统自居的或以统一为目标的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或占有部分中原地区的政权，都自称中国，而称其他政权为岛夷、索虏、戎狄、僣伪。但在统一恢复后，所有原来的政权中被统一的范围都会被当作中国。如唐朝同时修《北史》《南史》，元朝《宋史》《辽史》《金史》并修，以后都已列入正史。

蒙古政权刚与金朝对峙时，自然不会被金朝承认为中国，它自己也未必以中国自许。到与南宋对峙时，蒙古已经灭了金朝，占有传统的中原和中国的大部分。特别是以“大哉乾元”得名建立元朝后，蒙古统治者已经以中国皇帝自居，以本朝为中国。

就是南宋，也已视元朝为北朝，承认它为中国的北方部分。到元朝灭南宋，成了传统的中国范围里的唯一政权，无疑是中国的延续。就是文天祥、谢枋得等至死忠于宋朝的人，也是将元朝视为当初最终灭了南朝的北朝，而不是否定它的中国地位。所以，就疆域而言，元朝是从安史之乱以后，第一次大致恢复了唐朝的疆域，尽管今新疆的大部分还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西界没有到达唐朝极盛时一度控制的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但北方和东北都超过唐朝的疆界，对吐蕃的征服也使西藏从此归入中国，元朝疆域达到了中国史上空前的辽阔，远超出了以往的中国范围。在此范围内已经没有第二个政权，要说元朝不是中国，那天下还有中国吗？明朝的中国法统从哪里来？

如果将中国视为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确主要是指自西周以降就聚居在中原地区的诸夏、华夏，以后的汉族及其文化，而周边的非华夏、非汉族（少数民族）被视为夷狄，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它们的文化自然不属中国文化。华夏坚持“夷夏之辨”，“夷夏大防”是重要的原则，并一再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但是随着华夏人口的不断扩展，非华夏人口的持续内迁，华夏或汉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纯粹的血统标准，而成了对地域或文化的承认，即凡是定居在中国范围或者被扩大到中国范围内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人，都属于中国。当成吉思汗及其部族还活动于蒙古高原时，当蒙古军队在华北攻城略地后又退回蒙古高原时，他们在中原的汉、女真、契丹、党项等的心目中自然不属中国，他们也没有将自己当作中国。但当忽必烈家族与他的蒙古部族成了中原的主人，并且基本在传统的中国定居后，蒙古人在元朝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地位或更大的特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不得不接受他们为中国。

而当蒙古人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时，连他们自己也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了。尽管这一过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即使自觉坚持蒙古文化的人，只要在元朝覆灭后还留在明朝境内，他们的后人也不得不接受主流文化，最终被“中国”化。东汉以后，大批匈奴、羌、氐、鲜卑等族人南下或内迁，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还形成了他们的聚居区。三国期间，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内蒙古南部已经成了“羌胡”的聚居区，东汉与曹魏已经放弃对那里的统治，撤销了行政机构。西晋初年，关中的“羌胡”已超过当地总人口的一半，匈奴已成为山西北部的主要人口，辽东成了鲜卑的基地。

此后的“十六国”中，由非华夏（汉）族所建占十四个，在战乱中产生数百万非华夏流动人口。但在总人口中，非华夏各族始终处于少数，并且随着他们不断融入华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日益降低。

从十六国中第一个政权建立起，“五胡”各族的首领无不以本族与华夏的共主自居，几乎完全模仿以往的中原政权，移植或引进华夏的传统制度。有的政权虽然实行“一国两制”，在称王登基的同时还保留着部族制度，但随着政权的持续和统治区的扩大，特别是当它们的主体脱离了原来的部族聚居区后，部族制度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到北魏孝文帝主动南迁洛阳，实施全面汉化后，尽管出现过多次局部的反复，鲜卑等族的“中国化”已成定局。

东晋与南朝前期，南方政权与民众都将北方视为异域，称北方的非华夏人为“索虏”。但北方政权逐渐以中国自居，反将南方人称之为“岛夷”。随着交往的增加，双方有识之士都已承认对方为同类，有时还会作出很高的评价。如北魏永安2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陈庆之只身逃归南方。尽管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远非全盛时可比，还是出乎陈庆之意外，在南归后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知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期间的迁徙、争斗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统一时，定居于隋朝范围内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认和被认为华夏（汉）一族，尽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渊源或特征还很明显，他们自己也不隐讳。在唐朝，突厥、沙陀、高丽、昭武九姓、回鹘、吐蕃、靺鞨、契丹等族人口不断迁入，其中的部族首领和杰出人物还被委以重任，授予高位，或者赐以李姓。血统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异也不再成为障碍。唐太宗确定《北史》《南史》并修，就已肯定北朝、南朝都属中国。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更从理论上明确：“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

陈黯在《华心》中说得更明白：“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从蒙古改国号大元到元顺帝逃离大都凡98年，蒙古人进入华夏文化区的时间也不过一百多年，还来不及完全接受中国礼义，也不是都具有“华心”。但已经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向礼义和“华心”接近，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元初的皇帝还自觉地同时保持蒙古大汗的身份，但以后就逐渐以皇帝为主了。

元朝皇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明朝谥为顺帝）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后，已经失去了对全国范围特别是汉族地区的统治权，照理最多只能称蒙古大汗了，但他还是要当元朝皇帝，继续使用至正年号，死后被谥为惠宗。此后又传了两代，才不得不放弃大元国号、年号这套“礼义”，重新当蒙古部族首领。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制度概念，那么从蒙古入主中原开始就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到了元朝，在原金、宋统治区和汉人地区实行的制度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但更趋于专制集权，权力更集中于蒙古人、色目人，从宋朝的文治、吏治倒退，并影响到此后的明朝、清朝。另一方面，从治理一个疆域辽阔、合农牧为一体的大国需要出发，元朝的制度也有创新，如行省制度，以后为明、清、民国所沿用，直到今天。

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3100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也有过分裂、缩小和局部的丧失；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就总体而言，略同于文明）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总的趋势是共存和融合，也有过冲突和变异；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系统完善，也受到过破坏，出现过倒退；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

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覆盖。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本文节选自上海书店出版社新书《中国历史的二十个片段》）

B、元蒙与中东伊斯兰教说回族有多“回”？

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无论是什么民族，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是“化外民族”，脱离中华民族群体──经过世代的生息繁衍，大家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管信仰何种宗教，共同热爱我们的祖国才是硬道理──今天的回族与历史上的回纥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维吾尔族，但为什么不叫维吾尔族“回”，而叫“回族”人“回”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些复杂。首先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历史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唐初，陆上与海上基本都可同步进行，但海上似乎要比陆上早一些，即一般认为是在公元651年（唐朝永徽二年），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泉州、广州等地。那时是伊斯兰更称“威”的时期，距离“穆罕默德”很近称“威”传过来的正教，当时主要是一些阿拉伯商人，士兵和阿訇──据《闽书》记载，唐武德中来朝，“穆罕默德”徒弟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而陆上的传入，似乎是在安史之乱，阿拉伯帝国帮唐朝平乱。之后，其军队中有一些人不想回去了，唐朝的皇帝便将他们安置在了中原，其宗教也便被由陆上带入中原。但这并未形成规模和什么气候。

回顾有说回族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回鹘人，唐代迁往葱岭以西，和中亚、西南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以及中亚其他各族人，在融合过程中, 回族中的“回”来源于“回回”，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隋唐时期的胡人、蕃客、胡商，实际主要是指来自波斯和中亚地区的人群。这些胡人有侨居也有定居，定居所住的地方叫“蕃坊”，这就是回族习惯把聚居地称为“回坊”的来由。侨居的则来往于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从事商业活动，从事经商的胡人蕃客，会选择寒冷季节到来前赶回去，气候转暖时再回来。回族民间有说法认为，这是被汉语人群称做“回”或“回回”的原因。国内史学界则多认为“回回”是“回纥”、“回鹘”的异写或音转。唐代的在华胡人中，还有波斯和中亚小国的一些王族和平民，他们是为躲避阿拉伯人的侵略，逃亡而来。

在宋朝，才是真正传入伊斯兰教──这是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大致是公元九世纪中叶前后，由漠北回鹘西迁到葱岭以西的一支，再联合当时在这一带地区活动的其他民族和部落联盟，如样磨、葛逻禄等创建的一个地方政权。这个地方政权是中国古代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是向宋朝中央政府朝贡的。但王朝建立之初，也并非伊斯兰国家，而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等游牧汗国类似，他们最初是萨满教教徒与拜火教教徒，也有一些摩尼教徒与佛教徒。第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大汗，是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法统治，在王朝各地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建立清真寺、经文学校和麻扎，使今天新疆地区的不少民众改宗了伊斯兰教。但是这只关乎今天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等民族，与回族人的关联不大。

总之，元代之前，“回纥”、“回鹘”和“回回”，这三个词在的汉语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几乎是同义词，在不同作者的汉文史籍中通常是交替混用，所指囊括了西域、漠北胡人直至中亚和波斯一带人群，用回回一词称呼，来自回鹘地带还往西的人则显得更多一些。

到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我国来。他们被称作“回回人”，是当时“色目人”的主要部分，后来他们也就以“回回”自称了。即有说回族人的先民，源自介入蒙古军队的西征，共有三次，将蒙古帝国的铁蹄遍及欧亚广大地区：蒙古第一次西征，1219--1224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军与花剌子模国进行的一场战争。蒙古第二次西征，即蒙古汗国的第二次西征，1236--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蒙古第三次西征，1252年--1260年元宪宗至世祖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攻波斯的战争。在蒙古人的所到之处，大量的当地居民被征发并随蒙古军队东来，这就有历史上“回回人”的一说。

而且元时，“回回已经遍天下”了。因为是从西域而来，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又与西域的一些民众一样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中国古籍，便借用历史上西迁至西域的回鹘人的“回”，为其命名，时间一久便以“回回人”自居了。元代“回回”在官方或汉语史籍中，除了指已经定居在中国境内的回回人外，通常也指的是比“畏吾儿”更西的人群，也就是“葱岭以西、黑海以东”──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拉克、土耳其和高加索部分地区

               

【2、跟帖评葛剑雄教授蒙元华夏论】（2）

阶庭空谷天淡银河垂地

（摘自2022年6月29日“观察者”网）

葛文事实上起到了搞乱思想，为历史上的和未来的侵略者张目的目的。近代中国为什么汉奸那么多？就是受这种占了中国就被认为是中国主人、就要被后代认可的思想毒害的。

葛文思想贫乏，不知道正本清源，这文章讲的事实上就是“有奶就是娘”，我占了中国，我自称是中国人了，时间长了你们捏着鼻子也得认。这逻辑在哪里？

那些年代，中国就是沦陷了，就是被异族灭了，有什么不敢讲的，有什么好避讳的？有被灭的耻辱，也有恢复的荣光，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给金、元修史怎了？就承认正统了？仅因为中国有记录历史的传统，历代都有记录历史的责任。仅此而已。

为什么不敢肯定岳飞、文天祥、于谦？就是因为用这种强权时间长了就是公理，有奶就是娘的所谓理论解释中国历史闹出来的事。肯定岳飞、文天祥、于谦，就妨碍民族团结了？怎么就妨碍民族团结了？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在民族组成上就是有差别，当时是敌人不妨碍现在是一家人。现在对这些事情扭扭捏捏，那将来外敌入侵我们是不是也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反正是要融合的？就算是要融合的，在融合之前，是做堂堂正正的站着的中国人，还是做被杀的人头滚滚的亡国奴好？

【3、从葛剑雄教授走到三星堆】（3）

上游新闻记者胡磊等

A、穿越3000年“月光宝盒”现身

2022年6月14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上新文物近13000件》报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数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前所未见，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目前三星堆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

其中7号“祭祀坑”发现了被考古学家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铜顶璋龙形饰、小件的青铜凤鸟、青铜立人、铜铃等。与7号“祭祀坑”邻近的8号“祭祀坑”大件青铜器更多，包括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铜龙、“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数件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的“踪迹”，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经过碳14测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被确认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通过植物考古，科研人员在4号“祭祀坑”里发现了竹子、芦苇、甘蓝、大豆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动物考古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在8个“祭祀坑”周边，还发现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B、三星堆考古再“上新”

2022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三星堆考古再“上新”》，上游新闻记者胡磊报道，从三星堆博物馆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截至今年5月，三星堆新发掘的K3、K4、K5、K6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K7、K8祭祀坑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K7、K8）埋藏文物不仅数量非常丰富，而且很多是之前没有见过的，整个体量也比较大”。相关负责人介绍，K7、K8祭祀坑预计今年10月结束野外挖掘工作，“最迟不会超过明年春节”。

研究认为，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这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西北部的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仅80余平方米，建造程序复杂，因紧邻分布着相似建筑，故该建筑很有可能属于大型建筑群的一部分。据介绍，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这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各坑的埋藏堆积，除了K5和K6在填土堆积之下只有一层埋藏文物之外。其余几个大坑以K7相对简单，直接在填土之下掩埋象牙和薄片状为主的金器、铜器和玉石器，K3、K4在象牙堆积和填土堆积之间均有一层灰烬。不过K4的灰烬遍布全坑，而K3的灰烬层只分布于坑东北部。K8堆积最为复杂，先是埋藏众多大小不一、质地各异的铜器等，之后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两侧填充夹杂红烧土块的黄褐色粉沙土，之后铺满整坑灰烬，再之上填充夹杂大块红烧土和“石磬”碎块的黄褐色粉沙土，最后填土掩埋。

三星堆遗址考古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不少文物集合了本地因素和中原等地区的商文化因素和先进文化因素，“这再一次生动地展示，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C、三星堆象牙迷踪

2022年5月2日据四川广播电视台报道，为追溯三星堆象牙的来源，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带来了一项黑科技。他采用的锶同位素考古法，能让三星堆周边百里外的河水以及植物“说话”，从而解开象牙的来源之谜。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人们谜底。青铜器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在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是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能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探寻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之间存在的关系，川大教授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1、2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自华的锶同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

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自从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灞州镇马灯村的深山里，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昊博士后和柴珺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他们将经历怎样的艰险与困难？在汶川的深山里是否藏着古蜀人开采玉料的矿源？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更多的解答。

D、三星堆考古不“刻舟求剑”象牙产地寻找提示

三星堆考古7、8号“祭祀坑”2022年10月结束野外挖掘工作，“最迟不会超过明年春节”,是一件大好事。

但读葛剑雄教授的文章《蒙元如何融入华夏？》，和有跟帖说：“近代中国为什么汉奸那么多？就是受这种占了中国就被认为是中国主人、就要被后代认可的思想毒害的”等议论，联系众多三星堆考古专家，他们数年数月的辛劳，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一心想证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的追求，没有错，而且是一件大喜事。但也许也是一件“悲剧”──中国远古的先人，用不着全被欧洲古尼人和丹人的杂交，由此把“天下”型国家起源的历史，限定在中国东部、中原和夏商周时代。

因为这就有个缺陷──类似“维京人”的“西方优秀论”，是一个中华文明一直是“中原优秀论”。这无形与如今古DNA学界有人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以及古丝绸文明起源于东北亚等研究，一同提供了误导。这类考古，实际暗中是帮德国马普所等西方作宣传“维京人”优秀──认为欧洲古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古丹尼索瓦人，比“北京人”厉害──汉藏语系人群的基因突变，有可能是被尼人和丹人杂交的“洋娃娃”人；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相悖。

如果古代历史文明发展和消亡时间有序，人类文明起源存在第二孵抱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和远古联合国，三星堆考古发掘大量的象牙化石和上万件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就不值得奇怪。同样，类似今天三星堆7号、8号“祭祀坑”等，发掘露出层层叠叠、密不透风的数百根象牙，出自哪里？是否也来自川内？这个问题也需要类似用多元统计分析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检测金面罩、金面具的办法，先查验三星堆出土的每根或每块古象化石，再普查检测川内各县、市地方上曾发掘发现的、且至今还保存、能找到的古象化石原件──这里难度不在检测，而在普查的动员组织的认真细致负责。

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期的5000年前，四川大片地区还是大象的故乡。古象曾在四川各地生活过，而不仅是远古联合国的腹地与外地象牙有交流。我们1992年还在家乡盐亭县科协工作时，亲自目睹一件事：盐亭七宝海门村小学退休教师潘耀辉，保存有七宝海门农民1970年代在修塘堰过程中发现的古象化石。这不像有些考古学家说的，巴蜀的远古文明来自西方、来自中国东部、中原和夏商周时代。因为西方才大量出产象牙，四川不出产象牙，是交流来的。

这只说对了一半，远古四川也是出产象牙的。1990年我们在盐亭县科协作秘书长，县科协干部何万全同志带他的熟人、盐亭县七宝海门村小学退休教师潘耀辉来找我们，请鉴定潘耀辉老师保存的古象化石。潘耀辉老师说，1970年代海门村的群众修堰塘，挖出了几具古象的化石，其中的一具还较完整。古象化石摆满海门小学的一间大教室，由于无人管，又影响教学，大队干部中有人建议运走埋掉。

于是他挑了一块较完整的大象牙化石收藏了起来。10多年过去了，前天他听何万全说县科协在支持研究盐亭嫘祖古文明，就请何万全陪同来了。我们看那古象牙化石，大得比像办公室里坐的藤椅靠背的顶圈还大，惊呆了。我们立即建议潘耀辉和何万全带古象牙化石，一起去找县文化馆的领导，因为当时县文化馆在负责文物管理。县文化馆的主要领导不在，只有副馆长赵紫科同志在家。赵紫科馆长的意见是要帮文管所收购这具大象牙化石，他可以代垫的钱是20元到40元。潘耀辉老师不同意，就把象牙化石收回。后来听何万全说，潘耀辉还把象牙化石拿到过成都，也因收购价没谈妥。

1992年后我们调离开盐亭县，何万全同志在退休前曾作盐亭县工商联主席，他人还在可以作证。据我们在科协时，也听说过周边县射洪、南部、西充等农村，在农田水利改造中也有发现古象化石的。

其次，2021年6月号《万物•环球科学》杂志发表的《三星堆象牙迷踪》一文，也说：“东晋时期曾有学者搜集了成都平原上的历史传闻，编写了《华阳国志》一书。书中也记载了古蜀国的历史地理情况，称这里物产丰富，其中就包括大象和犀牛。这些考古证据都显示，古蜀国所处的时代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有大群的象和犀牛在生活……但是大约从3000年前开始，成都平原的气候开始变化……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有些部落可能会因饥荒而发动战争，四处掠夺，这也会进一步导致文明的衰落、迁徙或者毁灭”。

【4、从葛剑雄三星堆走到古希腊】（4）

云汀说文史等

（摘自2020年12月20日“网易”网）

A、古希腊文明六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思想家

群星璀璨古希腊来自哪里？沿循朱大可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一书，用 “全球移民”、“世界贸易”等概念来说明。例如，“移民”、“贸易”与行走有关，行走与腿有关。因为远古联合国留下的古蜀土著民，相对其他移民、贸易的交流行走，古蜀土著民在几万、几千年中要少许多，在“腿”的基因进化上，会有变化“印迹”。

科学殿堂外没有资金、队伍、法制批准，DNA实验设备仪器等条件，不能大规模做DNA检测，但如果数十年坚持在四川盐亭县本土山区，对农村家庭人群数代的连续比较观察，也会看出蛛丝马迹──从基因表型反映在“腿”的行走上，外表观察，会相对有腿伸展差异较直、较慢的“硬”感觉。事实上解放初发现“资阳人”和“基因双螺旋”的新闻先后公布，在巴蜀的学校师生中引起对巴蜀“土著人”──祖祖辈辈在“湖广填四川”前几千年就一直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本土人的探讨。我们1956年在盐亭县玉龙罐子沟完小读高小时，就听到师生中对这种探讨已追寻到“杜”姓人群的基因表型反映概率大上──受这类“前杂交迁徙起源分子人类学”的影响，我们在这之后数十年间，注意在家乡盐亭县本土家族大量正常人群中作类似概率观察统计，确实发现在姓杜、姓范、姓何等家庭间，通婚频率大的出生的男性中的基因表型反映概率高。

有人还说是，这也许和名曰“杜宇”的古蜀王有一定对应。远古巴蜀智人的后代，不但可以在20万年前走出非洲，回到东亚故土，重建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而且还可以早在200万年前，就走进非洲，加入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的建设和杂交。所以《华夏上古神系》书中虽说人种基因、语言基因、神话基因等三大原创，都起源于非洲，但反过来也能证明与第二个孵抱期有关。原因是巴蜀盆塞海古智人，不但因他们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雪山，有不怕严寒的基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吃熟食的古人，如吃烧烤的笋子虫。而烧烤的“苏、苏”声，使巴蜀盆塞海古智人兴奋得常学着“苏、苏”叫嚷。

这是人类语言起源原语中的一个集体语音。“蜀”人──吃“熟”食的人──-吃“苏”食的人──脑子会变得聪明的人──这就是类似联系最早的苏美尔人和最早最高苏美尔文明的起源──而“蜀”人、“熟”人、“苏”人，与“丝”、“瓷”的古读音相近──“丝”人与嫘祖养蚕联系；“瓷”器与陶器联系盘古陶场文明大爆炸，等等。所以当后来古蜀人的非洲杂交后代，成为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等交流的领跑者，是其原因的所在。

1992年在平武第四届全国数学、物理、力学及高新技术研讨会上，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曾拍案而起讲近万年产生盆塞海灾变的证据是什么？他在会上，放弃了原准备好的发言稿，专讲“喻传赞曲线”。即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这是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喻传赞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的成分。“喻传赞曲线”是女娲王表、大禹王表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它支持的《盘古王表年表》为中国上古编年史，比王大有先生的三皇五帝的断代，更能“提供可靠的依据”。

由此来看古希腊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古希腊杰出的思想家希波克拉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古希腊智者──在遥远的古希腊涌现过许多充满智慧的人，这些智者的思想非常的超前，给后代造成十分深远的影响，那么了解比较一下中华古文明的智者和古希腊的智者吧!

1、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为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西方医学奠基人。提出“体液学说”，他的医学观点对以后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希波克拉底警诫人类的古希腊职业道德的圣典，他向医学界发出的行业道德倡议书，是从医人员入学第一课要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社会所有职业人员言行自律的要求。

2、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是古希腊公认的最智慧者，雅典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没有留下一部作品，不过他的行为和学说都被徒弟记录下来了，这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苏格拉底在欧洲的地位相当于孔子在中国的地位，他对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教会人们如何去理解以及思考这个世界，并且就是因为苏格拉斯这种崭新的思想，给希腊哲学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

3、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更被后人尊称为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恩格斯称其为“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像一本百科全书，每个学科领域都有涉及，例如经济学、哲学以及雅典法律等，几乎没有他不会的，古希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假如有他的帮助，一定会更强大。

4、欧几里德（公元前330--公元前275）生活在亚历山大城，是古希腊最享有盛名的数学家。关于他的生平，现在知道的很少。公元前300年左右，在托勒密王（公元前364～前283）的邀请下，来到亚历山大，长期在那里工作。他是一位温良敦厚的教育家，对有志数学之士，总是循循善诱。他反对不肯刻苦钻研、投机取巧的作风，也反对狭隘实用观点。托勒密王曾经问欧几里得，除了他的《几何原本》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学习几何的捷径？欧几里得回答说：“几何无王者之路”。意思是 在几何里，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大道。这句话后来成为传诵千古的学习箴言。欧几里得生于雅典，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科学活动主要是在亚历山大进行的，在这里，他建立了以他为首的数学学派。欧几里德以他的主要著作《几何原本》而著称于世，他的工作重大意义在于把前人的数学成果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以严密的演绎逻辑，把建立在一些公理之上的初等几何学知识构成为一个严整的体系。欧几里得建立起来的几何学体系之严谨和完整，就连20世纪最杰出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能对他不另眼相看。爱因斯坦说：“一个人当他最初接触欧几里得几何学时，如果不曾为它的明晰性和可靠性所感动，那么他是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

5、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出生在今希腊东部小岛的贵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经过万水千山，游历了当时世界上两个文化水准极高的文明古国──巴比伦和印度，以及埃及（有争议），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公元前480年）的文化。后来他就到意大利的南部传授数学及宣传他的哲学思想，并和他的信徒们组成了一个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政治和宗教团体。毕达哥拉斯是比同时代中一些开坛授课的学者进步一点；因为他容许妇女（当然是贵族妇女而非奴隶女婢）来听课。他认为妇女也是和男人一样有求知的权利，因此他的学派中就有十多名女学者。这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现象。传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认为每一个人都该懂些几何。

6、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徒弟是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以他们三人也被称为希腊三贤。柏拉图被誉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创造的概念有柏拉图式爱情以及柏拉图思想等，这些概念至今被人们学习和探索。柏拉图写下很多著作，并且创办了学院，虽然有些文集残缺不全，但是人们依旧可以感受到柏拉图的智慧。

B、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素未谋面？似曾相识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和社会的摇篮，自欧洲进入铁器时代，希腊便为那里的古文明发展点亮了一盏明灯。人们大多认为雅典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但科林斯、底比斯，甚至是好战的斯巴达同样有所贡献。古希腊几乎在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等每一个方面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在各个领域都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作家阿里斯提斯在诗作《独目人》记载，大陆的东方尽头住着一群称为“北风以外的人”。那是古希腊对中国的最早想象。古代欧洲人称呼中国做“赛里斯”，就是来自古希腊语“赛里”──丝绸的意思。古希腊人使用从贸易得来的精贵丝绸，他们不知道丝绸究竟怎样制作，亚历山大大帝认为丝绸从东方某种树上长出来的白毛。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万里，来到帕米尔高原，山脉高崇得仿佛不可逾越，他便以为这里已经是东方的尽头，于是挥师南下印度河。那时候的中国正是东周的尾声，战国时代的白热化阶段，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唯一一次邂逅的机会就此擦肩而过。

希腊的古典文明时期，中国正经历东周的礼崩乐坏。古希腊文明对西方的意义，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作出类比：“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周朝八百年的所缔造礼乐、宗法制度奠定中华文明的基础。元明清三朝，欧洲的传教士、商贾来华，中华好像还是那个中华，西方却已经面目全非。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截然不同，武汉大学赵林教授在新著作《古希腊文明的光芒》的观点一针见血。中华文明的文化模式是“遗传”，以“以夏变夷”地一脉相传，一以贯之，以不变应万变。为啥？

C、令人信服和巧妙解释深藏科学无底线吗？

2020年2月3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韩天琪，在该报发表的《东亚人为何有“更多”尼安德特血统》文章中说：“欧洲是发现尼安德特人遗迹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欧洲人的尼安德特人血统没有比其他人种更多呢？通过提出欧洲人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序列引入非洲这项新研究，给出了一种解释：研究人员之前假设的欧洲人和非洲人共享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序列其实是现代人的，并且被错误地减去了。在纠正了这一偏差后，新研究发现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尼安德特人DNA数量相似──分别为51Mb和55Mb。Harris说，这是一个‘令人信服和巧妙的’解释”。这真是“令人信服和巧妙的” 解释吗？

如果把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序列，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纠缠形成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的“资阳人”的基因序列，作对比对照研究，把国内外研究人员之前假设“资阳人”和非洲人共享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序列，并且被错误地减去了“资阳人”的基因序列，作纠正后如何呢？韩天琪记者说：“10年来遗传学家一直在讲述尼安德特人或他们的DNA序列如何在今天的欧洲人、亚洲人及其后代中存在的故事。他们试图说明，现代人和我们已灭绝的近亲只是在非洲以外的地方繁衍。一项新研究揭示了非洲现代人有大量的尼安德特人祖先。这表明，其中大部分DNA来自于过去两万年中移居回非洲的欧洲人。这项发表于《细胞》杂志的研究，同时有助于澄清一个令人费解的差异：为什么东亚人的尼安德特人血统似乎比欧洲人多”──这项新研究是谁做的？到过中国西南来考察过吗？

韩天琪记者说这是据《科学》杂志报道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人类学家Michael Petraglia的研究──大约7万年前，当智人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时，他们与尼安德特人相遇并融合在一起。研究人员知道，后来欧洲人的回移将少量尼安德特人DNA引入了非洲，但之前的研究表明，这只是很小一部分。相比之下，现代欧洲人和东亚人显然从尼安德特人那里继承了大约2%的DNA。之前的研究只是简单地假设非洲人基本上缺乏尼安德特人DNA。为了得到更可靠的数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化生物学家Joshua Akey，将2013年测序的一个采集自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与上传到“1000人基因组计划”的2504个现代基因组进行了对比，该计划是一个包含5个非洲亚群的全球基因组目录。

研究人员计算了从尼安德特人祖先那里继承每一段DNA的可能性，发现非洲人平均拥有的尼安德特人DNA比之前认为的要多得多──约17兆碱基，或占其基因组的0.3%。他们还发现，少数尼安德特人基因可能是在进入非洲人基因组后被选中的，包括增强免疫功能和抵御紫外线辐射的基因。非洲人获取尼安德特人DNA的最佳模型表明，其中大约一半基因是在过去两万年中，与拥有尼安德特人DNA的迁回非洲的欧洲人繁衍而获得的。韩天琪记者还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生物学家Kelley Harris指出，“Akey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另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研究表明，东亚人的尼安德特人DNA比欧洲人多20%；“欧洲是发现尼安德特人遗迹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欧洲人的尼安德特人血统没有比其他人种更多呢？”。

a、这类研究与解放初，苏联专家帮助西安塑“半坡人”塑像，搞成古“白种人”头像，中国专家浑然不知区别在哪？请看韩天琪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化生物学家Joshua Akey，将2013年测序的一个采集自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与上传到‘1000人基因组计划’的2504个现代基因组进行了对比”──“欧洲是发现尼安德特人遗迹的地方”，这是分子人类学家令人信服和巧妙解释深藏的第一个没有科学的底线──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本来属于亚洲部分，也是属于古老亚洲蒙古民族国家最先的家园，但为了说“欧美人先进”，也要把“尼安德特人”说成是“欧洲人”，叫人回答“东亚人为何有‘更多’尼安德特血统”──Akey和Harris两人是晕了头：尼安德特人是在亚洲发现，也来自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纠缠形成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地区，与非洲人共享分子人类杂交迁徙的基因序列，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b、众所周知的特定的国情，除旧时代外，新时代德国人类学家Michael Petraglia、美国进化生物学家Joshua Akey和计算机生物学家Kelley Harris等西方国家学者，并没有听到他们深入到我国西南、西北内地作过分子人类学古基因检测双重验证的报道。所以，即使我们认可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通过现代基因反推古DNA检测双重验证，是非常科学的和现代化的，但他们的论文都采用的是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对有关中国分子人类学古基因检测验证的猜想资料──这些工作都是在国外测验的一些中国人，或根据一些中国学者发表的资料作的分析推测，所以他们的研究存在真实性问题，没有可重复对比验证是第二个没有科学的底线。

D、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珠峰辐射新说”

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并不像霍金黑洞辐射理论说的宇宙黑洞在吸进正量子后，会因正、负量子中和，慢慢收缩变小。因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还有一个类似的“暴涨宇宙”期──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就是此“暴涨”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领头的人文始祖及群体造就的。最好的说明是，这五大文明发源地，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狭长地带内：古黄河中原是东面一端，西面另一端是古西西里岛、克里特岛、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且以青藏高原成大致对称。也许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盘古王传说”和《盘古王表》传说，就是亚历山大国王和帝国传说的母本。

a、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学者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教授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

b、“盘古王”卸位后，他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这里再联系可解释西方文明的文化模式是“变异”：多个文明之间渗透融合，变更剧烈。从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灭亡）结束后，欧洲经历了一系列的剧变。要了解西方文明，我们得回到爱琴海，重访那位陌生的故人──古希腊文明。公元前8世纪，希腊走出了三百年黑暗时代的阴霾，再度沐浴文明的曙光。几乎被历史尘封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被吟游诗人的《荷马史诗》，还有赫西俄德的《神谱》流传给城邦时代的希腊人。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与城邦文明，就像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同时期的周朝，过了两百多年的太平日子，遭遇犬戎入侵，东迁洛阳，揭开春秋战国的序幕。

经历了商周革命后，殷商的神权统治终结，进入周公旦制订的礼乐文明，祭司阶层也随之消失。现在经常有人用“史诗感”来形容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一首音乐。严格地说，史诗是取材自神话、带有传说色彩的历史故事，故事的情节得完整连贯，场景画面得气势恢宏。《荷马史诗》是西方第一部史诗作品，也是西方文学的开山鼻祖，地位可不一般。《荷马史诗》分为《伊利亚特》、《奥德赛》两部，前者讲述了诸神与英雄参与的特洛伊战争，根据历史考据，特洛伊战争不是因为一位美女引起了，而是为了争夺黑海的贸易权。后者讲述了英雄奥德修在战争结束后，回家路程历尽艰辛的冒险故事。

经历了商周革命，周人对殷商“尚鬼”那套特别排斥，使用乌龟卜筮、问鬼神的越老越少。周文王推演六十四卦的《周易》成了中华文明的元典，以卦象预测吉凶。人们说读中国的上古史，史诗感总是差一点点，其实中华文明缺乏史诗并非文明的瑕疵。史书《春秋》、《国语》着重反应政治的得失，对上古的历史进行褪魅。神话故事则流散在《山海经》以及诸子百家的经典，没有成为一个系统，直到近代才重新整理。到明朝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才有史诗感。中国文学开山之作《诗经》描述的主要是风土人情、家常生活，汉赋唐诗宋词就是沿着这条脉络发展下去，中国是诗词的国度。

中华文明像奔腾的大河，一脉传承到现在，并“珠峰辐射”古希腊文明，使其光芒薪火相传投射到中世纪，投射到近、现代。

两千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了，素未谋面的故人啊，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后的重逢吗？

【5、蒙元三星堆华夏古希腊如何统一】（5）

辛向胤

A、有“资阳人”建博物馆却搁浅之谜

人类文明伟大复兴，从传说到历史，从历史到考古，从考古走向科学，缺啥？是要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11年4月1日“四川新闻”官网发表《“资阳人”为蜀人始祖引争议 考古迷筹划寻根之旅》一文，报道60年前，在资阳黄鳝溪内，一块古人类头骨化石被考古学家张圣奘发掘出土。后来，它被称作“资阳人”。在四川考古界，“资阳人”头骨化石，可谓无人不知。

1951年3月这个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被考古学家张圣奘在资阳城西的黄鳝溪发掘出土。时至今日，已经整整70多年过去。“资阳人”比“北京人”进步，但比“山顶洞人”原始，其生活年代距今大约在数万年到10余万年之间。近年来当年曾经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包括张圣奘在内先后离世，研究“资阳人”的学者也越来越少。他们之中，成都市研究文化著名学者黄振富教授，是热情颇高的一个。黄振富教授为四川人，“寻根溯源”的热情固然高涨，但“资阳人为蜀人始祖”的说法，却被一些学界专家认为不妥。

四川大学考古系马继贤教授指出：“资阳人”来自几万年前，而蜀人才几千年的时间，有蜀国才有蜀人。“资阳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那时候连基本的“社会”都还未形成。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刘兴诗教授说：“‘资阳人’为蜀人始祖的说法非常不妥”──无论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从空间而言，“资阳人”都不是“蜀人始祖”。《成都商报》记者从资阳市文化局了解到：当年发掘出“资阳人”头骨化石的遗址，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相关的痕迹。据黄振富教授介绍，张圣奘晚年曾希望建成一座以“资阳人”为主题的博物馆。而资阳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蒋莉也证实，资阳当地也曾有建设“资阳人”博物馆的设想。但是，由于资金、选址等原因，博物馆的建设计划一直没有落实下来。

“资阳市人民政府网”也报道：多年来，资阳几届政府都把修建“资阳人”博物馆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已通过国家立项，但都因“资阳人博物馆修来装什么”的疑问，和其他多种原因而搁浅。

B、从丝绸到三星堆青铜器代工在蜀引争议

2019年9月11日“四川丝绸”官网，发表的《黄帝时代青铜像之谜》一文，类似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传说到历史，从历史到科学，从科学走向普及的王表年表，要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事情因1998年1月22日《绵阳日报》第三版“天下大观”专栏，发表《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引发领导之间、专家之间争论风波──因为就在22日发表的当天早上上班时间，正遇上市委开常委扩大会议，《绵阳日报》同时送发到每位领导手里。

但会议正式开始后大家惊奇地发现，主持会议的市委第一书记冯崇泰书记开口说话，不是讲原定的议题，而是拍了拍《绵阳日报》说：“黄帝时代怎么会有青铜器？我是文革前上清华学工科的，工程上没听说四千多年前能铸造铜器；考古上也没有看到发现四千多年前有铜器文物的出土”──他言外之意是《绵阳日报》的报道，对绵阳市影响不好。大家以为冯书记只是批评几句就算了，哪知他一议论就是十多二十分钟，到会的领导同志们都不好开腔。

列席会议的《绵阳日报》社长兼总编严泽铣同志，头都不敢抬。这时市委宣传部长赵欣同志，觉得《绵阳日报》是归他分管的部门，只得出来说话：“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才放了过去。会议一结束，严泽铣总编立马赶回报社找到编辑，详细说了冯崇泰书记开会说的事情和他的委屈。《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是编辑推荐的。从办公桌里，编辑拿出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胡刚等编的《世界简史》，翻开第一章就是古埃及“公元前四千年代中期，埃及人已学会了冶炼金属的技术，用铜制造工具和武器”。

接着又拿出一本科学杂志说：“严总你看，这是报道乌克兰的草原考古，在六千多年前的马的坟墓头骨遗骸嘴部发现铜嚼子”。马嚼子，就是连着缰绳上套在马嘴巴上的金属部分，借以控制马匹的活动。现在一般是用铁嚼子做马嚼子，铜嚼子说明人类在铁嚼子之前就开始使用了马嚼子。原来家马最先可能出现在今天乌克兰一带的草原上，其标志是在第聂伯河西岸的德累夫卡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具有明确佩戴过马嚼子痕迹的家马骨骼。马嚼子考古现象是“前苏联学者在乌克兰草原的斯里第尼•斯托克文化发现的一些马骨，特别是在第聂伯河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德累夫卡遗址中，还发现了两条狗、陶缸及近似马面颊片的鹿角合葬的一匹牡马。该马有7～8岁，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此马经美国学者安东尼和布朗的研究，发现有使用马嚼子的痕迹，从而“认为很可能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斯里第尼•斯托克铜器时代文化中，马即被人类驯服，变成人们的坐骑了”。

严泽铣总编仔细看完所指的文章，没说话带着杂志走了，以后也没有再过问此事。编辑不是说冯崇泰书记的认真有错，其实青铜器的考证有严格的报道──从考古发现的铜器，提取类似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在对标查找巴蜀和全国、全世界发现铜矿地点的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对上号的就能说明青铜器出自哪里？以及制造的时段。但这对我国很多专家来说，都是难题。

其实编辑编发《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是很认真的。事情缘起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正遇上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颜晓亚主任在金鸡镇采风搞摄影，岳大登等农民听说颜晓亚主任是知名摄影师，又是市团委宣传干部，就拉着不准走，要他去拍照和向上级汇报。颜晓亚主任考察后认为是真实的，回绵阳后带着拍照的铜像、古桑化石、石刀片、石斧、陶蚕等照片，到报社反映看到的情况，要求给予报道。

此时编辑才第一次听到盐亭发掘出古青铜像。由于不是正式鉴定，报社有领导决定叫第三版的“天下大观”专栏考虑──“天下大观”是带故事性的新闻。编辑于是在书刊中，开始收集远古梁州铜矿和冶铜的材料。看到有记载黄帝时代已“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在盐亭不远的中江、北川、彭县等地都有铜矿。到1997年底盐亭城郊五指山建“嫘祖公园”举办开工仪式，邀请报社。编辑随同王天柱副总编、办公室任启乔主任参加。在盐亭举办的“嫘祖文物展览室”，编辑第一次看到玻璃柜里展出的岳大登等挖出青铜跪俑。

事前编辑已在绵阳城里“工美大王”李照明先生的商店，看过一个古“青铜跪俑”的仿制品，对比岳大登等挖出的青铜跪俑锈蚀严重，到处都有锈蚀孔；从锈孔看出铜像铸胚很薄，但铜像造型精致。相反李照明商店的古“青铜跪俑”，人物造型粗糙，铜像铸胚很厚，且无锈蚀孔。“嫘祖文物展览室”的负责同志告诉：盐亭的学者据嫘祖时代的历史和当地传说，初步把岳大登等挖出的青铜跪俑定名“金二伯铜像”──原因是盐亭数千年来流传着“金二伯射黄帝”的妇孺皆知的故事。金二伯铜像下跪形象，是传说有后来对认错的表示之故。

当时盐亭县嫘祖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均中主任，也实话实说：专家之间也有争论，如川大林向教授等到金鸡看后，说是赝品。理由是有人到台湾也发现有类似青铜像，目前一些文物市场也有，疑是有人买来预先埋在那里的。但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却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金鸡镇政府派干部去调查，岳大登要杀鸡滴血指天发誓：“自己如作假，遭断子绝孙”。事情到了这步，翻年的1998年初，报社同意在“天下大观”专栏报道看有什么反映？

绵阳市委书记们之间其实意见也不一致。1998年2月冯崇泰书记调成都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海清书记作绵阳市第一书记，市委对嫘祖文化加大了支持。其实，杨海清书记1985年5月调任绵阳市委副书记后，到盐亭县检查工作到县科协，当时编辑汇报：建农村各乡镇科普协会受欢迎。杨海清书记说，他1963-1967年在西南农学院读书，毕业后1973-1977年在平武县枕流公社作过党委书记，知道农民需要科普。编辑和杨海清书记的这次汇报后没有再接触，但1993年《嫘祖研究》一书出版后，盐亭县把书分送给市上领导。一天晚上，杨海清书记一人在红星街散步遇到编辑，他居然还能认出来。

他对编辑说：“你们的《嫘祖研究》一书写得不错”。多年来编辑一直在想：为啥市委书记之间有这样的不同？冯崇泰书记1942年生，安徽五河人，1961--1967年在清华大学冶金系金属学及金属材料专业学习。毕业后曾在兵器工业部5023厂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厂长，1986年当上四川兵器工业局副局长，1987年调任中共四川省绵阳市委副书记，他抓工业是很能干的。但改革开放后，面对不熟悉的巴蜀古文化研究热的前卫，他作为外省人，听惯的对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一直宣传，是中原和华东地区占主流。因此面对不熟悉的兴起的巴蜀古文化研究热的前卫，有质疑，也很自然。而杨海清书记1944年生，绵阳本地人，因学农，对抓农业很熟悉。他希望结合嫘祖文化，促进绵阳农业生产，也能理解。

C、上古巴蜀简史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研究不尽人意

天府学打造上古世界简史初探，要解决三星堆考古不“刻舟求剑”的难题──类似三星堆考古每件青铜器出自哪里？离不开类似德国马普所帕博教授发明的那套顶尖的解决古DNA污染的实验室全基因组测序的捕获技术，当然这必然要涉及放射性元素考古。

铜同位素分析法是一种新兴的考古示踪法，铜同位素分析法在含铜器物的产地研究中，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已显示出了较好的应用前景。因此即使没有海外培训经历的田野考古学家，如果有三星堆、盆塞海联系“珠峰映射原理泛世界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等知识，取得的成就不会大打折扣。如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和彭子成等教授利用铅同位素进行考古，先后发表了大量青铜器铅同位素数据，其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具有高放射成因铅。

这里的不尽人意是，他们最初使用的是我国在1965年自行设计制造的ZHT 1301电子管，质谱测定的同位素精度差，一般在0.1%，而且无法获得准确的204Pb数据。因此他们早期发表的数据主要是以207Pb/206Pb的数据。金正耀教授在日本留学过，彭子成教授做访问学者时，他的合作导师美国地调局R.E. Zartman等人教过的电解法富集铅法──将青铜器渣用强酸溶解后，用铂电极电解，然后在用加双氧水的硝酸将电极上的铅溶解下来。我国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时，他们的团队协助测定从商代到秦汉的两百多件青铜器和一件锡锭的铅同位素。由于青铜器中铅含量很高，可达到30%，彭子成和金正耀等教授掌握的方法，拿到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所实验室，张英臣教授用当时最先进的质谱仪，如英国VG公司的VG-354测定铅同位素；测定结果也证实了他们关于商早期的青铜器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结果，但也仅此而已。因为1995年英国学者Budd，曾提出古代冶金过程中由于铅的挥发，会使同位素发生很大的分馏。

因为做过铅同位素分析，在热电离质谱测定时，铅被加热气化然后电离，这个过程铅同位素可以发生分馏──中国科技大学的陈江峰教授就曾想过这种可能性──如果熔炼过程中，铅被气化了，可以出现铅同位素分馏。最后总结，北京大学教授崔剑锋等考古学家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青铜器，如郑州商城(应该是指二里岗)、偃师商城(应该是指二里头)、三星堆和殷商早期等，都是具有高放射性铅同位素特征的。特别是早期的青铜器，很可能被反复熔炼。

因为崔剑锋教授等专门做过青铜器冶炼过程中铅同位素分馏的实验，结论是在冶炼过程中铅同位素，确实可以发生分馏。挥发过程中铅同位素的分馏遵循瑞利分馏原理，其变化趋势与自然界中由铀钍放射而产生的铅同位素变化趋势不同。也就是说，青铜器铅同位素可以用来示踪其源区，也是仅此而已。当然即使不搞类似解决古DNA污染的实验室全基因组测序捕获技术的放射性元素考古，三星堆考古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如采用微量元素示踪古代青铜器铜放射性元素检测，来确定生产时间；以及与多处铜矿出产的铜对照的办法，也能搞清楚三星堆出土的价值连城的青铜器、玉器等在中国的来源──虽然这也是高科技，但在国内懂这方面的专家以及实验室更多。

问题是，远古巴蜀盆塞海的消失，中华上古史只说五千年。古代为巩固中原政权的长期派斗教育，很多四川人去寻根，也只认远祖是外省人；再寻不到根，无意中爱国成了外国亲。如孙卫东教授说：“从青铜器、甲骨文、战场到复合弓、小麦、圈养牲畜等，商朝文明先是在河南郑州附近出现，然后逐渐拓展。就像数百年前的欧洲人移居美洲一样，我们的祖先从古埃及带着青铜等一批先进的技术，漂洋过海，来到我们现今中国这片土地，在新的土地上创造出了殷商及后世的灿烂文明。商朝先民可能在马来半岛等地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带来热带海洋独有的如贝币和用于做甲骨文的马来龟”。

他还说：“三星堆距离金沙要近很多，这似乎说明殷商青铜器是可以用战争或者商业交换来解释的。两者铅同位素组成不在一条演化线上。退一步讲，即使殷商的青铜器来自三星堆，三星堆青铜器是如何起源的？有一些人认为三星堆来自古埃及：金沙就是沿用了古埃及的‘吉萨’的名字。如果三星堆真的来自古埃及，我们与古埃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明我们中华文明是向古埃及学的，比古埃及人落后？”──所以在三星堆出土的考古铜器，出自哪里的国内？川外川内的学者有争论是好事──搞清楚了，是一举两得。

D、铜同位素示踪法比较三星堆与古郪王国

如果说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后被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那么就可以用来验证青铜面具代工在巴蜀。因用铜同位素示踪法作初探，是可行的。

例如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应该把它们一件一件分门别类，单独采用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列出其矿料元素和成品制造时间。再对在盐亭、三台、中江、北川等县境内已知道的铜矿场，以及发掘收藏有的上古青铜器，也应分门别类，单独作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搞清楚矿料或青铜器成分，和成品制造时间，以便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作对比，才算有争辩底气，才算科学。

而且发表这种考古论文后，要允许有这种能力的实验室作检验。因为青铜器的考证，其实有严格的报道──从考古发现的铜器，提取类似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在对标查找巴蜀和全国、全世界发现铜矿地点的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对上号的，就能说明青铜器出自哪里？以及制造的时段──如说三星堆造型奇特的人像青铜器，不是沿自中原或埃及、中东，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自产的。那么中原或埃及、中东有这类相似的青铜器，反而说明与远古巴蜀盆塞海溃坝干涸发生有关：是远古联合国的这类文明，向其扩散造成的。

2021年3月28日《江南都市报》记者李巧报道：三星堆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的数十件造型奇特精美的青铜器宝物，与江西樟树吴城遗址一样──这些造型奇特的金杖、青铜神树、金面罩等，只占据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一小部分；和青铜神树同时出土的青铜尊，都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几乎一样。吴城文化研究学者彭印教授说：“不论是‘三星堆人’还是‘吴城人’，实际上都是先秦古人在当地留下的活动遗迹。他们与当时的中原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当时长江流域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2年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金正耀教授，在《中国铅同位素考古》撰文称：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吴城两处遗址所出的铜器都属于特殊铅器物，都使用了同一来源的金属原料。三星堆、吴城冶炼青铜器时采用的矿产原料，是一个地方产出的。而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商周铜矿矿冶遗址作为考古所见商代唯一一处采铜遗址，既可能曾向四川三星堆输送炼铜矿石，也很可能是远在中原商王朝王室的“御用”铜矿。通过同位素测试研究，发现出土于河南安阳，即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中的青铜器，有一部分可能是用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铜矿石铸成的。对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汉中城洋、吴城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作比较分析，也发现在上述所有商代遗址中只有三星堆和吴城出土的青铜器测试数据显示，它们都含有同一种“髙放射成因铅”的特殊铅，又叫异常铅。“即相隔千里的三星堆、吴城两地，其先秦古人在炼铸青铜器时集中使用了同一种金属原料”。是真的吗？

与殷墟几乎同时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时代和产地存在疑问。但更为关键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器，其铅同位素与我国发现的其它青铜器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高放射铅同位素只出现在殷商青铜器中。商晚期和周以后的青铜器同位素才在国内都能找到类似组成的矿床。从事铅同位素研究的著名地球化学家，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炳泉教授认为：“国内没有具有这种铅同位素特征的铅矿”。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教授也认为：“在我国境内除了云南边陲的金沙外，没有见到这种铅同位素组成的矿石”。但对于殷商青铜器高放射成因的铅同位素，金正耀教授还认为：“是武丁王时期，他的妃子之一，著名的女将军妇好能征善战。是她通过征战获得的战利品，或者是从云南金沙附近购买的”。

在国内对三星堆青铜器研究采用放射同位素成因方法，发言有底气的学者，基本上都在发达国家培训过。如博士生导师孙卫东教授，1966生，江苏人。1986-1999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9-2003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博士。2003-2004年作德国马普化学所博士后、洪堡学者。2004年回国到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现任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深海极端环境与生命过程中心主任。他提出俯冲洋壳部分熔融产富硫酸生富铜金岩浆、磁铁矿结晶还原硫酸根成矿的斑岩铜金成矿理论，认为铜可能是人类最早冶炼的金属，是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判别指标。现在公认的世界四大古文明，都拥有灿烂的青铜文化。

所以孙卫东教授也有疑问：“真的是我们的祖先从云南南部边陲买来青铜器的原料，或者是通过战争缴获制作了商朝早期的青铜器？云南和河南的殷墟之间相隔万水千山，古人是如何跨越秦岭、长江等天险，到云南南部大量开采、运输青铜原料的？中原地区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联系是秦人打通秦岭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到唐朝时，李白还写了著名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从四川到云南南部也还有千山万水”。朱炳泉教授和广州大学常向阳教授，因发现殷商早期青铜器的高辐射成因铅，与云南金沙的铅高放射成因铅，分布在不同的演化线上，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商的势力范围内没有制作青铜的原料，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发明青铜技术的？如果不是外来的，就无法解释这些铅同位素数据吗？”

E、打造金属工艺制造代工水平在巴蜀

今天在北川县，羌族群众跳“锅庄舞”，就还保持带怪状面具的习惯，可见一斑。其实历史上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工匠，都能打造精美的金银首饰，特别是藏族地区的金银首饰工艺品，至今还是一项促进旅游的产业。掌握这些工艺制造，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期的上层圈子及后裔，与今天的少数民族，多少也有联系。

类似三星堆对青铜器的考古，铜同位素分析法是一种新兴的考古示踪法。尽管自然界铜同位素的变化较为复杂，且铜同位素地球化学还处于形成发展阶段，但铜同位素分析法在含铜器物的产地研究中，随着铜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的深入及分析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深度学习，就能显示出较好的应用前景。

今天三星堆“祭祀坑”不是真的“祭祀”是“自毁坈”，那么发掘出的青铜器出自哪里？是否也来自川内？这个问题也需要类似用多元统计分析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检测金面罩、金面具的办法，先查验三星堆出土每件的金属文物，再普查检测川内各县、市地方上曾报告发掘发现的、且至今还保存、能找到的远古金属文物──这里难度不在检测，而在普查的动员组织的认真细致负责。但这里一个还值得注意的是，类似青铜，是红铜与锡及铅、锌的合金，相对于红铜，青铜的熔点大幅度降低、易于熔融铸造。与红铜不同，青铜不仅需要冶炼铜，还需要冶炼锡、铅、锌等金属。目前公认青铜时代始于6000年前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其实是古郪国先民传到那里及以色列的。

F、三星堆青铜器冶炼需燃料、方法在巴蜀

据《嫘祖研究》一书中介绍，嫘祖养蚕和炼铜技术联在一起，首先是炼铜燃料“杠碳”的发现──在川北地区天生柞蚕的青杠树，木头很硬。把青杠树棒埋土作封闭的窑中经过燃烧炭化，就称为“杠炭”。

笔者1956年曾在玉龙镇罐子沟完小上学，路过玉龙中峰寺一处青杠林山坡，就看见这种大规模燃烧炭化的方法，很惊讶。问其起源，这里有人把笔者带到青杠林半坡一处裸露的石崖下，这里有一个被开挖像小屋大的石腔，崖层是片状叠加的。在叠缝之间不时露出的一小片小片的煤碳板块。笔者后来明白，古西陵国的先民是受此得天独厚启发的发明烧杠炭，还使上古冶铜技术也发生了一场革命──“杠炭”比木炭是一种燃烧时间长并能产生较多热量的燃料，且不说添加那一小片小片的煤碳块一起燃。其次，这里先民很早就采用桐籽树把心挖空，做成大直径的风箱鼓风炼铜，大大改善用嘴吹风的肺活量限制。

G、三星堆青铜器冶炼需要矿料、数量在巴蜀

郪国境内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据记载郪王国产铜的地方很多，《元和郡县志》说：“飞乌县，本汉郪县地，哥郎等八山，并出铜矿”。“铜山县，本汉郪县地，有铜山，汉文帝赐邓通蜀铜山铸钱，此盖其余峰也。历代采铸。调露元年，因废监置铜山县”。在商周时期，郪人的祖先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如果以郪江镇为中心，到广汉三星堆的距离为半径画圆，那么圆弧西边圈线外靠近成都金沙遗址、宝墩遗址；圆弧东边圈线内靠近盐亭金孔区的嫘祖故里和临近的盘古故里──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文明祭祀区，三星堆文物与此有关吗？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时铜山县都还有“一铜治”。再次是铁，铁在郪王时可能才开始采用，其境内蕴藏有铁。通泉县，有“三铁治”。东关县（后并入盐亭），有“一铁治”。以《山海经》载“有赤国郪氏，有双山”为据，参考《盘古王表年表》，那么从公元前6390--6210年“法天法地时期”的盘古王开始，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伐蜀灭郪国，在建立蜀郡的约6000年中，这里以炼制“红铜”开始闻名的“赤国郪氏”这支回民先祖，有人问：“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数量就超过了一吨，为啥按照当时冶炼技术进行统计即便是在附近有矿石的地方，也需要几千吨”的这种能力分析，远古巴蜀有这个能力吗？或为啥足足有余呢？

一是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不是一齐在三星堆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生产的，而是古郪国的回回先民在古西陵国和郪国等境内众多已衰落的山寨城邦收集到三星堆的。如果不是同一地点，也不是同一时间生产的，就不需要大的铜矿场，也不需要大的青铜器生产作坊。

二是在盐亭不远的中江、北川、彭县等地都有铜矿。虽然现在看来开采价值不大，但古西陵国和郪国制造铜器时却正适合。《山海经》载“有赤国郪氏”，这是以炼制“红铜”闻名的“赤国郪氏”中的一支回民先祖，即古郪国的回回先民，是在古西陵国和郪国等境内众多衰落山寨城邦，收集到三星堆的。后来遭难“祭祀坑”实为“自毁坈”。

再说铜可能是人类最早冶炼的金属，是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判别指标──现在公认的世界四大古文明都拥有灿烂的青铜文化，但人类最先使用的金属应该是在自然界中能直接找到的。自然铜虽然储量比自然金，和自然银大很多，但是分布范围很局限，是富铜流体遇到大量还原物质时出现的，我国峨眉山，就有少量自然铜产出。

H、三星堆考古铜矿产地在巴蜀提示

四川是我国历史上产金较多的省区之一，全川180多个县，除少数几个以外,都产过金。不少河流，例如嘉陵江、涪江、白龙江、金沙江、岷江等，都因为产砂金丰旺而享盛名。今天发掘出的三星堆金面罩、金面具，其黄金是否和川内青川、平武、江油等地出产的黄金微量元素相同，一是可以用多元统计分析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作为一个判断标准。这里先说三星堆青铜面具铜矿在巴蜀，三星堆考古之外为何还有大批类似的祭祀地址？如果存在远古联合国和多次屠杀类似的“湖广填四川”，前人对后人的警示就是“三星堆”的谜底。

这需懂得回族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自然灾害仍频繁，加之远古联合国的权利中心转移到中原，那些没迁出盆塞海山寨城邦留在郪国和西陵盐亭等境内数百座古山寨顶上，类似小议事厅、观象台、祭祀神庙内的青铜等祭祀器物，以及山寨半山腰大围坪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内的青铜、玉器等用具，留下已失去原有意义和价值，但量大也是难题。这时，曾是铁杆的古郪国和远古联合国上层内亲的回族先民，不走，收拾残局就成了意料份中之事──收购转移、埋藏销毁曾掌握过从事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的古青铜器等遗物，他们是内行，也是寄托哀思。例如，在郪王国这片土地的西南边境，约50公里的资阳市黄鳝溪，1951年曾发现“中国新人化石”，考古学家命名为“资阳人”。人要是活动的，在距郪王城50公里的射洪柳树镇，也曾发现过古人类头骨化石。在郪王城北50公里的县城牛头山下，1971年修人民旅社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经过人工打磨过的石斧。在郪王国城北50公里的火烧沟，曾发现战国时的铜戈。

从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遗迹遗物看，郪王国是古人类活动的地方。再从古蜀国疆土看，《华阳国志》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由此可见蜀国领土，东南以江、潜、绵、洛为界。

I、为啥三星堆青铜面具铜矿在巴蜀？

传闻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郪国都城郪江镇主要从事远古联合国的青铜器等生产制造、发放销售、回收。这部分先民早来往于郪国和阿拉伯地区──来来往往，“郪”同音于“妻”，与妻子回娘家的习俗相似，“郪国”得名，就源于郪王城住着的是大多数家庭是远古联合国上层的内亲，掌握着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

但在盆塞海遇自然灾害不断，并干涸后随着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在人类第二次分散向世界各地的迁徙转移时期，郪王城的大部分能工巧匠和生意人，成为指导指引一批一批的蜀人，并跟随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去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以及作向导。

三星堆发现的金面罩、金面具出自哪里？以铜为例，考古学家发现以色列在7000年前有采铜矿坑──在铜石混合时代或者红铜时代，红铜是比较纯的铜，质地软，熔点高(1084.62°C)，不适合做切削工具，但做一般面具、面罩适合──《山海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形，这有一部分是远古联合国各地节庆、舞蹈风俗等带面具表演化了的人物、动物和植物，以后被传说演化成真人真事。

J、杨干才讲三星堆史与人员东西变位实地考证

分化坚守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成果的核心部族，变为“多数规则”新的少数，留了下来，成为后来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等遗址文化宝物的曾经拥有者，最后也有部分迁出了四川盆地。如《文明的母地》书作者白剑说“有缗·蜀族”在四川到山东之间搬出搬回文物。

三星堆宝物被搬移到云南边境的古老民族，成是曾经的拥有者，是2008年6月26日《科技日报》的报道。事情是2008年5·12大地震，给人们带来难以忍受的巨痛，也给三星堆博物馆收藏的上千件稀世珍宝文物，带来了一些损害。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叫杨干才的民间学者，又是一位喜欢拍摄少数民族的摄影爱好者，2001年他在周游中国的边境线时，在地处中缅边境线上碰到了一个让他惊异的少数民族村落：寨子里竟然出现了与三星堆出土的一模一样的海贝。

杨干才告诉三星堆博物馆：寨子里的海贝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并非如常理推断的那样，海贝就代表着钱币。如果这些密码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巧合，那么是否能证明，千里之外的这个古老氐羌的迁徙民族，就是三星堆宝物的曾经的拥有者呢？杨干才分析海贝并非钱币是对的。因为四川盆塞海地区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是一处顶尖的人类文明，虽然蜀人身处盆塞海和山寨城邦，但很早就用丝绸作钱币。

这正如有专家说：海岛内养蚕少瘟疫，是因隔离避免了瘟疫传播──养蚕最怕瘟疫。加之盆塞海山寨城邦和大围坪，气候温和湿润，旷野桑林繁茂。据古文献《淮南子·说林篇》记载：约公元前5070--4170年立足山海的女娲氏时期，就已懂得“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的道理。这里桑林，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

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货币助长了经济的无形之手；这些功能的发挥，所以女娲王对万事都能理顺。而到约公元前4170--3150年嫘祖的城邦之美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再说杨干才为能了解这个村寨，他和他的爱人竟然住了下来，一呆就是六年。这个村寨人属于哈尼族一个分支的少数民族，他们自称为阿卡人。在阿卡人传下来的史诗中，透露出这个民族有着强烈的鸟崇拜的观念，而且生活中他们也把鸟和眼睛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也正因为阿卡人有着强烈的鸟崇拜和眼睛崇拜现象，杨干才才把他们和三星堆联系了起来。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器，鸟或者似鸟的东西，占了大部分。也正因为看到青铜器中大量的鸟，反过来才让杨干才又把三星堆遗址跟阿卡人联系起来。杨干才猜想：有些古蜀的先民可能是一个位于四川西北的青海、新疆地区的古老的游牧羌人的一支，为了生存迁徙南下，到达水草丰美的成都平原后定居了下来，但是后来在与其他部族发生战乱，被打败，所以毁掉了象征着他们财富和辉煌的成果，带领族人继续南迁，最终到了云南边镜。

这里杨干才把青海、新疆的游牧羌人迁徙南下，定居成都平原就能创造辉煌的文明成果，也许想得过于简单──拟设游牧羌人从青海、新疆迁徙南下到四川盆塞海是实，而且成为这里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的核心部族也是实，但三星堆和金沙等遗址文化宝物昭示的转移，是“先生先死”的那个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共同成果的传承。斗转星移，阿卡人的离开，是他们同族中主张与时俱进先迁出盆塞海的新多数杀了回来，打败了坚守原来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中的少数的结果。

K、喻传赞讲三星堆之前上古史的科学验证

1992年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数学、物理、力学高新技术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在平武召开，开幕式后的第二天大会就先组织100多位代表，到近邻的黄龙寺、九寨沟考察。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100多位代表看到松潘毛儿盖前后百余公里地的时隐时现的山崩地裂景观，历历在目──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使人震撼。

这引起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的极大兴趣。有人告诉喻教授：这是一本解读上古史的“第四部书”，上至盘古王开天劈地、女娲补天、洪水朝天、伏羲兄妹造人烟、共工怒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戚、廪君西迁，到大禹治水等上古神话，下至1933年茂汶叠溪大地震，都与此有关。喻传赞教授等代表返回平武后，大会继续作学术报告，喻教授就放弃了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大会上拍案而起，专讲“喻传赞曲线”，公布了他对近一万年我国的气候变化曲线研究的信息，即他完成的国家课题──“喻传赞曲线”。

他指出，分别在4000年以前和6000年以前的两个阶段的坐标位置，有两个不同于其它处的很大峰值，他据此认为与古代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等传说的时间十分对应，证明我国的古代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等神话联想的类似大地震灾害，有很大的可信成分。后来引发从三星堆迁移到云南的少数民族的考察：盆塞海干涸后，远古联合国拥护“多数规则”的人群甚至核心的部族中也发生了分化，这是很正常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中主张与时俱进迁出盆塞海，到中原地方图发展的核心的部族分化成为“多数规则”新的多数，首先迁移出去了。

L、白剑讲三星堆古史物归还原先的转移

把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古青铜器等遗物，不看成全是当时三星堆用的祭祀器物或当地上层使用的东西，而是之前早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遗物，被当时郪江先民等收购转移，先后集中在三星堆境内后才销毁或转移或被埋藏留在成都地区的──如广元市文化局白剑主任，早在2002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两书：《文明的母地》和《世界第九大奇迹》认为：“三星堆三期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原地区的有缗·蜀族。是他们带来了夏王朝祖庙的祭祀祖器及当时中原最先进的文明，开创了古蜀文明史”。

2015年白剑主任又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华夏神都──全方位揭秘三星堆文明》一书，再次认为：“三星堆出土的整套器物，为夏王室的祭祀祖器，于夏末帝桀时由有缗·蜀族从山东携带入蜀，并由此开创了古蜀文明”。白剑主任的观点，不影响有部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古青铜器等遗物，是之前‘远古联合国’的早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遗物”。因为“从山东携带入蜀”的夏王室的祭祀祖器，已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之后，“中原地区的有缗·蜀族”完全可以照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先人的作法，或者这批“祭祀祖器”本身就是那时先人制造，是物归原先的转移之一。

“文明相长也有变相消、失落”可拟设为类似两个“弦方”非对称的对接，例子也非常多。学术研究从学术合作到学术争论，或到分道扬鞭也非常自然，并不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还有同样是学者，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由于语言文字不同，只懂英文不懂中文的对中文成果毫无反映；只懂中文不懂英文的对英文成果也毫无反映。又如只喜欢文科诗词书法文艺的人讨论嫘祖历史，和只喜欢涉及理工前沿基础高科技论的人证嫘祖历史，在同一个嫘祖研究会中反映区别也大。

M、先生先死郪江与三星堆之谜大围坪地貌

“先生先死”之谜相关“大围坪”地貌，是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老先生解远古文明难题的一个平台──在盐亭县玉龙镇境内连接天垣场大围坪的一处山村，就是这类“大围坪”地貌──从天垣场跨榉溪河，可以延伸到“衣落山”的大围坪。而且站在天垣场旁为纪念盘古王命名的“袖头山”的山顶，就可以望见“衣落山”的“大衣落”山和“小衣落”山的山头。出生在榉溪河畔的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1863-1955），就从四川远古盆塞海的“水”和“大围坪”上做文章。

他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是早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四川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为具体考古平台，加之在榉溪河畔的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等，作为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基础，提出我国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的、四川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论的“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史的推断。

1993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嫘祖研究》一书，“古史迷雾”第一章介绍有盐亭嫘祖故里传说黄河曾流入四川，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如“大围坪”与“海啸考古”、“上古第一个石斧制作场”、“骑马起源”、“弓箭起源”、“上古民主”、“冶铜技术”、“养蚕与竹筷”、“部落战争”、“上古语言文字”、“易经起源”、“气功起源”、“遥感考古”、“王姓起源”、“《山海经》与上元人”，以及“从嫘祖到孟姜女”、“从嫘祖到杜宇”，和第二章的“嫘祖年谱初编”等的分析研究。但说白了，这些“纸上谈兵”，都不能跟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有编号文物近万件，完整器1554件，包括金面罩、青铜面具、跪坐铜人像、斧形金器、青铜网格器等的“实打实”相比，留给笔者印象只能说：“第三极青藏高原出现的远古文明，是‘先生先死’”。

那么能把“郪氏赤国和双山西陵大围坪”，如郪江镇和天垣场，作为验证第三极青藏高原曾是人类文明起源孵抱期的“将今宜鉴古”的旧现场吗？例如，以三星堆遗址到郪江古镇为“半径”，分别以三星堆遗址和郪江古镇为“圆心”，作两个“圆”比较。由于成都平原曾是远古巴蜀盆塞海中心区，在远古联合国时期，以郪江古镇为“圆心”作的“圆”所在地区的文明，比以三星堆遗址为“圆心”作的“圆”所在地区的文明在先，由此也是“先生先死”。再说郪江镇和天垣场比较，在以郪江古镇为“圆心”的同一个“圆”内，天垣场的“大围坪”文明也是“先生先死”，没有类似《三台县志》郪人在商周时期的记载，这正是远古联合国文物后被转移到广汉三星堆的一个证据。

“郪人”出现在“天垣人”之后，已到商周时期──记载是《三台县志》云：，“商周时期郪国人的祖先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在公元前1066年左右，即周文王死后四年，武王姬发载着文王木主去伐纣，二月底攻入朝歌城灭商。濮人参加武王伐纣战争后得到封赏，势力和支系都有很大发展，大部分人留在今天的三台、中江县一带”。“郪人”与“三星堆人”接近，争夺“远古联合国文物”的转移，就像20世纪上半叶国内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交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6、结束语】

中国考古学的泰斗级学者苏秉琦教授，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强调：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苏秉琦教授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及“古国、方国、帝国”的系列理论。而中华文明为何从开始的“满天星斗”最后归于“月明星稀”？因为在大约4400年前，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亡期，中华文明由多元起源、齐头并进进入到中原地区引领文明的新时代，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费孝通教授曾说：“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韩建业教授的解读是：“‘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我们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几千年连续不断地发展，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向往统一、向往社会稳定，这跟文化中国的存在很有关系”──中华文明不同于西亚、希腊，也不同于埃及文明。她因“一元”宇宙观而本质上趋向于“一体”“一统”，因“多支”“多样”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种“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受国外学术界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观点的影响，相关研究往往把三种要素区分开来，分别追溯各个要素的起源当作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文明起源就是追溯最早的文字符号、最早生产的小件铜器工具或武器、最早的城堡出现在何时何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教授说：“1954年，我出生在东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山东荣成人），初中毕业后就去农村插队”。他1978年3月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5年1月获得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探源工程冲破了西方提出的“文明三要素”桎梏。2022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王巍教授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文章中说：“探源工程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由此可见，‘三要素’并非绝对标准”。

事情的真在中国，例如郭沫若委员长曾说：“半坡彩陶上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据《嫘祖研究》一书中的《上古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华民族上古文字最初应是结绳文字，发展到草节注义、注音文字，即卦爻太极文字，再到天干地支文字──上古人把摆卦爻用的草节茎棍，还推进发现卦爻有26个供拼音的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卦爻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由横线的阳爻“－”和横线中空白的阴爻“--”两种爻象组成。

但把阳爻“－”减去阴爻“--”等于一个“点”（―－--＝•），类似可显示在电脑上一样，如果保留“•”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迭排列，可构成26种卦爻基本符号，恰好对应26个汉语拼音文字类似的26个英语字母，而具有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可承担起传递上古语言和信息的任务。

这就是所谓远古联合国广泛使用的太极语卦爻文字。然后才是甲骨文字，接着才开始史后文字时期的那种顺序。目前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虽然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而且王巍教授说：按照“三要素”这一说法，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要推迟到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的时期，距今只有3300年，“这套标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说，这是对的。

王巍教授用“生产力”来代替“文字和冶金术”，也能体现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的文明高度与特征。一说“文字”，类似苏三教授《发现文明》书中说的5500年前--3250年前的西亚文字、中国甲骨文字，古埃及文字、克里特线性文字、迈锡尼线条文字、汶查文字、腓尼基字母等，仅仅是一些刻符或记号，并不能长篇造句叙事，而且只掌握在上古人群的上层极少数人中，并不流传通用。其实，文盲也是旧社会“生产力”能生存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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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叶眺新，李珣研究的“现实主义”──读刘文传新书《李珣研究》，AcademArena，August25，2021；

[14]辛向胤，一粒小米看语言起源文明郪江游随想──读《泛欧亚语系可能起源于9000年前的中国》，Academ Arena，December 25,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