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论：氐羌建立武兴国

　　氐羌，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氐族与羌族的并称。都居住在今西北一带。
　　氐羌两字亦可连用泛指我国古代西北一代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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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吉灵

　　《南史》与《华阳国志》载“武兴国，本仇池。着乌阜突奇帽，长身小袖袍，皮裤，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山出铜铁。”
　　那么，武兴国究竟在哪里呢？
　　当我走进秦岭深山陕甘川交界地带的陕西省略阳县时，从那里独特的习俗民风和深厚历史之中，才发现这一血雨腥风的国度。尤其是2010年在略阳县横现河镇赵家院发现的武兴国王妃墓，更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存在。
　　武兴国是公元298年天水略阳清水氐杨腾在礼县仇池山始创仇池国后，至公元312年杨茂搜据武兴废沮县（今陕西略阳县），其子杨难敌被封为武兴（今陕西略阳县）氐王而独立为国。首开了武兴国萌芽。317年杨难敌继位仇池国主，其势力扩充到嘉陵江上游，辖武兴，武兴国并入仇池国，443年仇池国延展为武都国。

2010-11-02 20:38:37　◎摄影：雷康  7D014517.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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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473年武都王杨生嗣卒，其弟杨文度自立武兴王。477年杨文度为武都太守，镇武兴。477年，魏将皮欢喜杀杨文度，次年6月杨文度弟氐人杨文弘为白水太守，驻军武兴，称王建立武兴藩王国。武兴国由此正式开始。同时，武都国杨难当族弟杨广香因协助北魏杀杨文度有功被封为阴平国主，使武兴国与阴平国同时存在。
　　杨文弘称藩武兴国后，于479年派李乌奴攻陷汉中，之后数次兵伐汉、川，均失利。传到杨集始时，曾被仇池镇将杨灵珍攻破武兴。杨集始逃入齐国。公元482年氐帅杨灵珍又被农民起义军李乌奴所败，奔齐，占据武兴。同年九月杨难当之孙杨后起为武兴王，486年杨集始又在齐世祖帮助下收回了武兴，复立武兴国。数年后，永明十年（492年）九月杨集始又出兵伐齐，攻白马戌，为齐梁州刺史阴智伯遣军主卢奴、阴仲昌击败，俘斩数千人，走还武兴，请降于北魏。公元497年，西魏攻齐，收回武兴，派杨氏后裔杨集始镇守，仍称武兴国。
　　杨集始去世后，其子杨绍先称王，因其年幼，由叔父杨集起、杨集义掌握，并怂恿群氐，外求援于梁国。502年梁国拥立杨绍先为武兴国皇帝。506年西魏派邢峦、傅竖眼夺取武兴，俘杨绍先至京师洛阳，废武兴国，设武兴镇，以军代政，不久改移东益州。534年西魏天下大乱，杨绍先依附西魏太师宇文泰，遣回武兴复立武兴国。杨绍先复国后与居住在白马戌的另一支白马氐尹天宝发生冲突，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后被北魏拓跋氐汉化。从此，武兴国一蹶不振。535年杨绍先去世后，其子杨智慧继王位。535年梁克汉中，杨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归梁，梁改武兴为东益州，封杨智慧为东益州刺史。此为武兴国第一次灭亡，也是武兴国发展阶段。同年（535年），西魏也立杨绍先另一子杨辟邪为东益州刺史，这就造成了弟兄二人同为两个国家的东益州刺史。545年西魏又攻占武兴，在武兴置东益州。546年杨辟邪叛投西魏，被封为武兴藩王国，置武兴。551年杨辟邪又反西魏，552年西魏将叱罗协、达奚武进兵汉中，攻克武兴，生擒杨辟邪，553年杀死杨辟邪，改东益州为兴州，改武兴郡为顺政郡，郡下汉曲县、落丛县、长举县，此为武兴国第二次灭亡。被史学界称为武兴国“五代五主”，历75年。
　　此后，略阳氐民起义据国不断，直到南北朝纷争结束时的578年，才被北周明帝时宇文泰的后人讨灭。
　　至此，不屈不挠、父创子立的武兴国彻底灭亡，前后建国时断时续达256年之久。从此，氐人便杂居在陇南、川西北宕昌国、陕西西南的羌、白马、汉民之间而逐步被同化。
　　由于氐羌皆源炎帝，氐训羊，通汉语，《后汉书。马援传》：“因氐羌混杂，往往可氐可羌，白马氐又作白马羌，仇池白马氐乃武都白马羌”。
　　《隋志》载：“武都顺政（今略阳），朴质无文，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从上述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武兴国为子承父业世袭制的氐羌少数民族国家。由于“朴质无文”而鲜有历史记载，虽建国达256年之久，但缺乏文字历史而没有被史学界记入“五胡十六国”，可他们遗传下来的质朴豪爽、坚忍不拔的优秀民族品质，却代代相传。
　　走进略阳县城的江神庙，这里仍有氐羌民族遗留下来“从羊”的木浮雕，甚至人们普遍还有饮食氐羌先民罐罐茶的习俗。来到这里，人们热情好客，大多侠胆义肝，说不定你还会遇上素不相识朋友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招待，使人仿佛又走进了那个粗犷而又血性的国度。

源自：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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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先秦以来不断南迁的西北氐羌系统民族，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发展，历经了同源异流即民族分化、异源同流即民族融合的发展途径，最终形成了我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彝语支、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各民族及语支存在争议的白族和从先秦以来不断南迁的西北氐羌系统民族，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发展，历经了同源异流即民族分化、异源同流即民族融合的发展途径，最终形成了我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彝语支、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各民族及语支存在争议的白族和土家族的直接先民。
　　氐羌民族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长期以来对氐羌民族的源流发展历史研究不够深入。民国年间任乃强有《羌族源流探索》一书，虽名为羌族源流，但实质上是以盐为中心探讨盐与中国民族的迁徙与分布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何光岳的《氐羌源流史》是研究氐羌源流史的首部专门性著作，但对西南氐羌源流问题涉及亦不多。其他著作更多还是着眼于氐羌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关系等问题。

一：对西南氐羌民族“源”发展线索的把握
　　从甘、青地区古氐羌及其南迁后的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发展，并对其迁徙原因的探索和研究表明，氐羌源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甘、青高原是氐羌人的发源地。从考古学文化看，西南地区的川西、川西北、滇西北受西北考古学文化影响很大，甚至是一脉相承的。西北考古学文化发展为后来的西戎民族集团，其中氐羌最强大。而西南地区的某些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同，后来这些文化的主人又是氐羌，故可以认为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人是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源头。整个周代，由于各种原因，氐、羌的迁徙、移动极为活跃。东进的氐、羌人不断地为晋、楚、魏、秦等国所统治而逐渐华夏化。居于较西的“西戎八国”也不断地为秦所融合。“秦开西戎”使得迁徙到更远的西南地区的氐、羌人与石器时代就开始南下的氐、羌人会合，共同促进着西南地区历史的发展和氐羌系统各民族的形成。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西南的氐羌民族的源在西北。
　　从西北进入西南的氐羌民族，在秦汉时期开始与当地土著融合，于是有了秦汉时期由氐羌民族群体分化出来的昆明族、叟人、僰人、摩沙人、白马羌、牦牛羌、参狼羌、青衣羌、冉駹、白狼、槃木、唐菆、徙、筰都、邛都、和夷、丹、犁等及与氐羌关系密切的賨人或板楯蛮。我们认为：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层文化核心的古代氐羌民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顺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大河(民族迁徙的走廊)进入西南，由于复杂的地理环境，进入西南的氐羌民族开始产生差异性，向着不同的民族方向发展，这是他们首次出现了同源异流的情况，但民族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仍然保留较多，即司马迁所说的“皆氐类也”。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与氐羌有源流关系的昆明、叟人等民族群体，在文献中被统称为乌蛮。我们认为乌蛮是上一个历史时期有共源关系的昆明族、叟族等民族群体，到南北朝时被汉族历史学家或政府官员概括为一个具有尚黑文化习俗的民族群体，故被称为乌蛮。依据有二，其一，乌蛮的分布区恰好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昆明族、叟人等民族的分布区重合，且无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发生过大的战争使昆明族、叟人消亡，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发生过大的民族迁徙，因此乌蛮与昆明族、叟人这二者之间是一种民族名称的变化，就民族自身而言，仍然还是指一个相同的，有共源关系的民族群体;其二，南北朝时，在西南地区，特别是今云南境内，处于相对封闭的爨氏家族的统治下，汉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解较少，所以将分布在今滇西、滇东北、黔西、川西具有共源关系、共同文化特征的昆明族、叟族称为乌蛮。
　　唐宋时期，乌蛮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影响较大的民族群体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从乌蛮中分化出来被称为独锦蛮、长裈蛮、施蛮、顺蛮、徙莫袛蛮、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寻传蛮等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民族群体。而汉晋时期的摩沙夷此时被称为了磨些蛮，并出现了和蛮的族称。此外，魏晋时期的僰族、部分叟族与南迁的汉人一起融合形成了唐宋时期的白蛮，成为西南地区另一重要的民族群体;在今天岷江上游、川西南地区还有羌族及被称为各种“蛮”的羌人部落、与羌人关系密切的被称为吐蕃、西番的民族群体也继续向前发展;居于川、鄂、湘、黔四省连接地带的土家族先民賨人仍在不断融合发展，被称为了蛮或夷。
　　元明清时期不断南迁的西北氐羌系统民族历经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甚至同源同流的发展途径，开始融合、分化发展成了我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彝语支、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各民族及语支存在争议的白族和土家族的直接先民，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分布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的羌族、普米族，彝语支的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基诺族、拉祜族、怒族等民族，藏语支的藏族，缅语支的阿昌族，景颇语支的景颇族、独龙族，及语支未定的白族和土家族。

二：对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流”的基本认识
　　唐、宋时期分化出来的民族是今天西南氐羌系统民族向近现代民族发展的开始，许多近现代民族都可以找到在唐宋时期的直接先民;而元、明、清时期则是西南近现代民族形成的时期，由氐羌系统民族发展而来的近现代民族都可以发现与元、明清时期相关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流”的关系。因此，氐羌系统民族从“流”的角度看形成了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三个民族集团。一是与“西番”有关的民族发展为藏语支民族和羌语支民族。藏语支的主体民族是藏族，西南地区的藏族我们认为是通过异源同流而形成的，唐宋时期川西、川西北地区的氐羌系统民族很大一部分为吐蕃所并，至元、明、清时发展成为了西番成为今天川西、川西北地区藏族的先民。宋时被称为“西番”，元、明、清时期仍沿其旧称，但“西番”已逐渐分化发展为普米族，其中的一部分发展成为藏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川西南的拍木依及被称为西番的其他自称的人由于接受西藏的喇嘛教及藏文藏经等西藏藏族的文化，使之具有了藏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形成藏族的一支。迁入云南地区的拍木依，虽然也信喇嘛教，但由于迁出后受藏族的影响不像川西南的那样大，所以在云南发展成了单一民族──普米族”。羌语支的民族有羌族和普米族。一部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世居岷江上游的羌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虽也和他族相杂居，但仍然顽固地保持其羌人的习俗和文化。唐、宋以降，羌人多被汉族或其他民族所融合，只有岷江上游的羌人仍沿其习俗和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至今，成为我国历史上西北氐羌系统民族南迁、经过几千年发展演变后唯一保留“羌”这一名称的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是他称，自称为“尔玛”、“尔麦”、“日玛”、“日麦”，意为本地人。但我们认为，现代的羌族与历史上的羌人(族)不能划等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羌人不断外徙，各个羌人部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地区的分隔等原因，曾在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的古代羌人，经过几千年历史的发展，一部分融入了汉族，绝大部分发展演变成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仅有岷江上游的少部分羌人，仍然居住在岷江上游一带，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这部分羌族，应是自先秦即迁至该地羌人的后裔，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也融合了曾迁徙、发展到该地的白马羌、邓至羌、白狗羌、党项羌。此外，在各个不同时期，因种种原因进入这一地区的吐谷浑人、吐蕃人、汉人，不少也被融合入羌人之中，共同发展成为今天的羌族。二是川西南、滇、黔西地区即南中地区的氐羌系统民族发展成为了乌蛮和白蛮，最后大部分分别演变成为了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白族等民族。三是渝东、鄂西、湘西、黔东北四省交界的賨人与他族融合发展成为的土人。土人源于我国历史上氐羌系统中的賨人、巴人和廪君蛮，这些民族群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聚居于今渝、鄂、湘、黔相连地带，在融合当地土著及不断迁徙至该地的他族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宋代，这一民族被称为“土蛮”、“土人”、“土民”、“土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识别为土家族。

三：对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发展规律的概括
　　综观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主要贯穿着同源异流与异源同流的发展主线。新石器时代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一次同源异流发展阶段。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氐人与羌人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中心是不同的，氐人在东、羌人靠西。但氐人与羌人共源于西北甘、青高原相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因此称为氐羌系统民族。所以在这一阶段，虽然氐人与羌人共源于相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但其分布中心的各异，说明其时氐羌系统民族已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中。其发展的方向之一是从西北向西南。夏商周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二次同源异流时期。到战国时，氐族已经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氐、羌分称业已完成，出现了与氐羌系统民族关系密切的巴人和蜀人。秦汉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三次分化、融合时期。秦汉时期的分化除了表现在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不断南迁外，还表现在其民族名称已出现了别于氐族和羌族的其他族称，如昆明族、叟族、摩沙族、僰族、賨人、冉駹、白狼、槃木、唐菆、徙筰都、邛都、和夷、丹、犁等等。汉代，巴人中源于氐人的那部分被称为朐忍夷、阆中夷、賨人或板楯蛮、苴人。魏晋南北朝时賨人的一支曾建立过成汉政权，后为东晋大将桓温所灭，居于成都平原的大部分賨人融于华夏族。而留于清江中游及成汉灭后不断南徙的一部分氐人、賨人、巴人与氐人融合而成的廪君人的一部分成为了今天土家族的先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四次分化和融合发展时期。源于氐羌系统民族的羌人，一部分与藏族先民融合，成为藏族的重要先民之一，后被称为西番;徙居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在与白马羌、邓至羌、白狗羌、党项羌及部分吐谷浑、吐蕃、汉族等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成了今天唯一与其先民名称相同的羌族。唐宋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五次分化和发展时期。源于氐羌系统民族的昆明族、叟族经过与汉族等民族的融合发展，到唐宋时被称为了乌蛮，成为了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先民，因此乌蛮民族群体表现出了异源合流的发展特点;以僰族为主，融合了大量汉族和一部分叟族的民族群体在唐宋时被称为白蛮，成为了今天白族的先民。与氐羌系统民族关系密切的賨人，在与当地土著、濮人、蜒人等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了今天土家族的先民──土家蛮。元明清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分化发展的最后时期。通过这一时期的融合，特别是分化与重组，中国西南地区氐羌系统民族及其分布格局最终形成。

⊙作者：周蔚蔚

一：神话溯源：取火者与祖先
　　曾有学者说过，“跟神话发生关联最早、时间最久又最密切的就是宗教。”的确（神话与原始宗教在一定阶段内相伴地发生和发展）。当神话开始以自然神、图腾为主人公时宗教也以自然神、图腾为崇拜对象。当神话转而以祖先神为主要的主人公时，宗教也转而以祖先神为主要的崇拜对象。神话在今天看来既是一种较古老的艺术形式。同时又是一种远古先民们的意识形态的表征。所以，通过神话我们得以窥视先民们的思想意识、心理活动。而这对于研究“叠合”现象，找出“叠合”现象得以存在的心理因素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先看一则哈尼族的取火神话──《阿扎》。阿扎的阿爸向魔怪取火，被魔怪化成了石头。于是阿扎决心为阿爸完成取火的使命。阿妈为了让阿扎不要牵挂安心取火，吞下了毒药。于是阿扎带着一个宝葫芦和竹片刀踏上征途。火是魔鬼头上的眉心灯。除非摘取时拔下魔鬼头上的金鸡毛，否则就会被追杀。阿扎在其死去父亲的神助下，拿下眉心灯上的火珠，却没有来得及拔下金鸡毛，情急之中吞下火珠。魔鬼把阿扎心中火珠变成一团燃烧的烈火，一路追赶，最后阿扎虽然把火带回家中，自己却被火烧死。从此哈尼族人就把火叫“阿扎”于是“阿扎”这个原来祖先的名号就被赋予了火神灵。在震撼人心的故事中，哈尼人把祖先的勇敢以及壮丽事业都融入火的观念形态中，让火与祖先同名，让祖先继续以火的形态留存。再如羌族神话──《蒙格西送火》，讲的是在太古之时，人神未分。羌人女首领阿勿巴吉与天上火神蒙格西相爱成亲，生了一个孩子叫燃比娃。后来天上恶神喝都作祟，向大地施魔法。霎时天昏地暗，大地出现了第一个冬天。白雪茫茫，朔风凛凛，草木枯死，人们躲在山洞里奄奄待毙。阿勿巴吉为使人类免遭不幸，命其子燃比娃上天寻父取火。其子恪守母命，历尽艰辛终于取到火种，正要带回人间却被恶神发现，刮起大风，先将燃比娃烧伤又将火种吹灭。但是燃比娃并没有灰心，决意再取火种。蒙格西为儿子找来一个瓦盆存火可以防风，没想到恶神发现后下了场大雨，把燃比娃冲走的同时也把火浇灭。最后，蒙格西想出办法将火藏于白石中，让燃比娃带到人间，并告诉人们两石相击将火引。再如景颇族──《取火》的故事中讲到，火神王丸草力哇摩在人群中挑选了一个叫麻堵（老四）的小伙子和一个麻图（老四）的姑娘。让他们两人拿两块竹片不停磨擦，找到了火。而独龙族故事──《创火人》中讲到，古时独龙人没有火塘，没有熟食可以吃，日子非常艰难。后来有两个独龙年轻人在玩耍时用石头敲出火星，烧着了地上的草。不久，满山坡大火熊熊。两个创火的年轻人把火种取回岩洞里，独龙人的生活里从此有了温暖。不料，时隔不久，凶残的龙神鬼王驾着风雨雷电，想以狂风暴雨把火种扑灭。让独龙子孙永远处于生食挨冻的困境。那两个创火的年轻人看到情况危急，便奋不顾身地手挽着手肩靠着肩，身体围抱成一个圆圈，保护着火种，使它不被大雨淋熄。不知过了多久，风停雨住，两个年轻人眼望苍天，直挺挺地环抱在一起，身体被雷电打得乌黑，再也呼不醒了。可是他们身下的火种还在不熄地燃烧。独龙人为了让后辈记住用自己生命为大家换来火种的年轻人，一致决定，各家各户火塘里都要放上一块石头，以表示对两个年轻人的敬重。所以现在每当独龙人在火塘煮食物时，一看到石头就会想起拼命创火种、保火种的两个年轻人。
　　取火的神话几乎在每个民族当中都能找到，他们的故事情节都以造火、创火、盗火为主线，回忆并赞扬了上古时期人类为了征服自然所作的努力。祖先作为取火主体在众多的取火神话中与火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们认为人类火种的得来往往就是祖先用智慧和生命换来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征服大自然和实际生存的艰难状况，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人类早期的一种心理活动、思维意识。可以说取火神话在发生之时就已埋下了祖先崇拜的种子。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不断的强化。从表面上看，取火神话记录的是人类和大自然抗争的结果。事实上它也是人类早期心灵自我发现的写照。而这种自我发现的表象就是对于祖先、远古先民们的肯定与怀念。正是这种心灵的自我发现使得人类开始不断地去求证自身的潜能，并在神话中得以实现。在取火神话中，取火英雄的勇敢和执着就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强烈肯定。如前面谈到的哈尼族的祖先“阿扎”，羌族的祖先“燃比娃”以及独龙族的两个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英雄。人们要在阿扎心里种下一团雄雄烈火，不是为了表现火的力量有多大，而是为了表现先民们希望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当早期的人类开始有自我认同感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就是信仰”这种信仰不仅是对自己的“还包括他们心灵深处的希望”，而这种希望正是以祖先崇拜作为依托得以实现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古先民们心灵、思维深处火崇拜与祖先崇拜“叠合”的最早因子！而这种心理活动与思维意识为后来火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叠合”打下了基础！这正是：“人不仅生活而且得为生活寻找力量！在人自己的力量与另一力量遭遇之处，宗教遂生！”

二：民族源流：古羌人与火葬习俗
　　自1945年，在甘肃临洮县寺洼山出土盛有火焚骨灰的灰色陶罐以来，考古学家陆续在古羌人活动过的地区发现了许多火葬墓。从史籍记载来看，《墨子·节葬下》中记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仪渠即今甘肃省庆阳县，乃古羌人活动区域之一。《荀子·大略篇》“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吕氏春秋·义赏》篇记：“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旧唐书·党项传》中也有“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可见“火葬”是古代西北、西南氐羌民族的一个重要习俗！
　　今天由氐羌发展而成的各民族也大多实行火葬。
　　在四川省汶川羌民直至解放前各寨均有火葬场。人死后3天即行火化。在未焚前“棺殓尸身”请巫师诵经，然后抬棺至火葬场，四周堆放干柴火焚棺木，而其死者亲属则围坐号哭，并唱丧歌跳丧舞，喝丧酒以志永别。火熄后，收其骨灰盛于木匣内，埋于土中或封在崖穴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古就有火葬习俗的氐羌民族今天也大多保有“叠合”遗迹。比如在四川羌族聚居的村落，家家都设有神龛，而神龛下的火塘里“铁三脚”仍代表3个神位。一为火神母不色，这是传统拜火的遗留；二为婆婆神，除了春节之时，平时几乎早已被人忘记；三为祖宗神。那么火葬与家中火塘为中心的“叠合”现象有联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先说火葬，火葬起源很早，它是在拜火观念和灵魂观念的相互作用影响下产生的，其核心是先民对于死亡的恐慌与期望。虽然无法考证火葬之初是否就与祖先产生必然的联系，但我们作出这样的推测：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下，火葬可能最早只是在先民们的崇火心理上产生的，但随着原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火的观念日趋丰富尤其是产生了“净火”观念。认为火有净化功能，以后，祖先崇拜意识也开始融入到火葬的观念之中。于是先民们运用原始的互渗性思维想象活着的人或者死去的人都可以通过火的神奇魔力与亲人和部落祖先相会。也正是因为火葬中的这一重要观念的确立从根本上促动了以家中火塘为中心“叠合”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四川地区的羌族人将其祖先神位设于火边“就是与拜火和火葬之俗有关。在火葬的观念中”火与祖先之关系不再是神话中取与被取的关系，火成为了一条去往祖先居地的通途。祖先死后火烧其尸，子孙便可以以火为途径达到祖先的地方，火是神圣而有力量的。祖先与火曾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因此祖先一定能乘火而来，乘火而归。另外，火的功用很多，其净化功能更使得以拜火为主的氐羌民族相信，人死去以后必然要接受火的洗礼才能洁净地达到彼岸世界，而祖先归去后也必然生活于火中。起先大家在围坐火堆边和篝火旁怀念祖先，因为那里曾是祖先们生前经常活动的场所，后来随着氏族发展，家庭越来越多，需要怀念的祖先也越来越多，每家人就把自家的火堆—火塘开始作为怀念自家先人或部族先人的地方。祖先们每天与家人一起共食，每天在火塘内听家人闲谈，见证着家庭成员的一切重要活动。于是也就有了以火塘及火塘周围的象征物来代表祖宗的习俗。这就是为什么在“叠合”现象分层当中，以家中火塘为中心的场景中，火崇拜与祖先崇拜能够最完全“叠合”的原因。它叠加了火神灵与祖先神灵的全部要素，它是在漫长的生活与追忆中火与祖先的契合！

三：民族迁徙：火与祖先的回忆
　　氐羌民族和北方一些民族一样，最早都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他们曾活动于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今青海黄河曲流处，即黄河九曲）一带，后又经历先秦很长时间的迁徙和分化，只有进入中原者基本与华夏族融合，改游牧为半牧半耕。其余各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常常居无定所，要通过转场来为自己的牲畜寻找丰美的水草。对于他们而言迁徙有两种含义：一为在传统的游牧地内作季节性的迁徙活动；一为离开世居地，大规模地迁到他乡生活，再也不回到原来的地方。后者无疑是艰辛而不堪回首的，而氐羌民族就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经历了数次这样的迁徙，发展成为今天的10多个民族。
　　关于民族大规模迁徙的原因，有一种看法认为是由于气候引起的。日本学者铃木秀夫就认为：“古代气候及其变化是古代文化活动的舞台背景。”气候的变化是游牧民族迁徙的一个重要的共同动因。据说在距今8000年以前，印度板块与亚欧大陆在喜马拉雅一带碰撞，青藏高原急速抬升成为世界第一高原。中国西部与西北部气温下降，中部地区一带气温开始升高并形成了3000年的历史高温期。此时我国以黄河为东南轴向，包括黄土高原在内的中原地区，恰恰处于这个历史高温期，降水量比今天还要高出很多。温暖而潮湿的气候给黄河中下游的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人们开始由原始狩猎和采集业转为原始农耕，早期的农业文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与之相对的，北部草原气候却很恶劣。游牧民族们常常不得不忍受着频繁的自然灾害和风雪的折磨，被迫大规模迁徙，另外再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源的短缺，掠夺性的战争时常爆发，这就使得迁徙更显得尤为必要了。
　　从各氐羌民族现在所流传的传说故事当中可以发现，是迁徙把火与祖先更紧地连到了一起。普米族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远古时期，一伙外族侵略者侵犯普米族居住的草原，整个普米族几乎被全部毁灭。昆仑山神愤怒而起，把侵略者压在山石下面。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被迫迁徙的命运，于是在南迁途中普米族的长者就捡了几块昆仑山石和死难的祖先遗骨一起带走。后来连山石遗骨一起供在家舍火塘边，让祖先和活着的人们朝夕相伴。而彝族则是这样讲道：很久以前，彝族先民们纷纷从四川向南迁徙，当途中横渡金沙江的时候，大部分人被湍急的江水冲走了。到最后只留下14个彝族青年男女安全地到达了金沙江岸。他们饥寒交加、疲惫不堪，再也走不动了，于是他们在金沙江边暂时住下来，找来一块锋利的石头，打磨光滑插进地里，然后在石头间烧起大火，以石头支锅，煮饭烧水。他们在这火塘边得到温暖和食物，恢复了体力，于是又向南迁徙。他们把曾经救过他们的一块石头永久地留在了金沙江边，因为他们相信，那些不幸落水的同伴总有一天会像他们一样走上岸来烧水煮饭，然后再向南迁徙。因此，居住在金沙江边的彝族火塘上方的锅庄石都代表着祖先神灵，每个家庭都保持着祭祖的习俗。氐羌民族的这两则传说故事解释了迁徙途中火的观念是怎样与祖先连在了一起。
　　再以普米族为例，作为一支氐羌民族，历史上也曾经历了一次大的迁徙。五帝时代，他们生活于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和四川北部。到了春秋时期，由于人口与资源矛盾，大都开始向南迁徙，进入川西成为后来的“西蕃”。这以后，普米族开始从游牧向定居农耕转变，以后的两次大迁徙或是因为战乱或是因为资源问题，使得吐蕃向滇西北地区推进。达到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宁蒗、永胜和丽江地区。后来，一部分普米族又一次西迁到今天兰坪一带，和其他氐羌民族一样，经历了一次大迁徙。普米族仍将游牧与迁徙记忆保留在其民俗生活中，这也包括火崇拜与祖先崇拜“叠合”的遗迹。在房屋的构建上，普米族保留原来游牧风格以及对火塘的设置。走进普米族的木楞房中，堂屋进门右侧有一根中柱，这就是古代帐篷中柱遗存。堂屋内部，靠后墙设一个离地一尺高木质平台，以平台为火塘，中央放上铁三脚用来支锅，平台下有4个脚来作支撑，以黏土夯实台面。铁三脚的摆放很有讲究，要在它正对着后墙或右墙角的那只脚的地方设神龛，铁三脚下放一石板，以一根铁链连接这支铁脚与神龛柜脚。对于铁三脚的祭礼是普米族祭祖先最常用的形式，到春节有“初三送祖”的祭铁三脚活动。从除夕前，农历腊月初六到初八间选一天开始算，到初三鸡叫时普米族家中都要进行送祖的活动，直至初三拂晓，举行最后一次祭礼。普米族人认为初三后，祖先神灵要回家了，这一天必然要举行隆重祭铁三脚仪式来送别祖先。再如贺新居时，一家的家主要举一大把旺旺之火，放于铁三脚圆圈位置，家里主妇把火生旺，父母端起铁三脚放在火堆上，姐妹则要把干净的锅置于铁三脚圆圈内。柴火烧到一半时，火塘里有炭块和干灰，便点上素香3根，长者用第一锅火煮出茶水和酒、肉、米饭祭铁三脚，把某家族新添门户的消息告诉神灵祖宗！祈求新门户幸福吉祥。
　　总的分析起来，大约有这样一些迁徙中的因素使得火与祖先联系在了一起：第一，迁徙途中，火种的保留总是由部族中最权威长者负责，因为他们德高望重，只有他们才能承担这样重要的责任，于是慢慢地他们便与火连在了一起。如果说这些民族不是大规模迁徙，只是在草原转场时候，祀火更多是一种生活上的意义的话，那么在大迁徙时，火更像是一个民族的绵延了。只有火可以记住一路上走丢了多少人，失去了多少同胞，因为只有火是永不熄灭的。第二，由于途中诸多不便，长者的遗骨常常无法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安葬，以火葬为俗的氐羌民族便把火中留下的遗骸带走，火与火堆就成了长辈们安葬的地方。但是迁徙路途这么遥远，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长辈们的大部分残骸也可能丢失了，于是人们想到用几块路上用来垫锅的石头怀念祖先。第三，在行走的途中！每晚的火堆都是长者们商量民族大计的地方，火便是他们工作的见证。当他们死去，火里仍然有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心灵的慰藉、缺失，血与泪的回忆使得一代又一代的游牧子孙们把火与祖先连在了一起。
　　因此，民族迁徙对于火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叠合”有着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早在火崇拜之初，先民们心中就已经有了火与祖先相“叠合”的心理积淀的话，那么火葬的习俗流传就是“叠合”现象形成的一个促动因素，而民族的迁徙就使得这种“叠合”以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流传了下来。

　　秦国从襄公受周王之命从西戎手中收复歧周镐京地区，到秦昭王灭义渠戎，在陇山地区及陇以西今甘肃省东部原为诸戎分布之区均已设立郡县，前后经历了5个世纪。在这5个世纪中，秦国自身完成了由抵御西戎而强大的过程，并奠定了统一诸夏的基业。

一：诸戎的形成
　　从秦襄公至秦武公将近百年，主要精力放在收复汧陇以东、华山以西的平原地区，也已开始了兼并陇山地区诸戎的尝试。公元前688年，即秦武公十年，“伐邽、冀之戎，初县之”。这是秦国设县的最早记录，也是春秋时期最早的设县记录之一。秦邽县，西汉改为上邽县，属陇西郡，应劭说：“即邽戎邑也”，故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冀县在汉代属天水郡，故地在今天水市西北甘谷县。但从西河以西，包括今陕北及陕甘交壤地区，仍为诸戎比较集中分布之区。秦自公元前627年，即穆公三十三年被晋国及姜戎大败于崤山之后，即停止了向东方发展的进程，一直到战国时期以前，秦国主要是向西兼并诸戎。秦穆公用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当时从辽西、燕山地区，到晋北、河套及陇山东西诸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公元前623年，即秦穆公三十七年，“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绵诸，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天水县，是与秦早期立脚的秦邑及犬丘距离最近的一部，西汉有绵诸道，属天水郡。翟在今甘肃省临洮县，西汉有狄，翟，道，属陇西郡。？在今甘肃省陇西县北，汉有？道，属天水郡。乌氏，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汉有乌氏县，属安定郡。朐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东南，汉有朐衍县，属北地郡。
　　秦汉制度，县级“有蛮夷曰道”，原诸戎地区所设县，多以原有部名称“道”，可见这些地方是华戎共处，合而未化。

二：羌人的生活
　　在黄河上游，今青海与甘青接壤地区，三代以来本有许多部落，秦厉共公时，即战国初叶，有羌人叫爰剑的，不知出自哪个部落，被秦所俘，沦为奴隶。后来逃归河湟赐支，各部落以为爰剑得到了天神的保佑，才大难不死，共推他为首领。当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两汉时河湟赐支地区，有许多羌人部落，首领大多是无弋爰剑的子孙。

　　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即夏商时期，包括在氐羌范畴中的各部，大致可分为今陕西子午岭以西和以东两大部类。

一：子午岭以西
　　其中尤其是陇山以西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但未出现较为统一的政权，历史文献对这些地区各部落的活动，缺乏明确的记载。考古文化则证明，在黄河上游及湟水、大通河流域，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夏商至西周，经济由原始农耕向游牧转让。黄河中上游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游今川西北地区，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寺洼文化和安国文化。
　　这两种文化与卡约、唐汪文化年代相当，并与之有共同渊源和许多共同特点，今主要的不同是寺洼、安国两种文化仍是以农耕为主要文化，畜牧业占明显比重，对于上述黄河中上游及上游两大类型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氏羌族群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政治上与夏、商王朝有何种联系无明确的记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影响，则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二：子午岭以东
　　渭水流域及陕北，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除夏启曾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涉及今关中地区，很少见到夏王朝与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冲突的记载。
　　《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能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叶，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登人”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达3000人，甚至5000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三：资料记载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汧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卜辞中对方战争的记录达二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人，“只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羌”，却不具体记载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我们，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只羌’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商朝不断向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只羌”，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商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契，245,,，“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祭的最高数字”。
　　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仅有一般的羌人，还有用“二羌白[伯]”的记录，而对夷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以国族名相称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现在卜辞中次数一般较少，有的仅一二条”。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隶多用于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这些生产奴隶奚人及其他各族较多，而羌人则主要是用于作人牲。

　　《诗·商颂·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孔颖达疏：“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荀子·大略》：“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杨倞注：“垒读为累。氐羌之俗，死则焚其尸，今不忧虏获，而忧不焚，是愚也。”
　　氐族是以繁殖培育新羊种而得名的古代民族。它先在今河北北部的太行山麓同早已分布于此的戎、北狄、东胡等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氐族族群，又向西南迁徙至甘南地区，与羌族杂居，互相融合，到汉魏时期形成了氐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