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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 

易纲: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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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 发表于: 2018-3-19 17:28:00|显示全部楼层

易纲成为继周小川之后又一位博士头衔央行行长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易纲行长来了

  3月19日,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央行“三连任”的行长周小川卸任。
  “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今天履新的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958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在获得提名后,他将成为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
  现年60岁的他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1997年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20年。
  逾20年里,易纲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拥有丰富的央行系统的管理经验。2016年3月开始,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16年3月的一场记者会上,周小川在介绍各个副行长分工时曾表示,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
  此外,据《福建日报》报道,2014年4月25日,福建省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应邀到会。这被认为是易纲首次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在媒体上亮相。

从北大高材生到美国终身教授
  “易纲当时在我们班年龄中比较年轻,要求上进、表现很积极。刻苦更不必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家都很刻苦。”易纲的大学同学海闻曾向新京报记者回忆。
  在海闻的大学印象中,易纲早年自学了英文,英文很好,也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是班级最早入党的学生。“学校里对入党要求很严格,易纲是在优秀的人中表现最好的。后来推荐出国读书,大家觉得易纲很优秀、有理想、有激情,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的学生。读完博士,在美国做终身教授。回来了,我们一起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回来两年后去了央行,他把所学用到了政策制定上。”
  易纲是北大经济系的高材生,还是人民银行的海归“行长”。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易纲还是学生活动的热心组织者。1985-1986年,易纲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1992-1993年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在美国,易纲就已经成为了“易教授”。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海归”回国投身中国经济改革
  1994年,易纲决定回国。此后,他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今北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据海闻回忆,在美国读书期间,包括易纲在内的中国经济学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等待着回国的机会。”海闻说。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启动全面改革。
  “我和易纲意识到,中国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1994年,易纲和我双双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先后回国。”海闻回忆,邓小平南巡让在海外的中国经济学人认识到,国内的广阔天地将大有作为,中国将大有希望和广阔的前景。
  1994年,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海归”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我和林毅夫希望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研,易钢和张维迎希望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这样一拍即合。”
  据媒体报道,发起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 书的开头指出,基本设想是办一个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一位学生曾在国发院官网回忆。
  据称,易纲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不同的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在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
  后来的局面别开生面,报名者踊跃,常常是大家因为没有争取到讲课的机会而感叹。
  此后的许多年里,即使已在央行担任要职,易纲常常会回到北大,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从北大公布的照片来看,易纲的讲座常常是座无虚席,经常爆满。
  在北大教书期间,易纲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各方关注。北大国发院2002年一篇简介称,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多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现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的增长,可以说是好的东西不多,一般的、东拼西凑的、差的东西不少。我在想,这么多如此差的出版物得浪费多少纸啊。”易纲在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里写道。
  而易纲的同行们也对易纲不吝赞美之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如此评价易纲和张帆合着的《宏观经济学》:“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中国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

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与未来挑战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在3月9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易纲再次对货币政策作出解读。近年来,熟谙金融市场的易纲已经成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之一。
  2016年,易纲在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上表示,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做准备,而央行已做好准备。此后人们也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表现也越来越稳健。
  在易纲被提名的消息出来后,也有市场人士感慨:“中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保证。”而英语流利,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易纲,也受到国际金融人士的欢迎。
  2017年11月9日,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将以较大幅度放宽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
  这其中,身为央行行长的易纲肩上的担子自然不小。他在两会期间的发布会上指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指出,如今这个任务也留给了易纲和他的同事们。

──—自述────—
易纲忆1977年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据悉,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经济系首届学生。2017年,恢复高考40年之际,新京报记者采访易纲的大学同班同学、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时,他向新京报出示了一本纪念册──2007年,北大经济系的学生自发编制了一本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册,纪念册中记载了北大77系经济系的高考和以后的人生经历。以下是易纲回忆高考的文章: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了。
  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西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了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占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6分或6.5分,壮男劳力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5-6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高考我迟迟没有报名。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大约是1977年12月10日~11日左右。高考是整整两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
  高考前夕我早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记得高考第一天早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午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亮。
  四门课考下来,我感觉良好,只是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1976年,从周总理去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所:“你跑题了,题目中的 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自述来源:北大经济学院官网)
相关报道
  3月19日
易纲接棒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记者群访时表示,当选新一任央行行长,心情“平静和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我将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
  在问及上任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时,易纲称,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并保持金融业稳定。“两会”结束后一直到海南博鳌会都会有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
 大惊失色 发表于: 2018-3-19 14:28:01|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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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谈2018货币政策:不能靠大水漫灌拉动经济增长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易纲谈2018年货币政策:不能靠“大水漫灌”拉动经济增长

  回顾2017年的经济金融运行,积极有利的变化增多,同时也有一些风险隐患暴露。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继续呈现复苏态势,总体好于预期,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化,美联储年内三次加息并推出缩表计划,地缘政治风险频发并对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一定冲击,国际经贸环境和跨境资本流动性形势变化较大。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经济稳中向好,结构持续改善,总供求更加平衡,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以及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财政金融领域的风险有所暴露。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去杠杆、抑泡沫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在促进杠杆稳定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减缓,但仍面临杠杆率相对较高、部分资产价格仍处高位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须更趋向中性,一方面要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中性适度,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目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密切监测流动性变化情况,对引起流动性波动的时点性扰动因素提前分析预判,防止由于流动性短期变化引起市场过度波动。2017年,人民银行密切关注流动性形势和市场预期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安排工具搭配和操作节奏,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使用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提供不同期限流动性。张弛有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熨平税期、政府债发行、现金投放与回笼等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启用了2个月期逆回购操作,并在关键时点提前供应跨年资金,提高资金面稳定性。对春节前因现金大量投放而产生的临时流动性需求提前布局,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全年货币市场走势总体平稳,市场预期稳定,平稳渡过季末等关键时点,既保障了合理的流动性需求,同时也使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
  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更加充分地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和传导作用。以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框架在过去一段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调控效果。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发展,数量目标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仅依靠数量型调控已难以胜任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利率调控机制构建,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探索构建利率走廊,疏通传导渠道,央行对市场利率的调控和引导能力逐步增强。在调控中,既注意保持货币市场利率的相对稳定,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又注重在一定区间内保持利率弹性,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防范过度加杠杆和累积金融风险。2017年以来,指导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了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包括隔夜、7天、14天三个期限)和以7天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FDR007)为参考利率的利率互换产品,完善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继续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发布时间由上午9∶30调整为上午11∶00,使Shibor更好地反映市场利率情况,进一步增强基准性。
  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不断取得进展。总体看,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探索与创新在国际上走在前列,也为全球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都对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重要部署。2017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后,人民银行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评估情况不断对MPA加以完善。2017年第一季度,将表外理财正式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合理设置过渡期,宣布自2018年第一季度起将同业存单纳入MPA的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将绿色金融纳入MPA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考核,并先对24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提高跨境融资便利性,防范跨境资金流动。
  探索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货币政策属总量政策,但针对部分领域尤其是在社会资本不愿参与的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货币政策也可以发挥一些边际上的辅助作用。当前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软约束问题,部分经济主体对资金价格还不敏感,也需要运用一定的结构性工具帮助疏通政策传导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平衡好结构性目标和总量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尝试通过一些结构性的手段适度进行“精准滴灌”。2017年,人民银行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自2018年起,将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完善PSL管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汇率根本上是由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的总供求更加平衡,经济运行呈现稳定性增强、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的态势。2017年以来,市场对各主要货币走势看法合理分化,预期趋稳,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更趋平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人民银行继续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指导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将篮子货币参考时段由24小时调整为上日16∶30至当日7∶30,有助于消除美元日间变化在次日中间价中可能出现的重复反映。
  总的来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2017年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在金融体系稳步去杠杆的同时,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稳定了市场预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稳杠杆初见成效。2017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3.53万亿元,同比多增8782亿元,12月末余额同比增速为12.7%。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44万亿元,同比多增1.63万亿元,12月末存量同比增长12.0%,符合年初预期水平。2017末,M2同比增长8.2%,环比回落0.9个百分点。M2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去杠杆和金融监管逐步加强背景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缩短资金链条也有助于降低资金成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内生增长动力增强,M2增速慢一些还有利于从宏观上实现稳杠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化,基建和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同时服务业、技术进步等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上升,实体经济更趋“轻型”,由此对货币信贷的依赖程度有所减轻。随着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资金周转及货币流通速度亦会加快,因此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从历史经验看,在预期较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M2增速会超出名义GDP增速较多;在经济增长动能较强、预期较好时,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缺口反而缩小。随着去杠杆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M2增速比过去低一些将成为常态。还应看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M2的可测性、可控性和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都在下降,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
  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风险底线,积极推动金融改革,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继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已不再适宜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要求,这是对宏观调控框架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的重要举措。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主流央行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但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管理工具,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侧重于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跨市场传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协同互补能够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人民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回报周期等因素,社会资本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以在这些领域适当使用结构性工具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相关工作。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向全国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企业)评级试点,将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当然国内外市场还存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源自: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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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 发表于: 2018-3-19 13:48:00|显示全部楼层

“老兵”易纲:在央行干了21年 是百科全书式人物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原文标题: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国人民银行新行长易纲

  3月9日上午,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现场,有媒体记者追问下一任行长是谁时,周小川笑着回答“你猜呀!”
  10天后的3月19日,这个猜猜看的“游戏”终于尘埃落定:新一任央行行长,正是当天“近在眼前”的易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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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什么是易纲?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梳理发现,行业资历深、理论水平高、具有改革精神或许是其中的一个答案。从行业资历来看,现年60岁的易纲自1997年便供职于央行,目前已在央行工作21年,其中担任副行长一职也长达10年零3个月;从理论水平来看,截至2009年,他有中文著作11本,中文论文43篇,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从改革精神来看,他的多篇论文中已然反映出深深的改革理念,是不遗余力的利率市场化推进者。

“老兵”易纲:在央行一干就是21年
  从1997年进入央行算起,易纲已在央行工作21年。与前任周小川不同的是,易纲是从央行系统直接由副行长升任行长一职。
  为什么是易纲?他的成长经历,其实本身就打上了深深的央行“烙印”,从1997年进入央行算起,现年60岁的易纲已经在央行工作了21年。
  与曾任央行行长时间最长(15年)的周小川不同的是,易纲是从央行系统直接由副行长升任行长一职,而周小川则是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后,又辗转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等职位,随后才担任央行行长一职的。
  央行官网,易纲的简历是这样介绍的: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担任央行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副行长的职位上工作了10年零三个月。期间,他还出任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职。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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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学者”易纲:金融百科式人物
  易纲留给外界的深刻印象是,每次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都能行云流水地回答,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百科全书式人物。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关于易纲的简历则显示,他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具有多年的货币政策研究、制定和操作经验。
  易纲的中文著作有:
  《市场经济学普及系列丛书(共十四本)》(与田国强主编),1993年,该丛书获1994年全国图书奖等四项全国性图书大奖;
  《货币浅说》(与贝多广合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与许小年合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编委会负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与海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国际金融》(与张磊合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货币银行学》(与吴有昌合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
  《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截至2009年,易纲的中文论文有43篇,多发表于《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经济评论》等期刊。
  记者注意到,易纲1999年与吴有昌合着的《货币银行学》,如今依然被当做金融学经典教材广泛传阅,其中的大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前瞻性,豆瓣上的跟评多年来未断,读者认为:
  “虽然在内容上没有对于新巴塞尔协议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在传统理论的介绍上,这本书的体系和内容都堪称是国内编的最好的《货币银行学》了。”
  “突然发现这本考研时的参考书没标记过!这书里的货币与通货膨胀一节太经典了,我是第一次读教科书读得双膝跪地。”
  “国内少有的‘货银’精品书籍,深入浅出,虽是1999年的版本,学习经典理论没有问题。”
  “2011年12月第20次印刷,为嘛不再版呢?这书除了数据老了点之外,毫无瑕疵。为数不多的5星级国内经管类教科书。”
  易纲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94,WestviewPress,美国)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反思》(1991,JAIPress,美国)被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他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易纲留给外界的深刻印象是,每次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都能行云流水地回答,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百科全书式人物。
  “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至于你说的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谢谢!”这是今年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易纲回答记者提问实录。一个细节是,这样一个包含丰富数据对比的回答,易纲现场并未临时看资料。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易纲近期撰文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上述3月9日的记者会上,易纲回答媒体提问时的一些看法或观点,我们或许能从中一窥他的工作思路和方向。
  当天有媒体提问说:“我们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和往年相比‘松紧适度’这个表述比较新,对于市场来讲,我们如何来理解松紧适度?”
  对此,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是稳中向好,我们看一个货币政策松还是紧,可以从几个维度:
  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一些薄弱环节;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支持创新领域,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的亮点,看这些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还要注意金融改革。
  他进一步表示,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我们看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2009年第1期《金融研究》署名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的论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深层次上讨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的条件。
  他在文中称,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推进的成就,也见证了利率调节经济运行的强大力量。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产制度改革、金融市场改革的步伐相契合,与宏观调控的方向与节奏相衔接。经历了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市场供求在利率决定中作用不断增强,利率杠杆经历了历次宏观调控“经济”与“行政”手段之辩的洗礼,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进程将为历史所铭记。
  在论文结束语中他写道:“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层次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是难以避免的。”“培育SHBI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上的必要条件。”
  9年后的2018年初,易纲在《中国金融》上发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在预期较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M2增速会超出名义GDP增速较多;在经济增长动能较强、预期较好时,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缺口反而缩小。随着去杠杆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M2增速比过去低一些将成为常态。还应看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M2的可测性、可控性和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都在下降,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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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展望2018年,易纲指出,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易纲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最后一段写道。
 忘伤 发表于: 2015-10-27 18:26:00|显示全部楼层

易纲:未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还是有把握的

源自:央行
  易纲副行长出席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经贸分论坛的发言
  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够出席中日论坛。今天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霜降节气。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开始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双降”。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形势,下面我先就此作一介绍。
  根据刚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为6.9%。我查了一下过去5年和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按照汇率折算,另一种是按照PPP,即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很多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都在做计算。尽管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略有差距,但总的来说,过去5-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一。现在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的贡献比较大,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经济。
  我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就是从以往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将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消费驱动。在内需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将是最大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投资的贡献率最大。未来新常态下消费会越来越重要。实际上今年消费在“三架马车”里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大。第二,最大的产业将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第三,中国将非常强调节能环保。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了承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环保、节能减排、降低单位GDP能耗等方面将作出巨大努力。节能环保将是中国经济重要的驱动力。第四,中国将更加重视社会保障。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将越织越牢靠,也就是“兜底线”,包括退休、养老、医疗、农村医疗、低保、对残疾人的照顾,等等。第五,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从过去依赖投资和资源的消耗转变为更加依赖人力资源的创造。大家已经看到最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每天注册的企业超过一万个,新产品也大量涌现。
  未来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会有多快呢?我相信仍将是比较快的。我们所说的中高速,7%左右、百分之6点几的增速我认为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把握从何而来?来自两个最重要的增长动力。第一个动力是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目前的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才55%左右,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更低。如果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从55%到70%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动力。另一个非常可靠的增长动力是改革开放、简政放权。改革开放、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率。改革开放的措施落实到经济里都会反映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反映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所以效率将提升。因此我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是有信心的。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开始进行“双降”。“双降”指的是我们降低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5个百分点,同时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包括普遍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且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满足一定条件的金融机构额外再降低0.5个百分点,即普遍降准的基础上再加上定向降准。应该说,面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物价比较低的形势,货币政策为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已经多次降准降息,可以看到,实际上货币政策累积的效果正在显现。中国人民银行非常关注中国实际利率的走势。现在消费物价指数(CPI)比较低,仅1.6%。GDP平减指数在零左右,也是很低的。另外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负增长。所以我们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利率政策,使得实际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上,这样能够更加有效的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在这次出台的政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的上限。那么放开上限后利率的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是怎样的?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只是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性的倍数要求,并不意味着央行对利率的管理有所减弱,相反央行会加强对市场利率的调控。放开利率行政管制是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取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但它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利率调控和价格工具将更加重要。虽然数量工具也很重要,但是中国的市场越来越跟世界连通,整个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外汇市场既有在岸市场,也有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兑换更加便利。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价格杠杆、利率政策肯定会越来越重要。从这一角度说,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核心就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利率框架。首先,我们有一个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我们每星期都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此引导短期利率。最重要的短期利率是隔夜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中国还从2007年开始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这些利率都在逐步成为货币市场定价的基准和基础。同时,近几年中国收益率曲线的进展非常快,也越来越可靠。从隔夜到一年以内再到一年以上,整个收益率曲线逐步健全。最近中国财政部开始滚动发行三个月期的短期票据,短期财政债券的利率决定频率提高且交易量增大,使得利率定价更有基础。对于更长期限利率的引导,中央银行有再贷款利率和各种再贷款类工具的利率,比如中期便利借贷利率、抵押补充贷款利率。这些再贷款利率也会影响整个利率体系。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从隔夜到长期利率的调控体系。当然,国外央行的经验是把调控的重点放在短期利率上。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沿革,人们已经习惯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我们放开利率管制之后,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供市场和商业银行参考。
  接下来,就是市场的利率体系。刚才已经提到,货币市场的利率,是以隔夜和7天回购以及Shibor为基准的一个利率体系,主要管从隔夜到一年期这个时间段的利率。同时,目前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已较为完善,在固定收益产品等市场上应用和定价的功能日益明显。过去收益率曲线上有些点没有交易,靠其他有交易的点平滑计算出来。现在收益率曲线各个点上的交易都比过去密集,所以整个收益率曲线更加可靠。在贷款市场上,有一个贷款基础利率(LPR),是指导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定价的基准之一。
  总之,现在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再到信贷市场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利率体系,从央行的利率调控机制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也在逐步健全。今天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既是行政管制利率的基本放开,也意味着利率调控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在新阶段里,利率工具作为全社会融资的价格,将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利率管制放开后将更加有利于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更加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有效竞争,从而也更加有利于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利率管制放开也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融资风险议价和银行的自主定价提供了新的支持,使得资金融通渠道更加畅通,可以更好的支持这些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可能发生的风险。对于金融机构高息揽储、存款大战的风险,主要通过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内控机制、行业自律组织和外部监管来有效监控,目前各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的自律组织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统计和监管也在不断加强。我们还要坚决打击非法集资,这需要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高度警惕,也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提醒,把风险遏制在苗头阶段,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5年10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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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爷 发表于: 2015-10-26 18:26:00|显示全部楼层

易纲:利率市场化并非一放了之 仍需调控

源自:央行
  易纲就放开存款利率上限与专家座谈  按:10月23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降息降准既是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也是根据物价水平、流动性状况所作的预调微调。同时,不再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设置存款利率上限,至此利率管制基本取消,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前期,我国金融市场出现一些波动,在此情况下,国务院仍下决心迈出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的一步,显示了中国政府坚定推进改革的魄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意义更为深远,需要更深入的解读。近日,易纲副行长就放开存款利率上限与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现将易行长的主要观点整理综述如下:
  一、利率市场化的沿革。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超过了20多年的历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对资源配置的认识也逐渐从主要强调产品的市场化过渡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已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以1996年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起点,人民银行始终坚持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在2003-2004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展,金融市场利率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有所扩大。此后,受外汇储备积累过快、外汇占款向市场释放流动性过多等因素制约,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转为运用数量型工具对冲过剩的流动性,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也有所放缓。2012-2013年以来,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有所加快,直至目前基本取消利率管制。应该说,利率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环节,同时还是历时长久、走了不少台阶、做了很多铺垫和准备的过程。
  二、理顺要素价格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金融资金或资本的配置与资源配置的效率密切相关。如果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角度看,通常考虑的都是资源应该配置给谁,比方说是给城镇化,给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别的领域。但最根本地,如何配置资源始终还是一个效率问题。如果配置效率比较低,浪费就大,支持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和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效果都会差。提升配置效率的核心在于理顺要素价格,这在经济学原理上是很清楚的。普通老百姓可能一时不这么想,更多的是关注什么东西往哪配置。但实际上,通过价格机制将社会资金配置给国民经济的高效部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都是最有好处的。
  三、利率市场化是金融产品多样化发展的重要渠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资源的配置需求已经高度多样化了。从企业类型看,有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从所有制看,有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从存款需求角度看,有用于养老的,有给子女结婚准备的,也有随时需要支取的,需求和用途各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率市场化了,带动金融产品多样化发展,进行差异化定价,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价格管制会导致产品单一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品不丰富,需求起不来,供给也就非常单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去俄罗斯,会发现当时红场边上不仅有大商店,还有经互会组织成员中东欧国家的商店一条街,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商店,这些国家改革早一点,商品丰富一点。但象计划经济较强的经互会国家开的商店,店面倒是很大,但往往只卖一种商品,而且质量不好。由此可见,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品单一到何种程度。金融产品也一样,如果控制价格,就必然导致产品单一化,结果供给和需求都不能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利率市场化是能够真正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渠道。
  四、利率市场化可为货币政策转型创造基础条件。计划经济时期不仅金融产品单一,也没有真正的货币政策。在转轨初期,货币政策必然比较倚重数量型的手段,因此大家都说要加快货币政策转型。这次改革也提到促进货币政策转型,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这中间往往有路径依赖,即越是有行政控制,就会越依赖行政控制,觉得只要行政控制一解除,那就不得了了,就乱了,这样就越是转不过去。这与上世纪80年代大家对产品价格改革的态度类似。
  实际上,随着利率市场化向前推进,货币政策转型就有了基础条件,同时政策传导也就有了微观基础,货币政策调控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地转向价格型模式。从微观层面讲,如果利率一直管制,利率都由央行决定,商业银行对央行利率的依赖性就会很强。在利率放开之初,由于银行对定价研究不够,缺乏定价能力,仍有依赖感。你要让他自己定价,他就简单地参照左邻右舍。但利率市场化从2004年走到现在,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商业银行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尽管如此,现在仍然能够看到银行对行政管理的依赖。比如,去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办理住房抵押贷款,营销人员会极力推介,说这是我行专门为客户制定的优惠政策,对客户如何有利,如何比其他银行有竞争力等等。但如果问利率能否再优惠一点,银行人员则会说,那不行,利率是央行定的。这个态度转变很有意思。一有难以解释的事,就马上拉上央行,说明还是有一定依赖心理。如果利率行政管制基本取消了,商业银行就会更加独立的以市场化的方式去面对客户的需求和竞争的压力。
  五、局部的市场化容易导致双轨制,造成扭曲。在双轨制下,通常轨内的价格比较低,轨外的价格偏高。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搞价格市场化,市场上的钢材价格非常贵,体制内的钢价则很低,结果产生了很多投机倒把和倒买倒卖现象。
  在最初允许银行开办理财产品业务时,理财产品的利率特别高,轨内的储蓄产品则相对较低。轨外的产品多了以后,两边的价格开始向中间收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造成一种恐惧,即担心利率市场化有可能会使所有的利率都向理财产品的高利率水平靠拢。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不符合社会资金的总供求关系。
  六、银行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也要求利率应该予以灵活反映。银行的存款产品,包括部分贷款产品,其定价高度依赖于数据处理的成本。在计算机系统、网络、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并得到大规模运用的过程中,对金融业务特别是数据处理的成本带来了巨大变化,这时价格也理应出现相应变化。如果不让这个变化在价格上有所表现,就有可能在双轨制中通过另外一轨去表现,从而造成很多问题。
  在存款方面,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经验表明,活期存款(Demand Deposit)或者叫支票存款涉及大量信息处理,银行成本非常高,同时客户有可能随时提取使用,所以最初银行对这类存款是不付息的。美国之前的Q条例中很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禁止联邦储备体系的会员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随着信息处理的效率逐步提高,加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废除了Q条例,银行开始对活期存款支付一点利息。但在美国,活期存款的利息很低。中国的活期存款利率目前是0.35%左右,远高于美国。
  信息处理成本的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计算机、网络出现后形成的电子化处理,效率大大提升。信息处理成本大幅下降后,加上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公司通过金融创新用行动发起了挑战,提高了部分客户对存款收益率的预期。当然,互联网公司最开始是利用货币市场基金,走了双轨制的路子。可以预见,将来竞争格局的变化仍与科技和成本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七、利率市场化并非一放了之,利率仍然是需要调控的。利率既是资源配置的结果,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同时利率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反复强调的。从微观上讲,利率市场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从宏观调控角度讲,利率市场化以后,并不是要一放了之,还是要根据逆周期调控的需要和宏观调控的整体取向,对利率进行调控。具体讲,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通货膨胀周期,来进行必要的利率调控。因此,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更要强调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建立更好的金融市场利率传导机制。
  此外,对市场利率也要有一定的监督和自律管理,要有一定的“牙齿”,对市场上出现的个别不正常现象要进行管理。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联储将政策利率大幅降至0附近,并开始实施第一轮数量宽松,货币条件非常宽松。但当时诸如华盛顿互惠、美联银行等一些濒临破产的银行,通过7-8%甚至高于10%的利率吸收存款,原因是必须千方百计地吸收一些存款来掩盖一下或者说再残喘一下。从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的角度,这类做法是有破坏性的。对这类个别现象,要有一定的“牙齿”进行管理。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亚洲金融风波时期,一些即将垮台的小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及部分信用社,都未经批准高息发行柜台债,目的就是要拖延一段,但这类做法实际上制造了更多麻烦,处置起来难度更大。
  可见,利率市场化改革既强调市场化概念和资源配置,又要求有宏观调控,其中涉及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一般公众有可能产生一定误解。希望学界能普及一些经济学常识,帮助公众了解这项改革,防止对利率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误解,或者从不正确的角度,提出似是而非的意见。当然,我们会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总之,利率市场化改革下定决心很不容易,做好也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支持和帮助金融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中国经济逐渐强大了,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哪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的好,配置资源的效率高,能满足多元的需求,那里的实体经济一定受益。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今天,有一个高效而健全的市场尤为重要,而利率市场化则是通向健全和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加强对利率的引导和有效调控,充分预见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稳妥推进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九爷 发表于: 2015-10-2 12:26:00|显示全部楼层

外管局长易纲:将研究中国版外汇交易税 抑制投机

源自:华尔街见闻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最新一期《中国金融》杂志撰文称,为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将深入研究推出中国版“托宾税”(即外汇交易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交易,继续出招稳定人民币汇价。
  所谓“托宾税”,是美国经济学家James Tobin于197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的税种,他建议对现货外汇交易徵收全球统一的交易税,藉此减少纯粹投机性交易。
  今年8月11日,人民银行推进新一轮汇率改革,完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新汇改推出后三日,人民币兑美元随即贬值4.7%,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亦升温。不过,易纲对人民币汇率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很有信心,除了因为内地经济仍能保持约7%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当局手中仍有稳定汇率的撒手锏,目的都是限制短期资金大规模流动,打击炒卖活动,减少贬值压力。
  易纲认为,要针对潜在风险,包括汇率风险,加快建立跨境资金监测预警的平台,逐步完成跨境资金流动数据整合和数据库建设,全面涵盖本外币、贸易投资、机构个人不同交易币种、项目等跨境资金流动情况,为监管提供“千里眼”和“顺风耳”。
  易纲称,当前外汇管理呈现出新常态,主要表现为外汇形势从持续淨流入到趋向基本平衡;管理环节从事前审批到事中事后监管;管理方式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
  彭博数据显示,8月约有1416.6亿美元资金流出中国,超过7月创下的1246.2亿美元的历史记录。

附《易纲:外汇管理改革开放的方向》全文
  过去36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开启这一奇迹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提升金融业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开放,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优化资源配置能力。改革和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两个轮子。近年来,随着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深入,外汇管理着力推动“五个转变”,简政放权不断落实到位,外汇管理职能发生深刻变化,对微观事务的行政干预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管理,优化公共服务,外汇管理起到了维护经济金融稳定、保障公平竞争的作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外汇管理改革开放取得显著进展
  过去几年,外汇管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以“五个转变”为方向,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提升了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好便利化和防风险,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外汇管理的作用。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取得新突破。外贸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内容,其中货物贸易是重中之重,占经常项目总额近八成。过去,货物贸易外汇收支需逐笔核销,手续繁琐。为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和外汇监管效率,201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外汇局在全国推广进出口核销改革。改革取消了以往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逐笔核销,简化了凭证和流程,代之以总量核查、动态监测、分类管理,95%的合规企业正常贸易收付便利,监管重点放在少数异常重点企业,实现了贸易便利和监管有效的统一。改革后,企业平均每年节省工资7万余元,银行办理业务时间平均每单从20分钟以上缩短至9分钟。
  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取得新进展。过去,服务贸易外汇收支实行事前审批,企业需准备大量材料,奔波多个部门,办事效率较低。2013年9月,外汇局全面取消服务贸易事前审批,所有服务贸易收付汇业务下放银行办理,单笔等值5万美元以下的无需审单;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大幅简化单证,仅简化合并的单证类别就有数十项。通过加强非现场监测分析,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改革后,每年近1500万笔服务贸易收付汇业务无需审单,办理成本显著下降,银行单证量大幅减少;企业经营效率明显提升,单笔业务办理时间由20分钟缩短至5分钟。
  直接投资可兑换达到新高度。直接投资是引进外资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渠道。过去,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账户开立及入账等需外汇局核准,外商直接投资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到外汇局进行验资询证审核和登记,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近年来,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大幅简化,取消35项、简化合并14项行政审核,便利企业跨境投资资金运作,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基本可兑换。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资金来源和汇出核准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登记,业务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日减为5个工作日,有些省份可当日办理。
  证券投资双向开放实现新跨越。证券投资是资产全球化配置的重要领域。过去,跨境证券投资渠道有限,便利化程度较低。为推进证券市场有序开放,外汇局牢牢把握外汇形势趋向均衡的有利时机,按照“均衡监管、双向流动”的思路,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在此基础上,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截至2015年8月28日,共批准276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767.03亿美元,132家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额度899.93亿美元,138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4049亿元。同时,有序拓展资本双向开放渠道,做好便利内地投资者在境内购买香港的公募基金和内地公募基金在香港市场销售的制度安排。未来,集体投资类证券项下“居民在境外出售或发行”和“非居民在境内出售或发行”将不再受严格限制,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进一步提高。
  外债管理服务实体经济打开新局面。外债是拓宽境内主体融资来源的重要渠道。过去,金融机构外债实行余额指标管理,外资企业按照“投注差”原则管理,中资企业则受严格限制,审核手续复杂。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融资便利,外汇局大力推进外债和跨境担保管理改革。在管理方式上,基本取消外债、跨境担保事前审批,相关业务可直接到银行办理,外债从开户到结汇时间缩短3个工作日,基本构建起以事后登记为主的对外债权债务管理框架。在管理手段上,探索外债宏观审慎比例自律管理,在北京中关村、深圳前海、江苏张家港等局部区域开展试点,允许企业在净资产的一定倍数内自主借用外债,拉平中外资企业外债管理政策。经测算,试点企业可节约资金成本2-3个百分点。从管理理念上,逐步推进从超国民待遇到国民待遇的转变,允许符合条件的中资企业借用短期外债用于支持进出口贸易。
  外汇市场发展迈上新台阶。外汇市场是国际经济交流和资本流动的重要载体。过去,我国外汇市场主体和产品较为单一,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近年来,外汇局不断夯实外汇市场基础,进一步优化外汇市场服务。一是丰富交易品种,满足多样化汇率风险管理需求。由即期交易和部分银行试点的远期交易两类,扩大至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产品,具有了国际市场基础产品体系。交易币种也由原先仅有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币4种交易货币逐步增加至14种,涵盖了我国跨境收支的主要结算货币。二是扩大市场主体,构建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层次。截至2014年末,银行间外汇市场共有465家机构,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53家、非金融企业1家、境外金融机构8家。三是健全基础设施,促进市场运行提效率防风险。2009年,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始对场外交易尝试集中净额清算,并于2014年正式启动中央对手方清算业务,对降低清算风险和提高交易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放管结合是外汇管理改革开放的旗帜
  近年来,外汇管理始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坚持一手抓“推改革”,一手抓“防风险”,在改革方法上突出“均衡改革”,在改革方向上突出“以点带面”。经过几年探索,外汇管理呈现出新的面貌。
  以简政放权为主线,着力推动外汇管理方式转变。一是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清理、整合外汇管理法规。截至2014年底,废止失效法规超过700件,保留生效法规不足300件。二是坚持抓大放小、分类管理,采取总量核查、动态监测,推进监管方式从事前转向事后。以经常项目为例,通过非现场监测,以较小成本查出违规企业,更加有的放矢。2014年,通过非现场监测分析锁定1774家“出口不收汇”异常企业,涉及出口额占2014年全国出口总额6%。核查后,对涉嫌违规企业注销名录、降为B、C类或移交检查部门处理。三是管理对象从行为监管转向主体监管。加强市场主体全口径外汇收支监测,更好地发现异常或违规行为;实行分类管理,守法合规企业享受便利,违规主体受到限制,促进市场主体合规经营。
  以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主线,着力增强外汇管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改进服务始终是外汇管理的基础,在推出每一项改革措施时,我们始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近年来,外汇管理主动调整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措施。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推出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政策,赋予企业资本金结汇的自主权,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目前已推广至全国。针对跨国公司,推出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2015年上半年试点企业由250家增加至570家,为更多优秀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优化外汇资金运用提供便利。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放开地区限制、下放审核权限、提高单笔限额、扩大支付范围,2015年1月试点推广全国,截至6月末,试点业务规模累计41.81亿美元。
  以坚守风险底线为主线,着力增强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能力。外汇管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防范外部风险内部化。近年来,我们始终将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从管理制度、管理方式、技术手段和队伍建设等入手,注重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能力建设,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一是加强监测分析为防风险奠定重要基础。密切跟踪形势变化,将监测分析的重点从单向监测流入转到双向监测流出和流入上来,提高了形势预判的科学性和及时性。建立跨境资金监测分析月报制度,加强对宏观趋势的分析判断,每月进行动态微调和修正,提高监测分析的全面性和精准度。二是加快数据和系统整合为防风险提供技术支撑。建立了全口径的跨境资金流动基础数据库,整合各业务系统数据,实现数据集中共享;搭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平台,着重提升系统综合分析和数据挖掘功能;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监测预警系统,双向监测国际收支失衡风险,为全方位监测市场主体外汇资金运作,及时发现跨境资金异常波动提供数据保证和系统支撑。三是改进外汇检查工作为防风险提供有效手段。建立和推广外汇非现场检查系统,改变过去大范围拉网式排查的工作模式,运用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线索,提高监管针对性和有效性。集中力量查办重大违规案件,开展银行外汇业务专项检查,有针对性地打击重点主体、重点渠道“热钱”流动。2009~2014年,共查处外汇违法违规案件约1.7万件,收缴罚没款约22亿元人民币。
  再接再厉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开放
  当前,外汇管理呈现出新常态,主要表现为外汇形势从持续净流入到趋向基本平衡的新常态、管理环节从事前审批到事中事后监管的新常态和管理方式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新常态。全面认识、准确把握外汇管理的新常态,是我们做好下一步外汇管理改革的出发点。下一步,外汇管理部门将牢牢把握新常态,加快“五个转变”,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重点,切实履行好外汇管理职责,提高外汇管理科学发展水平。
  转变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是原则和方向。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行政效能。一是继续大力简政放权。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项目,做好现有外汇管理法规的清理和简化,实现现有管理法规由多到少、由厚到薄、由繁到简,切实便利市场主体和监管。二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按照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的要求,适应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需要,构建面向未来的外汇管理法律框架体系。重点是要体现从行为监管立法向主体监管立法转变,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变。三是丰富事中事后监管手段。以经常项目为例,加大跨部门联合,不断深化经常项下资金流动风险管理。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管理思路上,要增强服务意识,善于换位思考,促进政策调整与市场主体商业运作模式相衔接,为守法合规市场主体尽可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管理流程上,优化流程和手续,通过改进服务来深化改革,切实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降低外汇管理的社会成本,真正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管理对象上,推进监管方式从行为转向重点主体,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测分析。例如,落实好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升级版”,进一步提升跨国公司资金运作效率。
  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开放是主线和重点。要紧扣建立健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改革中长期工作规划,确定实施步骤、时限以及分工,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在资本市场方面,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做好内地和香港基金互认落地,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外汇市场方面,扩大外汇市场开放,放宽交易范围,增加交易主体,丰富避险保值产品,完善多元、竞争和有效监管的交易平台建设,逐步建成一个成熟发达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
  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是基础和保障。长远来看,外汇管理部门要始终把防风险放在首位,从加强监测预警来看,加快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平台,逐步完成跨境资金流动数据整合和数据仓库建设,全面涵盖本外币、贸易投资、机构个人等不同交易币种、项目和主体跨境资金流动情况,为监管提供“千里眼”和“顺风耳”。同时,继续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和非现场检查指标体系,及时对资金流出入压力状况进行评估和预判。从充实政策预案来看,充实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政策预案,深入研究推出“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出入。从优化外汇储备经营来看,坚持多元化和分散化投资,管好和用好外汇储备,加大优质资产配置,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能力,实现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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