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安非介质波到施郁说量子电磁波（10）

张崇安非介质波到施郁说量子电磁波（10）

──话说工匠精神的量子通信之旅

曾富

从学业专攻到普适价值看工匠精神

“张崇安非介质波到施郁说量子电磁波”讨论前九篇中，说施郁教授的工作很少，而且他也没有参加互动。2016年8月16日凌晨，我国首颗量子卫星“墨子号”在酒泉成功发射升空，它的一项任务是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在时间表上排在欧洲和北美之前，这标志着我国的前沿基础科学开启了划时代的进步。而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施郁教授在2016年第4期《自然杂志》发表的《揭秘量子密码、量子纠缠与量子隐形传态》长篇科普，正好与墨子卫星的任务相关，借此也可以讨论搞科研的主旨到底与什么样的精神需要相连？施郁教授的《揭秘量子密码、量子纠缠与量子隐形传态》，是以光子的偏振态具象，简要通俗地对量子力学、量子态、量子密码、量子纠缠和量子隐形传态作力求准确的介绍。强调它不违反相对论，说明在量子隐形传态中经典通讯这个过程仍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量子信息是利用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在进行信息处理；量子信息是包括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又包括量子密码、量子隐形传态。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计算都又基于量子纠缠。前沿科学科普介绍中，“量子纠缠”是一个出现最频繁的词汇。它连接量子通信的“隐形传态”概念，1993年IBM公司的计算机专家查尔斯•班尼特等第一次提出后，名声更大噪起来。施郁教授仅用“光子的偏振态”来说明，还难回答很多难题。所以我们读完他的文章，虽认为他对“量子隐形传态”没有说错，但仍觉得他借光子偏振态，立马转换到偏重用数学符号和数学公式来表达，显示他对量子隐形传态的实在形象机理，并没有做到心中有数的掌握。

这个原因，正如他博文后的跟帖──刘学武网友所说：“如果仅是数学公式的证明，而现实中无发做出，那就是上帝存在，没有实际意义”。而张崇安先生2016年8月14日的跟帖说的更尖锐：“十分遗憾施教授成为量子力学辩护人！ 替玄学辩护，是一种罪过啊！”我们不完全同意刘学武和张崇安先生的看法；应该说张崇安先生的空实二源观已走到量子纠缠的边缘，但没有走进“空实量子纠缠”这个最高境界，很可惜。这皆因他把空与实绝对分开，类似肖钦羡把波粒二象性绝对分开一样。相反，施郁教授文章中还是把握住了量子纠缠延伸到量子隐形传态的关键。

例如量子纠缠类似空与实相，和平共处，施郁的文章提到：量子密钥分发虽然利用了量子态，但是最后产生的密钥仍然是一串经典的比特串，然后可以用于传统的经典加密和经典通信。量子通信并不排斥经典通信，反而是与之结合。在量子隐形传态中，经典通信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借助经典通讯，量子纠缠实现一些特殊的信息处理过程：光子本身没有传送，是量子态被传送；经典通讯是关键。但施郁说的形象并不明白，也许他没有玩过孤子演示链。这里孤子链的副圈的偏振，并没有被移动，但却能看到它类似落下。其实看到的，这只是能量、信息的传递。

孤子链不是我们的发明，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过这类智力玩具，而且为古代中医的经络学说注入了灵魂。所以我们说：“空实量子纠缠”就中国从古至今达到的最高科学成就。以前有争辩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反驳者只能拿中医回击，但中医连接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几千年来主流科学界并没有人说清楚。

例如，自然国学今天的领军人物、中科院研究员宋正海先生，在《整体论科学共同体在中国形成中──自然国学复兴与中医的历史责任》一文说：“包括中医的自然国学是在中华大地上培育的，是在几千年，乃至上万年，无数科学实践基础上总结形成的整体论科学，对中华民族繁衍和辉煌的东方文明创建，作出过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历史性贡献。自然国学、中医均是整体论科学体系。一切受还原论科学主义者长期压制的整体论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全面推动整体论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重现21世纪的东方文明的辉煌”。

可见宋正海先生不清楚“空实量子纠缠”，以及沿着这条轨迹线几千年发展形成下来的、被国际科学主流公认的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的前沿基础研究。把空与实的量子纠缠绝对分开，连著名的经络专家也如此，可见也不光是张崇安先生的错。这种失败掉脑壳的经络专家，是朝鲜平壤医科大学的金凤汉教授，他只求“实”，不看“空”。1960年他宣称发现了穴位“小体”，1963年他在《朝鲜医学科学院杂志学报》第5期上发表的论文称，找到了经络“凤汉管”。我国1963年1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但国内外的大量实验，并未发现凤汉管和表层凤汉小体能全部代表经络功能。然而认识经络也是空实量子纠缠，延伸有类似的量子隐形传态，至今在搞经络的专家中，能自觉认知也难。

例如，复旦大学80多岁的费伦教授，是与我们经常交流的老朋友。2016年5月有一次来信说：“近二年多来，我与江西中医药大学合作，通过实验证实伦气功的气是电磁波，大部分是太赫兹波段的，还有部分红外波段。我们还通过量子力学计算证实，伦人体胶原纤维中的超晶格结构，具有微腔受激自发辐射、将红外波段的电磁波转换为太赫兹波段电磁波的功能。去年10月又通过实验证实，伦胶原纤维具有以孤子形式高效通过太赫兹波的功能。因此，有关气功的‘气’在人体内的发生、传输的理论和实验都已得到证实了”。可见费伦教授心中，人体信息与量子纠缠仍是在“实”上下功夫，对“空”的量子纠缠信息传输不如同在上海的屠迪先生

的认识。这方面屠迪有一个形象比喻，说经络“空”的量子纠缠信息隐形传输，类似电工为了避免短路安装接的“地线”；因为你能在起球找到埋的地线在哪儿吗？

加来道雄在《物理学的未来》一书中，把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看成类似“变成神话中的神”。他说：“我们的工具不是魔杖和迷幻药，而是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最重要的是量子理论，它是已有技术的基础”。丘成桐院士也说：“现在中国企业有钱了，喜欢在海外‘买买买’。科技的发展，如果单纯靠并购公司或学别人已经完成的工作，只会远远落后于科技发达国家。因为科学技术最后10%的工作，一定需要很多基础科学在前面引导，而基础科学的基础就是数学”。当然我们不是要不同学业专攻的人，都要对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作深度学习。在我国争攀登型人占90%以上，从文革结束前到如今没有改变“科技报国”的初衷，而且在他们的本职工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和个人的业绩，令人尊敬。

例如，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自动化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李友荣教授，成都人，1946年生，曾是武汉钢铁学院机械系主任，中国冶金机械设备理事会会长，湖北省机械传动与制造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友荣教授2012年初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回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受到胡锦涛主席的接见。因为他领导的团队“厚”功炼“薄”钢，研制出系列降低薄带钢生产消耗的核心技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薄带钢生产要把温度高、块头大的钢坯轧制成“薄如纸张”的带钢，要克服的难题很多。其艰辛，我们在18冶11年的工程建设工地劳动，有感同身受，对所学的冶金机械专业也记忆犹新。对他们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研发出的一系列先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既是羡慕又是敬佩。

2013年10月24-26日我们原钢院机65级21班的同学，毕业43年后在母校青山校区的首次聚会，有机会见到李友荣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李友荣教授说他搞的是应用科学，是具体的工程实际；他认为我们从事的是哲学，是前瞻性的理论。要将两者结合起来，难度很大。2016年我们把《张崇安非介质波到施郁说量子电磁波》寄给他时，2016/年5月17日他的回信又这样写道：“您给我发了许多邮件，由于我看不懂，故一直未给您回复。下面谈谈我的一点肤浅的看法。我认为，搞社会科学的有一大忌，即不能用所谓的社会科学知识来为当前的政策作注解，否则舌头都不是自已的了。我建议研究哲学应从纯哲学方面来进行，如何应用是政治家的事。就象我们搞自然科学的，数学家只管研究纯数学而不管具体应用，应用是工程界的事。研究哲学，最好不要与近代尚无定论（指经过历史长河检验的定论）的具体事和人联系起来，否则研究成果经不起历史检验。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悲哀就在于此。这是一个外行人的直觉，请不要介意。祝好！李友荣”。李友荣教授说的是一些实话，我们一直记在心中。

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研，不敌应用性更强的学科。如果把李友荣教授等90%以上争攀型人才，搞的应用科学和具体工程，看作“实”，前者类似“空”。这里也许“实”与“空”没有直接的纠缠，“空”搞不搞，搞多少无所谓。李友荣教授既是和我们读大学时同专业的同学，又是大学毕业一同分配到重庆18冶工作，直到1978年他考上母校著名冶金高炉专家朱海教授的研究生离开。由于我们是在文革“复课闹革命”中认识李友荣同学并结下友谊，所以和其他同学的关系不一般：那是在1967年的初夏到1968年工宣队进院前的夏天，武汉钢院校园文斗武斗也有几次相对短暂的平静期，这时，机64级有李友荣等同学站出来主张“复课闹革命”，那时我们作为机65级的同学积极组织响应。

在得到在校的大多数同学和老师的支持下，我们找有关老师了解两个年级的学生主要还需上哪些基础课和专业课？又一同到汉口新华书店了解这些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材还有没有？各本的书价是多少？回来后，在同学中收齐了书费，又到学院联系找车，一起去汉口新华书店把已经封存的课本书运回来，分交到各个同学手里，并且经常去请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一些老师给我们上课。这期间我们得到一本油印的《武汉钢铁学院半工半读教育计划（草案）》说明书，了解到冶金机械专业和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半工半读与全日制课程设置的对照表，这对我们到毕业分配离开钢院前的整个时间里的自学，起了帮助。因为我们就是按对照表中全日制的主要课程设置，自己还没有的书，就分期千方百计找高年级的同学借，向老师借，到书店去买。终于在毕业前，自学看完了还没有老师单独上过课的教材。1970年本科毕业去到18冶，李友荣分在2公司机修科留在重庆，我们分在3公司机修科。不久我们就随整个3公司的主战场，奔波在建设川南綦江麻柳滩采选厂的工地。

把对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的讨论，看作是研究哲学和搞社会科学，可见在我国不同学业专攻的争攀登型人中，认识也是很不同的。这种感受也许是普遍的；像李友荣教授这种争攀型人才，在中国科技城也要占90%以上，喜欢探讨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的，还不到1%。在全国的大学、教材、教师、出版等领域。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可以和奥运会类比。2016年8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在里约奥运会有关金牌的谈话说：“奥林匹克的理念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为国争光；‘唯金牌论’是错误的，金牌多少无所谓，也是错误的”。

刘鹏局长的讲话，可以移植到前沿基础科研上来。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体育运动员，在国民中也是很少的。加上类似球迷的体育爱好者，也不到1%。喜欢探讨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的，和其他学科比起来类似“空”，所以90%以上的人一直是在“实”行业和学科上求生存和生活。

施郁教授是在复旦大学作职业物理教授，也许才类似奥运会的体育运动员。张崇安高工，主业是做矿山工程，可能也只算类似球迷。我们和张崇安也一样，所以李友荣教授的话，时时在给我们敲警钟，自己搞的“空”东西，没有必要张扬。刘立教授就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讲革命，其实他是在论证科学具有保守性。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周培源对科学是保守的独到认识是：一个理论提出来，第一，要看它能不能说明旧理论已经说明的物理现象；第二，要看它能不能说明旧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第三，要看它能不能预言还未注意到或将要发生的新现象。

王鸿飞教授也说：现实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保守比创新更重要和更基本。人类历史上被发现和创造出来的文化、知识和技术需要保守和维护。破坏和忽略它们比保守和维护它们更容易”。比较施郁教授和张崇安高工，施郁对探讨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更体现保守性。像张天蓉教授等大批职业科学家，也都如此。这种精神在我国普及了科学很对，很值得赞扬。

检视施郁和张崇安，这里有什么不同？类似体育迷的张崇安先生，批评施郁“为量子力学辩护人， 替玄学辩护”，可见就不具有“保守性”。当然并不是所有职业科学家，就不想要搞颠覆性的科学创新。而且也不是所有搞“社会科学”的，都像李友荣教授说的“舌头都不是自已的，而是为政策作注解”。美国终生教授王令隽，是物理学家，更主张：“中国要跳出国际理论物理的星相学死胡同，创立中华学派，超越国际科学尖端”。而我们为什么又走到今天这一步？真叫人回味不得。

这是2016年5月间，曾在武汉钢院读书时的机20班黎佐浩同学来信，说我们对王令隽教授的学历有误，王令隽和我们是同届同学，毕业于浙江大学真空管专业，1970年分配到武钢动力部和他在一起。恢复研究生考试后，考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再去了美国。后又从王令隽教授给吴水清先生的信中看到：说他是1978年对理论物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选定报考专业才根据考试课程，从零开始自学。三个月之内自学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居然考起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导师戴元本的研究生。可见王令隽教授是一位天才，我们不是。真是命运捉弄人，当年我们也是报考的戴元本先生的研究生。那是1977 年11月中科院与教育部联合发文《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1978年1月教育部和中科院又决定将1977年和1978年招收研究生的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中科院各所共招收1978级研究生1015人。对此我们想表达支持，当时爱人正在生孩子，请探亲假在家乡伺候，因此就到家乡盐亭县文教局报了名。

探亲假满回单位18冶3公司机修科后，被派到修重庆市中心到南岸的长江大桥建筑工地。不想在盐亭县文教局报名参考的通知还是转到了18冶，当时大桥是混凝土滑模浇灌桥墩连续施工，人手紧张，常常要加班加点，直到5月初开考前才被批准请到三天假，在市中心考场去考试。但为什么不像李友荣同学那样报考自己学的本科专业？又为什么选戴元本作导师？说来话长。首先是马列主义、层子模型、北京猿人等宣传，传播的正能量，这是1958年我们读初中时开始感知的。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胡升华社长说过一句话：“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理论物理的建立和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这时美国的物理学才正拉开振兴的序幕，发起这一场狂欢的主要是欧洲的物理学家。1920年代初，美国理论物理学还相当薄弱，美国物理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恨不得打赤脚追赶欧洲高歌猛进的量子物理”。

这个秘密也许对美国后来当世界霸主起有作用，因为凡是有效创建和追赶量子科学的国家，都成为今天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也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发达的国家。这里不存在科学的第一和第二，只存在国家要有“一些有识之士，恨不得打赤脚追赶国际高歌猛进的量子物理”。例如，日本和英国各自的面积与我国最好的浙江省差不多，但比科技和经济实力，浙江省就差远了。这不是它们的政治家，比我们强，而也许是国民喜欢搞“空”的比我们多。重庆和在市中心的大桥工地驻地，得天独厚，是这时在市中心的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正在落实1972年杨振宁先生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介绍引进和翻译出版美国大型高级科普优秀刊物《科学美国人》杂志的建议，改刊名为《科学》的中文版试刊后，已正式出刊。大学毕业来重庆后，在18冶驻地的重钢图书馆和市中心重庆图书馆，两处都能看到该杂志。

正是从《科学》的中文版等刊物，我们了解到世界的前沿科学，已进入夸克色动力学和量子引力超弦超圈潮流高歌猛进的时代，这加速了我们的深思和注意。由于基本粒子涉及各种基本粒子的编码和分类，量子场论涉及反映宇宙机制，因此同时喜欢上基本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两个专业。但在1977 年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中，只有戴元本老师同时招收这两个专业，其他的导师要不是这两个专业是分开的，或者又另结合有之外的专业。其实当时我们对戴元本老师，一点也不了解，连他是层子模型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没有考上研究生我们无怨无悔，因为选择这个两个专业只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为求生存和生活。考上研究生，只是表明上了一个阶梯；责任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进行的。况且在1966年6月文革开始前，作为读工科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我们已经自觉读完马克思的三卷本的《资本论》，和第1至33卷的《列宁全集》，而且这在钢院机21班上，是遭有人反对的。因为大家是主张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能选读，活学活用。

我们在读《资本论》中，深受马克思的“工匠精神”感动。如马克思从1850年流亡伦敦起到1857年，他差不多每天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为更好完成《资本论》做准备，阅读和摘录大量的资料。他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余本，而且是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在《资本论》中为用来说明观点，也可看到60%的这些精心挑选摘录的资料。马克思是没有工资，只有责任啊！这刺激我们不想报考自己学的专业还有一个原因，是1970年本科毕业分到18冶3公司机修科，奔波在建设川南綦江麻柳滩采选厂的工地摸爬滚打五、六年，不说安装检修水管、风管，大型水泵、空压机、卷扬机、高空井架等活是家常便饭。主要是在工地周围亲见从大跃进大炼钢铁以来建成的几处大工程，包括麻柳滩矿区、土台后山水选厂建好都不佳，有的炸掉或改建。感受这类资源和人才的巨大浪费深，也许不全缺人人学好专业，而是需要有对高层次的基础科学的构造。

讲我们和施郁教授的分歧，只是在要不要工匠精神上。施郁歪说爱因斯坦缺工匠精神，成功在不幸中有幸。但从学业专攻到普适价值看工匠精神，“工匠”不等于工头、工作、工资、工人。工匠精神也许就是“科学是保守的”，在常规的工作把别人做不出、做不好的做出来。正是有几十年对工匠精神的追求，我们对施郁教授类似量子隐形传态、量子纠缠、量子态、量子密钥、量子密钥分发、量子门操作、量子密码术、量子测量、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等解释，才有了新的认识和补充。因为技术上的保密，目前他们有的解释类似大数据的小数据处理方法。

从施郁检视爱因斯坦里奇张量成果

量子密码、量子纠缠、量子隐形传态、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联系爱因斯坦1916年发表广义相对论方程中的里奇张量，已经有100年了。类似潘建伟教授团队在量子通信技术上的突破，我国成为量子卫星首发国家，这不但是理论上，更是技术上的一场争夺战。例如潘建伟院士说，研制过程每一次困难都让人近乎绝望。但他们在技术上的突破，现在已经开始以产业化应用于金融、政务、军事等领域和市场。有分析认为，随着未来量子通信在城域网、城际网、广域网全面铺开，量子通信的应用领域将推广到个人生活，到2030年量子通信市场有望达到千亿元水平。

今天潘建伟敢于欢迎对他们基于科学实验的严肃质疑，这是2014年3月份发生马航MH370失联客机以来，才公开或凸显出来的整个世界科学的原则已发生的重大调整，而确立了“握手原则、对方承认原则、去保密原则”等三大科学原则的双赢，和在推动科学进步时代潮流的科学顶层设计。“握手”，是马航MH370客机失联后搜寻的需要，指类似国际卫星监视客机组织，是早先就在主动出击，发跟踪遥感信息，并接收反馈信号，以备查找存档，而对方并无握手。这与我们在公众安全场所和重要道路，安装“天眼”工程相似。这一原则的普及应用，引申到科学研究上，指主动对自己管控的科技业务或对有关的所有在公众交流平台发表的有价值的科学思想、发现、信息作“握手”工作，以帮助自己或他人、社会的成长。

除“握手原则”之外，科学基础研究还需要“对方承认原则、去保密原则”。不然屈服于压力情况下，集体发声的“民主”，会带来混乱。这里，“对方承认原则”来自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创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英国是敌对国，爱因斯坦公开广义相对论，并预言星光经过太阳会发生偏折，偏折角度相当于牛顿理论所预言的数值的两倍。爱因斯坦自己的祖国德国，支持的人却不多。加上战争，敌对国更不会支持对方科学家的有重大影响的发现。

但恰恰是德国的敌国英国的科学家爱丁顿，不顾战争的对立和艰辛，1919年奔赴非洲西海岸普林西比岛进行的日食观测，证实了是爱因斯坦而不是本国牛顿所预言的结果。回来后，他想方设法在英国的大报等国家媒体上进行了公布，震动了整个欧洲科学界。以后很多国家的科学家也进行过验证，包括解放后我国的科学家也进行过验证，都说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但当时由于此事发生在敌对国之间，而加强了科学判据的可操作的严格性和全球性，而被国际科学界把这一原则确立下来。

“去保密原则”是来自我国20多年“水变油”事件，被逼出来的。“水变油”被上海许驭先生等宣传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徐光宪院士、师昌绪院士在背后支持。在常态情况下，水是不能变成油的。而且“水变油”是众所周知还没有公认的商品。据上海师范大学的陶康华教授说，他们捐赠给许驭两万元钱，也没有看到实验。许驭对我们说，“水变油”是国家机密，说了是要杀头的。

科技是有保密的部分，但这可以申请专利保护。而对于“水变油”的科学基础知识部分，是可以公开的。但许驭先生公开的是“客观存在着无穷无尽的高能宇宙线渺子（μ子），引发天然冷核裂变，可以让水变油”。然而天空中每天都有大量宇宙辐射的μ子进入地面的水里，如果宇宙线μ子引发水裂变属真，正如陈广民先生所说：这不是绿色清洁能源，而是污染严重不可挽回的水大量消耗。所以原理去保密，可以争论、比较。众所周知潘建伟教授的量子隐形传态技术研究，握手不存在问题，但国内质疑的“专家”确“风起云涌”，“对方承认原则、去保密原则”应很具体。相信者自有相信的各种理由，怀疑者也有不好辩驳的诸种质疑，但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去保密不等于有的技术不保密；对方承认不等于专利含的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他人的实验重复。更重要的是他推出的产品，让大众要认可是成功的。

问题如，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教授，是反潘建伟教授量子通信实验的。金秀良博士在《从基因魔剪专利之争来说科研忠诚和守信问题》的博文中，提到饶毅教授推荐的林帅亮博士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张峰的实验室，卷入基因编辑技术专利的纷争。但饶毅坚持表示，他对林帅亮的学术印象是正面的。但到底正不正面？金秀良说：据有关的规定：组内的成员要对组内研究成果具有忠诚和守信；组内成员的不忠诚和不守信，可能会对科研小组今后的发展造成很大不良影响。林帅亮为到与张峰竞争的加州大学杜德娜的实验室谋求职位，有不守信之嫌。

因据张峰实验室所在研究所官网介绍：林帅亮是在张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虽才仅呆了几个月，但张峰仍在申请专利时给林帅亮挂了名。对林帅亮不正面动机的怀疑是：2015年3月1日林帅亮的美国签证要过期，2月28日林帅亮向杜德娜发送倒戈邮件求职信，并在3月2日得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职位。林帅亮表示如果需要，他可以提供当时的实验记录，帮杜德娜打赢基因魔剪专利之争的官司。

所以潘建伟院士说：我们的这个量子通信本身是安全的，而且量子通信是只管通信过程的绝对安全。不过有一个前提是，即使“无条件安全”的内涵是合理的，但基于一个假设是：信息传递的这两个终端，自己不要出问题。潘建伟说，要做到“完美”的信息安全是把终端的安全，也一起管起来。这必须保证两个终端房间里面是安全的，例如我在我的房间里，你在你的房间里，我们进行信息传送。而你把传送的内容告诉了你屋里的太太，你太太再告诉别人，那安全性就无法保证，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潘建伟在这里无疑类似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国家需要根据“握手原则”实施“科学天网工程”。首先类似国家投入到“中科院在线”平台下“中科院科学智慧火花”网站的钱，不如用来建“科学天网工程”。即不管是名科还是民科，不管正面创新还是反面颠覆，凡是自愿涉及自然科学和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技，在纸质和电子媒体等公共空间发表的中文文章，法律允许“科学天网工程”有权进行收录检视分类，以便为国家评奖、知识产权法院、学术道德法纪检查委员会、国情分析等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原因是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虽然表示，设立“科学智慧火花”专栏，是该院“开放兴院”打造的吸收科学智慧的窗口、沟通科学思想的渠道。这个重要举措为广大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良好互动建的平台，在充分的交流中迸发更多更亮的智慧火花，可促进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和国民科学素养提高，而做出贡献。但事实证明从2011年以来的实践，是“挂一漏万”，这不好。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反之就分开。这没有贬义，而是自然。中科院虽找的是一些中科院和科协退休的老同志，成立的“科学智慧火花”网站；这批号称科技研究和管理经验较丰富的人员，压制更多创新成常态。这种组成的共同负责，这真应验了“中科院既开发又各自封闭”类似雷元星先生的三个科学院的说法。例如，“科学智慧火花”网站这个“科学院”，多年树立的不倒标兵王金甲先生，受自身学历、知识所限，虽对不均匀物体自旋与进动的深度联系不懂，但因掌握有高超电脑技术，能机械地表达不均匀物体地球的自旋与公转岁差的计算与图像，居然征服了“科学智慧火花”网站编辑组，让编辑组寻找的负责投稿、来信刊登和处理的有关研究单位和专家，跟着造势反牛顿力学的正确部分。

这能说聘请的各学科领域资深专家，科学知识面较广？又如“天地生人学术论坛”，这个中科院退休著名科学家宋正海先生等领军的自然国学“科学院”，我们与宋正海先生多次接触，他人品不错，是一个十分关心同志，与人为善的优秀老科学家。他人也十分聪明，但宋正海先生不可能到过很多地方去深入考察，和掌握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中数学知识很深的部分。这类知识局限性，使他把自然国学只看成是整体论科学。宋正海先生反对中科院的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不分青红皂白乱扣“伪科学”帽子是对的。但何祚庥院士在层子模型和两弹研制上也有贡献。他因只留学过苏联，熟悉“以苏解马”哲学。他办事以自己观点和知识水平划线处理，代表的也只是部分主流科学家的“科学院”。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是和宋正海先生相近的中科院著名科学家吴水清先生领军“科学院”。吴水清先生是中科院科普杂志原《高能物理》的主编，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业务能力，善于团结反相反量的名科和民科，人缘好。所以雷元星先生说的三个科学院有不同偏重点，他们结合的优势是，如果国家实施“科学天网工程”，才可能为国家评奖、知识产权法院、学术道德法纪检查委员会、国情分析等有关部门，提供学术观点多元的大部分中国“科学智慧火花”的各类具体人员名单，作相关的全面研究。今天之所以能出现潘建伟等量子通信墨子专家，都因党中央能突破旧的中科院举国以一派主流观点和知识水平划线的封锁，认可他们与国际公认成功成果相比较的结果，使他们能主动去解决矛盾，针对性地进行补课、实验，提高。潘建伟院士说“棱镜门”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窃听，前面两个问题能够解决，但第三个方面终端自己泄密，就不是他能解决的。既然三个科学院也类似中科院的三个终端，如果三个科学院各自的成果都无法做到国际公认，所谓“智慧火花”发表的新问题、新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自说自话，科技复兴中国只会是一句空话。

潘建伟等这批反国内旧实在论主流搞量子卫星通信的专家，能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很不容易。这可以用事实来说话：中科院著名退休科学家吴水清先生2016年8月29日主编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美国格物杂志网，发表美国著名科学家王令隽教授2016年8月25日写的《关于中国量子通信卫星上天的微信讨论》文章后，北相会员涂润生（价值承担者）先生立马跟帖说：“潘建伟和他的导师塞林格及学生陈宇翱，都是大科学骗子。中国人才想要一个世界领先（第一）了，骗来个第一，让不少人高兴一阵子”。“相信等三五年有结果的人是比较天真，因为他们还会将时间往后推，现在就有一种说法是10-15走进千家万户。另外他们还可以将实现了光子通讯说成是实现了量子通讯；光子就是一种量子嘛”。“量子纠缠来源于量子态叠加原理。量子态叠加原理根本算不上是原理，只是包含两种假设的假设”。另一位北相会员张培贵（高原猎鹰）跟帖说：“钱已经花了，就是失败了至少可以让这少数人‘纠缠纠缠’，最后当一种很好的反面教材，教育世界人”。

王令隽教授是著名层子模型领军科学家之一的戴元本院士等，培养和推荐到美国的研究员，文章还同时登有王令隽教授会见北相吴水清会长和徐实副会长的大幅照片。王令隽教授的文章说了什么，影响会这么强烈呢？他一是说党中央不懂科学，受潘建伟的欺骗。如王令隽以内行自居说：“局外人不太知道，在物理科学前沿，学术界的争论非常剧烈，通常理所当然地根据主流媒体的报道，和中央是否支持来判断是非选择立场。只有专业人士，才可能看出骗局，并且有勇气公开揭穿。可是他……配合当局急功近利的领导，蒙骗科研经费；利用宗教政治媒体宣传，猎取名利，支撑自己的科研经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只有中国拥有，外国人没有。而今皇帝的新衣，已经量子化；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却已经天文化、宇宙化”。

王令隽教授还说：“掌握了量子纠缠和隐形遁术的裁缝们，编织出来的量子纠缠新衣，可以识别一切不称职的大臣和科学家。就如检验皇帝的新衣是否成功，不要听裁缝们天花乱坠地告诉您，他如何改进了纱线的弹性模量和光学折射率，如何改进了布料的柔软度和下摆的式样设计，而要看这件衣服，是不是可以判断大臣们是否称职？能够测出诸葛亮可以委以社稷，袁世凯不可托付庙堂。还是那句话：检验皇帝新衣真伪的唯一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遮住陛下的裤裆”。

第二是说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隐指潘建伟与钱学森一样是投机的人。如王令隽教授说：“综观潘的全部工作，主要的学术思想和指导哲学，都是潘的前老板塞林格（Anton Zeilinger）的。polik 揭发潘的前老板与回教、佛教打得火热，请达赖喇嘛到实验室访问演说，参加达赖的宗教-科学对话活动之类。如此招摇，卖力公关，以致不诸形式的科学家，在史上是绝对少见的。当我看到他对达赖喇嘛写的书‘单原子中的宇宙’推崇备至时，觉得他与那个曾经证明亩产万斤粮、宣称人体科学、是高技术平方的力学专家，有同样的投机嗅觉能力”。

第三是说潘建伟出卖国防机密，为美俄效劳。如王令隽教授说：“先进的通讯技术，是最高的国防机密。奇怪得很，潘建伟院士不仅不对他的无坚不摧的能破译任何密码的量子计算机技术，和坚不可摧的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技术保密，反而动用一切可能动用的媒体大肆宣传，寻求和外国专家的合作，将研究结果，和外国人分享。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各大国互相指责对方增加军费之时，潘院士团队居然以近乎威胁的语气，敦促美国和俄国，在量子纠缠上面大量投入资金。害怕中国领先？你们是在为美国担心，还是为俄国担心？还是你们其实是在为自己，形单影只而担心？这种国防机密技术，怎么可以泄漏给敌国呢？”

第四是说潘建伟学术造假，潘建伟一定不如美国佬、俄国佬。如王令隽教授说：“潘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对其前老板某些方面的工作有所发扬光大。但是，把将光子纠缠用于量子计算说成是‘潘建伟研究组的工作’，潘起码无法向塞林格交代”。“如果量子隐形传态，真能够实现超大容量、超光速的绝对安全的通讯，难道美国佬、俄国佬都是死人，不在这方面花大力气投入大量资金研究？”。等等。

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的“量子隐形传态” 学术来自哪里？中国本土能不能超越塞林格与美国佬、俄国佬？以及是如何超越的？这是下面要说话题。众所周知，“量子隐形传态”自1935年爱因斯坦发表EPR效应质疑以来，国际上的争论十分激烈。《量子之谜──物理学遇到意识》一书说：在20世纪80年代贝尔、克劳泽和阿斯珀克特，证明在EPR问题上玻尔是对的之后，国际上的认知天平开始向承认量子隐形传态方向倾斜。但至今我国仍很争论激烈，这也许是有在文革前层子模型等，就开创批判玻尔量子力学的惯性。王令隽教授代表的，就是科学院中的这股主流。

潘建伟院士代表的是文革结束后，我国基础科学发生的转折，这不是偶然。因为国际上对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潘建伟的博士导师、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塞林格，就是受到这种变化的洗礼者之一。1989年塞林格曾与如今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物理学家格林伯格和马萨诸塞州伊斯顿石山学院的霍恩，一起合作研究三个及以上粒子量子纠缠的原理工作。这对该领域以及对塞林格本人，都是一个转折点；特别是1997年塞林格在室内，首次完成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原理性实验验证。

其实，塞林格等这一切，也只是后续。他们都缘于阿斯珀克特在上世纪80年代，对贝尔不等式定理所做的三个实验，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如自阿斯珀克特的实验之后，才有更多物理学家开始思考：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非定域特征”，不是像爱因斯坦和玻尔尔之间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哲学之争，而可以是在实验室里成为检验的热门课题。从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美国物理学家西摩尼和他的学生霍恩，是跟踪阿斯珀克特这位法国科学家，在80年代初期证实克劳泽-贝尔不等式实验的人。特别是此期间的霍恩，常到MIT克利夫•沙尔的中子实验室交流，才结识的格林伯格和塞林格。反过来，格林伯格和塞林格有才跟霍恩密切合作，三人一直保持研究“非定域特征”的友谊。由量子纠缠引发量子通信，三粒子纠缠态是关键。到1993年才有了以他们三人姓名第一字母命名的三粒子纠缠态GHZ论文。

再说格林伯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1950年格林伯格高中毕业所在的班，优秀程度令人乍舌和刮目相看。因为后来他的同班同学有7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如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格拉肖和温伯格。潘建伟与博士导师塞林格之间，也是长期保持着极具竞争性的友谊。这可以看作不走国内主流科学家们宣传“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老路的一个标注。“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体现潘建伟和博士导师塞林格，在远程量子通信隐形传态领域长达七年是竞争对手，如今又是其合作者。  

从潘建伟及其团队，上溯贝尔、克劳泽和阿斯珀克特，以及霍恩、格林伯格和塞林格，成功都是立足在工匠精神，而不是碰运气。2016年工匠精神在我国得到共识，如在2016年的两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院士说：“尽管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但都代替不了工匠精神。现在大家都在讲工匠精神，我觉得搞科研就需要工匠精神”。这种赞成，如有委员说：“如果说科研的目标是创新，那么没有工匠精神为核心指导思想，创新的结果往往经不住考验，成为无效的结果”。“除了少数基本理论外，绝大多数科学创新的来源是实际应用，因此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就是创新成果所必须的品质。如果技艺不好，别说重复好的就连差的结果也很难重复”。

量子通信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或者说“经典”的卫星通信和潘建伟的星地量子隐形传态通信有什么不同？2016年8月25日《凤凰资讯》发表记者陈伊凡的《对话潘建伟：欢迎基于科学实验的严肃质疑》一文中，潘建伟院士说的四点，我们从中可以解开谜团：星地量子隐形传态通信可以说，就是引力通信或里奇张量通信。

潘建伟院士说的四点：“量子通信的基本原理有两条：一是量子信息的传播媒介单光子不可分割，二是未知的光子状态是不可复制的”。三是通过量子卫星提高密钥分发数量，潘建伟最初搞量子纠缠实验，就想到搞星地量子通信。如上世纪90年代，量子信息在我国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发展缓慢。2001年潘建伟开始回国组建量子通信实验室，2002年就提出放弃地面上的自由空间，用卫星做量子通信；2006年就向中科院提出要做量子科学实验卫星。2008年潘建伟团队整体回到中科大，通过多次实验证明被爱因斯坦否定的量子纠缠是存在的，在太空与地面之间开展远距离量子通信是可能的。到2011年底中科院正式立项支持量子通信卫星的项目，到2016年6月将近4年半时间把卫星研制出来了。四是量子通信只管通信的过程是绝对安全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无论破译者掌握了多么先进窃听技术、多强大破译能力，只要量子力学规律成立，由量子通信建立起的秘密，就无法被破解。不过信息传递的两个终端，自己不要出问题；绝对安全要把终端也管起来。终端自己泄密，就不是潘建伟要解决的问题。如美国家安全局合约员工斯诺登跑到俄国，泄露棱镜计划的类似棱镜门事件，从纯保密意义上说，不但要防别人，也要防自己。

为什么星地量子隐形传态通信，是引力通信或里奇张量通信？这可以拿施郁、张天才、曹正军和郭光灿教授等的有关文章作比较。施郁教授的《揭秘量子密码、量子纠缠与量子隐形传态》等博文，只谈及潘建伟院士说的前两点，虽然和潘建伟说的相同，但都没有说到不可克隆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秘密。因为施郁本身就没有实际操作过，他是从书本到书本克隆别人的思想。张天才、曹正军和郭光灿教授实际只部分操作过。张天才，重庆江津人，1966年生，1988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1998年在山西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山西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量子光学和冷原子物理方面的实验与理论研究。1993年赴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从事半导体激光器量子噪声的实验研究；1999年再次赴法从事单原子俘获实验；2000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完成了对一束激光的量子隐形传送。读张天才教授的博文《量子隐形传送》，这是直接讲量子卫星“墨子号”的，举的例子，读来似乎生动有趣，但并不沾边。

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从1983年起就在进行量子通信研究，2000年开始将目标锁定在量子纠缠态光场产生及连续变量量子通信研究，先后获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领衔的是彭堃墀院士与谢常德教授夫妻俩。彭堃墀，1936年生于江苏镇江，原籍四川广元，196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2003年当选院士，1991-2000年任山大校长。1982-1984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参加研制“高输出稳频YAG激光器”。1988-198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完成用双KTP晶体，经OPO参量下转换首次证实量子相干性和连续变量的EPR佯谬。谢常德，1939年生，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同年任教于山西大学至今。其间1982-1984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1988-198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访问学者。1991年后又多次赴德、美、日、意、澳等国，进行高级访问、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郭光灿，1942年生于福建惠安渔家，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2003年当选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中科院-北京大学超快光科学和激光联合中心双聘院士。1960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5年毕业留校任物理系助教。1981-198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作访问学者。郭光灿是国家科技部973项目“量子通信和量子信息技术”的首席科学家，2015年郭光灿及李传锋教授研究组，在固态系统中首次实现对三维量子纠缠态的量子存储，保真度高达99．1%。郭光灿院士和彭堃墀院士与谢常德教授，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我国杰出科学家，他们比年青的潘建伟院士研究量子通信起步更早，但与更成功的潘建伟比，差距出在哪里？

星地量子隐形传态通信原理大解密

第一为什么说星地量子纠缠隐传态或非定域空间中的超光速，是虚数超光速？

潘建伟，1970年生，浙江省东阳人，1992年中国科技大学毕业，1995年获该校理论物理硕士学位，1996年到奥地利留学师从塞林格，1999年获博士学位。2001年被入选“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回中国科技大学，2011年当选院士，2015年任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在潘建伟前面说的第三点中，提到2008年通过多次实验，他们证明被爱因斯坦EPR否定的量子纠缠是存在的。但表明的量子纠缠隐传态或非定域空间中的超光速是虚数超光速，这是旧实在论不承认的一种实在性。

正是在虚数超光速实在性这一点上的明确，潘建伟和也赞同量子通信的施郁、郭光灿、彭堃墀与谢常德等人的含糊或反对是不同的。虚数超光速的实在性，不同于宗教、巫术、迷信，是众说纷纭的超光速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如张飞打岳飞的胡说八道、扯谎等，按真实来计算出现的实数超光速，等等；二是如真实的车速，但车走的是穿山隧道近路，却按隧道外原来漫长的盘山公路里程，计算出现的类似实数超光速，或类似意大利中微子实验看错接错仪表，测算出现实数超光速快子，等等。三是如潘建伟及导师塞林格等，证实贝尔不等式实验及虚数超光速快子。

虽然潘建伟的量子隐形传态是以实战为基础在稳打稳进，但像与潘建伟进行较量的王令隽、王国文、梅晓春、黄志洵、杨本洛、黄秀清、赵国求、张操、饶毅等，穷追猛打潘建伟的许多科学家，反对虚数或复数超光速的实在性，追随者还不少。如唐山师范学院冯用军教授说潘建伟当选院士，是中国的悲哀。王国文教授常年发文“扫谎打非：敦促潘建伟院士走出迷途”。对此王令隽说：“王国文是北京大学资深物理教授。王国文的专业论文水平很高，只是不为主流媒体接纳”。王令隽表现出“斯诺登式忧国忧民”，他说：“如果您虽处江湖之远，仍然不忘忧其国其民，就无法消遣世虑。因为这种等待是非常昂贵的，它每一分钟都在烧纳税人的钱”。

潘建伟除因技术保密，他在理论上也有没说清楚的地方外，反潘原因还有如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副主任蒋晖教授博文《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中所说：20世纪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阵营被推向极端，最终造成瓦解。文革结束前我国与苏联革命结盟，“以苏解马”哲学作为自然科学的长期指导思想，郭光灿、彭堃墀与谢常德等年纪大的一些科学家，不能接受潘建伟等年青一代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

而类似我们武汉钢院同学李友荣教授，把探索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说成是研究哲学和搞社会科学，舌头都不是自已的，也含这个因素。他们不是不想探索，而是这种教育的复杂、长期和斗争的残酷，像李友荣教授等90%以上把他们搞的应用科学和具体工程，才看作“实”的。

例如，和李友荣教授一样，是成功的应用科学家的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也是成都人，1946年生。他心中最终也还是想接近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的。如他退休写的《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量子意识》等文章，他说：“在21世纪开始以弦论为代表的物理学，为何人们难以听懂霍金的那么生动的报告，原因就是物质是实体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太执着了! 这里海水与波浪的关系，正是弦与音乐的关系。它们也正是物质世界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当我弄懂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敬畏和震撼”。

第二密码和公钥体制在物质、生命、大脑和社会的结构表现，能说明什么？

我们说星地量子隐形传态通信，是引力通信或里奇张量通信，正是基于上面第一的爱因斯坦EPR佯谬，要分清是虚数超光速快子，才是量子隐形传态。即量子隐形传态引力子，是复数或负实数开平方的虚数引力子，甚至是负虚数再开平方的能穿越四维时空以上的虚数引力子。反粒子是负实数或虚数粒子。为此要证实的实验距离，必须在光速极限的30万千米以上。制造或实现虚数引力子的原理在哪里？

一是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的广义相对论数学方程。他解读引力，用的是里奇张量。但他却用类似平面弯曲，去解读时空。弯曲是一种定域时空场，不需要虚数超光速快子。但玻尔后创立的量子力学，需要非定域时空场，两者发生了矛盾。

二是1935年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提出EPR的思想实验，第一次拉开引力通信的序幕：这可用虚数超光速快子，检验给予哲学上回击的EPR“幽灵”。

三是1989年彭罗斯出版《皇帝新衣》一书，说里奇张量是当一个物体有被绕着的物体作圆周运动时，被绕物体整体体积有同时协变向内产生类似向心力的收缩作用。彭罗斯由此第一次用里奇张量再加上韦尔张量，清楚地简化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也能清楚地说明量子退相干和量子宇宙学的一些难题。

贝尔、克劳泽和阿斯珀克特；霍恩、格林伯格和塞林格等的实验苦斗，被提醒。证明贝尔不等式需要圆周运动，是带给潘建伟的博士导师塞林格的首先感悟。1993年他联合格林伯格和霍恩，GHZ论文的三粒子纠缠态以三人名义发表。1997年量子态隐形传输实验，又是塞林格首次完成。但这不是基于环量子拓扑模型做的实验，继后所有用球量子态解释量子纠缠通信、密钥的科普，不是放烟幕，也会误导人。

例如，粒子的偏振如属一种自旋态，过窄缝，与窄缝等长直径的环圈能通过，但球体就不能通过。科普卫星飞行同时保证地面的光学天线，能紧跟卫星节奏实现信号的准确接收，解释如高空飞机上看地上储蓄罐的窄缝，从飞机上投硬币，必须保证每个硬币都能够扔到储蓄罐中。这种技术困难，如此被误导的李红雨，是中科院沈阳计算所的信息科学专家说：“目前量子技术应用到通信领域，还无法承担发送信息的职责。只能通过收发双方的一系列操作，协商出一个随机数作为对称加密的秘钥”。他的博文《再谈量子通讯的破解之道》就说：“光量子的偏振性，是二进制编码，需要提供两个不同的状态。光的线偏振，成正交的两个偏振方向正好能够提供这两个状态”。他说：戳穿潘建伟“神话”，挑战单光子的“量子隐形传态”实验，按照“量子不可克隆原理”必须在量子态未知的光量子X灭失之后，才允许B和已经灭失的X“量子态相同”，这是“死无对证”，已背离“科学”需要实证的基本要求；这个实验能够证明（或证伪）光子B，和灭失时量子态尚属“未知”的X的量子态一致吗？好比潘建伟说“张三和李四长得一样”，但他自己却根本不知道“李四长什么样”，令人不可思议；这样的实验都能上天，就大为可疑，等等。

解释似是而非，也误导人。如袁岚峰，1978年生，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4岁入中科大化学物理系，2001年获博士学位，导师为朱清时院士等。2001-2003年在美康奈尔大学作博士后，2004-2005年在美普林斯顿大学作博士后。他解读的“量子隐形传态的基本思路”是这样：“让第三个粒子C跟B组成EPR对，而C跟A离得很近，跟B离得很远。让A跟C发生相互作用，改变C的状态，于是B的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时A和C这个两粒子集合的状态有四种可能，分别对应00、01、10、11四个字符串，B的状态也相应地有四种可能。每一种可能都跟A最初的状态（即想传输的目标状态）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可以通过某些量子力学的操作变成目标状态。把这个密码通过经典的通讯手段（比如电话、光缆）告诉B那边的人，对B按照密码进行操作，就得到了A最初的状态。由此可见，量子隐形传态包括中介粒子、密码和经典信道。但经典通信不能超过光速，所以量子隐形传态不能超光速。打个比方，用颜色表示状态，A粒子最初是红色的，通过隐形传态，我们让远处的B粒子变成红色，而A粒子同时变成了绿色。但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知道A最初是什么颜色，这套方法都可以保证B变成A最初的颜色”。

当然利用袁岚峰教授这套思路，也能说清潘建伟的星地量子通信。据潘建伟院士介绍，我国星地量子通信包括4个有效载荷：量子密钥通信机、量子纠缠发射机、量子纠缠源、量子试验控制与处理机；具备两套独立的有效载荷指向机构。完成包括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星地量子纠缠分发以及地星量子隐形传态等多项科学实验任务。量子卫星成功发射后，卫星的载荷、光学系统、地面设备等工作状态良好，与新疆、河北、青海、云南、西藏等地面接收站都进行了对接。这将证明量子纠缠在宏观尺度上的正确性，并有利通用量子引力模型的提出。

好！只要联系彭罗斯的里奇张量为什么是转折点，就更清楚。这幅虚数超光速快子图像清楚彭罗斯提供的是：设绕着星球作圆周运动物体的半径为1米，它到星球表面的最近距离为30万千米，星球的半径大于30万千米。要里奇张量引力产生整个星球体积的同时理想收缩，以光速引力子传到星球表面的信息开始，就不能使星球直径另一端的表面也同时开始收缩。因此必然有产生一半对一半的实数光速引力子和虚数超光速引力子，并以实数引力子到达时为准，这不违反两个相对论。

这里把这个巨大的星球圆周运动引力传输模型，再化小变为潘建伟实验室里的星地量子态纠缠隐形传输设备，同时联想现在光纤电话使用光的颜色编码机制的通讯，就明白星地设备也许类似活人比机器人复杂，但能生育的夫妻造机器人不容，但同居生个娃娃则容易，这是既复杂又简单。把袁岚峰说的A、B、C，对应指挥发射中心和量子密钥通信机、量子纠缠发射机、量子纠缠源、量子试验控制与处理机。其中A代表“模拟星球和地面指挥发射中心”；B代表“量子卫星接收站”；C代表“绕着星球作圆周运动的物体”。再以D对应地面接收站新疆、河北、青海、云南、西藏。再联系隔空传声类似原理的两个相同频率纠缠的音叉，A和B处量子纠缠的“模拟星球”就类似音叉。音叉要锤子敲击才发声，C也类似锤子和操作敲击的动作。星球模拟A和C的圆周运动纠缠，组成量子密钥通信、量子纠缠发射、量子纠缠源、量子试验控制与处理等四机合一的类似量子通信设备，产生引力密码。

指挥发射中心A，量子卫星B，和其他地面接收站新疆、河北、青海、云南、西藏等D，可称“三地”。袁岚峰说：“粒子C跟B组成EPR对，而C跟A离得很近，跟B离得很远。让A跟C发生相互作用，改变C的状态，于是B的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里奇张量效应引力隔空传输，这里C粒子代表的是作圆周运动的物体。C的身份十分特殊，一方面C与A地被绕着的“星体A” 离得很近，它们的纠缠才产生的引力信息。另一方面C也类似量子计算机，对产生引力，还有加进密码的作用。这是“星体A”内的卡西米尔平板效应链，在发射相互作用。

A地的“星体A”与B地的“星体A”，必须有过直接联系的量子纠缠。类似音叉隔空传声是空气，A地和B地离得很远，对应空气介质原理的是点内空间复数引力子。“星体A”内卡西米尔平板效应链，被量子密钥分配调控的引力编码信息，量子隐形传输给与之量子纠缠的B地的“星体A”。这套机制，还可以在B地的“星体A”和D地与之量子纠缠的“星体A”之间重演。只不过这种扩散的“重演”，已不是“源代码”，而是可以避免“伪基站”的简装式的量子通信。所以星地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密码学，是类似“四体三地”的量子通信密码学。

量子通信不可破译原理的量子纠缠和量子态不可克隆，其实是既矛盾又相生。星地量子通信，是属于虚数超光速快子的引力密码公钥通信。只要有完全纠缠相同量子通信设备的地方，都可以在发报的同时，对方能超光速储存到信息。要说泄密，只能内部出“斯诺登”和不知别人盗走了该设备。潘建伟说的“量子信息的传播媒介单光子不可分割，和未知的光子状态是不可复制”，其实是指类似一个已经出生的人，不可能完全克隆四维打印。即使用此人的基因克隆也不能，因有时间变化。他的父母同房，也不能再生出类似的此人。但生娃娃确有非常相像的，如双胞胎、三胞胎，多胞胎，且四维打印也基本相同。但这种类似的克隆与纠缠，不可能在他们出生后在复制。这才是量子通信研制出多粒子纠缠的前提，和能保密安全的道理。

如今潘建伟团队基于光晶格中超冷原子自旋比特纠缠态的产生研究，已经能一批并行制备和测控约600对超冷原子比特纠缠对。对超晶格中左右格点及两种原子自旋等自由度的高保真度，实现量子调控。这无疑为产生更大的多粒子纠缠态并进行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铺平了道路。而中国科技大学的李传锋教授团队，除制备出八光子纠缠态外，已构建出由一系列量子逻辑门及一个后选择操作的非局域量子模拟器。李传锋，1973年，山东莱芜人。1990年考入中科大读本科与研究生，师从郭光灿院士，1999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们的模拟器，将纠缠光子对分发到两个相距25米的实验室，使纠缠光子对中的一个光子，进行宇称-时间对称演化时，能使信息以超过1.9倍的光速，从一个实验室传输到另一个实验室。这是实数吗？由于1.9倍的光速，是在地面上小于30万千米的实验，所以李传锋教授计算得出的是实数超光速，这是郭光灿院士团队的特色，和与潘建伟院士团队不同的地方。

李传锋教授团队虽然实现量子开放系统的环境控制，和光子偏振态的固态量子存储，保真度达到99.9%，但与潘建伟院士的星地量子通信可验证全虚数超光速快子和少环境突变影响发射相比，仍是阶段性的实验。潘建伟院士除在《凤凰资讯》记者陈伊凡的对话中，点名提到的北大王国文教授和上海大学数学系的密码专家曹正军教授外，潘建伟院士多年来很少回应各类的质疑。因为从彭罗斯的引力里奇张量效应出发，对涉及量子通信纠缠隐形传输态的文章和人，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一是以王令隽、王国文资深教授为代表的质疑和攻击，表明根本没有入门。

二是以李传锋、张天才年青专家为代表的实数超光速实干，值得等待欢迎。

三是以曹正军、施郁等年青专家为代表的严肃科学讨论，多发表和评审。

曹正军，1970生，江浙人，上海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导师。有网友披露上海交通大学2012年搞了一个可信任数字技术实验室，涉及量子计算机、量子密码协议和量子通信技术。曹正军是里面的参与者，负责量子方面的研究，结果中科院潘建伟比他们早了一步。他说的意思，曹正军和潘建伟是竞争对手。正是曹正军明白一点内行，他避开里奇张量引力通信的虚数超光速，不在原理上争论绝对保密，集中攻击量子通信在传统密码传递上的稳定性。如在他的《量子通讯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博文里说：敌方存在，干扰就办不了事。内行对内行，这说中了潘建伟的明白处。

潘建伟承认这种干扰说：“量子通信卫星的抗干扰能力，和经典通信无线通讯、光纤通讯是一样的”，说不上谁弱谁强。原因潘建伟说：“我把你的信息拦截了，不让你通信了，你的系统就崩溃了。他当然是可以拦截，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我们在光纤中通过经典通信传输，那我也是一样可以拦截你的。这两种拦截的成本、所需的技术和难易程度完全一样”。可见潘建伟放开王国文不讲，在专对曹正军作答。

潘建伟也在避开虚数超光速的里奇张量引力通信原理不说，他讲：“现在量子理论的科学性已经建立起来了，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量子纠缠为什么会发生，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这里潘建伟知不知道里奇张量引力通信原理不管，但他也在防出“斯诺登”。因为这种不透真原理的保密，在研制的各个单位之间也可以看出来。

例如，中科院上海分院技术物理研究所是分工做在天上拍的多光谱红外相机的，该分院副院长王建宇教授，他解释星地量子通信的具体做法是：通过量子的方法产生密钥，然后确保通信载体的安全性。今后还可把每一个量子作为信息来调制，如从空间打下一束一束光，但这个激光非常弱，每一次发射，他们是控制在0.8个光子，或者0.5个光子。因为光弱到一定的时候，是一份一份的，所以每次调制到非常小，然后下来以后有一个概率问题。最好有个设备，每次都发一个光子。但这个做不到的，要么成本非常高，他们现在就是用弱光子来做。但是这么小的光，地下怎么接得到？是发的小，但是频率很高。他们一秒钟发50兆个脉冲，整个光子数是50兆或者100兆乘以0.8，这样来提高它的亮度，然后地面就能接收。不是所有都能接收到的，可能接收到十分之一，也可能接收到百分之一，大概能够接收到成码的几十K，作为量子卫星通信的密码，也足够做到全球了。

王建宇院长也许对量子卫星通信原理还是一知半解，这种情况徐令予教授也一样。这位美国加州大学等离子体物理专家在《坚持发展量子通信技术是正道》等博文中，针对墨子卫星量子通信说：“公钥密码系统的安全问题由来已久，远在量子计算机概念出现之前。只要用谷歌搜一下，立马知道公钥密码系统并不安全。即使公钥密码今天还没有被量子计算机攻破，你能保证五年后也攻不破？提高公钥位数给使用者增添的困难远超对黑客的阻力，这才是公钥密码问题之所在。公共密钥的危机使得发展量子密钥分配技术变得非常必要。量子密钥分配技术从原理上保证密钥配送是安全可靠的，已经有商业化的量子密钥分配相关产品。量子密钥分配技术只能提供密钥的交换和配送，当通信双方取得一致的密钥后把明文加密，然后把密文再通过传统通信网络传送。量子通信信道无法承担日常大量数据传输任务，量子通信根本不是用来代替传统通信方式的，它只是用来传送对称密码系统中的密钥”。

徐令予教授真了解墨子卫星通信的量子密钥分配和自然公钥密码体制吗？

第三有何证据说明我们很早，在探索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密码学？

首先声明，以上关于里奇张量引力原理对应墨子卫星量子通信的推测，我们仅是根据有关专家及公开的资料，结合自己34年来独立研究和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得出的一种科学原理假说的推测结果，前提应是以墨子卫星量子通信，真实的运行情况和今后公开的实验结果的真实事实为准。以下我们对星地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密码学，再作一些具体说明。这源于我们把自然的物质、生命、大脑和社会结构，与密码学的公钥体制联系，作研究得出的结论。这里仅举出我们在34年中的各个开创节点时间，依轨迹发表的8篇文章和出版的3本书为证：

1）1982年6月20日四川盐亭县科协主办的《科学知识》铅印小报发表的《圈态密码和物质心脏的夸克》；

2）1982年8月20日北京出版的《潜科学杂志》第3期发表的《自然全息律》；

3）1985年湖南省科协主办的《自然信息》杂志第3期发表的《隐秩序和全息论》；

4）1986年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交叉科学》杂志第1期发表的《从夸克到生物学》；

5）1990年《上饶师专学报（自）》第3期发表的《论大脑密码学的三旋数学模型》；

6）1999年《延边大学学报（自）》第1期发表的《量子计算机与双螺旋结构的三旋联系》；

7）2008年《河池学院学报》增刊第1期发表的《形式本体论复杂性初探》；

8）2012年《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的《对物理学的新认识》。

9）1990年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气功思维学》专著；

10）2002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三旋理论初探》专著；

11）2002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专著。

利用前面袁岚峰教授采用A、B、C和D的代码对象，说明的“四体三地”星地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密码学，可以看成类似智能手机，与量子密钥通信机、量子纠缠发射机、量子纠缠源、量子试验控制与处理机等“四合一机”的量子通信设备捆绑，使量子通信和光纤电话一样的方便，所以它对今后科技、经济、军事、社会的促进，有巨大的发展变革空间。当前的公开解释量子通信，是指利用量子比特作为信息载体来传输信息的通信技术。量子通信的内涵很广泛，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配等都属于量子通信。量子隐形传态是一种以量子叠加态编码的传递量子信息的技术，它首先要在信息传递的“本地”和“远方”两地间，建立量子纠缠，将要传递的“目标量子信息”与量子纠缠的本地方进行测量，远方的纠缠量子状态随即改变，即可将远方的量子态，重构成为“目标量子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携带“目标量子信息”的物理载体却留在原处，不必被传送。

密码学最基本的概论是“明文”与“密文”。密文是基于密码的“代替”和“换位”进行的。引力子和光子是物质世界的宝贝，也是物质发展的顶峰。物质的基本粒子、生物的基因结构、社会的语言文字，类似三大类型的密文密码，在这三大类型的各自领域，都实行的是公钥体制。所谓公钥体制，是讲该体制的加密算法和加密密钥均可以公布于众，供加密者选择使用。而解密密钥由用户A自行秘密保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三大类型各自领域属于的“明文”，是用“代替”和“换位”加密来区分。如人类社会除基因、地缘和信仰不同外，是以语言文字的不同，划分的民族、国家。“解密”是要懂得他们的语言文字，才能知道这种语言文字的公钥加密与自然“明文”的对应。由此来解密“大脑密码学”，大脑类似生命世界与物质世界交流，进化出的第一部加密与解密合一、电脑与量脑合一的“智能手机”。

这里的公共信道就是光子，通过光线对万事万物的反射和折射，这类似自然宇宙执行“握手原则”安装的第一道“科学天眼工程”。这部“大脑智能手机”与体内外的加密与解密沟通，首先由具有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的视网膜，光线进入眼睛在这里，进行量子起伏的各种加密和解密的“代替”和“换位”。这种机制适用于树叶、皮肤、耳膜等生物的第一道感知器官。而基本粒子是在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胚胎”中诞生的，量子纠缠性就天然具有。这类似自然宇宙可执行“握手原则”，通过引力子的虚数超光速量子态隐形传输，安装的第二道“科学天眼工程”。但引力子只是作为公共信道，没有加密与解密功能。量子真空的起伏才对具有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的各种粒子结构，起有间接作用的加密与解密及量子密钥分发的调控。

墨子卫星如果真的实行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那么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与新疆、河北、青海、云南、西藏等地面站对接，成功建立起的星地链路属于经典通道光速的量子叠加态编码隐形传递的、高速量子密钥分发的实验部分，即使今后有量子计算机能解密，也不是通信的内容，而仅是接收方的代码。最核心、最保密的实验部分，是作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的圆周运动的C与A地或B地被绕着的“星体A”。这里引力效应够不够？如何录入目的信息M？

因为当B地向A地用密码的形式发送信息M时，B首先要从相当于电话簿中找到A 的公开代码算法和公开加密密钥EA。但加密信息M的，是C的圆周运动要类似量子计算机式的量子叠加态编码密钥分发；或C与“星体A” 也可以是双星互绕类似的圆周运动的量子密钥分发。即C1=EA（M），这里引力公共信道上的里奇张量效应，由B发给A的传送，B知道要发的内容，但不知道C与“星体A”的量子纠缠态。这里是虚数超光速量子隐形态传输，当A地“星体A”接收到B地“星体A”所发来的密文信息C1后，也不知道B地在传送信息。因此不存在窃听和解密问题，而且这个信息可一直保留在A地的“星体A”，只有当B地经典通道光速传递的量子密钥分发的信息到后，A地用所秘密保存的解密密钥DA解密，DA（C1）= DA[EA（M）]=M，才恢复出明文信息M。当然B也可用自己保管的秘密密钥DB作变换，C2=DB（M）。当A地第二次接到信息C2后，仍重复前面说的程序用B的公开密钥EB作逆变换，EB（C2）= EB[DB（M）]=M，恢复原来信息M。

这种“四体三地”合一的“量子引力信息智能手机”，当然只有在墨子卫星实验成功后，才是可以兴起的“工业革命”。关于“量子引力信息智能手机”的引力效应信息弱，实际不存在。原因是A地、B地、D地的“星体A”是属于量子纠缠，理论上只要做到能实现有7个量子纠缠的粒子，其中的6个用来作一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的“星体A”，另1个用来作C的圆周运动就够了。至于录入目的信息M，的这种机制，跟今天的电话、电视、电脑及其三网联合等语音和图像数字信息分发，通过媒介声能与电能相互转换类似，是影响C的圆周运动传输量子叠加态编码。如C的自旋轴向“上”还是变向“下”，或C的公转是向“左”还是变向“右”。

这也类似光纤电话的“颜色调制”原理：调制器采用一个棱镜把普通白光分成七种颜色，投向枢轴上固定的反射镜；而枢轴的转动角度是受打出的电话信号编码控制的，因此连着枢轴反射镜反射的颜色变化，是同打出的电话信息一致的。不同颜色的光经过一个透镜聚焦进入光纤中，接收机将这些颜色的组合经过解码机解码，复现出话的声音，让接电话人收听。量子密钥分配技术的基础是物理而不是数学，面对信息安全危机，“量子引力信息智能手机”会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这也许1997年当潘建伟是塞林格教授的博士生，他们在《自然》上发表《实验量子隐形传态》，后被入选包括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等“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的阵容时，也没有想到的。

一是密码世界波诡云谲、莫测高深，利用量子比特作为信息载体传输技术平台的星地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如果是成功的，就说明量子计算机可以不分离，同时和“量子引力信息智能手机”可结合使用。有人扬言发现公钥算法安全隐患的山东大学的王小云教授，已经接近完工用以破译的专用量子计算机。所谓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是指球量子能够破译数字计算机无法破译的密码。因为经典电子计算机中，每个比特都只有0和1这两种状态。但在面旋和体旋结合的球量子自旋的量子计算中，每个比特可以处在0和1迭加状态上的操纵量子数目，这有以指数增长超强并行运算的能力。但不知王小云教授知道环量子三旋量子计算否？因为一个环量子自旋有62种自旋状态可供选择，量子密钥分配远超球量子计算机的数字能力。

二是2016年墨子卫星量子通信是我国继暗物质粒子探测“悟空”卫星上天后，建立的又一个研究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的重要平台。如果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证明成功是事实，那么反哺也能解答量子杨-米尔斯场“质量间隙”的千禧问题。因为这个千禧问题在实验中不但能观察到，并可由计算机模拟验证。只要再从理论上把三旋类圈体及其转座子模型，引进杨振宁和密尔斯的规范场，可以不通过经典理论的中间阶段就能直接表述一个多相位的量子规范理论。因为环量子通过三旋编码能建立一套夸克立方周期表，如以“量子避错编码”对应全部显物质基本粒子，其余冗余码可使暗物质有严谨的数学理论。再从数学四色猜想定理，加以理解证明夸克色禁闭联系着暗物质，也解释了为何弱核力和强核力拥有有限范围？为何核力的载体拥有质量？也可计算多出的引力。

三是如果星地里奇张量量子引力通信是成功的，那么量子信息第二次革命反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通过深入学习、研究的全人类1%的人，能创新未来就是一个事实存在。但因各种因素，全人类90%以上的人只愿为现成社会基础事情做贡献，而自动疏远、抵制，也是存在事实。

四是“量子引力信息智能手机”不难联系核战争、核讹诈、核武器等对全球带来毁灭后果的重杀伤性武器，用作核武器开关的“锁死开关”。给这类武器“上锁”，类似执行“握手原则”安装的第二道“科学天眼工程”。在有新型的大国关系，和有联合国强有力的安理会执法机构配合下，“锁死开关”可以确保核武器一直处于控制之下，无需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为这可以不加限制地在全球转让这类“上锁”的武器，而“锁死开关”是与武器的核心芯片或弹药组装在一起的，要去除“锁死开关”，等于作废整个东西。因此潘建伟院士说：“我们也乐于与美国和欧洲一起开展相关合作研究”。这不是要泄密或当“斯诺登”，这含有“对方承认”的科学原则。况且“核武器开关”，只有“联合国”共管，才能起作用。中国科技大学陆朝阳教授说：“量子技术将是一场竞赛”。面对这种事实，潘建伟院士说：量子计算欧洲最强，美国次之。量子通信中国领先，欧洲次之。量子精密测量欧洲老大，其次是美国，中国弱一些。所以在墨子卫星加密完后，通过公共途径，我国要请全世界的科学家来破解。我国对其他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为该商品今后建立市场打算。

五是潘建伟院士说：星地量子通信目标，是让覆盖的量子通信网络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这光靠一颗卫星不行，需要一个星座。如果“量子引力信息智能手机”能得到普及，把每个人看成类似一个国家，那么这类似一个“合众国”。实际这是一场“新工业革命”，也是一些新的“世界垄断”。“合众国”，既是有高度的“自由民主”，也需有高度共识公约的“检视管控”。通过对“量子引力信息智能手机”如实名制登记，加手指纹或眼底纹配合，手机使用转手，都会有信息回馈机站。

总之，“合众国”是利用量子密钥分配的单个光量子不可分割和量子不可克隆原理这些奇特的量子世界性质，生产类似孪生兄弟的量子纠缠芯片。除类似DNA可判断是不是同卵胞胎一样外，还有超光速非局域世界因宇称-时间对称性存在可区分性，保证技术安全完全可行。采用全球“科学天眼工程”，安装“握手原则”类似核武器的“锁死开关”，对类似“伪基站”、山寨产品”等，都可以给予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