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早期佛教考

八神 · 发表于: 2016-9-13 16:57:01

源自：《理论月刊》2016.08

　　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印度佛教传入汉地，首先便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长安和洛阳等地形成几大佛教文化中心。与之相比，巴蜀早期佛教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极小的，故有学者认为：“川蜀地区接触佛教的时间较中原为晚，各种史籍均不见东汉时期川蜀地区的佛教资料，基本可以作出东汉时期川蜀没有佛教事业的结论。”［1］我们若从传世文献流传的情况来看，一般也可作出东汉时期巴蜀地区似无佛教流布的结论。①但是，随着近年来大量汉代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我们在巴蜀地区却也发现了不少东汉至蜀汉时期的佛教遗物，譬如四川乐山麻濠、柿子湾崖墓佛像，彭山汉墓摇钱树座佛像等，②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东汉时期的巴蜀地区已有佛教的印迹。
　　值得关注的是，大约在蜀汉或稍后一段时期，巴蜀地区的佛教似乎又趋于短暂停滞状态，③这时在巴蜀地区鲜见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同时，我们在历史文献中也检索到关于蜀汉佛教不兴的零星记载，据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载：“蜀中二主（指刘备、刘禅），四十三年，于时军国谋猷，佛教无闻信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三国时期的蜀地，未曾听说过有信仰或毁坏佛教的事情。那么有史记载巴蜀早期佛教的再度发展，可能要到东晋时期了。
　　关于巴蜀早期佛教发展最有价值的文献史料，是南朝梁代释慧皎所著的《高僧传》，该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到梁天监十八年（519年）全国高僧的活动情况。在巴蜀早期佛教史料匮乏的情况下，我们检索发现，《高僧传》中记载了不少与巴蜀地区有关的高僧，他们或从外地不畏险阻入蜀弘法，或钦慕域外高僧大德们的学识而出蜀求法，很大程度上是这些高僧在巴蜀的活动推动着巴蜀早期佛教的向前发展。
　　1 早期入蜀弘法的高僧
　　据我们统计，《高僧传》中与巴蜀地区有关的高僧共 43 人。其中，正传完整记载的有 28 人，略微提及的有 15 人。从高僧籍贯来看（表 1），外地入蜀的高僧多来自北方丝路沿线上的佛教中心凉州、敦煌、陇西等地，所占比例约 32%。①除此，从西域前往巴蜀弘法的高僧约占 21.4%，②且这些外来高僧也多借道河西等地前往蜀地，譬如宾僧人昙摩密多，“周历诸国，遂适龟兹……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事，更茸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传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2］可见，作为南北文化沟通的重要交通要道的巴蜀大地，在其佛教发展的初期，河西走廊上的佛教对其影响是相当大的。相较而言，巴蜀本地籍贯的高僧仅有 7 人③，约占整个《高僧传》中所载高僧（正传 257 人，附 244 人）人数的 2.7%，所占比例很小，足见巴蜀佛教发展的初期，不管是高僧数量、佛教义学、民众信仰范围等方面，均远落后于长安、洛阳、荆州、建邺等佛教文化的中心地区。
　　查阅相关佛教史籍，西晋以前鲜有僧人出入巴蜀地区的记录，那么有史记载第一位前往巴蜀弘法的高僧是谁？温玉成结合《高僧传》卷十《晋长安涉公》和元代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六两项文献资料，认为四川第一位僧人是前秦时代的涉公，涉公为西域僧人，先入蜀修炼，后游化至长安，在蜀时间在 376年前。［3］但我们对此提出两点疑问。首先，《高僧传》卷十《涉公传》中并未提及他与巴蜀地区的任何关系，只是称他“西域人也。以苻坚建元十二年（376年）至长安”。［4］
　　其次，《佛祖历代通载》为元代僧人念常于至正元年（1341年）编撰而成，此时距东晋近一千年之久，近代著名史家陈垣曾指出该书多处讹误。如此来看，温玉成的上述推断值得进一步推敲商榷。
　　通过反复查阅《高僧传》等史籍，我们认为，最先入蜀的高僧是释法和与单道开，时间大致在东晋初期。《高僧传》卷五《释法和传》：“释法和，荥阳人也。少与安公（道安）同学，以恭让知名。善能标明论总，解悟疑滞。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闻襄阳陷没，自蜀入关，住阳平寺。”［5］石氏之乱大致发生在330 至 350年间，那么释法和必在 350年前就“率徒入蜀”。法和与道安的关系颇为密切，故他的到来在当时曾引起不小轰动，蜀地的士人，追慕其佛学、道德的人颇多。襄阳陷没后，法和又离开巴蜀去了长安。另外，《高僧传》卷九《单道开传》载：“单道开，姓孟，敦煌人。少怀栖隐，诵经四十余万言……以石虎建武十二年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为沙弥，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开。”［6］单道开具有一日行几百里的神异，于建武十二年（346年）从西平（今青海西宁），经由河南道，仅用一天时间就到了南安（今四川乐山），并且在四川剃度了一个童子为沙弥。可以说，东晋初期是巴蜀佛教“正式起步”的时期。相对于东汉三国时期佛教在巴蜀的滥觞来说，我们这里所指“正式起步”的含义主要有两点：其一，这一时期的佛教基本上早已摆脱汉代依附于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的情况，佛教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地位；其二，此时佛教在蜀地不仅得到了官方支持，且还有不小的群众基础。此外，自释法和、单道开入蜀后，东晋时期还有不少高僧曾先后入蜀。入蜀时间较为明确的如慧远之弟释惠持（337-412年），“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在传化，兼欲观瞻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399年）辞远入蜀。”［7］惠持入蜀后就没再离去，在蜀弘法达 13年之久，为巴蜀早期佛教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稍后一段时期入蜀的高僧还有释昙翼、僧伽难陀、慧岩、僧恭、释贤护、释法绪、昙弘①等。值得一提的是，东晋时期入蜀的高僧多为道安的弟子或同学。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自不必说②，那么道安徒众的陆续入蜀，必定带来了当时国内发达的佛学事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蜀早期佛教的发展，使得巴蜀佛教逐渐与发达地区靠齐。
　　2 早期高僧出入蜀地的传播路线
　　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少高僧大德往往不局限于固定在长安、洛阳、河西、荆州、建邺等佛教文化发达的地区讲经说法，他们之中有的为使佛教有更为广阔的传播范围，有的钦慕外地德高望重的高僧，抑或有的应某地统治者的盛情邀请，有的恐又常感到汉地佛教义学的匮乏，多前往各地传法、学习、取经、论辩、寻师等。这些云游四方的高僧不仅壮大了当地佛教势力，巩固了民众基础，很大程度上，还促进了中国与印度、南方与北方佛教的交流与融合。大致来说，他们四处传播佛法所行经的路线，亦是当时官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民间商贾流动的主流通道。
　　东晋至梁初，外地高僧进入巴蜀，抑或在巴蜀作短暂停留后走出巴蜀，其所经过的传法路线，可从《高僧传》中找到蛛丝马迹。我们推测当时佛教传入巴蜀地区的路线主要有三条。
　　一为河南道③出入蜀地。在南北朝多年长期分裂，战事连连不断的激烈紧张形势下，南朝政权若想与河西、西域等地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沟通往来，入长安经河西走廊主道这条道路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些道路均为北魏拓跋氏所据。那么当时吐谷浑境内的河南道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条道路大致从四川茂汶、松潘，经青海再到河西敦煌等地。因此，在南北分裂紧张态势的逼迫下，此道定是南朝官方与外界沟通的首选，大量高僧选择此道出入巴蜀也在情理之中了。据《高僧传》卷九《单道开传》：“单道开，姓孟，敦煌人……以石虎建武十二年（346年）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为沙弥……”［8］西平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南安治所在今四川乐山，单道开“一日行七百里”的神异虽不可信，但他从青海至乐山所取的应该为河南道无疑。又如，《高僧传》卷十一《释慧览传》：“释慧览，姓成，酒泉人……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9］据此可得慧览当时游学的大致路线：酒泉→西域→河南→四川，当慧览“路由河南”时，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对其颇为敬重，并为他在蜀立寺，很明显慧览由河南道入蜀。再如，《高僧传》卷十三《释法献传》：“释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以宋元徽三年（475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领，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10］可知法献当时走出巴蜀，是经过河南道而到达西域地区的。除此，那些在凉州、敦煌等地颇有成就的高僧，如昙摩蜜多（356-442年）、释贤护、释智猛（？-453年）、释法成、释道法（？-474年）等，他们入蜀虽未直言“河南”或“青海”地名，仅就当时政治形势而揣测，我们认为他们也极有可能行经河南道而至巴蜀地区，因此河南道在巴蜀早期佛教传播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为从陕西南下经川北地区入蜀。古代巴蜀与外地的交流沟通是通过一条条由先民发掘、探索出的蜀道所实现的，一般来说，蜀道指由京城长安出发，翻越秦岭、汉中，南达益州（今成都）的道路，如褒斜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陈仓道等。在这些古道中与巴蜀早期佛教发展关联最大的，即是金牛道与米仓道。例如，蓝勇考证过金牛道主线，大致即从汉中经勉县西南烈金坝，入宁强东北的五丁峡，出五丁峡经今七盘关、龙门阁和明月峡的古栈道进入古葭萌（广元昭化），再经剑门、柳池驿、武连驿、梓潼送险亭、五妇岭、石牛辅入成都［11］。如《高僧传》卷八《释法瑗传》：“释法瑗，姓辛，陇西人……于是辞开游学，经涉燕、赵，去来邺、洛……元嘉十五年（438年）还梁州，因进成都，后东适建业……”［12］可知法瑗于公元 438年到了陕西汉中，稍后从汉中到了成都，不久后又出蜀至南京。又《高僧传》卷七《释道汪传》：“释道汪（？-465年），姓潘，长乐人……尝行梁州，道汪为羌贼所围，垂失衣钵……后闻河间玄高法师，禅慧深广，欲往从之。中路值吐谷浑之难，遂不果行，于是旋于成都……”［13］道汪在梁州时，听闻玄高深重禅法，想去拜师学禅，却遇北魏攻打吐谷浑，受战乱影响，使他不得不选择从川北南下巴蜀。
　　三为沿长江流域进出巴蜀地区。长江中下游的荆州、建康等地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即已成为南方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而且现今出土的大量四川南朝造像，其丰富的题材与先进样式亦是南朝建康佛教艺术，譬如栖霞山石窟艺术的主流风格，足见成都与建康的密切联系。例如，《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释慧持者，慧远之弟也……及安在襄阳遣远东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后适庐山，皆随远共止……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在传化，兼欲观瞻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399年）辞远入蜀……”［14］明显可见惠持应由荆州入蜀。又如，《高僧传》卷十《释惠安传》：“释惠安，未详何许人。少经被虏，属荆州人为奴，执役勤紧，主甚爱之。年十八，听出家，止江陵琵琶寺……于是辞去，便附商人入湘、川……”［15］足见惠安在当时随着商贾的流动从荆州至湖南而入川。再如，《高僧传》卷十一《释法琳传》：“释法琳，姓乐，晋原临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俄而隐公至蜀，琳乃克己握锥，以日兼夜……及隐还陕西，复随从数载……后还蜀，止灵建寺。”［16］文中所指的“陕西”并非北方地区的“陕西”，在当时而是指的荆州地区①。不难看出，法琳随僧隐去荆州后，又返回蜀地继续弘扬佛法。除此，还有释昙翼、昙摩蜜多、畺良耶舍、释慧览、释法期、释僧隐、释法瑗等高僧在蜀地短暂停留后，均前往江南建康等地继续弘传佛法。
　　关于佛教与佛教艺术的入川路线，姚崇新指出：“南北朝时期，长江水道和河南道是佛教及佛教艺术入川的重要通道，它们传入蜀地的是南朝和西域（尤其前者）的佛教与佛教艺术。”［17］通过以上笔者对早期佛教入蜀路线的梳理可知，我们对佛教入蜀路线的分析与姚崇新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我们在本文的探讨并未涉及到佛教艺术的传播，若仅就《高僧传》中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我们或可认为：东晋至梁初，除河南道和长江水道外，佛教还可能从陕西南下经川北地区入蜀，它们传入蜀地的主要是河西、南朝建康和长安地区的佛教。
　　3 巴蜀地区高僧所弘传的佛教义学
　　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并不是佛经翻译、佛典编撰的重地，因此早期佛学的养料基本上由外地输送而来。《高僧传》中所载来往于巴蜀地区的高僧所弘扬的佛教义学主要是禅学和律学。
　　一般地说，受东晋南方玄学之风的影响，南北佛教发展是有差异的，“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18］但是，侧重于修行实践的北方禅学却在巴蜀地区颇为流行。据我们初步统计，《高僧传》中明确记载与禅学有关的高僧有释贤护、释法绪、释僧生、昙摩蜜多、畺良耶舍、释法成、释慧览、释法期、释道果、释道法、释普恒、释僧隐等十多人；此外，与道安为同学的释法和，以及拜道安为师的释昙翼、释惠持，师事玄高的释玄畅等，也应精于禅学，因为道安、玄高即已禅学著称于世。②例如，从凉州至广汉的释贤护，就“常习禅定为业”。［19］来自西域的高僧释法绪，“德行清谨，蔬食修禅”，辗转流离到了蜀地，“常处石室中，且禅且诵”。被僧尼尊称为“大禅师”的宾高僧昙摩蜜多“博贯群经，特深禅法”，就“常以禅道教授”学众。［21］“以禅门为业”的西域高僧畺良耶舍于公元 432年入蜀①，“处处弘道，禅学成群”，使得巴蜀学禅的人数大为增加。［22］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宋之初，有史记载蜀地第一位出家的比丘尼昙晖，就曾向畺良耶舍学习禅法。据《比丘尼传》卷四《昙晖尼传》载：“元嘉九年（432年）有外国禅师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禅关。晖年十一，启母求请禅师，欲咨禅法，母从之。”以“习禅为务”的凉州高僧释法成，曾在广汉“复弘禅法”。［23］在青年时就与玄高以禅学著名于世的释慧览，还曾去宾师从达摩比丘学习禅法，当他游学蜀地时，“蜀间禅学，莫不师焉。”由此可见，慧览带来蜀地的一定是具有较高水准的禅学理论，这无不对蜀地禅学整体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较大贡献。蜀龙花寺的释道果“亦以禅业显焉。［24］成都安乐寺的释普恒“习靖禅业，善入出住”，［25］如此等等。我们发现，上述高僧多来自于中原北方等地，可见巴蜀禅学的流行与北方有较大关系，正如汤用彤所说：“南方禅法衰替，即间有流行，亦多为北方之支流。”［26］此外，在蜀僧人修禅还需选择远离闹市喧嚣、环境幽静、依山傍水的地方。巴山蜀水独特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恰是禅定的理想去处。当初道安四处分散徒众时，就曾说“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27］这也是巴蜀地区禅学兴盛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但巴蜀佛教仅仅有禅学的发展还远远不够，僧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都必须遵守相关的清规戒律，正如释慧皎所说：“入道即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仪为先。”［28］所以说这时还有不少的高僧善于律行，推动着巴蜀早期佛教戒律的发展与完善。东晋末年的释惠持就极为重视巴蜀佛教戒律的发展，在他临终时，曾告弟子“务勖律仪”，“戒如平地，众善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谨哉”。［29］其大意是说人们的诸种善行都是由遵守戒律而产生的，在日常生活的任何时刻都必须谨遵戒律，惠持应是巴蜀地区倡导律学发展的第一人。师事道安的释昙翼在青年时就“以律行见称，学通三藏”。［30］畺良耶舍也“博涉律部”。［31］释贤护“善于律行，纤毫无犯”，［32］可见他为蜀地僧人树立了遵守戒律的良好榜样。发誓去印度求学的释智猛，曾在华氏国阿育王旧都得到梵文本《僧祗律》一部，回国后译出，他人生的最后十四年（437-453年）都在成都渡过，那么《僧祗律》就很有可能由他带到巴蜀。［33］释僧隐“常游心律苑，妙通《十诵》”，“深解律要”，他的到来进一步丰富了巴蜀地区的律学经典。［34］影响较大的还有巴蜀本土高僧释法琳，他“专好戒品，研心《十诵》”，常常遗憾蜀中没有好的老师，后潜心随僧隐学法，终于“诸部毗尼，洞尽心曲”，使得“益部僧尼，无不宗奉”于他。［35］此外，释道房“少善律行”，［36］释智称“专精律部，大明《十诵》”。［37］一些大乘经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涅?》的翻译、研习、诵读，在巴蜀地区亦掀起了一股不小的信仰热潮，且这些大乘经典也成为蜀地寺院壁画、雕塑的文本来源。比如东晋时期的释法绪就经常独自在石室中“诵《法华》、《维摩》、《金光明》”，［38］成都郫县的释僧生也常在山中“诵《法华》”，［39］以上信息表明，最迟在东晋时期，《法华经》与《维摩诘经》就流行于巴蜀地区，直至宋齐时期，这两部佛经还是僧人必诵的经典。释僧隐“诵《法华》、《维摩》”，［40］释僧候则每两日念“诵《法华》、《维摩》、《金光明》”，一直持续了六十多年。［41］对巴蜀佛教作出较大贡献的释道汪“雅善《涅?》”，表明至少在南朝宋时，巴蜀地区已有《涅?经》的流布。［42］由于《华严》篇幅很大，旨意广博，一直以来没有人加以宣讲解释，但释玄畅“及思幽寻，提章比句”，因此该经“传讲迄今，畅其始也”，玄畅对于《华严经》在中国开始传译所作的努力不可谓不大，他的到来也让蜀地僧人开始接触该部大经。与此同时，他还擅长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可能还开创了巴蜀地区三论之学研习的风气。［43］巴蜀地区的阿弥陀净土信仰，至少在南朝宋时就应有不少信奉者，西域高僧畺良耶舍曾在建邺译出《无量寿观》，使其“流通宋国”，当他西游入蜀时也必定弘扬其法。［44］对弥陀净土大力推崇的还数邛崃高僧释法琳，他经常“诵《无量寿》及《观音经》”，并且十分向往死后能往生西方净土。［45］此外，释道法在入定时曾“见弥勒放斋中光，照三途果报”，［46］推测道法有可能在［20］成都传播有弥勒净土信仰。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善于转读的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高僧释昙凭，他在年轻时前往洛阳白马寺学习转读，后还蜀，住在龙渊寺，使得“巴汉学者，皆崇其声范。每梵音一吐，辄象马悲鸣，行途住足。”总之，东晋至梁初，南朝、北朝较为流行的佛典都不同程度地在巴蜀地区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但南北两地在义学的研讨上亦有侧重，方立天认为，南北朝时期，南朝特有学派是三论师和十诵律师，北朝是地论师、四论师、四分律师、楞伽师。［47］就以上的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巴蜀早期佛教的禅学可能先受中原北方地区的影响，但稍后南方的影响似乎又占据了较大主动。
　　4 早期巴蜀地区高僧与统治者的交流互动
　　南北朝初期，佛教在巴蜀能有较为迅速的发展，若单靠高僧对传播佛法的满腔热血，恐还不能形成“处处弘道，禅学成群”、“大弘佛法，并络四方，慕德成侣”的浓烈佛教氛围，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官员、贵族的支持与推动。也即是说，佛教依附于王权才更利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东晋高僧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48］北魏高僧法果也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49］因此，往来于巴蜀大地的高僧大都与政府官员保持着较为紧密的交流与联系，甚至有的高僧在政治上还发挥了颇为重要的领导作用。
　　东晋时期，释昙翼“经游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为设中食，躬自瞻奉。”［50］这位学通三藏的高僧云游蜀地，得到了益州刺史毛璩的亲自礼接，并设食供奉。此外，释慧持于“晋隆安三年（399年）辞远（慧远）入蜀时”，毛璩对他很是推崇，先于惠持到达蜀地的慧岩、僧恭也得到过毛璩的敬重优待，［51］足见刺史毛璩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奉者，他的支持必使佛教在蜀地上层社会中逐渐传播开来。巴蜀第一位本土僧人释僧生在郫县时，名声远播到成都等地，因此宋丰等人，请他做成都三贤寺的主持。［52］南朝宋时影响较大的高僧释道汪，早在成都时名声即已“誉洽朝野”，征士费文渊师从于他，并专门为其在城西北建立祗洹寺。后来，梁州刺史申坦想迎请道汪至陕西汉中，费文渊极力挽留，并上书刺史张悦：“阖境之论，佥曰非宜。鄙州边荒，僧尼出万，禅戒所资，一焉是赖，岂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巴蜀民众对道汪的深厚感情和依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后刘思考出任益州刺史，“大设法祀，请汪讲说”，在大明年间（454-464年）还请道汪在江崖边建寺，开凿佛像。若该记载属实，那么道汪所雕佛像的地方应是巴蜀地区最早的一处石窟造像点，惜不可考。再后王景茂“请（道汪）居武担寺为僧主”，僧俗莫不皈依与他。景和元年（465年），萧惠开西来镇守成都，“承汪高誉，思共讲道”，不料中途听说道汪去世的消息，甚为惋惜。当时长乐寺的释道?“学兼内外，尤善谈吐，吴国张裕请为戒师云。”［53］邵硕游学四川时，曾参与成都举行的“行像”仪式，当时的刺史萧惠开及刘孟明等，对其非常敬仰而师事于他。［54］宋元嘉年间，东海王怀素出守巴西郡（今四川阆中）时，听说释法成的名声很大，就派遣使者迎请法成至涪城（今四川三台），并听他讲解戒律。［55］释道法弘法成都，“王休之、费铿之，请为兴乐、香积二寺主。”［56］释普恒于宋升明三年（479年）在安乐寺去世后，益州将领王玄载缅怀于他，乃为之作赞。［57］释僧庆于大明三年（459年）二月八日面对自己所造的维摩诘像，焚身供养，“刺史张悦躬出临视，道俗侨旧，观者倾邑”。远在天水的太守裴方明还把他的骨灰收集起来，并造塔供奉。［58］释玄畅于宋朝末年到成都，“时傅琰西镇成都，钦畅风轨，待以师敬”。玄畅曾给齐太祖萧道成作有《山赞》，借以预示南齐的建立顺应天意。［59］
　　5 结语
　　综上论述，巴蜀地区传入佛教的时间很早，至少在二世纪初佛教就已传入该地区，但一直到东晋初期，佛教才逐渐摆脱当地民间宗教的影响而获得独立。东晋至梁初，不断有高僧从河西等地先后入蜀，带来了发达地区的佛教文化事业。高僧们出入蜀地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一为河南道出入蜀地；二为从陕西南下经川北地区出入蜀地；三为沿长江流域出入蜀地。在佛教义学方面，巴蜀早期佛教与北方保持高度一致，流行禅学经典及其相关理论。同时，早期入蜀的高僧大都擅长律学，推动着巴蜀地区佛教戒律的发展和完备。此外，不少大乘经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涅?》、《无量寿经》等也在巴蜀地区逐渐流行起来。往来于蜀地的高僧时常与巴蜀地区的官员保持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高僧可借统治者的势力更好地宣传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统治者们往往还利用佛教麻痹人民的意志，从而把人们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引向对虚无缥缈的净土世界的狂热追求。
　　总之，巴蜀早期佛教的不断发展，主要得力于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高僧，这些高僧的无私奉献为隋唐巴蜀佛教文化中心的形成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可以说，《高僧传》是一把打开巴蜀早期佛教世界大门的钥匙。
§　参考文献
　　［1］王永曾.隋以前的川蜀佛教［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15
　　［2］［4］［5］［6］［7］［8］［9］［10］［12］［13］［14］［15］［16］［19］［20］［21］［22］［23］［24］［25］［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8］［50］［51］［52］［53］［54］［55］［56］［57］［58］［59］〔梁〕惠皎.高僧传.高僧传合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2-23,69,34,66,40-41,66,78,90,56,50-51,40-41,72,80,76,76,22-23,23,78,78,78,31-33,82,40-41,35,23,76,23,80,80,80,81,76,85,80,86-87,50,56,23,80,78,32,35,41,85,51,72,78,78,78,84,56-57
　　［3］温玉成.蜀汉至隋代的四川佛教［J］.重庆师院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10
　　［11］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9
　　［17］姚崇新.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11.5-6
　　［18］［2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8,424
　　［47］方立天.方立天文集 1·魏晋南北朝佛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50
　　［49］〔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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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巴蜀早期佛教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