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永昌大元帅印”的身世之谜

染姐 · 发表于: 2016-10-20 08:24:00

　　2016年10月，四川彭山江口沉银盗卖大案被破获，涉案资金高达3亿元人民币，追缴回文物1000多件。其中有100多件属于国家珍贵文物。彭山江口沉银盗宝大案，被列为2016年全国文物第一案。
　　沉银盗卖大案的破获，引发了张献忠江口沉银遗迹的挖掘工作开始。这一长达370年的历史秘密，终于水落石出。报道发出震惊世人，震撼世界。堪称：“世界第三大宝藏”。
　　在四川警方追回的上千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尤为引人注目。颇受关注的不是那金灿灿、沉甸甸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而是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历史背景和来历。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成为张献忠江口沉银发掘研究及文物研究中的核心文物。突出的问题是对“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的年号和大元帅的称号产生了许多质疑。有专家学者认为，此物不见得为张献忠所有。
　　也有专家学者认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专门给自己量身定做的金印。也有的认为，是李自成在北京建立大顺国后，为了拉拢张献忠而给他定制的大元帅之印。还有的认为，有可能是过往船只沉船遗失江中的。总之，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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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回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印面为九叠篆文

镜花水月 · 发表于: 2018-7-29 10:37:00

源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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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昌大元帅印”，摄于“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图/范立）

[写在前面]
　　2013年，江口沉银遗址发生重大的盗挖案件，部分文物流失；2016年该案破获后追缴回一件“永昌大元帅印”。金印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在网络上也发表了看法，有学者指出该金印主人为张献忠，另外有学者认为金印属于李自成，亦有观点认为属于张献忠帐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笔者对该印章质地、形制、文字等进行分析，并结合此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金印主人、来源及相关历史背景进行考证。
　　“永昌大元帅印”的虎钮和印章在盗掘中分两次被发现，钮与印章背面四个足印正好印合，可证为同一件器物。金印用黄金制成，边长10.3、印台厚1.6、通高8.6厘米，重3.195千克。印面用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六个字，印的背面左右分别刻“永昌大元帅印”和“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印钮为一立虎的形象，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向上卷曲，虎身阴刻线纹表现虎的鬃毛和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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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大元帅印”（文物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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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永昌大元帅印”印背拓本（1）和印面钤本（2）

金印的时代
　　江口沉银遗址目前已被确认为大顺三年（1646年）杨展与张献忠江口大战的战场遗址，文献中对这一历史事件多有记载，201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也基本证明了遗址的性质。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大量财物主要为张献忠历年征战中所获，特别是大西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后，陆续攻占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广西的北部，并于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大量的财物当为张献忠在这个时间获得。而金印作为遗址中发现的最高等级的文物之一，无疑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
　　此前的考证中各方认为印章主人可能是与江口沉银发生同时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李定国、孙可望等人，但鉴于该遗址出水文物来源广泛，大量文物的时代为明代中晚期；[1]另不排除部分文物时代更早，一直保存至明末。故有必要把金印放到大顺二年之前更长的时段去认识，以确定其时代。“永昌大元帅印”从其形制及文字看，应当说有比较明确的时代特征。
　　首先，该金印为虎钮，将虎钮普遍用于印章的是明代及南明的将军印。《明史·舆服志》“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2]如崇祯十六年铸的“荡寇将军印”即为伏虎钮，银质，方形，边长10.4厘米，与金印基本一致，印的字体为柳叶篆；[3]其后南明也继承了明代的形制，多枚将军印均为虎钮。广西玉林发现的永历六年“平东将军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钮与“永昌大元帅印”同为立虎，印面正方形，边长10.09厘米，字体为柳叶篆（图二）。据于凤芝考证为孙可望本人印，孙可望曾为张献忠账下“平东将军”，孙可望复大西军时称号，表明其继承张献忠遗志；[4]广西发现永历三年“援江将军之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蹲踞状虎钮，底边长10.2厘米；[5]贵州道真县发现永历二年“规秦将军之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虎钮，边长10.9厘米，印背刻“以铜代银”，显然南明永历政权因财政困难故以铜代银；[6]另浙江长兴也发现过南明永历三年郑鸿逵“靖虏将军之印”，铜质，虎钮，边长10.9厘米。[7]从以上发现看，“永昌大元帅印”无论从虎钮还是其尺寸都与明代和南明的将军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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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广西玉林“平东将军印”
　　同时金印文字做九叠篆文，与明代将军印的柳叶篆不同。但是明代官印常用的字体，成化时陆容所著《菽园杂记》云：“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到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篆文皆九叠。”[8]另《明史·舆服志》记：“百官印信……俱直纽，九叠篆文”[9]。据张金梁研究，明代之前的宋辽金元，叠篆已经出现，但对叠篆的叠数没有规定；只有明代明确规定了官印必须是九叠篆文。从目前考古发现情况看，不仅明代和南明，在大顺政权、大西政权的官印均使用了明代的九叠篆文，在印章的形制方面也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制度。[10]大西政权建立后，文献载“追收全川文武印信，改铸七叠印文”[11]，后晓荣等认为今所见大西政权印章都是确系“七叠印文”，[12]但事实上这些印信均应采用了“九叠篆”，张金梁认为“九叠篆”的“九”是确切之数，其中独体字及上下、上中下结构的字，从上至下必须要有九条横出现。[13]而大西政权的印章中的一些常用字“印”、“官”“司”等与明代印信并无区别，当为九叠篆，而非记载的“七叠印文”。
　　综上所述，该金印的时代当为明代至南明时期，包括明末农民军的诸政权，印章继承了明代将军印的虎钮及尺寸，同时采用了明代官印的九叠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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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大元帅印”（文物资料图）

印章的主人
　　金印可以确定在明代至南明时期，但其材质及内容与明代的规制存在差异。
　　从印章材质看，明代只有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妃、太子、亲王、亲王妃、亲王世子等皇室宗亲可以使用金宝或印，其它人均无法使用金质。朝廷一、二品官员为银印，三品以下官员为铜印，明代诸将军印也为银印。“明代百官不用金印，是明代皇权专制使然，就是银印也控制得很严，只有位数很少的一、二品官员方能使用。”[14]笔者梳理了明代官员使用金印的情况，仅聊聊数例。《明史》载，“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广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虽宰相行边与部曹无异。惟正德时张永征安化王，用金铸……皆特赐也”，[15]可见使用金印在明代很罕见，且需要皇帝特赐。
　　更多提到金印的则主要出现在明末农民政权的记载中，“献忠遍招诸土司，用降人为诱，铸金印赍之，以易其官”，[16]又“初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间土司难骤服，用降人为招诱，铸金印赍之，以易其章”。[17]此前四川德格发现了“离八寺长官司印”，为鎏金铜印，[18]后晓荣等据此认为文献中的“金印”即为鎏金。[19]另崇祯十五年（1642年）革、左五营的领袖老回回马守应归顺李自成，李自成授予他“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颁给四十八两重的金印一颗。[20]由此可见明代金印除皇帝特赐，其它多出现在农民政权中。
　　同时，明代能称为“元帅”的寥寥无几。明初，在枢密院之下设诸翼元帅府任命元帅、同知元帅等官职统军征战，但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庚午，罢诸翼元帅府，置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21]目前在史料中所见称元帅者，或为少数民族地区酋帅自称，“洪武五年，忠建元帅墨池遣其子驴吾，率所部溪洞元帅阿巨等来归附，纳元所授金虎符并银印、铜章、诰敕。”[22]天启年间，永宁宣抚司宣抚使奢崇明叛乱，“称大梁王，邦彦号四裔大长老，诸称元帅者不可胜计，合兵十余万，规先犯赤水”；[23]或为崇祯自杀后宗室所建政权自称，南明时“宗室朱容籓自称天下兵马副元帅，据夔州”；[24]或为反叛政权自称，如正德七年正月，河南民变，“又置火牌，上书奉天征讨大元帅刘、副元帅赵示”。[25]万历十六年，刘汝国在安徽太湖宿松地区领导起义，自称顺天安民王，“铸铜符，治旗志，大书‘刬富济贫替天元帅’”。[26]可见明洪武以后，并无由明朝廷所封元帅一职。
　　但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多位起义领袖自封或者被封为元帅。《明史·李自成传》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27]可见，即使在明末农民战争的乱世，“元帅”一称亦为最高领导者才能有的称号。即使如罗汝才和马守应作为当时农民军的领袖，一旦归顺李自成，也只能被封为“将军”。
　　而明代作为农民军领袖又能和江口沉银遗址产生联系的，只有张献忠一人，故金印也很大可能为张献忠本人印信。张献忠旗下的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虽然在大西军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亦无可能获得“元帅”称号。
　　部分研究者根据印文中的“永昌”一词，认为李自成曾建年号“永昌”，故该金印主人当为李自成。但李自成建元“永昌”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而该金印是在“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十一月，且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正月已自立；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三月称“新顺王”，不太可能再自封为“永昌大元帅”。
　　李自成农民军不用“印”字入印，这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大顺军印章中已得到证实，大顺政权曾颁布了为李自成及其父、祖避讳的规定，“其一切文书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务、忠、成等十字，不许用”，[28]“印”传为李自成父李守忠的别名，[29]虽然癸未年在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颁布避讳规定之前，但李自成在此前也不太可能使用“印”字。
　　另崇祯十六年农历十一月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起义军在不同区域作战，李自成“十月李自成与明孙传庭军激烈厮杀，之后西进陕西”；而张献忠此时在取得湖南等地节节胜利，正准备年底向西入川，此后双方政权除在川北发生冲突，再无大规模接触，此金印作为与张献忠相关的文物出现于江口沉银遗址中，断不可能是李自成的印信。
　　“永昌”一词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历史上晋元帝和唐睿宗均曾使用“永昌”作为年号，说明其更多代表着长久的含义。《明史》亦记载了天启四年发现秦玺，“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30]故断不能通过“永昌”判断金印属于李自成。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该金印铸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十一月。张献忠于该年五月攻占武昌，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此后向南进军，陆续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次年正月，张献忠进军四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占领成都，其后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此时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自己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次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该金印被废弃不用。大顺三年（1646年），大西政权内忧外患，除了受到南明和清的夹击，内部也叛乱重重。张献忠此时似乎也在寻求妥善的后路。清初四川富顺人杨鸿基所著《蜀难纪实》中载：“贼威令所行，不过近省州县，号令不千里矣。献忠自知不厌人望，终无所成，且久贼之无归也，思挟多金、泛吴越、易姓名、效陶朱之游。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艘，顺流而东”。[31]由此可见，张献忠已计划放弃成都，顺岷江而下，转移财产。但因为杨展的成功阻击，让这一切计划都化为了泡影，而“永昌大元帅印”应当也是本次转移财产的一部分。

■　结束语
　　“永昌大元帅印”是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等级最高的文物之一，对该印章时代及主人的确认对判断遗址的性质以及相应的历史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印章形制及文字内容的考证，笔者认为该印章即为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本人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湖广区域征战期间制作。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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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a。方明、吴天文：《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兼论张献忠江口沉银》，《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
　　b。冷志均：《彭山县江口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2]《明史》卷六八《舆服志》，第1662页，中华书局，1974年。
　　[3]南波：《关于荡寇将军印》，《文物》1978年第2期。
　　[4]a。于凤芝：《广西出土九方南明“永历”官印考》，《文物》1998年第10期；
　　b。于凤芝：《“平东将军之印”考》，《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5]同4[a]。
　　[6]a。王其珍、潘言敏：《贵州道真县出土南明将军印》，《文物》1985年第8期；
　　b。曹锦炎、王小红：《南明官印集释》，《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7]同6。
　　[8]（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五，第186页，中华书局，1985年。
　　[9]《明史》卷六八《舆服四》，第1662页。
　　[10]a。后晓荣、程义：《明末张献忠农民军用印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6期；
　　b。罗福颐：《李闯王遗印汇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11]（清）阙名：《纪事略》，《晚明史料丛书》，第43页，中华书局，1959年。
　　[12]同10[a]。
　　[13]张金梁：《明代朝廷玺印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文章中对其它结构的字体的九叠如何书写亦做了介绍。
　　[14] 张金梁：《明代朝廷玺印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
　　[15]《明史》卷六八《舆服志》，第1663页。
　　[16]（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卷七，《丛书集成续编》，第57册，第33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
　　[17]（清）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〇，第225页，中华书局，1985年。
　　[18] 扎西次仁：《甘孜州发现大西农民政权的一方鉴金铜印》，《四川文物》1984年第4期。
　　[19] 同10[a]。
　　[20]（清）钱轵：《甲申传信录》，第104页，上海书店，1982年。
　　[21]《明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2页。
　　[22]《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列传·湖广土司》，第7985页。
　　[23]《明史》卷三一二《土司列传·四川土司》，第8056页。
　　[24]《明史》卷二七九《吕大器传》，第7143页。
　　[25]（明）谢蕡：《后鉴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二《刘汝国传》，第220页，中华书局，1962年。
　　[27]《明史》卷三〇九《流贼列传·李自成》，第7959页。
　　[28]（清）李学裕：《肥乡县志》卷二《事纪》，第25页，雍正十年。
　　[29]（清）钱轵：《甲申传信录》，第101页。
　　[30]《明史》卷二四二《程绍传》，第6283页。
　　[31]（清）杨鸿基：《蜀难纪实》，附于段玉裁编：《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乾隆四十二年。
　　（本文原载于《四川文物》2018年第3期，作者李飞为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副领队）

碾铁路 · 发表于: 2017-7-2 09: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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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铁路 · 发表于: 2017-7-2 09: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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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欲的由来
7枚银锭引发“淘宝”潮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这首流传数百年的童谣，成为无数人追寻张献忠财宝的口诀。1999年，国内报刊网站曾以《解读“千船沉银”之谜》为题，对江口沉银传说作了大规模报道。6年后，一次偶然揭开了“千船沉银”之谜。
　　2005年4月20日上午，彭山县修建城市供水引水工程过程中，在江口镇岷江河老虎滩河床挖出了7枚银锭，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明代银锭，属国家珍贵文物。
　　此后，江口岷江河域有沉银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附近居民“淘宝”捡拾，“最开始村民使用铁锹、锄头等农具只是在江边随便挖挖，后来便有不少人开始学习潜水，买专业的潜水工具到江中探宝。”办案人员介绍，这些人员有专业的潜水装备，配备了金属探测仪，当探到金属物质时，他们一边清理泥沙一边继续探测，最后他们将剩下的物质全部捞到船上进行分拣清理。

冬夜巡查
1公里江面现20多艘渔船
　　2014年初，彭山警方获得确切消息称，江口镇岷江河道附近的部分村民，利用专业设备夜间潜入“江口沉银遗址”河道区域内，盗挖文物后卖给文物贩子，高价倒卖到外地赚取暴利。
　　当年5月1日，彭山警方经过初查后成立专案组展开秘密调查。“案件前期侦查工作绝对保密，当时参与侦查的只有我们四个人。”办案人员说，由于人手有限，线索数据量大，处理整合数据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侦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年多，才将整个利益链条慢慢摸清，案情进入侦破阶段。”
　　12月的一个夜晚，办案人员骑着摩托车，往江口镇政府驶去。进入岷江大桥前，他关闭了车灯。在离江口镇政府还有数百米之外，他靠边停车，步行前往。
　　深夜12点的江面一派热火朝天，虽然船只都没有开灯，但船上有人打手电筒，他借着微弱灯光发现，一公里长的江面上，居然有二十多艘渔船。
　　接近江口镇政府处，两个黑影从路旁窜出，他吓了一跳。两人下身穿着潜水服，双手抱着潜水服上半部分，横穿过四米宽的古街，径直向岷江河滩跑去。再一抬头，古街边的居民二楼上，不少中年人正在打望，他推测应该是下水盗宝者的父母。“后经调查，确实是家族式作案。”

秘查一年收网
同步抓捕6个盗掘团伙
　　这样的夜巡，让办案人员搞清了下河通道、船只数量、人员组成等情况。经过反复侦查，以盗掘“江口沉银遗址”文物为目标的6个盗掘团伙、3个倒卖团伙，总计40余名涉案人员被逐渐摸清。该案涉及全国十多个省市，涉案文物百余件，涉案金额过亿。
　　2015年4月25日，眉山警方抽调212名民警组成抓捕行动队，分成8个抓捕组对已掌握的6个盗掘团伙骨干展开了同步抓捕。而事实上这200多位民警中，只有办案核心成员知道案情，大部分人只知道在什么地方抓捕什么人。
　　“当时不止老婆家人不知道我这一年在忙什么，连参与抓捕的民警也不知道案情。直到抓捕结束后，整个眉山都知道情况了，家人才知道原来是在忙这些。”办案人员说。

突破审讯难点
恶补文物知识成“专家”
　　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专案组将涉案人员分别羁押在四川省4个市州的十余个看守所进行审讯。由于作案时间跨度长、线索纷繁复杂、加之犯罪嫌疑人之间定有攻守同盟等原因，审讯并不顺利。
　　“当时压力很大，连着两天熬通宵之后，躺在床上仍然睡不着。”办案人员介绍。对此，专案组一方面对主要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一方面开始政策攻心。
　　对于犯罪嫌疑人辩称自己没有倒卖文物，所谓的文物是假的，或者称文物不是“江口沉银”的产物，办案人员通过上网、看书、查资料了解文物的背景、年代、真伪等情况，“必须变成这方面的专家，才能去驳斥他们。”办案人员说。
　　为了在审讯中攻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办案人员介绍：“通过跟他们交流，我们彼此熟悉了、成为朋友，他才会告诉你线索。”随着工作的深入，犯罪嫌疑人开始交代自己涉嫌的违法犯罪事实，并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两次赴山西周旋
从富商手中追回张献忠金印
　　专案组结合前期侦查掌握的线索，逐步梳理出了康某等多个倒卖文物团伙，追赃工作迅速分线展开。
　　2015年8月初，专案组发现文物商人李某涉嫌大量交易“江口沉银遗址”内的被盗文物，立即派出工作组抓捕。李某闻风而逃，专案组一行4人辗转4个省，终于在青海将李某抓获，追回涉案文物22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3件，包括“长沙府天启元年五十两金锭”1枚（一级文物）、花鸟、龙纹金腰牌2个（二级文物）。
　　案件中期，追缴张献忠金印成了此案的首要任务。据了解，“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1643年农历11月，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
　　经进一步侦查，发现该金老虎印几经转手后流向了山西省一名富商。2015年10月，专案组与该富商进行了正面接触，经过十余天的时间，他承认与成都某商人有过文物交易，但否认与其有过金老虎印、金银册等涉及彭山的文物交易，这让追赃工作陷入了僵局。
　　2015年11月30日，经过取证，专案组再次来到山西，经过多次周旋，终于成功从该富商手里追回涉案文物100余件，其中包括一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一级文物）、一株摇钱树（一级文物）、七张金册（一、二级文物）。
　　成都晚报见习记者：闫宇恒（警方供图）

碾铁路 · 发表于: 2017-7-2 09: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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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江口沉银”特大盗案
▲　2016年全国破获的最大文物案
▲　历时两年多转战10多省份
　　专案组民警辗转北京、山西、浙江、西藏、青海、云南、
　　辽宁、山东、内蒙古、重庆等省份，行程10余万公里
▲　追回文物1000余件
　　其中，国家珍贵文物100多件，包括国家一级文物大
　　元帅金印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　涉案文物交易金额3亿余元
▲　打掉盗掘文物团伙10个
▲　摧毁倒卖文物网络9个
▲　抓获犯罪嫌疑人70余人

碾铁路 · 发表于: 2017-7-2 09:53:01

源自：成都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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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已于今年4月结束为期3个多月的首期考古发掘，共出水文物超3万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此之前，四川眉山警方已经破获“江口沉银”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累计追回文物1000余件，其中包括“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在内的国家珍贵文物100多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物案之一。
　　昨日，侦破该案的立功集体和个人分别受到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和眉山市的表彰，包括集体一等功一个，个人一等功2人、二等功7人、三等功7人。办案民警向记者披露了这起2016年全国破获的最大文物案。

江口“淘宝”
从传言到盗掘倒卖
　　2005年4月
　　彭山县修建城市供水引水工程过程中挖出7枚银锭（属国家珍贵文物），消息传开，附近居民先是到江边随机会挖掘捡拾，后来演变为用潜水装备和探测工具到江中探宝
　　2014年初
　　彭山警方获知，有人用专业设备夜间潜入“江口沉银遗址”河道区域内，盗挖文物后卖给文物贩子，高价倒卖到外地赚取暴利
　　2014年5月1日
　　彭山警方经过初查后成立专案组展开秘密调查
　　2015年11月30日
　　专案组从山西富商手里追回涉案文物100余件，其中包括一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等国家一、二级文物
　　

小姑凉可爱 · 发表于: 2016-10-20 09:07:00

被追回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印面为九叠篆文 j5tW-fxwvxzf7031412.jpg 保存到相册

染姐 · 发表于: 2016-10-20 0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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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姐 · 发表于: 2016-10-20 08:24:00

源自：华西都市报

争议年号及大元帅称号有疑问，金印不见得为张献忠所有
共识加大金印研究，可填补明史空白，还原更多历史信息
　　“张献忠部队中，没有人用过‘大元帅’这个称号，为何推断金印是张献忠所有？”10月18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清史专家周远廉，在看过华西都市报江口沉银系列报道后，发出疑问。
　　同样发出疑问的，还有周远廉师弟、巴蜀文化专家、《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永昌’不是张献忠的年号，而是李自成的。这个永昌大元帅到底是谁？”
　　专家们提出疑问的金印，正是在本次“张献忠沉银”被盗挖倒卖案中，被警方追缴回的国家一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据犯罪嫌疑人供述，此印确是从彭山江口沉银遗址附近摸出。同时，参与本次文物鉴定的中国钱币博物馆专家也向记者表示，金印几经鉴定，推断应是张献忠所有，对其加大研究，可填补明史空白。

学界发问
永昌大元帅到底是谁？
　　张献忠部队中，没有人用过“大元帅”这个称号，为何推断金印是张献忠所有？
　　“永昌”不是张献忠的年号，而是李自成的。这个永昌大元帅到底是谁？
　　86岁高龄的文史学者周远廉，就住在张献忠宝藏所在地彭山。作为彭山女婿，他在这里已经住了7年。从老人的窗外望去，便是彭山江口。800万金印转手卖了上千万？周远廉对此并不关心，他只是对金印主人生疑。在他的印象中，张献忠部队里，好像没有大元帅这个称号。
　　周远廉在川大历史系的师弟、50年前就开始研究张献忠的袁庭栋，也在青城山下呼应：“师兄记忆不错，张献忠部队里，确实没有大元帅这个设置。”
　　袁庭栋说，看了相关报道后，他也感到很奇怪。他虽坚信张献忠曾和杨展，在彭山江口有过一场激战，并以张献忠大败收场──“张献忠不擅长水战，遭打是必然的，掉了一些宝物在河中，也是符合情理的。”但虎钮永昌金印，在袁庭栋看来，却不见得是张献忠本人的。
　　“张献忠没有称过大元帅，他手下全是干儿子，都称将军，也没有大元帅这个设置。”袁庭栋说，永昌更不是张献忠的年号，而是李自成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一开始算是共侍一主，但后来各自起家，一南一北，没有什么交集。”
　　袁庭栋还表示，张献忠称帝后，曾有李自成麾下马科入川北，被张献忠打败。“但马科只是个偏将，不可能持有大元帅印，所以还是无法解释。”
　　不仅学界生疑，网上有关这金印的归属，也引发了网友激烈讨论，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李自成的、有人认为是张献忠的。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张献忠给义子李定国的，但此言一出，立即有人反驳：“估计是给孙可望，晋王（李定国）那时在大西的地位不如孙可望。”

专家推断
据盗掘实物及伴生关系
推断金印为张献忠所有
九叠篆文说
　　“当时张献忠虽然没有称帝，但根据金印材质、篆书等来看，应是张献忠本人持有”
　　彭山江口盗宝大案，被列为2016年全国文物第一案。历时近3年，警方追回的上千件文物，经4名国家文物专家鉴定，有100件属于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尤为引人注目。
　　据彭山警方提供的专家意见显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印面文字为九叠篆阳文“永昌大元帅印”，印台上阴刻“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吉日造”。该金印铸造于1643年农历十一月，应是张献忠自封“永昌大元帅”时铸造。该金印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
　　在彭山区文管所所长吴天文看来，这枚金印应该是张献忠持有无疑。“根据‘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上所刻的信息显示，金印铸造时张献忠还没有称帝，所以刻的是永昌字样，并不是大西字样。”
　　吴天文说，这枚金印用九叠篆刻有“永昌大元帅印”字样。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象征着极高的身份。“当时张献忠虽然没有称帝，但根据金印材质、篆书等来看，地位已经很高，应该是张献忠本人持有。”
　　张献忠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主办侦查员罗阳说，金印确系在江口沉银遗址被盗挖，警方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掌握的各项证据，显示金印最终被西北某商人买走。“罗阳说，“金印第一次出手，就卖了800万，文物商人都很把细，这么大的生意，都是经过反复鉴定，肯定是张献忠的文物，才卖得到这么高的价。”

年号互用说
　　“张献忠和李自成，历史上就曾有过互用年号的情况。”
　　一位曾参与鉴定的中国钱币博物馆专家，向华西都市报记者表示，2015年6月，他和另外3名国内文物专家，开始着手鉴定彭山所缴获的千余件文物。由于涉案文物十分珍贵、数量较大，历经五次鉴定，才完成最终鉴定工作。
　　“这其中的100件珍贵文物，都是经过专家反复鉴定，才确定下来。特别是其中的8件一级文物，更是慎之又慎，鉴定结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该专家说，“彭山江口出土的文物，数量大，珍稀度高，在全国都实属罕见，可以说，相当于第二个三星堆。”
　　这名专家说，在给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下结论时，还专门查阅《明末农民战争史》等相关史料和著作。该专家说，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确实没有查到张献忠与“永昌”、“大元帅”之间，有联系的记载。但根据盗掘实物及其伴生关系，推断其为张献忠所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张献忠和李自成同为农民起义军领袖，两人分分合合，历史上就曾有过互用年号的情况。比如张献忠曾铸‘大顺通宝’，而‘大顺’，恰恰就是李自成政权称号。所以，张献忠用李自成的年号自封，也是可能的。”该专家说，“我们用荧光检测仪器进行无损鉴定显示，金印符合那个时期（1643年）金银铸造成分。加上其他文物反映出的伴生关系，因此我们判断，这是张献忠在称帝之前所铸造持有。”
　　“虽然明史上没有这些内容，但实物可以还原部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枚金印的研究，还可以填补明史空白。”该专家说，“也希望彭山方面能够组织有关专家，对张献忠有关文物加以研究，以还原更多历史信息。”
　　对此，袁庭栋也认为，在进一步研究之前，不好下定论。“我本人非常同意，对江口沉银进行抢救性发掘。张献忠对四川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蛋，光靠史料还不够。”袁庭栋说，看清历史人物，关键在于文献和出土实物，彭山江口出土的每个实物，都是研究张献忠和四川历史的珍贵文物，值得大加研究。

嫌犯供述
虎钮金印均从江口摸出
　　华西都市报记者多方证实，虎钮金印出自一个4人盗掘团伙。犯罪嫌疑人宋某在陆续摸出金老虎、金印后，瞒着团伙两名成员，伙同王某，以800万高价卖出。
　　宋某今年34岁，有着11年的潜水经验。2013年清明节晚，彭山区江口镇对面的岷江河畔，在夜色的掩护下，宋某身着潜水服下水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下潜水下不到三米处，居然摸到一个“金坨坨”。“拿在手上分量很重，当时感觉就是个金属。”出水一看，宋某吓了一跳：一只金老虎栩栩如生！
　　宋某没有向所有同伙报告这一让人激动的消息，而是只告诉了其中一人老王。80万！文物商人袁某，在看过金老虎后，给宋某、王某开出80万元的收购价格。但宋某想再等等，看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
　　3天后，在同一位置，借着夜色，宋某再次下水。他特意选了离发现金老虎不远的地方再碰碰运气。果然，在发现金老虎10多米的地方，不到3米的水下，摸出了一方金印！后经了解，上书“永昌大元帅印”！
　　更让宋某兴奋的是，这枚金印上有四个凹陷，刚好和之前摸到的金老虎四足契合。这是一枚虎钮金印！80万的金老虎，配上金印，袁某开价800万，收下这枚金老虎帅印。
　　袁某交代，经他介绍，这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和金册、银锭等珍贵文物一起打包，以1360万元的天价，卖给了西北某省商人范某。
　　参与办案的民警介绍，宋某和袁某在买卖过程中，也都认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等宝物，系张献忠所有。“买卖过程中，大家对此也没有什么异议。”

⊙记者：李庆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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