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道早期史考述

八神 · 发表于: 2016-11-3 15:57:00

源自：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8月

　　金牛道又名石牛道，是汉中通往成都平原最大的交通动脉。以往大家讨论的重点在金牛道线路走向和历史作用上，对其早期形成过程关注不多。先秦时期是金牛道的开辟、形成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的推动下，伴随商周时期关中、陕南和成都平原文化交流高峰的到来，金牛道得以开发和成形。经过战国中期两次大规模的开凿和整修，金牛道道路形制、路况大幅改善与进步，最终形成了后世称之为秦汉金牛道的交通道路。为此，笔者利用以往的史书记载和新近的出土文物，对金牛道早期历史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商周之际金牛道的初步开辟
　　金牛道的开通过去多认为在战国后期，即公元前 4 世纪末秦灭巴蜀之际。其主要依据是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的“石牛便金”“五丁开道”故事：
　　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土地，秦当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王以为金，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1］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2］
　　其实，扬雄这番颇具神话色彩的记述并不准确。细审文献，扬雄在强调“秦亦无道出于蜀”的同时，又说“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本身就存在矛盾。斜谷在北，褒谷在南，秦惠王既然与蜀王一行相遇褒谷，可知，关中与汉中已有道路相通; 反之，蜀王率万余人东猎褒谷，队伍如此浩浩荡荡，则广元以上至汉中的交通必然也已经达到相当水准，而不必待五丁开辟了。更何况，早在春秋前期，蜀国开明氏王朝第二代君主“卢帝攻秦，至雍”［3］122，陕南汉中盆地一带，此时已纳入蜀国北部版图。从早已长期踞有汉中地区角度而言，蜀王由蜀地至汉中，此种交通行为应当由来已久。所以，东晋人常璩撰《华阳国志》便不取《蜀王本纪》“秦亦无道出于蜀”说法，而是首先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再述蜀王“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
　　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3］123。周显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 368～前 321年。所谓“使使请石牛”“乃遣五丁迎石牛”“怒遣还之”都应是此次秦蜀交通活动中发生的几次重要的交通事件，反映的均是有道路可行的情形。所以，常璩指出：“及武王伐纣，蜀亦从之。《史记》：周贞王之十六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4］无独有偶，北魏郦道元论述金牛道开辟时，在引来敏《本蜀论》“石牛便金”、“五丁开道”故事后，也明确指出“厥盖因而广之矣”［5］。认为金牛道成为秦灭蜀大军通行的大道，应是在蜀人原有道路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改造的结果，绝非新开之路。常璩、郦道元此说确为不易之论，分析精当，令人信服。而所谓“五丁”，据蒙文通考证，并不是什么从天而降的五个大力士，实际是蜀所推行的五家为伍，家出一人的劳役组织形式。［6］正是古代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开山凿石在极其险峻的悬崖深谷中开出了一条连接秦蜀的通道。既然秦惠文王“五丁开道”之前金牛道就已存在，那么，它的开通早到何时呢?
　　金牛道是汉中通往成都平原的交通动脉，从汉中至蜀，无论是故道、褒斜道还是其他道路，均须经过金牛道到达成都平原。已有研究表明，故道、褒斜道早在商周之际即已开辟，金牛道作为入蜀咽喉，其开通时间当与故道、褒斜道大体在同一年代。这在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印证。
　　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上游支流浅溪河南岸的广元中子铺遗址，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碳十四测定为距今约 6000～6700年，发掘者指出，遗址原生堆积中出土的陶三足器的柱状小实足与陕西前仰韶文化的同类器形颇为接近［7］。而陕西前仰韶文化即老官台文化，见于汉水上游和嘉陵江上游的即有西乡李家村、何家湾、二里桥、土地庙、南郑龙岗寺、汉阴马家营、阮家坝、石泉后柳、宝鸡北首岭、关桃园、高家村、略阳居家院等遗址。陕西前仰韶文化因素在四川盆地的存在，说明连接川陕间的早期道路已经实现了文化沟通的职能。黑皮陶是陕南汉水上游龙山文化的代表陶系。而广元张家坡、邓家坪、绵阳边堆山和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址，均出土了具有汉水上游龙山文化特点的黑皮陶。在陕南城固宝山遗址二、三期龙山文化遗存中，发掘者同样注意到“宝山二、三期遗存与以川西平原为主要分布区的宝墩文化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宝山二期陶器的链环状堆塑纹和禽爪迹状纹饰，也见于宝墩文化陶器上。宝山三期遗存的宽沿折腹尊，在宝墩文化中有不少发现。与前者常见器类宽沿大口缸相似的器物，亦见于后者”［8］。同时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种种迹象表明，自龙山文化晚期开始，汉水上游受到巴蜀文化相当大的影响，开始具有更多的早期巴蜀文化的因素，以至有学者认为“可以说是巴蜀文化的范畴”［9］。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关中、陕南和成都平原重要遗址中表现出的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揭示了汉水上游与川北、川西地区存在联系的线索，而沟通联系的通道，根据遗址分布状况，有可能是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群北上，经边堆山、中子铺、邓家坪、张家坡等嘉陵江沿岸遗址，进而循嘉陵江河谷进入陕南，溯源以至凤县、宝鸡。这应是后来著名的金牛道、故道的前身。
　　进入文明时代，成都平原兴起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这两个前后相继，代表了早期古蜀文明兴盛期的青铜文化，并与关中、陕南地区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文化联系和交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联系和交往的主途径，在晚商前后阶段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在夏代及商代前期，三星堆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和重庆沿江地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区及交互作用区包括了鄂西地区却未延伸至陕南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夏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均在狭义的中原地区，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以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主要都是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但“到了殷墟时期，商文化与四川盆地联系的途径似乎发生了变化，溯汉水而上进入陕南安康盆地和汉中盆地，而后再进入四川盆地这条路线好像比通过三峡进入四川盆地这条路线更加重要”。这一变化，表现在考古学文化分布上，“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中心这时也不再限于成都平原，在陕南汉中盆地不仅成为继三星堆文化发展起来的十二桥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而且好像正在成为十二桥文化分布区的另一个中心。汉中盆地大量的这一时期的铜器群就是这一现象的实物例证。从商代末期开始，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开始翻越秦岭与关中西部的周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陕西宝鸡县部分秦岭山口地区从商代末期到西周中期已经成为四川盆地新的青铜文化新一村文化与周文化的接触区域”［10］。而之所以会出现三地交流主途径的巨大变化，以及形成历史上关中、陕南和成都平原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交流高峰，当与自晚商阶段商文化逐渐退出关中，周人的崛起和西周王朝政治中心偏处关中地区这一历史背景直接相关。考古发现体现的这一时期关中、陕南和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的亲近，蕴涵着大量交通方面的信息。如果说文化面貌相似者，必有文化交流，有交流就有道路可通，文化面貌越接近，文化交流就越频繁，道路利用率就越高，考古学所揭示的关中、陕南和成都平原这一从晚商开始，并在商周之际形成高潮的三地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多彩图景，就有可能说明三地之间在此时已有道路可通。道路开辟与商周之际三地出现的第一个交流高峰和周文化的崛起及王朝代兴有关，以至可以说是商周之际政治文化演变的直接产物。以地理形势和商周历史发展进程论之，无疑就是从关中西部穿过秦岭，通过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河谷传入成都平原的通道，即后来的故道、褒斜道和金牛道。
　　史籍关于商周与蜀关系的记载，也为金牛道在商周之际开通提供了有力证据。周原甲骨文中的“伐蜀”“克蜀”，学者大都认为属周文王时期。王辉考证这里的“蜀”在四川及陕南一带。［11］文王伐蜀自当是利用褒斜道和金牛道南下。可见文王时这条道路已经开通。文王伐蜀，以克蜀告终，蜀国从此成为周之南土的重要盟国。武王克商时，蜀师作为中坚力量，参加作战。即《华阳国志》所说的“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支随武王伐纣的蜀师由蜀地北上，也应是循金牛道到汉中，经褒斜道至关中这条线路。印群在《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提出，“随武王伐纣的蜀人应非四川盆地之蜀人。……应是居于巴山以北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地一带以及后来向北过秦岭的早期蜀文化之人。”虽有一定道理，但缺乏有力证据。西周早期青铜器班簋有“秉繁蜀巢命”［12］铭文，是说周天子特授继承了虢成公职位的毛公掌管繁、蜀、巢三个蛮夷之邦的职权。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中亦有“翦繁”的记载。一说繁在今河南新蔡北的繁阳。李学勤则认为繁即汉代的繁县，在今四川彭县西北，原新繁县北 20 里。近年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114 晋侯墓出土一件铜甗，铭文记载了周昭王十八年王命南宫伐虎方，即崇拜白虎的巴人，又令晋侯燮父出使于繁。李学勤分析：“周朝出军讨伐巴人，为什么要遣使到繁。这是因为繁居蜀国之北，或许是蜀的北部，故而征巴有必要安抚繁以及蜀。”《班簋》之所以连称繁、蜀，也是因为“《华阳国志》讲巴、蜀同囿，彼此关系密切，伐巴自然有必要派使臣安蜀。至于那时繁、蜀是否两个诸侯国，尚有待更多发现证明，我个人仍觉得繁只是蜀国的一部分”。［13］若李氏之说无误，则晋侯燮父使繁必然是经由褒斜道或故道，再沿金牛道而达蜀国。这也意味着，西周初年从四川盆地至关中的交通线已经开通。
　　二、战国秦经略巴蜀与秦汉金牛道的形成
　　根据考古资料，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四川盆地与关中曾有长达数百年交流的低潮期。文献记载显示，直到秦文公时，秦蜀才始见经济文化往来。《史记·货殖列传》载：“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反映秦地的许多物资，由蜀运来。卷十五《六国年表》等中则记有秦蜀两国的政治交往和接触。如“秦厉共公二年（前 475）蜀人来赂”。又载秦惠文王元年（前 337），“楚、韩、赵、蜀人来朝”。从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 451）到秦惠公十三年（前 387年）两国又围绕南郑展开了长达 65年的争夺。《华阳国志》载，蜀王杜宇“以褒斜为前门”、开明二世曾“攻秦，至雍”。但由于西周中期以后，周王室重心东移，至春秋最终东迁洛邑，其时秦国尚未强大，又东与晋国相争，故秦蜀间的往来远未此前频繁。历时 65年的秦蜀南郑之争，正说明两国缺乏交往的基础。至战国中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国力逐渐强大，开始了蚕食山东六国逐渐统一天下的行动。作为关键一步，秦惠文王将战略重点转向西南汉水上游及蜀地，以为东进的战略基地。此乃秦统一全国的一次重大战略性布局调整，金牛道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秦人有以交通建设促成政治军事进取条件成功的传统。史称秦惠文王即位后，一面与蜀王通好，互赠馈遗，一面寻找南下伐蜀的大道。前引《华阳国志》等记载的秦惠文王南下“褒汉”“谷中”，与蜀王相遇，实际上可看作寻找南下伐蜀通道的一次实地考察。从文献记载的秦惠文王确定出兵伐蜀的战略决策过程，也可以看到蜀道交通条件是影响秦国战略方针制订的主要因素。《史记》卷七○《张仪列传》载：“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因此在“伐韩”“伐蜀”间“犹豫未能决”，说明秦蜀交通条件是决定伐蜀之役胜负的关键因素。而“道险狭难至”，根据文献推断，主要是指从汉中至成都的蜀道南段，即金牛道通行条件艰险，有待于重新整修，开通大道与改善交通，否则以辎重车辆和战马组成的秦国军队便很难畅通地开进这一地区，即使是征服之后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就有了“石牛便金”，“五丁开道”的开凿和整修金牛道的故事。
　　由秦国主导，秦、蜀两国合作完成的“五丁开道”，是战国时期金牛道首次大规模的开凿和修筑。但撇开故事的神话表象，文献对此次开凿和修筑具体情形的记载相对简略。《蜀王本纪》称：“五丁力士拖牛成道”，北魏阚骃《十三州志》曰：“五丁共引牛成道，致之成都。”［14］《括地志》载：“五丁共引牛，堑山堙谷，致之成都。”［15］与前两书相较，后者多了“堑山堙谷”的描述。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唐宋文献。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八《巴蜀》引唐代诗人陈子昂之说，认为五丁力士凿山开道工程包括了“凿通谷”和“栈褒斜”两项内容：“蜀昔时不通中国，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诸侯，以为不兼賨，不取蜀，势未可举，乃用张仪计，饰美女，谲金牛，因间以啖蜀侯。蜀侯果贪其利，使五丁力士凿通谷，栈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险阻不关，山谷不闭，张仪蹑踵乘便，纵兵大破之，蜀侯诛，賨邑灭。至今蜀为中州。”［9］所谓“栈褒斜”即是在褒斜道上修筑栈道，不属金牛道范围。“凿通谷”则是对金牛道的整治。“凿通谷”可作两种解释：一是“凿山于通谷”，一为“凿山以通谷”。李之勤认为以前者解释为宜。［16］其实二者并不矛盾。通谷可指通谷镇，为唐金牛县、宋金牛镇所在，在今宁强县大安镇代家坝。这一带山高谷陡，水流深急，所以开凿和修筑道路，自然需要“凿通谷”，整治这一带名为通谷、通谷水和通溪的山谷、河谷、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但既然是开凿和修筑通往蜀地的道路，“凿通谷”自不会仅限于通谷镇一带，这里的“通谷”还应指金牛道沿途一般的山谷。有关史料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 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卷二《汉中志》亦载：“梓撞县，（梓潼）郡治，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力士所拽蛇崩山处也。”文献提到的梓潼即今梓潼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已在金牛道南段上。所谓“堠”，即古道路记程的土堆。秦送蜀女，五丁迎接的过程十分艰难，是金牛道早期开通历史真实的反映。
　　因应交通需求变化，整修后的金牛道形制、路况等均有明显改善与进步。这样从关中出发循褒斜道到汉中，再接金牛道构成了一条贯通关中和汉中、蜀中的完整而便捷的交通路线，即褒斜道—金牛道，亦即《蜀王本纪》所说的“秦道乃得通”。这里明确将秦国通往蜀地的道路称为“秦道”，它应是目前文献所见金牛道最早的名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 316），秦军循此道顺利实现了灭蜀灭巴的战略意图。《史记》卷七○《张仪列传》张守节《正义》引《华阳国志》谓：“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今本《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则作：“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就两书记述的不同，任乃强解释说：“《史记正义》引作‘从子午道伐蜀’，当是张守节据误本。宋刻‘从石牛道’，与上文相应。石牛道，谓自汉入蜀之西道。其路线，自汉中入阳平关，循水道至葭萌，自葭萌溯清水河谷，逾马鸣阁（今马角壩）至江油（今彰明），历涪、雒，至成都。与今宝成铁路线同。”［4］秦伐蜀路线应是经过秦岭从褒斜道，再由巴山南行从石牛道（金牛道），挥师入川，在四川盆地北缘击败蜀国军队，蜀王南逃武阳（今彭县）时，被秦军所追杀。蜀国太子率领蜀国残余势力向川西南退却时，也被秦军追杀。蜀国至此灭亡。同年，秦军又挥师东下，一举灭了巴国。其后，司马错、甘茂、张若等又多次带兵入蜀平叛，直到秦昭襄王六年（前 301）“定蜀”［17］，其进军路线也应是循金牛道。
　　秦灭巴蜀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华阳国志·蜀志》载司马错、中尉田真黄之言：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战国策·秦策一》中也有类似记载：“取其地。足以广国也; 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秦灭巴蜀后，将巴蜀故地作为其东灭楚国，进而统一全国的后方基地，因而对当地的道路，尤其是联系首都咸阳和汉中、成都的金牛道、褒斜道等蜀道，修筑不遗余力。到范雎相秦的昭襄王末年，不过七十多年，便形成了秦蜀之间“栈道千里”的交通新格局。
　　所谓“栈道千里”，《史记》中有两种说法，其一见于《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5年），燕国游士蔡泽对秦相范雎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战国策》卷五《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则记作“栈道千里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其二见于《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在论述巴蜀富饶时称：“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仔细推敲上文，二者其实是有所区别的。“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或“栈道千里于蜀、汉”，是说栈道以关中为中心，指向汉中、四川，具体包括褒斜、金牛两道; 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一方面称颂栈道“无所不通”，另一方面又强调该栈道还受“褒斜绾毂”，可知它是特指巴蜀北通关中的金牛道。
　　栈道工程技术的出现属战国时期独一无二的交通建设。对金牛道而言，更是一次巨大改造。无论从其里程看，还是从其基础条件看，其工程规模都远大于后来汉代两次修复褒斜道的总和。实际上是金牛道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凿和整修。经此建设，金牛道最大变化是相当一部分道路由过去只能供人畜行走的狭窄谷道、山路，经加宽路面和开凿栈道后，转为可通马车的大道。金牛道等蜀道通行条件的大幅度改善，使得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这两处公认最早的“天府”相互连接，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整体。在秦国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巴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持。
　　战国时期，秦在经营巴蜀过程中，逐步开凿和修筑了后世称之为秦汉金牛道的线路。这条线路是金牛道建设史上的第一条线路，其主要特征是自汉中入蜀需经行今青川县东北营盘乡的白水关。张仪、司马错攻蜀走的就是这条线路。与后来的循嘉陵江的唐宋金牛道、明清越五丁关、龙洞背的明清金牛道相比，白水关线路里程最长，其间又有大、小剑门飞阁险道数十里，但白龙江、清江河河谷，除个别夷险段落外，道路通行条件一般还属平坦易行，故至秦汉南北朝时期这条线路一直得到频繁的利用。而秦汉金牛道的形成，为以后二千多年川陕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　参考文献
　　［1］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八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45
　　［2］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四·兽部中引蜀王本纪［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1626
　　［3］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二·序志［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27
　　［5］郦道元.水经注疏：卷二七·沔水［M］.杨守敬，熊会贞，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1989:2308
　　［6］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65
　　［7］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M］//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257 －265
　　［8］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75 －176
　　［9］魏京武.陕南巴蜀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M］//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220
　　［10］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9 －40
　　［11］王辉.周文王克商方略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14 －22
　　［12］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J］.文物，1972（9）：2 －3
　　［13］李学勤.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C］//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3 －5
　　［14］阚骃.十三州志［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西北稀见丛书文献：卷 6.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255
　　［15］李泰.括地志辑校：卷四·梁州［M］.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198
　　［16］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2）：48 －59
　　［17］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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